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新聞自由是「肯定的善」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29日

奧斯卡金像獎今天出爐，幾部角逐最佳影片中，我只看過《換諜者》和《焦點追擊》。《換》片戲味濃，《焦》片則更有意義。

有一千個理由去阻止新聞工作者對一項醜聞的採訪和報道，而只有一項理由支持新聞工作者這麼做。這就是2001年《波士頓環球報》對當地天主教神父性侵兒童的追查與報道。當地的天主教信徒是很大的社群，揭露這樣的醜聞會嚴重傷害作為「上帝代言人」的神父形象，甚而動搖穩定社會的信仰基石。這是一個被雪藏很久的案子，過去報紙都放棄追查了，為甚麼現在要重新接手這個燙手山芋？許多有關性侵的案件都庭外和解了，何必再去翻舊賬？新任總編輯是外地請來的，他任滿會離開此地，他只求工作表現，對這個城市沒有責任，報紙老闆和員工是否應聽他擺佈？再說，2001年發生九一一恐襲事件，公眾那裏還會關注性侵這樁陳年舊事？這時候還要去追查嗎？

大堆理由的其中一個就足以阻止採訪，包括政府官員和法庭、教會內外勢力都理由充份地對《波士頓環球報》採訪團隊施壓，當地民意對這類採訪也不支持；而堅持要去做的只有一個理由，就是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和對新聞自由的堅定信仰。《波士頓環球報》的採訪團隊經過深入調查，發現性侵事件背後隱藏着許多不可告人的權勢運作，涉及上百名受害者，他們身心受損，對人對上帝的信仰崩潰給他們帶來終生缺陷。而教會一方面私下作法律和解，另方面把涉事神父調走，以掩蓋醜聞。採訪團隊循線查到將近九十位曾性侵過孩童的神父，更發現在波士頓以外，甚至全世界，都上演這種醜行。

《波士頓環球報》的報道震驚全球，並於2003年獲普立茲獎。《焦點追擊》根據這件真人真事改編，導演Tom McCarthy說，電影不是針對宗教或教會，神父雖是「上帝代言人」，但畢竟也是人，教會也是一個由人組成的龐大機構。人性的弱點和機構的自我保護，是產生醜聞的根源。

年年預測奧斯卡都神準的畢明，在昨天的專欄中說，她選《焦點追擊》獲最佳電影和最佳原著劇本獎。因為電影表現出「新聞大衞戰勝宗教極權歌利亞」，體現最值得珍視的核心價值。

言論自由具體表現在新聞自由上，是人類社會各項自由之首。沒有新聞自由，其他的自由都是殘缺的。中共的祖師爺馬克思1842年說過：「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體現、自由的體現，就是肯定的善」。在馬克思那時代的出版自由，最主要的構成就是新聞自由。

《焦點追擊》反映美國整個社會對新聞自由的尊重，把新聞自由置於所有權力機構和人民其他權利和意向之上，因為這是「肯定的善」。也因此，不管是掌權者，還是抗爭者，毆打記者、妨礙新聞採訪，都是「肯定的惡」。任何冠冕堂皇的阻礙新聞採訪的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這是《焦點追擊》的啟示。

劉況 - 經濟不平等政府有責——安東尼‧阿特金森《扭轉貧富不均》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8日 

【明報專訊】享譽國際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視七十多歲的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為師父，因為阿特金森早在上世紀60年代已經開始研究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十多年前就和皮凱提一起開發經濟數據的歷史資料庫，收集和整理十九世紀至今人們收入的資料，促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數據基礎。《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的法譯本就由皮凱提寫序，他讚揚阿特金森的新書是「一本介入政治和目光銳利的書」，提倡了「新的基進改良主義」。阿特金森在新書提出了14項具體的政策倡議，最特別的大概是給所有人的遺產（inheritance for all）。

英國政治家和哲學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97年撰寫了《土地正義》（Agrarian Justice）這本小冊子，當中說過「建立一個國家基金，每名年滿21歲的年輕人，可從中獲發15英鎊，經由土地財產系統，以補償其失去天生的遺產」。他主張由政府向有土地的人徵收稅項，轉而給年輕人和老年人一筆津貼，促進社會平等。事隔200多年，今天阿特金森同樣提倡給予年輕人一筆「最低限度遺產」（minimum inheritance）。這看似特別優待年輕人，實則來自他50年來的研究結論：遺產本身無問題，問題是遺產是高度不平等的財富轉移方式。一個人繼承了遺產，並不是因為他的努力，也不是來自他對其勞動力的投資（如教育和受訓），純粹是出於家庭聯繫或他人的意願，而承繼者卻可以憑藉遺產輕易地賺取更多財富，從而令造成有遺產和無遺產的人之間有更大的差距。因此，阿特金森認為，只有當所有人的遺產相當，他們才能有平等的基礎發展其人生，例如投資在英國高學費的教育，或者付房租實現其他人生計劃。

開設終身資本收益稅

阿特金森主張，政府給予每個年滿18歲的成年人5000鎊，不設資產審查。我們自然會問，政府突然間支出大增，資源何來？他認為，政府以終身資本收益稅（lifetime capital receipts tax）來取代英國現行的遺產稅（inheritance tax），從而支付「最低限度遺產」的開支。終身資本收益稅是指政府向作為禮物轉贈的財產一律徵稅，婚姻或合法伴侶關係裏的饋贈除外。假如終身資本收益稅的免稅上限設定於每人100萬港元，當一個人收到叔父遺產50萬元，不用繳稅，如果第5年再收到100萬元遺產，合共超出了100萬的個人免稅上限50萬元，這50萬元就要向政府繳交20%稅。阿特金森認為，超過上限的金額應按累進原則徵稅，最高稅率為65%。終身資本收益稅跟遺產稅不同，如果叔父的同一筆遺產留給不同子侄，則按各個子侄所得的金額來計算，而不是按整筆遺產來計算。好處是把遺產連同私人饋贈同樣徵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來源，而且避免有人把遺產偽裝成轉贈來逃避遺產稅。

事實上，這種最低限度遺產並非史無前例。英國政府於2003年設立兒童信託基金（Child Trust Fund），給2002年9月1日或以後出生英國小孩的基金戶口250鎊，直至該孩子年滿7歲，政府再給250鎊，同時孩子的父母也可注資，以增加投資回報，應付孩子日後教育或其他所需，直至年滿18歲才可提取，用途不限。然而，這個政策最終在2010年廢除。阿特金森的建議等如徹底改良以往的兒童信託基金，由私人投資變成由政府管理，基金公司的利潤變成每個公民直接得益。

減稅是經濟不平等的元兇

「最低限度遺產」令社會財富由富人和窮人共享，這樣會否令富者愈富，對窮人不公平呢？我們不需過慮。「最低限度遺產」的資金來源本身來自稅收，而稅收除了終身資本收益稅外，還包括其他稅項，如物業稅和個人所得稅等。他主張英國應提高個人收入最高稅率（top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由目前的45%增至65%。

事實上，英國的貧富不均並非始自今天。根據他和皮凱提共同的研究結果，英國稅率愈低的時期，財富就愈集中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英國稅率大幅下調始自1979年，保守黨戴卓爾政府把最高稅率由83%減至60%。到了1988年，財政大臣尼格‧羅森（Nigel Lawson）更把最高稅率減至40%。當時羅森發表減稅的財政演說後，保守黨議員歡呼，當中一人表示他的計算機沒有足夠的零位計算省回的稅款，這幕荒誕劇令阿特金森印象猶深。與此同時，美國亦走上了同一條低稅的道路，最高稅率由70%減至1980年的35%。這種低稅政策令英美兩國成為最富有1%人的天堂，他們累積財富的速度，遠超稅率沒有大減的歐洲各國。接下來的故事，我們都耳熟能詳，政府削減福利，把公共服務私有化，令窮人的生活水平大幅下挫，這就是阿特金森沒有說明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推崇個人努力賺取財富，崇尚自由市場。

阿特金森始終是經濟學家，不像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或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那樣分析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扭轉貧富不均》也不是社會和政治論述的分析。阿特金森強調經濟不平等必須改變，而且可以由我們去改變。經濟不平等不是像許多經濟學家所講由自由市場的規律所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不必然會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貧富差距惡化源於特定的國家政策，上世紀50和60年代一度在福利國家的制度下緩和，可惜其後急劇惡化至今。在阿特金森的構想裏，改革稅制是打擊經濟不平等的最有效方法，「最低限度遺產」不會令富人獲利，反而富人會按其財富多寡而交稅，令政府維持穩健的財政，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遺產，這樣才能令所有人都站在平等的起跑線上。

最低限度遺產配合兒童福利

「最低限度遺產」又會否令剛來英國的移民比一直居住英國的人更加「着數」？根據阿特金森的設計，領取「遺產」資格，可以跟享受現存的兒童福利（child benefit）掛鈎。享受了18年兒童福利的人，就可領取全額「遺產」，享受了10年兒童福利的人，就可領取十八分之十的「遺產」，餘此類推。至於兒童福利，他主張由政府給予每個兒童的家庭固定金額，保證每個英國兒童不會陷入貧困。然而，為免令富者愈富，兒童福利當作家庭收入之一，超過上限則會被徵稅。他引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話，強調兒童福利的重要：「我們今天投資在劣勢的兒童身上，會促進社會流動，創造機會和培養有活力、健康和共融的社會。」根據阿特金森的研究，英國目前兒童貧窮率為26%，中國則為36%。根據2015年香港政府資料，香港少數族裔的兒童貧窮率達30.8%，比平均兒童貧窮率高一倍，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問題。

阿特金森之所以終身研究社會不平等問題，因為他在1965年讀到英國經濟學家布賴恩．亞伯．史密斯（Brian Abel-Smith）和社會學家彼得．唐信（Peter Townsend）發表的研究報告《窮人與最窮的人——對勞動部的家庭支出調查（1953-54和1960年）的新分析》（◎The Poor and the Poorest: A New Analysis of the Ministry of Labour's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s of 1953–54 and 1960），當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戰後社會貧窮問題。唐信成立了兒童貧窮行動組織（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長期關注兒童貧窮問題，而阿特金森就開始着手經濟不平等的研究。

結果平等影響機會平等

對阿特金森來說，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經濟不平等，超出了不少經濟學所關注的經濟生產問題，更多屬於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為什麼值得研究呢？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向相信機會均等就是公平的社會嗎？有了平等的機會，人們自然能夠發揮所長，多勞多得。然而，阿特金森相信，機會是否平等，是直接受結果（outcome）是否平等所影響，所謂結果就是人們的收入或擁有的財產。收入最高1%的人（結果），令他們的子女從一出生，就比其他人擁有更多，令他們在社會競爭的跑道上更加輕鬆，甚至可以不用競爭而獲得比其他人更多的收入，也就是說不在乎機會是否平等。他認為「今天結果不平等的得益者，可以把不公平（unfair）的優勢傳給明天的孩童」。阿特金森並不妄想可以造就完全平等的社會，他看到的是，不平等加劇是由偏袒富人的政策所造成，因此我們有責任改變這些不公平的政策。《扭轉貧富不均》是一本沒有任何經濟學公式的經濟學著作，只有具體數據和政策分析，它所呼召的是書本以外的政治家改革社會的魄力。

註：本文參考了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的英文原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和法譯本Inegalités, trad. par Francoise et Paul Chemla, Préface de Thomas Piketty （Paris: Seuil, 2016），卻未及參看中譯本，吳書榆譯《扭轉貧富不均》（台北：天下文化，2015）。

 

文：劉況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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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達人：粵語係香港人嘅財富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8日 

【明報專訊】打開電視看新聞，自小「撈電視汁」看到大的無綫電視，在J5台普通話新聞報道中，字幕及圖表都用了簡體字，突然有種時空錯亂，離開了香港的錯覺。

早前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公開表示，並非所有港人皆以廣東話為母語，提倡用普通話教中文，而教育局的諮詢文件，亦曾提及學生應學會認讀簡體字，引來極大迴響。

近年「繁簡」及「普粵」的爭辯不斷，語言學家、專研粵語多年的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鄧思穎副教授既喜且憂：「以往語言學坐冷板櫈的嘛（笑），現在大家關注當然高興。不過同時也擔心，出自一份情，可以理解，但討論中涉及一些奇怪的觀念，其實大家對語言背後原理及歷史，可以先了解更多。」

語言 沒優劣之分

根據政府統計處二○一一年的統計數字，89.5％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鄧思穎教授亦是這九成巿民其中一員。由讀書時做學問，到現在於中大任教及做研究，他的大半生都與粵語打交道。近年「繁簡」及「普粵」孰優孰劣的爭辯不論，要由語言學入手談粵語，鄧教授先給大家上一課「語言學ABC」。「語言學最基本的信念，是所有語言是平等的。因此不應過分煲揚或貶斥一個語言。」語言無優劣分之分，形式雖異，但表達的感情相同，「語言平等背後的理念，是人人平等。」

粵語亳無疑問是「語言」

教育局早前於官方網頁撰文，指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被質疑有矮化粵語之嫌，引來粵語是「語言」還是「方言」之爭。那麼，粵語算不算是語言？鄧教授說，只要有完整系統，包括有讀音、有詞彙可組成句子，便是一個「語言」，「粵語可充分表達思想，毫無疑問是『語言』；至於它是否『方言』，則要視乎社會因素，其中，政治當然很重要，但無論是語言還是方言，兩種定義並不衝突。」

「現在的（普、粵優劣）爭論，不一定是純語言學，而是社會、政治的爭論。語言是工具，你用任何語言都可以表達看法，像駕不同的車，都可到達目的地，只是要考慮感受問題，你想不想、鍾不鍾意。我踩開單車，你叫我坐巴士，我會否不舒服呢？」回到語言的初衷，語言是傳情達意的工具，也是身分認同的一部分，「同聲同氣，這是情。」

廣州話 89.5％港人的母語

有人擔心，將「普通話」變成所謂「社會母語」，會否就此令粵語消亡？以上海為例，因新生代漸漸少說上海話，上海政府就曾在幼兒園推行教育試驗，讓老師在遊戲時間講上海話，作為滬語「救亡」。鄧教授說，內地的年輕一代，的確有不少人在家庭及學校都以普通話溝通，普通話成為了母語；「但根據香港環境客觀數字，89.5％的香港人以廣州話為母語，是不爭的事實。」

沒一套學粵語體系

多年來，香港都強調「兩文三語」，英語作為世界共通語言；普通話作為華人共通語言，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粵語作為母語，大家對她的了解反而不及英語，「大家會查英文字典，知道何謂元音，反而粵語不知道，可否由教育入手，加番啲知識？ 」

原來，簡單如一句「食飯啦」，背後已反映粵語的生鬼靈動，這與其虛詞的語法靈活有關。虛詞是指句末的語氣助詞，例如「吃飯啦」的「啦」；或動詞的後綴詞，例如「食咗飯」的「咗」。

一字之別 靈動百變

粵語的句末助詞較普通話多，加上細微聲調變化，意思百變，例如「食飯啦！」（來吃飯！）、「食飯喇！」（吃飯了！還不快來？）、「食飯咋！」（只是吃飯而已！）。又例如「聽日落雨」（明天下雨），「聽日落雨啩」（自己都不大肯定），「聽日落雨吖嘛」（難道你不知道下雨嗎？）／「聽日落雨喎」（自己都不大相信，看聽者怎麼想）。

動詞的後綴就更豐富，鄧教授隨口就數了六七個：「食咗飯、食晒飯、食得飯、食過飯、食番飯、食緊飯、食完飯」。短短一字之別，意思已大不相同。不過鄧教授強調：「普通話不是沒有辦法說這些意思，但未必以虛詞來表達，例如用『了』或兒化。」

粵語 保留較多漢語特色

中學時，老師總說粵語較接近古漢語，以粵語朗讀古文詩詞，聲韻鏗鏘。鄧教授說，原來粵語的確保留較多唐宋時期的漢語特色。粵語與北京話同樣來自古漢語，只是粵語的字音，保留了「入聲字」特色，即韻母的最後一個拼音符號以「t」、「p」、「k」收尾的字，例如粵語中的「月」【jyut6】、「汁」【zap1】、「隻」【zek3】。

「塞音」

另一個在粵語中流傳下來的古漢語特色是「塞音」，即收尾時上下唇閉合，例如樹葉的「葉」，而粵語的單音節詞亦保留得較多：如頸、眼、嘴，普通話中就說脖子、眼睛、嘴巴，這些特色都在北方話中消失了。

語言就像人，每個方言都有發展路徑，源頭相似，經歷不同，就發展出不同的面貌。鄧教授說，粵語與北方話都來自古漢語，不過因中原政局變動造成戰亂；人民為避戰禍而南下，古漢語隨着移民南遷，保留於廣東粵語之中。翻查資料，廣東因南嶺山脈阻隔，連接北方的交通不便，保留了對中原地區語言的封閉狀態，就像《桃花源記》中與世隔絕的移民。

用最熟悉語言學習 最理想

正因粵語較接近古語，在研讀語文方面，鄧教授提議視乎研讀的文體而分工，因粵語與古漢語較接近，以粵語研讀文言文及詩詞，可以重現當時的神韻；而普通話脫胎自現代白話文，以普通話朗讀文章、新詩，韻律上較接近。至於近年有人提倡以普通話教中文，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鄧教授則認為，「用師生最熟悉的語言學習，效果最理想，這正是當年母語教學的理念。」

繁體字 助認讀

語言形之於書寫便是文字。中國的方言多不勝數，但數千年來，漢字都一直「書同文」。訪問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澄軒進行，鄧教授指着由國學大師饒宗頤親書的「澄軒」牌匾：「自秦始皇製小篆，再有隸書，漢字已基本定型，直到今天，都是一脈相承，你去博物館看數百年前的文物上的字，都大約讀得出來。」

五十年代內地推行語文改革，推廣普通話作為共同語，還將漢字拼音化及簡化，出現了簡體字。現時除了香港及台灣，內地、馬來西亞等華語地區都用簡體字。最近，除了無綫電視的簡體新聞時段，《人民日報》亦有記者撰文指，簡體字的方便優勢不可替代，引來坊間爭論。談及「繁簡之爭」，鄧教授問記者：「你平日寫字多嗎？」

繁體字行之有效

原來，文字會隨着書寫工具演變，自紙張出現，以毛筆書寫的漢字，字體與刻於竹簡的漢字已有分別。五十年代，文字主要以手寫傳播，簡化筆劃可減省抄寫時間，但到了今天，「除了公開考試，你什麼時候手寫一篇文章？」我們今天大多打字而不寫字，不計拼音輸入法，以倉頡輸入法為例，筆劃多與少，也就是多按幾個字碼的分別，只要一個按鈕便能繁簡互換，「我看不到簡體字取代繁體字的理由，（在香港）繁體字行之有效，而社會亦需要有穩定性。」隨着資訊科技發展，簡體字書寫方便的優勢已不如往日，至於認讀，鄧教授說，少了筆劃無助認讀，反而多了字體相近的字，更易混淆。例如「廣州工廠」，寫為「广州工厂」，「广」跟「厂」遠看不易分辨，「龍」（「龙」）跟「尤」亦如是。

方塊漢字 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

教育局的諮詢文件中，提及學生應學會認讀簡體字，鄧教授認為，懂繁體字的話，以偏旁類推，就容易對應出簡體字的意思，例如「貝」字旁寫成「贝」。不過，大家的眼光不應只限於繁、簡體字，「放眼華語界，不只繁簡體，還有日、韓都用漢字。」方塊漢字，是現今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鄰近地區的日文、韓文、越南文，在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外也保留了少數漢字，字型不一。「重點是我們如何了解不同的字型，互相應對，能自行『翻譯』當中的意思。」

香港是國際都會，就如新加坡，是個多語社會。不同的語言是通向不同文化的鑰匙，「語言就如財富，而且可有不止一種財富，大家若真的鍾意這個地方，這種語言， 這份情好重要。但在這份情當中，我們如何去擴闊視野，而非局限於一個語言系統，認識更多不同語言系統的關係，才知道我們日後的走向。」

文：黃熙麗

圖：黃志東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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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達人鄧思穎（圖﹕黃志東）

鄧思穎教授研究語言學多年，由初中打開黃頁電話簿研究不同姓氏的粵語英文拼音，到現在以粵語研究為專業，半生都與粵語打交道，是香港少數的粵語專家。（圖﹕黃志東）

《粵語語法講義》作者：鄧思穎（圖﹕黃志東）

顏純鈎 - 誤入革命 中國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讀夏濟安著《黑暗的閘門》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8日 

【明報專訊】知道夏濟安的香港年輕人應該很少，若說他是夏志清教授的哥哥，就會有一點聯想，若說他是白先勇、劉紹銘、陳若曦等著名作家學者的老師，那就大體知道他的來歷了。

最近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夏濟安教授的幾本書，一本是他的論文集《黑暗的閘門 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還有兩本是《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上下兩卷）。「書信集」有大量史料，合該慢慢讀，這本《黑暗的閘門》研究的對象，都是我有興趣的現代文學作家，因此先讀為快。

這本書包括六個章節：一、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二、蔣光慈現象；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四、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五、五烈士之謎；六、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二十年。還有一篇附錄：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

作者選取這幾個對象均有相當的典型意義：瞿秋白是作家兼革命領袖；魯迅是作家兼革命同路人；蔣光慈是作家兼革命逃兵；五烈士是作家兼革命犧牲者；至於延安文藝座談會，則是左翼文學正式回到黨的旗幟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整部著作研究的就是文學與革命的關係。

瞿秋白：性格不宜搞革命

很不幸，中國近現代文學，從「五四」開始，就幾乎是一面倒的左傾，開啟民智、變革社會是那一代青年共同的志向，激進的心態被外來的新思想武裝起來，以嶄新活潑的形式佔領新文學的舞台。一方面，一些左傾的青年文學愛好者很快被初出茅廬的共產黨發現並吸收，另一方面，那些急於以文學救國的青年，也紛紛投奔到共產黨門下，以汲取集體的力量。文學與革命合流，似乎是歷史的必然。

但革命與文學具有先天的互相排斥的傾向，這卻是大多數左翼作家沒有清醒認識到的，或者他們的文學初衷被革命激情蒙蔽了，或者革命的急迫性與文學的永恒價值不可兼得的形勢下，文學被迫讓步去服從革命，總之，很多左翼作家以熱愛文學始，卻以服從革命終。服膺文學文學則生，服從革命文學則死，中國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於此注定。

夏濟安先生選取的這些人物，都同樣追求正義、公平和自由這些永恒價值，他們都富於文人氣質，憎恨萬惡的獨裁統治，希望通過社會變革，改變國人的命運，建立更加合理和進步的社會。他們的主觀願望與共產黨的政治訴求不謀而合，因此很自然地成了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和同路人。但這些人本質上都不是職業革命家，他們都有一點浪漫氣質，有的甚至憂鬱、孤僻，比起冒險犯難、冷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他們更熱中於以筆為槍，討伐獨裁統治，喚醒民眾，追求美好新世界。

夏濟安論瞿秋白：「他是一位搞革命的抑鬱症患者；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唯美主義者；一個憎惡舊社會的多愁善感者；一個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菩薩行』人生觀的實踐者；一位追求『餓鄉』卻又受不了黑麵包的朝聖者，或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如此矛盾、複雜、多面、軟弱的人，做一個對世事人生有豐富感受力的作家，應該可以勝任，但做一個革命領袖，就力不從心了。

革命不是瞿秋白這種性格的人幹的，革命是毛澤東那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人幹的，是鄧小平那種三起三落堅忍不拔的人幹的，瞿秋白誤入革命，喪送他的才情和豐富內心世界，他的悲劇也是整個左翼文學的悲劇。

魯迅：為革命放棄文學

在左翼文學陣營，魯迅得到毛澤東至高無尚的評價，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因為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無可取代的地位，在他死後，被共產黨視為「左翼作家」的旗手。

魯迅在生時，共產黨一直扮演被壓迫人民的代言人，共產黨也一直受到國民黨的追剿與迫害，在魯迅看來，正因為國民黨的統治太黑暗，以至站在黑暗對立面的共產黨，就順理成章成了追求光明的正義力量。可惜魯迅對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的複雜、殘酷了解不深，他接觸的只是瞿秋白、馮雪峰這些革命文人，直至引瞿秋白為知己（魯迅贈秋白聯：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而瞿秋白，正如他日後表現出來的，並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革命者，也不是如假包換的作家，他只是半吊子革命家兼半吊子文人。

正因為同情革命，魯迅後半生一直在「戰鬥」中，他放棄了小說和散文寫作，集中精力在雜文上，以雜文為鬥爭武器，對付營壘內外的敵人。

魯迅嫉惡如仇，又因患病和孤獨而焦躁，因此不惜與包圍在身邊的敵對勢力纏鬥，夏濟安教授敏銳地指出：「魯迅內心本就陰鬱，他又出於自我保護，對一切假想或真實的敵人都心存戒備，他的作品更不時透露出被迫害妄想症的徵兆。」「他不僅敏於偵敵，也樂於應戰。」他的雜文令對手們望風披靡，但也耗費了他太多心力，使他作為一個文學作家的創作成就打了折扣。魯迅自己也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什麼是「正經事」？當然是他所熱愛的文學創作，但為左翼文化陣營做了那麼多，為何又覺得「枉費」？這又反映了他在與周揚等共產黨高幹周旋中，察覺自己與真正「革命」陣營之間有不可調和的觀念衝突，而他又無法改變什麼，因此不免感慨。

夏濟安教授不無惋惜地說：「魯迅作為小說家，起勢極好，卻未能持續，這大概可算作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謎。」

關於魯迅與革命的關係，夏濟安教授有一個精闢的看法，他說：「幸或不幸，他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更無從與之鬥爭了。」「革命的另一面」是什麼？不就是魯迅視之如寇仇的黑暗政治嗎？文革後，著名演員黃宗英回憶，有人問毛澤東魯迅要是活到解放後會怎麼樣，毛澤東毫不掩飾地說，要嘛他會噤聲，要嘛他會在牢裏。起魯迅於地下，聽到毛澤東這句讓人膽寒的話，魯迅又將作何感想呢？大半生為革命鳴鑼開道，不惜折損了自己的文學事業，大聲疾呼，孤身面敵，而最終那革命又與他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馳，如此看來，魯迅也不自覺地誤入革命了，正是：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夏濟安教授論述的王統照和柔石、殷夫等五烈士，也都不同程度地誤入革命，王統照沒什麼才情，只做了一段時間的革命宣傳，後來經不起革命的殘酷鬥爭而做了逃兵。五烈士雖然慷慨赴死，但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因為黨內鬥爭而被黨的領袖出賣。雖然各自的文學成就都不高，畢竟都是熱血青年，有一定的才情，他們的作品無不帶着那個時代鮮明的特色，如果不誤入革命，他們的創作或有機會提高，而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作家，也比枉死在政治鬥爭的絞肉機裏強百倍。

延安文藝座談會：「殺」左翼文學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時，大部分左翼作家都已歸入革命陣營麾下了，當時眾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被分派做不同的革命工作，因為成員複雜，思想混亂，有必要作一次政治動員，以毛澤東思想統一這些文人，讓他們為革命事業作出更大貢獻。從這次座談會起，左翼文學正式變成革命的工具，文學失去應有的獨立地位。如果說之前在敵佔區的左翼文人還有某種文學自覺的話，那麼自延安文藝座談會後，這一點文學自覺也被剝奪殆盡了，文學成了徹頭徹尾的侍從，奔走於革命的鞍前馬後，俯首屈膝，唯命是從，只有宣傳鼓動、歌功頌德的職責，再沒有獨立的生命了。

對此，夏濟安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他（毛澤東）認為，只要文藝還在個人或小團體的控制之下，不論他們如何支持黨的事業，就總有可能發出質疑、反對的聲音，要求公正、獨立思考和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力，繼而從根本上削弱黨的勢力。」

左翼文學的悲劇命運至此無可挽回。從那時開始，到四九年中共建政，再經批判電影《武訓傳》、評《紅樓夢》、批判胡風、反右等政治鬥爭，直至文革登峰造極，中國左翼作家和藝術家歷劫苟活，身心俱殘，他們之中，再沒有出現值得流傳後世的優秀作品（魯迅從未正式接受黨的領導，他的大多數小說和散文精品，都在左聯成立之前創作），反而遊離在左翼文學陣營之外的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以真正具文學永恒價值的作品，受到後世的景仰。

文革後，胡耀邦倡導寬鬆文藝政策，解放了大批作家藝術家，也出現一批有分量的好作品，賈平凹、莫言、王安憶、陳忠實、閻年科等，領一時風騷，但作家藝術家的好景沒有維持很久，近年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又死灰復燃，中央下令「七不准」，最近更出現「傳媒姓黨」、歌頌總書記的諂媚詩等等，中共奴役文學藝術的老毛病故態復萌，如此看來，革命的幽靈還徘徊在中國文人的頭頂，夏濟安教授當年對中國左翼文學的論述，也遠沒有過時。

看這部書是一個愉快的過程，全書字裏行間充滿夏教授洞悉文學本質的精彩論斷，那些豐富的背景資料烘托出來的人物精神面貌，被革命裹脅的左翼文學的尷尬與貧乏等等，無數閃光的意念，都以典雅的文字如行雲流水寬舒自在地表述出來，從來讀論述文字，都沒有像《黑暗的閘門》那樣，有如讀一篇篇韻味深長的散文那麼過癮。

《黑暗的閘門》典故來自魯迅的一句話：「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肩住閘門這個意象，可能來自《隋唐演義》，其中江湖好漢雄闊海危急時扛起城閘讓眾英雄出逃，最後自己被千斤閘壓死。

魯迅用心良苦，可是現在回頭看去，他雖然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年輕一代出走，可惜他不知道在閘門之外，並沒有寬闊光明的地方，有的是更深重的黑暗。

文：顏純鈎

編輯：蔡康琪

圖：網上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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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請揭露更多藏人真相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2月27日

「中國愛國網友」真忙，圍攻了黃秋生、杜汶澤、何韻詩、盧凱彤等「港獨藝人」，林宥嘉、周子瑜等「台獨藝人」之後，現在又要忙著與「支持藏獨」的藝人作戰。這些藝人中，不僅有早已經被揭露與達賴喇嘛合影的李連傑，還有新近發現與「達賴集團兩核心頭目」坐在一起的王菲、梁朝偉和胡軍等人。

正如「中國西藏網」一篇批評這些藝人的文章所披露的，藝人明星去印度參加佛教活動或者支持藏獨「並非沒有前科」：王菲、劉嘉玲、梁朝偉、趙薇等人已多次前往，莎朗．斯通、比約克、朱莉婭．羅伯茨、布拉德．皮特、安吉麗娜．朱莉、李察．基爾等等明星更是態度鮮明。讓更多中國人知道他們的言行，瞭解政治與宗教都存在多元選擇，而不是像央視宣傳的那樣，不肯順從中共就「不得人心」，是一件好事情。

胡軍已通過微博發表聲明，承認春節期間攜家人赴印度參加新年祈福法會，但是不知道「有所謂的分裂集團頭目在場」，表示「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堅決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言論和行為」。即便不知道「分裂集團頭目」在場，一個信奉佛教而且前往印度參加法會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達賴喇嘛在佛教信眾中的尊崇地位。這種聲明顯然是在壓力之下發出的。「愛國網民」還在期待王菲就範。他們以為這是「人民群眾的巨大力量」，實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誤會。這些明星所怕的，是權力部門的打壓。他們知道，掌握包括網絡在內的媒體批評權力的，並非普通的網民，而是黨的宣傳部門。

流亡中的民主政府

遺憾的是，中共宣傳部門掌控的媒體，對這些事件及其背景「揭露」得太少了。比如，他們提到的「達賴集團」或者「分裂集團」是什麼？與王菲等人坐在一起的「兩核心頭目」是誰，幹過什麼事情？

這個「集團」就是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或者稱西藏流亡政府，是達賴喇嘛1959年出走印度之後建立的行政中心。中國媒體提到「達賴集團」時，還在說「落後的農奴制」。事實上，西藏流亡政府早已經實行了現代民主制度：1991年，實現了議會直選；2001年，實現了第一次民選行政首領噶倫赤巴；2011年，達賴喇嘛宣佈在政治上退休，徹底終結傳統的政教合一制度，將行政權力完全交給新當選的噶倫赤巴洛桑森格（次年改稱司政）。

眼下，西藏流亡政府正處於新的大選季節。3月20日，世界各地近13萬流亡藏人將在630個投票點，選出新一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45位議員。作為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沒有表態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人們甚至猜不出來他的傾向。

那兩位「核心頭目」之一，就是本屆大選的候選人之一邊巴次仁。他現任西藏人民議會議長，是現任司政洛桑森格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共媒體沒有交代清楚，或者說有意誤導的是，和洛桑森格一樣，邊巴次仁贊同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也就是放棄獨立主張，通過對話謀求中共承諾的藏區真正自治。

真正的藏獨主張者

不僅如此，洛桑森格和邊巴次仁還要「和藏獨分子鬥爭」，說服選民反對獨立，支持「中間道路」。因為，本屆候選人中，作為他們的競爭對手，有一位真正的藏獨主張者李科先。和其他候選人相比，李科先出生于青海，長期生活在中國，被人認為更瞭解中國。他曾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分裂國家、達賴喇嘛間諜三項罪名判刑18年，保外就醫後於1997年逃往印度，現為西藏政治犯運動組織會長。

在達賴喇嘛的崇高聲望下，一個反對他的「中間道路」的藏獨主張者脫穎而出，不僅體現民主政治的多元和包容，也體現了部分藏人對北京政府的深度失望。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信號。

和王菲等明星坐在一起的另外一位「核心頭目」，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內政部長嘉日卓瑪，中共媒體沒有「揭露」的是，該政府的六位部長中，有兩位女性。另一位是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相較于中共高層領導，其性別比例更趨合理，更符合現代民主政府結構。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絕對忠誠」者不只是央視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2月22日

"黨媒姓黨"，這在中國似乎並不值得大驚小怪：自誕生以來，它們有不姓黨的時候嗎？但是，上周的一幕仍然令人感到震撼：習近平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並視察中央媒體，新華社以大幅標語宣示"我們聽黨指揮"，央視則以在巨幅屏幕上打出大字"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拔得頭彩。

這種"檢閱"並不意外，但是也非尋常，它意味著中共輿論控制的升級，是一種軍國主義思想效忠。在這種效忠面前，央視近年來剪輯播放被打壓者"自我懺悔"等惡劣行為，似乎只是一場更大的思想災難的前奏。

有些習慣了黨媒表演的人們，對這種閱兵式效忠不以為意。有人甚至認為，那些媒體工作者不過是在演戲，逗習近平高興而已，誰也不必當真。也有人認為，這種戲演得太拙劣，騙不了人，反而暴露統治者粗鄙和愚蠢，是他們自殺的毒酒。

這些說法都不無道理，但是我仍然認為，不能忽視思想效忠的後果，何況是以這種赤裸裸的軍事管制模式。形式即是內容，愚蠢的表演佔據輿論舞臺，不僅意味著表演者的愚蠢，同時也意味著對於信息接收者的愚化教育。

"網友"給任志強上黨課

愚化教育的一個結果，就是在文明社會中令人羞愧的表達，可以冠冕堂皇、義正辭嚴地出現在主流媒體。一篇《誰給了任志強反黨的底氣》開始是這樣的："一句'黨媒姓黨'能讓'優秀黨員'任志強跳得這麼高，不惜把黨性與人民性對立分割，不惜充當某些勢力的急先鋒，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黨性淪喪的個體，以及這個個體所代表的群體的冰山一角"。中國人這種文風並不陌生，它就是"文革"大字報體。所謂"文革結束"四十年來，它從來沒有遠離，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趾高氣揚。

過去十多年間，在中共輿論控制之下，真正的思想討論和時事評論被驅逐，若干地產商被媒體捧成"公共知識分子"。在商業明星的光環之下，他們變成了人生導師、時事評論人甚至哲學思想家。任志強是其中之一。

正如任志強不久前公開表態一樣，地產商們從來沒有"反黨"。但是只要正常思考就可以"犯錯"，他們時常會發表一些"妄議中央"的言論。習近平視察央媒之後，任志強在微博上說 "人民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花的是黨費嗎？" "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

這一言論引來不少反擊。某網友以"給任志強上黨課"為題，批判其作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卻不知道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質特徵就是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也不知道黨和政府的基本關係，更不知道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全社會中都處於領導地位，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網友"二字，曾經代表著那些與主流聲音不協調，因此沒有機會在主流媒體發表意見的人。宣傳部門大量聘用"網絡志願者"，冒充普通網民發言之後，越來越多的"網友"的發言，幾乎就是領導的講話稿。

"黨媒姓黨"不只是黨媒的事

這些"網友"的言論，讓一些為黨說話的知識人也感到難堪。沒有想到的是，相比那些費力講道理的知識人，黨寧可要這樣粗鄙的言論，推出連文句都寫不通順的"網絡作家"周小平作為宣傳典型。

這種羞辱並沒有讓知識人放棄"思考"。一些人思考的結果是，任志強既然是"優秀的共產黨員"，的確就沒有資格批評黨。除非他先退了黨，否則這些話有違倫理。

可以理解的是，體制內人士"兩頭討好"讓人反感。但是，在要求任志強退黨之前，應該看到中共壟斷了一切資源。一個非黨員固然也有機會發財，但是在給定的時期和給定的背景下，不入黨就意味著沒有升職機會，退黨更可能等同於犯罪。退黨的巨大代價，並非所有人可以承受。不退黨就不要批評黨，無疑是要求他們效忠專制政權。

再說，任志強宣誓加入的共產黨，未必就應該是這個模樣。在早期共產主義者看來，繼承毛澤東衣缽的習近平，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什麼不要求他退黨呢？

"黨媒姓黨"也帶來同樣的爭論：既然是黨媒，難道不應該聽黨指揮、為黨說話嗎？一直有中國媒體人在抗爭，但是他們也一直被質問：吃黨的飯，豈能砸黨的鍋？要批評，先辭職吧。且不說事實上很多媒體人因此辭職或者被辭職，首先應該看到在中國"普天之下莫非黨媒"的現實。"吃飯不砸鍋"，無異於從另一個角度要求所有媒體人都對黨"絕對忠誠"。

因此，"央視姓黨"不僅事關央視，而且是發向中國所有媒體人的咒語。那些與中國媒體有著各種合作關係的外國機構，也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合作對象了。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黎蝸藤 - 被誇大的中國中心論—駁鄭永年的〈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

2016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教授的〈如何實現東亞的持久和平〉首先讚美了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雖然承認它是不平等的，但又把東亞（註1）的長期的和平歸功於朝貢體系；進而認為，將來東亞和平也要由以中國為中心，回復到「自然」的狀態。作為一個在外國的學者，本來應該跳出中國中心的思維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問題，可惜他卻顯得比中國官方更官方，這是十分遺憾的。

朝貢體系不包括東南亞

鄭的論點很大程度上基於不正確的歷史詮釋，尤其是對朝貢體系的誤讀以及對中國在東亞歷史上的作用的誇大。

朝貢體系的「優越性」在西方學者中也有系統的論述，以Kang的著作為代表（註2）。但在Kang的努力論證中，也只能把朝貢僅局限於「中國文化圈」，即包括中國本部、朝鮮、日本和越南，不包括東南亞。而就算針對中國文化圈的分析也存在問題：中國礙於實力無法攻擊日本（元朝侵略日本被擊退了，後來倒是有倭寇之禍），而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侵略越南，但被越南一一擊敗了，不再侵略是實力使然；真正中國（可能）有能力征服但主動保持和平的朝貢關係的就只有朝鮮（註3）。如此結構簡單的國際關係，還有這麼多的例外，可見這個結論的局限性。

花錢買虛榮 談何犧牲利益？

把它應用在東南亞，問題就更大了。東南亞各國（除越南）並不屬於中國文化圈，而是先屬於印度文化圈，再伊斯蘭化，再被西方殖民。整個區域的總體發展過程和中國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所謂的朝貢關係是虛的，實際上是其他國家以向中國表示低姿態而換取和中國貿易的手段（註4）。鄭永年說「中國以犧牲自己作為一個大國的利益來維持區域秩序」，我不清楚他所指的「犧牲的利益」是什麼，如果是指賞賜品的價值高於朝貢的價值的話，那是「特有面子」的花錢買虛榮，各取所需，談何犧牲利益？

我猜想，鄭永年可能指中國放棄了對東南亞的侵略，故此說是犧牲大國的利益：「數百年裏，中國沒有產生出類似近代以來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中國周邊那麼多小國，沒有一個成為中國的『殖民地』。」

若如此又是罔顧歷史。事實上，除了多次從陸地上侵略越南之外，中國歷史上基本不存在侵略東南亞的實力（當然也似乎很少這麼想過）。一提到中國古代的海上實力，自然又會翻出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鄭和時代的海軍即便有能力攻擊東南亞國家，亦難言必定能征服它們。就在100年前，以蒙元的強大，對占城和爪哇的海上入侵也以失敗告終，怎能說鄭和時代的明朝就一定能打下東南亞呢？鄭和之後，中國海軍極為衰弱，沿岸海防尚且不足（以致長期的倭患），更不具備遠征攻打東南亞的能力了。

與此脗合的另一個事實是，歷史上東南亞的和平也不是依靠中國來維持的。中國對東南亞「藩屬」的安全從不過問。既不去調解它們之間的矛盾與戰爭，也不去管它們被外來勢力侵略的事。比如，16世紀初，馬六甲遭受葡萄牙人侵略，向中國明朝皇帝求援時，明朝置之不理，導致馬六甲蘇丹被滅。馬六甲和明朝的關係算是不錯的，連國王都親自到訪過中國。中國對此尚且不聞不問，更不要說其他國家了。總之，在東南亞地區的政治上，中國既沒有能力征服，又沒有承擔過任何「大國責任」，不過是花錢買虛榮心而已。

恢復東亞「中國中心」秩序屬偽命題

故中國儘管在近代衰落，但並沒有在東南亞「喪失地緣利益」：中國古代和近代在東南亞本來就沒有什麼地緣利益，何來喪失一說？中國到20世紀初為止，在東南亞的地緣利益都止於海南島。最多勉強算上越南，但1860年代被法國擊敗之前，越南的海軍比中國還強盛，很難說越南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總之，所謂「朝貢體系維護了東亞和平」是一個不成立的理論，它並沒有在東亞的安全體系中起到過重要作用。故鄭永年所強調的恢復東亞原先的「中國中心」的秩序是一個偽命題。那是一個想像中的秩序，而不是真實存在過的秩序。

中國擴張主要在陸地 不在海上

為論證「中國中心」的合理性，鄭永年進而強調「中國中心」下的和平。他認為中國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礙於篇幅，無法深入討論。但事實上，中國儘管沒有「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卻有與俄羅斯類似的「東方式的帝國主義」，那就是中國對內亞的侵略和擴張，甚至「留土不留人」的種族滅絕政策（註5）。中國不認為這種擴張是殖民主義，但從很多角度看，其對本土人民的殘酷程度和後果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海外，中國唯一有能力擴張的地方就是台灣。有學者認為，清朝對台灣的兼併與西方的拓殖殖民主義類似（註6）：中國在台灣的拓殖，時間上在荷蘭和西班牙在台灣殖民之後，也比英國在北美拓殖要晚；漢人拓殖的方式也和西方人相似，通過侵佔原住民的土地而建立漢人的社區。

因此，鄭永年所說的「中國維護東亞和平」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中國在歷史上表現出很強的擴張欲望。但作為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擴張主要在陸地而不在海上，這樣確實誤導了一些人。

註1：鄭沒有定義「東亞」的範圍，但鑑於他一直談論南海，我認為他指的東亞也包括東南亞

註2：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註3：隋唐和滿清未滅明之前也侵略過朝鮮，這裏集中討論明清時期

註4：可參見葛劍雄《統一與分裂》

註5：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註6：李筱峰〈台灣史哪個階段不殖民？〉

作者是歷史學者

【讀書好×果籽】文革五十年 歷史幽靈徘徊不散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27日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年，1966年中國大陸正式步入全國動亂，一年之後，文革動亂病毒在香港散播，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登場，成為本地歷史上最血腥的群眾騷亂事件。五十年過去，很多人認為文革已經被否定，毛澤東死了，不會再來，其實產生文革的政治、社會基礎，並沒有過去，歷史的幽靈正在香港人頭上徘徊不去。

目前對文革研究最齊全的是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三大卷鉅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內地自由行識貨之人不少，來港不會選購老作八卦書，他們必買的兩本作品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另一本就是一套三冊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前兩冊曾在內地經刪剪後出版，而第三冊則無法面世，最後在香港成功出版。

此書的重要性，是脫離了中共官方為文革的定調，共產黨對全國動亂草草總結，視為毛的晚年錯誤及四人幫奪權陰謀。作者由五十年代的合作化運動到大躍進、蘇共批史太林等事件一直到1966年為止，逐條分析對共產黨黨內鬥爭的影響，歸納而言是毛澤東力推的許多政策，在實際中引發了大量問題，「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對這些問題仍然存在實質性的不同意見，自那以後，這些不同意見持續了很長時間並日趨嚴重，也正是在這些不同意見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許多種子」。執政黨的政策分歧，何以會變成全國動亂？今天英國保守黨領袖對是否脫離歐盟一樣有嚴重分歧，但他們會通過黨內一套公開透明的政治程序去解決，不會變成全國動亂。作者指出共產黨的問題是黨內根本沒有制度化的程序處理權鬥，他們用「意識形態」去合理化權鬥，這接近伊斯蘭神權政治模式。權鬥的勝利者，一定表示自己是黨意識形態最忠誠的捍衞者，而失敗者則是違背了黨的意識形態。

黨內權鬥影響全國

在民主國家因多黨競逐，黨內權鬥對政府及全國影響有限，因為若太離譜黨員會反彈，選民會離棄，但在一黨專政國家，黨國不分，黨內殘酷的權鬥，會以政府公共政策來做注碼、理由、藉口。毛推動合作化運動過急影響農村穩定，本來就是一場政府公共政策辯論，可以公開討論及檢討，但在共產黨體制下，卻變成意識形態鬥爭，被視為是否違背毛澤東思想，甚至是反黨反革命行為。共產黨本質上傾向擴大矛盾、激化鬥爭，以此打倒反對者，維護不容挑戰的獨裁領導地位。

內地對文革動亂一直含糊其辭，正因為他們了解到一旦否定文革始作俑者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這面意識形態旗幟，最後等如否定共產黨一黨專政黨國不分的管治模式，所以為求繼續壟斷國家權力，求求其歸咎於毛晚年糊塗就算數。而隨着文革遠去，現在更反過來正面宣傳五、六十年代的毛澤東，認為不應以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改革前三十年。

毛澤東過去，不等如文革元素過去。意識形態掛帥，擴大矛盾，以鬥爭方式鞏固權力，將權鬥引入公共政策、引向社會，將群眾拉入政治鬥爭之中，鼓勵群眾內鬥，這些全是文革動亂的根本元素。香港人只要想一想，這幾年為何香港變得陌生，不再是大家熟悉的地方，為甚麼大家都擔心社會將爆發大規模騷亂，為甚麼當權者會對港獨分離主義運動出現是如此興高采烈，不斷誇大其辭、不斷宣傳破獲武器庫？香港為何無端被推入動亂邊緣。

五十年前，內地文革直接催生香港最血腥的暴亂，五十年後，文革的幽靈仍在香港人頭上徘徊。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國棟
美術：黃創泰

鄭志文 - 對窮人更不公平

明報   2016年2月26日 

商業社會令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因為政策由既得利益者制訂，只要將遊戲規則改到更不公平更不公義，窮人叻到曉飛都無法飛出貧窮囚牢。

愈窮的人花在食物的支出比例愈大，得到的愈少。試舉一例，中產階層可用盡超級市場優惠，要是用A信用卡消費500元有60元現金券就用A卡，另一超市宣傳用B卡有優惠就用B卡，以至網上購物格價等，但窮人不能用這類方法省錢。

基層市民原本可在街市購買價廉食物，然而，政府和領展不斷趕絕小販，進駐街市的就變成要賺大錢的集團，同樣趕絕窮人。有些基層聚居的街市物價昂貴，如天水圍和東涌的，卻不見區議員關心。

以前的窮孩子可憑優異成績考入名校，現在的名校大多轉為直資。教育制度冷待歷史和文學，某些教師虛偽得令人齒冷……學生根本看不見前景。當然，我希望我錯，還望有識之士展示社會還有公平公義，更望有人可以證明香港還有希望。

現在的最低工資時薪未必夠買一斤菜，露宿者不斷增加，因為有工作都租不起地方住，政府只派人淋水驅趕……這樣的遊戲規則就是窮人的桎梏，賺盡上下幾代錢的人應該很高興吧。

drcmcheng@yahoo.com.hk

趙崇基 - 有恃無恐

明報   2016年2月26日 

大學校委會面對一個有法理代表，卻不聽話的學生委員，沒有選擇面對，沒有選擇溝通，而是乾脆將他趕出門外。如今做教育真容易，學生有反對意見，不聽教聽話，趕出班房了事。

有教法律的校委，質疑決定不合程序公義，校委有沒有權力要求學生另簽協議？到底如何要求學生保障其他校委安全？為什麼只要求一名委員簽署？沒有答案，投票照舊，學生照趕，這算不算另類暴力？

這是制度的暴力，在一個委任制度下，大多數人所行使的暴力。正如今日的議會，大多數民選議員的一票，永遠受制於小圈子選出來的議員一票，公義不彰，市民卻吹佢唔脹，因為制度傾斜，讓他們人多勢眾，於是，他們更竭力維護這種制度。

好了，有人希望從源頭根治，走出來反對這種不公平制度。你動口，說之以理，充耳不聞。你動腳，走上街頭，罵你阻人搵食。你動手，他更大條道理，罵你暴力。至於他們不跟程序，不依法理，用制度行使的暴力，卻可以不理。

這個城市，本來可以成就一個相對的公平社會，靠的就是一種互相制衡的體制，當這種制度被人有心破壞，變成一面倒，變成一言堂，香港，很快就可以真正回歸，變成一個人治社會。

當電視台變成代言人，用繁體字或簡體字，不必再以香港市民為依歸，因為已經變成獨家。當一個個街市也變成獨家，與兩大超市沒有分別，市民被迫買貴菜，因為背後都是大集團。

不能制衡的制度，制度張開的保護傘，讓這些既得利益者，變得有恃無恐。

derekee@gmail.com

黃國鉅 - 民族與本土之間 盧亭是……

2016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盧亭》首演的時候，佔領運動山雨欲來；《漁港夢百年：第一部曲》演出的時候，佔領運動陷入膠着，而到了現在《漁港夢百年：第二部曲》排演的時候，又碰上旺角騷動。這些或許都是巧合，但我相信每一部作品都有其時代的使命。

《盧亭》和《漁港夢百年》的時代使命，當然不止是這些巧合，而是因為創作過程扣緊了今日香港一些炙手可熱的議題：本土、自治、命運自主、獨立。它不是要純粹把香港的歷史事件再講一次，而是探討一個問題：香港的主體意識如何產生？香港人何時意識到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從1941年到1997年，即《漁港夢百年：第二部曲》處理的年代，可以說是最決定性的時代。因為從1841至1941年，即《第一部曲》的時代，香港只是「初入夢鄉」，就如荒漠裏突然有人開拓了一個綠洲，三教九流的人來這裏碰運氣，老套的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直到辛亥革命前後，這個漁港突然在大中華的歷史命運裏找到自己的角色，於是熱烈支持革命，甚至掀起省港大罷工，中國和香港，心氣相連。

民族主義掩蓋民主自決

但是，最決定性的，還是日本侵略。這場突如其來的噩夢，一來讓香港與大陸同病相憐、命運相交，更勾起另一種民族主義：辛亥革命之後的愛國主義，就像六四之前的香港，是對「祖國」重新點燃新的希望，是正面的民族主義；日本侵略，卻帶來所謂反面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從來需要共同敵人來團結內部，而日本，就因此成為恆久的假想共敵，延續至戰後整一代人。

無論是上一代超過60歲的香港人，還是從中國來香港的移民，對這段歷史，都有共同的記憶，共同的結論：「我們必須有國家，國家必須強大，才不會被人欺負。」這種意識甚至主宰了早一輩香港的「民主鬥士」，司徒華就是當中的表表者，只要看看他的自傳《大江東去》，就會發現，其實他首先是個民族主義者，之後才是個民主主義者，再加上70年代出來的學運分子，大多受左派反殖思想影響，兩種思潮一拍即合，於是80年代決定香港前途的關鍵時刻，當時比較能代表香港人發聲的民主鬥士，卻以「民主回歸」的口號，讓民族主義掩蓋了民主自決。

重新思考「本土」在歷史的意義

當然，如果我們用雨傘運動的「命運自主」這句口號，來質問當年的人為什麼沒有主宰自己命運的意識，當中牽涉到一個歷史哲學的問題：我們是否以當今的歷史意識和觀念，去看之前一段這些意識或觀念還未出現的歷史？這詰問是否公平？

這問題，不用讀黑格爾，也可以明白。例如「中國」歷史的所謂商周時代，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中國」，但我們仍會以「中國」這個概念去理解這兩個「中國歷史」的所謂「朝代」。同樣，對於1841年或1911年的香港人來說，「本土」、「主體」、「自主」，甚至「香港」這些概念可能還是陌生，卻是因為現在這些問題的有口皆議，我們才以這些觀念回頭看自己的歷史。當然，80年代的香港沒有本土論、城邦論，但我們仍可以用這些理論的角度和問題意識，重新思考所謂「本土」在香港歷史的意義，這也是《第二部曲》的一個重要任務。

香港人集體身分的神秘象徵

而《第二部曲》裏面的盧亭，就是身處於民族、民主、本土這些力量的拉扯之中。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歷史必然，這十年間，盧亭成為香港人集體身分的神秘象徵。從97年何慶基在這個象徵性的年份舉辦的盧亭展覽（我當年也有看，也受到其啟發而創作《盧亭》戲劇系列），到我自己的《盧亭》和《漁港夢百年》系列，甚至最近周星馳的《美人魚》也跟盧亭扯上關係，更有人把我的盧亭跟《美人魚》相提並論。（按：參看2月21日《明報》Lo的文章「美人魚與盧亭的不同下場」）盧亭對香港人身分的象徵意義，講三天也講不完，堪稱瑞士精神分析學家榮格（Carl Jung）所講集體無意識的原型（archetype）。但這裏我只想拿一點來講講：盧亭作為大嶼山的原住民，如果他因為被壓迫而像今天的本土派那樣，變成本土主義者，那麼他所謂的「本土」，是只有大嶼山？還是整個香港？正如上面歷史哲學的問題一樣，在二三千年前，盧亭一族早已經在大嶼山落地生根的時候，根本還沒有所謂的「香港」，要這個盧亭本土派意識到要守護「香港」，不只是不合時序（anachronistic），更是過分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謂的本土只是指某塊土地，背後沒有任何的文化價值觀支撐，那麼這種貨色的本土主義，只是土著主義、部落意識。如此，若盧亭是個高層次的本土主義者，他的「本土」，應該包涵整個香港以及背後的一些所謂的核心價值。這種所謂本土主義與普世價值的矛盾，在《第二部曲》裏盧亭最後的一段台詞充分表達了出來：

「法治、民主、自由、自治、國家、憲法，選舉、政治，所有呢啲嘢，對我有乜嘢意義？本來對我冇意義嘅嘢，點解逼到我要有意義？世界點解咁殘忍？點解要逼我學人類嘅文明？我原本就係自由自在，點解要我連基本嘅自由都要爭取？呢啲係咩文明？呢個係咩世界？」

一九九七年的盧亭，還沒有答案，今天我們在旺角騷亂之後，還在尋找答案。

文：黃國鉅

圖：天邊外劇場、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culture@mingpao.com

《漁港夢百年》第一部曲之初入夢鄉，從1841至1941年，就如荒漠裏突然有人開拓了一個綠洲，三教九流的人來這裏碰運氣，老套的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圖：天邊外劇場）

《漁港夢百年：第二部曲》處理的年代，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從1941年到1997年，可以說是最決定性的時代。（圖：天邊外劇場）

《漁港夢百年：第二部曲》演中國人的林王。（圖：天邊外劇場）

周星馳在拍攝現場落筆示範的半人半魚圖，讓內地影評人解讀盧亭和香港意識。（圖：資料圖片） 

世紀．Umberto Eco：告別不告別：安伯托‧艾柯

明報   2016年2月26日
 

2月19日，文學界殞落兩顆巨星：意大利文學家、學者、《玫瑰的名字》作者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和美國作家、《殺死一隻知更鳥》的作者Harper Lee分別離世，同一天兩則惡耗讓讀者們打擊不少。於1980年寫推理小說《玫瑰的名字》而成名的艾柯不敵癌症摧殘，於當地時間19日晚病逝米蘭家中，享年84歲。

既為國際知名語言學權威、符號學家、文化評論家、哲學家、中世紀史學家，同時長年替報章雜誌撰寫幽默諷刺的專欄小品，艾柯亦是散文家和小說家，雖然他笑說小說只是自己在周末喜歡寫的東西，他是少數評論和小說同受全球讀者喜愛膜拜的公共知識分子，《玫瑰的名字》曾於世界各地有20個翻譯版本，售出超過1600萬冊，1986年被改編成電影。

博學多才的艾柯擁有豐富多面的興趣，研究的範圍從占士邦至網絡文化，一生孜孜不倦寫作，雖然到了1980年才出版第一本小說作品，因為有着「敘事的衝動」，艾柯10歲已經開始寫小說。上一部小說Numero Zero於去年出版，意大利媒體稱，今年稍後將會出版艾柯最後一本小說作品。意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把他形容為「非常出色的歐洲知識分子，結合了過去的智慧及無窮無盡去掌握未來的能力」，又說：「失去他是文化的一大損失，我們將會想念他的寫作、聲音、尖銳生動的思想和人文關懷。」

常常被指需要寫出更簡易的東西讓更多的讀者理解，2011年，當年79歲的艾柯接受英國《衛報》訪問如此回應：「只有出版社和某些記者相信人們想要簡單的東西，他們其實厭倦了簡單的東西，他們希望被挑戰。」他討厭記者問他為何受歡迎：「我覺得被冒犯，就好比問一個美麗的女人為什麼所有男人都愛你，很簡單，因為我漂亮。」

艾柯與其他學者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其出色的幽默感，成了他的「標誌」。1995年接受雜誌訪問被問到喜歡閱讀什麼書時，他這樣說：「我喜歡看容易的書，能讓我立刻入睡。」1932年生於意大利北部皮蒙省，艾柯從小接受天主教教育。讀大學時，他原本遵從父親意願在都靈大學攻讀法律，但隨後輟學，不顧父親反對改修中世紀哲學及文學。1950年代晚期，艾柯發展符號學相關研究，把符號學定義為「語言的哲學」。1971年，艾柯為波隆那大學第一位符號學教授，其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等多所一流學府任教。直到2000年，艾柯獲頒了多達23所大學的榮譽學位，2000年在西班牙奧維耶多領取了有「西語諾貝爾獎」稱號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

文．洪婉明／編輯．袁兆昌／ mpcentury@mingpao.com

黎廣德 - 高鐵撥款：循環再用的愚民偽術

2016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政府申請高鐵超支撥款本周進入關鍵時刻：儘管政府在過去多次立法會會議上均無法解答議員提出的質疑，但運房局長張炳良仍然堅持在2月底批出196億元追加撥款，究竟財委會代主席陳鑑林會否在民情洶湧之際，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剪布」，實屬疑問。

殷鑑不遠，只要對比2010年初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時的形勢，便明白今天政府其實是重施故技，把5招「愚民偽術」循環再用，連不少建制派議員也開始心寒，恐怕「跟車太貼」，到了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時會車毁人亡。

第一招：失憶

政府官員最希望港人善忘，把政府過去6年連番失誤的混帳拋諸腦後，他們才可以大言不慚地站在議事堂中，不提超支延誤的官員責任，只說追加撥款若有延誤便是議員失職。

遠的不說，約3年前有揭弊者向傳媒提供高鐵內部文件，證實港鐵高層隱瞞工程延誤，當時政府矢口否認。直至去年初改口，責成港鐵重新評估預算，並且會追究港鐵管理不善的責任。於是一連串蒙混過關的戲碼陸續出場：找專家進行3場「獨立」調查，提早終止港鐵工程總監和行政總裁合約（但巨額分手費由市民支付），並在2014年中由港鐵確認造價從650億元上升至715億元。這還不止，現在要追加撥款196億元，因為港鐵願意承擔的「封頂價」是844億元，所以一分錢也不能少。

這些工程金額的估算，都是由已被證實估算失準的港鐵「專家」和已被證實監管無方的路政署官員合作炮製出來，未經任何並非港鐵或政府聘請的獨立第三者核實，便要立法會議員「硬食」：政府要錢多少便批准多少。如果這種事發生在稍有規模的上市公司，獨立非執董必定集體辭職，以免將來被追究時水洗不清。

可是政府官員堅持失憶，還要議員和市民配合失憶。伸手亂要錢的人理直氣壯，拒絕亂批錢的人受千夫所指，旁邊還有一起扮失憶的建制派議員，不僅沒有為當年鑄成大錯向市民道歉，更「聲大夾惡」諉過於人，實在蔚為奇觀。

第二招：推搪

6年前公共專業聯盟和泛民議員指出「一地兩檢」是死結，根本沒有合法可行的解決辦法。當時運房局長鄭汝樺左支右絀，僅說「一地兩檢」是技術問題，必要時高鐵通車初期先實行「兩地兩檢」，但又無法解釋為何冒效益低劣的風險還要興建高鐵，說穿了就是一味推搪。

去年底梁振英和袁國強承認兩項過去一直迴避的事實：一是沒有「一地兩檢」高鐵不可行；二是不容許內地公安在港執法「一地兩檢」不可行。把這兩項加在一起，坊間盛傳的陰謀論就是確鑿的事實：特區政府硬推高鐵就是硬要港人接受公安在港執法。

經過銅鑼灣書店五子「被失蹤」事件，香港人都明白容許內地公安在港執法等同踐踏一國兩制，而這正是袁國強仍然想遮掩的第三項事實：容許內地公安在港境執法，必然要扭曲《基本法》。試想，基本法並非什麼「哥德巴克猜想」之類的數學難題，從訂立至今正文部分未改過一筆一劃，過去6年都找不出合法方式容許「一地兩檢」，為何明年會突然找到辦法？唯一方法就是北京與特區官員聯手扭曲基本法，把黑說成白，然後由人大釋法強迫港人接受。

很不幸張炳良正沿用鄭汝樺的推搪手法，為了避免揭開不堪入目的底牌，今天堅稱沒有具體方案，但深信可找到「符合基本法」的解決方案。6年前的同一番話再次重複，難道真要把港人當傻瓜？

第三招：迴避

2009年中公共專業聯盟成立「新高鐵專家組」，提出以錦上路站作為高鐵總站的另類方案，工程量較西九總站方案減半，成本節省300多億元，並且省時受惠的人口更多。當時鄭汝樺安排了港鐵和路政署官員與專家組7位成員會面，首次會議上港鐵工程高層相當合作，同意雙方交換技術資料一周後再見面。誰知過了兩天政府發出新聞稿，表示拒絕研究，斬釘截鐵說錦上路方案不可行，隨即發動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要求立法會加速撥款，否則無法配合內地高鐵2015年通車時間表云云。

如今看來，政府當年不是擔心錦上路方案不可行，而是錦上路方案太可行，足以令市民加入反對政府行列，所以務必快刀斬亂麻，迴避任何認真研究。

對應今天政府用844億元續建工程，民間早已提出「高鐵變身」方案。高鐵工程過去6年來創造的最大資產是位處西九相等於兩棟國金二期的地下空間和石崗27公頃已回收平整的發展用地。幾十年樓齡的工廠大廈也可以翻新改建作酒店商廈，為何還未建好的高鐵資產不能變身轉型作商場房屋或其他公共用途？

根據中文大學姚松炎副教授推算，改建方案的經濟內部回報率為11.5%，比續建高鐵的回報率4%高出近兩倍。導演蔡錦源和覺醒配音組製作了《停建高鐵 抱緊自由》短片，一天內有近10萬人觀看，正好顯示出不同用途的各種可能（觀看短片及參考「高鐵變身」方案，可到 http://www.facebook.com/changetrack ）。

梁振英政府繼承曾蔭權政府的迴避態度，拒絕對停工改建作任何研究，更不惜白紙黑字撒下彌天大謊，在呈交立法會的文件上表示「倘若全面放棄高鐵項目，650億元的委託費用將會白費」。

第四招：抹黑

2009年鄭汝樺為了令市民對錦上路方案死心，不惜花公帑在媒體上散播似是而非的信息，例如誇大錦上路需收地的面積、訛稱列車編排會引致相撞等等。一般對技術細節不甚了了的市民，自然心生疑慮，加上一般記者亦欠缺分辨真偽的技術知識，只好偏重報道政府提出的疑點，反正民間團體無法自資聘請獨立顧問推翻政府謊言。如此這般，政府便達到抹黑目的：它毋須取信於民，只需散播疑團。

正是利用同一套抹黑邏輯，港鐵主席馬時亨甘當政府馬前卒，到處散播歪論。第一招是「失業論」：一旦高鐵停工，將會有7000名建造業工人及工程師失業；第二招是「災難論」：一旦出現停工，一定是「災難性的決定」，即使將來再通過撥款，都是另一個「災難性的決定」；第三招是「笑話論」：因為高鐵項目涉及許多國際級承建商，來自法國、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日本、韓國等，停工肯定成為「國際笑話」。

這些爛尾恐嚇經不起任何推敲，例如高鐵停工不等於工程停頓，因為隨之而來的改建工程，無論是興建全球最大地下商城、文化城或石崗新城，均需大量工程師和勞動力，豈會欠缺就業機會？但馬時亨在大庭廣眾說得煞有介事，隨後有官員和議員推波助瀾，林鄭月娥說倡議改建是「不負責任」，主流媒體天天報道，這樣歪理便看來合理。

對於高鐵變身方案，只要市民不認真思考、社會不認真研究，政府抹黑工程便大功告成。

第五招：橫蠻

即使上述4招無法奏效，政府的最後殺手鐧就是倚仗扭曲民意的政治體制，利用建制派的議會優勢數票硬闖。當然政府需要為霸王硬上弓付出政治成本：6年前鄭汝樺通過撥款時引起激烈抗爭，她當時可能以為硬闖過關後便一了百了；誰知支援菜園村的抗爭逐步演化為青年人反思城鄉矛盾，以至近年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運動，包圍立法會的經驗加速了社會運動激進化的演變。這些都是政府當初意想不到的代價。

梁振英政府的橫蠻姿態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政府繞過工務小組令高鐵撥款議程直上財委會，以至由建制派議員擔任的財委會主席用盡權力「剪布」，都是前所未見的舉措，充分反映了梁振英和林鄭月娥的人治思維，視程序公義如糞土，正是特區禮崩樂壞的根源。

守住底線 拒絕愚民

相信全港沒有多少人觀看立法會審議的電視直播，因這已成為高危活動，如果看上半句鐘，很難按捺得住摔破電視機的衝動。

就以路政署長劉家強的答覆為例，他說不能透露政府預留了多少錢應付索償，否則港鐵與承建商談判時會「蝕底」。任何工程經理都明白，承建商聘用大批專職索償工程師，就是要找出索償依據，能夠索償的空檔必定入紙索償，根本不會考慮政府預留多少錢。另一邊廂，港鐵作為項目經理根據合同對索償金額有絕對決定權，根本沒有什麼「談判」，項目經理的唯一考慮是自己決定太離譜時會激發承建商進行仲裁或訴訟，可能得不償失，這也與政府預留多少錢無關。一位署長級官員用任何行內人都能看穿的空話敷衍議員，說明梁振英政府的愚民手段已成為管治新常態。

又例如莫乃光議員追問經濟效益和營運盈利的問題，原來EBITDA（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計算與50年經濟回報900億元，均以2009年已被確認錯誤的估算方法，隨便加入通脹運算就寫入文件。對於屬營運期最大開支項目「維修保養」的估算細節，港鐵推說因為未獲授權營運，所以無可奉告。莫乃光再三追問，才發現所有估算都是由政府單方面以舊方法「估上估」就放入文件中。

這是今天官員和港鐵代表的寫照：表情嚴肅、態度輕率、內容空洞，他們就憑藉這些手法要求立法會批出196億元撥款。對過去失憶、對未來推搪、對現狀迴避、對異見抹黑、對程序橫蠻，就是特區政府一次又一次循環再用的愚民偽術。

由此觀之，高鐵撥款應否追加，已經不止是經濟效益高低的判斷，甚至超越公安入城損害一國兩制的考慮。高鐵撥款一旦通過，等同香港社會認可這套愚民偽術，恐怕政府將來會變本加厲，把香港推向「無底線」的管治災難。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無妄齋訪問戴耀廷：談雷動計畫、暴力抗爭與港獨

本土新聞   2016年2月25日

Vic：文章很長，但頗值得看。看完對戴先生重新生一份敬佩，尤其敬佩他在許多人對香港感到絕望之際，仍然能夠冷靜地分析局勢，堅韌地在困境中奮鬥。

以下摘錄若干內文，全文請看本土新聞。

無：聽過以上論述後，我腦海浮現兩個問題。一、各政黨都有利益盤算，彼此有基本盤，未必有誘因（Incentive）驅使大家協商。二、自政改方案爭拗以後，即使泛民內部也存有不少猜疑，由是產生二月補選，加上佔領後無論在政黨以至社運組織，甚至民間經撕裂後互信陷入低谷。你認為純利益計算的「雷動計畫」，能否打動他們？

戴：要製造誘因，所以一定要爭取議席奪半。若然祇是爭取幾席增長，沒有意思。誘因既有短亦有長，奪半後整個政治局面會徹底改變。以前建制掌控行政、立法權，而奪半以後，雖未至於全然取得立法權，但某程度上可以增加立法權力，添加政治籌碼，政治空間更大。或者我們不作協調，在如今局面，「攬炒」機會很大，名單一多勢必票源攤薄，隨時每區失掉一席，如是者僅剩餘15席地區直選議席。若然再加上功能組別或超區有任何閃失，就連1/3都保唔住，然後順理成章通過政改，接著「普選」特首，那麼議會之路就完結了，無事可為，最終祇可以回歸街頭抗爭。

但除非你有信心在街頭可以……在任何抗爭行動，僅靠一條腿走路，一定不及兩條腿走路好，我覺得沒有理由要犧牲一條腿。我並非否定街頭抗爭（和平非暴力與暴力）的作用，而是任何抗爭運動都要用盡各種路徑，無理由自廢武功。現在各自為政，結果可能廢掉議會進路的的時候，也許拆掉一條道路，剩下街頭。

無：教授在文章或訪問中均用「非建制派」形容新的政治聯盟，為何會強調非建制非暴力？

戴：這也是出於利益計算。在香港現實政治處境，在計畫中能放置爭取最多選票的人，是純粹的推算。你清楚我使用的字眼，我並非「反對暴力」，而是「不贊成暴力」，就是說我不會使用暴力，但你要動用的話，我無法阻止的嘛，你可以繼續使用。但從一個計畫出發，我要發揮最大效益，若然計畫中有人加人令另一班人離開，我就要計算究竟入的多還是出的多。而228亦會清楚瞭解，如果本民前手握20,000票的時候，大家就要考慮，那條線究竟要劃得多遠。你一下子將他們劃走，結局是你手上的票也會削弱。當然如何劃線是由參與者商議，加入計畫的，你情我願自然無話可說；但如果無票在手，想加入也沒有人「受你玩」，是罷？選舉講究實力，你沒有政治實力，講得再美好，又有甚麼好談？

旺角一役也是理性行動

無：本民前主張以勇制暴，武力抗爭，假設被選入議會，他們表示會運用一切可行的方式中止制度暴力。你覺得街頭組織走入議會，是否一種矛盾？

戴：我覺得稍有矛盾，不過矛盾的事，全世界人都在做（笑）。我可以指出你矛盾，但我不可能說「你不能做」「你不應做」，你成功你，我就必須承認（Recognize）你。梁天琦若取得逾二萬票，你又不肯商談，或者我方覺無謂傾談，我也要計算你的二萬票，我要承認你的存在嘛！你既有機會獨力取得一席，那我們籌備名單就要減少一席，預留一個位給本土派。我就算說你矛盾，這毫不重要（Insignificant），因為不管我怎麼認為，你照做不誤。

無：換言之你是實力主義，用政治實力判斷政治勢力的確認（Recognition）？

戴：政治實力就是確認。道德層面的論述呢，自然會講，但道德論述都是策略，也是剛才提到的市場。你的市場需要你作出道德論述，你就因應而行。我個人有道德標準，我不會施行暴力，包括從實質考慮或者個人層面，但你做了，我不可能否定你的存在。我可以譴責（Condemn）你，但我必須承認你，你有二萬票，我怎可能無視你？我否定你是我「傻仔」，但反過來梁天琦僅得幾千票的話，那麼對不住了，你的理想再崇高，我也要無視，因為你欠缺實力。

我明白何以會發生初一的事情，這件事我也不覺得是由本民前策劃，但是由去幫助小販然後轉化成行動，確有增強自己政治實力的作用，而選票就反映實際增幅。是以你看到網上的文宣，本質就是哀兵、博取同情，以「呀大家出嚟頂咗磚頭嘞頂咗棍嘞，呀都係要投畀佢哋嘞」之類語言打動選民，也是用回當年「佔中」那招－博同情。行動不一，但拉票方式雷同。

無：另一方面，你提到激進甚至武力路線，及和平非暴力路線，是平行（Parallel）發展的。這也是自三年多前「和平佔中」伊始已經思考的問題，回顧美國50-60年代民權運動，既有Martin Luther King, Jr.堅持非和平路線，同時亦有Malcolm X之類－並非徹底暴力，而是主張「一切必須方法」（By any means necessary）……

戴：有需要就使用，不需要就不動用，絕不無端運用，而是理性（Rational）使用。

無：那麼本港的非暴力人士將暴力描述為非理性，然後對武力抗爭者加以譴責，會否與MLK的做法相反？他雖然主張非暴力，是一種包容，理解地同情暴力……

戴：我想Martin不是很包容到Malcolm的，不過我明白你意思。你可細閱我之前撰文，都是寫「暴力抗爭者理性地使用暴力」，我覺得這是常識。使用暴力是一個理性決定，所以我就算譴責，我也不是指責非理性，而是理性地支持暴力或認同用暴力。但我可能倒過來問：本民前，是類似Malcolm的說法－有需要就實行，但如果運動中出現一班人衝進商店搶掠，暴力抗爭者會否贊成？這些已經不是抗爭者，而是逢人就打，完全非理性的暴力，一個利用這種混亂時機去搶掠的人，相信本民前亦不會贊成。Malcolm都不會贊成群眾去搶掠，即使是搶掠也必須為滿足（Serve）抗爭目標，因為若然淪為一種任意式行為，就已經不是抗爭，而是打劫。

無：這樣說，你覺得旺角一役也是理性行動，是針對政權。

戴：顯然如此啊！現場有沒有人目睹他們衝入任何商店呢？沒有嘛。認真說，就算衝突畫面不雅觀，但過程中有警察跌倒，示威者所謂的「襲擊」，也是有「就住嚟」的……如果認真的話，早已打死人了。所以我觀察見到前線抗爭者是堅守一條道德線，這條線就是－他們是抗爭者，而非一班四處搶掠的暴民，梁振英卻想引導公眾覺得抗爭者是這類人。所以我向來形容他們是「暴力抗爭者」，我不贊成暴力抗爭，但你們的身份是抗爭者，而不是一般暴徒。

無：即是說你劃一條線譴責，也是策略。

戴：這個也許無關策略，而是本質必然出現，暴力與非暴力抗爭兩條腿走路，但共通點是雙方都屬抗爭者。我想暴力抗爭者不會贊成甚至站在搶掠者的一方，使用暴力的不一定是抗爭者，用暴力的人可以是搶掠者，而暴力抗爭者不會搶掠，而是透過暴力達到抗爭目標，所以話說回來，之前有點取笑暴力抗爭者似乎都「好道德」，事實上暴力抗爭者他們有道德線，不會毫無道德，不過那條線與非暴力抗爭者的不同罷了。｝

無：何以提及民權運動，是因為我認為你可能不同意MLK有包容，部份公開場合甚至有非議過Malcolm，但大體上就是各有各做，公開譴責相對地少。另一方面亦同意，武力抗爭會出現新路，同時為和平抗爭開拓新途徑。可惜至今所見，除了譴責暴力以外，非暴力抗爭者並無作出任何反應。

戴：現在我就推行「雷動」嘛。雷動就是帶來實際……因為香港現實處境裏面，試想，你可以做甚麼帶來實際效果？非暴力抗爭79日佔領，要做的都做完了。你還有甚麼可以嘗試？你可以做的，已經是「做Show」多於實際。我同意暴力抗爭者開了新路，學術上我們叫Radical Flank Effects，由暴力所帶來的一種邊緣效果，能夠產生一種非暴力的進路，而應用於我的計畫，實際帶來的果效就是取得一半議席。將票集中成事，才能帶來實質變革（Actual Change）。現在談暴力抗爭，我不知旺角事件式的衝突何時再爆發，今次也許再激烈點，甚至延續多一天，可惜最後也會是全數抗爭者被捕。你能否在短期內帶來Actual Change？你能否說在6個月內帶來革新？雷動計畫就可以，如果成功的話。

港獨：並非大不韙，要看時機

無：以上提到「建國」之類，估計教授有嘗試瞭解部份本土派主張。其實你對港獨主張有甚麼看法？

戴：我之前都有寫過文章，對我而言，港獨並非甚麼大不韙的事，問題祇是如何達成。我看過一些論述是要令香港「有咁亂得咁亂」，北京大力鎮壓，國際社會干預，那就是建國機會。這類建國路徑，如何用暴力方式建國？當然不是直接暴力建國，因為你沒有可能勝過共產黨的武力，而是令香港要多亂有多亂，北京鎮壓，鎮壓後全球譴責，可能由聯合國接管香港等等等等……我們是否太天真呢？你覺得這種講法，全世界會這樣回應嗎？譴責完北京之後，還是照做生意。所以我不認為這種方式建國機會有多大。

這樣說始終有點大中華味道，就是香港局面與中國局面分不開。好早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引述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論述中國崩潰。我並沒有就分析對不對評論，我的講法是假設沈大偉的分析正確，中國共產黨未來倒臺的時候，香港怎麼辦？那時就是建國的時機，也可能到時是香港被迫要建國。因為當中共倒下，中國一定陷於四分五裂，要保住港人利益，就要爭取國際認同。現今要做的工夫就是令國際認同香港是一個獨特的身份，所以我是完全支持香港人身份（Identity）的。然而「香港人身份」與「香港屬於中國一部分」兩者並不排斥，但如果發展到一個階段我們需要建國，就讓其自然發生好了。問題是，我們是否準備就緒（Readiness）去實行呢？這涉及兩個層面：主觀的，香港人的自我主觀意識，然後就是國際層面的肯認（Recognition）。未來日子是兩邊都要努力，既要去讓國際社會認同香港人身份，亦需自我建立這種身份。而這些我並無特別原則上抗拒。

無：你提到香港愈亂愈好，然後待政府鎮壓。想起最近觀賞的《Winter on Fire》，二０一三年的烏克蘭，與香港似曾相識：由起初純潔的學生集會，被描述為「和理非」嘉年華，直至第九日特警出現武力掃蕩，他們繼續和平集會，但開始建立防守機制，往後甚至發展為佔領區建立防線，卻仍被特警毆打拘捕。之後人民不僅開始不耐煩，在血淚中夾雜悲憤心情，佔領街頭廣場多天全無進展，然後他們受不了，開始武裝自己，其中有受過軍事訓練的人訓練群眾，不但防禦升級，甚至武力還擊，反衝擊特警攻勢，發生如旺角黑夜一般的擲磚。特別部隊更大打壓，死傷枕藉。另一支「和理非」隊伍受到感召而出現，手無寸鐵地遊行到公園，結果慘遭屠殺，全國沸騰。當時議會內反對派不僅無所作為，甚至幫政府講說話，勸退集會民眾。這種狀況令我感傷，不是在武力反抗程度，而是由和理非的無力過渡至武力反抗，處境何其相似。

戴：還是有處境上的不同。俄羅斯之後也入侵烏克蘭，但抗爭過程中俄羅斯仍然未能介入烏克蘭的事，所以事件本質就是烏克蘭政權的事。如果我們沒有北京在後，僅是反對梁振英政權呢，根本不需要發生暴力旺角，僅需兩傘的規模已經將他推翻。我們的困境是背後有強大的北京直接介入政局，反而引用匈牙利的一九五六年革命及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當時蘇聯在幕後的情況更為貼切。

除非出現一種局面，未來中國本身因為內部問題，令其在國際以至內部問題上自顧不暇，那麼香港或可透過行動去達到這項目標，因為其時中共已無力干預香港事務。這是我覺得最大可能的存在變數，暫時未見出現，但我不排除呢種可能性，中國政權內部並非我們想像中穩固。是以我們一路觀察形勢，靜候時機，你自然可以抗爭升級。而有社會上有暴力抗爭者存在，Like it or not，他們準備了空間，我不會特別抗拒，而祇會說路線不同。而路線不同，在某些時候，是需要譴責你，這是策略性需要。

無：就是說，譴責也是出於If necessary。

戴：還有不妨回顧波蘭，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其實波蘭團結工會（Solidarity）早有實力推翻波共，但他們反而會勒住自己，因為深知推翻波共，結局祇會迎來蘇共。你寧願找個弱對手比強對手對陣，是以後來一段時間蘇聯出問題，他們就瞬間行動。如今的我們，實力遠遠不及當年的團結工會，那麼藉著「雷動計畫」成功，增強整個抗爭力量的協調效應，壯大抗爭力量，長遠而言積累5-10年時間，這段期間中共變化難以估計，可能差到一下子坍塌（Collapse）的地步，或者未至於此但陷入自顧不暇，我們就有反抗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就是提升香港人的自我意識，爭取國際認受。

還有就是，暴力抗爭者缺乏面孔（Face），代表人物甚少，不如和平抗爭有代表人物頻繁出現，國際可以注意到。現在是你沒有人，大家又不敢高調現身，因為槍打出頭鳥，你一出現就是被捕的命運，這也是暴力抗爭能否擴闊國際市場的考慮。如果用「雷動」的平臺，其實可以製造一些介乎於暴力與非暴力之間的人，例如起碼可以類似Malcolm X的人面世，代表某一類剛才你提到的路線，長遠亦可能擴大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