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為 - 香港政制是三權分立嗎？

2015年9月23日

【明報專訊】早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表示，香港的政治體制並不是實行行政、立法與司法的三權分立，而是中央政府直轄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此語一出，旋即引起各方爭議。其中，有論者說只有美國的政治體制才完全符合政治學對三權分立的要求（註一）；有說香港是三權互相制衡，而非三權分立（註二）； 亦有說我們不能說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有各自的權力，就簡單地歸類為「三權分立」（註三）。一時間，一個在政治學中甚為易懂的概念，落在香港具體政治環境中反而卻愈說愈亂。

權力分立的基本意義

我們常說的三權分立，英文為separation of powers，其實直譯應當是「權力分立」或「權力分離」，當中並無「三」的意思；但無論我們是說三權還是五權分立（註四），其目的和基本意義皆甚為明確：我們要防止統治者獨攬所有權力，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of powers）是非常危險的；當所有權力被一個政黨、一班人或一個政治領袖所壟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就危在旦夕，因此，權力必須分散而置，用以防止獨裁專政的出現。

這就是18世紀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提倡分權學說的基本理由。孟德斯鳩在《法意》（The Spirit of Laws）一書中指出，歷史說明任何人當擁有權力時，就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權，就必須施以有效制衡（註五）。孟德斯鳩說，每一個國家有三種權力：立法權、有關國際法事項的行政權，以及有關民法事項的行政權（即司法權）。若這些立法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手上，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掌權者將可為所欲為，甚至制訂和執行暴虐的法律（註六）。同樣道理，司法權也要跟立法、行政權分立而治。

美國制訂憲法的時候，就是參考了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明確訂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並互相制衡的政治體制。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Madison）就認為，權力集中永遠是自由的嚴重威脅。他說：「把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一手中，不論是一個人、數個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我們也可公正地稱之為暴政。」（註七）要防止暴政，就要把權力分散，並使權力與權力之間互相制衡。但麥迪遜同時指出， 孟德斯鳩的分權思想並沒有說三權需「完全分離」（"totally separate and distinct"）（註八）；相反，麥氏認為三權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連繫和融合」（"connected and blended"）（註九）才能達至互相制衡（"checked and restrained"）（註十）。

三權分立的原則

在政體設計和具體操作上，三權如何分立而又適度連繫以達至互相制衡，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做法。若從大體原則上講，有以下幾點。第一，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人事不重疊；例如，行政機關的官員不能同時是立法機關的立法者或司法機關的法官。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三權各自有獨立的產生方法；例如，行政首長和立法機關的議員是分別由獨立的選舉產生，產生方法互不相干。第三，各機關需要在一些事務範圍內交叉重疊，才能發揮互相監察制衡的作用；例如，行政機關有法案否決權或提案權，司法機關有司法覆核權（judicial review），立法機關有彈劾行政首長及調查行政失誤等權力。

三權分立同適用國家地方政體

明白了上述三權分立的原則，我們當可釐清一些誤解。首先，三權分立是容許三權在一些職能上重疊，藉此產生有效的互相制衡作用。其次，三權分立沒有三權平等的意思，它主張的是把權力分散和作出有效的制衡，三權分立是可容許其中一權享有較大或較多的權力；例如，依據美國憲法，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長、外交首長、三軍總司令，享有極廣泛的權力，但美國仍然是三權分立。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較大、憲政地位較高，便說香港政制不是三權分立。第三，三權分立的核心意思是權力分散和制衡，這適用於國家政體層面，亦適用於地方政體層面。例如，美國每個州也是三權分立的政體。我們不能說因為某地方政體不是主權國家，便說三權分立並不適用。

現代政治學所說的三權分立，大抵就是上述的意思（註十一）。今天，法律界在討論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時，他們所指的是司法獨立於行政和立法機關。在此狹義下，英國也可以說是奉行權力分立。但對政治學學者來說，司法獨立是既定的，他們更關心的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權力關係。目前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主要的政體模式都是總統制（presidentialism）、議會制（parliamentarism）或兩者的混合體（如法國）。在總統制中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權力和產生辦法是分立的，而在議會制中兩者則是融合的（fusion of powers），由立法機關產生行政機關。所以，在行政立法機關的關係上，英式議會制並不行權力分立。

香港政體明顯是三權分立

雖然香港特區不是一個國家，亦不是一個民主制度，但我們仍然可以問，特區的行政、立法關係，是傾向哪一種政制模式？從基本法的規定來看，香港特區的政體，明顯是三權分立，傾向總統制而非議會制或混合制的。理由很簡單：

第一，特區的行政和立法的權力是分散而置的，特區行政長官（及其他政策官員）和立法會兩者的產生辦法或權力來源互為獨立，各自以不同選舉或任命方式產生。

第二，行政和立法機關人事不重疊，例如，根據《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第4.1節，司長和政策局長均不合資格被提名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雖然特區政府的行政會議有吸納一些立法會議員這項安排，但這並沒有明顯背離三權分立的原則，因為行政會議只是為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的諮詢組織，沒有制定或執行政策的實質權力。

第三，特區的行政和立法機關在管轄範圍內部分職權重疊，且互相制衡。例如，基本法的第74條給予行政長官一些專有的立法提案權（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立法）及限制立法會提出法案的權力（涉及政府政策的立法提案須得行政長官同意），以及第50條說明「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可解散立法會。但與此同時，基本法第52條亦說明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則行政長官必須辭職。而第73條亦賦予立法會在行政長官嚴重違法或瀆職而不辭職時，可彈劾行政長官，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以上種種皆說明特區政體顯然是行政和立法互相制衡的體制。

第四，當然，特區司法獨立是另一符合三權分立的制度。基本法第19條訂明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第85條則規定香港的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院亦可透過司法覆核來制約行政、立法部門的行為。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由獨立委員會推薦，立法會同意，行政長官任命。但為確保司法獨立，基本法第89條訂明「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况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

因此，說香港特區不是三權分立，是混淆概念，不符基本法規定。鄧小平在基本法訂立前曾說過香港不搞三權分立是一回事，但基本法所規定的政制是什麼則是另一回事。北京官員和學者多年來都說，香港特區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我認為，我們只能說在基本法的政制規定中，有些機制（如行政長官提案權）是為了強化行政長官的主導作用而設，但不能因此說這就是有別於三權分立的行政主導政體。充其量是三權分立下偏向行政主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在基本法規定下，從來都是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分立而互相制衡，此基本格局一直未變。

註一：〈劉兆佳：「行政主導」或「三權分立」？〉，《端傳媒》，2015年9月18日，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5-opinion-lausiukai-separationofpowers/

註二：〈饒戈平：部分法官誤解基本法〉，《now新聞》，2015年9月15日，取自：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51005

註三：張志剛，〈糾纏三權「分立」 不如認清「分寸」〉，《經濟日報》，2015年9月17日，取自：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a38d566-7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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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例如，孫中山提出的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及考試的五權分立

註五：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ed. David Wallace Carrith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Book XI, Chapter 4.

註 六：同上，Book XI, Chapter 6.

註七：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 Clinton Rossiter（New York：Signet Classic,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3）, No. 47, p. 298.

註八：同上，No. 47, p. 304.

註九：同上，No. 48, p. 305.

註十：同上，No. 48, p. 308.

註十一：讀者若有興趣探究三權分立的意思和學說，除了可參考各本政治學入門教科書外，亦可閱讀M. J. C. Vile,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2nd e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安娜 - 楊德昌與侯孝賢交滙

紙上聲色    2015年9月23日

熱熱鬧鬧地談侯孝賢的同時，不如也談談楊德昌。這兩個台灣新電影的領頭人物，在創作路途上曾過有一個交滙點，那就是1985年的《青梅竹馬》。楊德昌的處女作《海灘的一天》備受讚賞，但他並不滿足，反而激發他要再進一步，用有限的資源去證明自己與一眾新銳電影工作者的真正實力。侯孝賢不但負擔了《青梅竹馬》一半的資金，還當上了男主角，與蔡琴合演了這部電影。

熟悉楊德昌的會知道他那種冷靜、抽離的目光。楊德昌其中一個最為人稱道的優點，就是他能以手術刀般鋒利準確的筆觸，切割出當代社會由政經環境至個人心靈狀態的面貌，勾勒出老幼貧富各類人物的缺憾與局限。《青梅竹馬》的主線是阿隆（侯孝賢飾）與阿貞（蔡琴飾）的情感起伏變化；阿隆經營舊式布店，家人都移居到美國，阿貞則在建築樓當特別助理。電影零散地描寫發生在阿隆與阿貞身上的日常事情，好像探望舊友、到卡拉OK與酒吧消遣、回家與家人吃飯等，從兩個主角散出枝葉，旁及三代人，既有傳統本土的文化亦見來自美日的海外影響。

難忘電影構圖

我總覺得《青梅竹馬》跟其他楊德昌的電影有點不一樣。寫經濟發展與物質豐盛所帶來的內心枯竭，寫現代化令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寫城市生活裏溝通之難，這些《青梅竹馬》有，《海灘的一天》與《恐怖份子》裏也有。相較之下，《青梅竹馬》再多一點的是人物在情感上真摯的表達與探索。這一點，我相信與侯孝賢跟蔡琴兩位非一般的主角有關——他們當時在各自的領域裏已具名聲，但出演電影主角還是頭一回。

侯孝賢與蔡琴本身的外形與氣態都是傾向質樸，他們都能夠散發直接而強烈的感情，這一點在講義氣行事衝動的阿隆身上不難看見，但即使是講究裝扮、刻意收藏心思的阿貞，我們也能窺見她的心靈是時常敏感地感受着身邊發生的一切。

我第一次看《青梅竹馬》時，深深烙印腦海中的是電影的構圖。從主題/內容上而言，楊德昌對角色的處境份外敏感（他們的經濟環境、階級身份及隨之而來的特性與限制）；同樣地，在畫面構圖上，楊德昌也格外注意如何在場景之中安放角色。那些窗框、門框、百葉簾的線條整齊地將畫面切割，遠景中由上至下平行並列的幾條長走廊呈現出抽象的線條美感——這一種形式上的雕琢大大提升了《青梅竹馬》的吸引力以及藝術水平，甚至有人因此以安東尼奧尼的電影與之相比。

不過，重看的時候，我覺得戲中最有力量的是兩個阿貞倚到阿隆身上攬緊他的肩膀的場面。第一次是阿貞跟與她關係曖昧的同事小柯見面後，回到家中，淡淡的問阿隆為什麼不問她去了哪裏，然後阿隆只是輕輕拍一拍她的手將她的煩惱打發掉。第二次是阿隆與人在酒吧打架後，回到家裏，阿隆問阿貞是不是想起他少年時與人爭執。在工作場域與朋友面前，阿貞或是個冷面高效率的能人，或者可以陪笑陪玩擅於交際，但惟有與阿隆獨對時，阿貞才能夠展現出她脆弱的一面，她才能夠說出壓得最深的恐懼──對未來的憂慮、對孤獨的害怕、對情感狀況的不安。阿貞倚着阿隆的時候，也是她真實赤裸的時候；這一個看似沒大不了的姿勢，對於終日封鎖自己的感情的阿貞來說，已經是她最努力嘗試去建築溝通的親密姿勢了。

李怡 - 去殖民化等同去中國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3日

陳佐洱關於「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的張皇言論，引發社會熱議。陳表示，香港沒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又讓「去中國化」死灰復燃，氣勢囂張。他顯然認為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是對立的東西。

搜尋維基百科「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條款，就找到香港殖民地有四個時期，包括葡屬香港（1514年－1521年），英屬香港（1841年－1941年，1945年－1997年），日佔香港（1941年－1945年），還有中國香港（1997年－)。第四時期的解釋是：「在香港自治運動和部份政治學學術研究中，或反對中國共產黨統治香港的人士，香港殖民地時期也包含1997年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據此觀念，近年興起的香港年輕人的「去中國化」，也等同於「去殖民化」。

殖民地兩個主要含義

殖民地的含義有二，一是宗主國向殖民地區大量殖民，二是將宗主國的政治權力加諸殖民地。Colony，源自古羅馬的一個村社「Colonia」，隨着羅馬統治地域的擴大，這一羅馬村社的權力逐漸推及到新征服地區，演變成殖民制度。

歐洲國家對亞、非、美各洲有幾百年的殖民歷史。1853年，中共的祖師爺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提出殖民主義有「雙重使命」，即破壞性使命和建設性使命，「建設性使命」包括向殖民地輸出資本、技術，進行建設，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把法治帶入原本落後的地區成為管治基礎。

陳佐洱表示香港沒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記者問陳依法是指法的哪一條，陳答不出。港英時代，英國沒有向香港大量移殖英國人，97前統計，在香港的英國本土人士，比美國籍的還少。「去殖民化」若指97後，則《基本法》倒是有條文明確規定不容許宗主國大量殖民，以及不能將宗主國的政治權力施加於香港的，就是第22條。這一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這是阻止宗主國把政治權力施加香港的「非殖民化」條文。22條又規定：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需要批准，而來港定居人數就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認」，也就是香港本地政府有入境話語權，即防止宗主國對香港大量殖民。

待到97主權移轉，習慣不管不舒服的中共官員要守住22條就難了，近幾年對香港的干預越來越張狂，越來越明顯，中共早已把22條的規定置諸腦後了。而大陸人進入香港或移居，中共也從來沒有徵詢過港府更遑論市民意見，18年累計大陸新移民已佔香港人口十分一，使香港在房屋、教育、醫療、福利等負擔日益沉重，影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若從人口移殖和權力凌駕這兩個殖民地定義來看，稱中共國為香港的殖民主，並不過份。若要依法「去殖民化」，所依的只能是《基本法》22條。

倘若「去殖民化」是指要去掉港英殖民地時代的制度，讓政制、法治、司法都改行中國式，那麼這並不符合《基本法》第5條規定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和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因此，如果香港要依從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民主專政去進行一黨篩選的普選，那是違反《基本法》的。

香港人本不抗拒回歸

97主權移轉時，香港人的民意取向絕大部份儘管無奈但也並不抗拒回歸，但隨着中共對第22條和第5條及其他對《基本法》的踐踏，香港遂興起了抗拒中共干預、去中國化的本土思潮，民調顯示市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逐年下滑，抗爭活動舉龍獅旗也是近幾年的事。舉龍獅旗只屬言論自由範圍，真正「氣勢囂張」的是違反《基本法》22條及5條對香港的「殖民化」政策，這種政策導致香港社會越趨普遍的「去中國化」意識。

北大教授張千帆在《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一文提到蘇格蘭獨立公投，他說：無論結果如何，「英格蘭和蘇格蘭都會心平氣和地接受，誰也不會為此鬧到動刀動槍的地步。……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般不會對領土主權過份在意，因為這些問題跟自己的生活沒有甚麼直接關係，無論統一獨立都還一樣要過日子；而為了領土打仗卻和自己關係很大……。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國家的領土沒有甚麼分裂的威脅，因為國家不靠僅僅武力維持主權，也要依靠優越的制度。如果這套制度能夠給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國內沒有各種特權、歧視、衝突、危機，相信大家都願意同在一個國號下過日子」。

為甚麼香港的「反殖民化」等同「反中國化」？為甚麼藏獨、疆獨、台獨、港獨這麼多地方的人不願意在同一個國號下過日子？是甚麼人、哪一個政權更應該反省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湯家驊和狄志遠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2日

中共九月三日閱兵天安門，香港民主黨員狄志遠、公民黨前黨員湯家驊昂昂然應邀出席，飄飄然如沐天恩。狄志遠一回香港，馬上宣布退出民主黨，將另組政黨參加立法會、區議會選舉，這不奇怪；奇怪的是湯家驊，準備如常出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會議，遭會議召集人梁家傑邀請離場，竟然憤然作色說：「這是把我視作民主派外人嗎？」

湯家驊、狄志遠是民主派，東施、無鹽就可繪入百美圖。

二十六年前，同樣是天安門之下，中國民主女神像在中共坦克車輪下化為齏粉。現在，天安門猶是也，共產黨猶是也，湯家驊、狄志遠卻不遠千里，去為屠民坦克車吶喊助威。狄志遠甚至說：「觀兵座上，聞到軍車的汽油味，動人心弦。」那汽油味，一定還帶點肉香。六四那天，中共坦克雄師把不知多少小民輾成醓醢，而那醓醢之味，混和汽油，歷久彌香，所以狄志遠才那麼興奮，如吸迷幻之藥。假如單是汽油味，香港那裏不可以聞到，狄志遠應是司空聞慣。他和湯家驊現在還以「民主派中人」自居，怎不是咄咄怪事。

但狄志遠組黨參選，則合情合理。第一，這個黨一定富而且貴，其富貴之狀，有利中共招安公民黨、社會民主連線等等；第二，新政黨只要瓜分民主派部分選票，令民主派選舉失利，就可記功，有何難哉。 

吳靄儀 - 尚未成功

明報   2015年9月21日

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會員大會，以7800多票通過校友關注組所提議案，大家大感鼓舞，可是「革命」尚未成功，那邊廂，已有「消息人士」向傳媒披露，9月29日校委會開會，勢必否決陳文敏的委任。同時，校委會下令調查學生成員犯規泄露機密，證據是《學苑》刊登了校委會以12票對8票，押後處理副校委任。這可謂惡人先告狀，校委會主席自己不依守則公開交代理由，卻去紀律學生成員泄密，而且如要紀律泄密，何不先懲處向《大公》、《文滙》泄密，誹謗陳文敏之人？

通過議決之後，需要做的跟進工作之一，是向校委會傳達會員大會的意見，敦促校委會加以尊重。雖然無人能阻止校委會否決一位明明是眾望所歸的合適人選，但主席梁智鴻，起碼要全面向大學、校友及社會整體，交代這是基於什麼理由、為何合理及符合大學最大利益。校委會成員守則，再三強調校委會須公開問責，要保密的只是討論的過程和內容，不是決定的理據，及所考慮的因素。

正如陳景生資深大律師、港大名譽大學院士所說，如此校委會組成，作出什麼決定都不出奇。力抗歪理而失敗的校委會成員，為免同流合污，可以按照守則第5‧34段的第一及第五點，要求將他們的反對意見及關注，正式紀錄在案，更可要求主席對外公布及解釋決定之際，說明有反對的聲音。留下紀錄，成為檔案，永遠都不能抹掉，總有一天公諸於世，真相大白。

是制度？是校委會的結構？還是人的問題？追溯至原本啟動改革的2003年Fit for Purpose報告，就知道原來的良好意願落空，是執行任務的人背棄了以保衛學術自由為使命的精神。報告苦口婆心，引用了世界各地大學的意見，其中一條（附件C第15段）說道：「'Whistle-blowing' within the law where it seeks to expose honestly judged malpractice or wrongdoing should never be a disciplinary matter……」第41段：「Pressures for greater openness are considerable and should be respected……」校委諸君，好自為之！

卓文 - 香港廢中廢老

夾心人    2015年9月21日

今天是港廢三部曲最後一章。香港青年被部分成年人標籤為廢青，筆者身為中年，不怕利益衝突，反而認為特區多廢中廢老。觀察所得，這一族有以下特徵。

他們普遍教育程度高，個別甚至是教授級，絕大部分是中產富裕階層。不過除了學術或專業領域外，其他見識和「維園阿伯」相差不大。他們對中國有情意結，認為國家強大重於一切。雖然現在所得大多源自英殖制度，但他們甚少感恩。他們可能在外國受教，不過除了大學學位外，西方邏輯和獨立思考卻又未能吸收。

這群被時代寵壞的大精英混蛋，一方面相信成就是個人努力，不提過往制度優勢。但對於新一代爭取權利，又大不認同，覺得年輕人須配合國家發展。他們最喜提「獅子山下」精神，不過忘記當時環境和現在完全不同。以往拚搏和同舟共濟精神，其實都是身不由己。這族經常流露對港過往「貢獻」，認為若沒有當天辛勞，香港也不會有今日地位。不過他們也忘記自己不是義工，享有高薪厚職。他們只是安守本分，沒有較其他人付出更多。

廢中老普遍還有個通病，是鄉愿。因為是熟人，明知看法不對，為免「傷感情」，也不作原則上爭論。另外他們也明哲保身，怕得罪人，很多事也不願意表態。至於另一極端則是不甘寂寞。部分過氣精英經常緬懷昔日光輝，自以為對港有功，擺老資格，不願離開舞台，經常藉當年身份指指點點。他們忘記「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做惹人討厭。對新一代來說，隨着社會變化及日新月異科技，這群實際可能只是小事不做、大事又做不來的可憐蟲。

徐承恩 - 將華夏非政治化的香港國族主義：與謝孟謙先生對談

以書會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得聞謝孟謙先生於9月13日為拙作寫了篇情理兼備的書評，提出了一些嚴肅的挑戰。如今筆者戰戰兢兢地嘗試回應，希望能使豐富輿論中對香港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討論。

謝先生擔心「香港民族」一詞會為中共利用，把香港與中國52個少數民族類同，將香港從一國兩制之特別行政區，矮化為一國一制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此乃筆者不察，未有考慮到中文「民族」二字之岐義。Nation, Ethnic Group，意義大不同，卻都可譯作「民族」。拙作的「民族」，實為Nation，故再版時已改為「國族」。國族者，乃是一群從精英至基層，皆自覺共享同一公共命運之社群。他們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標：國族成員要按現代平等價值，共享政體之主權，創建國民自治的（準）國族國家。筆者之主張，在當權者眼中自然極為政治不正確：既然香港本土認同急速蛻化，那麼未來的香港政治，就必須要以公民平等參與的香港國族為主體，藉此令香港人共享主權。

縱然香港位處華夏文化圈，可是香港要吸收哪些華夏文化、學習哪些西方文明，必須以國族主體來作決定，而不能先驗地將任何價值假設為香港的國民價值。此話何解？

世上本無正宗華夏文化

事關世上本無正宗的華夏文化。華夏文化不是一種文化，而是一個文化家族（Family of cultures），由一群有共同文化特徵、卻各擅勝場的子文化組成。許倬雲院士指出華夏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奠立時，乃多種地方文化的集合。儒家思想源於周、魯兩國之文化，道家思想源於長江流域的文化。諸子百家的思想，乃是不同的地方文化。華夏文化成形後，其邊界自黃河流域向外擴張，但位於華夏邊緣的族群，卻將先祖假借為失落的華夏遺民。邊緣族群的本土文化假華夏之名延續下來，如此各華夏子文化必然有地方色彩，沒有所謂正宗可言。而在華夏帝國旁邊亦會產生各種與華夏文化類同的異國文化，比如是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文化。正統論者會說這些邊陲文化是假扮華夏的「蠻夷文化」，但實情是華夏帝國內部之華夏子文化皆是如此，難言那個版本更為正宗。各個子文化之高下，當取決於其文化成果。

南北朝為華夏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永嘉之禍後，文化精英隨晉室南渡。長江流域當時屬華夏邊陲，乃晉帝國於37年前從孫吳取得之新疆域，如今晉室於異域苟存，其處境與播遷台灣的中華民國頗為相似。雖然文化精英大多南渡並成為地方望族，當地庶民卻多未受華夏文化薰陶。是以在東晉年間，我們既看到王羲之精緻的書法傑作，又能看到雕工拙劣的碑文。這樣南朝的文化，最終也必然是東吳化的華夏文化。即或如此，這種不正宗華夏文化亦能修成正果，在吸收來自海洋的佛教文化後，創造出璀燦奪目的六朝文化。

而北朝之文化發展，亦不能以一句文明淪喪概括。雖然文化精英皆南渡避禍，華夏庶民文化卻仍得以流傳。憑着工匠之巧手，華夏之書法文化仍可見於華北之碑文，可見華北縱為「蠻夷」統治，高手仍然在民間。這種兼具華夏精粹與庶民風情的北魏楷書，乃是舊香港常見的招牌字體，這也許並非偶然。統一華北的鮮卑族積極吸收華夏文化，又受西域文化影響，之後融合為絢麗的隋唐文化。鮮卑化的楊堅建立隋帝國後，吞併南方了的陳帝國，繼位的楊廣則修建連貫南北的大運河。取代隋帝國的唐帝國，開國皇帝李淵亦為鮮卑化漢人。之後南北兩種華夏子文化沿着大運河互相交流。華夏文化之登峰造極，見於趙宋天水一朝，而宋帝國的文化，卻是由兩種不正宗的子文化融合而成。

各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

華夏文化之輝煌成就，乃各種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之成果。然而將漢地與滿、蒙、疆、藏等地視為大一統中華帝國之想法，本非出於華夏。第一位欲將漢、滿、蒙視為政治整體去經略的，很可能是契丹的耶律阿保機，而當時契丹尚未全面吸收華夏文化。最終蒙古的忽必烈實踐了阿保機的夢想，而朱元璋其後又將由遊牧民族建立的中華帝國據為己有。明帝國將朱熹理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把具地方多元色彩的華夏文化，改造為強調皇權道統、以位份尊卑維繫集權統治的吃人禮教。這種將華夏文化與大一統中華帝國綑綁的作風，又為清帝國所繼承。

此時華夏文化雖然餘暉未盡，卻日益衰微。當華夏文化強調正統、強調劃一，並眨低地方的華夏子文化，對正統的追求只會令華夏文化失去活力。如余英時院士所言：「我覺得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的政治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大傳統太強，把所有小傳統都吸進和取代了，見不到個別的地方文化……比如說，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到了近代，國共兩黨都將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視為現代化的障礙。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時，反傳統的左派當道，與主張弘揚傳統文化的章炳麟意見不合。到蔣中正執政時推行新生活運動，才保留了半套強調威權的華夏文化。中共更是「破四舊、立四新」，把傳統盡皆摧毀。可是，這兩個共和政體就是沒有丟棄大一統的「正統」觀念，都念念不忘的要將地方文化消滅，奢望要延續中華帝國的光榮。縱然國民黨起家時承諾保護地方文化，掌權後卻以訓政之名改弦易轍。中共則透過打壓方言一類的政策，以黨國文化取代大部分地方原有文化。當華夏與正統政治劃上等號，最終只會丟失華夏，只剩專權的正統政治。就算沒有國共兩黨，中國仍會被反傳統之威權者把持。

須有獨立自主國族意識

華夏文化要復興，就要丟棄「正統」觀念，放棄與任何政治單位掛鉤的幻想。要抗衡大一統的鏟平主義，重振各地方深受華夏文化薰陶的子文化，像香港、台灣這樣的地方就必須確立獨立自主的國族意識。在國族自主的保護下，國民方能自由地按志趣參與文化活動：或是發揚華夏文化、或是引進西方以及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文化。最終要發揚那些華夏傳承、引進那些外來文化，應由自主的國民定奪。擺脫「正統」觀念，催生活潑的地方文化，方能令華夏文化浴火重生。

也許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本人的立場：我今生、來生，皆不作中國人；但期望此後生生世世，都能做鑽研華夏文化的漢學家。

延伸閱讀：

Liah, Greenfeld (1993).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許倬雲（2009）。《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出版。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

杉山正明（2014）。《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黎蝸藤 - 中國要向日本道歉嗎？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 安倍終戰七十周年講話，既承認了日本的侵略，表達了繼承歷届政府反省和道歉的立場；同時又表示，戰後與戰爭無關的後代不需要反覆道歉，但應以史為鑒，為和平做出更大貢獻。這篇在日本國內和國際被高度評價的講話，卻被中國指為道歉「不直接」，又認為「不需反覆道歉」不可接受。日前，日本有政客針對中國作出了回擊：中國怎麽不為元朝侵朝侵日道歉？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時語塞。

二千年各有不義 無謂糾纏

回看歷史，中日之間有着長達2000年的交往歷史，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的，交惡只有四次，總年份不過幾十年。第一次是唐朝侵略並滅亡百濟（朝鮮三國之一），作為百濟盟國的日本出兵朝鮮，幫助百濟抵抗中國侵略和復國，被中國在白江口之役擊敗。中國顯然屬非正義的一方。

第二次就是元朝侵略日本。13世紀，元朝兩次征日，但被日本頑强抵抗和幸運的「神風」所挫敗。不過，平心而論，這不能完全算在中國的頭上。因為元朝其實是蒙古侵略中國的「蒙據」時期。元的領土遠遠大於之前「中國」的範圍；有專家考據，「大元」這個稱號是蒙古帝國的漢譯；元朝時中國人是最下等的民族，其性命和一頭驢相當（蒙古人殺死一個南人只需要賠償一頭驢）；元朝不用中國的儒家治國，而大量採用中亞人輔助蒙古人執政；統治階級上層官員既不懂漢語也沒有意願學習；被朱元璋趕出北京後，元繼續存在多年（中國歷史書上稱為「北元」），與中國為敵，甚至俘擄了中國的皇帝；大清的國統被認為是得之於元而非明（皇太極自稱得到元傳國玉璽故建立大清）；最重要的是，現在蒙古國才是舉世公認的蒙古帝國的繼承者。所以對此最直接的回擊就是，要道歉，找蒙古去！

儘管如此，中國在元朝侵略日本時也擺脫不了幫兇的責任，第二次元日戰爭時，大量的漢人海軍是侵略日本的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要中國道歉也並非沒有道理。而且，中國很多「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邊疆領土，都是元朝時才歸附「中國」的。一個兩難問題是﹕如果不承認元朝是中國的，「自古以來」的理論就失去基礎。中國不能既認定元朝是中國，又否認元朝擴張是中國的對外侵略。

第三次是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國出兵相助。這是日本的不義之戰，正好和中國唐代侵略朝鮮引發的白江口之役相提並論。

第四次就是近代中日的戰爭。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斷斷續續大約50年時間，日本是不義的一方。但中日的交惡，並非始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尤其是日俄戰爭後，很多中國人把日本視為黃種人的偶像，紛紛東渡日本求學以及找尋强國之道：包括孫文、梁啓超和魯迅等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有在日本的求學和活動的經歷。中國人反日，其實是在民四條約（二十一條）之後的事，如果從1915年開始算，那麽中日交惡僅僅30年時間而已，其中還有大約一半時間是處於和平狀態。

以上就是中日之間的交惡歷史。四次衝突，兩次中國不義，兩次日本不義，算是打個平手。如果要糾纏道歉，還真是糾纏不清。

寬待歷史恩怨 是為現實交往

其實，中國歷史上最該道歉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越南和柬埔寨。限於篇幅，這裏討論一下朝鮮的情况。從漢朝開始算，中國侵略朝鮮的次數數也數不清，而朝鮮對中國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即使進入近代，中國還嘗試進一步侵略朝鮮。1882年，中國取得在朝鮮的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1884年，中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仁川設立租界（日本和西方在朝鮮設立租界反在中國之後）。1884年，中國干涉朝鮮的內政，扼殺了以變革和現代化為目標的甲申政變。中國國內不斷有吞併朝鮮的呼聲，比如袁世凱就密電李鴻章說：「思日本既能廢琉球，我又何不可廢朝鮮改行省？」若非日本的制衡，朝鮮恐怕早已被中國吞併。中國後來把甲午戰爭美化為幫助朝鮮對抗日本，但朝鮮人如果不是傾向日本，也至少是袖手旁觀。因為日本要讓朝鮮「完全獨立」，而中國還想繼續把民族覺醒的朝鮮當作自己的附庸，肯定是更不得人心的一方。直到民國，還有「愛國學者」鼓吹要「收復朝鮮」（地理學家葛綏成著《朝鮮與臺灣》）。

二戰之後，朝鮮發動侵韓戰爭。中國也出兵朝鮮對抗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聯合國軍。在安理會的決議案中，明確中國為「侵略者」。由於中國的參與，共產主義政權在朝鮮延續到今天。朝鮮戰爭誰是正義的一方？正如奧巴馬所說，看看NASA的衛星夜景圖就知道了：三八綫一邊燈火通明，一邊暗淡無光。現在，韓國成為亞洲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之一；而朝鮮卻仍然處於封建統治之下，除了肥胖得行動不便的領袖外，每個人都瘦骨嶙峋。朝鮮人民的悲慘狀况，金家自然是最大的責任者，但助紂為虐者難道就沒有道義責任嗎？

如何認識歷史上的罪孽？如何平衡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偉人曼德拉樹立了極好的榜樣。面對黑人要求報復白人的呼聲，他力主「認識真相，放下仇恨」，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南非成為彩虹之國。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認識歷史，不隱瞞不歪曲，但不把歷史作為現實政治的工具，不把歷史上的恩怨變為現實交往的障礙。我們同樣要清楚認識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元朝，現在沒有打過一場戰爭的「日本國」也不是窮兇極惡的「大日本帝國」。雙方都應持寬容之心。

家明雜感：《華麗上班族》 虛景情真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華麗上班族》下周才公映，本文不劇透，只想說說那台虛擬佈景。

杜琪峯繼《孤男寡女》、《單身男女》等後，再以辦公室為題，一改從前善用實景拍法，把新作帶到片場（挑通眼眉的「電影場景迷」，看杜琪峯電影竟無用武之地）。《華麗》極目一看，一屋一樑、一花一樹全部「人工」，是從零到有的拼湊而成，有點回到「片廠」年代的味道。據報道說，場景在番禺搭建，單佈景就花了四千多萬。《華麗》源自林奕華、張艾嘉的同名舞台劇；杜琪峯的電影版，索性運用舞台般的虛擬場景、燈光效果，把辦公室打造成疑幻疑真的「舞台」。

上班族的摩肩接踵、行色匆匆、明爭暗鬥、各懷鬼胎，統統在這個「舞台」上演。戲裏，摩天高層商廈、行政人員的直達電梯，是「社會流動」、「向上爬」最形象化的表述（角色的噩夢是電梯向下飛墜）。《華麗》故事末了，有人黯然謝幕，有人歡快登場，進進出出，舞台、人生不過如此。論電影與劇場的認真結合，讓形式互相滲透、語彙互相碰撞，《華麗》說不準是香港首次（多年前有「春天」系列，惜電影感不強）。這樣好玩，兩者本來各有特性，劇場抽象無妨，舞台可以非常簡約（戲曲舞台更甚）；電影相對較保守，傾向寫實主義。即使當年片廠的室內搭景，亦巨細無遺把生活的枝節重現。現在《華麗》反借用劇場作法，以「暗示」（suggest）取代「呈現」（show），以虛代實，得出與別不同的奇觀效果。

《阿郎的故事》班底重現

說《華麗》的辦公室為「舞台」絕不為過。作品搬上銀幕轉為歌舞類型，因此《阿郎的故事》二十六年後，羅大佑、杜琪峯、張艾嘉與周潤發再度合作。影片藉歌曲抒情及敘事，把白領世界寫得更larger than life。片首一眾打工仔無伴奏高唱「沒有時間、沒有空間」基本定調，這是個異化勞動的故事。四個主角李想、琪琪（岑寧兒的配音很動聽）、大偉（陳奕迅）及蘇菲（湯唯）各有solo，張威（張艾嘉）渴望當何太太亦憑歌寄意。畫面很動態，不止演員又唱又動（但沒跳舞），攝影機經常在軌道滑來滑去。杜琪峯一直想拍歌舞片，他的槍戰片講究起伏節奏，《文雀》曾揚言向積葵丹美致敬，這次《華麗》重頭到尾，想必淋漓盡致。特寫鏡頭也是電影專利，捕捉人物細微的情緒反應，爭風吃醋眉梢額角的變化，調情的耳語與身體動靜，有別於劇場版本。杜琪峯好像嫌虛擬場景不夠「疏離」，還要角色偶爾對着鏡頭說話，打破電影的第四道牆。不能不提，因為電影的特寫本質，《華麗》電影版於是非cast明星不可了。

由「實」到「虛」 一場電影實驗

電影與劇場互動的例子，影史上俯拾即是。歐洲電影像阿倫雷奈的《穆里愛》（Muriel）、英瑪褒曼的很多片子；日本市川崑1963年的《雪之丞變化》、篠田正浩1969年的《心中天網島》（六十年代的日本新浪潮委實前衛），以至當代像馮提爾的「美國系列」《人間狗鎮》（Dogville）及《地獄莊園》（Manderlay）。《人間》及《地獄》是簡約的極致，地上畫好線條，暗示出牆壁與大門的空間區隔，演員便在空空如也的台上演戲。華語片不是完全沒有，台灣劇場名導賴聲川把《暗戀桃花源》搬上銀幕便是。不過，《暗戀》是戲中戲，兩齣戲共同排演惹衝突，排戲的舞台仍是寫實空間。除此以外，我還想到了方育平《半邊人》在劇院上演的結局，台上的故事虛構，師徒的感情很真實。

佈景或實景、虛構及紀錄的真真假假，不能一本通書到老。說穿了還是那句老生常談：「藝術是讓我們認識真實的謊言。」（Art is a lie that makes us realize the truth）創作上，「虛」與「實」就是如此玩味，「Fiction」及「Non-fiction」的界線從來含糊。如果虛擬的劇場可以感染觀眾，電影為何不可能？從這裏看，杜琪峯由《單身男女》的「實」，過度到《華麗上班族》的「虛」，本身就是一次電影藝術形式的實驗。

我們成了時間的奴隸

《華麗》把場景搬到片廠，將辦公室虛擬再現，另一個優勢是迴避了具體城市的指涉。影片野心不小，title sequence的動畫擺出香港、上海及台北的地標建築，證明故事沒特定影射，晚期資本主義的勞動異化，放諸四海任何階層皆準。還用多說麼？舉世的都市生活早被同化，大中華怎會倖免：一式一樣的急趕節奏、擠逼空間；一式一樣的生活與消費模式、全球化的快餐與咖啡店。《華麗》佈景縱使虛擬，聲音則十分寫實，製作人聰明利用都市的環境聲填補觀眾想像：街道熙來攘往的車聲人聲，地鐵不勝其煩的廣播聲、關門提示聲，便利店店員有形沒神的問候語，聲音加起來又有機械韻律，置身中港台根本無大差別。《華麗》的聲音還教觀眾辨別室內、室外，辦公室寂靜，嘈雜的是街道、樓宇露天（抽煙）位置。而一系列聲音中，最重要的還是鐘聲。《華麗》諷刺我們成了時間的奴隸，「時鐘」由形到聲無所不在。對白不斷提醒我們「時間」，好像李想上任後的「三個月」期限，琪琪母親蘇醒的「15分鐘」……故事亦爭分奪秒，有角色說「打兩個電話多兩個月糧」，然而冷不防，雷曼危機下一刻便掩至。虛擬辦公室佈景的中央，就有個不停轉動的巨型時鐘，說明它才是一切的主宰。再一次，這是在片廠搭景才造出的效果。

電影超現實的擺出龐大、夢魘的時鐘，不期然想起了費茲朗的《大都會》、卓別靈的《摩登時代》，Terry Gilliam受《一九八四》啟發的《妙想天開》（Brazil）、高安兄弟的《影子大亨》（The Hudsucker Proxy）吧。這些電影有什麼共通之處？都在說人類與生俱來即被時間宰制的命運吧。今天，恭喜香港、恭喜我們，遲來的慶幸了，此地出品的《華麗上班族》譜寫我們時代，加入成為一員。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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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 - 《玩轉腦朋友》 今年最影響人心的動畫

movie chic，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今年暑假，好多人看了《迷你兵團》，實在太可愛了，忍不住不看。但暑假過後，今年真正最受歡迎的動畫才浮現——到了今天，不少人仍在談論的，是《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

早前看過《蟻俠》之後，令我再次對3D電影感到怕怕，怕眼睛被勞役，又怕畫面亂飛弄至耳水不平衡，所以看《玩轉腦朋友》時，選了2D英語版。但要看2D英語版亦委實不易，但因為場數太少，即日票買了幾次都買不到好座位，要放棄，證明這類「正常」版本其實有不少人捧場。連番買票不成，開始替自己難過，香港什麼事情表面上都好像有很多選擇，其實是沒選擇，被迫接受，連看電影都一樣。香港電影院的「3D片政策」就是好例子。

我知道，再想下去，大腦的Sadness又會跑出來，把所有記憶玻璃球都變成藍色。Sadness並不霸道，但總是喜歡無聲無息跑出來，然後向大家說句對不起，因為她又做錯了事，影響了一個人的大腦反應。《玩轉腦朋友》描寫都市人情緒，無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都是一矢中的，準到無朋友。

動畫主角是個小女孩，因為要隨父母搬到三藩市居住，離開成長的家鄉，出現情緒波動。由小孩子做主角，當然是希望小朋友觀眾有共鳴，但再看下去，小朋友就開始不容易掌握故事的核心思想——控制情緒智商。看電影時，坐在前排的兩位小朋友，開始時還在格格笑，但愈看愈沉默，當故事解釋到core memory及personality island時，連我的腦袋都要轉了幾轉，才能繼續看下去，小朋友變得沉默，也是情有可原。（當然就算看不明，其實也無阻繼續看下去的興致）

Joy、Anger、Sadness、Fear、Disgust——人只得這五種情緒嗎？當然不是。人的情感種類繁雜，《禮記》就歸納成七種：喜、怒、哀、懼、愛、惡、欲。可能安排七個活在大腦的朋友，實在太多，不利說故事，迪士尼動畫於是略為簡化，又合併了一些情緒，由這五種在小朋友身上常見的情緒做主角。而主角中的主角，就選了Joy小姐。

Sadness激發起Joy

《玩轉腦朋友》根據「情緒智商」發展理念，讓「正能量」、「正向思想」一個人，獨戰四個「負能量」、「負面思想」。這場腦力大戰，以一戰四，就有看頭了。Joy小姐不是戰鬥格，其餘四人也不是什麼野心家要置對方於死地，五個人，其實像一家人，有時合作，有時嘈交，當有事情發生，即是主角小女孩面對不同事件和困難時，情緒開始波動，大腦五個家人，就會開始角力，教小女孩用什麼情緒，去應付困難。

一邊看，一邊替Joy小姐感到疲累。她無時無刻為了維持情緒平衡，而疲於奔命。或許是Anger先生太霸道，但更多時，是Sadness妹妹像隻冤鬼，總是陰魂不散。Joy小姐為了拯救小女孩的負面情緒、核心記憶及各個性格小島，於是挺身而出，走出大腦控制室，闖入另一個大腦未知的領域，展開一場生死時速，要與時間競賽的任務。

喜與愁的存在與關係

其實Joy小姐才是動畫主角，從另一角度看，她也像個偉大的母親，時刻展現母愛。《玩轉腦朋友》的女性力量是很強大的。五種情緒，有四種屬於女性角色，或許是因為普通認為女性情感較細膩，亦同時較情緒化。所以就像主角小女孩，面對生活變化，難掩情感起伏，情緒大起大落。但《玩轉腦朋友》又不是要貶女性讚男性，唯一男角Anger，胡亂發惡，被嘲腦袋太小，即是無腦。把亂發脾氣的人，等同為無腦，也是很有趣的刻劃。五種情緒中，最令別人難受的，就是亂發脾氣，因為要別人承受自己。故事後段由Anger主導了大腦控制室，小女孩就變得蠻不講理，甚至生人勿近，當然這段充滿衝突的情節，亦特別妙趣橫生。

Joy跟童年記憶大玩偶一同墮進黑暗的舊記憶廢墟，這段戲，就難免令Sadness主導了觀眾的大腦，因為實在傷感。把不快的事情忘掉，值得令人高興，但同時把很多成長過程中，值得記念的片段、親情、友情、生活感覺都一併掉進廢墟，就非常可惜。這段戲不單是整部動畫的高潮，也是大腦記憶一場戰爭，Joy要逃離黑暗的廢墟，假如逃不掉，正能量、正向思想大概也會從此在大腦消失。

愈深入地思考《玩轉腦朋友》的故事設計，就愈了解Joy與Sadness的存在與關係。假如不是Sadness無時無刻出現，就不會明白Joy發揮母愛的可貴。Sadness的出現，反過來激發了Joy的能量。她們是互相依存的。

時刻都要把憂傷趕快轉化成喜樂，是一件叫人累的事，看見Joy的經歷就知。人總是有情緒嘛，不宣泄一下，繼續強顏歡笑，恐怕歡笑過後，只是埋下了更大的情緒炸彈，終有一天爆炸。不過，當想起這部動畫，同情一下Joy的勞苦，也有助紓解困悶情緒。是的，母愛很偉大，不要將之掉進黑暗記憶廢墟。《玩轉腦朋友》不是看完笑完就算，而是進駐了觀眾的大腦控制室，成了可能是最影響人心和情緒的動畫。

【讀書好×果籽】寫手出書 爆政客語言偽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9日

 《The Speechwriter》一書揭露了美國政客與幕僚相處真實一面，
作者認為只有信任下屬及指示清晰的老闆，寫手才可寫出令人讚嘆的演辭。

朋友介紹看Barton Swaim新作《The Speechwriter：A Brief Education in Politics》一書時，有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觸。寫手一職佔了我工作生涯大半時光，1991年離開研究院後便投身於此。寫新聞稿、報章投稿、書信、辯論演辭、記者會發言提綱、政治廣告文案，由立法局議員幕僚開始最後成為行政長官的寫手。翻開《The Speechwriter》一書看到作者種種可笑、可悲故事，他對政客的觀察，猶如回帶翻看自己的寫手歲月。

Barton Swaim本是大學圖書館職員及英文系博士，一天見到州長報章投稿，用了錯誤的比喻講述政府預算制訂過程，於是就寄上個人履歷及一封簡單求職信，寫道：「我不懂州政治，但我懂寫作，你需要一個寫手。」很快得到州長桑福德（Mark Sanford）聘用，這個政治初哥的奇妙之旅由是展開。老闆桑福德是何許人？他一度被視為奧巴馬連任的競選對手，是共和黨州長協會主席，黨內實力派中堅。就在仕途一片光明之際，2009年親手炮製一場「行山風波」，最後被迫下台。州長用公帑去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日與小三幽會，卻編造了去行山謊言，最終被記者撞到踢爆，更大鑊是情慾電郵曝光：「我愛你古銅色的身體曲線，愛你臀部的曲線，你在晚間微弱燈光下擁抱自己身體（或你兩個重要部位）時，足以挑起人情慾的美態……」州長的老土情色文字成為笑柄，而「行山」自此在美國政壇就成為政客婚外情的代名詞。

政治語言的本質

作者當初成為州長寫手，有種接近權力的亢奮及浪漫想像，心想掌權的州長片言隻語皆出自我手，多威風！但近觀政客真面目，與想像自然有別。香港近三年來，經歷梁振英「政治教育」，終於明白何謂政客「語言偽術」。但大家不要就此認定政治語言就是謊言，政治語言的本質應該是「廢話」，而非「大話」。對這位英文博士而言，第一個衝擊是政客的寫手並不是要創作出驚天動地、感人肺腑的演辭，而是用「滑頭」、「庸俗」的廢話，令政客講咗等如冇講，目的是與爭議保持距離、好似表態但實則不表態，保持選擇在手。這種策略香港官員稱為「Ring fencing」，即先與爭議作區隔，以觀形勢發展才作最終表態。

作者認為政治的本質就是令語言失去原本的意義，也可理解為一種偽裝。例如「超然」不等如「凌駕」，那麼「超然」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又例如香港官員說「不排除重新招標的可能」，這就是「滑頭」政治語言，表面聽落似乎聽取民意，重新招標，但細心想想，官員根本沒有任何承諾。又例如常用的「優化」，明明是政策失誤要修改，卻用上「優化」一詞逃避承認失敗，又例如政客沒有計劃部署就叫做「成熟一項推一項」。作者指出政治語言的「蹺妙」，是盡量用多字及可作多種詮釋的文字，"Words are useful, but often their meanings are not. Sometimes what you want is feeling rather than meaning, warmth rather than content."對一個語文高手最諷刺是發現政客需要的，是懂得濫用文字及口水多過浪的寫手。

炒雜碎的廚師

Barton Swaim明白到自己只是州長槍手，只不過州長沒足夠時間寫稿，才交由他作替槍，事實上根本不需要依靠他的寫作能力，對政治修辭運用的理解是工作阻礙多於助力，因為政客通常認為自己能力高於幕僚，他們創作的字句更神聖不可侵犯。後來作者學精了，懂得收集州長的慣常用字及句子，如"given the fact that"、"very considerable"，在適當段落加入，即使是多麼生硬及無聊，他心裏絕不欣賞州長的用字，例如常用"Indeed"一字，因州長相信可令平庸的句子看起來「有啲嘢」。作者總結廢話當道是因為政客每天事無大小，懂與不懂，都要作快速回應，媒體的要求越來越大，時事回應的準備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便形成「廢噏當秘笈」，流水作業，將州長昔日言論草草炒埋一碟便上枱。書中有不少八卦內容，描述桑福德的自我中心、刻薄、貪小便宜，活靈活現。

桑福德2013年復出成功晉身衆議院，由此可見政客的政治語言，雖屬廢噏居多，但選民也是易呃易𠱁之徒。所以擅於運用語言偽術者，不應因民望低而灰心，說不定兩年後，香港市民早已忘記了上次的經歷。

撰文：劉細良
編輯：李寶筠
美術：楊永昌  

李怡 - 法西斯並未遠去，就在身邊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9日

張曉明關於特首地位在三權之上的言論，社會已有許多批評及護航的聲音，但張在6月底才表示今後會自動收聲，何以又在這時候提出他自知「會引起爭議」的談話呢？卻未見有人論及。

中共歷來對香港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予以正面評價。特區成立10周年時，胡錦濤來港表示特府全面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了生動現實」。15周年時，胡來港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前天，梁振英回應張的超然論，也表示，「中央政府一直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依法施政當然是包括《基本法》內的每一條條文，包括不干涉司法獨立的條文施政。」

與過往評價唱反調

但張曉明顯然認為特區對《基本法》未「全面落實」，也就是未實行特首至上，所以才說那樣的話。饒戈平批評香港法官未能準確理解《基本法》，也表示他認為高度自治的方針未獲全面貫徹。他們分明與歷來中共領導人對港人治港的評價唱反調，要扭轉「全面貫徹落實」高度自治的過往評價。

香港人也認為高度自治未能落實，那是指中共從暗到明對特區內部事務的干預；張曉明等則針對現實，反對現在已實行的三權分立的自治，要讓特首銜中央之命無制衡地在香港施暴。換句話說，就是港人認為香港按《基本法》自治不足，中共則認為自治過了頭。

張曉明和饒戈平的話，反映了中共政權的本質。

9月4日，即北京大閱兵的次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發表一篇文章，他引用日本學者前口俊之的《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說這本書直觀地反映了戰爭和新聞的關係，展現了一個國家要走向法西斯，首先就是要廢掉民主、管控新聞，因為這兩者是國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礙。

張文說，「決定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在於國內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國家之間之所以不會打仗，歸根結底是因為國家的重大決定最終要對多數選民負責，而人民一般不想打仗，因為平民百姓承受着戰爭的代價，而得不到戰爭的好處。」專制政權「不僅自己想打仗，而且會利用掌控的宣傳機器對人民洗腦，把他們也忽悠起來認同領土主權的重要性，心甘情願替自己做炮灰。侵華戰爭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滿蒙權益論』，說『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好像不佔領東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現在看來，這些說法當然是純粹瞎扯。戰後日本也沒有滿蒙，資源跟原來一樣貧瘠，不也發展得很好嗎？」

他說，「法西斯好比一種病毒，一度侵襲過日本和德國，而它的變種也相繼侵襲了俄國和中國。如今，德日都已經成為憲政民主國家，從根本上擺脫了這種病毒。……反過來，『大饑荒』、『文革』這樣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首先就是因為沒有基本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一個國家可以發生任何事情，包括戰爭。不要以為戰爭結束七十年，法西斯就離我們遠去了。只要新聞自由和民主制度沒有確立，任何人都不能打這個保票。」

張千帆文章的題目是：《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沒有遠去，就在身邊。張文被大陸網頁轉載並推介。《中國青年報》原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認為，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就一直是法西斯國家。「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的嚴格管控以及一定程度上對法律的無視，都是經典的法西斯特徵。」

只講實力不講道理

但張文也很快就被屏蔽。官方的《環球時報》發文批駁這篇文章「淺薄」，是「譁眾取寵」式的「自黑」，但甚麼道理卻說不出來。《環時》又發表一篇文章《究竟誰是最大的民主國家》，宣稱「中國的民主也是真實的、有效的民主形態。由此，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說，中國才是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國還是民主治理比較廣泛而又有效的國家。」

張千帆的文章說：「對於專制者來說，是否打仗從來不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只是一個實力問題。」同樣，對專制者來說，憲法、《基本法》也不是法律條文問題，而是實力問題；邏輯還是中國邏輯，民主還是中國民主，高度自治還是中國式高度自治，行政主導還是中國式行政主導，港人治港已全面落實還是要再添磚加瓦，也都不是就事論事、憑現實來詮釋的，它仍然是實力問題。

只講實力不講道理，是黑社會邏輯，也是法西斯邏輯。張曉明這番話，何以主權移轉之初中共沒有人說，而現在才說呢？這就是答案。（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鄭明仁 - CO968/120/1：香港淪陷時期史料解密 羅旭龢「奉旨」通敵

世紀版   明報   2015年9月18日

香港歷史檔案館數以萬計藏品之中，「羅旭龢爵士檔案」堪稱研究香港史的上佳材料。羅旭龢乃上世紀港英年代和日佔時期的傳奇人物，在政壇上，他經歷了由天堂跌落地獄的不歸路；在個人名聲上，他從港英政府最信賴的盟友，變成英國政府眼中的「殖民地叛徒」。因為他在香港淪陷期間充當了首席華人代表，積極和日本軍政府合作，成為頭號附敵者，英國政府於香港重光後把他打入地獄，一度要以「賣國」罪名起訴他，羅最終可能被問吊；羅旭龢在危急關頭亮出「免死金牌」，證明他是獲港英高層授意跟日本人合作，英國政府最後決定不起訴他，但要他絕迹官場，永不錄用。本文是筆者根據英國政府開立的羅旭龢爵士檔案，重構英政府如何清算羅旭龢，而羅旭龢如何替自己辯護的經過。

羅旭龢（Sir Robert Hormus Kotewall, 1880-1949）雖然是歐亞混血兒，但以華人自居，在官府任職時因表現出色而獲英國殖民地部賞識，官至布政司署首席文案。羅旭龢離開官場後擔任多間公司董事，他因居中斡旋協助港英政府解決1925年省港大罷工，成為港英政府寵兒，以後很多涉及華人的重大事務，他都參與決策，很快便躍居首席華人代表。日軍侵港前，他曾一度與國民政府駐港代表商討聯手保衛香港的可能性。香港淪陷後，以羅旭龢為首的百多位華人領袖很快便被日軍控制起來，指使他們組成華民代表會協助日本軍政府「以華制華」，自此，羅旭龢便經常以首席代表身分出席官方場合帶領會眾高呼「天皇萬歲」，且帶頭聯署通電催促重慶蔣介石政府盡快和日本議和，實際是叫蔣介石投降。羅旭龢在日佔期間的所作所為，當時的報章都有詳細記載，風頭一時無兩，然而，這亦埋伏了戰後英人對他的殺機。戰後英國重新接管香港，不少曾經「落水」的華人領袖紛紛返回港英政府身邊，當時正值用人之際，政府也就寬待他們，沒有作出大範圍的秋後算帳。不過，英國政府指身為首席華人的羅旭龢身懷「通敵賣國」重大嫌疑而要接受調查。

遠東區殖民地叛徒？

英國殖民地部於香港重光之始便特別為羅旭龢開設了一個專檔（CO968/120/1），名為Colonial Renegades in the Far East Individual Cases : Hong Kong Sir Robert Kotewall（遠東區殖民地叛徒。個案：香港，羅旭龢爵士），這個機密檔案長達163頁，內容包括殖民地部與港英政府交換對戰後處置羅旭龢的進展、羅旭龢提交的自辯書等等。這個檔案給人的印象是，戰後殖民地部亟欲以「賣國」罪名將羅旭龢繩之於法，數次催促港英政府答覆如何處置羅旭龢。其中，殖民地部於1945年11月21日向港英政府拍發電報：「殖民地部希望知道是否已對羅旭龢爵士採取了任何行動，及有何建議……」而在此之前的10月4 日，英國「欽差大臣」麥道高向殖民地部助理次官Gerald Gent提交的報告中，指出羅旭龢在淪陷期間的所作所為，確已激怒了很多人，建議殖民地部根據英國法律處理。不過，在更早之前的9月15日，麥道高已去信Gerald Gent，表示暫時沒有證據可以對付羅旭龢，只能讓他慢慢消失，而麥已告知羅必須解除所有公職等候進一步調查。

麥道高（D.M. MacDougall）在戰後出任華民政務司，並曾署任輔政司，他在處理羅旭龢事件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英國夏愨少將搶先回港接管政權，而早在1944年英國殖民地部已成立「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為收復香港後重建民政鋪路，麥道高被委任為小組主任負責安排和統籌光復香港後的補給和政務事宜。1945年10月，麥道高向Gerald Gent 提交了一份「香港整體狀况報告」（General Report on Hong Kong），就香港各方面情况作出報告和評估。麥道高在報告中特別撰述「內奸與附敵者」（Quislings and Collaborators）一章，他在附件中開宗明義說：「表面證據顯示，幾乎所有社會領袖都和日本人有這樣那樣的同謀合作，只有一個人雙手是完完全全乾淨的，他就是周峻年，因為他在香港淪陷後很快便逃離香港前往澳門。」麥道高在報告書中特別點名羅旭龢指他在淪陷時期的行為事後招來很多非議和指控。

律政司與「叛徒」會面？

殖民地部把羅旭龢列為第一號打擊對象，因為他是整個淪陷期間和日本人最積極合作的一位。羅旭龢自知大禍臨頭，早於重光後一個月的9月12日向港英政府呈交了長達66頁的自白書，細述早於1920年代已協助政府化解省港大罷工困局，證明自己忠於英國、有功於英國，最重要的是他在自白書公開了他為何被迫和日本人合作的秘密，原來他和周壽臣、羅文錦、羅文惠等華人領袖在香港淪陷後很快便被日軍軟禁起來，羅旭龢憶述，1942年年1月1日，他們在華人行李忠甫的辦公室討論日方提出的合作建議時，有人走進來說North先生（那魯麟，淪陷前港英華民政務司）想見羅旭龢，羅旭龢走出房間，見到North、Alabaster（魏伯達，港英律政司）、Fraser（傅瑞，港英防務主任）在一起，之後，大家進入一個擠滿人的房間。羅旭龢憶述，North低聲向他和周壽臣說：「為着香港市民的利益，我們必須照着日本當局的要求去做。」North並表示日方會邀請羅旭龢等人合作，這對社會有好處。羅旭龢向North出示一份草擬稿，這份草稿的內容是根據日本人較早前提出的建議所寫成的。內容大致是：「過去5年我們親眼目睹同胞經歷戰爭的慘况，我們很痛心，我們渴求和平到來，因此，任何能促進日本與中國的和平友好的事，我們都誠意盡力協助。同時，我們願意盡力協助香港日本政府去維持治安，保護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在Alabaster和Fraser面前，羅旭龢向North讀出這份草稿，North同意內容「無害」，大家應該簽名作實。Fraser插嘴道：「為了香港社會的利益，他們（日本人）叫你們做什麼就做什麼。」「間中還可以跟日本人玩一玩詭計。」並揚言：「不用怕，我們幾個月就會回來。」

「叛徒」與日本合作

羅旭龢等人的合作方案很快便被日本軍政府接納，沒有任何修改。1月2日，合作方案在羅旭龢等7位華人領袖下簽署生效，簽署儀式後，日本人表示從今以後大家合作做事，大家是朋友了。翌日羅旭龢與周壽臣再次談起和那魯麟等三位港英高官會面經過，羅、周都相信這三位最高級官員是代表英國政府說話的。之後，這批社會領袖便按着這些指示去跟日本人合作了。但英國人並未能像想像般「幾個月就會回來」，羅旭龢坦言沒想到這樣一合作竟然持續了近4年。羅旭龢在自白書裏用了不少篇幅訴說他「寄人籬下」、不時受到日本人奚落的苦况，但仍竭力為華人請命。他用了這段話作為自白書的結語："And now, I have told my story - not in defence of my actions, but in hop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may prevail."（現在，我講完我的故事，我不是要為自己過去所做的辯護，而是希望事實與公正得到彰顯）。

死後再成為新聞人物

有份授意羅旭龢跟日本人合作的那魯麟於戰後離開集中營，復任華民政務司，他於1945年10月離任，在返英前夕分別會見了中西傳媒，發表聲明正式替羅旭龢及周壽臣平反，《華僑日報》當時是這樣報道那魯麟的聲明：「余（那魯麟）當時（遭日本人扣押時）曾希望日當局許以自由，俾可稍竭綿薄，負責折衝，冀為華人稍減其痛苦。無如事與願違，最後亦須被押於集中營。不得已於未押之先，與前防務主任傅瑞先生，前律政司魏伯達爵士，一同往晤羅旭龢和周壽臣兩爵士及其當日諸同事，代余肩其責任，羅周諸君子，因此而忍辱出任艱鉅，受盡日人無數壓迫與凌辱……不知者非徒不表同情，反因是而發生誤會，諸多譭謗，加以不堪入耳之言，令余對於羅周兩爵士，暨其當日諸同事中心抱歉之深，實非褚墨所能形容，誠以此中誤會，是不應有也，今此中真相已水落石出，此種誤會當能煥然冰釋，茲當臨別贈言，謹籲請全港民眾努力合作，以克復當前困難，共謀本港之復興，『與中英之親善，進而保持世界之和平』。是則余深切之期望。」那魯麟一錘定音，英國政府認為不應對羅旭龢再窮追猛打，決定不起訴他，條件是要他從此絕迹江湖，羅旭龢案就此了結。根據檔案披露，英國政府其實早已知道羅旭龢等人是獲港英高官授意和日本人合作，為何於重光不久仍要追殺羅旭龢？筆者認為這是英國政府「棄車保帥」策略，旨在迫使這位頭號附敵分子下馬，好讓其他附敵代表過關，對從日佔時期走過來的平民百姓也好交代。1945年10月開始，日佔時期排名第二位的華人代表周壽臣便取代羅旭龢成為首席華人，羅旭龢從此退隱山林，直至1949年5月23日心臟病發死亡，才再度成為新聞人物，5月25日出殯當天，致祭的中外名流官紳及親友達二千餘人，港督葛量洪特派代表送殯，對羅旭龢作最後敬意，也算是對其生前為殖民地服務的肯定。

1945年英國政府為了清算羅旭龢，
特別為他開立「殖民地叛徒」檔案，此照片為該檔案封面。

■後記：香港歷史檔案館所存的羅旭龢檔案乃英國檔案局原件副本，英方一直列為機密文件，至1996年始解密。筆者獲嶺南大學劉智鵬博士的提示，得睹檔案的全文，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1977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先後任職電台及報館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副社長。退休後研究歷史，並攻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課程，2015年獲頒授碩士學位。

文．鄭明仁／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長平 - 從嚴治黨治不出合法性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7日

王岐山曾被認為是學者型官員，也是中國高層領導中的開明派。顯然他希望保持這個形象，剛升任政治局常委，就推薦大家讀法國學者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引來民間群起「六經注我」，儼然中國前途有了嚴肅思辨。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不僅離學術越來越遠，而且習近平公開讚揚文章連小學生作文都不如的「網絡作家」周小平，令偽裝的斯文們也深蒙羞辱。

後來網絡上傳出王岐山與美國學者福山等人會談的紀錄。紀錄中，王岐山引經據典東拉西扯，邏輯混亂地表達「中國需要皇帝」的「深刻見解」，竟然也引來無數人認真研讀。

這幾天，王岐山再次很「學術」地成為新聞人物。中國媒體咋呼呼地報道：「中共話語體系獲重大突破：最高層首次明確論述『中共合法性』。」9月9日，王岐山在北京會見一批外國政要和知名學者。他說：「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他還強調，要持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就要做到「從嚴治黨」。他又說，執政黨能否合法執政，歸根到底在於政績和民眾支持率。

「合法性」的確是一個新詞，但是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政治教育中，就被一再強調歷史選擇了共產黨，人民熱愛共產黨。「歷史選擇論」極其荒謬，它取消了合法性的根本含義。中共用武力奪得政權，「打江山者坐江山」，這連皇帝世襲制都不如（那畢竟還是和平的權力交接）。如果這樣的歷史選擇都算合法的話，那麼還有甚麼政權沒有合法性呢？政治學中的合法性，講的恰恰就是，你光掌權了還不行，還要獲得授權，比如有足夠的選票。

跟之前的偽學術瞎扯一樣，王岐山這次的論述也前後矛盾：合法性到底源自歷史，還是當下的政績及人民支持率？這是兩個不同的衡量標準。如果按照支持率，那麼合法性的意思就是，不論歷史作過甚麼樣的選擇，現在得到人民的足夠支援，才有資格執政。正如國民黨曾經高壓統治台灣，那時歷史裏根本沒有民進黨，後來民進黨獲得了更多的選票，同樣可以也更應該掌握政權。

王岐山的論述，跟中國官方的一貫理論同樣虛偽。他說：「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連上街舉牌要求官員財產公開、上網支持香港民主運動都要被抓起來坐牢，人民不高興、不滿意、不答應又能怎樣？

新詞語沒有帶來改變

善意地理解，中國媒體似乎想要表達，不管王岐山想要表達甚麼，說出「合法性」總是好事，它讓人們去學習這方面的理論，思考這方面的問題。其實，中共從來不缺乏創造新詞的能力和動力。

毛澤東以馬列理論包裝皇權思想，鄧小平以「黑貓白貓」扮演樸素真理，江澤民以「三個代表」佯裝行為先進，胡錦濤以「和諧社會」掩飾強權鎮壓，習近平以「中國夢」鼓吹民族主義。幾乎每一次，中國媒體都像打了雞血，如獲至寶，以為新詞語帶來新氣象。每一次，大家都在自欺欺人。

王岐山的講話最終落到這次會議的主題——「從嚴治黨」。這麼多政要和學者來捧這個場，真是莫名其妙。「從嚴治黨」就算是真的，又跟合法性有甚麼關係？一個民主社會的政黨，合法運作即可，誰可以決定從嚴或從寬？只有黑社會組織才需要從嚴治理。我們從影視作品裏看到，黑老大的管理非常嚴格，稍不如意就會將貼身兄弟一槍斃了。他可以「從嚴」，是因為自外於法律。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賈也 - 政權黨授的困境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7日

王岐山提出中共的合法性源自歷史後，各界矚目。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與法學意義上的合法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後者指某種行為是否符合既定的法律規範，前者指人們對某種政治權力秩序是否認同及其認同程度如何的問題，也稱為「正統性」、「正當性」。

政治學上的合法性，主要有兩種邏輯：一是君權神授，二是公權民授。對中國來說，君權神授已經退出歷史舞台。而公權民授從辛亥革命玩起，結果玩出袁大頭（袁世凱）、蔣光頭（蔣介石）、毛額頭（毛澤東）「三巨頭」，雖然立場不同，但或多或少都有那麼點「公權民授」的意識。問題是，這三個強人血液裏依然流淌着帝王思想，都迷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紛紛從武力上取而代之，順乎民意徒有其名。

中國既不想再走君權神授的「老路」，又不想走公權民授的「邪路」，但取法於君權神授的邏輯，將國家管理團隊神聖化，凸出宣傳兩個邏輯：一是歷史的必然。在槍桿子之外附加民意的選擇，比如是我們團隊救你們於水深火熱之中，沒有我們的過去就沒有你們的現在。二是未來的必然。那就是我們是最先進的團隊、是最有代表性的團隊，只有我們才有資格把你們帶向未來、帶向更美好的明天。

問題是，這種「政權黨授」的史太林模式在上世紀90年代後開始全面崩潰，蘇聯及東歐國家走上「邪路」，即走向公權民授，中國的另外一個近鄰朝鮮則正式回歸到君權神授的老路。面對歷史困境，中國何去何從就成為一個極需解決的世紀難題。中國不想走老路，也不想走「邪路」，更不想原地踏步，於是主動從兩方面作出改良：一是擴大政黨的代表性；二是增強權力的合法性，比如走群眾路線、派巡視組反腐，比如將民主和法治納入社會核心價值、提出落實憲法等。

說來說去，種種修正改良辦法，就是在彌補其正統性、正當性。在這條修正改良道路上，雖然未能達到公權民授的程度，但也是一再強調人心向背和人民選擇的。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管理團隊缺乏民眾監督，一切靠自覺，自身出了問題也只能靠自我糾正，這就難免陷入利益的陷阱，畢竟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所以難免會左右反覆。更重要的，中共這個管理團隊面臨的是日益覺醒的民眾，他們想到了自己的權利，他們不想做蟻眾，盼望着做國家公民，而恰恰因為這個管理團隊包辦了一切，難免心存怨隙。

這正是這個管理團隊目前面臨兩大方面的挑戰：一個來自自身，一個來自民眾。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最佳的方式，就是政治改革，通過國家管理團隊來釋放政治紅利，消彌這個被撕裂的時代。

賈也
內地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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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 - 抑鬱

明報   2015年9月17日

近來幾宗家庭悲劇，均與情緒病有關。讀到母帶子自殺的新聞，大家惋惜難過；尤其見到十歲男孩的生前照片，知道那個尋常的早上，男孩還在梳洗、吃早餐、穿校服，母親那不可解的悲與愁，化作死亡使者，一陣烏煙，捆住了至親，共赴虛無，全無先兆。旁觀他人之痛，聞者也感凄苦。然而，抑鬱的陰霾並非他山之霧，城市人掉進情緒漩渦的案例比比皆是。也許你的家人、朋友，在你不知情的困境，躲在幽閉的密室，「阿愁」殺死了「阿樂」，俘虜了好男好女，愁懷不展，就算生不出一個悲劇來，苦海折騰，人間憾事。有時，連當事人也不自知，有如隱疾，潛而未發，抑鬱的壞細胞在滋長蔓延。

我自己早幾年灰黑黑的，應該是輕度抑鬱，但完全不知不覺，還以為自己是「真文青」，年紀雖老，還有藝文情懷，一如強說愁的少年，讀讀詩，看看小說，愁，當作是一種亂世情調。這一年從幽谷走出來，原來生命可以如此明亮，才猛然醒覺，以前真的是生病了，而且病了一段頗長的年月，以為世界就理所當然是灰色的。生活意義可有可無，朋友是負累，家庭是個圍城，香港無藥可救，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沒有什麼分別。這都是抑鬱症的先兆。若真的病發，就戴上了絕望的眼鏡——不想見人，沉醉在孤絕的世界，壞情緒浸透腦袋，興趣失掉了、動機熄滅了，無助感戰勝了一切重新起動的念頭。

走出幽谷，今天站在陽光之下，對身邊遇到挫折的「阿愁」與「阿躁」，格外親切、體諒。受情緒困擾的人爛泥一樣，賴死爬在地上，躲在自掘的深坑不肯出來。身邊的朋友家人請給予關愛扶持，你的耐性與愛心不會白費。情緒病是病，不是絕症，只要時間、關愛與適切的對策，「阿愁」會退居幕後，「阿樂」會再次掌舵。

陳文敏 - 一國兩制的喪鐘？

明報   2015年9月16日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曾借調中聯辦工作的北大學者強世功，在同一個場合先後發表對一國兩制重新闡釋或質疑的言論，背後意思耐人尋味。

張曉明指香港從來不實行三權分立，這一點是中方的老生常談，過往主要用於突顯行政主導，但這次卻推論行政長官凌駕於三權之上，稍為對基本法有點認識的人皆會知這論點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腳。他認為行政長官既是特區首長亦是中央官員，是中央與特區的樞紐，但這極其量只是指出特首有雙重效忠的困難，卻不會得出特首可以凌駕香港制度的結論，即使特首獲授命執行中央的旨意如硬推廿三條立法，他還是要依據立法會的程序立法而不能自行頒布法令！

法治的根本概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民百姓和達官貴人皆同樣受法律約束，行政長官亦不例外。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並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特首是政府的首長，政府自然包括政府首長，基本法沒有任何地方指行政長官凌駕於三權之上，相反是明確指出各司其職和互相制衡的關係。特首可以不符香港的整體利益為由，將立法會通過的法案發還立法會重議，但若立法會以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特首便必須簽署法案或解散立法會；若解散後重選的立法會仍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法案，則特首必須辭職。類似程序亦適用於財政預算案，而在特定的情况下，立法會可以彈劾特首，這些規定，皆與特首凌駕三權格格不入。

這些規定，張曉明不會不知，如果只是想突顯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地位，那是沒需要指特首凌駕三權。他的言論，似乎是要從政治上重新界定特區的制度，這和強世功的言論不謀而合，強認為一國兩制令兩制隔離，從而產生孤立封閉和排斥中央的心態，故質疑一國兩制窒礙香港的發展。這論據是本末倒置，產生排斥中央的心態並非源於一國兩制，中港兩方皆有責任。近日內地股災而香港不受影響正是一國兩制的原因，沒有兩制，香港才沒發展！廢除兩制，讓首長不受制衡，這不正是為何內地出現遍地貪官的制度誘因？

陳雲 - 驅趕「水貨客」，永續社運人

三文治   2015年9月15日

我童年在粉嶺度過。在六七十年代，沙頭角邊界走私貨物的村民，都大大方方認自己是走私，不是叫自己是走水貨。我們口裏也說，某某叔公、伯娘靠走私為生，幫補家計。叫他們水貨佬，因為他們是香港本土人。這是我們包庇自己人，也是合理的。我不知道，現在的香港人中了什麼蠱毒，竟然叫那些跨境走私的大陸人做「水貨客」！大家必須知道，我們的傳媒如何放毒，令大家失去常性。

水貨是parallel imports，指不是經過生產商的總代理入口的貨物，要報關扣稅的。水貨客是parallel trader，例如那些因為各地產品推出日期不同，而繞過香港代理直接從日本和韓國等地，帶潮流貨來香港賣、滿足MK潮人的醒目商人。

走私，是smuggling啊！是為了逃避關稅或進口非法產品，那些貨品就是「走私貨」，例如未完税的香煙是「私煙」，不是「水貨煙」。走私是龐大走私集團操控的犯罪活動，有關人等就是「走私賊」。未定罪，當然不能叫「走私犯」，必須由政府通緝、定罪。叫公然方法的人做「賊」，是民間的看法，正如我們街頭被人強搶財物，會高呼「捉賊啊！」，而不是自作聰明依照法律指示，叫喊「喂啊！幫我截停可疑搶奪者，等待警察到場啊！」。即使是律師、法官在街頭被強搶，呼救的時候也是說「捉賊啊！打劫啊！」之類的。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將走私講成走水貨，將走私賊講成水貨客，是將犯罪活動正名為合法行為。有賊來了村、入了城，你和本地居民一起打賊、趕賊，甚至捉賊，都是理直氣壯，無可質疑的。但你叫大陸的走私賊做水貨客，就提升了他們的地位。他們變成靈活走位、抵抗代理商剝削食水深的商界英雄！他們來香港，是振興獅子山精神，振興經濟。於是我們就要夾道歡迎，不可以趕客！

二Ο一五年九月六日在山水的光復上水行動，將「走私賊」講成「水貨客」，自願放棄道德譴責的地位，將維護香港和中國法紀的驅趕行動，變成要求買水貨的大陸客人遵守一點香港公共秩序的善意規勸，等警方、親共嘍囉可以振振有詞地抵抗光復行動。這樣，驅趕走私賊的行動，就變成每個星期日都可以做的永續社運。

講「走私賊」，譴責走私賊走私漏稅、是貪污犯罪團伙，連同包庇走私賊的權貴也是共犯，驅趕行動就成功了，沒有人夠膽擋在你的前面。傳媒也不敢訪問這群「走私賊」會不會因此不再來港購物，權貴也不夠膽說出「走私賊被驅趕，打擊香港經濟」之類的話，警察也不敢再拘捕協助捉賊的良好市民。但這樣做，就沒法做到永續社運，不能夠次次出來領功勞了。

然則，城邦派對於盟友是寬鬆的，沒所謂。當然，你要跨過你的心理障礙，就是那些走私賊之所以犯罪，是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法（走私漏稅及賄賂海關），其次是犯了香港的國法（打黑工違反旅客逗留條件及從事集團式跨境走私活動）。如果你不承認這兩個國家那些仍是合理的法律，那麼就只能當他們是「客」，這樣的話，你就是國際主義的左膠了。左膠參與光復行動，我也是支持的。雖然你以為自己是港獨派、舉米字旗的歸英派，但你最終只是國際主義的左膠而已。

李怡 - 下任特首熱門人選淺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6日

不久前，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中央政府正部署對港政策，將來特首人選會以能夠團結各方面人士為目標。「能夠團結各方面」肯定是政改被否決後中共對港政策的主軸。起先，梁振英也受命貫徹此政策，可是在他勉強與公民黨等接觸卻不歡而散之後，中共相信已看到以梁的好鬥個性根本無法執行此政策。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馮巍來港，與民主黨及其他溫和民主派私下會見，了解特區政府管治情況。閱兵期間，馮巍也與被邀赴京的湯家驊等晤談。

前天，《蘋果》季陶報道，「獲接見的政界、無論溫和泛民甚至建制派，幾乎連成一線圍篤梁振英；有中間人向政界中人苦笑問：到底香港還有沒有人真正挺梁？」

的確，政界中人包括建制派，儘管在議會中不得不支持政府的法案，但私底下幾乎沒有人是挺梁的。有打算在今年區選或明年立法會選舉挑戰建制派的人士，提出的口號是：「支持689，票投民建聯」。換句話說，梁振英已經成為建制派參選的毒癌。在這種情況下，689有可能連任嗎？

政界中沒有人挺梁

問題是，在中共人治觀念下，是沒有任何領導者不連任的。江澤民、胡錦濤都連任，習近平連任自然也無懸念。香港前兩任特首，在中共掌控下也都連任，儘管董建華2002年民望極低，中共還是讓他連任，中途下台是另一回事。不予連任，就代表中央對這位特首的否定，其實也顯示中共選錯了人。

對梁特不滿而有意角逐下屆特首寶座的人士，都力撐普選特首的政改，他們難道都看不出由中央篩選的普選不是真普選嗎？但即使是假普選，他們相信只要給全港合資格選民投票，梁振英是肯定不會當選的。他們儘管嘴裏都說不會參選，但林鄭月娥去年十月前把英國的物業賣掉，梁錦松從美國大公司百仕通轉投本地非上市公司南豐，很難說沒有參選的考慮。政改被否決，了解中共政治的人士，都相信梁振英幾乎肯定會連任了。而梁在見張德江後表現出連任的可能性，更使各熱門人選打消參選意願。

曾俊華獲「習握手」，馮巍來港，傳達出中共的一個重要訊息，就是「連任並非必然」。儘管這訊息不算清晰，但對有意角逐或覺得為了香港前途必須阻攔梁連任的人士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於是梁錦松改變早前表示沒有計劃參選的說法，近日接受報章訪問時，只稱「交由上帝安排」，沒有再明言不參選。曾俊華則開始活躍，去球場看港足與卡塔爾球賽，既表示對香港的認同，也顯示他與現任特首的區別，因為後者若現身球場是必定會引來全場噓聲的。

上月底，左派元老吳康民接受訪問時表示，他認為下屆行政長官若出身公務員，可以駕馭公務員團隊，穩定班子有助施政，他更點名指，現屆兩名司長林鄭月娥及曾俊華都有能力更上一層樓。

以民望來看，曾俊華在林鄭之上，而且近來仍有上升趨勢。但這也是由於曾俊華只處理財金事務，從沒有沾手敏感性或挑戰性工作，而林鄭則一直被梁振英放在「三煞位」，尤其是處理政改更惹非議，儘管政改方案受人大8.31所困，並在中共高度關注下難有迴旋餘地，但她一力承受。有人認為她能夠繼續留在梁班子內甘當箭靶而不去職，相信中共對她或有更上層樓的暗示甚而承諾，這也可能是她賣掉英國物業的原因。政改後，林鄭的民望雖不如曾俊華，但也不致大跌，置身民怨沸騰的梁班子的三煞位也還算守得住。從中共看來，她比沒有經過考驗的曾俊華也許更適任。

林鄭機會仍然最高

至於梁錦松，近來頻頻發表談話，似乎在爭取港人認同和中共信任之間正求取平衡。比如上周末他強調要香港人心回歸，內地政府應尊重香港自由、民主、平等和法治的價值觀，因這些都是絕大多數港人的價值觀。

吳康民雖表示曾鈺成已無意參選，但曾鈺成在建制派中民望最高，而且在有意角逐者中，他也是唯一經歷過普選洗禮的。他近來的言論，頗多向中共傾斜，與過去較反映市民意願甚至民主派觀念的談話不同。對他來說，爭取香港民望已非重要，因為已經得到；他需要爭取的是北京不會因他接近香港民意的言論而否定他參選。他近來向中共意識傾斜的談話，顯示他並未完全放棄對下任特首的競逐。

建制派最蠢蠢欲動參選的是葉劉淑儀，但她可能只會是陪跑角色。

在談了幾個建制派之後，我們也應該看看民主派。既然原地踏步，就意味民主派仍然有機會提名一人參選。如果民主派能夠團結，並推出余若薇競逐，倘若經幾次電視辯論而能在民調中遠遠領先所有對手，那就會給中共帶來一個不小的難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大陸」耶？「內地」耶？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5日

香港一九九七年易手之後，傳播界用詞，一律棄「大陸」而取「內地」。一位朋友為謀生計，去學中共的「普通話」，說了兩次「大陸」，說到第三次，教師就忍耐不住，教他改說「內地」。

「大陸」、「內地」二詞，本來並行不悖，一指大片的陸地，一指國家非邊陲的地區。《尚書．禹貢》夏禹疏導恒、衛二水之後，大陸之地就可耕作：「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後漢書》卷四十五司徒袁安上奏談當年光武帝之安撫南匈奴：「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權宜之計），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天，中共禁止香港傳播界用「大陸」一詞，當然有政治含義：香港、臺灣人說「內地」，等於承認港、臺無非邊陲地區，等於承認港、臺都屬中共之國。「大陸」則只是地理名詞，沒有「同一國家」的意思。

香港人一忤中共意旨，中共一定怒斥「有人搞政治」：追問梁振英涉嫌貪污事件，是「暗懷政治鬼胎」；反對新界東北重建計劃，也是「暗懷政治鬼胎」；甚至查問食水含鉛原因，都是「暗懷政治鬼胎」。中共自己則一言一行，全帶政治計算，連香港傳播界用語都要審查。怪不得蔣介石臨終仍以「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為言。

毛澤東一九五零年《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報告說：「戰爭已在大陸上基本結束。」那十九字標題，等於中文「力求改善國家經濟」八個字；而那個報告，在香港讀，大概也須改「大陸」為「內地」。

馬嶽 - 選舉公正與政權穩定

2015年9月14日

【明報專訊】區議會選舉愈來愈近，傳媒和政團揭露不少可疑的選民登記。大家發現選民登記冊可以出現各種想像不到的登記地址：酒店、商業地址、工作地址、已拆卸的大廈、20層大廈的28樓，當然還有燈柱。

經過2011年區議會選舉後傳媒揭露大量種票個案後，上述例子很難不令人懷疑是有組織的舞弊行為。令人沮喪的是：選管會似乎不能給人信心他們可以杜絕相關問題，結果引來大量投訴，耗用相當的法庭資源來作查究和裁決。更重要的是，當市民懷疑選舉不公正，對政權和管治都有不良效果。

選舉指引的寫法可是不含糊的：《立法會條例》第28（1）條列明，選民需「通常在香港居住」，而「登記申請中呈報的住址是他在香港唯一或主要的居所」。這裏說明了要能登記為選民，要「經常居港」，於是說自己經常離港要登記在酒店，其實選舉事務處不應接受。條例列明登記的應是「住址」，是一個「居所」，於是工作地點或者「不是住人的地方」，都不應接受登記。如果容許工作地點作登記，其實一個老闆可以大量登記下屬作某區選民以影響選舉，容易造成舞弊。

無家者的選舉權

報章曾經查證：「登記在燈柱」的選民沒有固定居所。我認同無家者的投票權利問題是需要解決的。投票權是基本的公民權利，窮人不應因為不能負擔固定居所而喪失投票權。但「登記在燈柱」可以引發很多問題。在公眾眼中，如果燈柱都可以登記為選民地址，那應該沒有什麼東西不可以了：公園長椅、沙灘上的太陽傘、街邊的垃圾桶……那如何查證和防止舞弊呢？

我覺得需要讓無家者有登記選民的機會，但選民登記的地點，起碼應有兩個標準：一是要能防止舞弊，例如負責部門可以查證是否有選民作如此登記，以防止種票。第二是選民登記地址應該是一個候選人或有關當局能接觸選民的地方，否則這個登記地址在選舉上有什麼意義呢？大家沒可能寄信給一支燈柱，候選人也不能家訪一支燈柱。如果選民真是無家者，可能沒有很好的方法，我能想到的只能是由民政事務處提供某種聯絡機制，例如某個郵箱（我明白原則上郵箱本身不可作選民登記）作收信用，令政府和候選人有起碼的機制接觸該選民。

選舉公正影響政權穩定

事實上，有關選舉公正（electoral integrity）的研究近年愈來愈多，原因之一是近20年全球的選舉民主政體（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數目在增加。這些政體的特點是政府和立法機關往往由一人一票的選舉產生，但選舉可能不甚公平和自由，各種安排或規定偏袒執政黨，或有操控和舞弊的情况出現。

政治學者Pippa Norris近年研究了多個有選舉的國家的選舉公正問題，包括老牌的民主國家和民主化沒多久的國家。她根據世界價值觀調研（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發現，人民最普遍的不滿是選舉開支的不公平，即某些政黨經常擁有遠超對手的金錢資源，其次是傳媒偏袒，通常是指執政黨獲得較多而較正面的報道，當然各種舞弊和操控，都是不滿的來源。

Pippa Norris的研究反映：對選舉公正的印象會影響人民其他的政治態度，包括影響政權的認受性、對政府的滿意度、民眾對政治參與和政治暴力的態度。認為選舉不公的人民，通常較多對政府不滿，以及懷疑政府的正當性。覺得選舉不公正的人，較易會對整個民選制度失去信心，因而政治參與的意欲（例如投票意欲）也會較低。覺得選舉公正的人，較多會覺得「任何時間都不應該犯法」，但覺得選舉舞弊普遍的則較少這樣想，甚至會投入更多的抗議活動，而這些政體也更容易面對各種暴力抗爭。

這現象應該不難解釋：如果民眾覺得選舉基本上是公平的，他們會比較信任選出的議會可以代表民意和比較「順氣」，比較願意遵守政府和議會制訂的遊戲規則。反之如果他們覺得選舉根本是受操控的，服從政府和法律的意欲亦會下降，甚至可能有人會訴諸違法或暴力手段表達意見，政府管治會更為困難。

政制事務局應問責

自殖民地年代引入選舉，港英政府的一直立場是「置身事外」，自稱在選舉中是中立的，公務員執行選舉事務時不會偏袒任何一方。但在梁振英月前呼籲「vote them out」之後，表明了政府高層希望某些派別在選舉中獲勝，要市民相信政府在管理選舉時能保持中立更形困難。

現在政府差不多把選民登記的相關責任推給選舉管理委員會和選舉事務處。但如果市民覺得選舉機關不能確保選舉公正，或者懷疑他們處理舞弊「放軟手腳」，會質疑整個體制的公正性，那是會影響整體制度公信力和管治穩定的政治問題，不能當單純的行政和執行問題處理。

選舉事務處有基本責任確保選民登記冊正確無誤，而不是倚賴別人投訴然後由法院核實。我相信部分問題源自選舉事務處資源不足，不能主動抽查可疑個案，以至要被動的用寄信回信的方式測試選民身分（但如果我在某住所種下10票，替他們回信又有何難？這不能防止舞弊的）。政黨中人的理性選擇是先投訴，因為「寧枉勿縱」，而法院亦發現事實上有不少問題個案，證明現有機制有不少疏漏。

如果處方資源不足不能解決問題，但事關重大，便應向局方爭取更多資源。當選舉公正已經成為危害制度信心的體制問題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應該問責，不能永遠躲在中立招牌的選舉機構後面不出來解釋和處理。

延伸閱讀：
Pippa Norris, Why Electoral Integrity Matter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卓文 - 三十一年

夾心人   2015年9月14日

《信報》刊1984年林太駱友梅女士《北京觀禮記遊》，重溫當年參加閱兵前後北京見聞。明為觀禮，暗寫中國當年情景。31年前後比較，憶古思今，真的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筆者1986年第一次踏足北京，距離林太之遊兩年。看她文章，當年事物，重上心頭。不過天安門外，惟餘名店。中華文化，頓失滔滔。以前的書店畫舍，而今何在？林太筆下之沉毅淳樸古城，拆的拆，遷的遷，已變成國際店舖林立之現代都會。

從港人角度看，兩次閱兵一大分別，是對代表團招呼規格。1984年觀禮，香港代表分別受到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總理趙紫陽，以及鄧小平接見。今時今日，就算特首，也要往港澳辦叩頭請安。看到一些特區精英，吹噓和某些中級官僚會面，港人身份也貶值得非常之快。兩代亦有相同處，代表都是沉默和不願說真話，這點港人特質30年不變。

不過最大差異則是保安情況。林太在大典前，可以城內城外到處閒逛。今天觀禮，不要說閱兵前夕，數月之前，京城已如臨大敵。聽我北京同事說，6月時已有公安上門，登記職工名單及雜物房物件。當時他們嚇了一跳，以為公安又上門「敲竹槓」。雖然有一天假期，他們也只留在家裏，不敢往外跑。因為北京到處封路檢查，出入非常麻煩。引述林太所言，當年人們盡情歡聚。鈞天廣樂，流露了不知身在塵世的率真。今日除了網絡廉價恭賀之言外，民眾卻感覺是「嚇」和「不敢」，連自發走上街頭慶祝興致也沒有。變成世界強國，領導和民眾距離反而愈來愈遠，這樣變化是好是壞，也不由人取捨。

四維出世 - 金棕櫚獎是怎樣煉成的（四）——場景的設置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土耳其導演舍蘭（NB Ceylan），揚威康城，奪得金棕櫚獎的作品是2014年的Winter Sleep，跟《亞細亞的故事》（Once Upon A Time In Anatolia，2011），又準備了三年。

影片在香港上映時的譯名是《冬日甦醒》，這個翻譯很有水準，發行商不譯作「冬日沉睡」或「冬眠」，卻反其道而行，倒轉來譯，表面上意思相反，可是看過此片後，定會覺得此譯名更加貼切，雖然有劇透之嫌，可是，因什麼而沉睡，為什麼蘇醒，怎樣蘇醒，才是電影的主題，還是要看過影片，才能夠明白。

舍蘭步進成熟的階段，說起故事，不徐不疾，娓娓道來，影片愈拍愈長，此片是他所有作品中最長的，全片196分鐘，超過三個小時，可是行文流暢，看來毫不累贅、悶藝。

冬天奇石區 積雪重重

今次故事的場景，仍然是設置在土耳其中部的Anatolia，是另外一個亞細亞的故事。場景在旅遊勝地Cappadocia奇石區，有很多山洞石窟的天然奇景，而這地方的建築物，大多是依附天然的石窟而建，蔚為奇觀，是世界知名的奇景。導演把季節設置在他至愛的冬天，積雪重重，遊人稀少，非一般名信片看慣的景象。

故事的中年主人翁Aydin，以前是一個舞台劇演員，現時是在小報撰寫專欄的知識分子，樣子敦厚，行為温文爾雅，他在Cappadocia擁有不少物業，包括經營一所建在石窟的旅館，是一個小康的資產階級。

上幾回說過，舍蘭會在序幕放下懸念的問號，這次他卻沒有急於這樣做，明顯是信心大了，把吸引觀眾看下去的懸念，放在第二場。序幕主要是介紹主角Aydin及其助手出場，交代場景的環境，天氣的狀况。

第二場戲，Aydin跟助手駕車出行，冷不及防，Aydin座位旁的車窗忽然爆裂，嚇了觀眾一跳。原來玻璃的碎裂，是路邊的一位小孩擲石頭擊破的。這小孩究竟跟他們有什麼深仇大恨，還是只是一個頑童而已？可是當鏡頭呈現這小童的面孔，眼神中帶有憤怒和怨恨，觀眾便會否決頑童這個可能性。從這一響的爆裂聲，開展了故事的懸念，讓故事慢慢的引領不同的人物出場。

溫文學者與無邪小孩結怨

舍蘭聰明的地方，是在於成功的建立形象，而令這風馬牛不相及的兩面，產生戲劇的對立面。溫文的學者，跟無邪的小孩，何以結怨？光是這個好奇，就夠觀眾看下去。Aydin問小孩所為何事，小孩沉默不語，他們只好載他回家。

原來小孩的一家是Aydin的租客，父親失業，欠租多月，想業主通融，Aydin的助手顯然沒有那麼做，小孩懷恨在心，作出報復。小孩的父親Ismail為人火爆，為了賠償玻璃窗的事，跟助手再起衝突，他們只好暫時迴避。

有朋友來探Aydin，帶出他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妻子Nihal和一位剛失婚的妹妹Necla。此時小孩的大伯帶同他步行前來道歉賠罪，我們便慢慢的了解到底下階層為了生活而掙扎求存的困局。

老好人到懦弱偽善

影片高明的地方，是令Aydin以老好人的姿態出場，可是故事發展下來，Aydin跟不同人物的接觸，慢慢的透視了他人性立體的一面。他跟妹妹促膝夜談，互相針鋒相對，互揭瘡疤，Aydin懦弱、偽善、憤世嫉俗的一面，慢慢的流露出來。

太太Nihal搞婦女會，籌備慈善的項目，籌辦學校，Aydin疑心跟她合作的年輕的教師不老實，怕她受人欺騙，藉口要幫助她，要看她的帳目，Nihal覺得自主、自專受損，不願永遠活在他的庇蔭下，大吵一場，嚷着要離開。Aydin不要她再搞這項目，乾脆給她一筆現金了事。金錢真的萬能，權力的高底，不在話下。離開時，他說要到伊斯坦布爾寫作，要不要離婚，隨她的。

然後劇情急轉直下，Nihal拿了這疊鈔票，去見欠租的一家，說要給他們幫助。金錢真的萬能，施與受的角色，是否就是自尊的化身？ 最意料之外的是，Ismail拿着那疊鈔票，慢慢的踱步到冬日的火爐旁，一手把它投進火堆裏。是尊嚴，還是精神失常，影片並沒有明言。他回眸，用帶着有血絲的眼睛，望着Nihal。Nihal好心做壞事，瞬間崩潰，驚恐得只能失聲尖叫。

這邊廂，Aydin改變了主意，沒有到伊斯坦布爾，反而去了朋友的家喝酒，席間竟有那年輕的教師，大家舉杯痛飲，原來每個人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苦况。翌日清晨，他們還作了一場冬日的狩獵。

回家後，Aydin在家的前園跟二樓窗伴的Nihal相視對望，兩個罪人，面面相覷。他對自己說，永遠不會離開她，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現在就要開始寫書。

在雪中潛行的艱辛，抑或是在大自然環境中自覺人的渺小短暫，還是是獵物的無助與死亡，令到他在人生的冬日中蘇醒，電影也沒有明言。影片的收結，在哀傷中不失希望。

逼出無助孤獨感

舍蘭今次的取態，是高開低收，男女主角以好人的姿態出場，慢慢的各自的黑暗面浮現，到最後相互救贖。劇本的鋪排及角色的描寫，相比起《三隻猴子》或《亞細亞的故事》由命案開始，難度更上一層樓。

場景、天氣的設置，讓人物像原始的野獸般在山洞中鑽來鑽去，逼出了無助的孤獨感，而大自然亦是眾生尋回答案的歸宿。

舍蘭就是這樣的一步一步走來，從轉捩點定向，一次比一次的深化議題，一次比一次的挖深對人性的描寫。

康城的金棕櫚獎，少有的實至名歸。

文：四維出世

編輯：蔡曉彤、洪慧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朗天 - 由情迷失控點到白晝的惡魔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活地阿倫新作《情迷失控點》（Irrational Man，夏日電影節閉幕電影）描寫一個「迷人」的憂鬱哲學教授，因偶然的機遇走出生命陰霾，但也同時走上命運不歸路。看過的朋友說今天的香港人都該看此片，因為裏面提到思考和行動之間的衝突，也觸及公義的辯證問題，十分應景，值得深思討論云云。

電影裏重點提到兩本書，其中一本是漢娜阿倫特的《平凡之惡》，另一本則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正是後者連帶片中主角的處境，令我立即想起遠藤周作的《白晝的惡魔》。

相比起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太宰治、大江健三郎等大文豪，遠藤周作是被忽視了的日本超一流作家，《白晝的惡魔》更是其作品較少人注目的一部（相比於其名作《海與毒藥》《沉默》、《武士》、《深河》等）。日文原作1980年由新潮社出版，九年後譯成中文（棣新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是迄今為止我看到的唯一中文版。

《情迷失控點》有一場哲學教授和女學生，也是他情人辯論公義的好戲，前者認為殺一獨夫而令天下得益，何樂而不為，後者說不過他，唯有這樣回應：「我辯才雖然不及你，但直覺告訴我，這是不對的事！」差不多的議論交鋒也在《白晝的惡魔》中找到，女主角漂亮的醫生和到訪的神父談到她利用一個患病老婦實驗抗癌新藥。神父嗄聲問：「你當然是取得了那位患者同意後才這樣做的吧？」換來的卻是：「不，我沒有跟她商量，因為商量的話，她會拒絕的。」

世上總有這樣的人，活着是別人的負累，他／她對社會、對家人早沒有用處了，好像再沒什麼存在價值，別人反而要因照顧他／她而受苦受罪。他／她死了，卻會令千百人得救。權衡輕重，難道我們不該「殺掉一隻羊，救護其他九十九隻嗎」？

思辨倫理學課堂上的道德兩難

《情迷失控點》加上《白晝的惡魔》，便是思辨倫理學課堂上經常碰到的，其中兩個的所謂道德兩難：（一）失控過山車的駕駛員發現前面路軌縛了五個人，他只能轉換路軌，旁邊路軌上則縛了一個人，他該否轉換路軌呢？（二）急症室躺了五個心肝脾肺腎都呈衰竭，生命危在旦夕的病人，這時恰好進來了一人，他的五臟都適合移植給那五個病人，醫生該否把那人殺死，用他的器官救活五個人呢？道德常識告訴人們，轉軌遠比殺死無辜者容易。但《情迷失控者》要殺的是邪惡的人，《白晝的惡魔》犧牲的是無用及拖累社會，浪廢資源的「廢人」，一旦附帶條件變得複雜，判斷便似乎又得懸在半空了。

《白晝的惡魔》一開章便非常高調。神父在教堂跟信徒講道，談到《驅魔人》這部電影，究竟裏面少年人着魔的情境，是一種精神錯亂抑或真的有惡魔作祟？神父的判斷是精神錯亂，因為惡魔的出場沒有這般戲劇性。惡魔恰似灰塵，除非人們很小心，否則是不會發覺屋子裏有灰塵。「惡魔的最大詭計便是令人們覺得他們不存在……」神父如是說。

小說的女主人公，一位外表和善大方，外貌出眾的醫生就在聽道的人群中。她就不信惡魔存在，但她同時不相信上帝。她來聽道只是裝模作樣的。還不止此，說實一點，她的生活根本就是由各種偽飾組成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便是她的心早麻木不仁了，總有着百無聊賴的空虛感，令她表裏不一，天天只是打發着時間。基於無聊，無可無不可，她會用針扎和她搞一夜情的陌生人的手，活生生扼死試藥的白老鼠，慫恿弱智病人把同伴推進水池……而這些只是開始。

書提到《罪與罰》

書無可避免提到《罪與罰》，女醫生讀過這部名著兩遍，對書的結局很不滿意，認為殺死放高利貸老太婆的兇手不可能基於內疚而自首認罪，《情迷失控點》的哲學教授也有同樣的「領悟」。惡魔潛入了他們的內心，而他們始終理直氣壯，不相信惡魔存在，並且覺得自己很對，對得要命（要別人的命）。

《白晝的惡魔》的受害人是患上肺癆的大學生難波，協助（說推動也成）女醫生作惡的則是另一位年輕病人芳賀。神父到後來探訪醫院，難波向之求助，把沒有人相信他所知道的真相告訴神父，但一切似乎來得太遲。最可怕的是，作惡的人沒有把事情隱瞞，還先後與代表光明的神父不當面對質，因為他們（又或者在他們心中的惡魔）曉得，俗世沒有人也沒有可引用的法例可以阻止他們——沒有人證，沒有物證，光天化日之下，無辜者消失了，以非常「正當」的理由消失了。

是的，這就是法西斯及其恐怖。女醫生最後找到她的長期飯票，但臨近結婚幾乎把未婚夫推下斷崖。有動機有目的的邪惡不是魔，它們或出於貪，或出於淫，或出於憤慨、嫉妒，甚至懶於改變老羞成怒，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溯源，因而可以對治的。魔是沒有目的犯罪，不為什麼而作惡，甚至不是出於喜歡作惡本身而作惡。以理殺人本已令人驚懼，但當其依據的所謂理原來也是偽飾，不外掩蓋裏面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枯竭了的內心，才最讓人感到一道森寒浹脊而上，毛骨悚然。法西斯的歪理，你真的相信了的話是良知錯用，問題在其實你也無所謂相信，甚至根本不信，任何「道理」來到你手上，只是方便的挪用，無論它叫法西斯，或者共產主義。

今天的香港人要去看《情迷失控點》嗎？該否不擇手段，把不義的建制力量拉下來？又或者更應去看《白晝的惡魔》，不單看清楚可能已潛伏在我們內心的陰暗，更明白那白日行事的惡魔，現在在那裡明目張膽地說，有時真忍不住笑。

謝孟謙 - 士人——讀七《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之四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一句話，可堪解答：「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亂世當下，民間史家徐承恩立心治史，新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洋洋四百多頁，決意書寫香港本土歷史。筆者不同意徐氏的民族史觀，但見作者志氣宏大可敬，在此介紹，下文稍有批評，惟願集思廣益，還請同道指正。

一城舊事幾多，看看書店那一列「香港研究/香港學」書架，尤見史家著述甚豐，惟史觀不離既有框架，每每沿用以下幾種——政權治術、世家大族、社會民生、行業發展、地方風物。本地史家善於剖析歷史，條分縷析，藉以理解各級階層風貌。上有權貴，大家回顧港英政府如何管治，也知道名門望族發迹軼事；還看社會，看看六七暴動，檢討社運路線；深入民間，考證村落宗祠，查找廟宇由來。學者用心研究，解開歷史脈絡，細緻歸類……然而我們只顧斬件切細，少有綜合歷史全局，也沒有整合香港主體——常覺香港歷史零碎得很。

前人「演繹」 徐氏「歸納」史事

徐承恩此書則不循傳統框架，今另闢蹊徑，不再斬件切細，而是整合香港主體，極具野心。前人史家大多「演繹」，徐氏試行「歸納」，收回歷史碎片，砌成完好主體，而此主體名為「香港民族」。徐氏大筆揮灑，捨棄細節，取其神意，兼有近觀、遠望之景。遠望嶺南舊事，秦漢時期短暫立國，此後幾番戰亂攻伐，嶺南位處邊陲，山嶺阻隔，故此文化異於中原；近觀明清以後，香港位於中國之外，處於中國之旁，遭受帝國壓迫，漸成族群意識，後來形成公民民族。

徐承恩推演民族意識，次序如下：海洋族群、本地精英、文化國族、公民民族。這一切從明清時期說起。話說明代中葉，中國各地族群圈地競賽，填海造地，搶佔水土耕作營生。有些嶺南人未及圈地，或因山多地貧，於是以舟為居，出海經商，活躍南海一帶，當中有商旅背靠香港海港，也有武裝勢力打劫商船謀生。投奔怒海，狂風巨浪，練成一身大膽。他們懂得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早與外國商旅交易，走私運貨；有時與清廷合作，有時反抗。因勢利導，海洋族群從不效忠故國，此後洋人與中國開戰，鴉片戰爭時候服務英人，也不忌諱私通外敵。

推演族群 鼓吹民族

海洋族群靈活多變，好為「中間人」，促成交易，從中取利，正是「買辦」人格。開埠之初，英國商賈聘用本地華人與混血兒充當買辦，這些貿易中介盡握政商人脈，躋身上流，成為本地精英。那時候清朝衰亡，民國初開，廣東地區動盪頻繁，革命黨人煽動香港華工罷工罷市，抵制外國勢力。這些本地精英身處香港，正是中英帝國狹縫，為保本土利益，多番出手談判，不想得罪中國，實不可倚靠外人英國，只好以本地身分出面解決。本地精英此後知道，想要保護自己的本地家當，必須自信自力，立根本土，不假外求。

然後中原風雲突變，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人南來香港，北望故土花果飄零，政治鬥爭不息。但看世道淪喪，感懷故國，悠生文化國族之志。文人倡導文化國族，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以地域為限，不歸附共黨政權。中原既為中共竊據，傳統舊學盡毁，大家今後毋庸眷戀舊地，而在香港靈根自植，重振古典，書寫正體漢字。七十年代有中文運動，也有年輕學生保衛釣魚台，在在可見時人深感文化國族意識，雖在香港，無礙報效中華。所以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論政團體與組織大多願意民主回歸，承傳文化國族。

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港人目睹解放軍鎮壓北京學生，醒悟英國去意已決，才認真思考前途。徐承恩如此形容港人心境：「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 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徐氏認為六四促成公民意識覺醒，大家遊行抗議，對抗鄰國暴秦。後來我們有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然後一輪保育運動，繼以二〇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還有去年雨傘革命。幾經抗爭行動，大家認同一些公民價值，力行法治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然後生成公民民族，告別文化國族身分，此後只要認同香港公民精神，即成香港公民民族一員。

「城邦」與「民族」論 難磨合兼述

這是徐承恩的推演：說香港位處嶺南邊陲，關山阻隔，文化大異於中原；明清以後遺傳海洋族群人格，圓滑聰明；繼以本地精英立根本土，既不親附中國，也不仰賴英國；後有文化國族意識興起，苦戀中華而徒勞一場；到現在大行公民價值，是為公民民族。話說回來，書名《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並置「城邦」與「民族」，作者似乎有意兼行兩邊論述。然而陳雲倡導的城邦論（始於2011年）與民族論（見港大《學苑》2014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徐承恩是其中一位作者）是不同的，而徐氏此作的民族立論，與城邦論不可磨合，大相逕庭，尤見民族論的三大弊處，僅此拋磚引玉，略述如下：

一、捨棄華夏 甘作蠻夷

城邦論講「夏夷之辨」，認為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但民族論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如此立論危矣！一旦香港捨棄華夏正統，我們的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徐氏用語）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民族論者未有顧及的。

二、民族自決 用字缺失

徐承恩建構當下公民民族，界定港人身分，不限人種血緣，只要認同本地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價值，即為香港民族一員。徐氏原意是鼓吹民族認同，此認同感覺不分種族，而取決於公民價值。只是，中共才不理會這是哪門兒的民族觀念，管你什麼「公民民族」、「人種民族」，官員一見「民族」二字，可以巧妙地承認「港族」，劃分「港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十七個」民族，特別行政區降格淪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丟失現有主權，不堪設想。大家搬用「民族」此詞論事，宜審慎為文，不要妄為。

三、鬱躁壓迫 消極防守

徐承恩的香港民族設想，源自近代歐洲建國風潮，歐洲民族遭受強鄰壓迫，鬱躁不安，只好謀求自立，建成現代國家——此為「鬱躁城邦」命題。是故，徐氏讀遍歷史，回顧舊時香港如何抵抗壓迫，遊走中英帝國之間，試圖喚起港人共同想像昔日「鬱躁」，今後奮起共建「城邦」。但以帝國壓迫為由，鼓動鬱躁思潮，最終注定只作消極防守，不敢文化反攻，因為人們心中的帝國強盛不衰——清帝國如是、英帝國如是、中共亦然。

循此途建成鬱躁城邦，自守邊陲，終而偏安一隅，等待帝國日落，遙遙無期。陳雲的城邦論則放下壓迫歷史，宣傳本地管治制度，揚言共建華夏邦聯，香港與中國、台灣、日本締結友好，而香港的理性清明制度可以惠及廣東省，接管深圳惠州，共建香港大城邦。比較兩者，徐承恩的「鬱躁城邦」顯得消極，而陳雲的「大城邦」則進取得多。

筆者不同意徐承恩的史學觀點，但深感徐氏立心治史，另闢蹊徑，險行畏途，不逐學院名利，正是士人救港救國之志，崇敬可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心繫香港民族，而梁啟超晚清民初倡說中華民族，皆胸懷大志，逆流而上。且引梁啟超一句作結：「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一方，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梁啟超雖然失敗了，但香港共此時刻，士人思量出路，總好過哀嘆行動無力，重演失敗。香江有幸，一城士人俱在。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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