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筒上因有皇冠標誌要「改裝」，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去殖民地大法，香港人是想不出的。香港人如果真的有戀殖情意結，是因為在帝國殖民時代，反而可容忍差異存在，不強求集體一致愛大英帝國。
1989年，我首次蹅足台灣雲林的農村，晚上同鄉土作家及村民一起談天，我第一次知道老農民他們會說流利日語，然後他們告訴我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台灣鄉村建設是日治時期留下的。香港人對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台灣認識不深，因為日治時期在1945年已告終。殖民經驗對台、港兩地，不是抽象的帝國主義壓迫理論，而是活生生的歷史糾結，就在人們心內。這感受比內地愛國憤青、空喊民族主義口號的官員，複雜得多。
今年初，台灣出版界朋友送給我一本書叫《灣生回家》，是關於日治台灣的紀實故事，1895至1946年間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叫「灣生」，當時在政府鼓勵下日本人曾大量移民台灣，開發台東、花蓮。他們在日本戰敗後被國民黨集體遣返，歷史稱為「引揚」，人數達32萬之多，身上只准帶1,000日圓，回國後受到歧視，從此不再輕易表露灣生的身份。這代人大部份已離世，其中一個灣生後代田中實加，中文名叫陳宣儒，下決心追尋母親的歷史，帶着僅存的灣生老人，再次蹅足他們的「家」。《灣生回家》已拍成紀錄片，另一套描述日治時期嘉義棒球隊打入甲子園故事的電影《Kano》，在台灣大收旺場，《海角七號》也是流露對日治台灣的緬懷。這年頭，共產黨官員民族主義反殖上腦，連英治留下幾個舊郵筒也要對付，不知有沒有電影公司會發行《灣生回家》這套政治不正確的紀錄片。
帝國原罪
所謂台戀日港戀英，是民族主義者道德譴責批判姿態。在帝國殖民的回憶中，並不一定是外來政權瘋狂壓迫、搶掠資源、民不聊生，而殖民地結束之後的民族國家，也不代表人民當家作主、勤政愛民、安居樂業，更多在非洲亞洲的現代史，是民族國家比殖民地更不寬容，更追求單一化純潔性，內部壓迫更甚。當然民族主義者會歸咎於殖民者挑撥離間，製造分化，但大家又有否想過，民族國家為何會比帝國殖民者更大規模用暴力對付「他者」？印巴獨立引起的人道悲劇，直至九十年代仍發生烏干達種族屠殺，中國「半殖民半封建時代」有否發生文化大革命之類的群眾集體暴力互相迫害行為，法國統治越棉寮時，有出現過波爾布特式的階級血腥清洗嗎？這真的全部是殖民地埋下地雷嗎？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是近年在歐美史學界勃興的帝國史研究作品，中文譯本《世界帝國二千年》剛出版，在今天民族主義昂揚，反殖整風在港蔓延之際，香港人更應該多點讀帝國歷史。作者Jane Burbank及Frederick Cooper開宗明義表明，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主權至上的「民族國家」，歷史年紀還不滿60年，反而帝國是更長久的國家型態，而帝國崛起雖然是來自軍事力量壓迫，但帝國的長期存在卻是更值大家深思。帝國是不斷向外伸延，把不同民族拉進來，而在帝國治下各民族的差異就更加被凸顯出來，帝國的政體設計，就是預設了用不同方式治理不同民族。對帝國管治而言，就是實踐「差異政治」，包括接受多元種族、文化、習俗及宗教，帝國要求不是全體一致性，而是尊重能代理帝國管好自己友的中間人。
差異政治
我們對書中所闡述的帝國治術相當熟悉，因為香港曾經是全球最大帝國的一員，也因帝國之名而提早進入全球化世界，殖民帝國的「就地而治」，重用代理人，接受差異，我們一一認識，尤其是對照起今天民族國家主權至上，充滿排他性，抹去差異的境況。環顧世界現代史，脫殖後民族獨立的國家，對國內種族差異比帝國殖民時代更難容忍，才有各種人道危機出現。
香港、台灣，都是大清帝國崩潰過程出現的「異類」，今天在民族國家復興過程中，必定難以接受這種差異，本來一國兩制曾經令人認為是有政治想像的空間，但最終仍然是在主權至上的觀念下，剷除一切差異，這才是「去殖化」的原委。有人指今天中國是重建中華帝國，我想共產黨即使有此意圖但沒有帝國治理的能力。不信？就比較一下清帝國對西藏、蒙古、回疆、雲南土司的治理手法，再對比今日民族國家的粗糙手段，自會有答案。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國棟
美術：楊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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