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8日 星期日

劉況 - 經濟不平等政府有責——安東尼‧阿特金森《扭轉貧富不均》

星期日生活   2016228日 

【明報專訊】享譽國際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視七十多歲的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為師父,因為阿特金森早在上世紀60年代已經開始研究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十多年前就和皮凱提一起開發經濟數據的歷史資料庫,收集和整理十九世紀至今人們收入的資料,促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數據基礎。《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的法譯本就由皮凱提寫序,他讚揚阿特金森的新書是「一本介入政治和目光銳利的書」,提倡了「新的基進改良主義」。阿特金森在新書提出了14項具體的政策倡議,最特別的大概是給所有人的遺產(inheritance for all)。
英國政治家和哲學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97年撰寫了《土地正義》(Agrarian Justice)這本小冊子,當中說過「建立一個國家基金,每名年滿21歲的年輕人,可從中獲發15英鎊,經由土地財產系統,以補償其失去天生的遺產」。他主張由政府向有土地的人徵收稅項,轉而給年輕人和老年人一筆津貼,促進社會平等。事隔200多年,今天阿特金森同樣提倡給予年輕人一筆「最低限度遺產」(minimum inheritance)。這看似特別優待年輕人,實則來自他50年來的研究結論:遺產本身無問題,問題是遺產是高度不平等的財富轉移方式。一個人繼承了遺產,並不是因為他的努力,也不是來自他對其勞動力的投資(如教育和受訓),純粹是出於家庭聯繫或他人的意願,而承繼者卻可以憑藉遺產輕易地賺取更多財富,從而令造成有遺產和無遺產的人之間有更大的差距。因此,阿特金森認為,只有當所有人的遺產相當,他們才能有平等的基礎發展其人生,例如投資在英國高學費的教育,或者付房租實現其他人生計劃。
開設終身資本收益稅
阿特金森主張,政府給予每個年滿18歲的成年人5000鎊,不設資產審查。我們自然會問,政府突然間支出大增,資源何來?他認為,政府以終身資本收益稅(lifetime capital receipts tax)來取代英國現行的遺產稅(inheritance tax),從而支付「最低限度遺產」的開支。終身資本收益稅是指政府向作為禮物轉贈的財產一律徵稅,婚姻或合法伴侶關係裏的饋贈除外。假如終身資本收益稅的免稅上限設定於每人100萬港元,當一個人收到叔父遺產50萬元,不用繳稅,如果第5年再收到100萬元遺產,合共超出了100萬的個人免稅上限50萬元,這50萬元就要向政府繳交20%稅。阿特金森認為,超過上限的金額應按累進原則徵稅,最高稅率為65%。終身資本收益稅跟遺產稅不同,如果叔父的同一筆遺產留給不同子侄,則按各個子侄所得的金額來計算,而不是按整筆遺產來計算。好處是把遺產連同私人饋贈同樣徵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來源,而且避免有人把遺產偽裝成轉贈來逃避遺產稅。
事實上,這種最低限度遺產並非史無前例。英國政府於2003年設立兒童信託基金(Child Trust Fund),給200291日或以後出生英國小孩的基金戶口250鎊,直至該孩子年滿7歲,政府再給250鎊,同時孩子的父母也可注資,以增加投資回報,應付孩子日後教育或其他所需,直至年滿18歲才可提取,用途不限。然而,這個政策最終在2010年廢除。阿特金森的建議等如徹底改良以往的兒童信託基金,由私人投資變成由政府管理,基金公司的利潤變成每個公民直接得益。
減稅是經濟不平等的元兇
「最低限度遺產」令社會財富由富人和窮人共享,這樣會否令富者愈富,對窮人不公平呢?我們不需過慮。「最低限度遺產」的資金來源本身來自稅收,而稅收除了終身資本收益稅外,還包括其他稅項,如物業稅和個人所得稅等。他主張英國應提高個人收入最高稅率(top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由目前的45%增至65%
事實上,英國的貧富不均並非始自今天。根據他和皮凱提共同的研究結果,英國稅率愈低的時期,財富就愈集中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英國稅率大幅下調始自1979年,保守黨戴卓爾政府把最高稅率由83%減至60%。到了1988年,財政大臣尼格‧羅森(Nigel Lawson)更把最高稅率減至40%。當時羅森發表減稅的財政演說後,保守黨議員歡呼,當中一人表示他的計算機沒有足夠的零位計算省回的稅款,這幕荒誕劇令阿特金森印象猶深。與此同時,美國亦走上了同一條低稅的道路,最高稅率由70%減至1980年的35%。這種低稅政策令英美兩國成為最富有1%人的天堂,他們累積財富的速度,遠超稅率沒有大減的歐洲各國。接下來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政府削減福利,把公共服務私有化,令窮人的生活水平大幅下挫,這就是阿特金森沒有說明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推崇個人努力賺取財富,崇尚自由市場。
阿特金森始終是經濟學家,不像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或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那樣分析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扭轉貧富不均》也不是社會和政治論述的分析。阿特金森強調經濟不平等必須改變,而且可以由我們去改變。經濟不平等不是像許多經濟學家所講由自由市場的規律所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不必然會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貧富差距惡化源於特定的國家政策,上世紀5060年代一度在福利國家的制度下緩和,可惜其後急劇惡化至今。在阿特金森的構想裏,改革稅制是打擊經濟不平等的最有效方法,「最低限度遺產」不會令富人獲利,反而富人會按其財富多寡而交稅,令政府維持穩健的財政,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遺產,這樣才能令所有人都站在平等的起跑線上。
最低限度遺產配合兒童福利
「最低限度遺產」又會否令剛來英國的移民比一直居住英國的人更加「着數」?根據阿特金森的設計,領取「遺產」資格,可以跟享受現存的兒童福利(child benefit)掛鈎。享受了18年兒童福利的人,就可領取全額「遺產」,享受了10年兒童福利的人,就可領取十八分之十的「遺產」,餘此類推。至於兒童福利,他主張由政府給予每個兒童的家庭固定金額,保證每個英國兒童不會陷入貧困。然而,為免令富者愈富,兒童福利當作家庭收入之一,超過上限則會被徵稅。他引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話,強調兒童福利的重要:「我們今天投資在劣勢的兒童身上,會促進社會流動,創造機會和培養有活力、健康和共融的社會。」根據阿特金森的研究,英國目前兒童貧窮率為26%,中國則為36%。根據2015年香港政府資料,香港少數族裔的兒童貧窮率達30.8%,比平均兒童貧窮率高一倍,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問題。
阿特金森之所以終身研究社會不平等問題,因為他在1965年讀到英國經濟學家布賴恩.亞伯.史密斯(Brian Abel-Smith)和社會學家彼得.唐信(Peter Townsend)發表的研究報告《窮人與最窮的人——對勞動部的家庭支出調查(1953-541960年)的新分析》(◎The Poor and the Poorest: A New Analysis of the Ministry of Labour's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s of 195354 and 1960),當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戰後社會貧窮問題。唐信成立了兒童貧窮行動組織(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長期關注兒童貧窮問題,而阿特金森就開始着手經濟不平等的研究。
結果平等影響機會平等
對阿特金森來說,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經濟不平等,超出了不少經濟學所關注的經濟生產問題,更多屬於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為什麼值得研究呢?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向相信機會均等就是公平的社會嗎?有了平等的機會,人們自然能夠發揮所長,多勞多得。然而,阿特金森相信,機會是否平等,是直接受結果(outcome)是否平等所影響,所謂結果就是人們的收入或擁有的財產。收入最高1%的人(結果),令他們的子女從一出生,就比其他人擁有更多,令他們在社會競爭的跑道上更加輕鬆,甚至可以不用競爭而獲得比其他人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說不在乎機會是否平等。他認為「今天結果不平等的得益者,可以把不公平(unfair)的優勢傳給明天的孩童」。阿特金森並不妄想可以造就完全平等的社會,他看到的是,不平等加劇是由偏袒富人的政策所造成,因此我們有責任改變這些不公平的政策。《扭轉貧富不均》是一本沒有任何經濟學公式的經濟學著作,只有具體數據和政策分析,它所呼召的是書本以外的政治家改革社會的魄力。
註:本文參考了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的英文原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和法譯本Inegalités, trad. par Francoise et Paul Chemla, Préface de Thomas Piketty Paris: Seuil, 2016),卻未及參看中譯本,吳書榆譯《扭轉貧富不均》(台北:天下文化,2015)。



 
文:劉況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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