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 習近平的孝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30日

去年九月，習近平出席孔誕紀念會，盛稱儒家「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隨後，四川成都孝道博物館就告成立；河南急起直追，本月中也宣佈籌辦孝道博物館。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茲有兩個孝道故事，一古一今，博物館最好一起展出，可收互相發明之效。

請先說新中國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學運領袖熊焱不能見容於中共，流亡美國多年，最近得悉老母病篤，致函習近平，懇求准許回鄉探母，不獲理會，於是準備來香港闖關，不料連香港都不准入境。中國誓教他們母子不得再見，抱憾終身。

現在謹說舊中國的故事。《資治通鑑》卷二四三載：唐敬宗寶曆元年，大赦天下，只是不赦鄠縣令崔發。崔發曾拘捕殘民的宦官，招致「大不敬」罪。諫官紛紛上言營救，敬宗充耳不聞。最後，大臣李逢吉以孝道為言：「崔發輒曳中人（擅拘宦官），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敬宗一聽慘然，回答說：「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下令放崔發回家。敬宗和新中國明主習近平相比，誰懂得孝道，不必多說。而唐敬宗在舊中國已算是個無道之君。

中共的孝道博物館假如無意介紹舊中國君主，則不妨描繪舊中國的強盜。《百孝圖說》載：西漢末年，天下喪亂，臨淄人江革背着老母逃難，路上為強盜所獲。強盜要他入夥，他哀求說：「我從公等去，得安樂處，豈有不願？但老母無所依倚。萬望見憐！」強盜動容，相顧說：「奈何犯孝子！」放他們母子離去。這些強盜，和新中國那位明主相比，誰懂孝道，也不必多說。

習近平在孔誕紀念會上聲言：「中國共產黨忠實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的文化，包括儒學。」儒學給他們「弘揚」成甚麼樣子，身為人母的老記者高瑜最清楚。去年，中共以「洩露國家秘密」罪，拘捕高瑜，順便把她兒子趙萌也抓了。他們告訴高瑜：「你不顧兒子，就不要認罪。」高瑜只得對着中央電視台鏡頭說：「我觸犯法律，危害國家，誠心誠意接受教訓……」這當然不是儒家倫常之道的訓誨。

論孝道，中共高幹子弟目前就有一男一女，可供孝道博物館大書特書，男的叫薄瓜瓜，女的叫曲婉婷。薄瓜瓜父母去年鋃鐺入獄，他則在美國抱嬌娃，開名車，對酒當歌；曲婉婷的母親月前遭革職拘捕，她則在加拿大，和溫哥華市長卿卿我我，玩水遊山，不亦樂乎。爹親娘親，不及共產黨親，更不及錢親權親。這就是中共崇尚的孝道。

然則習近平對熊焱的懇求無動於中，可謂合情合理。

李怡 - 破船危險豈能坐？蘇州過後自建船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9日

梁振英在《香港家書》中說，「九七年前，香港市民沒有任何普選政府首長的權利，回歸之後，我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民主參與的程度不斷提高」。接着硬銷政改袋住先，說「如果今次的方案被否決，不知道『蘇州過後』，何年何月，再有下一班船」。

九七前香港人不需要有普選政府首長的權利，因為總督是由一個民主國家派來的。回歸一個專制國家後，甚麼「民主參與的程度不斷提高」的廢話相信連說的人自己都不相信。蘇州過後即使沒有下一班船，香港人也絕不能坐上一條不安全的破船。這在兩年前喬曉陽到深圳宣示普選特首框架時，香港人已普遍知道。

過去兩年多次民意表達

2013年9月真普聯委託港大做民調，62%受訪者贊成公民提名。2014年3月「港台」聯同港大民調就特首普選是否應包含公民提名舉行慎思民調，支持公民提名的比率達七成。6.22民間全民投票，投票人數約為78萬，90%投票者支持三個都含公民提名的方案；而對於另一題：「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是否應予否決？」79萬人投票，87%主張應予否決。

接着發生由背後專權政治支撐的反佔中簽名與遊行，推動者的醜態和參與者的無知給市民活生生的教育。國務院白皮書發表，8.31人大常委決定，終於觸發了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是香港史上最大型公民抗命運動。中大民調中心去年12月進行調查，超過20%受訪者表示曾參與佔領。經人口加權計算，該中心推算整場運動的參與人數可能達到120萬人。

這是過去兩年香港人出於自由意志判斷所顯示的民意。從兩年前喬曉陽談話至今，儘管香港主流民意多番表達，而各方想調和折中的人士也提出不同方案，但中共不但不理睬，而且不斷加強對香港的施威施壓。如果說現在支持對這個又硬又臭方案袋住先的民意反而佔了多數，無非是出於無奈，不是因為覺得有份在爛橙和爛蘋果中投上一票多麼重要，而是覺得以香港的勢孤力弱，始終難敵強權。另外，則是對於坐上這艘政改爛船的認識不足，警惕性不夠。

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近日撰文指出，通過政改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利。目前的管治危機，出於特首為保自身利益，只須緊貼中央，不必向市民問責……若方案落實，這個情况只會變本加厲，因為誰能當上候選人是由北京透過提委會操控，到了一人一票選舉……得不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也照樣當選。北京更牢牢挾特首以令特區，民意更不足懼，你說對管治是利是弊？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香港市民來說肯定是雪上加霜，有票等於無票，但恐怕對現時有財有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也是飲鴆止渴，因為北京治港，結果必然是香港在全盤大陸化之下，原有的制度及文化優勢破壞無遺，沒有了唯一的獨特優勢，香港能生存多久？」

何時建起真正的民主船

否決了方案，是不是就「蘇州過後無船搭」了呢？是不是如政府所說，不知會等到何年何月呢？絕非如此。首先，比中國大陸不知文明多少倍的香港人，我們不是等待何時再有「人民民主專政」的順風船，而是要構建一艘能夠配合香港文明程度、沒有北京篩選的民主船；其次，如果這次通過了方案，正如林鄭所說，已是實現《基本法》45條「最終達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目標，實際上沒需要向「更終」目標優化了，但如否決了，那麼「最終達致普選產生」的目標沒實現，從管治者來說，目標還在並需要實現，而不甘心香港在專權政治腐蝕下繼續淪落的香港市民，爭取民主的聲音以至行動會再起再持續。何年何月，不在於專制政權何時再給我們一條破船，而在於香港人何時有更波瀾壯闊的覺醒而建起穩固的民主船。

即使多數市民基於對現實無奈，或對「百害而無一利」的政改未有真切了解，而支持了方案，但不等於他們改變了建基於現代文明的對真普選的理念。曾經有七成人支持公民提名，有120萬人參與過否定8.31的佔領運動，由此體現的公民覺醒，必會影響今年底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取向。

如果你是曾經在民調中表示過支持公民提名的香港市民，在當前的選舉民調中必須堅守自己的獨立自由意志。然而，不管政改是否通過，我們都必須認識到，更重要的戰場在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要趕快作選民登記，要有更多年輕人不畏難參選，也希望老泛民一方面以退選來表達否決方案的決心，另方面也努力幫助新的接班人上路。

村上春樹在最新的專訪中表示希望香港年輕人「打破高牆，去創造一個擁有規範的世界。儘管很難，但我覺得必須踏踏實實地去做。」（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林忌評論：尼泊爾大地震的中共假新聞

自由亞洲電台   2015年4月27日

尼泊爾大地震，當地人民死傷慘重，中共官方喉舌的《環球時報》，於4月26日下午1時26分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目為《尼泊爾地震，中國人又先撤了》；文章作者自稱乘搭港龍的班機被取消，但中國的「東航、南航、國航」，卻帶回大批當地的中國人，更寫下「此時此刻特別想說，作爲祖國的一分子，作爲中國的子民，特別特別的幸福！因爲此生我第一次如此深刻的感受到國家對我們的關照和一絲不苟」，更指「外國人不知何時有航班出現」，而中國人卻得到國家「一絲不苛」的「關照」，立即在中國各傳媒，以至討論區不斷散播，得到大量中國人的讚賞。

在《環時文章》出現大約2個多小時之後，香港一個著名言論親共的討論區上，出現一篇類似的文章，內容同樣是聲稱港龍航班被取消，聲稱得到中國領事館的特別安排，免費乘坐「國航」回到香港，更和《環時》的作者幾乎好似影印一樣，以粵語讀出來特別突兀──「此時此刻特別想說，作為香港人，作為祖國的一分子，特別特別的幸福！」

在這篇文章出現不過一個半小時，由香港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以至中國的討論區立即紛紛神速轉載，更留下令一些憤青振奮的言論──「看看這就是中國」、「港燦還搞事嗎？你們的英國大媽有免費接你們回去？」、「希望他們不是黃屎帶」。

然而，真相是──當日尼泊爾飛香港的港龍航空KA103 航班，根本沒有取消，只是延遲起飛以至抵達香港；而那篇網民所說，港龍原定時間之後的五小時前後，根本沒有任何航機，特別是中國國航的飛機升降；當環時，以至五毛黨創作中國政府免費接載時，香港東方日報，卻報道了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武官劉曉光的訪問，說有些中國的航空公司，竟然把機票炒到1.3萬人民幣──「這種發國難財的行為嚴重毀壞國家形象，我都想抽他們」；中國外交部於今日正式澄清免費坐飛機是假消息，而細心網民早就轉載一些身在尼泊爾、在微博上載相片，以及留言者，指中國三間航空公司「一樣的無恥」──不讓他們上飛機：「所謂航空公司救援機，全部成為他們謀取暴利的民航飛機」、「迫著只有買了當日高價票的乘客才可以登機」、「其他乘客不可以改機票登機」；現場更有幾百名三間航空公司的乘客在機場等待，一天多沒有食物、食水，以至沒有電話信號云云，而最終上到微博向朋友求助。

事實上，中國的航空公司發災難財而坐地起價，絕不是新鮮事。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中國的航空公司竟曾經即時加價，由日本回中國要兩萬至三萬元人民幣一程；當時，香港特區政府早上仍然說不會派包機去日本，下午英國政府單方面宣佈派包機，接載包括BNO的英籍人士到香港，迫令特區政府於晚上立即跟進包機。四年後的今日，改變了的不是中國政府，以至中國的航空公司態度，不是第一時間去救助當地的中國人，卻是派五毛黨，以至黨媒來作新聞，以假新聞宣傳來代替救國民，擁有這樣的中國政府，以至相信流言的人民，是否很可悲？（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吳靄儀 - 否決政改 是民主未來的新起點

星期日生活   評台轉載   2015年4月26日

【明報專訊】十分慶幸本人不再是立法會議員，但假如我仍是議員，我一定會毫不猶豫，投票反對政改方案。

政務司長已講得清楚明白了，落實方案，已是實現「最終達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目標，而且已無讓步的餘地。那麼還有什麼懸疑之處？否決如此方案又有何足惜？從理念原則，不能讓由北京操控的特首選舉當作民主普選魚目混珠；從改善管治的需求，則是百害而無一利。目前的管治危機，出於特首為保自身利益，只須緊貼中央，不必向市民問責，庸碌腐敗，議會無法制衡。若方案落實，這個情况只會變本加厲，因為誰能當上候選人是由北京透過提委會操控，到了一人一票選舉，則有賴中央指示本土左派基層組織負責安排，得不到大多數市民支持也照樣當選。北京更牢牢挾特首以令特區，民意更不足懼，你說對管治是利是弊？對於無權無勢的普通香港市民來說肯定是雪上加霜，有票等於無票，但恐怕對現時有財有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也是飲鴆止渴，因為北京治港，結果必然是香港在全盤大陸化之下，原有的制度及文化優勢破壞無遺，沒有了唯一的獨特優勢，香港能生存多久？這點經濟學家已分析甚詳，不用我多說了。

袋住先 「黨領導民主」陸續來

政改方案不是「袋住先」，不是有待進一步「優化」的方案，因為只有這個方案才符合中央政策理念的「普選」。重判高瑜，其實已是最有力地告訴了世人。高瑜的罪名是泄露了「七不講」文件。「七不講」其實最清楚明確劃分了兩套對立的價值，包括﹕西方憲政民主相對黨領導民主；普世價值相對黨的執政思想；公民社會相對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新聞自由相對黨管媒體。政改爭議，其實反映了兩套價值、兩套政策理念的對立。然而，「一國兩制」抑或「一國一制」的分別，正是在於香港能不能維護自己的核心價值，我們這一制的整套制度建基於此，香港的命脈和活力維繫於此。

政府所提的政改方案，其實要求香港放棄基於普世價值的憲制民主，接受黨領導民主。落實政改方案，隨之而來的就是透過黨領導的選舉，推動這一套思想綱領，這與香港人要建立的「一國兩制」之下的民主政制背道而馳。其實中央這一套思想綱領已逐步在香港推行了，最顯著的是「黨管媒體」，但以「黨基層組織」扭曲民意，操控地區事務，壓抑公民社會的做法，也愈來愈明顯及已取得可觀的實效。香港人感覺到香港已變成不再是他們熟悉的香港了，如果不奮起反抗，這些不受歡迎的變化就會藉政改急速加劇。

黨領導民主以「民主」為名，實質上剝奪港人民主治港，政府極力宣傳，否決了政改方案，香港就一世也不會有民主，這與「袋住先」同是謊言，真相是否決黨領導民主模式，才是香港民主的新起點。

藉區選推廣新思維

因此，泛民固然應要落區向市民解釋必須否決政改方案的因由，但同時更需要啟動的，是關於香港未來路向重要事項的討論，令雨傘運動帶來的公民覺醒、民主參與、自主自決的精神發揮作用，在全港各個地區落地生根，在地區是地區自決，運用地區共有資源，改變地區的生活質素風貌，而且由地區出發，重新掌握社會整體議題，改變香港。

這個運動範圍廣闊，遠遠超出泛民議員的力量，必須由公民社會合力發動。11月便要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提供了最合時的機會，因為選舉活動是最大規模的公眾宣傳。現時已有雨傘運動的年輕一代組織參選，但人數和力量仍需大大加強，而最重要的，是抓緊參選的目標，增加民主議席尚在其次，最大目標是推廣新思維，改變過時的區議會傳統，創立新一代的區議會，號召以往對傳統區議會不感興趣的本區居民，共同參與、共同決定地區生活要務。這個不一樣的區議會選舉，絕對可以打破政黨的樊籬，成為繼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最重要的民主運動！

立選無部署 無力抗23條

雨傘運動催生了新世代與新思維，傳統的民主運動理念、手法和組織立刻過時，不足回應新的期望。如何成功做就世代更替以加強民主組織力量，是另一項重要的工程。特首梁振英對雨傘運動的事後發炮，警醒香港人若非03‧71阻止了23條立法，雨傘運動根本沒法發生。香港人要認真問自己，23條立法一旦重來，到時有什麼力量可以抗衡。無計迴避，立法會仍是最重大的抗衡力量橋頭堡，如果沒有積極部署，2016立法會選舉，泛民並非沒有可能全軍覆沒，到時北京操控的建制力量，就可予取予攜，改寫法律，徹底顛覆法治。

在現實形勢之下，的確不易找到有效參與立法會的策略，但正因如此，關心香港命運的人才更須抖擻精神應付。後佔領階段，一股挫敗感在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之間瀰漫，參與團體陷入分裂與互責之中，部分人走向極端，我覺得實在毫無必要，而且辜負了這場最偉大的運動。無可否認，此刻是運動的最危險時刻，也是香港命運的關鍵時刻。容許自己沉溺於挫敗無力，會是最大──也是唯一─—民主會失敗的因由。曾經擁抱「命運自決」的香港人，這是我們要作出決定的時候了！

陳雲 - 神龜入海，聚散有時

轉角   am730   2015年4月27日

太平山石龜登上山頂，香港就會陸沉，這是香港家喻戶曉的本土傳說，歷來坊間流傳版本甚多，一九四一年友聯出版社出版的《香港百年》 亦有收入，也許是最古老的版本。

按書中所記，傳說香港的島嶼相連而成一脈，香港島乃龍脈之一點，即龍首。龍身時隱時現，龍現身，所以有香港，但再過若干年，龍會隱身，潛伏水底，到時香港及附近島嶼都會沉沒，香港末日。某日，有道人警告香港之龍有甦動之態，香港末日將至，並指太平山腰有一靈龜，每年向上爬行一米。當靈龜到達山頂之時，就是香港陸沉之日，叫眾人好自為之。

古老傳說，變出兩個版本。一向上爬，一向下爬。靈龜每年向上爬，爬得愈高，香港經濟愈差，到達山頂時，香港經濟就會崩潰。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共，有傳中共為要保住香港經濟命脈，找來高人破局。先砍去靈龜的頭，再用測量躉壓住龜身。靈龜無首，不再向上爬。然後將之引向海邊，鎖在海岸上，遙望對岸的龜蛋。靈龜鎖岸，就是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對岸的龜蛋，就是太空館。太平山靈龜的真身，是山頂盧吉道附近的山邊巨石。以前龜背凸起，龜首向上，有向前爬行之勢。形似龜首的石頭現已不知所終，未知是否和中共破局的傳聞有關。

另一說法是靈龜自山腰一直爬向海邊，每年一寸，當靈龜入海，代表香港氣數已盡。更有說會展新翼就是靈龜登陸，當靈龜游到對岸，帶走九龍的龜蛋，香港就正式完蛋。後來會展擴建，新翼之側多了塊地，靈龜擱淺，不能下海，故此又保多一陣。

香港陸沉是警世傳說、末世預言，提醒都市繁華，總有定數，不能永續，不能久享。面對未知的定數，有人惶惶終日，心有掛礙。有人醉生夢死，追求永恆解脫。有人知道壽命有限，離世在即，便建築大佛寺，卻日日剝削窮人，錙銖必較，分毫必爭。那座佛寺成全了剝削，成為在世的罪孽。即使地球暖化，北極融冰而令香港陸沉，仍有一千幾百年時間。「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做好香港眼前的事，為現世的香港同胞謀一點幸福，總比玩風水、建佛寺來得緊要。繁華終會一筆勾銷，但繁華的時候，香港竟然在調查之中接近全世界最不快樂的地方，繁華又有何用？

龜入大海，後會無期。《轉角》專欄今日了結。以文會友，聚散有時。專欄寫了四年有多，我年事已高，也該休養生息。承蒙讀者過去切磋砥礪，共醉雅事，謹此致謝。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林夕 - 丁蟹們的臉皮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6日

星期六李怡先生蘋論：港視勝訴給「一男子」狠狠一巴掌。俗語說，懂看的看留言，這一次，不看留言也猜到，下面一定有人排隊說那廝臉皮太厚，一巴掌沒感受。

臉皮厚，如果不是誕下來就長這個樣子，一般都是越刮越厚，像光着腳子走路多了，何曾聽過繭會給磨薄的。他們或許還會得意洋洋的，把討伐當資本：看，什麼風浪屈辱我沒捱過，我就是天生的鬥士。落區從來不會難倒我。又或者扮智慧長者：有容乃大，毀譽於我何有哉，我不與粗野刁人計較，人善人欺天不欺啊！

橫眉冷對千夫指，跟不知恥，只一線之隔，興許還能撈得一把粉絲，無論真心假意，誇他們夠量度有胸襟，而不知這是城府深不可測，被摑到成精了。更何況，千萬個巴掌，沒真的打在面上：有些人只要沒傷及體膚，沒妨礙到吃喝玩，樂就不成問題。只要無須送院治療，他們會越戰越勇，必須重拳還擊對手。指望厚臉人被手指指到清醒，證明你還是個薄皮人。

還沒完全成為政治人的學者，或許還沒受夠了巴掌，為政改方案出謀獻策，然後護航，竟然以薄皮人之心度丁蟹們的臉皮，說提名委員會都是社會賢達，為顧全自身名聲，也不會硬推見不得人的候選名單，亦不好意思篩走高民望者。

真係笑話，提委會是如何組成，大部分是些什麼人，眾所週知，許多早已爭相出頭，講盡了沒有牽涉到家人以及性事的粗口，連自己都不覺得失禮──或許還倒過來感到自豪，丁蟹們會在乎提委會整體聲譽？現在公布方案，投票不記名，而且出閘一關，要起碼投兩個人，最後如何讓候選名單變安全，自有阿公在中間落墨，沒他們的事，也不關他們事。若真出來一個振英淑儀慧珠三國戰，他們也不會臉紅，他們怎麼會為同類人自卑呢？

畢明 - 不是合拍，是合殺片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6日

每個救生藥箱裏，都應該有幽默感，比什麼止痛止血散都有用。連甘地都說，如果不是有點幽默感，他早就自殺了。

活在今日的香港，如沒有兩毫子幽默傍身，恐怕早喪心病狂人都癲，一日送院三次。

有些幽默笑中有點刺痛拮肉，那叫諷刺，少辣；有的幽默抬自己上枱，那叫自嘲，帶甘苦。不是所有幽默都溫煦和暖像春風。每個人的幽默脾胃受苦吃辣的成熟敏感度又不同，哲人說 “The most valuable sense of humor is the kind that enables us to see instantly what is not safe to laugh at”。

Bad Taste是臭的。什麼都有底線，幽默都有。

「其實回歸後的電影金像獎，都係照妖party，你睇清乜叫人鬼殊途，又睇清香港電影嘅可愛同悲哀。幾時先有一年，個頒獎禮唔會失禮？司儀、script、嘉賓表現、得獎感言，大佬，不求精彩，起碼decent、respectable，好難咩？」4月20日，看完電影金像獎我在面書這樣寫。金像獎太多bad taste，身為評審，去過幾次，我已無法再到現場，呼吸太困難。

體面和可敬，decency和respectability，連整個香港電影工業都欠奉，你冀望在它的頒獎禮會有？由資金、老闆、系統、制度到品味，大家對香港電影工業之印象是否專業正氣、乾淨企理？總有陣三不管偏門況味，又連資深攝影師開工時意外身亡都沒有保險。沒有人願意承認，但不認不認還須面對，到今時今日，資深電影人仍會毫無懸念的承認行內充斥各式偷呃拐騙。

某次飯局和前寰亞高層莊澄聊起，他感慨行內是永恆地塘水滾塘魚，很少出色人才加入，沒銳氣新血欠新鮮後浪衝擊，一眼望去盡是同一班熟口熟面的「老鬼」，新人都是混了很久的。多麼人大代表。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叻人有很多選擇，電影行不吸引，他們可以做很多其他行業，犯不着捱這裏的問題」。

整個工業有病。合拍片不是問題，但合拍到沒底線就是。合拍片由題材、選角、故事、格調，都是金舖、藥房、化妝品店，瞄準大陸市場，讓強國觀眾用手拖篋肆意消費壞品味，一篋又一篋，誇張的特技就是名錶，虛浮的情感就是奶粉，明星就是名牌，拍拍拍你們買買買吧，香港人都不看都厭惡。反正上大陸動輒賣五億，韓寒才說他開雞鴨場的遠親也要搞電影。

香港電影的題材，多窄。很多年前我已經寫，香港電影裏面無正常人㗎，也沒其他職業，不是警，就是賊，或者雞（金或雛），都很戲劇化，好好說說人性常情愛情不能，一定開槍掃毒臥底煽情，不求深度祇講味精，人文人性講思想內涵嫌不夠叫座，一味商業化和噱頭化，離地至極。因為精刮，太精刮的人總沒真誠，不懂，真誠不一定化算。你已多久沒看過一部令你想做一個better person，對歷史有反省，對人性有感悟，對情愛有感動的香港電影？《太平輪》？唔好玩啦。

但社會越文明，教育水平越高，decent和respectable就是底線。林語堂說教育就是在於「發展智識上的鑒別力和良好行為……鑒別善惡，辨別何者可愛，何者可憎，換言之是講究智慧與審美觀」。有鑒別力的香港人會對可憎的說不。

今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特別差嗎？不。保持低水準和不體面only。是今年香港人要爆了。忍了很多很久，夠了。是今年社交媒體亦更加成為了大氣候，輿論不是虛的，具體了，有力量了，在民生和議題都發揮作用，甚至比傳媒角色更重要。留言發帖證據確鑿，不像以前幾間報館一間電台為公為私隱惡揚善就可過骨。過骨是香港電影人的集體DNA，粗糙經營，精刮過骨又一day。但像麗芸、Tree gun和高薪低能局長一樣不decent和respectable太討厭。不能讓這些劣質東西過骨。

但我不怪林家棟，笑話說不好是真，不尊重同業言重了；陳小春的失敗是真，但吳君如的「蕭小姐」笑話，如果說在艱難的年代，女性都不易為，不同的蕭小姐都有她的坎坷不是錯啊，皮肉生涯那麼有罪嗎？

要怪也怪香港沒有真誠讚美的文化，可以捧，不懂真心讚，整晚的稿不是在挖苦，就是在揶揄，沒有真心的自重和尊重他人，怎寫得說得出體面尊重的話。歐美的文化，幽默之餘，懂得全心全意欣賞，你看張艾嘉來頒獎，自重尊重，不必gag不賣俏，如沐春風。我喜歡真心的讚美，罵個痛快，讚個淋漓，沒有肉麻，真心不怕。

別說香港流行「認真你便輸了」。在乎的東西，就算輸也要認真。

做人處事太多不是關於輸贏，是關於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人和事，體面的輸，好過醜樣的贏。那些票房、那些藥房，你們要吧，我不要，很多香港人都不要。人生不是關於輸贏，是關於無悔，關於做個更好的人，不是嗎？每一個決定，就算最後是輸，也快樂，也無悔，夜深上床早上照鏡，也看得起鏡裏面那個自己，才重要。

黃秋生說那番「我要真……」時，台下一系列照妖表情，無價，這個導演那個導演，誰是否香港仔香港女一目了然，馬逢國的笑容沒打botox但硬到曉叫。

感謝劉青雲和郭藹明，他們是新鮮空氣，令香港很好看。感謝所有說了「香港電影」的人。

對金像獎媽聲四起不是沒有幽默感，是大家有了鑒賞力。

香港不是一齣合拍片，如果自己人不尊重自己，那是合殺片。 

吳世寧訪問Laura Poitras（斯諾登紀錄片導演）：平凡的監控 勇敢的對抗

星期日生活   2015年4月26日

Laura Poitras

左為斯諾登、中為《衛報》前記者Glenn Greenwald 、右為《衛報》記者Ewen MacAskill

【明報專訊】或許每個記者都曾夢想成為Laura Poitras，也或許不。美國記者、紀錄片導演Laura Poitras兩年前依約抵達香港，跟一名一直匿名跟她通訊的人會面，其後數以百萬計的人的一生就此改變——包括Laura自己。神秘人就是斯諾登（Edward Snowden）。

Laura跟另一記者Glenn Greenwald接過斯諾登手上大量國安大型監控計劃的文件，發布多則每個傳媒人都朝思暮想是自己爆出的頭條新聞，但亦因此，兩人自此可能無法歸美，流散國外。Laura將斯諾登由藏匿到向世界公開露面的過程，以至其後的一些迴響，剪輯成奧斯卡得獎紀錄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即便是稱譽無數，但Laura其實跟斯諾登一樣，走上一條孤寂的不歸路。「記者就是要說出真相。比起斯諾登，我和Glenn所付出的並不算多。」我眼前這名前輩、行家，這樣道。

監控也許我們並不陌生，但好像從不特別在意。遠在港大馬斐森校長藏有機密的私人電郵被駭以前，我們似乎已經很習慣，久不久就有誰和誰的電郵和私人通訊，在不知明來源下被公諸於世，輿論很少會對當事人寄予同情，也不會追究是誰的大能，和誰的私隱。但身為記者，不應該是這樣的。早在斯諾登向世界披露國家安全局的大型監控前，Laura已切身體會被監控是什麼回事。「911發生後，美國政府第一時間所作的就是監察美國國民的所作所為。政府以『反恐』為名侵犯公民的權利。」Laura說。

機票上的特殊印記——SSSS

Laura曾拍攝有關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紀錄片My Country, My Country，因此觸及美國敏感地帶。她一次出遊發現自己的機票被印上「SSSS」，其後每次出入境都得經過漫長無理的問訊及行李搜查，幾年間竟達數十次。當她發現自己竟成為受自己國家所監控的對象後，便決定拍攝一部以監控為題材的紀錄片。「政府聲稱他們所作的監控是為了反恐。但我並不認為現在這世界比2001年的時候更安全。因為伊拉克戰爭造成政治上的真空，結果醞釀了極端主義，愈來愈多人加入恐怖組織。」Laura又稱，中情局很多時在恐襲發生前已掌握那些策劃的恐怖分子的資訊，卻未能在慘劇發生前阻止他們；但同一時間不斷擴大對平民的監控範圍。當Laura開始拍攝計劃後，接下來的際遇是巧合得可以——國安局前高級情報人員William Binney找上Laura，成為拍攝對象；而2013年Laura開始收到署名Citizenfour寄件人傳來的加密電郵，聲稱自己有大量國安局文件，更表示自己願意跟Laura及Glenn親身見面，請兩人購買飛往香港的機票。此人便是斯諾登。

在《第四公民》裏，斯諾登看起來很冷靜，藏在被單內輸入密碼，還戲稱它為魔法斗篷，引來大家大笑。但斯諾登所泄露的並不是玩笑。身為國安局前外判技術員的他利用其身分盜取大量國安局文件——當中披露如國安局可輕易取得Google和Yahoo的個人帳戶資料、讓電訊公司交出用戶聯絡人資料及通訊紀錄等驚人消息。對此斯諾登只是凝重的說，他願意犧牲工作、收入及女友，甚至願意坐牢，也得把真相告諸世人，是因為他對美國秘密建造的龐大監視機器摧毁私隱及自由的行為感良心不安。電影亦有讓人揑一把冷汗的時刻——酒店火警鐘響，斯諾登一度心疑是美國特工的把戲，大家忽然緊張不語。Laura持着攝影機，在旁默默記錄：「我當時就想，這些都是重要的片段，這些是一件線人告密的大新聞背後的幕後故事。我希望拍攝到事件中的張力及潛在危機。」

「香港言論自由真的存在嗎？」

當時斯諾登選擇到香港，是因為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和言論自由可讓他獲得一定保障，並打算在法庭上挑戰美國政府。然而8天後，斯諾登的律師告訴他訴訟需時太長，且有被拘留的風險，斯諾登於是計劃離開香港。香港真的如斯諾登所想能保護異議者人權嗎？如果當初斯諾登所選的並非香港，他需倉皇避走嗎？「斯諾登選擇香港，是因為相信香港的法治及言論自由，也不像一些國家會引渡政治犯。」但Laura也反問記者，香港的言論自由真的存在嗎？你所說的，真的完全無顧忌？我的即時反應只是笑而不語。

作為記者，Laura在斯諾登事件中的角色帶着有趣的雙重性——一方面，她從斯諾登接收這些機密文件，扛起向傳媒披露文件的責任；另一方面，她是冷靜旁觀的鏡頭眼，以影像思考及說話。Laura怎能在如此危急險峻的情境下，同時做好兩方面的工夫？「我在我的影像有表達我是事件的其中一名參與者。對我來說，我的影像就如你的文字，都是表達自己的工具，而在這套紀錄片裏，我是以自己第一身的角度去表現這事件。」她說。

不是新聞 而是故事

正正因拍攝者第一身的意識，影片裏我們看見的不是新聞上那個「披露美國國安局大量機密文件」的斯諾登；而是一個神容憔悴的金髮年輕人，在一間酒店房間裏以一己之身對抗強權，有時沉鬱但亦堅定。然後，Laura說出新聞工作者內心的恐懼：你所拍攝或書寫的會否只是聒噪的時代雜音？可會留世？談何價值？所以Laura指她說的不是新聞，而是故事：「故事的價值在於教導我們如何為人。我所說的不止是一個監控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勇氣的故事——人願意為了正義而挺身而出，並且甘願承擔後果的故事。這種故事不會像新聞般被淘汰，即使在十年後重看仍具其意義。」是的，新聞有多爆，料有多猛，到頭來真正流傳的，不過是一個有關個人的故事。

與告密者合作的記者也承擔一定風險：在美國就有記者曾因寫出告密者提供的消息而被捕；跟Laura拍檔的記者Glenn Greenwald，其伴侶就曾在斯諾登事件發生後在倫敦機場被扣留；而現今Glenn及Laura都無意返回美國居住，分別在柏林和巴西定居。這也是記者需詰問的問題——為了報道事實，你願付出多少代價？「當我在跟斯諾登以電郵聯絡時，我並未想到我可能自此一生也要肩負這樣的重任。但線人面對的危險比我們的大得多，斯諾登很可能將來也不會處於安全狀態。當你見到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說出真相時，我想這就是記者的責任去幫助他。」Laura說。

民眾善忘 犧牲值得嗎？

斯諾登最近接受英國喜劇演員John Oliver的清談節目Last Week Tonight訪問，其中John向斯諾登播放攝製隊在紐約所作的訪問——途人竟大多不知道或忘記了斯諾登是誰，有的則一口咬定他泄露了不應公開的政府機密，斯諾登一臉苦笑。當斯諾登以其生命作賭注、希望大家關注政府監控的情况，但似乎民眾仍一貫的嘻哈日常，他的犧牲到底值得嗎？

Laura也有留意這近期大熱的節目，但她認為即使許多人不覺察斯諾登所作的，但其實亦有切實的變化：「以前當有人說你的電話可被政府用來追蹤行蹤，你很可能認為這是天方夜譚。然而現在大家明白通訊科技是可用作監控的，即使這聽起來難以想像。」

「網絡供應商可隨時出賣你」

《1984》的情節早已成為事實，網絡及科技中的監視之眼無處不在。Laura說這為記者的工作帶來嚴峻考驗。她好幾次強調，記者需謹慎小心地保護線人，所以她強烈建議大家尤其記者安裝加密軟件。「Signal是一個免費的手機程式，讓你可發加密的短訊和打出加密的電話。我也建議安裝Tor網絡瀏覽器，當中的搜尋工具是加密的，讓黑客難以知道你所搜尋的事物。」嫌麻煩？別忘了你的網絡供應商可隨時出賣你；而政府機關的電腦可在數秒內破解你的私人密碼。你或許不介意你的資料被瀏覽，但你的家人及朋友的呢？這是一個恐懼無處不在、之所以看似安全的年代，而正正有人為了你我未必珍惜的私隱及自由負上生命代價，個人所作的那怕微小，亦有其重量。

Laura Poitras攝製的《第四公民》將於5月10日正式在港公映。

■答：Laura Poitras

普立茲得獎記者和紀錄片導演。作品有《第四公民》（CITIZENFOUR）、My Country, My Country及The Oath等。

她憑CITIZENFOUR奪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問：吳世寧

入行一年零九個月的記者。

文 吳世寧

編輯 馮少榮

李怡 - 港視勝訴給「一男子」狠狠一巴掌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5日

高等法院昨天就香港電視的司法覆核作出裁決，指行會發牌「三揀二」違反發牌無上限的既定政策，裁定港視勝訴，發還行會重新審議發牌決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當局會研究判詞，再考慮下一步行動。港視主席王維基對勝訴感到興奮，他促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能重新考慮香港電視的申請，盡快批出免費電視牌照。

民眾抗議有成果

法庭的裁決不但讓港視高興，而且也使香港多數市民開心。亞視由困境以至被釘牌，無綫製作每下愈況，最近更引入具內地官方傳媒背景、曾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的黎瑞剛，成為控股公司成員，本來已有CCTVB之名的無綫被進一步染紅。香港700萬市民只有一個言論被操控的免費電視台，實在可悲。王維基的香港電視，銳意製作劇集，如能因法庭裁決而獲發牌，可為香港人帶來更多免費娛樂，也可望打破無綫在缺乏競爭之下更不思進取的局面。

讓人高興的是法庭狠狠地給了梁振英一巴掌。2013年10月15日，行政會議在事前從沒有說過會有「三揀二」的情況下，完成審批程序，只同意發免費電視牌照予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蘇錦樑和梁振英先後表示，基於行政會議的保密原則，不能夠公開交代原因，僅指出涉及「一籃子」因素。由於蘇錦樑之前一直說「正在處理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工作有進展」，因此有輿論認為這是梁振英「一男子」因素決定。而決定完全是基於政治考慮，因為王維基雖是政協委員，但在大陸沒有投資，而且他在2008年一度入主亞視，曾說不會變大陸台，又說「親共的電視沒有人看，只有反共的電視才有人看」。此外，有學者指出港視投資拍攝劇集被認為是衝着現時最大利益者無綫，而政府傾向保護現有親共的市場領導者。

另一令市民高興的原因，是前年港視不獲發牌事件激發香港社會強烈迴響，引發12萬人遊行及包圍香港政府總部，而現在等於民眾的抗議有了成果，法庭還了市民一個公道。

前年的電視發牌事件，更牽連到政府對專業人士缺乏尊重。政府引述顧問報告作為支持政府決定的理據，但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珮瑩公開批評政府曲解其顧問報告，當時梁振英表示要「認真跟進與處理」，又指伍珮瑩做法缺乏保密專業精神。2014年2月，伍珮瑩突然離職，《壹週刊》揭露，有人致函威普在意大利的總公司，批評伍珮瑩「破壞合約保密精神」。外界關注港府是否「秋後算賬」，特首辦連忙表示，梁振英及特首辦都沒有接觸過威普公司。法庭裁決也還了專業人士一個公道。

否決政改強心針

高等法院裁決，最讓人高興的是，香港仍有司法獨立。王維基認為法庭裁決顯示「香港係有真正嘅法治」。法庭裁決反映政府行政明顯失當，毛孟靜認為梁振英應公開交代，她會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委員會開會作出跟進，要求政府派員作出解釋。也有議員認為梁振英應為他的獨斷獨行把香港折騰了一年多引咎辭職。

從港視的司法覆核獲勝訴，可以聯繫到政府這次推出的政改方案，即使通過也很可能會遇上司法覆核。去年6月，從終院退休轉任非常任法官的陳兆愷在一個法律教育講座中被問到普選標準的問題。英國為香港加入人權公約時曾因應當時環境，對於有關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條文有所保留，問者擔心影響了公約保障選舉權平等的原則。陳官表示如果未來普選方案違反公約，必會受訴訟挑戰，大家毋須擔心。司法覆核的裁決會不會損害人大常委的權威？陳官舉出梁振英當選特首受選舉呈請挑戰的例子，說訴訟完成之前國務院已經發出委任狀，法院一樣有可能判他當選無效；同理，就算政改方案得到人大常委同意，然後才被終審法院裁定違憲，也不損害人大常委的權威，因為被駁回的其實是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而非人大常委的同意權。

但倘若政府的政改方案被終審法院判違憲，那麼支持方案的立法會議員，尤其是轉軚的個別泛民議員，就無地自容也。因此，港視司法覆核的勝訴，對泛民的堅持否決政改，也是一個正面因素。（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觀察：假如中國人真的有「血性」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4月21日

跟沒有言論自由的其他極權社會一樣，中國有很多政治隱語。周永康案件在官方公佈之前，已經以"方便麵"為代稱傳遍網絡（一個知名的方便麵品牌叫"康師傅"）。最近幾天，"燒烤"、"蛋炒飯"和"救生器材"等成為網絡熱詞，反映出中共軍事宣傳的困境。

這幾個詞背後隱含的意思，可能會讓人感到不適。中共教科書中，邱少雲、羅盛教都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英雄。前者在埋伏中被敵人發射的燃燒彈擊中，為了不暴露目標，"趴在火堆裏一動不動"長達半個小時。後者為了搶救落水的朝鮮兒童，在嚴寒的冬天三次跳入冰窟直至犧牲。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上被敵機炸死，傳說是因為貪食一碗蛋炒飯未能及時撤離。

教科書上的英雄壯舉，成為網絡或者餐桌上的笑話。看起來，民眾對死者很不尊重。瞭解中國政治語境的人知道，這些不尊重主要不是針對死者，而是用來嘲笑中共的洗腦宣傳。在他們看來，有些"革命烈士"的故事誇大其詞，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當人們說"感謝蛋炒飯"時，意思是由於毛岸英的死亡，中國有幸避免了像朝鮮那樣的世襲政治。

最近的一輪嘲笑由《解放軍報》一篇報道引發。該報道引用一位軍事學院教授的話說，"多元信息環境正消解著學員對於黨史軍史教員、教材和課堂的信任"。中共塑造的英雄和楷模紛紛遭到質疑，"這使得上黨史軍史課多少有點'步步驚心'的感覺"。其中的一個例子是，課間休息時，一位學員走到老師面前說："您難道不看微博嗎？您剛才講的邱少雲事蹟，違背生理學常識，根本不可能！"

常理無解的"軍人生理學"？

對於邱少雲事蹟的質疑一直存在，甚至有小學生寫信到位於重慶的邱少雲烈士紀念館詢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館長王成金作了一個自相矛盾的解釋：邱少雲能夠在大火中一動不動，首先是"因為他有捨身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其次因為他吸入大量濃煙，早已經窒息死亡。

《解放軍報》官方微信"軍報記者"和"當代海軍雜誌"、"衝鋒號"等微信公眾號，不滿足於這種解釋，發起了"軍人生理學"的討論。他們認為，用"常理思維"無法解釋"軍人生理學"，那些質疑邱少雲的人"沒有考慮一些人在堅定信仰的支撐下所爆發出來的頑強意志力"。討論中甚至引用1963年越南僧人釋廣德自焚抗議南越政府的例子，而不顧民眾聯想到已經超過130人的藏人自焚。

"你們的政權你們自己去保衛吧！"

《解放軍報》的報道中討論了軍事史的教學技巧，然而中共軍事教育面臨的並不僅僅是民眾對塑造英雄形象的技術性質疑，中共控制軍隊的合法性及其戰鬥目標受到挑戰。習近平上臺後，堅決禁止了多年來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討論，反復強調軍隊絕對服從党的指揮，而且要求"軍人還得有血性"。《人民日報》4月19日發表文章《軍人的"血性"哪里來》，宣揚"不怕死的大無畏英雄氣概"，"為祖國利益不計個人得失的價值取向"。文章憂慮道，"我國已30多年無戰事，人民軍隊是否還保持著當年那股'血性'？答案不容樂觀"。文章提倡要樹立"霸氣"、培養"士氣"並凸顯"殺氣"。

與預期相反，這篇文章在網民中激發出的"血性"， 是對這種軍國主義宣傳的憤怒和嘲諷。

網民指出，"領導把子女送出國，卻讓老百姓的孩子去送死"。而且，"讓他們去保誰的家、衛誰的國呢？"軍隊絕對服從党的領導，實際上強調的是保衛中共政權。這種政權不是經由公民選舉產生，而是由大量腐敗分子組成的暴力壟斷集團。一旦政權和人民產生矛盾，比如發生"六四"運動，軍隊就成為屠殺人民的工具。有網民稱："去他大爺的，你們的政權你們自己去保衛吧！" "讓領導先上！""紅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請衝鋒陷陣！"等呐喊聲遍佈網絡。

"上前線有戶籍限制嗎？"

也有網民針對中國政府對公民權利的種種限制，反問道："請問上前線打仗有戶籍限制嗎？農村戶口可以嗎？是不是北京、上海戶口的優先上戰場？要暫住證嗎？要計劃生育證明嗎？要上崗證、健康證嗎？需要有一年以上完稅證明麼？出征分單雙號嗎？衝鋒前要搖號嗎？"

"血性"是一個帶有野蠻意味的用語，出現在官方媒體中，是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宣傳。即使它的正面價值是指為正義而戰鬥的勇氣和犧牲精神，但正如網民指出的那樣，這並不是中共宣傳真正想要的東西，他們想要的是效忠党國的奴性。假如中國人真的有了"血性"，那麼製造過大饑荒、"文革"動亂、"六四"屠殺、致命霧霾和空前腐敗的中共政權，根本不可能存在。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李純恩 - 純樸的誤會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04月22日

知道上海攝製組安排去福建土樓拍外景我就大皺眉頭。問他們怎麼會選土樓這樣的地方，答案是他們都沒去過，覺得土樓看起來很奇特，很神秘，去拍外景一定很好玩。

然後一百五十多人的大隊就殺了過去。

然後問題就陸陸續續發生，攝製組起初還以為藏在深山裏的土樓居民一定純樸善良，結果才發現掉在一個無錢寸步難行的迷宮裏。比如說在土樓裏拍攝的時候，有三盆花擋在鏡頭前面，攝影師要搬到一旁，這時候「花主」出現了，伸手要錢，二十元人民幣搬一盆，結果製片就付他六十。請好了三十個村民到現場拍一場戲，收了錢，人來了，還沒輪到他們，等了一會，就散了。跟村長說，怎麼都走了？村長跑去問了一下，原來又要錢，補了錢，人都回來了。運貨的卡車在拐彎的時候，在一間土屋外牆劃了一道不到兩呎的印子，屋主衝出來攔車，要賠償。問他要賠多少，開口就是三萬（在此之間曾有個村民問攝製組一個工作人員想不想買一間屋子，出價四萬），製片還沒來得及講價，對方就把汽車輪胎戳破了，說這下你走不了了。過不多久，導演組那裏來了一個阿婆，拿着鐮刀對他們揮舞了半天，大家聽不懂她的土話，找人翻譯，原來她來討三萬塊錢的「損失費」。

這種事情結果當然是找關係搞掂了。但經此一役，製作人員也都算開了眼界，說這地方以後免得過就不再來了。 

李怡 - 老泛民請以退選承諾鐵心否決政改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2日

政府政改方案今天出爐。中共高層表明不會作無原則讓步，原則就是8.31框架；泛民同樣表示不會作無原則讓步，而原則就是不能接受8.31框架。雙方的原則對立，暫時很難看到有溝通機會，更別說達成妥協了。

8.31踐踏《基本法》，破壞香港百多年來確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筆者已申述多次；泛民也一再聯署表明一定會否決8.31框架下的假普選。但為甚麼社會仍然出現泛民中可能有人轉軚的疑慮？中共和港共何以仍然存着政改獲通過的希望？其中最關鍵有兩點，一是政治現實，二是民意，若政府或建制派製造出壓倒性民意要泛民袋住先，基於政治現實尤其是明年立法會選舉的考量，確實很難保證沒有人會轉軚。政府現在集中焦點在不講道理地把2017年五百萬人沒得投票的責任推給泛民承擔，希望趁此一役在明年立會選舉把泛民打殘。

政改否決後，會不會再激發大型抗爭運動？親中的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說，政改若失敗，泛民政治動員能力將會下降，下階段再發動大規模爭取民主行動的可能並不樂觀。

泛民從未發動過大型抗爭

這位學者沒有搞清楚情況，除了和理非非的遊行，泛民何時發動過大規模的民主抗爭行動？去年79天的佔領運動不是泛民發動的，所謂佔中，根本沒有佔領過「中」（中環）。與泛民有聯繫的佔中三子當初只估計可以發動數千人，結果是由學生勇武重奪公民廣場而引發數十萬人參與的三區佔領行動。所有參與者都是自發的。政府在關鍵時刻也沒有找泛民去解決問題，而是與學聯對話，希望說服學生放棄佔領，實際上即使說服學生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沒有人可以指揮覺醒的自發民眾。泛民只是在運動起來後才參與其中，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但政府始終把整個佔領運動叫「佔中」，原因是以泛民作為香港反對運動的「民主代理人」，有其方便之處，尤其是揭出了金主，又硬派上外國勢力，就可以避免承認官逼民反激發市民抗爭。但事實上，泛民與社運抗爭一直脫節，從反高鐵開始，所有守護本土的抗爭，不僅不是泛民發動，而且他們也沒有參與。泛民只是遊行、參選和做議會的反對派。不能說這些沒有用，但不是社會運動，而且泛民也漸漸在維護本土利益、香港人優先等越來越強烈的社會意識中，脫離了市民大眾。

泛民雖然在雨傘運動中得到光環，但在傘後緊接的反水貨行動中，又再不問情由地把一個小女孩因媽媽發飆而號哭，指為不能接受反水貨的粗野，又一次脫離本土權益而與政府、建制派唱和。

面對2016年立會選舉，建制派的民建聯由於幕後的絕對權力操控，老一輩不能戀棧權位，所以已經完成了世代交替。但沒有阿爺話事的泛民政團就仍然由元老掌權。雨傘運動後，看到年輕人主導的社運奮起，和社會思潮變遷，泛民雖佔住立法會議席，但在論述上和行動中都與現實脫節，確實到了再也不能不考慮退下來的時候了。與其在下次選舉中讓選民找不到投票的目標，又不想再「含淚投票」，老一輩泛民應該思考怎樣造就新人，而讓自己留下一個退場的漂亮背影。

留下退場的漂亮背影

港共政權在政改中打民意牌，給了老泛民退下來的時機，他們如能宣佈不受民意牌影響，以下屆退選來表達否決8.31政改的強烈意志，就既能使支持民主的市民加強對泛民絕不轉軚的信心，又能為自己的退場留下光榮一頁。而若有需要則全力輔佐新人上位，不管新人多麼不知名，多麼無經驗，只要有決心堅持命運自主維護我城的真民主，就支持他們參選。

今年一月，一群雨傘族成立一個叫「青年新政」的組織，靠網絡力量吸納高學歷的青年「首投族」，絕大部份是大學畢業的專業人士，有醫生、護士、律師、會計師及工程師等。他們計劃在年底區選中狙擊建制派，並不排除明年選立法會。青年新政只收小額捐款，避免遭到金主操控。不要以為他們沒有資金，沒知名度，但當年默默無名的奧巴馬就是憑小額捐款贏得美國總統之位的。打出民主本土的議題，依靠網絡，絕對有機會戰勝建制派。除了他們，在反水貨行動中還出現「本土民主前線」的組織；此外相信還會有其他民主新一代參政，包括有可能的何韻詩，加上本土派新民主同盟可能擴大參選版圖。從今年區選到明年立法會選舉，本土民主派必然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以不再參選表示否決政改的決心，銳意扶植新一代上場，比甚麼辭職變相公投更能表達堅定意志。而這，也是老泛民退出政治舞台留下漂亮身影的最後貢獻。（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程翔 - 從高瑜案看香港23條立法

2015年4月22日

【明報專訊】內地名記者高瑜被重判7年，引起國際上很大的關注。我認識她足足30個年頭，目睹她在過去的30年間，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以及政治透明，三度身陷囹圄，為全體中華民族的進步付出了沉重的個人代價。

凡是跑中國新聞而又有一定年資的記者，幾乎可以說沒有人不認識她。這是因為她樂於幫助同行、提攜後學的作風，早已享譽新聞界。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初到北京工作，人生路不熟，也是靠她的幫忙才能克服重重困難。

這次她再一次被囚，是因為被指控泄漏了中共2013年第9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况的通報》。內地學者把這個文件歸納為「七不講」，即：一、憲政民主不要講，因為它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二、普世價值不要講，因為它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三、新聞自由不要講，因為它挑戰中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四、公民社會不要講，因為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五、司法獨立不要講，因為它企圖改變中國司法制度；六、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因為它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七、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因為它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一句話，「七不講」要禁絕一切對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以及它種種政策的合理性的質疑。

「七不講」中，前5者是人類經歷了同封建主義、極權主義等落後政治制度相鬥爭幾百年後才總結出來的現代文明的價值，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石。中共對之禁止，是開文明的倒車，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很難想像一個偌大的黨，竟然可以發出這麼反智的文件來禁錮人民的思想。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誰是真正的愛國。中共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乃以國家安全為名，行禁錮人民思想之實。這種政策，或可「維穩」於一時，卻以全體人民愚昧化為代價。反之，高瑜勇於揭露這種荒謬的政策，雖然導致個人身繫牢籠，卻喚醒了全國良知之士奮起鞭撻這種愚民政策。

幾點重要啓示

高瑜案對香港的《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有幾點重要的啓示。

第一，什麼是國家利益？從中共的角度看，禁止「七不講」等人類文明的基石是符合它維持「一黨專政」的利益，但從人民的角度看，卻是嚴重妨礙國家的進步，長遠來說損害人民的利益。所以將來香港如果要立法，必須打破中共「黨國一體化」的陷阱，堅持釐清黨國利益的分野，當黨和國家利益出現矛盾時，我們只承擔維護國家利益，不承擔維護中共的利益。

第二，什麼是「國家安全」？中共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在此法的草稿中，它把維護中共的執政安全放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之上。從它的角度看，中共的執政安全高於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共之所以要實行「七不講」，就是把維護自己的執政安全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從人民的角度看，執政黨能否執政，端視乎它能否取得人民的合法授權。所以，將來假如香港要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我們僅僅能承諾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承諾維護中共的執政安全。此外，新的國安法草案還包含了很多關於國家安全的嶄新定義，例如把意識形態問題也上升為「文化安全」等。「七不講」，就是涉及它所講的「文化安全」。香港的23條立法，就必須僅僅承諾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維護，而不應該廣而推之到中共規定的新範圍。

第三，我們要堅守香港的法治精神。對高瑜案審判有很多細節值得我們警惕：

1. 審訊的公開性：在大陸，凡是涉及國家安全案的都是閉門審判。我們香港這一制要堅持審訊公開，即使涉及大陸定義的「國家安全」，我們也不能接受大陸閉門審判的做法。

2. 取證的合法性：我們在高瑜案中可以看到明顯的非法取證問題，例如她較早時的「供認」原來是在當局以拘捕其子做要挾下作出的「供認」。 這種做法，即使是中共現行的《刑法》也是明顯禁止的。香港這一制對非法取證的問題更加要明確地反對。

3. 保密的實效性：我們知道，中共的9號文件是2013年4月22日發出，準備逐級向下傳達。到5月10日，華東政法大學教師張雪忠在微博首先透露該校傳達了「七不講」的內容，其後中國知名學者、勞動關係學院教授王江松也證實他學校也傳達了此文件。《明鏡》是到8月才發表該文件的全文。換言之，從文件開始傳達到《明鏡》發表，已經歷了最少3個多月。經過這3個多月的傳達，理論上該文件的「秘密」含量已經大大稀釋以至於零。從這個角度看，已經屬於「衆所周知」的「秘密」還算不算是「秘密」？假如我們將來要立法時，一定要考慮這個因為傳達而「秘密性遞減」的因素。

吳志森 - 強制北上變相打壓學運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2日

上星期，香港大學新任副校長何立仁（Ian Holliday）在與學生的高桌晚宴上，驚爆港大學生要「北上交流，才可畢業」，並計劃在2022年全面推行。此話一出，引起在座200多名學生譁然，面對質疑，何立仁拋下一句「If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mainland, don't come to HKU」（如果你不想去中國大陸，別來港大）。

因同學反應激烈，何立仁再與同學見面，表示收回有關言論，並就引起的混亂和誤解致歉。何立仁強調，有關建議只是初步計劃，細節還有待商討，是否強制執行，仍未決定。何立仁是負責教學的新任副校長，在劍橋和牛津接受教育，是政治學者，專長緬甸政治改革。但所謂道歉和收回言論，其語言偽術之造詣，比他們的港大校監還要高超。

所謂「北上交流才可畢業」，是校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的政策，名為「one international one mainland policy」（一國際一中國政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必須分別到外國和中國大陸交流一次，方可畢業，交流活動，會算進學分之內。

究竟這是大學的初步建議和構想，還是已經鐵定落實的強制政策呢？根據學生會取得的文件透露，強制北上交流方案，原來早已寫在未來三年的學術發展計劃（ADP）中，並已提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文件指出：校方的目標，是2022年，100%港大學生都會參與中國大陸和海外交流計劃。校長馬斐森接受報章訪問時亦表示，要有合理原因才可豁免到中國大陸交流。

有關政策已寫在港大三年學術發展計劃內，並提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根據計劃撥款給各間大學，提交的計劃書不能兒戲，更不能隨便更改。馬斐森校長說，北上交流「要有合理原因才可豁免」，與何立仁副校長說的「初步建議，並非強制」，明顯互相矛盾。港大領導，口徑不一，越說越混亂，越描越黑。

港大校園電視做的調查顯示，近八成同學抗拒北上交流，超過九成同學反對校方指定交流地方，可見港大生反應之激烈。「到中國大陸交流才可畢業」的政策，其荒謬之處，不是同學是否抗拒，或有沒有選擇權的問題，而是梁振英政府整治大學陰謀的重要組成部份。

梁特全速整治大學

佔領運動由大學教授發動，大學生為骨幹，積極參與。運動過後，阻撓委任陳文敏做副校長、調查戴耀廷捐款事件、大學校務委員會、校董會、教資會陸續換成梁粉，等等措施，顯示梁振英全速開動整治大學。

但更徹底的是北上交流，這不是洗腦那麼簡單。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是港大學生，積極參與雨傘運動，被列入黑名單。運動期間，學聯常委欲北上談政改，在機場被宣佈回鄉證失效，連飛機也無法上。如果「強制北上交流計劃」今天已經實施，周永康一定無法畢業，若為自己的前途着想，就不要參與學生運動，又或變成文娛康體的學生活動，以免得罪北大人，受到回鄉證失效的懲罰。

有周永康同樣遭遇的港大同學大不乏人，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廖志誠，是港大醫學院政改關注組成員，雨傘運動期間積極發言，日前撰文，指早前隨醫學院到港大深圳醫院，是港大醫學院的指定功課。在深圳灣口岸，被大陸關員指「你涉嫌在香港從事犯罪活動，現在你將被拒絕入境」。如果「強制北上交流計劃」今天已經實施，廖志誠能夠畢業嗎？為了不影響醫生的大好前途，只能收聲好了。

強制北上交流，擺明是要打壓學生運動，這條毒計絕對不能得逞，為別無他法，港大同學只能群起反抗。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長平 - 維穩機器越轉越緊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1日

2006年，高瑜在一篇文章裏寫道：「六四時期我和一批記者被追捕，那是國家在抓我們。後來又發生高勤榮、姜維平案件，那是省裏的大員要治他們的『罪』。現在令人吃驚到，一個縣的書記就可以把北京的記者抓走。」八年之後，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她再次由「國家」抓捕、第三次入獄，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高瑜比較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個時代迫害記者的區別，認為打壓輿論的權力下放，低級官員肆意為之，新聞自由變得越來越糟糕。分析她這一次的牢獄之災，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時代的變化。習近平一個明顯的統治術就是再次收權，以反腐敗的名義讓各級官員噤若寒蟬。然而，大權回收之後並沒有變得謹小慎微，而是更加肆無忌憚。

正如江澤民在2000年怒斥香港記者時的語態一樣，他的統治有些神經質，偶爾會情緒失控，但是渴望得到西方社會的承認（連接受採訪都以回答西方名記者華萊士提問為榮）。更嚴格地控制媒體輿論，是在中共六四鎮壓之後，從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得出的「歷史教訓」。自那後，媒體輿論和學校教育都進行大規模改造，一個典型的特徵是，從虛偽的正義教育到無恥的去正義化教育，對新一代人灌輸唯利是圖觀念。

正是在這個時代，勇敢的記者高瑜兩次失去新聞自由。第一次是因為直接參與六四運動，第二次是「洩露國家機密罪」。在此期間，高瑜的貢獻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先後獲得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頒發的「自由金筆獎」、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記者無國界新聞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及「全球20世紀的新聞自由英雄獎」。這些國際獎勵對江澤民政府構成一定壓力，高瑜一次被無罪釋放，三次被「保外就醫」。

人們對江澤民的神經質極度厭煩之際，聽到了新任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字正腔圓、有板有眼的講話，頓時覺得如沐春風。但是，掩藏在這種毫無個性的語態背後的，是十年間機械化一般系統性的維穩體制的建成。胡錦濤對西方的在意減弱了，甚至提出「向朝鮮學習」的要求。在周永康幫助下，這種維穩體制周密細緻，無微不至。高瑜所指「下放抓人權」，即是這種體制的一個佈局。

習時代文革幽靈浮現

2012年11月，習近平用輕鬆自如的口氣發表了簡短「就職演說」。與胡錦濤的刻板無趣相比，習的講話簡直說得上生動幽默了，一度傳出他組織了特別的語言顧問班子，改革就從字詞開始。習近平的確比前兩任多了「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擁有更多的政治野心（實現「中國夢」）。然而人們很快發現，這些自信和野心為中國帶來更加可怕的政治高壓，文革幽靈浮現在社會各個方面。

2013年初，很多人還迷倒在習近平語言新風之下時，高瑜就在文章中指出：「習近平不僅要力挽中共政權於不倒，避免『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命運，而且要重整朝綱，以期恢復毛澤東建國初期的權威性和合法性。那才是他『復興之路』的宗旨和目標」。今天回讀高瑜這些話，不得不佩服她的觀察之敏銳深刻。在胡錦濤時代暫時避禍的高瑜，進入七十高齡之後，被關進習近平政府的監獄。

我無意比較三任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品質優劣，而是想要指出，無論是放權還是收權，這套維穩及輿論控制的機器持續運動，就注定它將越來越緊，而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是甚麼「日益開放」。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呂秉權 - 重判高瑜 自暴其短

2015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71歲的內地資深記者高瑜，被指觸犯「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重判入獄7年，引起中外極大迴響。

中國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以案論案，大家不妨看看高瑜案是否「依法治國」的一次良好示範？即內地所講「要把每個案子都辦成鐵案」，經得起法律和時間的考驗。

根據起訴書，高瑜案所涉的國家秘密，是俗稱「七不講」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况的通報》的「中共中央辦公廳【2013】9號文件」。

所謂「七不講」，即不講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等七種主張。

第一方面，先論證據。

當局的控罪指，高瑜在獲取這份機密文件後，於2013年7月利用Skype軟件，發送給身在海外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辦人何頻。

判案講求人證、物證。可是控方在庭上，無法提出鑑定證據指出，高瑜究竟在何時、何地、用哪部電腦傳送出有關的文件。中國網監科技之高，資源之厚舉世聞名，但經過一年調查，如果連最基本的電腦犯罪實證紀錄的時、地、物都無法提出就將人治罪，那麼，這種判決實在馬虎、兒戲，為依法治國自暴其短。

中國的網絡和科技警察，應該不止這種水平，即使資料被刪，他們亦應能修復，之後一一呈堂，擺出鐵證如山之勢，壓下泄密者，令你百辭莫辯，輸得心服口服，否則將辜負無數為網管大量投入的中國納稅人。

有本港熟悉科技罪行檢控程序的人指，調查這類案，一般會從收件者的IP開始查起，再追回發件者的IP，並查出違法行為的時與地。得此資料後，控方就會向軟件公司要求獲取被查者的資料，以及看看能否追回所涉文件等。可以確定的是，當局無法調查身在海外、被指是「接密者」何頻，但暫時不能確定中國官方有否從軟件公司獲得任何證據，如果有就應該讓證據說話，以理服眾。

黨國不分 重判良心 如何服人？

另一方面，何頻的聲明指，早於當局指高瑜發出文件之時，自己早一個月已從其他渠道獲得文件，來源並非高瑜。如此的時間出入，未知當局如何解釋？

第二方面，程序公義。

當局的判刑，主要基於高瑜的認罪證供。她的辯護律師指，高瑜之所以認罪，是由於辦案人員威脅要將其子「抓起來」脅迫而成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解釋，令被告人在精神上受痛苦的方法而逼出違願的證供，屬於非法取證，應當排除。

另外，高瑜案開庭前，她的「認罪和深刻懺悔」的片段先在中央台播出，有違公平審訊原則。

最後一方面，就是黨國不分的問題。

今次的文件，是一份黨的文件。在黨國體制下，將「黨」的文件當成「國家」文件，再以「國法」對高瑜治罪，實在不符「依法治國」的精神，對國際社會作出一次錯誤的示範。

而根據《保守國家秘密法》，國家秘密包括國防、外交、經濟等範疇，意識形態不在其列。將黨的意識形態正確方針列為秘密，再以國法限之到底是否正確？

再退一萬步，高瑜並非黨員，沒有法律責任為黨保守秘密。

黨國不分，重判良心，如何服人？ 

林忌評論：中國變態論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2015年4月20日

中國目前的體制，就是一個黨國合一的體制，其關鍵就是在黨完全控制國家的情況下，中國就是一個變了態的國家；然而很多人，卻因為近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以至「畢福劍事件」之前的假象──「私底下生活的自由」，令很多人都忘記了中國的異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始至終都異常變態。

有如深圳取消「一簽多行」，中國人忘記了設限的不是香港政府，而是中共中央；這種異常就是，香港政府竟自稱「沒有權利」，或者不敢去為遊客設限，而竟由「中國政府」去規限自己的人民「出境」；為何共產黨竟敢限制自己的人民出境呢？為何中國人民竟不怪共產黨，卻走去怪香港人呢？是因為比起共產黨來說，香港人好欺負一些，還是「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呢？同樣道理，香港人支持的「入境稅」，早在一些人滿為患的旅遊景點如張家界實行，香港人甚至被當是「外國人」來收費，那麼為何張家界可以，香港卻不可以？香港「特區政府」為何連張家界的地方政府都不如？說到底，這就是中國制度的詭異之處，大家口說「愛國不愛黨」，但討論這些問題時，卻忘記了製造出上述一切荒謬的中國共產黨。

又退一萬步，別的國家的人民有自由流動的權利，為何中國不可以？原因就是中國是一個異常的國家，雖然所謂經歷了「開放改革」三十餘年，城鄉差距卻仍然差天共地，每個地方政府猶如地方的土皇帝，一旦自由起來，由利益、開支分配以至管理上都會立即打崩頭，而監察異見人士維穩成本也會大增；同理，由於中國官員到處苛索雜稅，所以和香港這個自由港連接，就會變成擋不住的走私洪流，「一國兩制」和「中港融合」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兩者有如水溝油，真相是只有毀滅香港，或者推翻共產黨體制兩個選擇，期望又融合又兩制，是妄顧現實。

良心記者高瑜被重判七年，中共所謂「國家機密」竟是習近平的「七不講」，這七種不能講的包括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這些「七不講」更被指定在中國各間大學實行，因此這樣制度出來的大學文憑，能夠抽離背後教育缺憾嗎？這種異常變態的中國，不但中國人忘記了，甚至連香港大學的校長副校長都忘記了，他們竟要強制香港大學生去中國「交流」，去接受共產黨「七不講」的洗腦，去活在一個中國人千方百計逃離的荒謬制度，去接受有如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那種「香港人等如中國人，所以港人治港等如中國人治港」的荒謬邏輯教育；真相就是，只要共產黨一日未倒台，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都無法抽離或擺脫共產黨，以此為例，中國的法律學者，真的是教法律的嗎？

中國人很不幸，活在中共的陰影之下，連累了億萬計的中國人；然而想救中國，首先要確認共產黨的變態，而不能把中國當成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在黨國不分的體制下，不要甘為共產黨借國家的名義來利用。

丘亦生 - 港股大時代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4月20日

無記的《大時代》應該是我最後一套追看的港劇，雖然很多細節不復記得，但每次與人談起，還是有種毛管戙的感覺，可知神劇的威力。也因此，昨日財爺曾俊華寫網誌，提到港股已進入大時代，立時勾起我的聯想，劇中的港股，像一個鱷魚潭，多過一個正正經經的集資場所。

消息雜亂　散戶如何解讀

正如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上周呼籲，散戶要適應港股A股化的新常態，市場會表現得大起大落，雖然我當時有點奇怪，為甚麼港股滙聚全球資金，我們從來也沒有適應問題，唯獨現在內地的資金來多了，我們反而要嘗試去習慣，但過去一周發生的事情，又讓我明白到，置身主場，仍然感到水土不服，是怎樣的一回事。

好像剛過去的周末，散戶便很易被內地監管機構的消息弄個暈頭大浪，周五傍晚中證監突然出招，要求規範A股的孖展及沽空活動，消息令期指夜市一下子急插逾七百點，當財爺都以為今日大市勢將裂口低開之際，人民銀行昨日又突然宣佈，大減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釋放1.2萬億元資金進入市場。那些以為快人一步沽了期指的人，恐怕禍福難料。一邊潑水一邊撥火，叫散戶如何解讀，比起那些朝中有人、線路靈通的大鱷，我們是否像火中取栗？

另一個例子，是總理李克強上周在一個座談會上，說了一句「現在很多人，到甚麼地方先問『有沒有Wi-Fi』，就是因為我們的流量費太高了！」話音甫落，中移動北京分公司便立時把手機數據費大減逾半，更以「聽總理的話」作為廣告標語，而江蘇省更出現三家網絡商齊齊調整收費的局面。

這些重要的定價決定，在在影響企業未來的盈利表現，竟然是總理一句話說了算，查實有沒有人理過股東的感受？國企老總雖然一直戴着兩頂帽，既是幹部又服務股東，但真正老闆是誰從來都不含糊。

過去儘管不時會有這種「球員又係你，球證又係你」的感受，但在滬港通之後，越發感覺強烈，坊間已有人戲謔「看年報不如看人民日報」，刨業績不及刨政策，可算傳神。

股票必勝法——及早離去

當然，我不懷疑當下中央托股市的決心及需要，尤其是經濟疲態畢現，又不敢再硬谷樓市，惟有希望藉股市的財富效應來刺激消費，順便帶動經濟轉型，幫助企業融資翻身，這個大方向一年半載之內應該不會有大差池，不過，過去續有研究認為，股市的財富效應，素來不及樓市的財富效應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更曾發表研究指，股市財富效應僅及樓市財富效應的一半，可說事倍功半。為了保住經濟，中央可以去到幾盡？我不敢小覷，但從A股的歷史看中央操盤的能力，又很難稱得上得心應手。更難猜的，是當下的升市，有多少政治考慮，如果像林行止先生所言，現在的港股升市，也有為袋住先營造氣氛的作用，一旦政改否決，部份資金便會偃旗息鼓，再多的基本分析或技術分析都難以參透。

還記得，劇集大時代中的「股票必勝法」，最後被主角方展博破解，結論是四隻字「及早離去」，我不希望今趟港股大時代也同樣適用。

人格障礙 扭轉要趁早

2015年4月20日

【明報專訊】人格障礙，近年經常出現在港聞版，凡有冷血殺手、肢解案、連環殺手的新聞，犯案者都被指有人格障礙。

「三歲定八十」未必正確，人到了18歲，性格才定型；發現孩子性格偏激、多疑、冷漠、自我、衝動，就應及早尋求輔導，阻止劣性植根，演變成人格障礙。

【拆解謬誤】

謬誤：有些殺人犯，欲以精神病為理由，希望洗脫罪名。

患上人格障礙，有機會脫罪嗎？

何：不可能。以精神病為由脫罪，必須證明犯罪並非出於個人意願，而是受到疾病、徵狀影響。例如患者有思覺失調，聽到一把聲音慫恿自己去傷害別人，並非本人意願；但是人格障礙患者，出於本身性格去犯罪，有犯案意欲，故需要付上法律責任。

■袁：袁兆文醫生、何：何美怡醫生

性格影響社交生活＝人格障礙

袁：「有性格」（常用作形容一些不易妥協的人）與人格障礙，究竟有何分別？

何：每人都有不同性格，才形成個人獨特之處。性格是什麼？一個人性格，會影響着他的感覺、思想和行為。性格沒有絕對好壞，在某些情况下是好，某些情况下變差，例如，追求十全十美的性格，在工作上有正面幫助，但因為凡事無法十全十美，情緒因而容易受困擾。

人格障礙，是指某些性格令人際關係、工作、學業、日常生活受影響。

袁：人格障礙是否精神病？

何：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精神醫學會，都將它列為精神病。

袁：人格障礙有很多不同種類。

何：對，可分為A、B、C三大類別：

A. 行為古怪類：包括凡事過分敏感的偏執型；冷漠自閉的類分裂型

B. 情緒起伏類：包括自毁傾向、情緒失控的邊緣型；衝動、暴力的反社會型

C. 緊張焦慮類：包括追求完美的強迫型；焦慮、缺乏安全感的迴避型

然而，大多數人格障礙的病人，不單是其中一種類別，而是同時有多種人格障礙，只是某一種較明顯、主導。

20個人，1個有人格障礙

袁：根據你的臨牀經驗，哪一種最常見？

何：研究顯示，每20人中就有1個有人格障礙，但好多人都不會求醫，除非生活嚴重受影響，需要藥物幫助，才會找精神科求助。最常見是「偏執型」、「邊緣型」人格障礙。

以偏執型人格障礙為例，屬於A類，病人疑心重，懷疑身邊人對自己一舉一動都是有目的、「搵着數」，難以建立鞏固的人際關係；或是見到侶伴傾電話，就擔心對方出軌。低劑量的抗思覺失調藥，可以減輕疑慮，但只是改善病徵，並不是針對人格障礙的治療。

偏執型多疑 邊緣型情緒失控

袁：那邊緣型人格障礙，又有何徵狀？

何：它以女性為主，屬於B類，情緒容易波動，大起大落，一件小事會觸動情緒，例如：在街上與陌生人碰撞，一般人可能說聲對不起，邊緣型人格障礙的人可能會有好大反應，破口大罵，因為他們無法控制情緒。

另外，邊緣型人格障礙的病人經常感到空虛、苦悶，常找人陪伴，要求對方時刻關注，令人際關係十分緊張；又經常擔心身邊的親友情人離開，丈夫出差數日，就覺得自己遭離棄；這一類人做事衝動，不理後果，可能會𠝹手、自殘，甚至自殺等。

袁：邊緣型人格障礙，情緒起伏，容易引發情緒病。

何：對，他們容易出現抑鬱、焦慮，亦可能有濫藥、酗酒、飲食失調等問題。來到精神科求醫的病人，往往是因為各種情緒、精神問題，在治療期間，才慢慢發現背後病因是人格障礙。

袁：C類人格障礙，又有什麼特點？

何：最常見是「強迫型」人格障礙，與強迫症差不多，所有東西都要整齊排好，放在指定位置。不同的地方是，強迫症病人不是自願，而是腦內的想法迫自己這樣做，因而感到困擾；強迫型人格障礙則是自願，沒有被迫的感覺。

★何美怡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袁兆文醫生（養和醫院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屢罰屢犯 或屬反社會型人格

【明報專訊】從大角嘴周凱亮的弒親碎屍一案，到台灣鄭捷的捷運連環殺人事件，犯案者也被指患有人格障礙。反社會型人格障礙，集合了衝動自私、罔顧他人感受的特質，一旦遇上挫折，隨時訴諸暴力。

袁：社會上一旦出現兇殘的殺人、肢解案，犯案者往往被判斷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這到底是什麼？

何：人格障礙共有三大類，反社會型正屬於B類，病人情緒化及衝動，和邊緣型屬同一範疇。它包括以下徵狀：

◆做事衝動：不考慮後果，做了再算

◆為人自我：自己快樂最重要，不顧他人感受，甚至將自己的快樂建築於他人痛苦身上

◆易發脾氣：遇上困難多以暴力解決。先是語言暴力，甚至演變成身體暴力；認為傷害他人沒什麼大不了

◆人際關係短暫：因為常常利用他人，不顧別人感受，難以交上朋友

◆難以從錯誤中學習：犯錯後即使受罰也難以改進，重複犯錯；即使被多次收監，也不知道、不認為自己做錯

易怒暴力 自我衝動 不知道錯

袁：反社會人格障礙，如何診斷？

何：如同大部分精神病，無法透過抽血、腦部掃描確診；需要靠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和患者面談，評估徵狀、行為及背後動機，是否符合病症定義。

袁：臨牀診症時，是否常遇見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患者？

何：我遇上這一類病人多數是犯人，法官要求為他們撰寫精神科報告。法庭上，法官發現一些犯人重複犯案，懷疑他們或患有偷竊癖、人格障礙，便會要求精神料醫生為犯人做一個精神報告。

袁：患有反社會人格障礙，因犯罪被囚禁。之後如何跟進？

何：視乎病情嚴重程度，或需接受心理治療，例如本身性格衝動，便需學習如何控制情緒；不同研究顯示，這或有助改變行為想法，但不能根治整個病症。另外，處方適量抗抑鬱藥物，也有助控制衝動行為。

20歲後性格難再改變

袁：其他人格障礙，又如何治療？

何：每個病人、每種人格障礙，針對不同徵狀，治療方案也不相同。藥物只能改善部分徵狀，最常用是心理治療，但每人效果不一樣。

性格大約於18至20歲時成型，之後想改變，需要漫長的時間，難以僅透過一兩次心理輔導，便改變患者的性格，藥物也只能減輕部分徵狀。

袁：身邊人行為怪異、衝動或緊張，擔心他們有人格障礙，如何是好？

何：每個人的性格或多或少也有缺陷，不會100%完美，不用過於緊張。但如果他們的行為，嚴重影響生活及他人，應建議他們諮詢醫生，判斷是否人格障礙。

人格障礙疑問

【明報專訊】‧疑問一：近來，社會上有些人行為激進，是否人格障礙？

何：不能只靠單一行為判斷是否人格障礙，需要深入了解背後原因、其他行為及徵狀。

‧疑問二：人格障礙患者，可對身邊人構成危險？

何：視乎是哪種人格障礙，例如反社會型人格患者，較易發脾氣和施行暴力，危險性較高。但大部分人格障礙患者不會對身邊人構成重大危險。

‧疑問三：人格障礙是否遺傳？

何：外國不少研究指出，人格障礙或會遺傳。但環境因素、個人成長背景也影響深遠，在充滿暴力家庭成長的小朋友，成長後或會較暴戾。

‧疑問四：有沒有預防方法？

何：人格障礙要待18歲成年後，性格差不多定型，醫生才可以斷症。但在18歲以前，發現小朋友有性格問題或奇怪行為，就盡早處理；趁性格發展未成熟，接受輔導，希望防止演變成嚴重問題。例如小朋友𠝹手，是邊緣人格障礙的徵狀，了解小朋友𠝹手的原因，尋求解決方法，希望解除危機。

李寶瑜訪問鄺健銘：北望，不如南看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4月19日

 鄺健銘（李澤彤攝）

【明報專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上月病逝，帶動亞洲熱論，一代強人曾帶領新加坡由英殖領土走上自治之路。回看香港，同樣曾為英國殖民地，為何時至今日，只得出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民主政制停滯不前？

又有人問，為什麼回歸後，社會才湧現呼聲爭取民主？又為何回歸十八年，港人卻愈來愈人心向背？

愈來愈多人懷緬港英時期，時見龍獅旗在遊行和雨傘運動中飄揚，甚至於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畢業的鄺健銘，新書《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封面也是大大一張米字旗。有人謂港人「戀殖」，難道是奴性使然？

鄺健銘反問，殖民的定義是什麼？

香港歷史，離不開英國155年的殖民管治，回歸後，宗主國由英國變成中國，各界只顧聚焦中港問題，卻遺忘了香港在世界及亞洲上原本的定位——一個海洋城市。

鄺健銘翻開一個個英殖歷史案例，大量資料他琅琅上口，他說，只有回望過去，才能解構現在，照見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

「香港仍像一個殖民地」

坐在皇仁書院綠草地旁的涼亭裏，看着一班學弟在紮竹棚準備開放日，鄺健銘笑說：「這裏仍然有殖民遺風。」這所中學前身是1862年創立的中央書院，作為英治時期的第一所官校，中英文化薈萃，人才輩出，是個活生生的英殖符號。他說如稱英國和中國為香港的「宗主國」，即是假設香港仍然有殖民特質，「呂大樂也曾說，『一國兩制』的精粹，凍結了八十年代香港的殖民體制，所以運作至今，今日的香港形神上仍然像一個殖民地」。第二點是，董建華在回歸七月一日凌晨，言之鑿鑿地說：「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身分主宰自己的命運。」但以至去年國務院頒布的白皮書、特首強調「權在中央」，香港人有的是無力感。他想起：「在1940年代，泛非洲的『反殖宣言』，人民有自我管治的能力、需有新聞及言論自由，竟然意外地發現，這些宣言，和今日香港人的想法有所共嗚。」如他所言，香港現今的政治處境，不止是停頓，而是大倒退。

海洋自由vs.大陸集權

是故港人對港英政府的念念不忘，其來有自，他以地緣政治的方法研究，發現「中英兩個宗主國最大的分別，是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的分別。」中國這大陸國家講求中央集權，最近有衛星圖片顯示，中國在南海填上小島宣示主權，他打趣道：「如果中國有能力，它真的會把整個海也填了，但海洋不是這個玩法。像英國這個海洋國家，就採取自由開放態度。」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他指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裏提到，日本佔領台灣後，隨即在管治問題請教英國和法國的顧問，英國建議任用當地精英間接管理，而明顯是大陸國家的法國則主張日本把台灣當作國家的一部分來管轄。「可見英法的殖民手腕不一樣，法殖的阿爾及利亞和越南解殖過程，就明顯地比英帝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更血腥，法國要動用龐大軍隊，英國相對來得少，如殖民印度，大概只有千多二千人來管理上億人口。」一個海洋國家，因着地理位置，發揮香港作為一個海洋城市的優勢，效果才能相得益彰。

英人治港 保存在地文化

於是回望英治下的香港，鄺健銘認為有三個特質：「第一是政治自由空間較大，像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精英，何啟和林文慶，他們可以有三重效忠，包括效忠英國、中國大陸的發展、香港或新加坡本地社會的發展。」「第二是英國在港的統治者，重視保存在地的文化習俗，因為可以省錢，減少當地人不滿，減低暴力鎮壓的機會。如駱克在1898年接管新界，他建議盡量維持原有的社會和政治模式。」「第三是英國人重視軟實力，像皇仁書院就是中港融合最早期的例子，福州船政局也派精英來讀書，畢業生在社會上舉足輕重，像袁振英，就和陳獨秀一起創建中國共產黨。學校並非只教授英文不准學中文，反而着意保持中國人原有身分，再傳授西方教育，學生回到中國後就能幫忙宣揚英國的好，從而令中國人對英國人的印象良好，方便英人到中國做生意。」

現時福利自主雙失

眼下港府民望插水，港人若有所失，他一語道破：「像Edward Vickers也曾批，現在政府似乎不及港英時代的官員，因為無民選而有很大的危機感，怕認受性不夠高，產生社會不滿，帶來政治不穩定和阻力。」「特區政府的缺失，第一在於不重視基層利益。雖說港英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在暗地裏卻另有經營，令基層擁有生存空間。如工廠旁邊建公屋，節省交通費及時間，還有工人飯堂、住屋津貼，生活成本大幅降底，反觀現在小販、桂林街夜市被打壓。」還有觀塘清拆重建、推倒牛頭角下村的廉價公屋、利東街，他極憤慨：「為何完全無想過這班人的生存空間？」這些在港英時代備受重視的要素，現今港府卻視如無物。「二是以前的港英官員，很敢和倫敦對着幹，以香港的在地利益為先，倫敦的管治文化亦給在地官員賦予空間，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有最終決定權、自主空間。」但現在通通消失，「香港沒有了自主權，競爭力不斷下滑。」他提到梁振英曾形容香港為一個「萬能插蘇」，與新坡加李顯龍說的「舢舨」，高下立見，「『舢舨』有很高的自主性，活動範圍廣闊，可以擁抱世界，但『萬能插蘇』只能被動地依賴某一方。香港和新加坡本來都是港口城市，競爭且看你的網絡來源有多廣，若不能自由與世界接洽、尋找自己的腹地，香港一定會輸給新加坡。」

「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當人人都認為，現下中國經濟起飛，香港勢要北望神州，但他卻提出：「香港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像張保仔年代由長洲到越南的海盜圈、五六十年代在東南亞流行的港產片「南洋三部曲」，或港商在南洋市場的紡織業大賺，甚至新加坡還有人在地鐵裏看《衝上雲霄2》，新加坡公司Page One在香港站穩陣腳，都說明了，「香港原本的腹地不在北方，而在南方」。「香港不是一個文化沙漠。香港的書店肯定比新加坡多，香港的書展也肯定比新加坡好看。」他建議將視野擴闊至整個華南文化圈，包括星馬、台灣、香港、澳門，可以由下而上改變，如新加坡的「草根書室」可以和香港的「序言書室」合作，杜汶澤便懂得在馬來西亞開設電影公司，主攻星馬市場。「如果我們不認真回看過去從何而來，我們不會知道自己的強項，會看不清前路，最後只能繼續甘願做萬能插蘇。」

本土意識早種

從而鄺健銘解構出，對於香港日趨強烈的本土意識，早在七十年代以前，已有共通點。首先是對「中國」和「愛國」的不同理解，「在中國這個疆域裏，有很多不同的在地文化，你不能用『中國』或『大中華』來一概而論。所謂『血濃於水』，就是用北方的視覺和標準，去同化所有多元文化。」但無論方言、文化性格、社會行為上，從來都有南北分野，明朝時，廣東、福建在南海上已很活躍，經濟自給自足。另一方面，香港更早有「反共意識」，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之後，反共恐共的情緒濃厚，至1940年代，文人錢穆、唐君毅來港創立新亞書院，提及「花果飄零」實是對中共失望，視香港為中華文化復興地。

組屋光環以外的新加坡

另一方面，港人近年開始羨慕鄰近的新加坡，這也是鄺健銘在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後，負笈到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修讀碩士的原因。他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閱讀大量文獻檔案，他批評香港對新加坡的認知非常薄弱，實如李慧敏《成長在李光耀時代》中寫到，新加坡在國內亦有他的問題。但很多港人將新加坡「組屋」視為住屋天堂，卻沒注意到新加坡人投訴樓價太高，在2011年大選執政黨的支持率更因而降至歷史新低。而在十九世紀英殖時代，濱下武志用「兄弟」或「夫妻」來形容星港關係，鄺健銘稱之為「星港走廊」，互相補足。他更認為：「新加坡和香港兩者不可相比，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這也是為何英國最後沒有促成香港自治。當年英殖官員詹遜爵士，由錫蘭到香港做輔政司，也曾建議二戰後的香港需要改革自治，他到新加坡當總督時更是積極推動當地自治。但香港在民主上，卻無法避免中國因素，「英國深知，如中國要打過來，實在難以守住，在1956年雙十暴動後，曾認真考慮不如撤出香港」。後因香港仍有戰略價值，才將之留下。

「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

但鄺健銘認為：「『弱政府、強社會』是香港的資產，香港有很強的自理能力，雨傘運動就是例子」。因着八十年代的政治自由空間，香港的文化才「可以這樣生猛」，而言論自由在經濟角度而言更為重要，「像以色列是Start-up Nation，文化核心是敢挑戰權威和應變、創新能力」。但香港現在開始有一種順民文化，還有電視不發牌、出版業受制等。「到底香港可以怎樣重新擁有舢舨的性格？第一是要有擴闊的比較視野，第二是歷史視野也要深廣。」他著述的《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就是「給香港往後的研究備上彈藥」，拋磚引玉。

對於快將表決的831人大框架方案，他不感樂觀：「我們的社會結構是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資產，包括社會自由、社會活潑度、社會文化空間。這個方案對北京來說安全系數當然高，雖然一人一票，但誰可出來選，中間悉數落閘。如果最後由北京信得過的人出選，而這人竟然可有幾百萬人給他託管權，即是替北京開路，而北京這套『大陸國家』的文化會危害香港，即單向效忠、縮窄自由空間、更加行政主導，沒有制衡機制，可以想像社會的自我生存、自我空間更細。我們在走新加坡的老路，我肯定新加坡在不久將來會自由化，而我們卻是走『警察國家』的路。」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資料圖片

編輯 屈曉彤

譚蕙芸 - 雙城比：新加坡大酒店──真係你想住嘅地方？

星期日生活   2015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有一刻，我覺得新加坡是天堂。它的東岸公園有條延綿十多公里的單車徑，只需幾十港元，就可以租一架性能不錯的單車，沿着綠草如茵的海邊飛馳。一路上可看到居民燒烤、玩滑板、緩步跑。政府規劃之貼心，令人讚歎。誇張點說，即使你閉着眼踩車也不會發生意外，因為行人、汽車、單車仔細分隔，稍有危險的地方都用油漆標誌。作為一個香港人，對於這種政府的細心關懷，真是有點「受寵若驚」。

我躺在樹蔭下，享受着海風。這一刻，我放鬆得很，我確信新加坡是「最安全的城市」，即使這裏很僻靜，即使我一個單身女子，也不擔心有賊人，因為這裏是新加坡，罪犯要面對打籐甚至死刑。我想起《李光耀回憶錄》裏說過，嚴刑峻法讓城市變得安全，似乎幾有道理。我開始明白，點解這個比香港更小的島國，連年被選為「宜居城市」。我想起香港的污染，危機四伏的單車徑，開始羨慕起新加坡來。

然而，我對新加坡的好感，卻止於此。

不少港人羨慕新加坡公屋，這裏有八成人住公屋，二百多萬港元便能擁有千尺，香港人聽到恨得牙癢癢。於是我到訪最出名的「豪宅組屋」Pinnacle@Duxton。七十歲的居民李伯，拖着小狗跟我談了一個小時。李伯說，他們要把薪金近四成放在一個戶口，裏面的錢要用在醫療、買屋和退休，加上他的成年兒子是嚴重傷殘人士，經濟壓力不小。令我意外是，不少星洲人反過來羨慕香港：「你們有最低工資、有失業綜援、公立醫院近乎免費，我們卻沒有」。

原來，新加坡也有窮人。曾著書研究星洲國民認同的澳洲麥覺理大學社會學高級講師Velayutham接受我的電郵訪問，他說，新加坡的城市規劃、企業管理、公共房屋做得不錯，常吸引外國專家來考察。然而，光鮮現代的房屋裏卻藏了不少低收入人士、單親媽媽、殘疾人士：「若你說新加坡成功，你要問這『傳奇』對哪種人最有利？這裏有不少百萬富翁、大量跨國公司，他們享受低稅率，但弱勢社群卻得到很少支援」。BBC去年報道，新加坡有逾十萬人每月只有四千港元收入，窮富差距在先進國家中，僅次於香港。

「黨」給你房屋投它一票

令我隱隱不安是，執政黨身影出現得太頻繁，滲入生活每一角落。新加坡媒體人李慧敏在著作《成長在李光耀時代》提到，自幼已認識「人民行動黨」，因為幼稚園也是黨設立的。在組屋我見過一間高掛PAP牌子（人民行動黨縮寫）的幼稚園，幼兒穿著校服，心口繡有該黨「閃電」標誌。幾歲大的小朋友，自小穿著政黨衣服上學，讓我覺得有點不妥。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幾十年主導新加坡，「政黨＝國家」是常態。學者Velayutham說，新加坡選舉特色是，國民認同建基於物質條件上，「黨」給你房屋、教育，國民就覺得要繼續投票給它，基本上，「國家」和「黨」是分不開的。

在新加坡國立博物館，剛好有悼念李光耀展覽，前來悼念者可在卡片上留言，我細閱館內展示的幾百張卡片。我發現，這位「國父」在人民心中，並非留下什麼偉大的思想，而是建設了舒適的生活環境。一位Thulasy Ram寫道：「李總理你給了生活所需，食物和住屋，保障我們的安全。」一位Jasmine Ang寫道：「李總理你的傳奇是：乾淨的食水，建立組屋，讓路邊種滿翠綠的樹。」學者Velayutham說，新加坡國民身分認同，是一種掛鈎在物質生活的「功利」關係。前總理吳作楝也曾公開表示，擔心國民與政府只講金唔講心，把新加坡當作「酒店」而不是一個「家」：「Singapore risks becoming like those well-run, comfortable international hotels which successful business executives people check in and out.」學者Velayutham指出，造成今日局面，和政府管治手法有關，因為政府鼓勵國民「被動享受福利」，不是成為「主動關注社會的公民」。

在新加坡，想關心社會，卻不跟隨執政黨主旋律會如何？我從市中心坐了一個小時巴士，去探望反對黨領袖徐順全，他曾被李光耀控告誹謗至破產，並因示威入獄。當我按地址找到黨總部，一道木門上只有一個號碼。我問，為什麼門口連招牌也沒有，徐尷尬地說：「業主肯租這單位給我們，已好好心，但他卻說掛招牌出來不方便。」當PAP的標誌無處不在，反對黨連門牌也不敢掛。新加坡的「民主選舉」幾十年來，執政的也是人民行動黨，徐的政黨打正旗號以「人權、自由」作號召，更被邊緣化，不少新加坡人說：「講西方的人權自由，新加坡人覺得太抽象，沒有共鳴。」

fine city「你肯定無人偷聽？」

某天我在餐廳吃東西，一位侍應大叔知道我來自香港，瞪大眼用Singlish說：「Hong Kong has a lot of 『蒲test聽』（protesting），very scary。」（香港有很多示威，很駭人）。新加坡人常把「害怕」掛在嘴邊。李光耀在自傳裏說，從日治時代裏見識到「嚴懲」、「讓人不寒而慄」是有效的統治手法（《李光耀回憶錄》上冊P.92）。我和新加坡人閒談，常感到一種焦慮。當談及政治，大家就變成驚弓之鳥，會東張西望，疑神疑鬼，神色緊張問：「你肯定無人偷聽？」

漸漸，我覺得小島空氣裏飄浮着一種詭異的鬱悶，我不認為新加坡人「本質上」如此，我更相信國民性格是學習回來。因為大家都知，在新加坡行差踏錯就會被罰。新加坡人自稱「fine city」（罰則之都），規管多多，不准吃香口膠不准夜晚在戶外飲酒。但更大問題是精神上的禁區。耶魯大學教授Jim Sleeper形容：「李光耀最出名是，用冗長細緻的『卡夫卡式』法律手段去阻礙言論自由。」就好像那條規劃得完善的單車徑一樣，國民在行為和思維上，都只能走在已被安排的路徑上，一有偏差不是被罰就會被批評為搞亂社會。

「在新加坡搞示威 通通go to jail」

一個新加坡中年漢看到香港雨傘運動的片段後，尷尬地苦笑，他承認，新加坡人覺得香港人「有點蠢」，明知無成果都去做，他反問我：「有乜用吖？在新加坡搞示威，通通go to jail。」老一輩都記得，八十年代，二十多社運人士在「光譜行動」中被指為「共產黨員」以國家安全法毋須審訊被拘捕；十年前，新加坡人在一個名為Sintercom的網頁評論時政，瀏覽人數多就被指為「政治媒體」需要登記，主事人唯有結束網站；近日，十六歲少年Amos Yee批評李光耀的視頻見光後轉眼便被拘捕。

在新加坡，唯一可以「合法示威」的地方芳林公園，這裏劃出了六千平方米的範圍，還豎立一個牌寫住「Speakers' Corner」。使用規矩也多：外國人不能參加，只限星洲居民使用，而且要事先申請。有人帶我去參觀，我看到這個只及維園足球場五分一面積的地方，忽然覺得香港原來尚算自由。相比起這細小的公園，我們還可以在大街大巷遊行。在新加坡，幾千人參加的已算是「大型示威」；當他們知道香港有幾十萬人上街，中文大學曾舉行萬人罷課，均表現震驚。

在星洲的大學，讀「搵錢」的實用科目最熱門，星政府自知文科較弱，便邀請美國名牌「耶魯大學」來星設分校，主攻人文學科，卻惹來美國母校教授群起反對，擔心自由風氣不保，拖累「耶魯個招牌」。果然，去年新加坡分校Yale-NUS成立只三年，校方擬在課堂播放一套關於星洲流亡異見人士的紀錄片To Singapore, with Love，但電影已被官方媒體發展局以「破壞國家安全」為由全國禁播，學校一度向政府拿「批文」，然而導演陳彬彬卻不贊成大學「低調播放」，擔心此舉會營造一種「恍似有自由」的錯覺，最後Yale-NUS放棄播放該電影。

短片太多Singlish 遭禁播

不少學者指出，新加坡人連如何說話，也被規管。當地人說的英語例如「No good lah!」，被戲稱為「Singlish」，雖然文法不標準，但包含了華文及馬拉文影響，深富本土特色。有新加坡創作人以Singlish拍攝電影Talking Cock The Movie，宣傳短片卻未能通過新加坡廣播管理局審查，被指為「過度使用Singlish」。學者Velayutham 指，星政府視Singlish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錯誤語文」，反映官方只考慮經濟利益，以工具思維打壓本土文化，讓新加坡人思維變得死板，缺乏創意。

Velayutham分析，「星洲人縱有不滿，但他們傾向相信政府的說法，認為一旦『在政治上開放就會令新加坡滅亡』。他們擔心會犧牲安逸生活，唯有犬儒地服從。當新加坡人看到香港或外國的示威，不會覺得是『公民抗命或行使政治權利』，而是覺得有對社會有害，敬而遠之，於是新加坡人在政治覺悟和文化創意上的發展都被窒礙。」

去年底雨傘運動期間，Velayutham曾來港作學術交流，並去過金鐘和旺角佔領區考察，他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因為她是細小獨立的國家。基本上，除了曾經同是英國殖民地之外，香港和星洲沒什麼共通點。當你說要學習新加坡，你要知道她為『成功故事』付出了什麼代價。當新加坡走上『功利主義』和『對異見者零容忍』這條路，香港即使在九七回歸後，仍保持着抗爭精神。在新加坡，學生連在公共地方高舉示威牌都不敢；但在香港，我卻看到學生在佔領運動中的團結精神和勇氣，令我印象深刻。」

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

未去新加坡之前，我好奇，不明白為何常有人說，「香港要學新加坡」，甚至借用新加坡批評香港：「再爭拗下去，香港就會落後畀新加坡啦」。到訪彼邦之後，我反而覺得，香港有很多東西更可貴，是新加坡學也學不來的。新加坡雖然空氣清新，街道整潔，居所寬敞，但思想空間卻狹隘，精神領域令人窒息。我想跟那些一天到晚要求香港學新加坡的人說：放過香港吧，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

若香港真的學新加坡，已故「鬼才」黃霑鹹濕抵死的創作、許冠傑諷刺時弊的歌曲，周星馳的無厘頭演技，肯定沒法通過審查；若香港學新加坡，唱作donald tsang, please die歌曲的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應該會坐牢了。如果香港學新加坡，大學就沒有集會，雨傘運動更是天方夜談。或許，這些正中某些人的下懷，事實上，香港管治已悄悄走向「星洲化」，向傳媒發律師信、向學術自由開刀、有人說要立「國安法」。其實，那些「達官貴人」想香港向新加坡學習，潛台詞是，把我們困在「Maslow金字塔」最低層，給你一間組屋，你在裏面「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用物質塞住你個口，大家就不敢「渴望心中富有」，像新加坡人一樣，無奈也好、甘心情願也好，總之就要你閉嘴。

延伸閱讀

1.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 N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 2007 Selvaraj Velayutham

2. Renaissance Singapore? Economy, Culture and Politics, 2007 Kenneth Paul Tan

3. 《成長在李光耀時代》2014 李慧敏

4. 《李光耀回憶錄》上下冊1998、2000

文圖 譚蕙芸

編輯 蔡曉彤

家明 - 「藝術發展獎」再嘮叨兩句

星期日生活   2015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讀了上周四維出世的〈給林超賢的公開信〉。關於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發展獎」的醜聞，我也是評審小組的成員，亦不吐不快。

姑且提出三問：

1.總評審團的權力到底有多大？

發展獎資料寫明的「評審流程」，總評審團負責「通過」評審小組的結果。「通過」原來不止「是」或「否」？而是可由你任意詮釋的？現在藝發局有個突然的說法是，評審小組提的只是「參考意見」！對不起，我參與了藝術發展獎的評選五年，這四字沒在文件上讀到，也從來沒聽局方說過。如果當評審只是「意見小組」，末了淪為你的橡皮圖章，請白字黑字列明吧，我不來自討沒趣了。

發展獎有九個藝術界別這麼多，尊貴的總評審團不可能每項演出都看過吧？在我看來，「評審小組」及「總評審團」各有分工，小組就專業選出結果，總評審負責「守尾門」。至於「守尾門」有沒意義？「總評審團」最初為何設立？有沒有外行領導內行、架牀疊屋之嫌？這是後話，制度已定，暫不質疑。但總評審團的權力到底多大？評審小組今年決定「年度藝術家」「從缺」，我之前參與的四年，兩年都是這結果。憑什麼今年就把它否決呢（2014公認是香港電影極疲弱一年）？否定也沒關係，總評審團憑什麼另定得獎人？其「合法性」（legitimacy）在哪？

說來荒謬，總評審團決定頒獎的基礎，只是我們評審小組的「第一輪評分」！而且第一名「林超賢」跟第二名只差「0.1」分，這對第二名太不公平了吧？况且那只是第一輪分，是五個人會面前的初步評分。知道什麼是「評審團機制」的，都明白討論及投票之重要吧？首輪分數往往只作參考，討論過程中，評審或被說服、發現新觀點而改變分數或投票意向。按理，我們的投票結果才是最重要的數據，偏偏總評審團置之不理。好比，評審小組五個人參與了是年藝術發展獎，「不幸」給局方留下一些raw data，最後這堆data給局方及總評審團任意詮釋了，隨便定出得獎人。我們投票的結果是，五個人中，三人投「從缺」，一人投「陳果」，主席沒投票，「林超賢」的「賽果」真是莫名其妙。堂堂「年度藝術家」的名銜是這樣出來的，藝發局不臉紅乎？！

是「電影」特別好欺負吧，在別的藝術面前我們自謙外行，只有在電影跟前，誰都誇誇其談。電影是大眾媒體，這是它的優勢，也是它的悲哀，悲哀在鑒別的標準更莫衷一是。現在，我們五個評審已請辭，並且把分數撤銷，藝發局再沒有我們評獎的「raw data」，連上面說的「0.1」差距也不存在。敢問局方，「年度藝術家獎」及「藝術新秀獎」發獎的基礎是什麼？！尊貴的總評審團對所有的候選人了解有多詳，有沒有把所有電影看過？小組及總評審團本來各司其職，你硬要霸王上弓做我們的份，當然讓給你。尊貴的總評審們，九個組別也當專業評選去吧，記着提醒你的秘書安排時間，在密密麻麻的會議、酒會、飯局、典禮及動土儀式中每天擠出一兩小時，把一年下來香港的電影看遍，才好說三道四。

2.藝發局為何罔顧程序？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2008年開始替藝發局當審批員，一直稱許（尤其跟大陸的朋友）藝發局程序明確、申報機制健全。這次獎項評選，卻有幾個令我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憤怒的經驗，不得不慨嘆，藝發局跟特區政府一道淪落了。

話說我們的1月28日會議定出「從缺」後，某周三下午收到局方電話，行政同事用試探的口風，說總評審團開會（2月28日），對「年度藝術家獎」「從缺」有意見，問可不可把獎項頒出去。我當下說不，因為結果是開會一起定出來的，怎可能憑這一問改變？後來我們知道，這「鬼祟」的電話似乎不是試口風，而是真的在問意向，甚至疑似透過電話再投票！3月16日，我們收到局方電郵，內文說「由於評審小組各成員對獎項的得獎者未有一致的意見，故總評審團決定按首輪評分結果，將『年度藝術家』電影界別頒予首輪評分獲最高分數的候選人林超賢先生」。首先，請告訴我，因為「沒有一致結果」而「頒獎」，這哪門子的獨步「邏輯」？其次，藝發局一直處事嚴謹、講程序，我們的會議都有錄音、評審到齊才開始，為何這次憑個電話，而且是沒有一致性結果的，便把賽果完全推翻？

更好笑的是這封電郵的強詞奪理，它續說，「林超賢多年來積極在電影藝術尋求突破，導演手法不斷提升，既有感官刺激，亦能處理角色的心理描寫」。拜託，「年度藝術家」不是看藝術家該年的表現？為何是「多年來」，再者連具體什麼電影你也說不出，完全含混其詞。然後，「感官刺激」、「角色的心理描寫」？！你隨便去找部首輪電影看看吧，十之八九都在追求這兩個東西的。「感官刺激」最可圈可點，原來香港最大公營藝術機構，對一個電影人的肯定，就是他作品的「感官刺激」。《肉蒲團》及《一路向西》電影的創作者，下年別怠慢了。

這封電郵，只是在例行知會我們五個人，看罷固然憤怒。之前的工夫，給一個強詞奪理、名不正言不順的電郵污蔑了。藝發局的主席說，上星期四維出世的公開信傷害了藝術家感情，笑話！這電郵難道沒傷害評審小組的感情？

還是後來才知道的，3月16日電郵發出的前後，藝發局隨即通知了「得獎人」林超賢。他們大概沒估到我們反應這樣大，設法想安撫，着我們開會再談。3月25日我們再聚首，得出「年度藝術家」獎依舊是「從缺」。我必須說明的是，25日當天第二次會議，局方表面上希望我們就五個候選人「從頭再談」，然而局方在會議上提供的「補充資料」，只對林超賢有利，包括建議我們重新考慮把《激戰》列入討論，會議絕對是有前設的，想把林超賢這硬上弓的「賽果」合理化，對另外四名候選人極不公平。可惜我們不識時務，會上依然堅持「從缺」。總評審團還是執意頒給林超賢，藝發局職員這次「知會」我們不用電郵了，只透過電話口頭說；他們不是愚蠢的，絕對明白之前的電郵何等語理不通。

我小人之心推斷，這根本是藝發局「危機管理」的最差勁示範。2月28日總評審團罔顧程序，亂點鴛鴦的湊出個得獎名單，行政人員沒阻止（也許礙於總評審的顯赫吧），不顧獎項的合理及「合法性」。會後他們急不及待通知林超賢，約他出席4月24日的頒獎禮。評審小組的反應雖讓他們意外，最後在權衡總評審團、林超賢及評審小組三者輕重情况下，把「損害性最低」的持份者犧牲掉。為了怕「孭鑊」、「不好意思」而斷送了獎項的credibility，試問總評審及局方職員，你們於心何忍？文章千古事，藝術跟前我們很微小，說到底不過是短期的代理人而已。

3.我們需要怎樣的電影藝術獎項？

拋磚引玉。「電影」的確比較麻煩，因為它跟大眾的距離最接近。真正理想的電影藝術家獎項，除了嘉許創作人，也應肩負起「教育」群眾的使命，要比其他藝術界別做得更多。「年度藝術家獎」不止是決定找哪個名人導演，為他錦上添花，安排他走走紅地氈，給記者媒體拍拍照、登載娛樂版的公關事情。「藝術家獎」除了嘉許導演，還可以讓大眾知道，電影根本上是群策群力的創作，不先入為主的抱持「導演英雄主義論」，向大眾介紹更多傑出的電影藝術工作者，說明每個專業都對電影舉足輕重，除了導演，還有編劇、攝影、剪接、聲音、美術、服裝、演員……當然，這些需要研究的支援，不是兩三個評審在會上說「阿邊個邊個都幾好吖」就算數的兒戲事。局方委託的藝術獎提名小組，可以是個更大甚至跟學院掛鈎的研究單位，專門提供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名單必須有詳盡的資料及論述作支援，這樣理據才可帶到會議桌上逐項討論。

好的藝術家獎例子一定很多，藝發局從前做的研究應不少，恐怕是走着走着，忘了初衷。不妨參考台灣的「國家文藝獎」，評審方法在網上記之甚詳，評審及決審的分工及流程比藝發局清楚得多。七個藝術項目六個獎，因為不用年年頒、分豬肉，「從缺」便表示該項目該年未達標，足見「從缺」亦有鼓勵界別的作用。國家文藝獎到了2004年才開始頒給電影人，知道它第一個嘉許的是誰麼？是電影聲音設計的杜篤之，之後幾年也頒給了剪接師廖慶松、陳博文，攝影師李屏賓等。當然，杜篤之、李屏賓、廖慶松、陳博文的事迹，他們對電影作品有什麼貢獻，透過台灣電影業界、媒體不斷傳頌，影評人、學者的出版物，早就家傳戶曉。香港的聲音設計、剪接師我們又識幾人？這方面，香港的評論人及電影研究者要加把勁。

永遠記得《乘著光影旅行》的結尾，李屏賓收到國家文藝獎通知的故事，如此隆重的一個榮譽，竟然跟他對母親的掛慮連結在一起，倍覺窩心動人。假以時日，有人去拍關於林超賢的紀錄片，林受訪時，會把年「2014年度藝術家獎」的尷尬故事再講一遍嗎？藝發局及藝術發展獎，你要走的路還多着呢，咱們就此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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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梓祺 - 苦中作樂──重讀楊絳

明報星期日生活   評台轉載   2015年4月6日

李國威先生在〈在憂慮與歡樂之間〉的開首一段，給我很深印象：「不少人說，生命太失望了，從書本裏找尋慰藉是唯一的逃避方法。我想，很多時我們讀了書，才知道生命有那麼多令人焦灼和痛苦的事。書本不是避難所，它是牆上的一個小洞，不時讓冷風吹進我們的心靈。」反過來想，為何文學多寫痛苦憂愁，是只有這些才值得寫嗎？

我想起了楊絳女士。每隔數月，網上就會流傳一兩篇署名楊絳的文章，循循善誘地談教育、愛情或人生，有些不過是從她的舊作中東抄一段，西抄一句。多知她的經歷與寫作特色，對這些沒頭沒尾的話，或會有更深的理解。

楊絳生於辛亥革命那年，今年一百○四歲，吃過不知多少苦頭，但著作中最突出的往往是其中樂趣，很有王夫之「以樂景寫哀」，「一倍增其哀樂」的味道。最近讀她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說《洗澡之後》，雖覺得她對好事之徒的能力未免過慮，小說為阻人續寫《洗澡》之目的太強，人物略嫌輕易便獨立於故事的「反右」背景而追求各自生活，到達離婚結婚的終點，但想來那仍是她在苦中作樂之一例。

錢楊在四五十年代

苦中作樂這精神，似貫穿楊絳其中幾部著作；不是盲目的樂觀，是堅韌的生命力。錢鍾書在1946年，因介意名氣不及楊絳而寫《圍城》，故事背景設在1937後數年，完成了，就停寫白話小說，《百合心》終沒寫成，之後彷彿便由楊絳接力，或小說或散文，為殘缺的中國當代史補白。

錢、楊的故事本身就有意思。二人較通行的傳記，應是湯晏的《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和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兩本我都不算喜歡，前者有不少迂迴的旁岔，時有不當注而注的問題；後者則嫌感情太盛，少些溢美和感歎號或更動人。雖然如此，二書還是有助我了解錢楊，如吳學昭寫道，在中共掌權前，兩人如何遍讀描寫蘇聯鐵幕後面情况的英文小說，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書更幾乎每本讀過：「蘇聯知識分子的悲劇令人同情，不過他們相信並希望中共或許與蘇聯有所不同。」四九年不走，也正如錢鍾書在一封信上說的「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或楊絳在《我們仨》說的：「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

現實卻是殘酷的。楊絳在《洗澡》寫的，正是五十年代初，如錢、楊等學人的處境，崗位重新調配，「批判」變得義無反顧，批判人也自我批判，改造思想。小說每部開頭均引古詩，第三部引〈孺子歌〉的「滄浪之水清兮」，兼得在群眾前「洗澡」過關、《楚辭》裏隨順變化、《孟子》裏榮辱自取三義，又能偈後地引出「滄浪之水濁兮」，很巧妙。不過，我最記得的，還是在這危險抑壓的氣氛中，許彥成與姚宓的秘密交往，如何避開耳目同遊香山，又因誤會而緣慳一面，以及之後小心又短促的書信往來。在艱難的時代，人還是有感情的，二人的曖昧未必引人想入非非，但楊絳在《洗澡之後》將之形容為「純潔的友情」，我卻覺得是婉轉克制的說法。

錢楊在文化大革命

讀者固宜分清小說與真實，但既知道錢楊二人的遭遇，就難抑制讀小說時的種種投射與同情。 《圍城》也好，《洗澡》也好，小說人物總是如此有限，正如那幾十年間的百姓，以為捱過一關，殊不知更凶險的難關尚在後頭，尚在後頭；如同卡夫卡那些永遠過不完的門，圍城就是走不出。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三反五反，然後是反右等等，《洗澡之後》的敍事者雖能站在時間軸上預示未來，卻未預言「文化大革命」將至，所以末處說「姚太太和女兒女婿，從此在四合院裏，快快活活過日子」，也注定虛幻如太美滿的童話。

楊絳寫「文化大革命」的長文名為〈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文中有一片段，令我聯想到波蘭斯基的《鋼琴戰曲》裏，那猶太鋼琴師的父親兩句不起眼的對白：納粹黨對波蘭猶太人的壓逼日漸張狂，一天，父親在雅致的客廳，向家人讀出刊在報章的最新規定。猶太人此後外出，都需掛上藍白的大衛星臂章，尺寸有嚴格規定。子女還嚷着誓不戴帶時，父親只是小聲問：「臂章我們自己造？還是可去什麼地方拿嗎？」問題實際得多蒼涼。

楊絳在文章開頭說，她和錢鍾書分別給「揪出來」了，還未確知將來。有天，報上發表了《五一六通知》，他倆被召去開大會，得知此後的待遇，凡三條。第二條是：「每天上班後，身上掛牌，牌上寫明身分和自己招認並經群眾審定的罪狀。」隸屬外文所的楊絳，給安排去掃女廁；屬文學所的錢鍾書，則負責掃院子。他們那兩個牌子又是自己造，還是可去什麼地方拿？

小學生做勞作

二人問也沒問，就動手了：「我們草草吃過晚飯，就像小學生做手工那樣，認真製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規定牌子圓形，白底黑字。文學所規定牌子長方形，黑底白字。我給默存找出一牌長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紙上畫了個圓圈剪下，兩人各按規定，精工巧製；做好了牌子，工楷寫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後穿上繩子，各自掛在胸前，互相鑒賞。我們都好像艾麗思夢遊奇境，不禁引用艾麗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用小學生做勞作，類比這大艱難。反差之大，堪稱奇幻。

楊絳又說，在她給剃成陰陽頭的前夕，被人拉到蓆棚陪鬥，但因暴雨而遲到，渾身濕透，卻有高帽子和硬紙大牌等着她：「我忙戴上帽子，然後舉起雙手，想把牌子掛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兩臂高不過帽子。旁邊「革命群眾」的一員靜靜地看着，指點說：「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我經他提醒，幾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話先掛牌子，然後戴上高帽。」重點全在次序，倒轉了，侮辱都變得滑稽。政權欲把人變成怪物，人卻仍有失笑的能力，把自己還原為人，印證錢鍾書早在〈論快樂〉寫「精神的煉金術」那幾句話；千災百毒，仍談笑自若。

文學與痛苦

丙丁之後便是幹校，《幹校六記》仍是淡而有味，苦中有樂：「默存是看守工具的。我的班長常叫我去借工具。借了當然要還。同夥都笑嘻嘻地看我興沖沖走去走回，借了又還。」去幹校當然是吃苦的，但這些微小日常的樂趣，寫來更像小學生到別班借文具。從幹校回家，錢鍾書終可專心寫《管錐編》，楊絳重頭再譯《堂吉訶德》，幾經千回百折，終有半片自己的園地。但人生實難，政治之苦以外，還有命限。楊絳在《我們仨》末處寫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丈夫和女兒都先她離世：「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一句，尤使人唏噓。

單純的幸福快樂是不必多寫的，痛苦才需要。為什麼呢？可能如托爾斯泰之形容天下家庭，幸福的都相似，不幸的卻總有各自的方法；一簡單，一複雜。也可能如錢鍾書在〈詩可以怨〉的解釋，「樂」的特質是發散輕揚，「憂」則是凝聚滯重，悶在心裏才要找方法表達。柯靈烏(R. G. Collingwood)在The Principles of Art有幾段話與此相關，平日的詞語太寬泛，藝術家便藉創作使感情獨特起來，故他反復強調「individualize」與「peculiar」。創作過程同時是自我理解，磨利刀一般，把模糊的感覺削得鋒利發亮。楊絳幾本看似平白的著作正是如此，都尖刺如牆上小洞吹進的冷風，使人知道生命有那麼多令人焦灼和痛苦的事，她卻堅毅地走在風霜中，偶爾為自己想到的趣事微笑，笑中有淚。

文 郭梓祺

編輯 高卓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