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8日 星期日

長平觀察:批評習近平?不,你讚美他了

德國之聲   2015年10月16日

和很多中國問題專家一樣,哈佛大學歷史和政治學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有一個中文名字:馬若德。但是中國媒體更喜歡用拗口的音譯,稱他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以凸顯他的外國學者身份,尤其是當他稱讚中共的時候。據《光明日報》記者現場報道,上個週末在北京召開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上,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稱讚了習近平的中國夢,稱它是「對馬克思主義作出的創造性發展,將對人類發展產生重要貢獻和積極影響」。

這是一場英文演講,如果你覺得有疑問話,可以查閱英文報道。果然,《環球時報》英文版沒有錯過。它的報道可以證實前述中文翻譯十分精確。

遺憾的是,馬若德在一封郵件中回應說,這是「完全的捏造」。他通過大會組織者要求《環球時報》撤回報道。隨後,這段話從前述中英文報道的網絡版中消失了。

刪除這段話並不影響兩篇報道對中外學者盛讚習近平思想的描述,更不意味著它們的讀者會知道馬若德的原話。根據《紐約時報》報道,在開幕式之後的演講中,馬若德對習近平的「中國夢」提出質疑,認為它「在智識上是一個不連貫、不廣泛、缺乏力量的理念」,不足以與西方思想抗衡。根據與會者記錄,他還對批評了中國的污染、「文革」、「六四」和言論審查。

這並不是一個失誤。與會者說,在這個聲勢浩大、聚集了中外400多位學者的「學術會議」中,連同傳翻譯都會進行政治審查,遇到敏感問題他們會「跳過去」,不予翻譯。

它們並不僅僅是笑話

《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列舉了更多中國媒體編造外國人讚美中共的例子:在《中國日報》的報道中,美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高度讚揚中國的政治模式,澳大利亞記者羅文凱(Rowan Callick)則「驚奇地發現」西藏人民「有著美好的生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院長羅里.梅德卡爾夫(Rory Medcalf)倒真是驚奇地發現,《環球時報》竟然以他的名義發表評論,稱西藏人是「分裂分子」。

這些作家、記者和學者的名字被盜用,觀點被歪曲甚至顛倒,他們提出抗議之後,相關報道並沒有得到更正,甚至沒有從網絡上刪除。

很多人都知道中國媒體會斷章取義,但是倘若不是親眼目睹,大概很難相信它們會完全虛構事實,來達到自己的宣傳目的。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些被揭示出來的案例,只是九牛一毛。這些案例的事主都是知名人士,在各自的領域都有相當大的發言權,中國媒體仍然肆無忌憚。更多的新聞報道中,普通民眾可以像變戲法一樣被隨意利用。通過網絡搜索可以看到,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報道中,同一個接受採訪的人,可能一會兒是瀋陽的出租車司機,一會兒又是北京的街道幹部,分別以不同的身份侃侃而談,說著宣傳所需的話語。

不要以為它們僅僅是笑話。它們十分有效地塑造著中國民眾的思想,讓他們按照官方需要形成對中國和世界的看法。它們也在影響著世界,並非無意地、隱性地和委婉地,而是主動出擊,無所顧忌。它們也不僅僅是對新聞專業的背叛,而且是對人類智識的侮辱。這是真正的中國夢。

陳惜姿 - 屈辱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8日

什麼是屈辱?

是搬進新公屋,幾年來每天吃喝水喉流出來的水。忽然有人告訴你,這些水含鉛。

大人小孩天天喝這水,有162人血液含鉛量超標;有小孩驗出發展遲緩,原因未明。餵母乳、懷胎十月的媽媽,一直以這水哺育孩子。水經自己身體傳給孩子,但生命之源有毒,自己彷彿成了罪人,不知有多少落在寶寶身上,也不知以後的日子怎樣過。

無妄之災淹來,以後要活在擔憂中,心裏受折磨,直至孩子長大。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有冤無路訴。渺小的個人,不知如何處理大廈內錯綜複雜的喉管,不知如何對付政府裏顢頇臃腫的官僚。

這,才叫屈辱。

公屋的發展商是房委會,監督工程的是房屋署。食水問題,由水務署管。事件的責任,不可能推給承建商、水喉匠。政府官員落區體察民情,被區議員邀請試飲幾口鉛水,那固然是政治秀,亦是官員和居民共同面對問題的表現,何來屈辱?

官員喝兩口水就是受屈辱,有失個人和政府的尊嚴。居民幾年來天天喝這水,又是什麼?平民百姓有沒有尊嚴?

「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女士面皮這麼薄,覺得兩位官員受屈辱,整個政府也蒙羞。於是發出內部指示,嚴禁官員在公開場合,再次在壓力下受辱,還要在立法會上,把這內部指示公告天下,官威迫人。

經過此事後,對林鄭女士不得不有了新的看法。

【讀書好×果籽】郵筒的糾結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7日



郵筒上因有皇冠標誌要「改裝」,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去殖民地大法,香港人是想不出的。香港人如果真的有戀殖情意結,是因為在帝國殖民時代,反而可容忍差異存在,不強求集體一致愛大英帝國。

1989年,我首次蹅足台灣雲林的農村,晚上同鄉土作家及村民一起談天,我第一次知道老農民他們會說流利日語,然後他們告訴我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台灣鄉村建設是日治時期留下的。香港人對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台灣認識不深,因為日治時期在1945年已告終。殖民經驗對台、港兩地,不是抽象的帝國主義壓迫理論,而是活生生的歷史糾結,就在人們心內。這感受比內地愛國憤青、空喊民族主義口號的官員,複雜得多。

今年初,台灣出版界朋友送給我一本書叫《灣生回家》,是關於日治台灣的紀實故事,1895至1946年間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叫「灣生」,當時在政府鼓勵下日本人曾大量移民台灣,開發台東、花蓮。他們在日本戰敗後被國民黨集體遣返,歷史稱為「引揚」,人數達32萬之多,身上只准帶1,000日圓,回國後受到歧視,從此不再輕易表露灣生的身份。這代人大部份已離世,其中一個灣生後代田中實加,中文名叫陳宣儒,下決心追尋母親的歷史,帶着僅存的灣生老人,再次蹅足他們的「家」。《灣生回家》已拍成紀錄片,另一套描述日治時期嘉義棒球隊打入甲子園故事的電影《Kano》,在台灣大收旺場,《海角七號》也是流露對日治台灣的緬懷。這年頭,共產黨官員民族主義反殖上腦,連英治留下幾個舊郵筒也要對付,不知有沒有電影公司會發行《灣生回家》這套政治不正確的紀錄片。

帝國原罪

所謂台戀日港戀英,是民族主義者道德譴責批判姿態。在帝國殖民的回憶中,並不一定是外來政權瘋狂壓迫、搶掠資源、民不聊生,而殖民地結束之後的民族國家,也不代表人民當家作主、勤政愛民、安居樂業,更多在非洲亞洲的現代史,是民族國家比殖民地更不寬容,更追求單一化純潔性,內部壓迫更甚。當然民族主義者會歸咎於殖民者挑撥離間,製造分化,但大家又有否想過,民族國家為何會比帝國殖民者更大規模用暴力對付「他者」?印巴獨立引起的人道悲劇,直至九十年代仍發生烏干達種族屠殺,中國「半殖民半封建時代」有否發生文化大革命之類的群眾集體暴力互相迫害行為,法國統治越棉寮時,有出現過波爾布特式的階級血腥清洗嗎?這真的全部是殖民地埋下地雷嗎?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是近年在歐美史學界勃興的帝國史研究作品,中文譯本《世界帝國二千年》剛出版,在今天民族主義昂揚,反殖整風在港蔓延之際,香港人更應該多點讀帝國歷史。作者Jane Burbank及Frederick Cooper開宗明義表明,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主權至上的「民族國家」,歷史年紀還不滿60年,反而帝國是更長久的國家型態,而帝國崛起雖然是來自軍事力量壓迫,但帝國的長期存在卻是更值大家深思。帝國是不斷向外伸延,把不同民族拉進來,而在帝國治下各民族的差異就更加被凸顯出來,帝國的政體設計,就是預設了用不同方式治理不同民族。對帝國管治而言,就是實踐「差異政治」,包括接受多元種族、文化、習俗及宗教,帝國要求不是全體一致性,而是尊重能代理帝國管好自己友的中間人。

差異政治

我們對書中所闡述的帝國治術相當熟悉,因為香港曾經是全球最大帝國的一員,也因帝國之名而提早進入全球化世界,殖民帝國的「就地而治」,重用代理人,接受差異,我們一一認識,尤其是對照起今天民族國家主權至上,充滿排他性,抹去差異的境況。環顧世界現代史,脫殖後民族獨立的國家,對國內種族差異比帝國殖民時代更難容忍,才有各種人道危機出現。

香港、台灣,都是大清帝國崩潰過程出現的「異類」,今天在民族國家復興過程中,必定難以接受這種差異,本來一國兩制曾經令人認為是有政治想像的空間,但最終仍然是在主權至上的觀念下,剷除一切差異,這才是「去殖化」的原委。有人指今天中國是重建中華帝國,我想共產黨即使有此意圖但沒有帝國治理的能力。不信?就比較一下清帝國對西藏、蒙古、回疆、雲南土司的治理手法,再對比今日民族國家的粗糙手段,自會有答案。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國棟
美術:楊永昌

榮楷 - 論三權分立與普通法

2015年10月17日

【明報專訊】筆者閱讀2015年9月25日《明報》觀點版中,由陳詠華君發表的一篇題為〈香港不存在「三權分立」〉的文章(「該文章」)。有感於該文章內容顯示,陳君對三權分立、普通法的概念模糊,立論錯誤,故登此文以資討論。

陳君認定「『三權分立』實際上是嚴格的成文憲法概念,而非普通法概念」。此論實有商榷必要。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概念最早由哲人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提出,最後由法國人孟德斯鳩定論。當其時,法國還正是王權專制年代,孟氏的理想是實行君主立憲、分權和法治的王國。沒有任何學術理論或法理依據,支持三權分立的制度為成文法制度所專有,因為三權分立本身只是法哲學中的一個概念,容後世人以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予以施行。

英國行三權分立 不容置疑

先說英國,其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於1689年《權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繼承法案》所確立。前者規定英國君王再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國會確立了「議會主權」原則,即立法權歸屬國會(主要為下議院),而後者則奠定了司法獨立。從此英國君主立憲制度、三權分立,正式確立。英國國會,除修訂法律、審批財政預算外,還可以對執政黨的政策作出批評、彈劾,以防止濫權。另一方面,源於普通法的案例法,英國法院有權對行政部門的越權行為的提訴作出司法覆核。較早的司法覆核案例早見於1598年的Rooke's Case。

雖然英國法院一直沒有「違憲審查」的制度,主要由於英國的議會主權原則,法官只可以在法院審理案件時理解法律,不可以藉案件裁決對當時有效的法律作出修改,因為這樣便侵犯了由普選產生的國會議員制訂法律的憲制權力。直至1998年通過《人權法案》,將《歐洲人權公約》的規定引入英國。從此,英國法院開始有一定程度的「違憲審查」。英國法院在發現有任何法例與歐洲人權公約所規定者不符的情况,可以向英國政府提出一項「牴觸宣告」,說明某一法例與歐洲人權公約不符。行政部門和國會,在選舉的壓力下,便會盡快修改好相關法例。所以,英國是一個奉行三權分立的普通法國家,實不容置疑的。

美國憲法無提三權分立 不言而喻

美國也是一個奉行普通法制度的國家。1788年通過的憲法內沒有片言隻語述及三權分立,但是在條文和佈局中,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躍然紙上,不言而喻。

憲法第一條主要說明美國聯邦的國會組成,議員由普選產生。國會有權通過、修改、中止聯邦法律、徵收稅項、發行貨幣、對外宣戰、審議總統報告、有權彈劾總統。憲法第二條規定行政權屬於美國總統。他是行政部門的最高領導、軍隊總司令。憲法第三條規定合眾國的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其屬下法院。這一條還確立了「法官如行為端正,得繼續任職,並應在規定的時間得到服務報酬,此項報酬在他們繼續任職期間不得減少」。憲法第三條確立了司法權歸屬法院和司法獨立。

美國漢密爾頓,在其《聯邦黨人文集》,說明:「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於同一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抵制其他部門侵犯的手段和主動。」

此外,美國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年)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更趨完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按照憲法授權及普通法的制度,在審理上訴案件時,理解憲法和法律條文,在案件裁決時宣布某一項法律條文為違反憲法,裁定為無效。例如:2015年6月在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相當於宣布全美30多州的禁止同性婚姻法令違反憲法。

在三權分立的原則下,3個部門的人員必須大致上區分清楚,不應互相重疊、兼任其他部門的職能,否則便不能分立,也不可能有效制衡。

以下分析陳君文章的其他錯誤:

(1)筆者:三權分立在普通法實踐早於成文法,且相比於成文法制度中的實踐更亮麗。

陳君文中承認:三權分立「在制度上則成熟於美國的費城制憲」。美國既是一個普通法國家,則已反證了陳君所謂三權分立只能出現於成文法制度,且不會出現於普通法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此一「錯誤觀點」。

(2)筆者:憲法、成文法不是實踐三權分立的前提條件。

陳君所論以為英國既無憲法,也非實行成文法,所以不存在三權分立,所以香港特區既行普通法,故此也不可能有三權分立。筆者認為此觀點是錯誤的。陳君所說不合歷史和事實。英美兩國的大量實踐,證明成文憲法、成文法制度不是實施三權分立的必須前提條件。英國並非沒有憲法,只是沒有成文的憲法。再者,普通法所不同於成文法,主要是普通法的法源還包括了案例法,但這不表示,普通法的地區沒有成文法。憲法、成文法制度不是實踐三權分立的前提條件。

(3)筆者:「分權」就是「三權分立」。

陳君另一誤區就是嘗試說明「分權」不等於「三權分立」。眾所周知,哲人亞里士多德的分權主張就是三權分立。孟德斯鳩的「分權」制度就是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必須由不同的部門行使,三權彼此區分,同時互相制約。美國憲法以首3條來描述三權由不同的部門分開掌握,人員不能重疊,各司其職,相互制衡。三權的權力來源是人民。但是,在憲政制度的描述,人們不會將美國的憲政制度說成「四權分立」。

三權「配合」 建基於尊重法治

(4)筆者:三權分立與司法獨立互為因果—— 一幣兩面。

陳君嘗試論述三權分立與司法獨立二者的關係,可惜論點薄弱。這命題是涉及三權分立與司法獨立之間的關係。其實二者猶如一枚錢幣的兩面,互為因果。首先,三權分立是司法獨立的前提條件,沒有三權分立,便沒有司法獨立。這一點,不辯自明。因為,司法必須獨立於行政、立法兩個權力部門,否則不能出現司法獨立。反之,沒有司法獨立,讓司法歸屬於行政、立法,則三權分立也不可能成立,也發揮不了互相制衡作用。

(5)筆者:三權分立是三權分開配置獨立運作而成就的政治體制。

陳君在文中似乎在說:「三權分立是一種嚴格的政體,沒有憲制文本或立法原意的支撐,是不能成立的」。英國不是沒有憲法的國家,只是沒有成文的憲法,其憲法元素分佈於其他法律和案例中。前文已有論述。三權分立的觀點已蘊含在《基本法》中,不言而喻,與是否屬一種嚴格政體原則並無必然因果關係。

(6)筆者:三權分立的目的就是制衡,不是配合。

陳君在其文中似乎想說三權分立的目的不是互相制衡,而是是互相配合。三權分立的目的,就是要制衡以防止濫權,不互相制衡,為什麼分開三權?對行政效率沒好處,更違背了孟德斯鳩的構想。三權分立不制衡是不合邏輯的說法。所謂「配合」,須建基於尊重法治和各自的憲政地位,不是簡單地以權力多寡作比併。因為,三權分立,最終目的就是維護法治,防止濫權。但是,為了三權配合,而犧牲法治,容忍濫權,則便失去了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目的和意義了。

作者是香港法律研究者

2015年10月17日 星期六

李怡 - 評李天命的實利哲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7日

港大校委會事件中,一些為挺而挺校委會決定的歪理多不值一駁,只是其中前中大哲學系講師李天命的文章和打油詩卻令他的讀者驚訝。面對許多網民質疑,李天命10月10日在論壇留言回應。筆者讀後,覺其表述不同於幾個「站穩立場車大炮」的胡言,在當前混亂的社會思潮中,他的論述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提出商榷。

不負文責有違哲道

李天命在回應文章的後記說:「已在多種場合表示過N次,我僅僅精於哲道。希望其他方面可以不負文責。」文中也自負說:「我自許擁有一顆十分擅長思考——當然包括獨立思考——的頭腦。」

筆者年輕時也曾鑽研哲學,知道哲學的範圍相當廣闊,絕不止於邏輯思辨,歷代哲學家探討更多的是人生命題。而人生哲學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所有言論行為負責,從來沒有哲學家認為人只需為自己在行的言行負責。一個演員不能只對他的演藝表現負責,而對自己的其他言行不負責任。律師、醫生或從事任何行業的人士也如此。因此,「希望其他方面可以不負文責」,實有違哲道。此外,他說「擅長思考——當然包括獨立思考」,也令人訝異,因為任何具獨立人格的個人,他的思考都只會是獨立思考。只有依附某個政治權力或屬某組織中人,才會言不由衷,有非「獨立思考」的「思考」。

李天命的回應題目是「我不親共,但頗敬共,同時敬而遠之。」他解釋他「敬共」的理由,是「從清朝後期到南京大屠殺到文革,是國人最悲慘屈辱的一段近代史。從開國初期跳到鄧以平民身份指導大方向兼定立大決策再到江、胡、尤其習…,是近代以來國家最興旺的時期。」「這個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綜合國力世界排名第2。」而在中美的核恐怖平衡下,「美國不久將不再是世界第一強國」,意思是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姑不論他舉出的例如「鄧以平民身份指導大方向」是如何與事實不符,最主要是他的「敬共」均源自國力,包括核能力和所謂興旺亦指經濟力。但普世觀念認為,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強盛,如果不能伴隨着社會的進步,那絕不會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國家。甚麼是社會的進步?就是自由、法治、人權有進步,人民的公民意識和社會道德有進步。美國總統參選人希拉莉前兩年在一個演講中說:「從申請移民的情況看,中國90%的高官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為甚麼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單以希拉莉提出的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生活在大陸即使位居既得利益階層,對自身安全也不放心,更遑論一般人民的自由、人權了。從大捕維權律師的政治近況,和怪事層出不窮的社會現實來看,大陸社會不僅沒有進步,甚至可以說已淪為假話假貨假事鋪天蓋地的道德敗劣的社會了。對中國今天,「窮得只剩下錢」是確切的形容。

只講實利不講公義

筆者比李天命年長,童年經歷過抗戰,即使在人民流離失所地逃難中,許多貧窮地方的人家,也會開門收容難民,以至抗戰時出現過一副對聯:「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中共建政之初,民風純樸,排隊、讓座、有禮貌、街道整潔,遠勝香港。即使文革期間,經濟已到崩潰邊緣,均貧的社會人民仍然有較好的道德面貌。筆者當年不僅「敬共」,而且親共,甚至認同「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但其後中國的變化,已衍變成特權階層和暴發戶騎在無權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社會。國家主義有強權無公義,即使再強大再有錢,又怎值得尊敬?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今天論一個國家的「義」,應指人民的自由、人權,指社會的互信與道德水準;若只講「利」,就是只重國家的經濟力、武力,那是有肌肉而沒有靈魂。

在回應的小結,李天命說「贈送8個字給天真可愛的政治BB」,就是「政治對決決於實力」。就成敗而言,這話沒有錯。但中國古哲有「義」與「命」的分際,義指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政治BB面對不義強權在政經社三方面侵凌,奮起作不顧成敗得失的抗爭,在李哲人看來成功「概率為0」,自然不值得去做,但現時世上人們享有的不少權利,不正是無數政治BB只問對錯不問得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才爭取得來的嗎?馬丁路德金、曼德拉、甘地、劉曉波……,大概都是李哲人眼中的政治BB 。

我們的社會,太重實利,太計較得失,連自稱哲人者也教人實利哲學。在這樣的時候,對一些不顧成敗得失為公義抗爭的政治BB們,我們是不是應該給予更多的鼓勵,致最高的敬意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0月16日 星期五

趙崇基 - 官僚與刁民

明報   2015年10月15日

家居所處乃港島典型舊式洋樓,樓齡接近半世紀,樓高十二層,地下中空,劃為停車位。之前,停車位上的外牆漏水,管理處查看之後,告訴我,水是從一樓的地台滲出來的。

我開始以為很簡單,漏水,查明原因,補了它,不就了事。想不到一件看似小事,卻擾攘了一年有多。

既然管理處職員認定與公家無關,他們就跟一樓的戶主商量,希望他們查出原因,修補漏水的地方。可是,戶主一口咬定,漏水與他們無關。管理處建議入屋檢查,戶主也一口拒絕。

於是,我和管理處職員,展開了一段環遊政府部門之旅。

先是水務署,這個部門負責食水。職員來了,本來想叫戶主關掉水掣,戶主不在,於是走上天台,看了看水錶,良久,說人不在,水錶不動,漏的應該不是食水。

然後是食環署,這個部門負責污水。職員一看就說應該不是污水,不過還是做了一次色版測試,證實與污水無關。

然後是屋宇署,這個部門負責樓宇。職員要求入屋檢查,不理管理處如何勸告,戶主就是不讓入屋,堅持與他無關。

終於來到一個隸屬屋宇署與食環署的「滲水投訴聯合調查辦事處」,簡稱「滲水辦」,將案件轉介給測量行,職員說,會出律師信要求強制入屋。

業主立案法團也出了一封信,勸喻戶主合作解決事件。就在兩信齊發之際,有一天,我發現水忽然不漏了。管理員告訴我,戶主因為浴缸漏水,殃及客廳,終於找人修理了。

如此這般,擾攘年餘,除了天天抹車身體好,也讓我見識官僚與刁民的威力。

梁家傑 - 光環

明報   2015年10月15日

黃之鋒申請司法覆核,要求將立法會地區直選的參選年齡限制,由二十一歲下調至十八歲,如果勝訴就考慮參選立法會。

之鋒是一個有光環的人,他能召集二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年紀輕輕上了《時代》雜誌封面。以後每逢政府戾橫折曲,只要他公開評論幾句,憑他的能言善辯總會一直贏得掌聲。

但他要是從政,以後考試肥佬會成為傳媒焦點,黨員失言會被質疑是他領導無方,缺席立法會會議又可能受千夫所指。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今天都要被質疑對羅興亞難民不聞不問,之鋒的從政會有什麼後果,聰明如他不會不懂。

但他說:「做體制外的輿論領袖,的確較易保住名聲。但我們既認為立會議員的表現應該更好,就不能僅止於說,而要去做。」

香港當然要有意見領袖,由當年「23條關注組」 、「45條關注組」,到當下「法政匯思」、「杏林覺醒」的敢言律師和醫生,以及林行止、李怡、練乙錚等高手的精闢評論,都撐起了香港的公民社會。但香港還得有人組黨問政,要人從政以監察政府,在議會內跟建制派角力,令掌權者和建制派不至橫行無忌、為所欲為。這種摔角着實吃力,還會令原來伴隨着意見領袖頭上的光環逐漸消失。

作為香港永遠在野的民主派,獨鬥對抗邪惡政權其實很累人;有緣遇上,無論在街上或港鐵車廂,都請你不要吝嗇表達你的支持和給予你的肯定。有時市民的一句祝福、一絲微笑、一下握手都是這些人的動力。最近我跟幾個區議會候選人落區,大汗淋漓並不好受,但間中有街坊走來跟我們握手,感謝我們為他們說出心底話,據理力爭,有些從遠遠舉起拇指,都叫我們暖在心頭。

最近,以影帝劉青雲命名的臉書專頁分享了一段說話:「一個人敢站出來說真話, 因為他知道身後會有千萬個人用行動支持他,一個人不敢站出來說真話, 因為他知道周圍的同胞會默默地與他保持距離。」我很受觸動,更引發共鳴。

當壞人當道的時候,好人更加要互相支持,最後將醜惡變回美好。自己香港自己救,免港沉淪你有責:請你不要戀棧光環,更千萬不能只做旁觀者。

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

龐永欣 - 示威遊行的作用

明報   2015年10月14日

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的任命,若沒有學生馮敬恩的揭露,就只得主席「符合港大長遠利益」一句話。為甚麼這就是符合港大的長遠利益?港大的長遠利益何在?實在不明白。然有人這樣說:只要程序不出問題,輸的就要服輸。按這道理,曼德拉遭南非白人政府拘禁,也是按足審訊程序的(著名的 Rivonia Trial),曼特拉輸了,坐牢27年,難道他天天都在寫「服輸」二字?

一石激起千重浪,港大2000師生靜默遊行,再有4000人中山階集會抗議,當權者毫無回應,還再行使其任命權,讓明顯政治歸邊者進入嶺大當校董。他似乎很清楚,權在我手,就可以順着程序規章,隨心所欲,管他甚麼踐踏香港核心價值和公義。

我曾在港大任職多年,記憶所及,對上一次的大規模師生校內遊行集會,是1989年的6月(雖然今年還有紀念集會)。當年萬人空巷,群集黃克競平台,慷慨發言的除師生外,還有王賡武校長。我還清楚記得,曾在邵仁枚講堂口吐真言的,還有今天當特首的梁振英。想不到當年的集會支持遠方學運,20多年後的集會,是要守護自身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從前教書時常對學生說:在民主開放的社會,示威遊行是民眾表達訴求的合法工具,因為影響選情,政府會重視和回應;只有在專制獨裁社會,政府才不予理睬,甚或視為打壓對象。當然,那是97之前,我和學生都沒有體驗過真正的民主開放社會,只寄望將來;將來變成了今天,示威遊行對政府有多少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吧!

pongdidit@gmail.com

李怡 - 梁特好鬥停不了,市民抗爭也停不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4日

政改否決之後,中共港共不是說今後要聚焦經濟民生嗎?然而,幾個月來,卻是停不了的抗爭,抗爭都非關經濟民生議題,並且均由中港共的作為引起。

香港本來已幾乎沒有人注意郵筒有甚麼標誌了,只因一個中共退休左王講了句「去殖民地化」,郵政署近日就以現存有英國皇室徽號的舊郵筒不合宜為由,決定用鐵板遮蓋有關標記,引來強烈反對聲音。郵政署前署長譚榮邦說,舊郵筒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抹去歷史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記憶嗎?原先沒有人注意到郵筒,因這個動作而喚起市民對殖民地時代的懷念與回憶。「去殖民地化」導致反效果。

香港本來也很少人注意《大學條例》,主權移轉18年,極少人對特首擔任各大學校監有異議。這是殖民地時代港督的角色,而這角色一向以來是象徵性的。英國的傳統,象徵的權力通常備而不用,比如英王對包括首相任命、大使任命等種種權力,都只是象徵性行使,絕對尊重自下而上的人民的投票選擇和內閣的提名。過去港督的種種權力,絕大部份也是象徵性的,擔任大學校監,決不會過問大學事務。其實文明社會有效運作的政商機構,也是如此。

一黨權力從幕後到幕前

這次港大的副校風波,本來大多數市民也不關心,甚至根本不知道副校如何產生。然而,由校委會委任、校長做主席的物色委員會提出的人選,校委會先是拖延後是否定,拖延的理由是荒謬的「等埋首副」,否定的理由是模糊不清的「長遠的最大的利益」。一個由名人、社會精英組成的校委會,否定自己委任的物色委員會的人選,竟然提不出一個像樣的理由。而在這之前,則先由左報發動批鬥式對提名人選的攻擊,繼而是梁特安插李國章進校委會並傳將接任主席的安排,都顯示特首擔任大學校監,已不同過去那樣只屬象徵性,而變成了實權性,並且從左報發動來看,其權力的運作更是服從於幕後的一黨專政權力。尤其是,現在一黨已從幕後走向幕前,張曉明也明說:「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的主要途徑和抓手,就是行政長官。」表明中共透過行政長官,將權力凌駕於香港三權之上。

港大校委會事件後,梁振英又委任了五名嶺南大學新校董,基本上都是被指為「梁粉」、曾參與反佔中或與大陸關係密切人士。

因此,儘管在條文上,特首擔任各大學校監和過去的港督一樣,但角色已從過去的象徵性變成實質性,梁振英更用盡法定權力,也就是說,政治權力將擺明會干預院校自主,而特首背後是中共的權力。因此,現在的《大學條例》,已成為可以將香港原有大學自主的校政,蛻變成大陸的大學那樣,由一黨的政治權力支配的校政也。

梁振英對大學校政的赤裸裸干預,理所當然帶來學生的抗爭。學聯聯同八間大專院校學生會,計劃在本學年發動學界公投,要求修改《大學條例》,廢除特首必然擔任校監的制度,以及增加校內人士在校董會或校委會裏的比例。學聯副秘書長王瀚樑說,公投議案可能會問同學想採取甚麼抗爭模式,例如罷課、衝擊或佔領等,由同學思考是否用激進方式令《大學條例》得到修改。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社會不可以因為梁振英現時是特首,便要求改變港大相關制度,現在更不是要處理應由誰人出任校委會成員的時候。這種和稀泥看法很可能反映部份市民怕變求穩心態。但從港大事件由左報挑起然後多數校委察言觀色的反應來看,即使換一個特首,只要他仍然使用背後由中共駕馭的實質權力,英治時代由象徵權力形成的院校自主,仍然無法獲得保障。

他的權力對抗我的責任

梁振英前天回應修例公投時,指八大院校屬政府資助,「條例一日存在」,特首就對八大院校有一定權力及責任。

既然眼前的事實是特首藉條例對院校自主作實質干預,那麼捍衞院校自主的唯一做法就是使條例「不存在」。對付梁振英的強硬好鬥,為公義、求自主、不願眼看着大學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走向沉淪的大學同學們,恐怕也別無選擇,只有用盡所有方式包括激進手段,力求大學條例修改。愛護港大的港大畢業生,也只有繼續參與抗爭。好公義、求自主的市民,也義無反顧地會奉陪到底。

梁振英宣稱對院校有權力,大學生和好公義的市民自覺對院校自主有責任。我們的責任與他的權力是對抗的。香港人本不想抗爭,但「一國」強要改變我們珍惜的原有制度和價值,梁振英的好鬥又停不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只好「起來」抗爭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中國夢與美國夢

多倫多明報   懷鄉書訊   2015年9月2日

習近平提倡的「中國夢」,顯然是對「美國夢」的抄襲,亦即是國家夢想的「山寨版」、東施效顰版。

以前,我未聽說過菲律賓夢、日本夢或者蒙古夢、英國夢,印尼夢,經常聽到的是美國夢。我的理解是人可以去美國追尋他的夢想,在自由的天地中奮鬥,人人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使自己的價值得到肯定。所謂價值,可能是財富的創造,也可能是才藝得到知音,創意得到欣賞,甚至是一項行為或者言論被推崇,也許是挑戰權威、追求公義得到勝利、也許是濟貧扶苦的義行得到景從。

再早期些的美國夢可以推到立國之前,從歐洲赴美的思想家對一個理想國的構想。他們繼承了文藝復興以後的思想啟蒙運動及加爾文教派思想,希望在沒落了的歐洲以外,找到一片新天地實踐哲學理論、道德修養和宗教信仰。思想家賦予這個新興國家軟實力,還有大批墾荒者、淘金者以至探險家創造出硬實力,使這個自然條件得天獨厚的國家在精神、物質兩方面相得益彰,終能建設起當世第一強國。這可以說是早期美國夢的圓滿發展。

反觀中國夢有甚麼內容?除了以破壞自然以低人權發展出來的血汗工廠外,賺到錢弄一些殺人武器去搞大閱兵外,實在談不上甚麼內容。最不成夢的是傳統思想、文化遺產被丟棄了,甚至馬恩思想也閹割了。所謂中國夢,實質是不擇手段掙錢,賺到錢跑去做美國人。所以,其實沒有中國夢,只有中國人的美國夢。

安娜 - 不能隨便說喜歡

紙上聲色    2015年10月14日

早前在香港同志影展看過張作驥的新作《醉.生夢死》後,有朋友問我喜不喜歡這電影。我想說, 我喜歡,但轉念一想又覺得有所不妥。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所謂的喜歡/不喜歡並不是嚴謹的評述詞彙,但閒話談天之時用也無傷大雅,但在《醉.生夢死》的這個情況,就算是私下寒暄我都不想用上「喜歡」這個字──戲裏的世界切實的暴力、在邊緣掙扎苟活的非典型人物、凌亂而貧瘠的境貌……我不想不假思索地隨便說我「喜歡」這樣的一部電影。我更直接的感覺是一份不安與悸動。不安與悸動是因為電影裏激烈的愛恨糾纏、溫柔與暴烈同時赤裸呈現、低賤齷齪的生命與高貴真誠的深情並存並生。

《醉.生夢死》──特別是好幾個重要的場面──有一種幾乎能把你整個人撕開的力量。比方說電影後段母親與大哥上禾歇斯底里地爭執的那場戲。我們一方面體會到母親對將要出國的兒子毫無保留的操勞憂心,以及兒子對母親心意的領會,可是,另一方面,這一對其實相敬相愛的母子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平靜地溝通的法門;他們到最後都不得不向對方帶淚咆哮。人情關係之複雜多難,這裏着力極深,看得人心裏矛盾忐忑,久久難以釋懷。

兩極世界

《醉.生夢死》的故事圍繞三個男性:老鼠、上禾、仁碩。上禾與老鼠是兄弟,哥哥上禾海外留學歸來,白天在電影公司上班,晚上在同志吧當舞男。弟弟老鼠半瘋不儍,終日在菜市場混,最喜歡跟手指頭上的螞蟻說話。仁碩的職業跟上禾差不多,都是要出賣肉體色相;他在夜總會裏陪酒陪玩,想盡一切花招討那些女主顧的歡心,讓她們把鈔票塞進他的內褲裏去。除了這三個男子,電影還有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上禾與老鼠的母親。母親在故事正式開始時已死了,她只在電影的序幕及尾段的兩場戲以界乎幻想與回憶的姿態出現;雖然母親的篇幅不多,但她對上禾、老鼠的成長與個性卻有決定性的影響。

如果《醉.生夢死》純粹講低下層人物的生活是如何絕望、異常、充滿惡習甚至扭曲的行為心態,我猜這電影也不會好到哪裏去。片中不只有醜惡黑暗的一面,它還有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所以我們會見到老鼠逗啞女時一往情深的浪漫、仁碩與上禾甜美的愛慾試探與纏綿、老鼠與母親最後在河邊靜謐的和解相擁。在萬人踐踏的泥濘裏可以長出幽幽清香的白蓮,在昏暗陰鬱的隧道盡頭會有一片耀眼刺目的光芒──這就是《醉.生夢死》的獨特世界。

其中一個最能夠代表這部電影那種結合美麗與醜陋的特色的場面,就是戲中仁碩與上禾跳舞跟螞蟻與蛆蟲扭鬥互搏交錯剪接的一段。屋子外上禾邊玩邊來真的繞着被動的仁碩跳辣身舞,屋子內老鼠用攝錄機對準螞蟻與蛆蟲互舞;電影將兩邊剪在一起,究竟是私密地傳情示愛的兩男如蟻如蛆,還是螞蟻搬動蛆蟲也有求愛舞步之美?大概在張作驥眼中,兩者已不可分。這個場面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仁碩的女友大雄。段落裏有鏡頭交代大雄也見到仁碩與上禾的親密調情。張作驥在此沒有忽略大雄的觀點與感受。整部電影的其中一個重要方向就是仁碩與上禾慢慢推進至最後結合的同性關係,從這個角度上看,創作者應設法令觀眾更加認同、投入兩人的關係。但在這裏加插的大雄的鏡頭,卻有一個令人稍稍抽離的效果──我們陶醉在上禾與仁碩的愛情試探時,冷不防導演卻提醒我們,正有另一個人為此事神傷。張作驥在戲中對所有角色一視同仁的體察關懷,實在非常難得。

2015年10月13日 星期二

盧子健 - 港大風波的政治啓示令人不寒而慄

2015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大約一年前,我告別本報「筆陣」,並暫停持續了30多年的政治和時事評論,放一個沒有下限的「悠長假期」。這個假期比我預想的早了結束,「破壞者」就是近日困擾全城的港大副校風波。不久前港大師生在校園內舉行了一次靜默遊行,發出了一個響亮的信息:「我們不會再沉默。」我也自覺很難繼續沉默。

我是香港大學的畢業生。1976年我踏入港大校園,從此生命不一樣。我在港大的最大收穫是做人和做事的道理,終身受用。眼見母校受到如此摧殘,真的難以沉默!

想當年在港大,我主要的學習並非來自課堂,而是來自學生會、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所以當我見到一大批有權有勢有錢有地位的人口誅筆伐有正義感、有勇氣的港大學生會會長時,不禁搖頭嘆息,也可憐他們。我想他們的學生生涯一定是非常貧乏。

就港大風波已有無數評論,我完全贊成主流的觀點,就是風波因政治干預而起,一眾港大校委會的校外成員以莫須有的理由否決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有些校委信誓旦旦的說沒有受到政治干預或壓力。如果他們想證明自己清白,就應該光明磊落地公開反對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理據。更好的就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一個公開公正的方式取證,把所有事實放在公眾面前,他們自會作出公平的評價。

不過,大多數評論在確認有政治干預的同時,針對的是校委會的決定和表現。較宏觀的會觸及學術自由的問題。較少評論觸及這次風波對宏觀政治有什麼啓示,而這正是這次風波驅動我嚴肅思考的問題,而愈想這個問題,就愈感受到近來頗為流行的一個用語:不寒而慄!

強硬是北京對港主旋律

港大風波啓示之一是不要再對北京對港政策抱持所謂強硬和溫和之爭的主觀願望。

不少人把港大風波歸咎於梁振英一個人,這未免高估了他的能耐。一眾有頭有面的校外校委不至於因為梁振英的要求就願意如此「樣衰」。就算是梁振英動員到某些中聯辦官員的協助,亦不能達至這樣的效果。《人民日報》系統刊物亦曾經就港大副校長問題表態,顯示北京早已介入事件。就算本地親北京勢力不是全面投入,介入事件的人肯定亦已得到北京有勢力人士的支持。

北京對港政策趨向強硬在過去兩年早已逐步明朗化,不過很多人主觀上不想確認。由「一國兩制白皮書」到全國人大常委「8.31」決定,到面對佔領運動寸步不讓,到票債票償、不怕爭議、去殖民地化等,在在顯示強硬是北京對港政策的主旋律。

但港大風波特別令人寒慄之處還有幾方面:第一,香港大學是香港的寶貴資產。為了政治目的,北京不惜摧毁這樣寶貴的資產。所以香港公民社會不要以為自我犧牲、玉石俱焚的策略能夠改變北京的政策。第二,一間大學的副校長北京也要過問,可見北京不單是要監督香港的管治,而且已趨向直接的管治,最終甚至會變成全面的直接管治,跟內地的政治制度看齊。第三,今次北京針對打擊的陳文敏,在政治光譜中屬於溫和泛民,連這類政治定位的人都不放過。有些溫和泛民以為自己是中央的「朋友」是一廂情願。當然「朋友」一詞的定義有很大彈性,甚至是可以隨着時間而轉變。昔日貴為國家貴賓、愛國商人今天可以變成一個貪圖小利的資本家。個人是否遭到鬥爭並非單是取決於有關人士的立場,而是服膺於大棋盤內的整體鬥爭策略。

風波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由此帶到港大風波帶給我的第二點啓示:這次風波有其偶然性,亦有其必然性。偶然性在於風波緊隨佔領運動的腳跟,而必然性在於北京始終要強攻它心目中的香港意識形態堡壘。港大風波令人寒慄之處是這場攻防戰已經開打,未來只會是硝煙瀰漫。

不少論者把港大風波與佔領運動掛鈎,因為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是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陳文敏其中一條罪狀是包庇戴耀廷。就正如每一次戰爭啓動都有其導火線的同時,亦一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港大風波也是一樣。

自回歸以來,港大有不少政治是非,其中1999年的民調被政治干預風波和2011年的「8.18」事件最令人矚目。這些是非並非偶然。

港大在香港有獨特的地位和角色。回歸前,港大是港英政府培育各界精英的搖籃,在政府、商界、專業各界,港大校友都是其中流砥柱。在港英計劃之外的是社會運動和公民團體中亦有不少精英來自港大。

港大精英覆蓋廣闊政治光譜,與港大的英式教育和管理息息相關,其校園文化的特點是思想開放、觀點多元、自由發展、不會膜拜權威、不會受制傳統或者教條。這些價值觀正是專制管治的攔路虎。如果北京要制訂一張去殖民地化的清單,港大肯定名列前茅。

當年港大的民調風波和「8.18」風波都使北京和本地建制權貴吃了悶棍。兩次風波中港大師生和校友對北京政治干預作出強力反擊,但這不會減少北京「收服」港大的決心,而且只會更加令當權者覺得「收服」港大有其戰略重要性。因為攻陷了這個不服專權的精英堡壘,在以後的意識形態爭奪戰中就會有更大的優勢。

精英輕易自毁長城 令人擔憂

北京在這次港大風波中出了很大氣力,以確保能打勝仗。但沒有一眾校委配合,北京亦難如願。今次風波對我的啓示之三,又是最令人寒慄之處是:所有校外校委甘願成為北京的馬前卒,親手摧毁自己家園城市的寶貴資產。

港大校委都是所謂有頭有面的人,這次做得如此難看,難道他們內心毫無掙扎?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會得到莫大的利益?還是受到莫大的威嚇?果如是的話當然令人震驚。但可以更令人震驚的是有些人也許為少許好處便出賣靈魂,有些更可憐的就是慣性服從權威,既然「阿爺」心意已決,自己唯有服從。

無論如何,這一批有頭有面的精英如此容易就自毁長城,真的令人擔憂。香港要能捍衛自己的一制,關鍵是能否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在港大崩潰後,其輻射作用遠超過港大本身。可以這樣說:除非是準備放棄香港的核心價值,準備放棄香港的一制,港大人與公民社會都沒有選擇,只能應戰。那些還在留戀建制地位或者貪圖小利的傳統精英,尤其是港大出身的,應該好好地想想:港大倒下去之後,香港不一樣,建制也會不一樣。傳統精英到時如果不被趕走,亦會淪為建制內的過氣附庸。

港大人和公民社會近日開始動起來。這場在港大開打的核心價值攻防戰恐怕還會延續一段時間。如上分析,這場仗不好打,但我們別無選擇,這場仗唯有打下去!

作者是公共事務顧問

吳靄儀 - 校監自盜大學自主

明報   2015年10月12日

梁振英以校監身分,委任仇視港大的李國章為港大校委,已令人側目,現在又委任早前高調狠批嶺大學生會、要校方解散學生會的何君堯為嶺大校董,兩事豈偶然哉?顯然委任不只在獎賞「梁粉」,而是特別物色可靠人選進入大學權力核心,收拾這些院校,從內顛覆院校自主及打壓校內的言論及學術自由。校監原應運用法例賦予的權力,委任有能力和有承擔給予大學所需要的支持作為校委或校董,但梁振英卻以破壞、打壓該大學師生及內政的人選為管治大學的人,這不是濫權是什麼?

這個絕不「超然」的特首,不但濫權,而且以傲慢及挑釁的姿態弄權,不但大學生,市民大眾都有責群起而抗議。梁振英愈是擺出「你奈不了我何」的樣子,以為大眾自分反對無效,唯有忍氣吞聲,市民大眾就愈要站起來還以顏色,無畏無懼,直斥其非。

是以港大要高呼不要李國章!嶺大要高呼不要何君堯!讓這些不懷好意的人入主校園一日任由這些人橫行,校園就不但不會如一些人所說「恢復寧靜,遠離政治」,反而正因為這些本身就是長期習慣運用權勢作為政治鬥爭手段的人,變得真正永無寧日。李國章任教統局長時引起的教院風波,高壓手段迫人就範,傷害了一群正直敢言的教職員,至今大家猶有餘悸;何君堯去年聯同「新界關注大聯盟」到終審法院遞請願信高叫「支持白皮書」,反問記者,法官不是「治港者」,難道是「香港小姐」?究竟他有什麼學術背景或資格去管大學,真是無人能曉。

現在不是沉默、退讓的時候,而是趁着我們仍有發聲的自由,就要採取行動,廢除特首擔任校監的法例,取消除特首透過委任校委打壓大學的權力,把毋須外來政治壓力也自告奮勇、爭先恐後摧毁大學的人摒諸門外。我們要在黑暗來臨之前,讓全世界看到誰在扼殺香港。

2015年10月11日 星期日

四維出世 - 要不要先翻一翻百科全書?——論《聶隱娘》的缺失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11日

【明報專訊】 今期還是跟康城有關的。

侯孝賢的《聶隱娘》,挾康城最佳導演獎的聲勢,8月底在香港公映,坊間的反應,非常兩極,所謂毁譽參半,其實只限於文化圈在面書中的討論。在大眾的層面而言,香港人非常實際,若不是雅俗共賞的,票房多不會見得特別興旺。此片受不到應有的注目,新近獲得金馬獎最多的11個項提名,亦幫不了多少,現在看來,頗有雷聲大,雨點小的狀况。

侯導的電影在香港從來是小眾,小眾不是問題,關鍵反而是,電影好不好看,藝術上的成就有多高。

評論大致分為兩派。

一派認為,影片的敘事體,存在非常嚴重的缺失,看得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另一派卻認為,不錯第一次看是不明白的,卻不能否定,電影的技術層面,做得非常出色,李屏賓的攝影固然美不勝收,林強的音樂也不乏佳章,舒淇的演出非常酷(cool),姿勢與動作「型」到不行了,雷倒不少粉絲。很多朋友散場後,在戲院的書店買了印刻文學的侯孝賢《聶隱娘》專集,看了原著小說及劇本,再進戲院看兩三遍,才開始看出些所以然來。現代戲院的一站式服務,不能不說功德無量。

這裏帶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進電影院前,要不要先翻一翻百科全書?

要處理這一議題,得先回應一眾嚴肅認真的導演或評論,問了一個世紀的問題:What is cinema?構成電影藝術的條件或準則(criterion),到底哪些是最重要,哪些才是次要的?

個人習慣是,在觀影之前,盡量不看故事和資料,以免有前設的bias。觀影的時候,理想的狀態是任由光影、聲響帶動,進入電影的世界。

容我再一次引伸「瞬間的永恆」的理論。

電影是「時光消逝的藝術」(art of passing time),看電影就猶如是進入一個光影的旅程(cinematic journey),在旅途中,怎樣去感受藝術家雕刻了的時光,最為重要。換言之,不能忘掉時間(time)或節奏(rhythm),這一個至為重要的因素。

讓觀者感受影像流逝的節奏

敘事體只是眾多層面的一面,並不是唯一的一面。敘事的完整性與行文的結構,並不相悖。有簡單易讀的故事,並不表示有瞬間的永恆,反之,艱澀難明的敘述,節奏的推進,並不一定受到掣肘。

費里尼的《8部半》,他的敘事結構和內容,並不是第一次看就會全然明白,可是觀眾進入這趟光影的歷程,絕對難忘。

Kiarostami 說得很好,電影並不是用來明白的。可是,不容易明白的電影,並不一定是經典,《聶隱娘》可以歸入此類。這關乎到觀影的第一度防線,就是要觀者感受到影像流逝的節奏。

《聶》片開始的時候,黑白的攝影,先見羊群,差點以為自己在看布烈遜的電影。然後鏡頭搖過看見聶隱娘兩師徒,師父交代要行刺的目標,聶手起刀落,煞是漂亮。電影的頭20分鐘還是蠻好看的,過了半小時就開始不行了,原因是影片沒有足夠的文本陳述人物相互的關係,導致敘事體的能量,不能夠承傳下去。而侯導的影像節奏,澎湃度又不足以可以不梳理劇情的情况下,而有足夠的內在能量,支撐觀眾看下去,所以問題就可大了。

再舉一個比較近期的例子。2011年上映的《生命樹》(The Tree of Life),Terrence Malick導演,擺明車馬不是線性的敘事,可是影像懾人,可以令觀眾暫時拋開要明白故事的心魔,而不費吹灰之力地看到尾。弔詭的是,看後把影片的文本重組,觀者會明白故事的來龍去脈。以前曾撰文論述,詳情請參閱2011年12月11日的文章,在此不贅。

換句話說,無論故事的敘述如何複雜艱澀,文本的線索始終在影片裏,自給自足,自成體系,不假外求。

侯導一路走來,在藝術的層面上,似乎從未有過如此爭議的時刻,是他改變了嗎?
拍攝時在現場與演員即興互動,剪接的風格平靜而疏離,這是侯導一貫以來的方法。當代的時空,或是他成長的六十年代,人物、時代背景比較簡單實在,用這種方法拍攝的電影,如《戀戀風塵》、《童年往事》等,自然流麗,成績美滿,絕不會覺突兀。

可是要拍一個千多年前的故事,問題卻來了。如要用類型戲來區分,《聶》片屬於歷史片多於武俠片。純武俠電影,一般正邪兩方比較容易理解,可是歷史片的背景複雜,人物眾多,光是藩鎮跟朝廷的關係,誰是藩鎮派,誰是朝廷派,誰跟誰服務,誰是誰師父,誰又是誰的親人,得化一番工夫事前規劃,然後作出適當的場面調度來說明之。這是傳統說故事的技巧,並不如侯導所言的累贅、多餘。在歷史片的類型,邊拍邊改,然後期望在剪片室剪出個未來,成功的機率很低。

錯誤的時代 錯誤的類型

現在從影片的取態來看,侯導顯然是不甘於傳統,可是他技藝的局限,卻超凡不起來,尷尬的是,兩面不討好。一貫的方法,應用在錯誤的時代,錯誤的類型,眾多的 mismatch,令他失諸交臂,作法自斃。

侯孝賢終究不是布烈遜,試比較布烈遜的Lancelot of The Lake(1974),就知道誰更高手。

要不要先翻一翻百科全書才進場?

我比較喜歡渡過一段愉快難忘的光影旅程,才去找百科全書。

■按:十一月會開電影研習班,詳情請看四維出世書面專頁。

2015年10月10日 星期六

敬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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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先生的評論文章,本網誌日後恐無法再轉載,各位請自便。

【讀書好×果籽】俄羅斯檔案 爆老毛「契弟」史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0日

近代中國偉大民族復興之路,好快就會成為香港初中中國歷史教程,教育局已着手編制課程,略遠詳近,增加鴉片戰爭後歷史篇幅,以符合「依法去殖化」指導思想。今天起上至殖民地大學、下至殖民地郵筒,全部都要挨整挨批。中國偉大民族復興的故事,始於英國人狼子野心以鴉片荼毒中國人,發動不義戰爭,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民族尊嚴受踐踏、國家主權盡喪,直至共產黨及偉大的毛澤東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完成了民族獨立、收回主權使命。但故事是否如此簡單呢?最近公開蘇聯時代所收藏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中共領導人的情報,中共內部「篤背脊小報告」、中蘇共見面及會議紀錄,告訴大家另一個版本的「民族復興」故事。

俄羅斯歷史學家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 2007年以俄文出版了毛澤東傳記《Mao: The Real Story》,因語言所限,未受華人關注,此書的重要性是他基於「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而寫成,這是世界關於國際共運和蘇共黨史最全面的資料庫,而更重要是解密的檔案裏面有大量關於中共領導人活動報告。此書今年終於譯成中文由台灣出版,任何關心中國偉大民族復興運動的前殖民地香港人,都應該一看。

史太林鐵粉

自從三十年代美國「左膠」記者斯諾(Edgar Snow)為老毛所迷惑,寫下那本為毛宣傳的《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記)》後,毛澤東就被塑造成為民族主義者,他成功領導革命是因反對蘇聯共產國際教條主義,成功結合中國本土國情,提出正確的分析及政治路線,最終奪取政權。所以即使毛晚年發動文革帶來全國動亂,也因建國有功,有三分過七分功的評價。但根據潘佐夫一書所披露,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自三十年代起絕對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指示,其忠誠度超乎外界想像。毛在早期黨內鬥爭中脫穎而出,鬥倒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背後是因為蘇共內部鬥爭,而史太林早已看上毛,認為可做其政治代理人,毛沒有擺脫過蘇聯,史太林一直控制着中國共產黨,或者這樣理解更準確:中國的共產運動是由蘇聯領導的國際共產運動一部份,而毛澤東則是忠實的執行者。

潘佐夫一書更踢爆所謂「毛澤東思想」是史太林塑造,毛其中在奪權過程中為人推崇的「新民主主義論」,即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是進入共產主義階段前的過渡期,並非一黨專政,而是多黨合作,統一戰線,扮民主以爭取民族主義者,扮改革而非血腥革命爭取溫和中間派,當時係史太林指示毛澤東在三十年代後期接受有關政策,並且在中共建政後仍一直不允許毛澤東偏離此政策。1953年史太林去世,沒有了偶像的命令,毛才開始他的獨裁管治及烏托邦共產主義實驗。

蘇式個人崇拜

至於樹立毛澤東個人崇拜,也來自史太林的指導,最先是在蘇聯出現,是史太林模式的山寨版本。在台譯版本中,潘佐夫指:「惟有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俄國式、以領袖為中心的黨(史達林化),未來與國民黨的內戰才能確保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史達林化,需要強化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以及完全壓制黨內反對派,即使沒有真正的反對派存在,也不妨編造出來。在這些方面,史達林經驗豐富,可以幫毛澤東大忙。」史太林甚至容許毛澤東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突出毛的「本土派」政治形象。1949年毛澤東訪莫斯科,毛因太激動要食鎮靜劑,見面後卻被史刻意冷待,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根本就是被史太林玩弄股掌間。

史太林就是毛澤東背後的「木偶師」,重讀這段歷史,你開始會明白為何中共始終對「勾結外國勢力」,是那麼充滿恐懼、戒心,其實,一切陰影,都在共產黨身上找到,與人無尤!



潘佐夫《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中文版由台灣出版,根據英文版本作翻譯。

撰文:劉細良
編輯:李寶筠
美術:黃創泰 

李怡 - 香港司法獨立保衞戰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0日

過去一個月香港發生的種種爭議,包括港大校委會事件,集中於一個焦點,就是一場摧毀與捍衞司法獨立的戰爭。

戰爭起源於9月12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講話。張否定三權分立,表示「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其中一句較少被引用而極重要的話,是他說:「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的主要途徑和抓手,就是行政長官。」「抓手」是大陸近年的新詞彙,是指領導工作的「重要途徑、突破口、切入點」。換句話說,就是中共中央透過行政長官,將權力凌駕於香港三權之上。其中,最關鍵以及與所有市民的切身利益相關的,就是凌駕香港的獨立司法權。

一黨專政施諸香港的障礙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隨即附和,除了再強調特首超然於三權之上,更批評香港一些法官不充份理解《基本法》,有需要予以糾正。他又認為《基本法》規定的終院可有海外法官,只是過渡安排。中共前高官陳佐洱就表示香港要「去殖民地化」。

港大校委會事件,以及左報竭力攻擊陳文敏,目標是針對港大法律學院。在中共眼中,培養英式法律精英,正是對一黨專政施諸香港的最大障礙。

中共國如何把一黨專政權力置於獨立司法之上呢?不久前有一例子:中共宣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嚴重違紀,實行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處分。新華社報道這件事的標題是:「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內文儘管也講奚曉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職務便利是否違法?親屬獲利他是否有份分紅?)但重點是「嚴重違反組織紀律」。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就奚案的講話中,特別提到他與「個別違法律師相互勾結」。違法律師是否就是早前大批被捕的維權律師?儘管我們不知道奚案詳情,但將中共黨的政治需要置於司法之上,則已昭昭明甚。

張曉明講話引起香港各界強烈反應,一向只在法庭守護司法而避免公開談話的大法官也開了腔。終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首任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都公開發聲,表示香港有獨立司法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又認為海外法官應成為終審法院的永久安排。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對張曉明說法深表遺憾。不少資深大律師也表示力撐司法獨立。

9月25日,終審法院舉行遷至舊最高法院大樓的典禮。按照常規,會採取一般的開幕剪綵儀式,但馬道立卻把儀式安排成正式法庭聆訊。梁振英、張曉明等嘉賓,坐在下面的律師席,然後兩聲敲門,所有人起立,馬官帶領終審法院法官進場,坐在高高在上的法官席。馬官像宣佈判決般,以英文致辭,他回顧香港自1912年正式啟用法院大樓以來司法獨立審案的歷史,而被張曉明指為超然於司法之上的特首梁振英,只坐在下面乖乖的聽,致辭後馬官站起,全場又馬上跟着起立,目送法官們離去。馬官選擇這樣的開幕儀式,明顯是針對「特首超然論」,表示司法獨立就是法律置於特首、中聯辦等政治權力之上。

自從97主權移轉以來,香港政治、社會,包括立法會和新聞界這些第三第四權,都向下沉淪,但多數香港市民和居香港的外國人,仍認為在香港生活基本上與港英時代沒有兩樣。為甚麼明明已大變而許多人覺得沒有變呢?關鍵是司法獨立沒有變,它保障了每一個在香港生活的人都有法律權利,而人們也相信司法獨立公正。法治的基礎,就是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所言: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後一句在中共干預下,已不斷受衝擊;而前一句,儘管政府也想衝擊,但從許多「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案件來看,還算守得住。

中共的罪名即香港的桂冠

中國大陸有一句流行語:你的錢只有調離了中國,才是真正屬於你的;你的家人也只有離開了中國,才真正是你家人。否則,錢和人都是「國家」的。在香港當然不是這樣。而這正是一黨專政之下的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與真正司法獨立的區別。

某大陸報人在引述奚曉明案時,指「對黨不忠誠,不老實」「這罪名,像是一頂桂冠」。現在,香港百年來視為桂冠的司法獨立,在中共眼中卻是罪名。

香港法官們正努力守護這桂冠,而一般市民在這場司法保衞戰中,也千萬不要認為自己沒有責任。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必須全力捍衞。(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10月9日 星期五

梁家傑 - 獨善你身?

明報   2015年10月8日

這三年來寫時事專欄不容易。那邊廂李嘉誠還在回應大陸官媒的群起攻擊,陳文敏今天仍面對官方喉舌的抹黑侮辱,這邊廂曾蔭權要走進法庭面對刑事起訴,我們幾乎忘了兩個多月前曾德成和鄧國威被辭職,再遠一點的劉夢熊、唐英年更不消說了。

似乎,香港要開始適應新的政治文化吧。其實,這類清除異己的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什麼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批林批孔再批鄧等等的政治運動,也是這樣將政敵逐個剷除。香港明明說好五十年不變,卻在這三年走上不斷鬥爭的路。

我上月在此專欄以〈國王的新衣〉批評張曉明自己炮製的「特首超然論」是要將梁振英捧為土皇帝,但慶幸香港尚有赤子之心的人指出錯處。這次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揭露校委會否決副校長任命的會議內容,前天有千計港大師生在校園遊行,都是拒絕做指鹿為馬的大臣。

校委會不好意思透露否決副校長任命的政治理由,便去貶低人家的學術資格。范徐麗泰自暴其短問名譽資深大律師是什麼,不懂得那是1997年立法局根據《法律執業條例》通過的名銜。如果馮敬恩說的是事實,最離譜的是李國章,堂堂前中大校長和教育局長,竟說陳文敏能當上法律學院院長只因為「好人」,是公然踐踏港大名聲。

建國初期的一連串政治運動做成生靈塗炭、良心泯滅,但無人能夠撥亂反正,因為許多具士人風骨的人早被剷除。資深傳媒人程翔提醒我們,中國曾經有九所蜚聲國際的大學:燕京、輔仁、齊魯、東吳、聖約翰、震旦、之江、金陵、嶺南,卻都在共產黨執政的三年後,在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中集體消失。

今次港大委任副校長的鬧劇,對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已做成很大傷害;如果你以為與你無關,可以獨善你身,你就錯了。試想像再有樹木被砍時,你再見不到詹志勇教授批評政府謀殺古樹;或香港再出現流行病疫情時,你再見不到袁國勇教授如實解說真相;又或當政府隻手遮天時,你再見不到鍾庭耀博士做政府不欲見的民調,香港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如果此後學者都要吹捧國王的新衣,要是靠阿諛奉承才能當上大學副校長,內地一制將完全吃掉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將成香港歷史的最大騙案,供人憑弔。我不甘心,你呢?

馬傑偉 - 先鋒

明報   2015年10月8日

港大校委,衣冠楚楚,自以為義,銜頭一大堆,智商高,燒壞腦,自省能力低,沙皇上身,高人一等,管你校友教授什麼反對派,都在腳下,校委們說了算,質疑追問之聲千言萬語,就是不當一回事,不作回應、不交代、不解釋。視公眾如下屬、蟻民。學術自由掛嘴邊,腦袋鑽研的是,如何批死一個腰板太硬的候選人。谷歌人氣論、好人論、學歷論、泄密論,這兩三天,通通被KO在地,公論已有裁決,不必再窮追猛打。你們的信譽破產,弱智言論永存檔案,他日政治風雲變幻,國情稍為開明,港大這名校正史,將會有你們洗不掉的污名。二千老師學生,默站校園,抗議你們這群岸然雅士,頂證你們的奴才歪論。李國章的笑臉、陳坤耀的良知、盧寵茂的痛腳、廖長江的學術智障、梁智鴻頭頂那「偽中立」不分左右的髮線,這一幫香港精英,過去盡得思想自由之福,今天竟可扼殺港大體統而不眨眼,大言不慚刺下大學維穩的第一刀。這一刀的後果,學界朋友都清楚。教授腦袋生出來一個一個禁區。異見可能受到懲罰。出頭鳥很可能被打下來,身不由己站在風眼之際,學者可能被無情羞辱,有無盡的維穩基金謀殺你的人格、發挖你的私隱、把你列入被關注的名單……實任的教授也許安全一點,被批被炒的風險會低一點。所有新入職還未取得實任長約的年輕學者,頭上都有一把刀。學者的能力與價值,往往難以清楚界定,其中不少曖昧的灰色地帶。政治取態若成了潛規則,評審的曖昧性就可以發揮屈服人心的效果。如此看來,港大校委可算是干預香港學術自由的先鋒。

2015年10月8日 星期四

方志恒 - 重構香港的自治權

2015年10月7日

【明報專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政治平靜了一段短時間後,一眾京官已經急不及待再起波瀾。

先有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出「行政長官超然論」、北大學者強世功質疑「一國兩制已成為香港發展的障礙」,繼而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摘「香港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這些言論都引起香港各界嘩然。

其實京官任意演繹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肆意踐踏香港的自治地位,並非始於今天。由2007年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中央授予特區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起,北京已着意建構一套「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從而為全面介入香港事務做好理論準備——去年6月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就是整套論述的奠基之作。

誠如孔誥烽教授所分析,這種「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源自北京近年的天朝主義路線,當中「應用了不少納粹法學家斯密特(Carl Schmitt)的法西斯主權概念。這種觀點認為一國兩制的重點在一國而非兩制,香港的自治乃北京單方面的恩賜。北京對港主權,不限形式上的擁有,還包括對港的絕對控制和香港人的絕對效忠。中共直接操弄香港的各個領域、推行洗腦教育、時刻進行敵我鬥爭,乃是天經地義」(註1)。

面對北京的天朝主義論述,香港人不能再停留在抗議北京違反高度自治承諾之類的請願式回應,而必須化被動為主動,重構香港自治權的歷史法理論述(historical-legal discourse),並以此為基礎推進本土民主運動。

香港自治地位 非單純由北京授予

所謂「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說穿了是北京試圖將香港的自治權,緊緊地套在「國內法」(Domestic law)框架,從而就可取得主導地位,透過全國人大的黨國機器,任意詮釋香港的自治權力範圍。

但如果我們宏觀地閱讀我城歷史,當能明白香港的自治權,並非單純由北京自上而下授予,而是經過了殖民地時代倫敦權力下放、《中英聯合聲明》國際條約確認及最後才由基本法正式成文化的三階段演變。


首先,香港的自治權,從根本而言是港英時代的歷史遺產。在大英帝國的體系下,港英政府並非俯首聽命於宗主國的代理人。因為英式殖民地管治文化,講求信任當地官員判斷(to trust the men on the spot)的「在地管治」傳統,故此遠在倫敦的中央政府,一般不會插手殖民地的日常事務(註2)。二次大戰後,英國基於地緣政治考慮,逐步展開非殖化進程(decolonisation),允許各殖民地自治以至獨立(註3);香港受「中國因素」影響,未有走向獨立或全面普選,但仍經歷了一個「非正式的權力下放」過程,在1950至1970年代間,逐步建立起包括自行制定財政預算、設定貨幣匯率、制定對外商貿政策、管理外匯儲備、處理對外事務及參與國際組織等全面的自治權力(註4)。

故此早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展開之前,香港其實已經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自治殖民地——香港與正式的自治領(Dominion)的最大分別,就在於尚未建立民主普選的責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所以,當中英兩國最終決定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去「維持香港現狀」時,實質上就是透過中英聯合聲明這條國際條約,以「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確認當時香港已有的自治權,並且將港英政府的各項自治權力,全面延續至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

到了北京在1990年頒布基本法之時,客觀而言就是透過全國人大的「國內法」框架,正式將香港經歷長時間演變而建立的自治權,予以正式的成文化(codified)。

重認自治傳統 我們才能理直氣壯

理解到香港自治權的3個階段演變,當能明白所謂「香港自治權完全來自中央」的論述,實際上就是北京在天朝主義路線下,刻意扭曲歷史事實的政治操作。
因此當下香港人必須建構論述,重認我城的自治傳統。唯有我們如此才能理直氣壯,在「天朝中國」下力爭我城應有的自治權。

註1:孔誥烽:〈《革新論》與香港主權論述爭議〉,https://goo.gl/LSpBkn
註2: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註3:Ronald Hyam, Understanding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4:顧汝德:《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延伸閱讀: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香港前途宣言〉:https://goo.gl/aAAKqv
(《香港革新論》網址:http://www.facebook.com/reformhk)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

嚴尚民 - 介入式電影教父 佛朗赤斯高羅西

電影講座   2015年10月8日

「電影的旅程是一趟情感跌盪之旅,不可隨論文般的格式而為,電影語言帶來的第一種衝擊是情感衝擊,都有電影的邏輯所以只能透過情感作中介來傳遞,但電影人要營造的不只是情感,情感該好好運用,藉此帶出更深層的意義⋯⋯」這是年初溘逝的意大利導演佛朗赤斯高羅西(Francesco Rosi)對電影的精闢見解,他的作品奉「情感衝擊帶出深層意義」作第一要旨,結實沉穩,看似隨便揮筆,卻每每剛勁自如,變成他扣問「真相」的工具,不過當觀眾看完其電影,卻會覺得真相好像不比人物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跟戲中人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旅程。他人物誌式的電影還原一個個主角,提醒觀者大家都是充滿矛盾的人,電影又是他對社會深度反省的工具,是月旦荒謬政事的媒介。到底他的影片是「騎劫」了電影藝術還是把他帶到一個更高層次?趁他幾套電影正上映,輕輕管中窺豹。

在學時期修讀法律的意大利電影巨擘羅西,在進入電影圈前曾當過電台播音員、插畫家和舞台表演者,他於四十年代正式入行,當過不少意大利名導如維斯康提、安東尼奧尼的助手和編劇,磨劍十載後羅西推出首部個人作《挑戰》(The Challenge, 1958),是一個關於他的家鄉拿玻里黑幫仇殺的故事,電影拿下1958年威尼斯電影節的特別評審大獎,從此走上作者導演之路。

這個月電影節發燒友選映了他的4套作品:《龍頭之死》(Salvatore Giuliano, 1962)、《隻手遮天》(Hands Over the City, 1963)、《企業家之死》(The Mattei Affair, 1972)和《教父之祖》(Lucky Luciano, 1973),即使沒有他的中期作品,但作為一個認識電影作者的引介,也很足夠。

政治無形之手

政治電影給予觀眾最大印象,往往是幾方不同勢力為自己的立場和見解進行一場又一場討論、口蜜腹劍地往還、連場黑幕大暗殺或是一重陰謀蓋上另一重陰謀等。絕非等閒之輩的羅西,對政治電影的處理自成一格──政治就是生活。套用今日香港人常聽到政客掛於口邊的話:你不去搞政治,政治都會來打擾你。你可能看不見《隻手遮天》的手,但他會在無形中控制你。受苦的百姓如是,以為能洞察一切的政客如是,赫赫有名的大賊和革命家也如是。

《龍頭之死》的西西里黑幫老大朱里亞諾也不例外,這名在左翼歷史學家著作《盜匪》記載,因為沒有餘錢去賄賂稅吏而被逼上梁山的「最後一位羅賓漢」,伏屍守衞森嚴的寓所之外,警方說是他們的功勞,但更多的傳言是他被叛徒殺死。羅西由記者角度出發,因為朱里亞諾在街頭斃命,衣衫沾血地上卻乾乾淨淨而起疑,展開一系列的多角度調查,釐清真相外,更嘗試為朱里亞諾這人物立傳。

羅西在《龍頭之死》顯露了對空間掌控自如,大量的遠鏡加強了可信性,凸顯他對西西里風土的熟悉,引看者思考利益以外的「土地用途」;法庭的論辯不加鹽醋,冷靜記錄朱里亞諾昔日戰友的證詞,不隨便將角色「定罪」;而過分曝光的實感攝影,令經精心設計的場面調度多了一層令人信服的實感。時間上的自由跳躍更是這部戲的最大特色,時間軸上的來回往返,令我們了解朱里亞諾更多,同時又使我們對畫面上的「真」頓生疑竇,那個是真實的革命領袖和山賊,全看觀眾的判斷。唯一肯定的是,這部敍事客觀的電影,打從開首便從內容上對當地警察大肆批判。由處理屍體、應付傳媒及公關危機的態度可見,司法機構草率、自以為是的態度完全反映出官僚化建制之害,亦因如此,山下的西西里村民對山上劫富濟貧的游擊隊成員有所同情,自然無可厚非。

羅西對朱里亞諾這位孤獨的領袖不無憐憫,死時才28歲的他壓根兒不知死神敲門,英雄形象敵不過利益分贓,他由始至終只是政治交易中的一枚棋子。電影以調查展開,卻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實的真相,誰是元兇,導演並不在意,但無形勢力的輪廓,已穩固進入觀眾的腦海中。

直插官商勾結

羅西翌年的傑作《隻手遮天》,今日如能在香港作正場上映,分分鐘會逼爆戲院,賣個滿堂紅。贏得金獅獎的《隻手遮天》敍事直接,不走多線重組路線,直插地產霸權與官商勾結的不該。洛史德加扮演地產商代表Nottola,進入議會立法立案,誓取「一條龍」利益,卻因為一單「豆腐渣」工程壓傷市民遭議會左派議員問責,親兒潛逃外,自己分分鐘也見財化水,但電影的結局不是以既得利益者落網結束。有現實主義傾向的羅西,在處理結局時,充分反映他對權力的不信任。為了私利,Nottola要求兒子自首,透過政治協商說服中間派委任他主管城市建築項目,而反對派議員濟弱扶傾的發言,隨鏡頭漸漸向後移而湮滅在議會的吵鬧之中。一切回復到當初的秩序:既得利益者繼續得益,升斗小市民繼續蒙在鼓裏,活在總有一天能住進城市的幻想中。

七十年代的羅西風格已定,回歸跳躍式敍事的他,作品《企業家之死》的焦點放在二戰後意國最具爭議人物馬蒂身上。這部由意大利男星真馬利華倫第(Gain Maria Volonte)主演的最佳電影金棕櫚作品(與同年由另一意國導演Elio Petri所拍的《無產階級上天堂》分享,主角也是華倫第),不少評論指出,羅西此片所用的導演方法大量參考了荷里活經典電影《大國民》,事實上《企業家之死》的主角與《大國民》的報業大亨金(導演奧遜威爾斯飾)確有近似之處,為人剛愎自用,氣度不凡,以「碎片重組真相」的方法去講故事,也無不可,儘管《企業家之死》在時間、空間比30年前的《大國民》有過之而無不及。

《企業家之死》

雖然電影以一場氣氛詭異的空難/謀殺開始, 但電影整體卻不是太黑暗,皆因主角馬蒂的行事作風矛盾,想深一層,其實也頗為可笑。本來國家要他清算一家由戰前法西斯政權建立的石油公司,他卻把公司的業務拓展成一個富可敵國的集團,自己更成了龍頭大哥;他主張打破冷戰時期壟斷石油產量、控制價格的「石油七姊妹」,卻動輒感情用事,最後跟潛在客戶反枱收場;明明是在商言商的財閥,卻隨意公開政治取態;明明是國有化的公司要顧及公眾形象,他卻買了一架私人飛機自用。一連串的大小事件以電視訪問、雜誌專訪、定格旁述和直接讀傳記等方式呈現,時間上或許不連貫,但這些以事實為基礎的場口串連起來,令觀眾難以忘記馬蒂,這是調查報告,同時是劇力十足的陰謀論電影。到底最後墜機是「外國勢力」聯手搞出的結局還是機師失誤,電影並未交代,但導演的重點是描寫馬蒂作為一個一人敵數國的戰後梟雄那種驚人魄力和遠大志氣。

真實人物傳記

值得注意的是,羅西的傳記電影,每位人物都曾活生生存在過,而且極具爭議,故從他如何還原角色的面貌和取態,與原來的人物對照,便可讀到他的真心話。

哥普拉的《教父》推出一年後羅西便亮出《教父之祖》,兩片並讀,可讀到不少有趣的地方:多線進行暗殺、遙遠控制手下、教父死於心臟病等都有在兩片出現,但對教父的孤寂及無處容身之感嘆,羅西着墨更多。華倫第飾演的盧斯安奴,是美國三四十年代的風雲人物,他一統美國五大家族,成為「頭目委員會」的主事人,二戰時他本在獄中,卻因熟悉碼頭運作而秘密為政府效勞,更曾以看法蘭仙納度拉為名,杯酒釋兵權為實召集所有美國黑幫頭目在古巴聚首。盧斯安奴因戰時有功,特赦回到意大利後,「愛國」本色不減,念茲在茲的也是美國,連死前見面的最後一人,也是來自美國準備為他拍傳記電影的監製哥普拉!

羅西早成一山之宗,對風格能徹底掌控後,電影中人物的人情味也愈發濃烈。教父自然有他狠下心腸之時,但他夾在政局間的無奈和鬱悶,也不足為外人道。羅西的厲害在於,他對於作品中的人物觀察入微,僅吉光片羽的描寫便足夠去令我們去認識一個角色/人物,在層層累積後,他不做結論,把最後判斷權留給觀眾,然而又不失社會觀察,是介入式電影最高規格的體現。

西班牙浪漫主義畫家哥雅(Goya)畫俠盜聞名,羅西以哥雅的畫作與自己的作品相比:「你走進博物館,看了哥雅的作品後,可能會覺得震驚、不適又或感到無比暢快,但不可能是冷漠。我覺得,電影亦應該做到這個效果。它不是觀眾逃避現實的工具,應該要讓人感到一個作者在鏡頭後嘗試說一些話,否則這只是對觀眾的一種侮辱。」除了貝托魯奇、羅西里尼和柏索里尼,意大利作者導演,大家最少也要多記佛朗赤斯高羅西這個名字。

2015年10月7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也無風雨也無晴

明報   2015年10月7日

前後經歷了近兩年時間,副校長任命一事總算了結,對校委會否決任命我並不意外,反倒是對部份校委那種輕率和尖酸的言論感到悲哀,閉門會議是讓大家坦誠交換意見,但卻不等於可以不負責任地說出沒有事實根據的誹謗言論。或許,這正好指出,學位與人格修養和辦事能力是沒有必然關係的。

這幾天收到很多很多朋友的問候和安慰,得在這裡再一次多謝大家的關心。不少同事和同學的支持,可以算是對自己在大學三十年的工作的肯定,而不少海外學者的慰問,亦算是肯定自己在國際學術界的成就,當中尤其感激紐約大學的孔傑榮教授、墨爾本大學的Saunders教授、劍橋大學的Feldman教授和我院已退休的佳日思教授,他們每一位都是國際級的頂尖學者,本來都可置身事外,平日要找他們任何一位寫評核也絕非易事,但他們卻願意主動執言。學院內不少同事亦為校委的言論和決定感到忿忿不平,一句「有幸有他掌舵」已經是對自己最大的榮譽。我告訴大家,人生難免有起落,最重要只是如何面對,這麽多朋友對我的支持和關懷,已經是我最大的得着。

有同事提起一樁十年多前的事,他那時獲邀參加一個人權組織,他有點猶豫,問我意見,我當時給他的意見是:做你覺得應該做的事!有位前學生給我電郵,記得我曾說過,在課室無風無浪的環境,每個人均會支持人權法治這些觀念,但唯有在現實環境中,當要為這些價值付出代價時,才是對個人價值的真正考驗,現在她開始明白了!一位在讀的同學問我,理性堅持有用嗎?我們已用盡所有理性的途徑,但改變到甚麼?我告訴她南非的故事,不堅持就只會是放棄,如果不是有心人一直堅持下去,又怎會見到種族隔離政策終被取締的那一天?一時的挫折又何須太介懷?有朋友給我送上蘇軾的「也無風雨也無晴」。一位台灣作家朋友勉勵我,在這樣的動盪亂世裡,我們可能需要更大的氣魄來面對問題。

周末出席一個喪禮,人生在世,轉眼間又化作塵土,起落在所難免,分別只是用甚麽態度面對。

李怡 - 義在信之上,港人以馮敬恩為榮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7日

曾蔭權案儘管在某程度上轉移公眾聚焦港大校委會事件,但昨日由教授發起的「捍衞港大自主靜默遊行」仍然有2,000人參與。事件已有不少高明評論,筆者謹提出一個較少人論及但覺得更應該釐清的問題。

這問題就是「信」與「義」孰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爆出8名校委否定任命陳文敏的理由,社會上有人認為馮違反了保密原則,毀了誠信,甚至有撐梁特者在微博呼籲全港僱主對馮敬恩永不錄用。

馮敬恩在給筆者的短訊中說:「上次衝,大家都覺得衝錯了,我卻覺得那次不得不衝。今次爆,大家都覺得好,我卻很糾結,會不會discredit了港大。」可見,他的主要考慮不是自己而是港大。

義是信的標準,不義不諾

毫無疑問,對任何機構甚至任何社會來說,「信」是很重要的,「民無信不立」,沒有信,就建立不起管治架構,沒有互信的社會,就假貨假話假事橫行。信是甚麼?《說文解字》:「信,誠也,從人,從言。」也就是說,「人言成信」,「誠從成言而得」。「信」的意思是言出必行。公司聘請員工,也很重視誠信,其中之一是對公司內部會議或客戶資料的保密。

但這是對做正當生意的公司而言。如果公司內部業務涉及販毒、賣假藥、製造黑心食品,有良知的、關注公眾利益的僱員也要遵守公司的保密協議嗎?

根據真人實事拍成的電影《奪命煙幕》(The Insider),講一個曾在煙草公司任職的科學家威格,鑑於煙草公司在國會作假證供,隱瞞吸煙對健康的危害,他雖然與煙草公司簽有保密協議,卻準備向電視台爆料。煙草公司威脅將會取消他及家人的醫療保險及其他保障,又向法庭申請言論禁制令,他更被跟蹤和收到威脅家人的電話。煙草公司甚至索性收購了電視台。然而,最終透過在報紙揭露,造成公眾壓力,訪問獲電視播放。威格冒極大風險,把公眾健康的「義」,置於對公司的「信」之上,彰顯了他的高尚人格。

甚麼是義?《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義」是指人們的思想和言行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符合正道,符合公眾利益,即公義。孟子認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意思是大德行的人,不必拘泥於說話一定要守信,行事一定要徹底,但必須堅持義之所在。

孔子的弟子有子說:「信近於義,言可覆也。」意思是如果信約符合義,那就可以去履行這信約。反過來說,如果信約不符合義,那就可以反覆,即不必守信。因此,「義」是「信」的標準,要守的「信」一定要合「義」,「義以為上」,「不義不諾」。

基於「義」而不守保密承諾的事,最經典的是1971年美國軍方分析師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將「五角大樓機密文件」交給《紐約時報》發表。美國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禁制刊登。案件鬧到最高法院,最終9位大法官以6比3裁決《紐約時報》有權繼續刊載,而艾爾斯伯格的洩密也沒有刑事責任。大法官Hugo Black的意見成為日後美國新聞界的經典,他說:「出版自由的最大責任,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他認為《紐約時報》不僅不應該譴責,而且應該受到讚揚,因為揭露美國介入越戰的真正原因,正是美國制訂憲法的開國元勳對報紙的「期望與託付」。

港人必須認清大是大非

政商界出於私利而欺騙人民,做出違反公眾利益的事,又以保密協議來約制參與其事的人員洩密,這種事情常見。為公義而洩密,或為私利而保密,常造成稍具良知者的心中糾結。近年美國據真人實事改編的電影,除了前述的《奪命煙幕》,還有《叛諜反擊》(Fair Game),和記錄斯諾登洩密的《第四公民》(Citizenfour)。這些事件的主角都與政商機構簽有保密協議,他們都為了公義而不惜犧牲個人誠信。

馮敬恩的爆料,性質和這些事件相同。既然校委會沒有按行事守則,向公眾交代作出推翻副校長人選的理據,而校委會內部的討論又如此荒謬,作為學生代表的馮敬恩,不惜背信取義爆料,絕對是將公義置於信諾之上的高尚行為。他對公義的認知,豈是何物李輝可以比擬。

這是香港人必須認清的大是大非。正如大法官Hugo Black所說,這些不惜犧牲自己彰顯公義的行為,不僅不應該譴責,而且應該受到讚揚。馮敬恩擔心他的行為「discredit了港大」,筆者要告訴他:你沒有讓港大聲譽受損,你為港大增添了榮譽,港大應以你為榮。將來如果有僱主對他永不錄用,那一定是做虧心事的僱主,正直僱主必然歡迎這個勇於實現自己的年輕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吳靄儀 - 濫權校委不除港大不保

2015年10月6日

【明報專訊】港大校委會在9月29日會議上,背離慣例,違反常理,在路人皆見的左派勢力強烈干預之下,校內、校友、學術界、專業界極度關注之中,以12對8票,暗票否決物色委員會一致推薦的人選陳文敏任副校長。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向傳媒宣布結果,並沒有給予作此決定的理由,沒有對為何這是符合港大的利益作出任何解釋;會議上考慮了什麼的因素,最後以什麼觀點取勝,完全沒有向港大成員或廣大公眾交代,遑論令人信服的交代。

校委會無釋疑 損港大校譽

連日海內外名望卓著的法律界學者,已表示深切關注港大的學術自由是否已遭政治勢力破壞,對此舉是否會令港大將來難以招攬一流人才表示憂慮。校委會主席,在這個情况下無一語釋疑,拒絕澄清事件,令政治干預不言而喻,已對港大的校譽與公眾對學術自由的信心造成損害,長遠的影響更未可預料。

因此之故,校委會成員是否有濫權瀆職,已構成公眾議題。校委會成員承認,其行使港大條例之下的職權,是以信託人身分,不但有責毋使之與成員本身的利益衝突,不但有責唯港大的利益是視,並行為操守須做到開誠布公,與師生充分溝通,向公眾充分交代,方成體統。

大學管治 須有理有據清楚透明

學術自由,受《基本法》第137條保障,而院校自主與此不可分割,已為舉世公認,校委會即使行使合法權力,也必須合憲行使。現今校委會的組成、結構與職能,源自2003年「Niland Report」Fit for Purpose建議的改革,而建議中改革的目標開宗明義明言,大學管治及管理的核心理念,應為如何保障校內享有學術自由的健康環境,及與學術自由息息相關的院校自主(見報告第23至25段)。校委會的行為若不能體現這核心理念及目標,則是校委失職。失職而刻意隱瞞,更是不誠實行為,罪加一等。

報告強調(見第25段),大學管治,必須一舉一動皆有理有據、清楚透明,即使不能所有文件及資訊公開,也需設立正常渠道,與校內外人士,就校委會的程序運作及重要決策,提供資訊,保持溝通。公開、透明、問責顯然是重要守則,而校委會行為背道而馳,躲在「保密原則」背後,拒絕解釋否決任命的理由。若非學生成員馮敬恩為了公眾利益,無畏報復及懲處,勇敢揭露該等校委會成員在決策辯論中顯示的言論及立場,公眾就會永遠被蒙在鼓裏,無以得悉一個具備資格的物色委員會在正當程序之下一致推薦的人選被否決是什麼理由。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這些成員提出的反對理由無一站得住腳。批評陳文敏不夠學術水平及資歷者,本身無一具足夠的相關學術資格批評陳文敏或物色委員會在這方面的資格;批評陳文敏違反大公司招聘規則,透露自己是人選的人,本身就忘記了校委會管治大學,不應以大公司行事方式為準則,更忘記了如果陳文敏「犯規」,則李國章公開暗示陳文敏應自行退出,同樣犯規;聲色俱厲指摘馮敬恩披露機密的人,不能解釋為何他們對連月左報密集「爆料」,中傷尚待決定的人選,完全不作任何追究及表示不滿;聲稱委任陳文敏會「撕裂」大學的人,沒有反躬自問,該等成員的高調言行,才是「撕裂」大學的主因,亦不提何以「撕裂」大學者誅,撕裂社會者不用下台。凡此種種,不但證實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更暴露了這些處校委高位的人,如何無才無德,不配居此要職,令公眾對港大的管治失去信心。

這些校委就馮敬恩的披露對傳媒的回應,毫無自我反省,反而態度惡劣,本身就不符公職人員的身分,加深公眾的負面印象。同時,沒有一個人的回應,是令人感到這些人對港大及其師生有什麼善意和承擔,對近8000校友的議決忠告有任何反省。這些人一日佔據校委會多數議席,港大一日受罪。

左派的真正目標

君子坦蕩蕩,陳文敏的聲明,不以個人榮辱為忤,反而叮囑師生校友守護港大核心價值。然而今次副校風波,經全盤計劃,左派勢力大舉批鬥,決不是只衝着陳文敏個人而來,而是一如程翔早已揭露,是針對整個港大,必要毁之而後快,與中共當年摧毁九大名校同出一轍。我們亦應早有警兆,2001年,港大90周年校慶晚宴,席上董建華以校監身分致辭,句句針對港大是殖民地的精英大學,必須徹底改革才容許立足於特區。近日評論,包括劉進圖的文章,再三警告,如果當局否決陳文敏的副校委任,結果大有可能產生寒蟬效應,更影響港大聲譽前途——其實這正是左派整個謀略的真正目標!

否決陳文敏之後,接着的下一個鬥爭對象就是校長馬斐森,其實批鬥已經揭開了序幕,校委的下一步任務,是令他無論多麼願意實事求是都無法運作,終要下堂求去。去掉校長之前,港大會被弄得人心惶惶,甚至會造成舉校寧願這些捱批對象早早自行消失。但當這些聲音去盡,港大就會由一批左派推舉的三流「學者」接管,港大從此凋零,而左派勢力才是大功告成。

由此可見,畢業生議會通過修改港大條例的議決,的確有先見之明,校委會否決副校任命的整個過程,已證明了改革其結構及組成方式,廢除特首藉校監身分,濫權干預,是有迫切需要。如此校委,一日不除,港大一日難以自保。一葉知秋,不甘被奴役,就要預備好抗爭。愛護港大的人,若不甘心百年老校自此淪亡,就要準備長期抗爭。

2015年10月6日 星期二

李柱銘 - 十二個醜陋香港人 The Shameful Dozen

明報   2015年10月6日

上周二,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會後,港大學生會會長兼校委會本科生代表馮敬恩召開記者會,透露部分校委會議中不接受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理由。

馮敬恩此舉隨即遭到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公開譴責,認為其做法徹底無視校委會的保密守則,並指將開會討論是否懲處他。此外,親共人士和媒體,尤其是本年初發起批鬥陳文敏的《文匯報》與《大公報》,均齊聲抨擊馮敬恩,呼籲校委會必須追究洩密並懲治。

筆者絕對支持馮敬恩今次的決定。他為了公眾利益與知情權,經過權衡輕重後,本着良心與良知,冒着被罰的風險,作出了毫不容易的正確決定。而更叫人欣賞的是,他沒有暗地裡以「消息人士」的方式,鬼祟地爆料給傳媒報道,而是光明磊落地站出來披露資料,並同時表明願意接受懲處,其做法絕對可嘉。

無奈,既然《文匯報》與《大公報》已經成功令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因此,縱然保密守則並沒有明文規定罰則,但馮敬恩也極有可能會遭到懲處。不過,筆者認為馮敬恩毋須擔心,因香港有良知的人都是跟他同一陣線的,其彰顯公義的事,一如他批評投反對票的校委時所言,歷史必會記住的。

世風日下,兩份親共報章便已能夠左右港大副校長的委任,相信往後特區將有更多人事任命亦會受其影響。是次事件中,港大十二位「尊貴的」校委,居然甘心情願地做盲從附和的奴才,徹底令港大蒙羞。幸好,港大還有馮敬恩這位勇敢、具承擔的學生代表,致力堅守港大的百年聲譽。作為港大舊生,筆者以他為榮!

吳靄儀 - 名譽資深值幾多?

明報   2015年10月5日

范徐麗泰問:名譽資深大律師是啥?是學歷嗎?當然是明嘲暗諷之語,揄揶陳文敏不夠資格當副校,但這個諷刺,恐怕只是暴露自己的愚昧無知。

「名譽資深大律師」的名銜,是1997年立法局通過法例成立的,由首席法官頒授予包括「屬香港任何大學的法律學院或學系的教學人員」之中,「曾對香港法律作出傑出貢獻的大律師」:見《法律執業者條例》第31A(4)條。所以這是特為法律學者而設的,而資格是必須對法律有傑出貢獻。2003年,首席法官李國能委任陳文敏為香港首位名譽資深大律師,因他不獨在發展人權法及香港憲法上有獨特而重要的貢獻,而且春風化雨,為香港培育了無數優秀的法律人才。港大的法律教育,不但要訓練精通法律、藉此謀生的人才,還要他們能以法律專長,維護法治,服務公眾,這是所有香港人都會認同的法律教育宗旨。

以陳文敏的才華學識地位,執業早已名利兼收,但他寧願把時間心血花在發展法律學院,識者有目共睹,諷刺對法律有傑出貢獻的學者和大律師不夠資格擔任大學一個領導層行政職位,簡直是語無倫次,這個社會,竟變為懲罰無私奉獻的人!

事實上,今年成績優異的文憑試畢業生,踴躍報讀港大法律系,正好反映這種有理想有抱負的教學宗旨,深深得到年輕人的共鳴,這是香港的福氣。專業技能高超而道德水準低下的人,方是社會最須提防的一群,今日香港,卻有不少這種人得到提拔於高位!

港大校委會要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起碼也要拿出一些見得人的理由,以學歷資格為挑剔的理由,那是誰也不服的。捐款事件,審核委員會已查明並無差錯,這個藉口不成,又要「等埋首副」,惹來舉城憤怒,又指是學歷不足,甚至莫須有的「撕裂」港大。不能以理服人,結果更篤定是受左派勢力擺佈。校委會成員為何甘於為虎作倀,豈能不啟人疑竇?應受調查懲處的,其實正是此等委員!

劉進圖 - 港大校委自毁長城

2015年10月5日

【明報專訊】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於9月29日的會議上,以12票對8票否決了校長領導的物色委員會推薦的副校長人選,即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根據與會學生的筆錄,反對任命的校委對陳文敏的學術地位諸多質疑,指他沒有博士學位、學術著作不多、學術文章少被引述等,到底這些質疑有多少是事實?

在法律和醫學這些專業學科領域,不少國際知名的教授、院長都是沒有博士學位的,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也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還要考慮在相關專業領域的貢獻,以及在行政管理崗位上的成績,陳文敏教授在這3方面,即學術地位、專業造詣和管治成就,都有客觀的紀錄可供稽考,物色委員會的報告有詳細敘述,只因報告沒有公開,公眾才不知道。

三位推薦人反映陳文敏專業地位

審閱過物色委員會報告的校委們應該看到,陳文敏是通過激烈的國際招聘競爭,打敗眾多強勁對手,才成為副校長一職的最後唯一人選,他的學術及專業地位,可以從他的三位重量級推薦人親筆寫的推薦信反映。這3位推薦人是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劍橋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Sarah Worthington、倫敦大學學院(UCL)的法學院院長Hazel Genn女男爵。Worthington是公司法的權威,曾參與英國、歐洲及澳洲的法律改革,Genn是民事訴訟法專家,曾擔任英國司法人員敍用委員,這兩位法律學者都兼具名譽御用大律師銜頭,可以出庭打案,跟陳文敏相似(陳是香港法律教授中唯一兼具名譽資深大律師銜頭的)。至於李國能大法官,在法律界的地位更是無人能及,他熟知香港法律界人士的才學深淺,且向來行事公正,絕不輕易寫推薦信。以上三位推薦人,都是法律界享負盛名的人物,如果陳文敏的學術地位和專業造詣不夠高,根本不可能拿到這些推薦人的支持。

除了推薦人,物色委員會還有幾個重要的把關人,包括校長馬斐森、前首席副校長錢大康(現任浸會大學校長)以及教職員的代表。馬斐森是英國醫學教授,去年才來港當港大校長,與陳文敏並不熟稔,他是按港大管理層的實際運作需要來挑人才。錢大康教授長期在港工作,並且擔任研究資助局(RGC)主席,負責審核各所大學的學者提交的研究撥款申請,對香港各大學的研究實力瞭如指掌。教職員代表的功能是確保整個物色及遴選程序,符合港大一貫的招聘準則和專業要求。這幾位把關人審視了陳文敏當法律學院院長12年的成績,看到港大法學院從一所純粹訓練本地法律執業人才的機構,變成學術研究與專業發展並重的法學院,在整個亞洲地區QS榜國際排名最高(2012年為全球第16位,2014年陳卸任院長時全球第18位),才會一致同意推薦陳文敏當副校長。

脫離事實 充滿偏見

港大校委會成員有權決定是否接受物色委員會的建議,但如果不接受,便應該指出物色委員會在哪方面考慮不周,拿出客觀詳盡的事實,認真嚴肅地討論,而非憑一些主觀臆測或粗疏偏頗的觀點,便否定物色委員會的報告。然而,根據與會學生代表的筆錄,反對任命的12名校委提出的論點,有不少是錯誤的(如學術著作少及文章少被引述),或是偏頗的(如沒有博士學位不適合當副校長),或是誤導的(如當上院長只因他是好好先生),甚至是荒謬的(如學術水平只及助理教授、沒有慰問受傷校委)。這些脫離事實充滿偏見的觀點,既侮辱了幾位重量級推薦人和把關人的智慧及尊嚴,也破壞了港大多年來賴以維護學術自由及專業水平的嚴謹人事遴選制度,令港大百年聲譽蒙受前所未見的恥辱。這些校委只顧譴責學生代表泄密,卻沒有具體說明或澄清他們反對任命的理據,怎能消除公眾的疑慮?怎能彌補對港大的傷害?

馬傑偉 - 選擇光明

明報   2015年10月5日

Dear Jane:

你在港大工作,貼近政治漩渦,以你坦率的性格,想必格外憂傷。清心的人很容易看見醜惡。反而校委會內的袞袞諸公,教授校長大商家,用盡口舌,詞窮理拙,卻自以為理所當然。中央表明反對任命,委員努力尋找理據附和,又大義凜然的否認政治協作。如果候選人是梁粉、習粉,委員未必如此熱衷追查Google 指數。真小人擺明車馬玩弄權術,有頭有臉的人物總是要自保名節而大玩文字遊戲。我像你一樣,對這些扭曲與醜惡的言詞深惡痛絕。也閃過念頭想寫點什麼發洩一下憤怒的情緒,但最後還是選擇遠離濁水。

我近半年思想有很大的改變,不再讓江河日下的香港拖累日常生活。近年其中一個流行說法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沒有最差,只有更差。香港大陸化,特首的鬥爭哲學分裂香港,自由蒙上陰影,大學似要失守……港人的底線與防線一次又一次失陷,失落失意自是必然。每一次香港墮落,每一次跌破底線,你和我都感意外,而後感到憂傷。我的想法變了。人不能對抗時代的大潮流。香港是中國的,在共產政權的統治下。不得不接受,中港融合的後果是:大陸不一定香港化,但香港這個弱勢社群很肯定會一步一步大陸化。Jane,我知道你有信仰,那你一定同意:「Evil is nothing to be surprised by, that's the condition of things.」共產集權的統治下,香港又如何獨享所謂的思想、言論與學術自由?!社會是善良與邪惡的混合體。預期有惡,仍要選擇善良,生活正是道場。何必為人世之惡而喪志,更應在俗世中尋找每一個機會去選擇光明。世上必然充滿惡俗,我們仍可有所堅持。

2015年10月4日 星期日

家明雜感:金馬獎初審有感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 今年有幸,再有緣當金馬獎的評審,不過只能參與初選階段。複選的時間太長了,要留台差不多一個月,適逢是9月的開學時節,只好割捨。2009年的參與十分難忘,大會的安排非常周到,評審程序公開公正。複選的評審每天看幾部戲,密集的看兩三個星期,午飯全在試片室解決。那一年,我把香港的諸事統統放下(寫稿除外),全心全意的看電影、做筆記,日子過得純粹。

初選不同,暑假去台北一周就好,責任是從所有報名電影中選出入圍的四十多部,有報名的我們都會看到。據說中港台來參與的電影愈來愈多,我負責「劇情長片」項目,片單就有一百五十多部。金馬的分工愈來愈精細,2009年我也參與初選,印象中在家看看DVD,把選項以電郵呈交即可,畢竟初選只需決定是否入圍。今年不同了,有些新片要到金馬的辦公室看;即使初選,交了表格還得開會討論。我們的七人小組只管劇情長片,短片、紀錄片另有評審負責。幾年前可不是,同一批評審還得看紀錄片的,所以才有機會提名《音樂人生》。

《醉.生夢死》

《聶隱娘》《醉.生夢死》大熱

一百五十多部劇情長片,看完對今年的華語片形勢算有基本概略了。不計年產量及票房,單看參賽的電影;整體而言,台灣水平較高,而且品種多元;中國的主流商業片一般,愈賣座的往往愈不中看(如《煎餅俠》),但獨立電影又教人喜出望外;香港的則差強人意,一年到頭竟交不出幾部令人滿意的電影。

從兩天前大會發布的提名名單可略知一二。「最佳劇情片」提名中,《刺客聶隱娘》及《醉.生夢死》將是今年大熱。前者不用多說,挾康城最佳導演之名,侯孝賢久休復出(題外話,侯在拍《聶》之前的好幾年,就是埋首在金馬獎、影展、學院的推廣工作)。雖然坊間對《聶》的意見不一,但毫無疑問敢於嘗新,也拍得非常講究。《醉》上周在本欄說了,編、導、演皆非常出色,堪稱是張作驥以至台灣電影的新里程碑。遺憾今年張因性侵案被收監,在牢獄內得知影片獲10項提名的喜訊(僅次《聶隱娘》的11項);11月底的頒獎典禮,他應該出席不了。

大陸入選的兩部都不算主流片,賈樟柯的《山河故人》比上次《天注定》豐富,刻意鋪排的三幕結構,分1999、2014及2025年(未來背景),說三代中國人的故事。趙濤的演出內斂,母子情感人,第三段故事還有張艾嘉;葉倩文的舊曲再一次在賈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部《塔洛》由藏族的萬瑪才旦執導,全片黑白攝影,故事簡約、形式樸拙,非常真率自然,前段尤其令人會心微笑。《塔洛》的清新脫俗,有點像最早期的賈樟柯。大陸的獨立電影就有此能耐,導演年紀輕輕,即懂得從真實提煉,找素人演員拍出現實小品,工業完全難望項背(劉杰的《德蘭》跟《塔洛》有些異曲同工,不過沒有爭大獎的緣分)。香港只有翁子光的《踏血尋梅》得複選的評審青睞,看來跟片種有關係,無論中、台兩地,皆拍不出如此赤裸逼真的連環殺人案件。《踏》一些場面非常可怕,它沒妄下道德判語、甚至不清楚交代犯罪的原委,觀眾看罷莫衷一是,算是故事較高明的地方。

五部「最佳劇情片」候選片,你要說有什麼共通的話,應該是「孤獨」。「Cinema of Loneliness」,難道是華語片藝術的新走向?

 《塔洛》

港片名落孫山

很多香港電影名落孫山了,《迷城》、《太平輪》、《衝鋒車》、《赤道》、《三城記》、《破風》……猶幸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有份競逐最佳導演。它是徐克近年佳作,本應有更多提名。影片太「根正苗紅」(八一電影製片廠出品),不知在台有沒有水土不服(影片並沒公映),因而被稍稍忽略了?黃修平的《哪一天我們會飛》其實也不錯,夫妻面臨中年危機,憶年少往事;倒敘部分三個年輕演員戲分很重,不負重望。杜琪峯的《華麗上班族》除了技術獎項外,只有編劇及女主角提名;在大陸賺個滿堂紅的《捉妖記》也只提名幾個技術獎項。我們在八月開初選會議時有討論過,一些電影(來自香港的尤多)若可能在複選中獲得技術提名,即使整體成績欠佳,亦不妨列作入圍影片。以往的「動作設計獎」都是港片囊中物吧?不過今年看了一部叫《師父》的大陸片,由鬼才徐浩峰編導及當動作設計,他繼《一代宗師》後再寫民國武俠傳奇。動作乾脆利落,人物酷到不行,看後着實有點為港片的動作汗顏。不遠的將來,香港電影會不會連這點優勢也失去?

大陸片大玩風格

大陸電影還有幾部值得一提的,管虎的《老炮兒》同樣很風格化,從馮小剛主演的老北京帶出代際矛盾,馮的硬漢子角色眼前一亮;他與一眾老伴如張涵予等,在財大氣粗、不可一世的富二代跟前,只見時不我予。曹保平的《烈日灼心》非常峰迴路轉,是個關於救贖的故事;鄧超、郭濤及段奕宏忠肝義膽,影片把他們拍得有型有款(香港的類型片很久沒看到這份自信了)。除此以外,畢贛的《路邊野餐》、余慶的《私奔公路》以及李非的《命運速遞》都是風格取勝之作。同時間,大陸的「鄉愁」片亦如雨後春筍,紛紛懷緬七、八、九十年代,據說為了遷就為數不少的三、四十歲觀眾層,或許也有今非昔比的時代嘆謂:《重返20歲》、《匆匆那年》、《不朽的時光》、《1980年代的愛情》、《陪安東尼度過漫長歲月》、《記得少年那首歌》……不少由意念到手法皆頗千篇一律,當中只有李玉的《萬物生長》及相國強的《少年巴比倫》拍得較好。

台片人文色彩濃厚

台灣影片的人文色彩較濃,林書宇的《百日告別》未竟全功,但技術一絲不苟,作為探討死亡、悼念、儀式的題材,華語片亦算罕見。鄭文堂的《菜鳥》很正氣、紮實,不落俗套,玉女簡嫚書的可塑性原來很大。還有些為小眾發聲的好片,林靖傑的《愛琳娜》拍基層女工,人物支線複雜豐富;鄭有傑的《太陽的孩子》從原住民少女看身分及覺醒,情理兼具、義墳填膺,有個畫面更勾起了觀眾對六四坦克人的集體印象。

是不是因為前年五十屆金馬獎的大獎頒給了《爸媽不在家》,所以這兩年報名的新、馬華語片特別多?這次看到的,最少有兩部好片。一是陳子謙的《想入非非》,是關於鳳飛飛的趣怪歌舞片。還有《爸媽不在家》導演陳哲藝監製的《再見,在也不見》,三個導演各拍一段獨立短片,悉由陳柏霖當主角。《再見》含蓄溫婉、言簡意賅,說成長與愛情糾葛,更像歐洲電影,陳哲藝領軍果然不凡。可惜《想入》及《再見》皆沒被提名,《再見》倒被金馬影展選作開幕電影。順帶一提,今年看眾多華語片中,大陸女演員蔣雯麗似乎是另一贏家。她在《再見》第三段飾演大方端莊的教授,在徐浩峰《師父》演心狠手辣的武林主持,都極搶鏡。清新爽朗的短髮造型,不讓年輕女星專美。

眾多報名片中,最讓人丈八金剛是蔡明亮的《那日下午》,兩小時多全是蔡跟李康生在一家破屋內的對談,談他們對創作、家人的種種,很真心的。說丈八金剛,是蔡明亮竟然報名「劇情長片」,似乎在試探評審對「劇情片」的定義。哈哈,大抵我們都不夠想像力吧,《那日下午》是少有一部,來自名導但連初選也不入圍的片子。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李焯桃 - 《刺客聶隱娘》七問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 第一問:無視觀眾孤芳自賞?

《刺客聶隱娘》上映以來,眾議紛紜,然而無論讚彈,都同意侯孝賢不太在意觀眾是否容易看得懂。但以服務觀眾為要,只是奉荷李活為圭臬的主流商業電影的信條,為賺錢當然顧客至上。電影其實可與其他小眾藝術形式一樣,以創作者為中心,影史上不少創新和突破,都是在這種擺脫觀眾羈絆的情况下出現。侯孝賢有句名言,正是「背對觀眾,你的創作才開始」。那不是孤芳自賞,而是創作者反求諸己,看清並堅持自己要走的路,不受市場需求和觀眾口味左右。

問題是商業主流的發行模式愈來愈一統天下,今日香港已幾乎不存藝術影院的另類發行模式。要求在多廳影院看《聶隱娘》的觀眾改變被動看故事的觀影習慣,無疑是緣木求魚。

第二問:康城得獎浪得虛名?

從來所有獎項都不可盡信,奧斯卡固然多獎勵平庸之作,康城的賽果也常經不起時間考驗,尤其近年評審團的組成愈來愈重星光熠熠而輕專業判斷。像今年的金棕櫚獎頒給積克奧迪雅的《狄潘》,便無法令人信服。但侯孝賢得最佳導演獎,卻反而實至名歸,因他取得評審團內最識貨的三大導演力撐——葛雷摩戴托羅力讚其電影語言充滿詩意,清晰、準確又強而有力;伊頓高安也欣賞影片有它鮮明的個性。

第三問:Style over substance?

影片影像之奇麗有目共睹,音樂和大自然的音效亦使人印象深刻,那是最嚴苛的批評者都不能否認的。因此,最常見的負評便是指它徒具形式,內容空洞,風格遠超內涵云云。

事實上,任何時候都有不少電影符合上述的批評,但當風格與內涵完全割裂,所謂的風格根本無法成立,只是無謂的整色整水而已。《刺客聶隱娘》的風格,卻絕非單靠漂亮的畫面堆砌出來,而是結合準確有力、個性鮮明的調度,跳躍省略卻動靜有致的場面節奏,形成一種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侯式風格而獨步天下。Style is substance。電影原來可以這樣拍!故事原來可以這樣講!這便往往是欣賞侯孝賢電影最高的樂趣。

但一心找碴子的人,總可以對全片不勝枚舉的情景交融場面視而不見。甚至最令人咋舌的神農架師徒決裂一場,末段雲霧湧來佔據了大半畫面,都可說跟戲沒什麼關聯!侯孝賢把場景由道觀搬了來深山峭壁,正因這個大自然奇景不啻是一個神來之筆的興象,成了道姑內心的一個objective correlative,同時為下一場道姑突襲隱娘埋下了伏筆。

第四問:文本不能自圓其說?

對所有觀眾來說,《刺客聶隱娘》最大的挑戰,仍是劇情、人物很難看一次就全部看懂。眾所周知,這是由於侯孝賢在後期剪接時,把不少場面大刀闊斧的砍掉了。表面的理由是他感覺不對就整場拿走,但有時也因他感到「囉嗦」。換言之,我們看影片的原劇本,一切都交代得明明白白,但對侯來說,如實將文字化成影像,把故事講清楚,不見得就是部好電影。他省略的目的不單為了含蓄,而是他心目中的電影不接近小說或戲劇,毋寧更接近詩的傳統。

朱天文早在她的〈《悲情城市》十三問〉一文,第五問「抒情的傳統或是敘事的傳統?」中,已間接指出了這一點。侯孝賢也常說荷李活電影的信息絕對清楚,一切都為敘事服務,卻違背了影像本身應有的魅力。他反而相信每個影像/鏡頭/場面的「能量」夠強,意涵夠飽滿,便足以令一部電影成立,其中有多少敘事上的空隙也不礙事。 因此他的電影就和好詩一樣百看不厭,而且愈看愈有味道。

一旦我們明白這種詩化敘事的原理,便會明白不少隱晦的人物和劇情,電影文本都可以自圓其說。如殺手精精兒即田元氏的另一身分,在與隱娘激戰後面具被剖開的特寫中,已暗示得呼之欲出——這場發生在活埋田興陰謀被隱娘破壞之後,而田元氏正是幕後主腦。至於妖僧空空兒與精精兒的師徒關係,卻是通過田元氏親信蔣士則,分別向二人通報瑚姬以雞血冒充經血(掩飾懷孕)暗示出來。

第五問:電影改編庸俗化了原著?

庸人傳奇《聶隱娘》篇幅極短,想像力卻天馬行空,讀來過癮(文字描寫可用想像搭夠),據之拍成電影而保持魅力卻是不可能的事。如今的改編大部分是重新創作,加強了向歷史取材,卻有譏評為弄成爭寵暗算的宮闈庸俗劇。殊不知種種巧合和陳套的加插,皆為劇情建立一條貫穿的主線(隱娘對青梅竹馬的表兄下得了手嗎?),令主角有一個成長自決的過程(看破紅塵凶險,放棄刺客身分回歸自然)。在侯孝賢大幅省略的詩化敘事裏,慣見的豪門恩怨情節擺脫了電視劇的誇張庸俗,反過來令觀眾更易憑暗示便理解箇中的來龍去脈。

第六問:捨棄奇幻武俠失色?

原著令人難忘的超級殺手空空兒(一擊不中即飄然遠去),電影中變成只會用紙人施咒的術士,且輕易被殺,可能是最令人失望的改動。侯孝賢雖然給出台灣電影特技水平未及的解釋,但箇中實有深一層涉及美學選擇的意義,與全片的武打以至時代氛圍追求寫實一脈相承。

武俠片類型的發展,一向都是走「加法」的方向,每一位大師的加入(從胡金銓、徐克、李安到王家衛),皆為類型的「進化」、動作奇觀的優化加磚添瓦。大家以為侯孝賢也不例外(因此期望他會提升類型的奇幻特技水平,一如徐克)時,卻忘記了他是個崇尚「減法」的導演。《刺客聶隱娘》不玩威也,不設計悅目的武打套招,畫面不見血,不搞大場面,不用升降鏡頭,處處與主流武俠類型劃清界線。

儘管改編時採用了一個武俠片的故事模式(殺手無法執行與人性衝突的任務而被追殺),但發展下去卻反思了整個類型的前提(私人以武藝鋤奸)。絕大多數武俠片皆以正邪大決鬥高潮作結,之前的暴力程度亦不斷提升。本片卻是「一個武功絕倫女刺客,最後卻無法殺人的故事」。隱娘決戰精精兒和道姑師父,皆點到即止手下留情,最後更可全身而退。它可能未至於重新定義武俠片,卻肯定對「止戈為武」及「俠以武犯禁」的意義,作出了新的省思。

第七問:《聶隱娘》不如《俠女》?

胡金銓在《龍門客棧》成功建立典範後,也有意藉《俠女》突破前述武俠類型的框框。他試圖向佛家取經,侯孝賢卻百分百是儒家心性。《俠女》出現在武俠片成長期,自有其促進類型進化的意義。時至今日,武俠奇觀的作法已充斥無數陳腔濫調,《刺客聶隱娘》回歸基本、反思類型正合時宜。兩片難以直接相提並論,抑此揚彼亦屬無謂。從來藝術最好百花齊放,觀眾也有開放包容的胸襟便好了。

郭梓祺 - 故事之輪——讀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 以色列作家告魯斯曼(David Grossman)在散文集Writing in the Dark有此一段:有晚他乘長途巴士到耶路撒冷,跟眾乘客一起聽着巴士的收音機。中途是文化節目,電台找人讀出的,正是他小說的一節,身為人母的吉斯娜(Gisella)正坐在衣車旁,腳踏上早有旁人為她放好的軟墊。巴士司機大概嫌悶,不久便轉台聽澎湃的音樂。告魯斯曼說,身旁乘客好像都鬆一口氣,他則一邊自覺受辱,一邊為那軟墊苦惱,想不起為何有這仿佛多餘的枝節。

匆匆回家翻開那本舊小說,告魯斯曼高興地發現,他忘了吉斯娜是個矮女人,由此他想到,就算日常生活多馬虎,一旦寫作就自然會化身成角色,體貼他們一切需要,如為那矮胖的閒角在腳踏加墊,不然,她的腳就永遠落空,無法織布,「never able to spin the wheel」。讀時覺得,這織布的說法真妙,既指文中衣車上的那塊布,但不也指由一字一句連綴成篇的故事?

最近讀台灣作家吳明益的小說《單車失竊記》,讀到末章,依稀想起告魯斯曼這情節。主角為尋父親生前一輛失蹤的單車,投身台灣舊式單車的研究,從車款的演化,透現台灣以至東亞的近代史。用了一整部小說的篇幅,如夢似幻,主角總算把單車找回了,將之推到母親卧牀的醫院病房,沒原由地把車的後立架撐起,嘩啦嘩啦原地空踩:「小時候我最喜歡在商場騎樓,像這樣騎上爸的車子空踩。因為那時候還小,腳太短踩不到底,得刻意用力蹬,讓踏板在下半圈硬是空轉半圈回到腳底板可以踩到的高度,然後趁勢使勁一蹬,讓它再轉一圈。

以這樣的踏踩法,齒輪、鏈條和花鼓,就會發出非常利落的,讓人感到愉悅的嘩嘩聲響。當然在車柱架起來的情況下,什麼地方也去不了。」

告魯斯曼加一腳墊,故事得以繼續。吳明益則等待那個腳太短的小孩長大,靠說故事去追尋那輛單車和它象徵的時代,如同他在後記說:「寫這部小說並不是基於懷舊的感傷,而是出於對那個我未曾經歷時代的尊崇,以及對人生不可回復經驗的致意。」雖云小說,亦有自傳色彩,引文提及的「商場」,正是現已拆毀、吳明益家人往昔在其中開舖營生的中華商場,他在散文集《浮光》寫過,給我很深印象。《單車失竊記》寫到主角在商場生活的回憶,我也覺得特別動人。這也如〈阿布的洞窟〉一章引發艾柯之見謂,如何用三根實柱,引導讀者相信七根虛柱。這虛實的佈置當然關鍵,畢竟,吳明益在小說正文及後記都分別提過,寫《單車失竊記》,是因為寫完小說《睡眠的航線》後,收到讀者來信,問文末一台單車的下落。

對舊時代的尊崇

《單車失竊記》中的實柱本身固不無可疑處,例如主角其實姓程,不姓吳。要判別哪些是真哪些是幻也注定徒勞,而且沒趣。但總括而言,《單車失竊記》的實柱或要比虛柱還多,讀來就如騎着車,在否則不會給歸在一處的二戰史、台灣史、單車發展史、動物園史、蝴蝶工藝史等穿插,跨越不同領域。小說可謂以單車為中介,從家族史引伸到國史、人類歷史及人類與大自然相處的歷史。有視野和魄力逐層擴開,再回頭理解自身與本土不遲。

二戰裏的單車與大象

且舉〈銀輪之月〉一章為例。主角在追尋單車的途中,知道了一款名為「日之丸號」的舊款單車,於台灣極罕見,是日軍「銀輪部隊」的用車。他輾轉從一位曾參戰的台灣鄒族老兵留下的錄音帶,翻譯其鄒語和日語,知道了這款單車對戰事的影響,在日軍取道馬來半島攻取新加坡的戰役,單車尤其重要。後附的一章「鐵馬誌」補充,馬來半島天氣熱,車輪常爆胎,士兵乾脆拆下輪胎,只用輪圈騎行:「一輛只有鐵圈的腳踏車騎在石礫地上只能製造出惱人的噪音,但數百輛、上千輛腳踏車就會發出震耳的匡鐺聲。從不知名處得來的巨響,常讓已經士氣低落的英印部隊,誤以為日軍的裝甲部隊出現了,因此不及接敵便匆促撤退。」

錄音帶也是精巧意象,已被時代淘汰,但只要給放在適當位置,前後兩輪開始緩緩轉動,便能如書中的舊單車,重訴各種快給隱沒的故事。單車輪的轉動影響着戰事的成敗。運命之輪同樣循環無定。故事之輪再轉幾圈,到主角聽到第二盒錄音帶時,日軍便已從高峰滑落,終於湎北潰敗:「一個消息流傳在士兵之間,據說天皇頒發了戰爭終結詔書,投降了。(大約十秒的空白)」。日軍繳械,等待遣返,到這位老兵回台不久,又遇動盪:「昭和二十二年,台北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事件,事件很快蔓延到全島」,為免麻煩,他不得不燒掉從戰場帶回的照片等物。查年份,指的自然是「二二八事件」,這寫法對讀者來說可能是陌生化;但代入角色,用昭和紀年、那略隱晦的說法及厭戰的語氣,卻最合理。

戰爭影響的除了人,還有動物,例如在緬甸先被日軍捉走工作、後來又給轉送到台灣動物園的大象。〈靈薄獄〉一章便代入象的世界,語言連帶也進一步陌生化和詩化,撇去確切的陣營和地名,以及成敗和目的,只如象恍惚地隨運命步步前行:「在一個魚販攤前,象聞到了刺鼻的哈蜊、蝦殼的腥味,這氣味要到牠搭上那艘擁擠的船艦,被載運到小島時才獲得喚醒、證實。因為此刻象仍從未理解海,未曾識得海。」由單車寫到戰爭到動物,吳明益研究的工夫固然不容懷疑,且可感覺真有綿長和熱切的興趣,非單為完成一本小說努力。更難得的,是故事之輪從未停下,能駕馭龐雜的材料而不失平衡,有時似是基於他小說家的觸角才找到細節的靈光,有時似是因對準「運命」這主題而能捨割多餘材料,總之是沒犧牲小說的韻味,既呈現世界的紛繁,也始終關乎自我理解,以及寫作的意義。

人生的災難與尊嚴

關於寫作,小說首章〈我家族所失竊的鐵馬們〉介紹主角時說,他是么子,落後父母或兄姐的年代都太遠:「他們總喜歡跟我說,『阮較早彼時陣』商場如何如何,然後結語就是『你毋捌(bat)』、『你上(siong)好命』。」較晚出生也是「運命」,從前生活艱難,愈晚出生吃的苦大概愈少,但也成為另一種孤獨:「這總讓我不服,憑什麼我就不能經歷父母那個大時代?憑什麼我就不能和哥哥姐姐一起在那些最窮的時光裡,在商場的頂樓跳橡皮筋?憑什麼我就要擔負『上好命』的污名?長大以後,我找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聆聽他們轉述,然後用文字重建那個『較早彼時陣』,藉此與他們同步長大、同步受苦、同步歡笑。比較遺憾的是,我仍然無法跟父親一起長大,他對自己說得太少,他與媽結婚以前的人生,就跟神秘小黑人的部落史一樣一片空白。」

這或可解釋,《單車失竊記》那位父親為何每如風眼寂靜,種種苦難卻繞他而轉。這使我想起吳明益在「後記」引波里比奧(Polybius)的話來形容小說寫作:「最具有教訓意義的事情莫過於回憶他人的災難。要學會如何莊嚴地忍受命運的變化,這是唯一的方法。」可能是災難與莊嚴這組詞語,也可能是書名先入為主的影響,寫到這裏,我的確也想到第昔加《單車竊賊》末處,父子在運命的播弄後,無言並行,終而隱入茫茫人海的結局。

文:郭梓祺
編輯:林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