2015年9月11日 星期五

余杰 - 殷海光為何能看穿共產黨的假面?──從《中國共產黨之觀察》談起

想想論壇   2015年9月3日

自視甚高的臺北市長柯文哲以為可以玩轉中共,意得志滿地飛赴上海演出「雙城記」。結果,他自己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間:不僅像被套上馬鞍的馬一般,重複九二共識及「兩岸一家親」的謊言;而且還像小學生一樣被安排參觀中共一大會址,接受中共偽造的黨史教育。柯文哲沒有在中共的統治下生活過,當然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就連那些老謀深算的國民黨政客,一個個都是共產黨的手下敗將,更何況柯文哲這樣一位過於輕敵的政治素人?尤其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柯文哲在被問到參觀中共一大會址的心得時,笑著表示,參觀時想,當年只有十三名黨員,後來居然變成這麼龐大的組織,覺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滿厲害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更可以鍛造出中共這個冠絕古今、禍害全球的極權主義政黨。如果柯文哲要向中共這個最初只有十三個「破落戶」、二十多年後卻席捲天下的政黨學習,還不如向希特勒和他的跟班們學習——希特勒和早期的納粹黨徒,當初更是一群誰也看不上眼的流氓無賴、烏合之眾,卻能在更短的幾年時間內,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執政,終結魏瑪共和國,並在數年間就創造出德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大大超越英國和法國的奇跡,而且戰爭一爆發就勢如破竹地佔領了大半個歐洲。那麽,柯市長為什麼不拜希特勒為師呢?中共對人類文明的破壞,可以跟納粹相媲美。如果跟納粹學習,有違自由和正義的原則;那麽,跟中共學習,為什麼可以當作一句輕鬆的笑話來講呢?

柯文哲表示,他對歷史很有興趣。但是,他的一系列言行顯示,他的歷史乃至整個人文素養存在嚴重欠缺。這是台灣的醫師教育內在的缺陷,柯文哲是其犧牲品,不可苛責之。但是,柯文哲可以積極展開「自救」──通過閱讀填補知識結構上的漏洞。我想,柯文哲一定沒有讀過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寫的一本小書《中國共產黨之觀察》。如果他在臨行前讀過這本書,就不致在跟共產黨交手時,出現「虎落平陽被犬欺」的悲劇情勢。所以,我要好為人師地為柯文哲推薦這本好書。

相信共產黨就是自取滅亡

在中國贏得抗戰勝利、共產黨乘勢發難的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殷海光猛然發現,「中國共產黨問題是攸關中國民族的歷史與生命之存亡絕續的重大問題」,便率先研究此課題。他「驚訝於千千萬萬的人在此欺騙之中而不知欺騙之存在」,「不願漠視這種欺騙所加於國家和人民的災害」,遂埋頭寫出這本小書。他用純正的自由主義價值,像鏡子一樣照出中共用謊言重重包裹的獨裁本質。

殷海光首先梳理了中國共產黨的簡史,概括出其五大特性,即詭辯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和崇尚暴力。他痛斥共產黨說:「這樣一群人,以撒謊為真理,視陰謀為珍寶,以食言自肥為家常便飯,視反覆為常為得計,無國家思想,無民族觀念,無信無義,無父無子。」最後一個「無父無子」的概括,恰好是習近平和薄熙來的本質:習近平偏偏要學習差點將他父親迫害致死的毛澤東的厚黑手腕,而薄熙來在文革中一腳將被打倒的父親薄一波踢飛——薄一波後來居然讚揚這個心狠手辣的兒子有出息。對於中共的禍害,殷海光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真是個『絶物』,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絕症』。消滅它,或者被它消!你不消滅它,它要消滅你,它今天不消滅你,明天要消滅你;明天不消滅你,後天一定要消滅你。」

殷海光在書中指出,在對外關係方面,美國的對華政策對於中共的成敗至關重要。若美國積極幫助國民政府改善經濟問題、拓展政治基礎,那麽共產黨籍此作亂的內在因素就可以消除;若美國採取消極放任的政策,中國的局勢很有可能惡化,「如果剿撫靡定,而且中國人民不能清楚地瞭解暴動的結果更形悲慘,那麽中國共產黨一定更形猖獗難治了」。後來半個多世紀中國歷史的演進,果然被殷海光不幸而言中。國共內戰剛一爆發,美國看到國民黨的統治日漸糜爛,遂袖手旁觀,直到韓戰爆發、中美直接衝突,這才重新出手幫助防衛台灣;而那些甘心樂意地在淮海戰役中幫助解放軍的中國農民,做夢也想不到共產黨允諾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遠景,居然被十多年後在風調雨順中活活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所取代。

殷海光(圖片來源:殷海光基金會網站)

中共的江山,與其說是打下來的,還不如說是騙來的。共產黨不僅欺騙無知的本國人民,也欺騙過於天真的美國人。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幕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新書《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提到,美國人被中國騙了六十多年。從韓戰相信北京宣稱不出兵開始,到冷戰時為求聯中制蘇、提供中國情報、協助中國懲越戰爭,一直到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美國還是交付中國先進軍事科技設備。他在書中提到中國領導菁英──尤其是軍方鷹派──很多的戰略觀都受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思想影響,包括中國要以「天下體系」的世界觀來統治世界,《孫子》、《戰國策》中教他們如何欺敵、如何裝可憐,進而騙取了對手的支援而壯大自己。美國人對這一切卻茫然無知。

白邦瑞痛心疾首地承認,他自己也被騙了。除了在尼克森時期積極向季辛吉建議與中國合作,在雷根時期擔任國防部助理副部長時,更為了博取中國歡心,主張提供先進刺針飛彈給阿富汗叛軍來攻擊蘇聯直升機和戰鬥機──等於美國出武器幫中方打擊對手蘇聯,這讓鄧小平非常高興。白邦瑞說,中共一直學習老祖先的智慧,懂得「無為」、「借刀殺人」。中國人讓美國人相信他們沒有稱霸野心,相信他們會和美國誠心合作,更相信他們與美國人終究會分享共同價值觀。「一九六七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政治學教授就強調西方和日本是如何如何地欺負中國,暗示我們這一代必須設法彌補前人之過錯。」白邦瑞說:「這個視角──不惜代價協助中國、幾乎盲目到看不見中國人的親善或惡意——籠罩了美國政府與中國打交道的方法。」白邦瑞的這本新書,梳理了殷海光去世之後半個多世紀的中美外交史,以沉痛的自我反省驗證了殷海光超越時空的預言。

為什麼說民盟是共產黨的幫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家破人亡、飢寒交迫的民眾大都希望休養生息,社會上瀰漫著「厭戰」和希望國共雙方「政治協商」的情緒。對此,殷海光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中國國內的工農大眾及知識界人士、甚至國民黨內部的某些派系,不假思索地相信共產黨畫餅充饑的宣傳術,對共產黨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當時中國面臨的最大危機。他苦口婆心地勸誡民眾,不可期待共產黨有民主及和平主義的思想。他指出,從抗戰及抗戰之前的歷史來看,共產黨從來不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一切『會議』、『協商』都是表面文章;即令有點收穫,最多只能換取一時的不徹底的安寧。共產黨如果看見內外情勢不佳,會搖身一變,作個笑臉給我們人民看看。等到機會一來,它馬上又出毛病了。」

當時在知識界籍籍無名的殷海光,不僅堅決反共,而且對自詡為國共兩黨之外「第三勢力」的民主同盟作出猛烈抨擊。那些民盟的知識分子,多半以社會清流自居,贏得許多民眾特別是年輕學生的支持。殷海光卻發現:「無論民主同盟的領導人如何裝飾他們自己,裝飾得似乎能夠站起來,似乎能夠單獨行走,而共產黨牽著他們的一條繩子太粗了,無法藏在衣襟裡。」換言之,民盟的那些學者名流,用冠冕堂皇的左翼思想掩飾他們要在共產黨政權下分得一杯羹的私心。民主同盟的正人君子們玷汙了「民主」這個美好的名詞,他們其實是聽共產黨號令的傀儡。

殷海光準確地預見到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在中共得勢之後可悲而又可恥的結局:「假若中國共產黨勝利,國民黨失敗,大勢已去,它不再需要民主同盟這類組織。⋯⋯它既不復需要,當然『鳥盡弓藏』,在共產黨新的政權,立足不穩的時候,它是可以分一點政權給其他小黨小派的。可是,一旦其勢既成,它一定要奪回來,一點一滴也不留下的。」果然,在中共建政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民主同盟檯面上的光鮮人物,一一落入毛澤東精心設計的網羅,或受盡羞辱而死(如章伯鈞),或關入牢獄被折磨而死(如吳晗),或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如儲安平)。

民盟領袖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一書中,描述了民盟高層人物在中共政權下的悲慘命運,不僅他們自己倒楣,甚至連累到妻子兒女都成為賤民。整本書都可視為殷海光當年預言的一個小小註釋。然而,《最後的貴族》一書的自我反省相當不足,基本上未觸及民盟當初幫助共產黨奪取天下的斑斑劣跡,反而炫燿和懷念這群「偽貴族」在還受中共禮遇的五十年代初,「食有魚,出有車」的奢侈而優雅的生活。殊不知,有因才有果,正如聖經所說:「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四十年代中期,民盟跟共產黨簽下了賣身契,如香港電影《無間道》中那句有名的臺詞:出來混,這筆債遲早要還的。

殷海光、徐復觀、王實味:三位命運迥異的先知

在左翼思想大行其道,非得加入共產黨或與共產黨為友才能顯示「進步」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對中共的邪惡本質有清醒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屈指可數,其中就有殷海光、徐復觀和王實味這三位命運迥異的先知。

王實味本來是中共的自己人,是一名投奔延安並獲得優待的北大學子。在「整風運動」中,他撰寫並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等級制度。毛澤東本來想將王實味當槍使,打擊王明等政治對手,沒想到王實味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孩子一樣,大膽地喊出「皇帝什麽都沒有穿」的事實。毛澤東哪能容忍王實味推倒他一手打造的延安這個「動物莊園」,遂對王實味痛下殺手,將其定性為「反革命託派姦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監禁並殘酷折磨。路見不平的作家蕭軍曾當面請求毛澤東對王實味從輕發落,被毛斷然拒絕。毛說:這事你不要管,王實味的問題複雜。一九四七年,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與副部長的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七月一日夜,王實味被行刑隊用大刀砍死後,置於一口枯井中掩埋。

另一位則是後來在海外成為學術大師的徐復觀。一九四三年,受蔣介石器重的徐復觀,毛遂自薦到延安第十八集團軍擔任少將聯絡參謀。在此期間,他曾與中共高層多有直接接觸,並觀察延安政情、軍情。他返回重慶後,在與侍從室、軍統局高級人員交談時,「歷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認為對中共問題「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並不可樂觀!」後來,他更撰寫了一份延安印象意見書,上報蔣介石。在這份報告中,徐複觀批評毛澤東當時口稱革命,在窯洞裡仍抽大炮臺香煙,專講享受。他也提醒蔣介石:中共雖困在延安,但他們有所用心,不可輕看。同時,他認為國民黨必須改革,要注意民心向背。蔣介石曾在該意見書上作「眉批」,並下令印成小冊子,在少數高級情報人員中傳閱。然而,自私心極重的蔣介石無心對既得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國民黨動大手術,最終導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兵敗如山倒。徐復觀後來淡出國民黨權力中心,在香港和台灣從事著述和講學,將自由主義思想注入儒家傳統,成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大家。

殷海光的命運又與王實味和徐復觀不同。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前,殷海光向國民政府提出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四個方面齊頭並進解決中共問題的建議,可惜病入膏肓的國民黨政權不予採納。遷居台灣之後,殷海光發現國民黨如朽木不可雕也,不願邁出民主改革的步伐。於是,他改變了在《中國共產黨之觀察》一書中對蔣介石的大力擁護和支持,蔣介石從其推崇的領袖變成其尖銳批判的獨裁者。他一面繼續譴責彼岸共產中國的紅色恐怖,另一面又批評台灣國民黨政權以專制手段實現反攻大陸之迷思,並堅信惟有民主自由才是戰勝共產黨暴政的不二法門。他將《自由中國》作為言論陣地,對抗極權和威權兩大獨裁勢力,直到《自由中國》被查封、雷震被捕、自己失去台灣大學教職,最後在淒風冷雨、特務環伺的逆境中悲憤交加地去世。

物換星移,今天的國民黨已淪為共產黨的傀儡,不願也不敢翻開《中國共產黨之觀察》這本書。但這本殷海光年輕氣盛時的傑作並未過時,它仍然可以拿來檢視如今的兩岸關係。共產黨從來沒有打算「寬容」台灣的存在,消滅台灣是其長期目標。今天,中共對柯文哲這位民選的臺北市長又拉又打,也是為這個目標服務。可惜,柯文哲一不小心踩入了爛泥潭。但願殷海光、徐復觀和王實味這三位先知的思想遺產和生命歷程,能夠讓包括柯文哲在內的被中共催眠者猛然醒來。

2015年9月9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砍樹的故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9日

八月七日晚,港島般咸道已少行人。路旁貼斜坡而築的石牆之上,四株百年榕樹牢牢盤根,斜斜聳立,枝葉扶疏,無異平時。一隊路政署砍樹工人悄然掩至,取彼斧斤,伐木丁丁,四株大樹,一下子就只餘下樹樁。當局說,四樹不砍,一旦塌下,恐怕會傷人命。



從前,我卜居般咸道,將近二十年,在樹下不知走過多少次,當時的青青兩鬢,現在已變作蕭蕭二毛。而那四株榕樹,卻依然綠陰如蓋,直到八月七日晚。看見報紙上四個樹樁的照片,有如聽到老朋友忽然殂謝。

而香港市民,為這四位老朋友惋惜的,人數之多,顯然非當局始料所及。有樹木專家,指出古樹、石牆都未見危險,當局不應先斬後議;有般咸道居民,致祭樹樁之下;有中共旗下政客,如區議員陳財喜者,須爭取選民支持連任,也一副義正辭嚴模樣,斥責當局砍樹砍得「鬼祟」。發展局長陳茂波終於承認:「砍樹的決定,的確是倉卒了一點,致令公眾反感。我們會記取這個教訓。」

但「這個教訓」梁振英政府其實絕對不會記取。請看香港這株大樹,本來盤根錯節,生意盎然,過去三年,卻有一隊獐頭鼠目人,砥礪斧斤,旦旦而伐之,以致法治、教育以及民權、民生,披離落索。而那丁丁伐木聲,至今仍然此落彼起。

安娜 - 回到風櫃

紙上聲色   2015年9月9日

經過《刺客聶隱娘》的洗禮,回頭去看侯孝賢早期的《風櫃來的人》(1983)和《冬冬的假期》(1984),感覺就像由萬徑人蹤滅的極地回到有丁滿與彭彭唱Hakuna Matata的樹林。《風》片與《冬》片最好看的是演員(這一點,對我來說,適用於《戲夢人生》及之前的侯孝賢作品);形式在這裏是次要的,雖然後來成了獨家商標一樣的「侯式風格」已見濫觴。

《風》片講三個一事無成的少年由風櫃跑到高雄謀發展,寫他們在生活上碰到的大小事情;《冬》片講一對住在台北的小兄妹冬冬與婷婷暑假期間到外公家暫住,見識了嶄新的綠野田原與人際關係。兩片取材貼近現實,氣氛親切,而且,我會形容,侯孝賢的靜止長鏡頭是很鼓勵演員去展示自己、流露自己。哪怕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鏡頭,如《風》片裏阿榮(張世飾)知道鄰家住着一對年輕男女就鬼馬地說了一句「同居人,好爽欸」,然後旁邊的阿清(鈕承澤飾)馬上敲一敲阿榮的頭殼並揶揄他,裏面的spontaneity與演員間的互動實在令我看得投入開懷。在這兩部片裏,長距離長鏡頭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形式雕琢;鏡頭基本上是一動不如一靜,就算要動,也是從簡。鏡頭的布置與移動不會凌駕於演員與演出之上。

長鏡頭作用

翻開訪談錄《煮海時光》,在《冬》片一節侯孝賢這樣說:「我的鏡頭形式,就是從非演員來的,要長要遠不要亂動,若是太近拍他會發抖,不行……所以我就遠遠的,盡量一場戲不切斷拍下來。」

在《風》片與《冬》片裏,創作者、演員、觀眾三者是非常緊密貼近的,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感覺到創作者是盡了最大的努力讓觀眾瞥見演員/角色身上某種更接近事物核心的閃光。所以我們在《風》片裏會看到阿清讀得父親死訊後將信將疑、彷似理解不了「爸爸死了」的含義的神情。所以我們在《冬》片裏會看到冬冬連累小舅被捉後,在警察局站在小舅後面那個極惶惑又充滿歉疚的演出。

這裏篇幅有限,我不能詳細談論這兩個具衝擊力的時刻,有機會大家可看一看。我特別點出這兩個時刻,是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這兩部片最凝練的部分,有若結晶。優秀的不只是一個鏡頭內一個演員的演出,這樣抽空脈絡來看反而令演出失掉許多層意義。像《風》片的例子,這個時刻與之前一場戲(阿清因心煩而與阿榮在碼頭大打出手)對照映襯,令這時刻具體地成了阿清步向成熟的關鍵點(無論多不情願他以後都不能再輕狂任性)。在《冬》片的例子,靜止的深焦鏡頭強調了後景的冬冬與前景的小舅的聯繫,兩人互敬互愛卻因無意間捲起的風浪而各嘗痛楚,人情的微妙波動猶如有形有色。

我不能斷言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時對演員的關注,及不上他拍《風》片與《冬》片的時候。但明顯這裏我們談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取態(approach)。《刺》片從頭到尾着力壓抑演員的感情流露,刻意求工,演員所有的表情與動作皆由導演高度掌控。

這部片的演出給我的整體印象就是冷漠、抽離而沒生氣。有人點出聶隱娘在結局展露的笑容,以此作為一種釋放、追求自主的象徵。每個演出的時刻都有其份量(weight)與能力,我舉《風》片與《冬》片的例子,我認為都有足夠的份量擔當電影故事與人物的轉捩點,而聶隱娘的微笑,暫時對我而言,可沒有這個扭轉整部電影的含義的力量。

李怡 - 守住良好傳統才是人心的大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9日

大陸網上笑話:老師要學生用「竟然」造句,學生的句子是:「一個1949年成立的國家,竟然在1945年成為戰勝國。這國家未滿建國66年,竟然閱兵慶祝勝利70周年。」

日前,《壹錘定音》主持李慧玲收到一位公務員的來信,說設於比利時的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今年是成立50周年,本想藉金禧之喜推廣經貿活動,按規矩邀請特首梁振英做主禮嘉賓,怎料得到的回應是:「特區政府成立才18年,何來50周年?」

着眼點不是經濟繁榮

這個回應,與前引的「竟然」,都是以權力支配歷史令人啼笑皆非的混淆。前者是把前政權的榮耀,扭曲歷史硬安在現政權身上;後者是把一國兩制原定要繼承的那一制的歷史割斷,把本是繼續原有駐外辦事處運作的歷史丟棄。

這看似小事,但實際上是特首及所領導的港府要改變一國兩制意念的大事。原來全世界都以為「中國香港」還是50年不變的香港,現在特首的回應是「中國香港」只是「中國」:97前沒有香港存在,駐外辦事處的沿革從97年開始。

在全城為港足逼和國足而振奮的日子,特府官員只有鬍鬚曾在網誌為港足打氣,昨天梁振英會記者,無一言談及昨晚的重要賽事,而是反覆針對星期日上水的反水貨示威,說有損香港作為一個好客的旅遊城市的形象。梁特的說法同之前引述王光亞稱,「反水貨客相關活動,示威者言論和行動傷害了大陸旅客的感情」,一脈相承;也同《人民日報》海外版上周三的評論若合符節,《人民日報》指「驅蝗」及「反水客」等活動,是導致內地旅客數量下跌的主因,最令人詬病的是「香港激進勢力針對內地遊客的無禮非難」。文章叫港人應該開放目光,指「香港與內地融合是大勢所趨」。

今年7月訪港的大陸客減少9.8%,零售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下跌2.8%,於是政府官員和建制派,都把矛頭指向了市民的反水貨行動。但從中共官媒和特首的措辭來看,他們並非為了香港的經濟繁榮去抨擊反水貨示威,他們針對的是香港人維護自身利益並力拒港中融合的本土自主思潮。

香港反水貨示威最蓬勃是今年初1至3月,但今年5月訪港大陸客仍然增5.0%,而1至5月則增5.9%。顯然大陸客並沒有因香港針對水貨的示威而減少來港。到6月,訪港大陸客減1.8%,7月減9.8%,主因顯然與港元匯率轉強、大陸反貪、經濟放緩和股市崩盤有關。即使如此,1至7月訪港大陸客仍然上升了2.3%。從數據看,訪港大陸客減少,與近幾個月已經趨平淡的驅蝗行動很難說有甚麼關係。儘管本土行動派或許會為他們的行動有效果而高興。

旅遊下滑是良性調整

更何況,反水貨行動所反的是走水貨,對大陸來說其實是走私貨,跟一般旅遊客無關。梁特和建制派只是以旅遊業下滑為藉口,製造輿論批判反水貨行動,目的是要排除與大陸融合的阻力。而港中融合帶給香港的,就是會使上水、元朗、屯門居民日常生活被破壞的情勢擴大至全港。

旅遊業和零售業下滑,藥房有結業潮,若排除大陸內部經濟和政策變幻的因素,其實是良性的調整。在旺角經營了小藥房30年的李先生表示,附近多間藥房結業,與它們專做遊客生意有關,自己則有穩定的街坊客源,所以旅客大減,生意額只是下跌一成。他承認光復行動確實對生意有影響,但「冇所謂」,「我覺得他們爭取的事情是對的,自己只是付出一點點、損失一些沒關係」,更指他們比自己付出更多。

去年發哥的一句「咪搵少啲囉」,筆者曾奉為2014年金句,並說如果大家都能這麼想,香港就有救了。現在看來,已有越來越多的香港商人有這個想法了。《人民日報》說,「香港與內地融合是大勢所趨」。即使是,這也只是汲汲於從港中融合中得到政治經濟利益的政商界某些人的大勢,而絕對不是人心的大勢。香港人心的大勢是寧可搵少啲,也要守住97前百多年形成的香港的良好傳統:自由,法治,公平,公正,公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龐永欣 - 談博士

明報   2015年9月9日

港大「等埋首副」風波中,對陳文敏攻擊之一是他不是「博士」,因此認為他的學術地位不足出任港大副校長。

所謂博士,一般是指「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簡寫Ph.D.)。要完成這學位,須在某學術領域內(不必是哲學)做原創研究(original research),呈交論文,經校內外委員評審合格方可。大學也有非Ph.D.的博士課程(如教育博士Ed.D.、工管博士DBA),並不要求原創研究,學生只要完成學分課程,做點研究工作,再寫篇論文即可畢業。

在英國讀法律,畢業時學位是「法律學士」(L.L.B.);在美國讀法律,先要完成一個學士學位,才能上法律學院,畢業時學位叫Juris Doctor(簡寫 J.D.),其中雖有 Doctor 一字,但並不能稱作「博士」。

英美大學的法律學院,一般重點並不在於原創研究,而是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故很少開設「法律博士」(Ph.D. in Law)課程,偶有頒發 Doctor of Laws(LL.D.)學位,亦只屬榮譽銜,頒予捐款人或有成就者。正由於此,著名的美國大學如哈佛、紐約、史丹福,法律學院院長也只是J.D.(耶魯的法律院長縱是博士,但其博士是歷史而非法律)。沒有博士學位,並不妨礙他們升任教授、法律學術期刊的編輯,甚至總統顧問。也從未聽過這些院長因非「博士」而被評為不稱職或缺乏領導地位。

一般人認識的學位階梯是:學士、碩士、博士,這並沒有錯,但不同領域對學術地位的評審亦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言。陳文敏曾獲頒「名譽資深大律師」殊榮,至今還未有第二人,足以說明他的地位和貢獻,攻擊他的人還祈仰觀俯察!

pongdidit@gmail.com

古德明 - 藐視法庭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8日

八月十四日,新香港暫委裁判官陳碧橋以「乳房襲警」罪名,重判一個反政府女郎入獄三個半月,法庭上不知何處傳出一聲「狗官」。這兩字或云粗俗,但如此時刻,如此情景,聽來勝似彈絲吹竹,擊石敲金。

有律師說,侮辱法官,無論在法庭內外,都可問「藐視法庭」之罪。但近來實在越來越多市民藐視法庭,罪責未必真在市民身上。陳碧橋、李唯治之類法官,和藐視法庭的市民一樣,近來實在越來越多了。

去年六月,有香港人倪志榮者,支持當局的「東北發展」計劃,打傷反對的市民,裁判官李紹豪贊譽有加,並把「暴力」美名為「武力」:「被告現居廣州,仍然關懷香港社會,為法庭所樂見,唯不應用武力而已。」於是,倪志榮獲輕判罰款三千元。

而也是去年六月,有香港人黃根源、葉寶琳、張漢賢者,反對當局的「東北發展」計劃,和和平平,硬闖立法會抗議,裁判官也是李紹豪,卻出言譏諷:「被告的動機,即使正當不過,但所為違法,雖然博得攝影機一時的鎂光,卻無補於事。大眾只見其違法行徑。」於是,三人全遭重判入獄,由一個到三個星期不等。請不要問為什麼「武力」違法只須罰款,和平違法卻要入獄;也請不要問,同樣是「關懷香港社會」,為什麼倪志榮獲贊美,黃根源等卻遭揶揄。這是新香港司法的特色。我差點又犯「藐視法庭」之罪了。

2015年9月8日 星期二

吳靄儀 - 有權必用 司法必危

明報   2015年9月7日

司法獨立有多堅牢,請看以下法律權力,面對一個當今特首及其馬仔們以至不少公眾人士對合法權力可任由掌權者利用的邏輯,你晚上就不會睡得那麼安穩。

核心是法官的任命。基本法第88條訂明,香港特區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這項條文,我們相信基本法的目的是保障司法獨立,就自然理解為特首只是禮儀上的任命,他必須依照獨立委員會的推薦。但照「虛者實之,有權必用」的心態,則大有可能說成委員會只是行使「推薦權」,基本法沒有說特首必須接納,如果特首認為不符合國家利益,當然不用接納。至於幾時是不符國家利益,則由特首決定,或面聖之後決定。

這個「獨立委員會」有多獨立?按照香港法例第92章,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組成為,終院首席法官(當然主席)、律政司長(當然成員),另加兩名法官、大律師及律師各一名,及三名非法律界人士。這七名成員全部由特首委任。第3(14)條是有訂明,特首委任大律師或律師之前,須分別諮詢大律師公會執委會及律師會理事會。我們相信條例原意是特首須尊重專業獨立,須委任行內眾望所歸者,至少不委任不得行內尊敬者。但法例條文沒說明啊!於是可以任由特首自己決定合意之人,或面聖之後而委任合上意之人?

還有那三名非法律界人士,更無明文規限。在第3(5)條規定之下,操三票者操否決權。窮兇極惡的特首可間接操控八票。當然,法例訂明,影響或企圖影響委員會者罪、未獲授權而披露機密者罪,那麼可保證委員會不受特首政治干預否?問題是,不尊重委員會獨立的掌權者的語言偽術我們領教太多,對這些條文的保障已信心大打折扣。

不止此,我上星期提過,根據基本法第73(7)條,終院所有法官及高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須得立法會「同意」。這是實權,但三權分立大原則之下,有責維護司法獨立的議員,應視為備而不用。不過,照梁民定理,只要過半數在席議員反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的大法官也會墮馬。有等權力欲膨脹的議員,蠢蠢欲動,要趁此對準首席法官施下馬威,你說有哪位自重的司法人士願當此位?司法獨立,就此蒙塵。單憑法律不足以保障法治,法治是要用原則用人格去保障的。

莫哲暐 - 論「中立」 講「現實」 ——再駁彭泓基及樂鞏南

2015年9月7日

【明報專訊】彭泓基早前撰〈跟羅同學談「中立」與實事求是的精神〉(《明報》,9月1日)一文,回應羅冠聰同學。而樂鞏南也撰〈走火入魔 兼自擬virtual reality〉(明報,9月5日)一文,回應本人。現一併反駁。

「中庸」之基礎乃「天道」

彭氏謂,「中立」(neutrality)就是「中庸之道」,實屬錯解。在政治學中,「中立」此概念多用於國際關係。瑞士乃中立國,即使鄰國鬥得你死我活、合縱連橫,也堅拒偏向任何一方。然瑞士所謂「中立」,乃是要維護國家利益。彭氏解「中庸」為「客觀,不偏不倚」,也不算錯,但忽略了「中庸」背後之基礎,乃「天道」,即儒家所謂「仁」。按牟宗三先生解讀,「仁」乃「悲天憫人」、「好善惡惡」。由悲憫轉化為意志,要揚善去惡,參贊天地化育。「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持守「天道」。假若有人不仁,即使犯者乃天朝大吏,君子也必指斥其非。

倘若把國際關係的「中立」用於在地衝突,就是無論誰對誰錯,也不理會。南非前大主教圖圖謂:「你在不義前選擇中立,就是助紂為虐。」還有一種「中立」者,凡事要討好各方,孔子稱之為「鄉愿」,「德之賊也」。孟子解:「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鄉愿」、「中立」,又豈是「中庸」?彭氏把港大之爭歸因於「8.18」、「佔中」,甚至「六四」。又說「猶如清官難審家庭事,非當事人,不知其中微妙之處」,此乃典型「鄉愿」說詞。把大學副校長之任命說成是「家庭事」,「外人」不應判斷箇中對錯,因為來龍去脈太「微妙」。假若彭氏真心相信自己所言,則是「鄉愿」;若否,則是要利用巧言去批學生、保校委。不論何者,皆德之賊也。按彭氏邏輯,年輕人實在不應判斷日本侵華之罪責,畢竟那是老一輩的「家庭事」,錯綜複雜,大家都是「陰謀論的犧牲者」。

誰人可知事情所有細節?

不論情况如何複雜,我等也有責任下道德判斷,盡量公允。敢問世上,誰人可以知曉事情所有細節?而且不是學生不願知道細節,而是港大校委會要掩蓋真相。彭氏不去追究校委閃爍其辭,反指摘學生,實是欺人太甚。彭氏謂「校委會尚未作出任何決定」,其實「等埋首副」本身就是政治決定。早前港大畢業生議會中,彭氏提出的議案被否決,竟歸咎對家有政黨動員。既無風度,也極無知:香港政黨,何曾有強大動員能力?

至於樂氏的文章,本人尚且回應幾句。樂氏堅持大學高層任命屬「行政管理架構用人」,由《基本法》第136條賦予政府全權負責。而「學術自由自主」則由第137條賦予院校,與「管理架構用人」是「兩碼事」,並從屬第136條。樂氏稱此為「現實」。按此「現實」的邏輯,政府可直接干涉校委會,下令委任屬意人選為高層。人選上任後如何制訂校政,方屬學術自由的範圍。這不是「現實」,而是樂氏想要實現的威權秩序。現實是:2009年,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就「律政司司長 訴 與香港教育學院有關的指控調查委員會」一案所撰之判辭中,表明「academic freedom vested in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must therefore extend not simply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at institution but to the faculty of academics too」。另,本人說學界可研究政治,然政界不得干預學界,乃針對樂氏要為董建華等翻案。樂氏回應時不敢再提董先生了,卻豪言壯語謂「政府裏比你大學更有資格鑑定錯與對的,大有人在」。這叫「走火入魔」。其最後批評某些港人「崖岸自高,以為自己的英式法律教育優越,大陸的官員『老土』」,樂氏當年要勉強接受比大陸低劣的傳統英式教育,且在港英政府的民航處當官數十年,領取俸祿,想必是臥薪嘗膽、忍辱負重。何其愛國。

2015年9月7日 星期一

黃偉豪 - 中國經濟奇蹟告終:中港應保持安全距離

2015年9月7日

【明報專訊】所謂有危必定有機,在中國正面臨自開放改革以來,其中一個最嚴峻的經濟考驗的時刻,也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機會去思考中港關係,及為香港重新定位。


我們應要撥亂反正,認清過分的「中國化」及盲目和太快的中港融合,只會帶來「禍國害港」的嚴重後果。相反,保持香港的獨立性,以確保香港的獨特優勢,反而更有利香港和中國雙方的發展。這一個「安全的距離」,對於目前在經濟上處於危機四伏的中國更為重要,隨時發揮一個可使中國絕處逢生的功能。

股市爆破 非一般正常波動

曾幾何時,中國的經濟奇蹟(China's economic miracle)成為了世人的熱話,甚至有不少人樂觀地認為,中國的經濟可以無窮無盡地高速增長,最終國力超越美國,完成中國的「大國夢」。可惜,近日發生的由股市爆破暴跌所引發的中國經濟危機,卻告訴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殘酷現實,就是中國的經濟奇蹟已面臨幻滅,除非中國決心推行制度化的改革(institutional reforms),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放緩將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結果,甚至整個經濟的制度有崩潰的可能。

我們不應對中國經濟奇蹟的幻滅感到突然和驚訝,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身是否稱得上為奇蹟,也有十分多的爭議。例如,不少的經濟學家,包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曾經指出,東亞及中國的經濟起飛,所反映的只是早已家傳户曉的基本經濟定律。簡單來說,中國因為擁有龐大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下,資本家不斷追求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以極大化自己所得的利潤。在這原則的運作下,中國便最終成為了舉世知名的世界工廠。

中國今天的經濟下滑,其實也在理論預料當中。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會使生產成本上漲,因此,亦是基於基本的經濟發展理論和原則,尋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便會開始移離中國,把生產基地遷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我們近年見到了越南和孟加拉等國的經濟崛起,正重複中國經歷過的發展階段。

中國要經濟繼續發展,就必須在經濟模式上升級及轉型,和其他高度發展的國家一樣,進入後工業化階段(post-industrial)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以知識、制度及技術,而再非廉價勞工及超低的生產成本作為競爭優勢。中國面對的今次經濟危機的最危險的地方是,這並非一般正常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破產。當舊有的發展模式已到了極限而不適用時,而中國又拒絕所需要的改革,這才是問題核心的真正所在,及今次的危機為何如此嚴重及揮之不去的原因。

維持專制經濟轉型 不可兩全其美

中國面對今時今日的田地,不少熟悉中國的情况和發展的學者早有預期。當中最為人所知的,包括了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早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廣為人所關注,題為〈即將來臨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註一)。這一篇文章,如它的題目所指,一早就預言了今次的危機。沈大偉認為由於中國面對的是一場結構性的危機,並非時間可以自行把問題解決,而是必須進行制度性的改革。可惜,現時中國的態度卻是只想經濟繼續快速增長,但又拒絕推行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正正是這種既頑固而又不願意接受現實的心態,使到沈認為中國能自行走出危機的機會不大,只會愈走愈深,不能自拔。

沈大偉指出中國拒絕進行改革,來使到自己的經濟可以成功轉型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現階段所需要的已不再是經濟範圍的改革,而是必須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舉例來說,中國要進入知識型經濟,首先必定要放寬人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減低對他們的政治控制及監察。而且,今日中國所面對的不少經濟問題,包括了貪污腐敗及權貴濫權等,根本所反映的是政治問題遠多於經濟問題。換句話說,中國面對的兩難正是又要維持極權的專制統治,拒絕政治改革,但又想要經濟成功轉型的互相衝突,不可兩全其美的不可能任務。

沈大偉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唱衰」中國。早在2013年,在他的《中國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一書中(註二),他早就指出中國根本未有足夠的軟實力及硬實力,和美國一樣,可以成為全球大國(global power)。即使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開放改革和發展,以現時的實力而言,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半桶水」的大國(partial power)。綜合沈的分析,中國無論是現狀或將來均是較灰暗和可悲的,隨時有機會在大國夢未完時,已面對倒退和不穩,前景使人擔憂。

保住香港的重要性

在中國要面對如此重大挑戰的時刻,香港更應與中國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特區政府的官員及領導人不要進一步把香港「大陸化」、「中國化」,及停止任何消滅或削弱香港的文化、歷史、特色和優勢的「去香港化」的行為和政策。首先,香港的整體發展水平比中國高,要香港向中國學習,本身已是一個奇怪及難以理解的說法,只會帶來香港向後倒退的反效果。更重要的是,香港若要在中國的發展遇上危機的時候提供知識、技術,及資金等的幫助,便先要自行不要成為問題或危機的一部分,否則香港不但不能幫助中國,更恐怕自身難保。

即是說,香港若要能夠幫助中國,它一定不能成為中國的腐敗和落後制度的一部分。其實,以上所說的,不外乎是「一國兩制」背後的理念。長久以來,也是「香港好,中國好」,只有保住香港,才能幫助中國,兩者的關係是共生、並存及互惠。

在中國的經濟及政治正進入一個不穩定及充滿變數的階段,有智慧的中央領導人及本地的重量級建制派人士,更應了解保住香港的重要性。只有香港守得住,中國才會有前途!

註一: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註二:Shambaugh, David.(2013)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5年9月6日 星期日

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四之三/平民——讀陳雲、甄小慧《殖民地美學》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6日

【明報專訊】 近年上街,常見遊行隊伍揚起「龍獅旗」,正是勇武衝陣的本土派。幾年前陳雲寫下城邦論,鼓動本土思潮,港中區隔,不謀獨立,但求劃清權界——他說香港是城邦。皇皇香港,那一面龍獅旗繼承英殖時期香港政府徽號,到底什麼意思?搬用這一記符號,用心何在?陳雲與甄小慧近著《殖民地美學》,圖文並茂,淺述殖民時代符號,漫談香港島前朝建築。書名題曰「美學」,不為眷戀舊日美好,而是兼備欣賞批判,唯美唯學。享受視覺觀感,欣賞線條結構,是為「美」;然後理解設計歷史背景,即物感懷,方為「美學」。那一面龍獅旗,那一牆殖民建築,皆為舊物,而對照今昔,我們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也失了什麼。


本土派現在高舉的「龍獅旗」,本為港英政府戰後徽號,中間一面盾牌,左右龍獅拱衛,龍為中華,雄獅代表英國。另有一隻小獅子直立盾上,手握明珠,象徵管治權力。盾牌上畫有帆船兩艘,並與龍獅置在山丘之上,就此合成徽號,自然教人想起香港開埠航海通商,太平山上曾為英人居住統治,龍獅兩相照,飛龍育我中華,獅子高貴勇猛,中西文化交匯此地。如此堪作一城徽號,多少往事,凡人一目了然,符號足可比興歷史舊事,有其美,也不失其義。

飛龍圖騰也見於香港義勇軍軍徽,活現雙龍頂冠(書本封面),下書拉丁文「Nulli Secundus in Oriente (second to none in the Orient)」,意為冠絕東方,展示軍威。龍獅旗與義勇軍軍徽皆有龍騰,港英政府雖為外來政權,管治香港也懂得傳承華夏文化。

《殖民地美學》書中論道:「然則中華民國的國徽、軍徽,中共的國徽、軍徽都沒有傳統神獸(龜、鳳、龍、麟),可見這些所謂新中國政權,是離地的境外殖民者,在文化保存方面,這兩個反華政權劣迹斑斑,比不上英國殖民統治香港。」

現在香港徽號怎麼了?筆者想起洋紫荊圖案,特區區徽不見往日神獸,只見一旋抽氣扇團團而轉,標識那一朵洋紫荊,對稱過甚,面面俱一,望之只覺無情,斷絕生機。再看看金紫荊廣場那座金身雕塑,花瓣半開不合,盛放無期……洋紫荊本是野外混種而成,本身不能自然繁殖,不育無嗣,今作市花寓意,似有不祥。一城徽號舉足輕重,選擇設計即物作圖,該當細心思量,但九七之後,圖章不如往日精緻。

往日精緻,大概因為港英戰前曾有明確管治意識。英人初到小島,倚靠英王威望治理華人,所以紋章圖案與建築設計力求顯現威嚴,教百姓臣服,才可劃地而治。洋人安放界石與銅像,雕飾建築重塑古典,嘗以大英帝國聲望統治海外治領。開埠早期,港府在上中下三環劃定維多利亞城,行使現代城市管理,後以界石為記,散落港島各處,標示城市範圍。中國大陸所見界石多為長方立體,而維城界石則是方尖形,異於新界鄉野石碑,頂部呈金字塔,就如古時日晷報時器,投影時間。觀其方尖神秘感,昭示一地管治權威。殖民時期好多設計也刻意配上權威象徵,例如舊最高法院大樓(即舊立法會)有圓拱屋頂,亦見迴廊圓柱工整排列(三軍司令官邸也有)。平民在街上步行而過,望見大樓形似聖殿,頓覺皇權在上,莊嚴不容侵犯。

香港徽號 龍獅拱衛

戰前英人治港,華洋分隔,華人眾多而英人少數,遂以殖民權威折服本地人。是故維多利亞城建築講究華美,瓊樓雕飾,各處可見王室銅像,確立威信。那尊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本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戰時丟失,重光後奉還香港,安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現址。認真看看,女王手握權杖與地球,雄獅在旁,座台墊高,眾生抬頭仰望,正是君臨香港之意。英國人征服清廷,然後管治香港,於是建成權威建築與銅像,告訴平民:我們是來管治你的。九七主權易手,英人出走,港人本應當家作主,高度自治。但現在誰主我城?不知道,而本來稱作「港督府」的元首住處,現在叫「禮賓府」……你說誰作賓客誰作主?今日香港主體意識薄弱,早有遠因。

舊時平民不甚過問主權誰屬,現在也少理誰人當家作主,吾民主體意識薄弱,大概與戰後英國國策有些關係。二戰後英國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殖民政府難再仰賴王權治眾,港英政府卸掉昔日權貴形象,篤行務實官僚行政,避開政治意識爭辯。戰後政府放下王權冠冕,清拆象徵權威的古典建築,替以樸實無華的官署大樓。時至七十年代末,中環一帶古典建築盡皆拆毁(舊立法會除外),中央郵局、香港會、美利樓也相繼消失,維多利亞城湮滅,換來方正樸實的現代建築。

戰後建築 平易近人

你如何形容政府舊總部西座?既似屋邨學校,也像社區中心,親近平民,內有公務員餐廳,只要打聲招呼說約了朋友,即可進入總部。附近叢林草莽雜亂,雖有園丁打理,也任得野花樹木隨緣生長,全無官威氣象,平易近人。其他建築,如新大會堂、中環街市、舊天星碼頭(已拆)等,也秉承現代功能主義,別無額外裝飾,稜角分明。政府建築與平民建築相似,官民一家,力求實用清明,減省奢華雕琢,如此社會精神值得傳承。

但古典建築盡去無存,舊日雕欄玉砌不再,政府也容易丟失管治威信。《殖民地美學》書中寫道:「(新大會堂)方正挺立,好像脫去王朝華麗袍服,穿上黑色西裝的紳士……英國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後,放下了維多利亞王朝舒服的權威外衣,披上功能主義的現代西裝,就要抖擻精神,精進服務。一個官僚坐上了類似大會堂裏面那種建築物,是膽戰心驚的,因為毫無外物可以幫助自己建立權威,必須靠自己的本領。」殖民威權不再,平民不知效忠誰家,只信靠官僚行政主導,不復關心主權問題,不與爭辯,種下今日大眾政治冷感的禍根。

往日官署建築親民,收起管治威信,雖有其弊,也不隔絕官民溝通,平民匆匆路過中環鬧市,從不覺舊總部阻礙步行。現在新總部「門常開」那管褲子獨立金鐘,中空大門,北風呼呼而過,雙腿虛弱無力,不覺可靠堅實。廣場圍起鐵欄,禁止平民往來,官民生死相隔,此生不見一面,威望無從樹立。返照舊物,可以知道這個城市失去了什麼。

我們追撫殖民往昔,既要欣賞其美,也要批判弊處。港英政府嘗以王室威望治眾,戰後革新治領,卸下威權,理性行政,親民可嘉,但因此丟失威望,只奉官僚行政,不認真看待主權意識,吾民此後也不問政事。陳雲與甄小慧寫成《殖民地美學》,不為戀殖,復見平民觀賞舊物心境:「(殖民時代建築)有它輝煌和動人的一面,但也埋藏了今日的危機。我們欣賞的時候,該懷着這種心情吧。故此,(書中)照片是彩色影的,但本書用了黑白的排版。」

不為戀殖 復見平民

黑白照片,光影實在,毋庸眷戀舊日精彩。筆者猜想,書中敘述「維多利亞女王」、「英王佐治六世」等,寫「王」而不取「皇」,大概因為作者視之為前朝往事,皇權已逝,平民不再留戀(宋朝遺民敬立「宋『王』臺」亦如是,免犯元朝忌諱)。但願本土派揚起「龍獅旗」,不為歸英戀殖,而為平民開道,立足當下。我們緬懷舊事,既欣賞也批判,醒悟以往得失,然後放下過去殖民包袱,自信自力。景仰前朝建築,該知道英王權威一早離去,今日官僚不復理性,吾等平民必須奮發精進,熱心問事論政,此後不做冷漠順民。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

亞然 - 倒數中的古巴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6日

【明報專訊】最近一個電視節目《在那遙遠的地方》被人鬧到飛起。我沒有完整看過每一集,但看過第一集的簡介,見到北韓旅遊區內的「演員」、見到在鏡頭中出現的監視人員,我還是覺得新鮮好奇。不過,我想這麼多人批評這節目,最大的原因,是TVB天真地以為幾集節目、跟隨官方的指定旅遊路線,就可以「探索在國際媒體的報道背後,北韓人最真實一面」(TVB宣傳字眼),這實在是眼高手低。

要探訪神秘國度,從來不易;要真正了解這些國度的日常生活,更是難上加難。最近雷競璇教授的一本新書《遠在古巴》,講述這個位於地球另一邊的神秘國家,探究華人在古巴的故事。雷競璇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揭開什麼面紗、窺探什麼最真實的古巴,寫書的目的很簡單,同時最有意義,就是「能不能為這些老僑保存一點記錄」。

為這些老僑保存一點記錄

對於一般人來說,能夠聯想起跟古巴有關的事物,可能除了一支支的雪茄,就已經想不到其他。對政治有點關心的人,或者知道古巴是世上僅餘的四個共產國家之一(我沒有算上充滿特色的偉大祖國,另外三個是老撾、越南和北韓),又或者聽過卡斯特羅和哲古華拉的大名。想到這裏,又會從哲古華拉想回梁國雄……簡單來說,我們對古巴一無所知。但對於不少中國人而言,古巴跟他們都有莫大淵源,而雷競璇就是其中之一。

在十九世紀,近十四萬華僑,或被賣、或被拐到古巴,接替黑奴成為古巴的苦力。古巴之所以需要大量苦工,是因為古巴盛產蔗糖,而生產蔗糖的兩大過程——開墾農地和甘蔗的收割都需要大量勞力。而當時古巴的蒸氣火車,據說也是由中國苦力建造。可見中國苦力對古巴的貢獻絕對不少。直至上世紀,古巴革命之前,仍有不少華僑選擇走到古巴「搵食」。而雷競璇的祖父和父親就曾到古巴工作過一段頗長時間。

重讀遠方父親的信

當年雷競璇的父親到了古巴,留下妻子在香港,分隔兩地的溝通方法就唯有書信。因為雷的母親識字不多,由香港寄往古巴的回信,多數由雷競璇代母親筆錄或撰寫。雷競璇說,在母親生前一直不願意提起古巴,到母親過世後,留下當年父親的一札來信。當雷重讀這些信時,一方面憶起當年代母寫信的情境,也同時燃起到古巴,並為古巴華僑書寫的念頭。

《遠在古巴》一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父親當年的家書。書信的日期是上世紀的5、60年代,也是古巴最最動盪的時間,卡斯特羅就是在1959年的革命後上台,從此改變古巴的命運,也改變了古巴華僑的命運。雷競璇父親的書信,很大部分圍繞着「何時離開古巴」這個問題。在字裏行間,可以感受到當年身在亂世的古巴,那種無法掌握的生活:昨天還能夠匯款、買機票,明天就被政府禁止。在1961年,雷的父親已開始打算離開古巴,經過5年時間,才千辛萬苦回到香港。而這幾年的折騰,或多或少令其父親抑壓不已,在回港兩年後就離世。

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幾位古巴老華僑的訪問精華,同時也時雷競璇另一本新書的預告。因為他正在整理足本的訪問內容,希望在將來出版。而這部分的古巴華僑,有曾為國民黨將軍張發奎效力的老兵,因為不想再打仗(國共內戰)而遠走古巴;也有在古巴出生的華僑後代,參加過古巴革命而成為政治活躍分子。革命後的古巴,一切都公有化,華僑不能再像以往一樣做生意,不少華僑選擇離開,即使留下的也逐漸老去。時至今天,仍留在古巴的華僑只剩下一百多人。書中的受訪者,更有幾位現已離世。

記錄這刻的遙遠

就像雷競璇在書中不斷強調,今天他所寫下的古巴獨特景象,像街上的老爺車、古巴人的快樂、隨處的載歌載舞,以及哈灣拿的老華僑,隨着美、古的關係破冰,資本主義世界經過幾十年的叩門,古巴的共產大門將會很快打開。當古巴大門一開,這些古巴的特色,也是古巴的精神,就會慢慢消失,古巴將不再「遙遠」。在拉近古巴之前,必先要好好記錄這遙遠的一刻。

編輯:林信君

洪慧 - 活地亞倫的愛情與政治的道德困局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6日

【明報專訊】Irrational Man《情迷失控點》,是活地亞倫執導的新電影,一齣以哲學為題的黑色幽默電影。Joaquin Phoenix飾演哲學教授,厭世而有自毀傾向,卻又風格出眾,甫至大學履新,即受到年輕美好的女學生和成熟前衛的女教授同時猛烈追求引誘。女教授邀他到家裏試菜,雨夜送上烈酒和自己借故製造無可婉拒的機會。女學生則和他踏單車、逛遊樂場,在她生日那天意圖獻身於教授,去治癒他的性無能。

劇情推演,二女自是窮追猛打。男的欲拒還迎,無奈接受。後來教授發現一個法官濫用職權,令不少人無辜受刑。他為了改變這個朽壞的制度,為了找回生存意義,決定謀殺這個法官。於是他找回食慾、性慾,找回一切生存的欲望。沒有人察覺他就是兇手,除了女學生。更要命的是警察把無辜的人當作兇手。於是本來只打算分手的女學生就逼他自首,他卻希望跟女教授到西班牙展開新生活。結局如何,且待觀眾自行欣賞了。

哲學討論平易近人

這齣電影其實頗為平易近人。哲學教授在講存在主義都是引一兩個名字,引一引「他人即地獄」。較為深入的也只是在《罪與罰》的內頁寫上漢娜.鄂蘭的《平庸的邪惡》,用來解釋教授對於殺死法官的思考,不算艱深。而且教授們的對答每每叫人莞爾。女教授問:「為何你無法寫作?」男:「我無法呼吸。」女:「為何你無法呼吸?」男:「我沒有呼吸的意志。」女:「你需要一個繆斯女神來解放你。」結果觀眾發現男教授原來早已不舉。可以說,對哲學文化有所期待的觀眾不會失望,又能勾起普通觀眾對哲學學者的荒唐想像,可謂長袖善舞。

影片名為Irrational Man,哲學教授自然不乏狂野嚇人之舉。在派對和自己連玩五次俄羅斯輪盤也是等閒事。但片中的兩位女角其實非常搶鏡。Emma Stone飾演的女學生,最不得了的是一張嘴也懂得演戲。教授第一次稱許她時,她的雙唇和牙齒,時而咬唇時而在緊閉中皓齒半露,表現的是傾慕和竊喜。同一張嘴面對同為大學生的男友,眼睛盡是溫柔,「不,你別多心。」轉過頭來,下唇扭曲,淨是鄙夷,真箇滿嘴滿臉不耐煩,所謂「嘴臉」二字正是此義。Emma Stone雖然年青美好,然而她只是一個自以為很前衞的中產女孩,恰如哲學教授所言:「妳只是愛上哲學教授這個概念。」反觀年紀較長的女教授,說離婚便離婚,昂着頭叉着腰對女孩說:「若然他殺了人,我不會驚訝,我仍然會跟他去西班牙。」一個驚惶失措,避之則吉;一個淡然自若,愛慕依然,體現着兩種不同的價值觀。
道德困局層層深化

說到底,這電影就是希望提出愛情與政治面臨道德困局時,人們會如何選擇。究竟法律制度要崩壞到什麼程度,個人才應該訴諸制度以外的方法?當一個人既已訴諸制度以外的方法,自首的意義又在哪裏?譬如一個奴隸為了爭取他的自由而殺了奴隸主,一個生在極權國家的人為了偷渡到自由社會而殺害軍警,難道他們都應該自首?這根本不應該成為一個道德困局。因為打從根源開始,所有人根本就無權奴役他、削剝他人的人身自由。再想下去,假如你是大學女生,愛人的信念與自己的政治信念相左,愛人的抗命方法牽連無辜,你會告發哲學教授嗎?無罪的人被警察拘捕,照理應是警察失職,負責的應是警察而非教授,但教授也間接導致這場悲劇發生。對體制思想最前衛的就是哲學教授;對愛情思想最前衞的是女教授;至於女學生就是最接近中產階層的愛情和政治觀。

活地亞倫就是如此讓道德困局層層深化,我們代入哲學教授和女學生的角色、甚至女教授的角色,自然就會更理解自己。

石琪 - 《俠女》情色微妙

明報   2015年9月6日

《聊齋誌異》的《俠女》原著,主要描寫窮書生艷遇。他家對面空宅遷來「艷如桃李,冷如冰雪」的神秘美少女,她拒絕求婚,但忽然自願和他上牀,誕下男嬰送給他。隨後忽然告別,說終於殺死了陷害她父親的仇人,「大事已了,請從此別」。她的草囊就裝着血淋淋仇人之頭,書生一見驚駭。

原著沒有刻劃俠女怎樣報仇殺人。只有一段寫出她武功高超,就是放飛劍殺死一個與書生親暱的美少年,原來是白狐精。她還對書生說:「此乃你的孌童。」很微妙,男主角似乎與美少年有同性戀關係,又迷戀俠女。看來,古代中國好像認為雙性戀很普通。原著最後的異史氏(蒲松齡)評語亦妙:「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留孌童也。」大概俠女能判斷誰是妖精吧?

胡金銓電影《俠女》沒有白狐精,沒有疑似同性戀和雙性戀,就連俠女與書生交歡也欠缺情色火花。但除此之外就相當忠於原著,並且擴充發揮為武俠大作。最初請書生作畫的美少年,改為追緝俠女的東廠英俊特工,田鵬飾演佔戲很重。故事背景改成胡金銓拿手的明朝,俠女之父是被魏忠賢奸黨陷害滅門的忠臣,她逃亡多年獲得亡父兩位舊將維護,又得禪僧義助,合情合理,比原著豐富強烈。

此片的拍法不是完全理想,武戲遠勝文戲,情緣戲更是胡金銓弱項。但對比原著,可見改編得別開生面,尊重原作又能在空白處加強擴展,絕非亂改一通。書生想出妙法,在荒宅佈置假鬼陣,嚇退大軍,則向聊齋鬼妖故事致敬。最精彩是拍出佛禪靈光,以及奇特而逼真的武功。只不過少了原著的微妙情色。

生活達人:夏銘記:做生意唔呃秤 真魚蛋唔彈牙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6日

魚蛋達人夏藩銘(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下午四時,聞風而至的人龍排至戲院後巷,想趁在夏銘記下周二結業前,再多吃一回手唧魚蛋粉。

麵店太子爺Roger走出店外,「今天的魚蛋要沽清了,明天再來吧」。

人龍慢慢散去,慢慢又聚回來。人們還是捨不得離開,店員提早拉閘,有人甚至拍閘說要吃。一個穿著夏銘記圍裙的老伯,騎單車送貨來,揭開鐵箱,拿出一盤熱騰騰的炸魚片請客,說要對撲空的街坊道歉。

混亂中,我搶了一片來嘗,軟滑的,啖啖魚香。

我咬着魚片,未及舉起相機,老伯已絕塵而去。

我後來才知道,老伯就是店主夏藩銘,他一直在工場,打魚蛋炸魚片一腳踢,一身潮州漢子的氣息,腰板挺直,說話鏗鏘,最討厭生意人呃秤,一小時裏說得最多的是「唔好呃人」。

「好多記者,同你吹牛,話夏銘記的魚蛋好彈牙呀乜呀,彈牙有咩用?

彈牙是落了化學劑。夏銘的,食落去,淋淋哋,唔彈牙,我就是保證有魚味。」

夏老先生在最後打魚蛋的日子,還是希望記者替他澄清,口脗就像生意會繼續營運下去一樣。

手打魚蛋食唔番

九月一日開學日,潮州魚蛋老麵店夏銘記的結業告示,傳遍香港。幾十年來親自打魚蛋的老闆夏藩銘,被食家傳媒譽為香港最富經驗的魚蛋師傅,說因為鮮魚難求,品質難保,決定在租約未滿前提早結業,與一同打拼大半生的妻子過退休生活。消息傳出後,不少人都說,這種傳統的平民美食看來真要消失了,剩下的,是處處標榜地道的劣質魚蛋。

在夏老闆仍在香港仔買新鮮魚獲的年代,魚蛋是漁業的副產品,因為魚獲多,也未必所有捕獲的魚也適宜簡單蒸煮,漁民會把這些平價魚、魚仔或買剩的魚尾起肉,加鹽加胡椒粉打成魚蛋,物盡其用。「以前香港仔來的魚,眼金金、白雪雪,好新鮮。𠵱家唔係喇。」工場裏,溫度比街外至少高十度,夏老闆一邊在地上的大油鑊炸每條重半斤的魚片,一邊用半鹹淡的廣府話混潮州話說舊事。雖然由清晨六時開始,已工作十二小時,自言「今年七十八歲半」的夏老闆,依然中氣十足。

讀書人 托幾十斤米搵食

夏老闆本來是個讀書人,因為文化大革命,偷渡來香港,「那時無得讀書,所以來到這裏,以為吸收自由空氣,好開心呀?日日做十八個鐘呀,咁多年來無停過」。一九六○年代,夏老闆三次偷渡來港,第一次中途被截,因為沒錢給警察,結果被抓,在樟木頭收容所等遣返時,認識了後來與他同甘共苦至今的太太。第三次偷渡,終於成功,那是一九六七年,兩人一同獲發身分證,號碼都是相連的。起初,他們落戶黃大仙的徙置區,「第一年,幫人送米,一入去,就問你識唔識揸車(騎單車)、識唔識托米。識得托米,人工二百二;唔識托,二百。以前香港邊有𠵱家咁舒服,大廈無𨋢㗎,我一邊托住三十斤米,另一邊拿一罐火水,咁樣抽上去,幾十年前,好好力。本地人送一兩單,飲杯茶、唞下,我都唔使唞,冚冚聲去、冚冚聲返,一日同佢送幾多單!」多勞多得,可以賺多點?「好鬼,幾刻薄,所以唔做!」但他辭職不幹,更多的其實是他痛恨當時的老闆常常呃秤,客人訂十八斤米,伙計就送米十八斤,但老闆事先開兩張單,一張寫十八斤,一張寫二十斤,送貨時,如果客人家裏沒有秤,就給他二十斤的單。「但我睇,那時的人好淒涼呀,我上到去,間屋黑麻麻,細路在地上爬下爬下……我每次回來都跟老闆說,客人有秤!」

着員工不要呃秤

夏老闆討厭不老實的人,到了自己開店做生意,首先跟員工說不要呃秤;替人買貨,第一次收貨時先秤一次,呃秤的話,以後不用。「做人要公道,我來香港四十九年,無入過黃大仙(廟),無拜地主。無作虧心事,你就唔使拜,你做虧心事的話呢,拜到死都無用。我係咁樣。出街用現金,沒有欠過人一毫子,踩了四十幾年單車,有小姐來見工,我也是踩單車去舖面見,小姐見到覺得好奇怪,但有什麼問題?這些是運動,騎單車在馬路轉來轉去,頭腦就清醒了。人人的人生觀不同,有些人有一百萬唔夠,要一千萬;有些有一千萬,卻想有一億;有些人,有十萬已經足夠。呢啲就係我嘅人生觀。」

自家製丸起家 供應名酒家

可是,托米之後,夏老闆一頭栽進魚蛋行業,才發現這行業與自己格格不入,飲食行業,爛賭、包二奶的人,多的是。一九六八年,夏老闆夫婦倆創立「榕江號」,把家裏當成工場,自己打墨魚丸、豬肉丸,也做齋菜如素雞素鴨,然後把貨交到食肆。翌年,他們搬到九龍城寨,繼續在家做墨魚丸,那時夏老闆已闖出名堂,「人們說老夏是墨魚丸大王」,做好的墨魚丸,是交去當時有名的潮州酒家,「金都呀、興隆樓呀、昇平呀、潮州城呀。在勝利道時,才開始打魚蛋,都是那些魚蛋師傅迫使的」。一九八三年,夏太太在何文田勝利道頂下一間門店來做,在那兒正式開創「夏銘記麵店」。夏老闆起初像其他麵店一樣,聘請專門打魚蛋的師傅,「那時的師傅,叫『師傅』嘛,好巴閉,老闆每日買一支蜂巢大三星(拔蘭地酒)給師傅開工的,我不飲酒,所以不買。師傅人工三百元一日,有時問我借錢,一借就一千,當晚就輸清光,心情不好,打的魚蛋也敷衍,翌日又再借」。夏老闆沉不住氣,決定索性自己學打魚蛋,「係佢哋迫使我做埋佢嗰份!」自此,兩夫婦、兩支三角鐵棍,「用三角個邊,日日係咁揼揼揼」。

打魚蛋靠經驗「彈牙就無魚味」

學打魚蛋,並不是一學就曉,他們起初只知道要攪肉、什麼時候下冰、過水,但材料分量比例、手腕怎樣用力、放涼時間,全都是自己摸着石頭過河掌握來。夏銘記的手打魚蛋炸魚片,出名真材實料,蔡瀾曾說是他的至愛。軟綿綿,又香又滑,夏老闆說,正宗潮州魚蛋不是只講彈不彈牙。「後生妹後生哥,佢哋唔識食,話呢間舖的魚蛋唔彈呀。我告訴你,彈就無魚味!」鮮魚起肉後,攪成的魚漿,有軟漿、中漿、硬漿之分,夏老闆打的,堅持是軟漿,「軟漿工夫多,時間要耐,打好了要晾放在架上,讓它乾身一點,讓軟漿變成中漿。但大多師傅心急,魚也不用新鮮的,就打不成軟漿,加熱時熱多一點,晾乾時乾快一點,有些工場風扇大、冷氣大,吹耐過頭,魚蛋的皮,也會變硬皮,唔好食。所以這些都要靠老嘢的經驗。」他說,一百斤魚,師傅打的話,大約有七十五斤魚蛋,自己打,可以多打出五斤,「我們用大匙羹,大大力刮,他們都是用匙羹,死下死下咁刮」。

八○年代,香港旅遊協會(香港旅遊發展局前身)拍片宣傳地道美食,選了夏銘記的魚蛋推介到外地。「做呢行,第一,唔好呃人,第二,唔好自己評分,應該由客人來評。有麝自然香。你給一百分,但客人付錢時說唔好食,你收錢的也沒臉。」

慨嘆潮州魚蛋不再正宗

夏老闆家鄉在汕頭揭陽,說潮州人就是吃這種魚蛋,「但現在那邊的魚蛋都好差,因為大陸那些人,為了賺錢,求求其其,粉就落多多。外面的魚蛋為什麼彈牙?就是落粉!爽粉、防腐劑、添加劑。學師的人去大陸『深造』,千幾蚊,教你落呢啲粉、嗰啲粉,加些檸檬味都得,臭魚變唔臭,無膠變有膠,新鮮魚做魚蛋才會起膠呀」。他指着剛炸起的魚片,說正宗該有的模樣,但話鋒一轉,又慨嘆其實他現在能打的魚蛋,都不夠正宗了,「可以入得口已經好好」。夏老闆說,打魚蛋要用四種魚,黃鱔、白䱛、寶刀、九棍,「現在多數欠了寶刀和九棍,來貨有時有、有時無」。
本地鮮魚難求

而即使有來貨,質素也大不如前,「以前香港仔的魚,眼金金、白雪雪,好新鮮。現在從哪裏來?湛江、北海、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他說,自政府安置漁民上岸後,香港仔魚獲逐漸減少。香港的漁業,近幾年在禁止近岸拖網捕魚後,更是雪上加霜,本地鮮魚難求,早前有業界人士就說,估計本地魚蛋有逾半是取材自馬來西亞,要美食維持平民價,入口魚漿才划算。夏老闆至今堅持不用雪藏、冰鮮魚,全用鮮魚,「鮮魚有魚鈎的,凍魚無,來自海南島」,來價比起在勝利道的日子,大概已經升了兩倍。海鮮價,天天不同,「黃鱔大約五十元一斤,有時三十幾。所以點解我賣咁貴?」

魚蛋粉店見盡人生百態

二○○五年,夏銘記本來打算買下當時在勝利道的舖位,價錢都談好,想不到業主把物業售給另一個新買家,新業主願意出售,但售價更高,續租的租金也貴一倍。於是,夏銘記遷至油麻地新填地街、現時的工場位置,後來再在駿發花園另租門巿。由墨魚丸大王做到現在的魚蛋達人,四十七年,夏老闆在魚蛋粉店裏,什麼人都見盡了。「奄尖、孤寒、闊佬,有些人好闊佬,有些人好客氣,有些人,一隻腳踏上摺櫈,一邊踏一邊吃。你想看人生百態,來這裏就有。」他說,他們油麻地這一區住什麼人,他清楚,「但我的客,好斯文,有文化水準。杜琪峯,很客氣;狄龍,我識他三十幾年了,他說:老闆,你放心,你去到邊,我跟到邊。搬來油麻地時,他送來一個大花牌。」可是時代的確有點不同了,在滿街自由行的時候,夏銘記也多了不少暴發客人,「睇得多,無眼睇了」。

後記:做呢行呀,有苦,自己知

頭髮花白的夏老闆,工作一整天,本來累得不想跟我多談,可是談起往事、談起魚蛋,轉眼又談上一小時。他從工場走到門外唞唞氣,「裏面四十幾度,點頂?所以根本請唔到人,係我老嘢先頂到。所以做呢行呀,有苦,自己知」。「但我有滿足感呀,這些是錢銀買不到的。尋日六點幾收舖,差不多九點,我回舖頭拿東西,一落到去,客人就叫住我:老闆呀……」他們跟着夏老闆入店裏,想吃魚蛋粉,起初五六人,後來,五六十人。

所以說,有麝自然香。老字號要拉閘了,老街坊是真的捨不得離開。

文 陳嘉文
圖 劉焌陶、陳嘉文
編輯 蔡曉彤

2015年9月5日 星期六

李怡 - 只要香港守得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5日

《蘋果》頭條以〈成功抵禦國足進擊/香港守得住〉做標題,講的雖是足球,但更深層的意義則可以指一國兩制。在一國兩制中,我們已經不求香港這一制會贏了,只望香港這一制守得住。守得住嗎?港中足球賽結果告訴我們,只要有充沛的士氣,以弱制強,以小制大,力保不失,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論實力,國足明顯在香港之上。國足儘管多年來一直表現不佳,但今年1月卻在澳洲舉行的亞洲盃中,躋身準決賽;世界排名第84,陣中有幾名現任或曾經效力西甲、英超的球員。港隊世界排名第151,未能打入亞洲盃決賽周。論球員身價,國足好幾個球員的年薪有500萬到1,000萬人民幣,而香港最高薪的球員,月薪也只是6.5萬港元。

港隊士氣遠在國足上

港中足球大戰是在近年港中矛盾持續升溫中舉行的。今年6月,中國足球協會發佈了一幅海報,指香港隊「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的隊員,海報帶有種族主義色彩。香港足總則以「唔好比人睇死」回應,表示不同膚色「目標都係要為香港出一口氣」。6月11日,港隊在旺角場對不丹,對本地足球本已沒有多大興趣的球迷竟然全場爆滿,賽前奏中國國歌引發場內噓聲蓋過樂聲。有外媒引述2014年中文大學的調查,發現港人表示對國歌感到「厭惡」的比例,從2006年的5%上升到了14%。

這些事態,加上自雨傘運動以來市民對中共和港共累積的不滿,令這次港中足球大戰升溫成社會議題。不僅許多平日只看英超、西甲的球迷去深圳或看電視直播,連一向不看足球賽的女士們也坐定定瞪着電視螢幕看她們不大懂的球賽。

港中大戰前夕,大陸網民一致看好有主場之利的中國隊「贏硬」,中國隊還揚言會贏3:0。遭港隊守和後,新華網以標題〈世預賽|冷!國足4中框+對手逃點球 0-0中國香港〉,嘲諷港隊守和靠運氣。

港隊是否有運?從上半場國足連連中球框看來,港隊似乎有些運,但下半場則是憑拼勁力守不失。國足的累累中框,反映球員射門「攞得太盡」,某程度是「驕兵」的表現。而港足就是哀兵上陣,能保不失靠的主要不是運,而是士氣。

有智者說:性格決定命運。個人如此,一個團隊也如此。港隊整體士氣遠在國足之上,香港人對港隊的支持是護港而非簡單地贏波,就意識層次來說,在大陸球迷為國足打氣的層次之上。這不能不說是守和的關鍵。

當晚,有朋友給筆者短訊:「我在想,香港是不是開始行運?」筆者的回答是:香港是否行運要看香港人的整體士氣。

這一年來,香港確實發生了許多我們意料不到的行運的事。較遠的是去年8月14日香港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以2,392贊成票對1,478反對票通過對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緣於林新強支持白皮書並稱頌「共產黨好偉大」。事前沒有人料到一向以大陸生意為業務核心的事務律師們,在左報和中聯辦施壓下會有這樣的投票結果。

形成性格可決定命運

較近的是6.18立法會關於政改的投票,儘管事前預料不會獲三分二多數通過,但絕對沒有人想到會以8:28被否決。中共一再強調的「硬任務」,居然只獲8票贊成。這樣讓人笑一世的事,若非行運怎會發生?

最近的就是本周二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大會,9,298名校友就副校風波相關議案表決,結果由港大校友關注組提出的五項議案均以逾八成大比數通過,要求校委會於30天內確認副校任命,並取消特首兼任校監等。過去每年恒常會員大會只有一百幾十人參加,這次有九千多人投票顯示港大校友對事件關注,兼具有很大代表性。港大畢業生多居社會中上層,從來傾向維護既得利益,政治多保守。投票前,許多人認為校友關注組的議案不易通過,即使通過也只會是些微多數,結果卻遠遠出人意表。

97前,美國前總統小布殊說過:「香港的未來,取決於中國大陸靠近香港的速度,而不是香港靠近大陸的速度。」97後的變化,使越來越多香港人拋卻中國大陸靠近香港的幻想,卻擔心香港靠近中國大陸的速度過快,而使香港漸漸失去未來了。這是追求大陸民主並望由此導致香港民主的民主派,和立足本土的民主派,兩者的根本區別。

性格決定命運。香港是不是行運?不是看力量的大小,權力背後的人數多少,而是看士氣,看香港是否越來越多人有維護香港價值的勇氣,是否由此而形成香港人的性格,並由性格帶來好運。香港現在不求在一國兩制的競賽中贏大陸那一制,也就是不寄望「中國大陸(在體制上)靠近香港」,而只寄望於守和,也就是守住香港這一制。在這個意義上,港足帶給香港人「守得住」的鼓舞,我們實在應該給港足永遠不嫌過多的掌聲。(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9月2日 星期三

安娜 - 異議聶隱娘

紙上聲色   2015年9月2日

在電影裏一切都是相關的;比起其他藝術形式,電影應該更着重整體的脈絡(context)。這當然與電影的本質相關。攝影、繪畫、劇場、文學等藝術形式都是構成電影的一部分;我們要謹記電影不是任何一個藝術形式的代替品,電影是一個跟它們既相同又相異的獨立藝術形式。故此,若我們要公允而周詳地討論,就不能單獨抽取戲中一個元素去讚美或貶抑整部戲——例如說攝影很美、剪接很凌厲、演技很自然……所以這是好電影。就拿演技來說,只要想想就會發現電影裏沒有「純粹的」演技。光是剪接方法與攝影機的鏡位就可決定性地改變我們對某個表演的觀感,更不要說將一個表演放在90分鐘的電影的脈絡裏會產生什麼新的含意。

因此我不能同意部分對《刺客聶隱娘》的溢美之辭。在畫面上,任它的攝影再巧琢明暗,任它的服飾再寸寸錦繡,任它的場景再吞吐天地,也不足以獨力將電影提升至某個頂峰。就拿眾口交譽的那場神農架的戲份來說。電影末段,聶隱娘未能刺殺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於是來向道姑師傅請罪。一身淨白的師傅立於危崖前猶如待飛的鶴,鏡頭緩緩向右橫搖,見聶隱娘自草叢小徑上來,然後離遠跪在師傅身後。霧氣自左側飄送,前後遠近隨風,師徒一人一句的簡單對話後,雲霧驟然急速凝聚,愈吹愈濃,最後白茫茫一片的完全佔據了畫面。

純粹暗示

當然這不啻是一個教人驚嘆的自然奇觀,但沒有一些人講得那麼神奇。我們可以先問一問,究竟這場霧跟這場戲、這兩個人以至整部電影有什麼關聯——如果我們相信電影的意義是從戲中元素之間的關聯去點滴累積的話。我的感覺是,霧歸霧,戲歸戲,兩者沒什麼關聯;聯繫這霧與電影的,不過是一種微弱而模糊的古風(或稱中國畫意、唐代風韻,隨你喜歡)吧。我甚至不明師傅為何要約聶隱娘走上雲霧裊裊的山崖,難道這是唐人會面的方式?

我不是存心「駁故」,我如此反問,只因電影沒有其他方面(如情節或人物情感)能令我投入到一個地步,足以放下這些情理上的疑問。再講,電影標榜寫實,但有些地方卻完全經不起現實邏輯的推敲(當然我不是指空空兒弄妖法的部分)。翻看《印刻文學生活誌》的「聶隱娘專號」,載有電影劇本,這場山崖訣別戲原本是放在道觀的——這就合理得多了。可以猜想,侯孝賢將這場戲搬上神農架,不過是想把那些懾人的霧納入畫面而已。

《刺客聶隱娘》是一部充滿暗示的電影。不同的評者在不同的暗示裏讀出主題,有的就「一個人,沒有同類」的孤獨自嘆發揮,有的發掘聶隱娘追求自主自由的深意。但我覺得戲中的暗示到最後依然是暗示,沒有一個暗示發展成較圓滿、具層次的主題。從現在的內容,我不能實在地感受到她有多孤獨;在舒淇堅拒流露感情的演繹下,你當然可以說她過分的木訥掩藏了糾結難平的內心,但這要創作者確切地在畫面上體現出來才算數,不能靠我們為暗示自行填色。「青鸞舞鏡」的題旨在戲中出現了兩次,但除了字面上的喻意外,演員的表演與導演的布置等也沒有在這一層喻意添上什麼,往後的部分也不見到這喻意有什麼具體的發展。

李怡 - 「抗戰勝利暨反法西斯70周年」釋義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日

北京明天將舉行「抗戰勝利暨反法西斯戰爭70周年」大閱兵。大閱兵的政治含義已有不少評論剖析,本文只就有關的名目作釋義。

先說抗戰,昨天習近平會見連戰時說:「抗戰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民團結奮戰的結果。」他完全無視抗戰時台灣早已是日本殖民地、許多台灣人當了日本兵這個事實。抗日戰爭,不是單純的中國和日本對抗。中國宣稱領導抗戰的有國共兩黨。兩黨雖表面合作抗日,暗地裏仍然在爭奪地盤、爭奪話語權。除國共外,還有與日軍合作宣稱「曲線救國」的汪政權。大陸之外有台灣和港澳。皇民化之下,台灣人的反日力量極薄弱。香港的保衞戰和重光,也與大陸有不同的抗日史。

中國抗戰沒有勝利

再說勝利。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名言:「誰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而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歷史顛顛倒倒,完全由掌權者詮釋。中共建政後大陸的記敍和論述,一直指抗戰是中共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的勝利,而國民黨就強調是蔣介石領導的國軍正面作戰的勝利。其實中國沒有勝利,台灣史學家廖彥博據第一手研究資料寫成的書《決勝看八年》,指國軍的正面作戰勝少敗多,即使勝利前夕,說國命堪危也不為過。事實上是盟軍參戰特別是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的勝利。

中共貫徹毛澤東的消極抗戰、積極擴張策略,經八年抗戰而大大膨脹了軍力與地盤。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甚至向日本訪客當面感謝「日本侵華」。直至2005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大陸,大陸才出版了《國殤—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紀實》一書,描寫了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會戰期間, 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進行的大規模抗日作戰。這本書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本全面反映蔣介石政府抗戰的專著。

但還原歷史真貌的著述只在大陸曇花一現,《國殤》作者張洪濤原定繼續寫抗戰相持階段的第二部《浴血》和抗戰反攻階段的第三部《曙光》,已過十年都未見出版。前天中共「宣傳家網」發表《中國為什麼能夠打敗日本軍國主義?》一文,再為抗戰定調,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而完全沒有提國民黨軍隊與日軍的二十多場正面交鋒及三百多萬官兵的浴血犧牲。中共的抗戰史觀,又從胡錦濤時代改變過來,為了配合習近平主政要恢復毛時代的專權強勢。中共字典裏沒有歷史,只有政治。

抗戰沒有「全民團結奮戰」,而是在中國政治力量四分五裂尤其是國共勾心鬥角之下,頂多是以時間和空間贏得與日軍的相持狀態,最後是日本在中國腹地被拖住幾乎所有陸軍,而太平洋與美國交鋒的海軍又失利的情勢下,被兩顆原子彈震懾而投降。

抗戰不是民族鬥爭

三說法西斯。壯大了的中共勢力,在抗戰一結束,就開始了內戰。當時針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中共以民主為號召,喚起一波一波的學生運動,面對鎮壓,學生高唱的歌曲是《團結就是力量》,其中一句是「朝着法西斯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國民黨反了日本法西斯之後,中共號召的是反國民黨法西斯。而台灣的二二八事變之後,台灣人又反國民黨的法西斯白色恐怖。

四說70週年。戰後的歷史發展,國民黨轉型,台灣實現民主,日本也成為民主國家。也許我們可以探討一下,何謂法西斯了。

法西斯主義(Fascism)源自二戰前的意大利和德國,是一種極致國家民族主義,「韋氏大詞典」(Merriam-Webster)定義法西斯主義為「一種政治哲學、運動或政權,將國家和種族的地位置於個人之上,並主張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專制政府,由獨裁領導者所率領,嚴格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化,並強力鎮壓反對勢力」。《大英百科》對法西斯主義一詞的定義是:「個人的地位被壓制於集體—例如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之下的社會組織。」

反法西斯戰爭70週年以來,現在哪一個政權是將國家地位置於人民的個人權利之上、主張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並強力鎮壓反對勢力?

法西斯政權就是國家主義的專制政權,就是壓制人民個人權利的政權,也是扭曲歷史、掩蓋真相的政權。反法西斯的真義,不在於民族間的鬥爭,而在於文明與野蠻的鬥爭。這樣的鬥爭仍然持續,在香港,在世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9月1日 星期二

李柱銘 - 又要等埋大律師?

明報   2015年9月1日

去年十月,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參與佔領行動期間,被七名警員抬離至添馬公園一暗角毆打,過程更被傳媒拍下,在電視上重複播放,但律政司至今卻仍未決定是否提出起訴。律政司長袁國強周前解釋,指要等到獨立英國御用大律師所作的公正、公平建議後,才會決定下一步行動。

上月,曾健超入稟申請司法覆核許可,要求警務處長公開涉案七名警員的身份。縱然早有報章將有關資料曝光,不過警方仍拒絕,並聲稱該錄影片段在遠處拍攝,環境非常暗,並不清晰,「我們只見到黑色人影在做一些事,但不知他們是誰」。而法庭最終決定批出司法覆核許可。

其實,早在事發翌日,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敏強已表示,投訴警察課已確認七名當晚處理及拘捕示威者的警員,並將他們停職。換言之,律政司若提出起訴,控方是有充分證據證明,當時參與毆打示威者的七名警員身分。雖則控方主要證人受害者曾健超,被毆打期間曾倒地,故可能無法清楚辨認出有份毆打他的警員,不過,按照普通法下「共同計劃」(Joint Enterprise)的原則,七名警員如一同干犯刑事罪行,即使各人所擔當的角色不同,但他們如按照共同的犯罪計劃或協議行事,則各人均屬有罪。共同犯罪的協議毋須正式,亦可以在一時衝動之下達成,而法庭可從各人的行為而推定是否存在協議。刑事罪行的共同罪責的重點,在於每一被告人均有共同的犯罪意圖,並藉其所擔當的角色(不論角色多大或多小)達到犯罪的目標。

由此觀之,袁司長究竟還要等什麼呢?

李慧玲 - 梁智鴻

明報   2015年9月1日

港大遴選副校長風波,我無法理解梁智鴻。

請看一看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的個人檔案,金光閃閃,耀眼得叫人馬上要戴上太陽眼鏡。他是泌尿外科名醫,在業界鼎鼎大名,贏得「金刀梁」美譽。他做過醫學會會長,回歸前在醫學界功能組別成功出線擔任立法局議員。在香港人經歷沙士肆虐的時候,他是醫管局主席。全香港芸芸醫生,能夠盡攬業界三個重頭位置,至今就只有他一個人。

這樣亮麗的成績表還不足夠?回歸之後,梁智鴻還一度獲委加入最高權力架構的行政會議。

2010年,曾蔭權將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親手別在梁智鴻襟上。

無論專業和政治生命,梁智鴻都到達高峰。家財雖然不及李嘉誠,但綽綽有餘。今年,他76歲。人生走到這一步,應該心滿意足……

這樣的人,我不明白,為什麼在港大校委會遴選副校長問題上,不可以企得硬一點?

當初壓力來臨,如果梁智鴻在校委會可以企硬一點,堅持按既有機制辦事,堅持如期通過副校長任命,事情根本不會來到這一步。他心知肚明發生什麼事。以他作為校委會主席,他原本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多……

與港大校友談起這個問題,有人贊成我,但有人也比較體諒梁智鴻:壓力如暴風雨一下子落下來,很難完全置諸不理。或者。但我會期望,這一代人,在香港成長,受惠於香港自由空氣,事業發展,衣食無憂,當香港核心價值受到衝擊,腰骨為什麼不可以挺一點?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莫哲暐 - 這個崩壞而虛偽的時代——駁彭泓基、樂鞏南及宋恩榮

2015年8月31日

【明報專訊】港共政權干預香港大學自主一事,擾攘多日。其間,有港大校友激烈筆戰,刀光劍影。本人非港大舊生,本無意介入,但讀到彭泓基及樂鞏南的文章,及聽到宋恩榮之言論,實在忍無可忍,決定加入戰團。

早前有教會團體舉辦電影會,播放《總主教之血》,電影主角為薩爾瓦多前總主教羅梅洛。羅總主教政治取態保守,少與獨裁軍政府對抗。後因友人Grande神父被刺殺,看清了政權暴虐之本質,故挺身而出,保衛人權,與軍政府對着幹。本人分享時指出,當時拉丁美洲的左右之爭非常激烈,右翼軍政府上台,必鎮壓左翼。而左翼中人也不甘示弱,組織游擊隊反抗,暗殺、綁架等慘案時有發生。而左翼由於有反教會傾向,教會中人多默許右翼政權的獨裁統治。政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尤其在拉丁美洲,左右兩翼均使用「顯性」暴力。不少人因而會得出以下結論:兩邊皆暴力,因此兩邊皆有錯,最緊要就是多多溝通。但這是虛偽或無知的。表面上雙方類同,但我們要懂得認清表面底下的結構問題與制度不公。當制度明顯偏袒一方時,你扮扮「中立」,就是助紂為虐。總主教就是看清了現實。其雖然譴責某些神父參與游擊隊,卻拒絕淪為「偽中立」、「偽理性」者,而是指摘軍政府維持不公制度、殺戮人民。政府威脅教會、破壞教堂,總主教仍拒絕低頭,最終蒙難。

香港相比於薩國,可謂和平得多,但權貴中產之虛偽,卻不遑多讓。當天衝進會議室之港大學生,與左翼游擊隊簡直是象蟻之比,然而權貴及法利塞人卻同樣選擇無視政權之魔爪,「小罵大幫忙」,而鋪天蓋地譴責學生。

回歸文本,待我等看看三位之論述。先談彭泓基。彭氏文章雖則語調溫和,但不減當中之虛妄。彭氏早前撰〈與程翔兄論「正義」 攜手一起「救救港大」!〉(《明報》,8月18日)一文,引用Amartya Sen,謂我等應該「容許多種不同的『正義』緣由存在」,不應「只能看到一種『公義』」,藉此批評學生唯我獨尊。程翔先生對此已有反駁。然彭氏不罷休,再撰〈與程翔兄再論「正義」——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明報,8月25日)反駁之,謂:「若正義的定義與是非尚未分清,就妄然定出不義,是否有值得商榷之處?對於真正的不義,例如日本侵華,屠殺千萬中國人,那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不義,我們皆應致力堅持抗爭!」另又指出:「每個人所感受到的『隱性暴力』都會不同,但有形的『暴力』則是顯而易見的……若當時學生因『隱性暴力』而義憤填膺,為什麼別人感受不到?」其後又表示:「但一切行為,都應有是非對錯的準則」,因此要譴責學生。以上論述,簡直狗屁不通。

隱性暴力制度不公是問題根源

彭的「道理」不難解讀:有權勢者的決定、制度不公,和「隱性暴力」,無清晰準則,可以各有各說,因此不需要下結論,應多多包容;至於學生的抗議較為激烈,很清楚,所以要痛斥。簡直荒謬絕倫。在拉丁美洲,不論政權及反抗者均用了「有形的暴力」,但導致暴力衝突不斷的,正是背後邪惡可恥的「隱性暴力」——制度不公。隱性暴力方是問題之根源。因此我等一般會「同情地理解」因反抗不公制度而使用武力者(不等於完全贊同),而厲聲譴責位高權重而武力鎮壓者。彭氏既然如此不齒「有形的暴力」,請撰寫鴻文譴責其校友孫文如何用暴力革命推翻滿清。另外,彭氏以為日本侵華真的「沒有任何異議」?那他應該去讀讀日本極右的正義觀。用彭氏的道理,我等也應該包容極右繼續宣示侵華乃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論述,畢竟大家對「正義」的理解不同。以偽哲學論述去包裝自己的虛妄,擾亂視聽,實太可惡。

彭氏又斥責學生不懂「仁」與「禮」,缺乏尊重。本人實在無法再忍受某些人曲解孔孟之道去服侍政權。儒家以仁為禮之本,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心存仁愛,當渴望正道行於天下,所謂「天下為公」。見有不公而義憤填膺,正是仁之發揚。孟子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簡單直接,不難理解。不懂哲學,請不要扮懂,免丟人現眼。

政界無資格干涉學術研究

至於樂鞏南的文章,其實不值一駁,因為質素實在太低。但既然刊登了,稍駁也無妨。樂在〈有盲點不自知?還是不敢面對現實?〉(明報,8月3日)一文中謂:「延遲委任陳文敏教授為副校長的決定,並非一個學術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管理架構任用的高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問題」(其語病非常嚴重)。要把「大專學院高層人員之任用」與「學術自由自主」脫鈎,相信要有極高「智慧」方能明白,我等凡夫俗子真的領會不來。樂氏再撰〈走火入魔的象牙塔中人〉(明報,8月25日),要幫董建華翻案:「董先生並沒有干涉鍾(庭耀)的民調。他差遣路祥安去了解一下那『新出爐』的鍾氏民調,起碼是看看是否……客觀、公正」。又指出「你學術界先插了一腳進來政壇,試圖影響政局,那麼禮尚往來,有何不妥?」前句說董生無干涉,後句卻說是「禮尚往來」,即是有干涉,這叫「鬼拍後尾枕」。學術界研究政治現象,天經地義;政界卻無任何資格干涉學術研究,此乃世界通例。不過樂氏所秉持的應該是「祖國」邏輯,所以屬於世界之吾人,無可能理解。

很多對學生指控無證無據

最後是宋恩榮。宋先生日前出席電台節目,譴責闖入會議室之學生「自貶成無道德底線、禽獸不如」。此與早前李國章指控學生為「紅衛兵」之論述互相輝映。學生當日之行動激烈,毋庸置疑,但很多指控無證無據。例如中英文也不太懂的港大校董鍾樹根,就曾聲稱「一位女性校委則被示威者在停車場非法禁錮和圍罵,要求她『下跪』道歉才放人」,學生是「草菅人命」。原來立法會議員就可以隨意指控學生而不提任何證據,待遇真優厚。這班學者議員,會譴責香港的學生「禽獸不如」、有如「紅衛兵」、「草菅人命」,卻不會去譴責真正由毛澤東統領的紅衛兵「禽獸不如」,更不敢指控共產黨「草菅人命」。沐猴而冠者,在今日香港可以橫行。

這就是我們當下身處的時代:禮崩樂壞、虛偽充斥。殖民地奴才性格,遍佈各界。奴才與奴隸不同:奴隸充滿不甘,可以有反抗思想;奴才則是心甘情願做當權者的奴婢,迎上欺下,從中取利。再加上中共倡導的法西斯大一統極端民族主義,香港的奴才戴上了「愛國」的面具,對黨國卑躬屈膝、摧眉折腰,對人民則目露兇光、喊打喊殺。很悲哀。但正是處於荒誕時代,更要學懂勇敢生存,好能與邪惡勢力周旋下去。

吳靄儀 - 以權力干預

明報   2015年8月31日

著名學人及港大前任校長王賡武教授回應記者訪問表示,舉世辦大學的最重要原則是讓教師、學者治校,負責行政的人及校外人盡力支持校內活動,有不同意見,大可商量,但不會干涉,真是可圈可點。用諸港大,校委會原是大學的最高行政機構(2011年改稱最高「管治」機構)。特首委任校外人士為委員,應抱着這個理念,要委任尊重教師、學者意見,協助教師、學者達到其治學目標的人,而不是佈下監視、箝制大學自立的棋子。

令人擔憂的是現任特首沒有這個認識和智慧,任何權力落在這種人的手裡,遲早都會鬧出事來。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在他報《來論》的注解是最好的證明。關於特首否決名譽學位建議人選的權力,他的解說是這是法例上有的,有權就有責,所以特首就有責任行使權力,不批准會議的人士得到頒授名譽學位。有趣的是,馮專員聲明梁特首自上任以來從未提名或推薦任何人之餘,並沒有說過他從未否決過任何委員會推薦的人選。

至於委任校外人士為校委會委員,馮專員稱,梁氏「只」委任過兩名,他並沒有說以何原則,但何需兩名?單委任一名過去作為學界至今猶有餘悸的李國章,已清楚顯示與王賡武原則背道而馳,真是一名也嫌多。

梁特首弄權干預之所以得逞,一個原因是社會上有些人的心態是校委會是大學的「老闆」、特首是「總經理」,有權干預是理所當然。這種對權力的錯誤理解才是最大的危險,因為法律上特首還有其他更重大的權力,例如委任法官、委任推薦司法人員任命的委員會成員。

不止特首。《基本法》第73(7)之下,立法會有權不同意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的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只需要反對者過半數。歷年來立法會已建立起一套尊重司法獨立、尊重委員會推薦的慣例與原則。在對權力的運用的正確理解之下,這些權力無可厚非,但落在一些行為令我們無法信任的人手中,就是架在香港人頭的利刃!

2015年8月30日 星期日

家明雜感:《迷城》眾人皆醉我獨醒

明報   2015年8月23日


林嶺東闊別多年,這次憑《迷城》歸來,不只拍凌厲的動作片,還要藉它言志,諷喻當下的香港。

他一向擅長城市警匪片,「城市」是他電影的標記,對上一部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97年《高度戒備》。林八十年代的成名作《龍虎風雲》,英文為「City on Fire」,套用在《高度》及《迷城》上同樣合適。

1.醉與醒

林嶺東以「迷」字修飾「城市」可圈可點(大陸版好像叫《謎城》,從內地看香港像個謎?又別具意味)。「迷」可以是「迷失」、「紙醉金迷」,無論如何都是「清醒」之反義。由《高度戒備》到《迷城》,剛好是香港回歸至今的時間跨度,林嶺東似乎要針對當下迷失的香港。《迷》的首個鏡頭是港幣一千大元,疊印在璀璨的香港夜色之上;意思明確不過了,香港的美靠錢財堆出來。古天樂演的郭天民,其開場白說得清楚:「錢是每個人的生命動力,這個世界什麼都有個價……」,畫面呈現富商跟少女在鬧市挽手同行。阿民接着說:「包括人的青春,理想,良知,公義。」特別留意,「良知」與「公義」是我們近年常掛在口邊的抗爭口號、社會的道德底線。《迷城》開始不久一宗暗殺案,被殺的是一名報紙老總,輕易教人想起現實的劉進圖事件——林嶺東借電影諷喻香港,更昭然若揭了。

《迷城》是仇富的,有錢人皆一副臭臉,林嶺東看來全不是好東西。譚炳文演的叔父很偽善,那個叫浩少(馬浴柯)的富二代面目可憎;為有錢人打工的律師佐治蔣(謝天華)唯唯諾諾,在老闆跟前不敢造次,對着下屬及情人呼呼喝喝。黑幫分子也只為有錢人賣命,台灣幫跟香港蠱惑仔的分別是:以黑頭(張孝全)為首的台灣幫心狠手辣,但亦更講道義;他們四海為家,特別需要互相扶持。香港的蠱惑仔則樣衰沒品,仁哥(李燦森)往日虛張聲勢,死到臨頭便窩囊不堪(李演得維肖維妙)。不過,骨子裏台港的黑道乃一丘之貉,「可以賣的命,都是賤命」。《迷》裏面的所有角色,無論富或貧,幾乎都逃不掉被金錢牽制的惡運,每人像貨品般扣上價錢牌。

「貪的世界,人不會有前途」

或許只有郭天民例外,從頭到尾他把錢財看得最淡,頗有眾人皆醉我獨醒之感。他在尖沙嘴開酒吧,自己倒不大喝酒。他從前是當差的,一次查案為保同父異母弟弟小聰(余文樂)而辭職不幹,可說是良知覺醒。他說不相信錢,因為「錢是教壞人的」。阿民的道德感召從何而來?搞不好來自亡父。民說:「好難滿足父母的期望。」又說:「父親從前教我,叫我們不要行差踏錯,否則以後也回不了頭。」父親的教誨,頗有粵語片况味,老套但中用。民的父親也是警察,電影對他的描述,其實只有倒敘的寥寥幾筆(軍裝警員,官階似乎不高),對阿民做人處事卻有深遠影響。民的前上司王sir(任達華),在民跟前亦多次提及亡父(「你阿爸一定好失望」)。昔人已乘黃鶴,但屬於他世代的規範與約束還湊效。《迷城》藉郭天民此「道德代理人」,把上一代勤勤懇懇、忠心正直的態度,帶進二十一世紀回歸後、漸次禮崩樂壞的香港。

民最後的旁白說:「貪心的人不可以維持公平公正,貪的世界,人不會有前途。」跟《華爾街》的「貪婪是好」大唱反調。今天的香港,連特首都自身難保了,按民的說法,此地還有什麼前途?!難怪電影要在皇后像廣場收結,難怪興建於1912年的前立法會大樓亦難逃厄運,百年基石毁於一旦。象徵意味夠露骨了,大樓上代表公義的泰美斯女神被子彈打斷左臂,天秤摔到地上,香港法治已死。

2.城與鄉

《迷城》的都市危機四伏,我們熟悉的大街小巷,隨時發生暴力事件,而且程度不斷升級。由酒吧搗亂,汽車追逐,商場斬殺,到當街當巷綁架、殺人。林嶺東再次示範,什麼是實價不二的動作場面,力度猛火,充滿實感。值得一讚是戲裏一眾演員,由知名的張孝全到不知名的小嘍囉,眼神兇狠,惡形惡相,乖張暴戾演得入木三分。

林嶺東真是不到你不服,《迷城》的動作取景不少是鬧市的繁忙要道,誓要把具有特色的城市景觀盡冶一爐。小雲(佟麗亞)在尖沙嘴嘉蘭圍被黑幫擄走,小聰(余文樂)二話不說,開着拖車狂追出加連威老道,拖車的拖架在路面擦出火花,沿途的車輪給砸個稀巴爛。小聰的母親花姐(元秋)在煙廠街被捉,小聰追出花園街,賊人逃之夭夭,同樣是人聲鼎沸之地。還有阿民在上環腹背受敵,台灣幫及警察兩面在追他。他一邊連消帶打,一邊從半山奔竄到電車路,好不容易才被小雲開車接走。動作場面中,角色的服飾配置聰明,主角像阿民、小聰及小雲穿的以白色為主;台灣黑幫則全身黑色,在混亂中於是易於辨認,當然黑、白也有善與惡的象徵含意。最後是教人目定口呆的中環決戰,由天星碼頭停車場開始,汽車衝進行人隧道險象環生,高速駛過太子大廈旁的行人道,再飛插進一架雙層巴士。厲害!多少年沒見過如此具爆炸力的場面了。

被利慾掩蓋良知

顯而易見,結局的中環場景做了電腦修改,名店品牌名字變了,看上去還知是名店。大追捕在中環的消費主義、大會堂等布景下開展。製作人還在隧道內、大廈外牆加上宣傳香港「動感之都」的廣告板。對了,《迷城》中人被利慾掩蓋了良知,那個你爭我奪、你死我亡的香港,諷刺地切題,不正是個充滿動感的大都市?!

小雲嘗言:「以前的世界多好,多平靜。」林嶺東把情懷寄託在舊時代與鄉郊,來跟躁動的城市對比。這方面他算重施故技,1989年《伴我闖天涯》已有類似描寫:城市幹探周潤發與村姑鍾楚紅文化上格格不入,但周漸漸被淳樸的自然環境同化。《伴我》公映時,有評論說影片意念來自澳洲導演彼得維爾(Peter Weir)的《滅口大追殺》(Witness),維爾電影素以「文明」與「原野」的衝突為題。當然香港的「城」、「鄉」差異難以跟《滅口》比較,《迷城》中,美好的過去或很虛幻及不着邊際(民、聰兒時與父在西貢河邊扔石);恬靜、與世無爭的村屋(花姐家)及南丫島(民及小雲之匿藏地)或許很片面,作為敘事策略亦無可厚非,是林嶺東對「迷城」一面倒地唯利是圖的回應。悲觀中抓些慰藉,不然電影沒有宣泄出口了。

事實上,墳場也是安逸的。阿民、小聰、小雲這三男一女(又是 ménage à trois的配對),亡命旅途難得一刻偷得浮生,是阿民、小聰在先父墓碑拜祭時候。這小節安排為敘事的小懸念,三人喝酒,小聰說「一飲忘憂」,小雲是「一飲忘情」,一直最清醒的阿民呢?當下沒說,留待片末才揭曉。還記得前文說,《迷城》以一張千元紙幣開始?最後一個有釋放的作用,頗教人意想不到的——雖然看起來的確有點像醇酒廣告。

林嶺東不滿現狀,拍出《迷城》。故事的出路,可以在古天樂的郭天民身上找。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皮亞:《迷城》公義,曾經在30年前出現
2015年8月24日

周潤發在《龍虎風雲》站在皇后像廣場跳舞,一貶眼,已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今天古天樂在《迷城》站在同一地方,竟變成異像頻生。林嶺東說,時間到了,就要出來拍戲。

大約三十年前,即1987年,林嶺東的《龍虎風雲》上映,由於影片賣座,開啟了他的「風雲」系列,及後極速拍成《監獄風雲》和《學校風雲》。三部戲都以風雲命名,由城市,轉入監獄,再走進學校,故事沒有太大連貫,但同樣「on fire」。當時人人都說,林嶺東電影很火爆,無論是戲中角色,還是他本人,都像瘋了一樣,到處開槍放火放炸彈,殺人不眨眼。

回到昔日景物 意義全非

到了2015年,事情又回到原點,《迷城》又再「on fire」,城市沒有比之前安寧,林嶺東要古天樂繼續在香港市區到處跑,由中環跑到離島度假屋,最後又再跑到中環皇后像廣場,只是景物依舊,人面全非,皇后像廣場的意義不再是昔日的意義。皇后像廣場兩旁,是最高法院和太子大廈,對面是匯豐銀行,後面是和平紀念碑,對開馬路有電車站,構成香港歷史重要的一頁。

現在,立法會搬離前最高法院後,多年也未安排終審法院遷入。九十年代開始,皇后像廣場一帶,假日也成了外傭聚集地,本地人行過都會走快兩步。隨着皇后碼頭遷走,對出海面被填,昔日人來人往還有人力車的碼頭範圍行人隧道,變得水靜鵝飛,走過都驚有鬼。而大會堂的城市文化藝術核心功能,亦像被被「廢了武功」。最近還聽說自稱的顧問建議廢除中區電車,什麼都廢掉遷走,又改立了什麼呢?《迷城》尾段,林嶺東讓人記起《龍虎風雲》的周潤發/高秋,但當時的美好記憶,現在已變成噩夢。

從1987年《龍虎風雲》開始

也因為這場戲,令我感到,不能單一地看《迷城》,要用一個林嶺東電影的「時間軸」來看,時間從1987年的《龍虎風雲》開始,穿越1997年的《高度戒備》,途徑2007年的《鐵三角》,再到達今天這一站,2015年的《迷城》。四部電影,都在有意無意間,訴說香港故事,雖然不是部部都叫什麼風雲,但就發展出真正的「香港風雲」情懷。

為什麼會說,周潤發/高秋站在皇后像廣場,是一場美好的記憶呢?看《龍虎風雲》最後一個鏡頭就知,高秋死了,但他生前最真情流露、最風騷快活、最瀟灑自在的一刻,就是站在皇后像廣場上跳舞。高秋表面是最有計的黑道中人,暗地裏卻是臥底警察,表裏不一,兩面不是人。他不想再做臥底,也沒有像《無間道》的梁朝偉一樣,想申請復職,他交了信,想辭職,跟舞小姐女友結婚,然後離開香港。高秋是可憐的,他既不獲批准辭職,亦因臥底工作錯過了跟女友結婚的時刻,他留在香港,然後,被警察開槍射死。他不止可憐,更是一場悲劇。一個角色之死,折射出市民的憂慮,1987年,香港市民都為回歸問題而煩惱,高秋兩面不是人,同是我們無法找到身分認同的悲哀。

身分問題無法解決,但林嶺東還是相信香港有法治。《高度戒備》的警察,就救了香港。港台大賊一起做案,進行驚天大劫案,搶盡賽馬會保險庫內的銀紙。劉青雲率領重案組,跟大賊們鬥智鬥力,最後,重案組慘勝一仗,香港幸保不失。林嶺東要劉青雲最後哭着想起老婆乖仔和家。是的,我們這個家。1997年,香港警察沒有了皇家兩個字,不吃皇家飯,就要好自為之,保護這個家。《高度戒備》真是苦口婆心香港心。

香港,掉進黑洞 迷失了

林嶺東每隔十年便以警匪類型片為香港和香港人把脈。2007年途徑了三個導演「接龍式」合拍的警匪片《鐵三角》,還未夠下一個十年,《迷城》就在2015年要上畫了。原因大概是:從2012年開始,香港彷彿進入了另一個無止無盡的時空黑洞,用什麼風雲或on fire也無法再形容現况,在黑洞內,只有迷失,如果用城市來衡量,就是一個迷城。

《迷城》跟以上橫跨三十年的三部戲最大的分別,是主角的身分和信念。《高度戒備》重案組救香港,《迷城》呢?警察古天樂成功辭職。他不是臥底,他說,他無法再做好警察應有的本分,心中有愧,所以辭職。警察應有的本分是什麼?根據古天樂的角色描寫,就是堅守公正和公義。古天樂因為私下放過了做賊的弟弟余文樂,在親情與公義之間,選了親情,但就無法再面對公義,於是自我問責,「劈炮唔撈」。

人心被錢蒙蔽 不再相信警察

古天樂角色,不再是單單一個警察的問題,而是關於這個社會這群警察的問題。我看時感到又感動又諷刺,然後問:今天還有人會因為無法面對公正、公義,而劈炮唔撈嗎?或者,連問這個問題都變成諷刺。古天樂劈炮不做警察之後,反而做人更有人情味,開酒吧,照顧客人,與世無爭,又與余文樂兄弟同心,更對不明來歷的操普通話女子表示同情,顯示紳士風度——古天樂有着從前香港男人的質素和本質。古天樂不當差,但他能夠發揮的力量,竟然比當差時更大。相反,在古天樂面前,一眾前同袍,就顯得一文不值,胡亂行事,無腦盲從,反轉豬肚,釘死古天樂。對比起《龍虎風雲》,不禁要說,公義,曾經在三十年前出現過。

我不猜測《迷城》的劇本,有沒有在2014年十一月之後作出過改動,但看出來的是,《迷城》不再相信警察,警察不再擔演「救香港」的角色。而《迷城》揮發的香港情懷,亦明顯比之前提到的三部戲,更直接,更多無奈、更多話說。古天樂角色一開始,就站在街頭獨白,說香港每個人都被錢蒙蔽。

更黑色諷刺自在說香港

《迷城》側寫警察身分,正寫一班包括中港台的大賊、二世祖、律師、的士司機的人,為了一箱錢,弄出一發不可收拾的悲劇。林嶺東火氣仍在,只是《迷城》不再一味硬橋硬馬像瘋了一樣反映現實,卻用了更黑色、更諷刺、更自在的方法來說香港。當然這亦是有原因的,今天的港片製作,難以跟三十年前相比,現在資金多了,從心所欲說故事的空間卻少了,起碼,我們未必再有很多機會看到像《龍虎風雲》一樣,周潤發與李修賢的警匪情義,也未必有機會再看到警察被警察殺死的悲哀——因為這一切都可能被視為「不正確」。所以,黑色一點,諷刺一點,也許是另一出路。

從《迷城》看到,林嶺東依然是難得能夠透過警匪類型片來言志的大師,最緊要是他不怕把個人情感透過角色道出來,他對香港的情懷和感情,比不少擁有億萬票房的香港導演更深厚,而他的電影,自然更值得我們去看去細味。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人物專訪:李歐梵談散文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繼《給孩子的詩》後,詩人北島聯手文學評論家李陀,共同為孩子編了一本《給孩子的散文》,剛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的46篇散文,寫作時間跨越近九十年。李陀在訪談中說起,希望這本小書能讓孩子們看到散文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也展示現代漢語的歷史發展。記者翻閱了一下這本書,發現確實與一般散文集的篇目有所不同,除了當代知名作家如莫言、王安憶、毛尖、西西等,還收錄了大量「五四」及民國時期的作家作品,如魯迅、葉聖陶、朱自清、豐子愷、張恨水等等。這樣的選本有何意義?現在的孩子是否還需要看早期的白話文作品?孩子如何能學到好的語言?為此,我繼「談香港讀詩風」之後,再次訪問了著名文學評論家、樂評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先生。

問:木馬
李:李歐梵

「五四」傳統非常寶貴

問:您覺得《給孩子的散文》這個選本怎麼樣?

李:這本書的選材很特別。對我來講,書裏最寶貴的不是當代文學,而是「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這個傳統被遺忘了。現在一說起「五四」就是反傳統,其實「五四」是把傳統融入現代的語體文,這個文化工夫非常大,是那一代文人的特色。特別像汪曾祺、廢名等人,是把中國傳統裏的詩情畫意融會在表面上很淺白的散文裏,這是大工夫。稱馮至是大師,就是因為這個。「五四」的這個傳統非常寶貴。

但另一方面,這個選本選的文章其實都不是現在時髦的所謂現代主義、社會寫實這些「五四」「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的選材,我覺得這個蠻有意思。像我研究的現代主義,比如穆時英、劉吶鷗這類完全西化的,教孩子不行。

問:有讀者認為這個選本不適合給孩子讀,您覺得哪些文本給孩子讀比較好?

李:這些散文是否給兒童看的,討論這點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有的兒童走得比老人還遠。廣義的兒童教育,甚至都可以包括成人。

如果從語言上來說,「文學研究會」的人寫的東西,書寫和口說的關係比較接近,比如老舍、豐子愷、夏丏尊、葉聖陶等等。書裏選的廢名有點特別,他寫過給孩子的散文詩。還有梁實秋、沈從文、傅雷等等。傅雷書信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少被選進這樣的書裏。這個傳統下來,到最後的至高傳人就是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我最喜歡的是他。張恨水的語體文也非常好,但大家把他歸入「鴛鴦蝴蝶派」後以為就一筆勾銷了。

雖然這些人的出生地不見得是北方,但基本可以寫一筆簡潔、近口語話而典雅的白話文。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白話文囉囉嗦嗦,又不文雅,又像寫又像講,有的句子好長,孩子怎麼看?

問:李陀在採訪中說過,他和北島編這本書也是擔心當下不好的語言對孩子的影響。您似乎也對現在的語言狀况很不滿?

李:一些人寫文章很喜歡使用泛政治化用語,另外每天都有大量小資的、華美的、轟動的、標籤式的、創造新怪字的用語大行其道,以為了不起,但那是最膚淺的東西。我是堅決反對。

真正的大師級的文章都是深入淺出的,而不是賣弄那些專業性的詞句,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好厲害,其實裏面卻是空洞的。事實上,後一種文章我們見得還少嗎?比如一些學術性的議論文章,那文字簡直讓人搞不清作者在寫什麼,想寫什麼,就好像是把英文直接翻譯成中文一樣。

我很擔心中國的白話文會被帶到一個很糟糕的地步,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所以我覺得「五四」傳統絕對要保留。對我來說,寶貴的是李陀和北島很關心這個傳統。

問:那您覺得什麼語言是好的語言?

李:語言應該要清晰、通順、有內容,讀起來有一種白話文的暢快的感覺。為什麼古時候小孩子要背詩,同樣的道理,可以讓講話有一種韻律、一種節奏,很自然的。白話文要注重自然,而不是咬文嚼字。

「我擔心下一代孩子 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

問:怎樣能讓孩子們從好的語言開始學習呢?

李:我又要講到「五四」的傳統。我一直認為中國從「五四」以來就缺少兒童文學,而西方文學中則很多。大家都以為「五四」就是反傳統、革命、現實主義,可是「五四」很重要的一個傳統就是教育文學。因為「五四」要搞新文化,那教科書怎麼辦?怎麼才能有新的看法、新的觀瞻、新的人生態度?所以他們要做大量的啟蒙工作,啟蒙工作之一就是兒童教育,包括成人教育。有一些當時的健將,我們現在都把他們遺忘了,比如說這書裏選的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等京派作家。

那時候有一系列教科書專門給孩子設計的。我們當時念的,現在還記得:「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這類民國老課本,我覺得值得重視。民國的貢獻不僅僅是現在說的大師,還有百廢待興的時候,怎麼建立起一系列新的但又是繼承傳統的啟蒙教材,這個很重要。想要編兒童教材的、關注兒童教育的,一定要從這個傳統走下去。

要重視民國時期在教育上的貢獻

問:您小時候讀什麼樣的文字?有沒有對您的語言影響比較深刻的文章?

李:小學五年級在台灣的時候,除了國語教材,我記得兩篇,一是朱自清的〈背影〉,然後是《老殘遊記》的第二回。至少我念書的時候,不像他們說的白色恐怖壓迫得那麼厲害,當時國民黨的選材還把「五四」的一些文章都擺進去,當然左派作家的內容沒有了。

後來我就自己看,常看徐志摩,他的〈再別康橋〉和他的散文,還有梁實秋的雜文。然後是看外國文學的翻譯,當時的翻譯作品都很好,有的是大陸三、四十年代的翻譯,到台灣改了一個名字。比如《約翰.克利斯朵夫》,現在想起來,我看的那版就是傅雷翻譯的。

最近我從德國回來,看我們對德國文學的翻譯,台灣的也好大陸的也好,都慘不忍睹。翻譯得很「正確」,但是中文一塌糊塗,不如給我看德文算了。現在中國的語言真是一個大問題。以後小孩子要是連講話都很拗口,那怎麼辦?

後記:關於語言、教育、文學,其實還有許多內容可談。但今次限於時間,只能先跟李教授談到這裏,不免有些意猶未盡。李教授始終關注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的教育、文化問題,也提出過許多建議和批評,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向李教授細細請教。

文:木馬
編輯:蔡康琪

家明雜感:刺客聶隱娘 略談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一.隱晦

 侯孝賢《聶隱娘》真的隱晦,刪減的枝節十分多,加上文言對白,第一次看頗叫人丈八金剛。諷刺地,英文字幕免除人名、地名的繁複,像聶隱娘乳名「窈七」,魏博位於「河朔」,反而較淺易(譯者乃著名影評人Tony Rayns)。要把《聶》片看明白,閱讀電影以外的「補充資料」,幾乎是必要動作。

 最基本的是電影發行公司印製的傳單,內附「人物系譜」,對觀眾的「期望管理」非常有幫助。其次更豐富的,要數台灣印刻文學的兩份出版:據說曾一度斷市的7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雜誌及影片編劇之一謝海盟(年輕新力軍)寫的《行雲紀——《刺客聶隱娘》拍攝側錄》。兩書皆收錄了定稿劇本,讀着發現,劇本跟現在的電影版差異極大。

 可不像大學年代念《紅樓夢》,因為篇幅長、人物眾多,老師建議先讀《紅樓夢人物論》;《聶隱娘》才106分鐘,怎樣看也非「巨構」。然而它對附加材料的依賴,在於文本有時不能「自圓其說」。以周韻飾演的兩個角色為例,殺手精精兒跟主公夫人田元氏是一人兩面。只是,精精兒一直戴着金色面具,中段她被聶隱娘(舒淇)打敗、身分被悉破,觀眾看不見其正面,是不是周韻單憑背影沒法咬定。另外,電影提供的有限信息,精精兒跟老法師空空兒的師徒關係,不靠「系譜」說明,我們連結不上。

 《印刻文學》或《行雲紀》交代了侯孝賢的作法。很多場面已拍,但在剪接台上,但凡過不了侯氏法眼的,都逃不過被拿掉的命運。侯氏大刀闊斧的省略,好像已不把「觀眾看懂」列為前提。謝海盟說我們看到的只「冰山一角」,更深更大的冰山其實存在。《印刻文學》刊印了朱天文的文章《剪接機上見》,詳說劇本很多鋪墊及研究工夫,最後沒在電影呈現,語調頗見無奈:「原來,編劇是介入不了的。影像的判準,剪接的法則,出入其間者是他倆,即使新人如芝嘉(按:跟廖慶松在本片齊名的年輕剪接師」,又豈會聽我的……這好與不好,準何而定?直覺,當然是。不過直覺很難說也無由說,我應試試講講別的。」好玩的是,朱天文一輪「苦水」後,憶述了1994年黑澤明跟侯孝賢見面,黑澤欽佩侯拍戲的自由,是他們片廠出身難望項背的。連長期拍檔如朱天文,在找不到說辭後,只好重提往事,鞏固傳奇。像慨嘆:經驗告訴我,留待時日證明侯的直覺沒錯好了。

 所以電影不圓滿麼?從劇情或人物出發,是的。當然,你也可以說侯故意不按常理出牌,打破我們對故事的預期,不強求觀眾(一次)看懂,「看懂」不是電影價值的全部。事實上,侯的電影從來不是劇情主導,追求的更多是氛圍與調子;他獨到的單鏡頭美學,不擅處理太複雜的動作,包含的「信息量」亦不多。《聶隱娘》跟他前作不同的,是設定在中唐藩鎮割據背景,牽涉人物較多。侯不作歷史「大論述」,然因為是歷史劇,他的隱晦作風,加深了觀眾投入的難度。換個角度,若《聶》只是侯《最好的時代》的番外篇(英文可打趣叫「Four Times」),效果可會不同?他繼續寫不同時代中,張震、舒淇一對鴛侶的生命循環,時代造物弄人:張震演的田季安,跟聶隱娘本是青梅竹馬,奈何在政治現實下,田的婚姻成了議和的本錢,聶的「幸福」於是給白白犧牲。田身為藩主亦愈來愈囂張跋扈,兩人漸行漸遠。把《聶》的唐代對應為《最好》想像的六十年代、二十世紀初與千禧年後,算不算是作者之一脈相承?

 二.天成

 但無疑《聶隱娘》好美,技術非常講究,尤其攝影、聲音、美術及選景。

 攝影方面,這陣子藝術電影好像有股風氣,要回到4比3銀幕傳統。近者除了加拿大的Xavier Dolan的《慈母多惡兒》(Mommy)、侯孝賢的《聶隱娘》,還有賈樟柯的《山河故人》。無巧不成話,三者都在影片內挑戰銀幕比例的限制。《聶》絕大部分時候為4比3(準確而言是1比1.41),但嘉誠公主(許芳宜飾)撫琴一段,則用回16比9(1比1.85),侯孝賢的理由是古琴橫放,用4比3拍不好看。拜數碼電影之賜,在同一片中改變銀幕比的做法,菲林的年代根本不能想像。賈的《山河》亦是,電影分為1999、2014及2025年三段(是的,有科幻片的成分),第一段用4比3,第二及三用16比9。以屏幕比例呼應時代之視野。

 《聶隱娘》中,侯孝賢的長鏡頭依舊,很多時候「一場一鏡」,李屏賓、姚宏易軌道鏡頭輕輕的來回,偶得抓拍演員的反應。內景需尋求變化,像田季安妾胡姬(謝欣穎)閨房,便透過紗帳、屏風及燭火製造朦朧景象,看透與看不透之間,正合一身黑衣的隱娘,幽幽的從旁監視。燈光及顏色弄得十分優美,小小一塊玉玦亦拍得迷人,不禁想起侯孝賢上部短片《黃金之弦》的「家傳之寶」。從信物見人的歷史與傳承,玉玦除見證聶隱娘與田季安的關係,亦令人想起溫柔敦厚的嘉誠公主,她當年遠道嫁來魏博,最後悄悄的客死異鄉。《聶》曾在台灣、日本及大陸取景,侯拒絕無謂的大場面,不要賣弄的吊臂鏡頭,動作全部點到即止(單這三點已跟千篇一律的合拍武俠片劃清界線)。攝影角度大多為視平線,各地的選景豐富了影片視野。像精精兒與聶隱娘對決的白樺林;隱娘面見師傅的道觀,清幽古雅如人間仙境;她勇救生父聶鋒及大舅田興後,一行人經過崇山峻嶺,人與馬顯得十分渺小。影片的配樂克制(林強負責),聽到更多是寫實、舒暢的天籟:潺潺河水,平原及夜深的蟬鳴,清晨烏鴉、深山飛鳥的叫聲……

 《聶隱娘》最少兩三場戲是渾然天成的,大抵是侯孝賢不勉強、願意等待下的天公造美結果。《行雲紀》有提到《等雲到》一書,作者野上照代當年是黑澤明的製作經理,跟侯交情甚深。今雖年事已高,《聶》劇組在奈良拍外景時,她亦來探班。侯跟黑澤的「等雲到」不謀而合,《聶隱娘》最後,聶在高山上向師傅謝別便是佳話。一個鏡頭直落,隱娘跪叩剛畢,遠景已被雲霞掩蓋,壯麗得不動聲色。還有片首大僚跟幼子把玩手上蝴蝶,相信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場面。

 提起小孩演出,《聶隱娘》有好及不好的一面。好的是侯擅長的偷拍,藩主幾段弄兒為樂(包括田季安教子摔跤)、磨鏡少年(妻夫木聰)與小孩打成一片即是。不好的是小演員正襟危坐時,田季安三個孩子陪母左右,眼神十分恍惚,有的顯然在打量鏡頭後的工作人員。不專業的臨時演員不只小孩,謝海盟的《行雲紀》絕對可當八卦來讀,裏頭提到他們在大陸取景的各種辛酸(相反在奈良卻充滿難忘回憶),臨時演員的參差令人無計可施。倘若,現在《聶》的每個畫面都經過侯孝賢嚴格的審視,冒求精雕細琢、一絲不苟(侯曾為了要搞清楚唐代的坐姿而重拍某些戲),很難相信他不為影片中臨時演員(如田元氏身邊的裨女)的表現搖頭嘆息。周韻、張震他們在前景很在狀態,後景臨記的眼神,卻狠狠的把一場戲給出賣了。

 三.釋義

 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的真正意義是什麼?畢竟,影片離他上部長片《紅汽球》已八年光景,離上次華語製作《最好的時光》更距十年。這段時間,按《行雲紀》的說法,侯的「外務」十分繁重。眾所周知,他積極參與由台北電影節到金馬獎的工作,還創辦金馬學院培育新人。

 受過影展及辦學的洗禮,侯孝賢的創作有沒有即使是些微的不同?他受《聶》吸引,是不是嚮往亂世、江湖中的一絲純真?據說計劃之始,來自妻夫木聰可愛的笑容!妻夫木演的磨鏡少年,戲裏沒對白,卻是個率性討好的人物,聶隱娘退出江湖後的歸宿。隱娘是個神秘人物,不苟言笑,雖是故事主角,觀眾對她所知甚少。但她選擇跟磨鏡少年一道,或隱隱透出她對「被偷走」童年的懷念:十歲被道姑帶走學法學武,從此跟表兄田季安仳離,各走極端。

 還是,侯孝賢借《聶隱娘》的眾女子自比,感慨人生孤獨(中聽是「孤高」),像戲中青鸞的悲劇,「一個人,沒有同類。」嘉誠公主、嘉信公主(道姑)、聶隱娘,其母聶田氏,以至一人兩面的田元氏,全部是這樣。《聶隱娘》堪稱為女性(主義)電影,在男權至上,婦女只有姓氏,婚嫁命運難以作主的年代,故事一眾女角色,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聶隱娘更不用說了,武功蓋世,不讓鬚眉,田季安被她襯得更昏庸糊塗。「一個人,沒有同類。」侯在暗指自己在台的外省身分?1948年跟家人到台時不過一歲,籍貫乃廣東梅縣(跟楊德昌同齡同鄉),偏偏在高雄凰山長大。《聶》回大陸拍攝,談不上「衣錦還鄉」。在電影志業上,侯應覺吾道不孤,《聶隱娘》其中一成就,是體現了台灣電影兩代的合作,年輕一代如編劇謝海盟(才是個八十後!)、攝影的姚宏易、剪接的芝嘉、聲音的吳書瑤,跟一眾大師傅平起平坐。

 而我最不被說服的,是《聶隱娘》作為一部辯論殺人、死刑的電影。誠然,聶隱娘多番違抗師命,是不是來得太輕易?聶的回應甚至毫不委婉,就說「弟子不殺」(奇怪劇本沒此台詞)。侯孝賢看來看去都不是奇斯洛夫斯基一伙道德派別,《聶隱娘》絕不可能是另一部「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聶對藩主心軟全跟孩兒有關係。侯孝賢導演,平時有型有格、愛理不理的,骨子裏是小孩至上的慈父心腸吧?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movie chic,movie style:《刺客聶隱娘》沒有人還這樣拍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在「夏日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會場內,導演侯孝賢說「聶隱娘」這「聶隱娘」那,不知主持是真的提醒還是說笑,指片名還有「刺客」兩個字。侯導就說,不用「刺客」啦。——他連片名都想「剪掉」。

 看電影《刺客聶隱娘》,是無法子不參看相關文字資料的。看了這麼多電影,遇到這情况的機會委實不多。看電影就夠啦,電影「應該」、「有責任」說明一切,關於人物,關於故事,關於主題,關於信息,關於什麼什麼……然後才發現,一切電影「應有」的責任,都沒有了。在《聶隱娘》面前,觀眾是無法被動的。觀眾要主動,去捕捉這個經常在電影中躲在一角的唐朝女刺客,她習慣聆聽,思考,認為時機到了,自會跑出來,把想殺的人殺掉。她從沒失手,在她的劍下,沒有殺不死的人,只有她想不想殺而已。假如一心一意希望一睹聶隱娘的武功、劍法有多高強,注定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刺客聶隱娘》,不是關於她要殺死幾多人,而是關於她——不想殺死的那個人。

 以上這一點,大概是唯一不用參看文字資料,也能了解到的劇情。但若要了解這一點,也有條件,就是一定要看到終場,才能明白。假如提早離場了,無論是早了一小時,抑或只是早了五分鐘,都會無法了解聶隱娘的內心,而且錯過了,就再沒有機會。因為,聶隱娘已經走了,身影逐漸遠去,隱沒在山中無盡的蒼茫煙波裏。

 只有堅持把《刺客聶隱娘》看到最後一分鐘,最後一秒鐘,直至畫面全黑,落幕,亮燈,戲院工作人員出來打掃,內心便會躍動起來,會捨不得電影就此完結,想知多一點關於聶隱娘的事,想知道她往後日子怎麼過、跟誰人過,想知道一個冷若冰霜的女子,最終情歸何處——不斷想不斷想,背後其實已經愛上了聶隱娘。

 聶隱娘是誰?據侯孝賢所說,就是會站在樹上,有「三隻耳朵」,悄悄聽別人說話的刺客。這是侯孝賢想像出來,設計出來的形象。戲中,的確也看到這樣的一個女子,有兩場戲,充分表現出她這種個性。一場戲,待鏡頭往上揚,便能看見一個女子身影,安然坐在屋內橫樑上,聽着屋內的人說話。另一場戲,更好像感到與聶隱娘同在。鏡頭一直置在房間的輕紗之後,面前是張震演的田季安和他的妻子,坐在牀邊說話。這場戲,鏡頭很長,二人說了很久,鏡頭沒有動,只看見風吹輕紗搖,慢慢地便會發現,連自己都代入了聶隱娘的眼睛和耳朵,悄悄地在偷聽、偷看。

 聶隱娘就是舒淇

 當然,看的時候會懷疑,聶隱娘又不是鬼不是幽靈,她是個實體是個人,為什麼屋內的人總是沒發覺,全都是傻的嗎?但很快又會明白,這其實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有時,有些人,不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存在,而是根本沒有在意任何人的存在。當然這些人是該死的。同理,有些人,的確可以不讓別人知道他的存在,就像一個滿懷心事的女子,她的哀與愁,只要自己知,不讓別人知。大概,從這個方向去想,也許能夠多了解聶隱娘,及關於她的種種。

 聶隱娘是誰?其實是舒淇。這樣說,好像說了等於沒說,但其實真的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這也是關乎侯孝賢拍電影的方法學。看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的「侯孝賢專號」,讀到侯孝賢這樣說:「拍片假使先沒有對象,沒有演員,就從劇本開始,會很累。有時侯我看到一個人,感覺很有趣,可能就讓他進來演了。我是一種直覺而已,不會太清楚,然後就大概想,假使要拍他,要寫一個什麼角色。」

 讀到這裏,很清楚,就像同一篇訪問中,編劇謝海盟說:「電影裏的聶隱娘,比劇本裏的聶隱娘,更像舒淇。」聽說,劇本中的聶隱娘,是較為「聰明伶俐」的。當然不是說舒淇演不出這特質,而是侯孝賢比較想拍出「舒淇的特質」。現在看到的聶隱娘,一點也不「粗魯硬朗」,反而有點哀愁,淡淡的,而且很女性化,很有人情。再細心一點看,其實看出了聶隱娘/舒淇對愛情的本質,幽幽的,亦憂憂的。看侯孝賢電影,很多時都是這樣。拍的是人,是演員本身,不是拍劇本中虛構的角色。或許,這樣拍戲,疑問就來了:拍電影,還要劇本還要人物描寫嗎?侯孝賢說,早在拍《南國再見,南國》時,就已經把劇本丟掉,劇本都沒有就拍了,拍三個人,高捷、林強、伊能靜。三個不是角色,是演員本身。沒有劇本,怎樣拍?侯孝賢說,把鏡頭放在那裏,由演員來演。唯一依據的,是導演的感覺。

 相信景框會說話

 看《刺客聶隱娘》,同時也在閱讀侯孝賢拍電影的方法學。例如,他要編劇謝海盟寫「聶隱娘電影小說」,不是為了賣錢,而是為了觀眾。關於故事、人物背景、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觀眾想知的,去看小說吧。他的電影,好像最吝嗇的總不是製作成本,而是劇情交代。首映禮上,侯孝賢說,是因為感到「多餘」、「長氣」,所以把拍了的,都剪掉。就好像聶隱娘應該是懂輕功的,但最後,所有身輕如燕用輕功上升落地的「威也」鏡頭,全都剪掉了。原因是:侯孝賢看後,直覺感到不應該這樣表達。

 說《刺客聶隱娘》是一部由影像組合的電影,相信沒有人反對。所謂影像組合,是相信影像,相信景框會說話,完全由影像發揮魅力。《刺客聶隱娘》的影像、景框可以有很多信息,亦可以完全沒有信息,一切交由觀眾主動捕捉和想像。而侯孝賢做的,是捕捉自己的感覺。「如果現場感覺對了,事後再看還是一樣會很清楚。有些東西感覺不對,我就不想要了。」那麼需要和相信個人感覺,是因為他感到,「荷李活電影的信息絕對是清楚的,不管是從文字還是對白,各種信息組合是非常清楚的,但我感覺那違背了影像本身的魅力。」

 《刺客聶隱娘》的影像,絕對擁有令人目迷、沉思的魅力。景框以外,還有東西。看少一秒都不情願,都要重看。他說「純粹影像的東西,幾乎沒有人做了」,在商業電影範疇,原來最欠缺的是影像自由。

 「現在這個世界已沒有人還這樣拍電影」。如果有參加映後座談,會發現,侯孝賢原來頗幽默,很懂說笑。

 文:皮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