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3日 星期日

謝孟謙 - 士人——讀七《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之四   星期日生活   2015913

【明報專訊】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一句話,可堪解答:「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亂世當下,民間史家徐承恩立心治史,新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洋洋四百多頁,決意書寫香港本土歷史。筆者不同意徐氏的民族史觀,但見作者志氣宏大可敬,在此介紹,下文稍有批評,惟願集思廣益,還請同道指正。

一城舊事幾多,看看書店那一列「香港研究/香港學」書架,尤見史家著述甚豐,惟史觀不離既有框架,每每沿用以下幾種——政權治術、世家大族、社會民生、行業發展、地方風物。本地史家善於剖析歷史,條分縷析,藉以理解各級階層風貌。上有權貴,大家回顧港英政府如何管治,也知道名門望族發迹軼事;還看社會,看看六七暴動,檢討社運路線;深入民間,考證村落宗祠,查找廟宇由來。學者用心研究,解開歷史脈絡,細緻歸類……然而我們只顧斬件切細,少有綜合歷史全局,也沒有整合香港主體——常覺香港歷史零碎得很。

前人「演繹」 徐氏「歸納」史事

徐承恩此書則不循傳統框架,今另闢蹊徑,不再斬件切細,而是整合香港主體,極具野心。前人史家大多「演繹」,徐氏試行「歸納」,收回歷史碎片,砌成完好主體,而此主體名為「香港民族」。徐氏大筆揮灑,捨棄細節,取其神意,兼有近觀、遠望之景。遠望嶺南舊事,秦漢時期短暫立國,此後幾番戰亂攻伐,嶺南位處邊陲,山嶺阻隔,故此文化異於中原;近觀明清以後,香港位於中國之外,處於中國之旁,遭受帝國壓迫,漸成族群意識,後來形成公民民族。

徐承恩推演民族意識,次序如下:海洋族群、本地精英、文化國族、公民民族。這一切從明清時期說起。話說明代中葉,中國各地族群圈地競賽,填海造地,搶佔水土耕作營生。有些嶺南人未及圈地,或因山多地貧,於是以舟為居,出海經商,活躍南海一帶,當中有商旅背靠香港海港,也有武裝勢力打劫商船謀生。投奔怒海,狂風巨浪,練成一身大膽。他們懂得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早與外國商旅交易,走私運貨;有時與清廷合作,有時反抗。因勢利導,海洋族群從不效忠故國,此後洋人與中國開戰,鴉片戰爭時候服務英人,也不忌諱私通外敵。

推演族群 鼓吹民族

海洋族群靈活多變,好為「中間人」,促成交易,從中取利,正是「買辦」人格。開埠之初,英國商賈聘用本地華人與混血兒充當買辦,這些貿易中介盡握政商人脈,躋身上流,成為本地精英。那時候清朝衰亡,民國初開,廣東地區動盪頻繁,革命黨人煽動香港華工罷工罷市,抵制外國勢力。這些本地精英身處香港,正是中英帝國狹縫,為保本土利益,多番出手談判,不想得罪中國,實不可倚靠外人英國,只好以本地身分出面解決。本地精英此後知道,想要保護自己的本地家當,必須自信自力,立根本土,不假外求。

然後中原風雲突變,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人南來香港,北望故土花果飄零,政治鬥爭不息。但看世道淪喪,感懷故國,悠生文化國族之志。文人倡導文化國族,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以地域為限,不歸附共黨政權。中原既為中共竊據,傳統舊學盡毁,大家今後毋庸眷戀舊地,而在香港靈根自植,重振古典,書寫正體漢字。七十年代有中文運動,也有年輕學生保衛釣魚台,在在可見時人深感文化國族意識,雖在香港,無礙報效中華。所以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論政團體與組織大多願意民主回歸,承傳文化國族。

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港人目睹解放軍鎮壓北京學生,醒悟英國去意已決,才認真思考前途。徐承恩如此形容港人心境:「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 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徐氏認為六四促成公民意識覺醒,大家遊行抗議,對抗鄰國暴秦。後來我們有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然後一輪保育運動,繼以二〇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還有去年雨傘革命。幾經抗爭行動,大家認同一些公民價值,力行法治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然後生成公民民族,告別文化國族身分,此後只要認同香港公民精神,即成香港公民民族一員。


「城邦」與「民族」論 難磨合兼述

這是徐承恩的推演:說香港位處嶺南邊陲,關山阻隔,文化大異於中原;明清以後遺傳海洋族群人格,圓滑聰明;繼以本地精英立根本土,既不親附中國,也不仰賴英國;後有文化國族意識興起,苦戀中華而徒勞一場;到現在大行公民價值,是為公民民族。話說回來,書名《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並置「城邦」與「民族」,作者似乎有意兼行兩邊論述。然而陳雲倡導的城邦論(始於2011年)與民族論(見港大《學苑》2014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徐承恩是其中一位作者)是不同的,而徐氏此作的民族立論,與城邦論不可磨合,大相逕庭,尤見民族論的三大弊處,僅此拋磚引玉,略述如下:

一、捨棄華夏 甘作蠻夷

城邦論講「夏夷之辨」,認為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但民族論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如此立論危矣!一旦香港捨棄華夏正統,我們的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徐氏用語)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民族論者未有顧及的。

二、民族自決 用字缺失

徐承恩建構當下公民民族,界定港人身分,不限人種血緣,只要認同本地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價值,即為香港民族一員。徐氏原意是鼓吹民族認同,此認同感覺不分種族,而取決於公民價值。只是,中共才不理會這是哪門兒的民族觀念,管你什麼「公民民族」、「人種民族」,官員一見「民族」二字,可以巧妙地承認「港族」,劃分「港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十七個」民族,特別行政區降格淪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丟失現有主權,不堪設想。大家搬用「民族」此詞論事,宜審慎為文,不要妄為。

三、鬱躁壓迫 消極防守

徐承恩的香港民族設想,源自近代歐洲建國風潮,歐洲民族遭受強鄰壓迫,鬱躁不安,只好謀求自立,建成現代國家——此為「鬱躁城邦」命題。是故,徐氏讀遍歷史,回顧舊時香港如何抵抗壓迫,遊走中英帝國之間,試圖喚起港人共同想像昔日「鬱躁」,今後奮起共建「城邦」。但以帝國壓迫為由,鼓動鬱躁思潮,最終注定只作消極防守,不敢文化反攻,因為人們心中的帝國強盛不衰——清帝國如是、英帝國如是、中共亦然。

循此途建成鬱躁城邦,自守邊陲,終而偏安一隅,等待帝國日落,遙遙無期。陳雲的城邦論則放下壓迫歷史,宣傳本地管治制度,揚言共建華夏邦聯,香港與中國、台灣、日本締結友好,而香港的理性清明制度可以惠及廣東省,接管深圳惠州,共建香港大城邦。比較兩者,徐承恩的「鬱躁城邦」顯得消極,而陳雲的「大城邦」則進取得多。

筆者不同意徐承恩的史學觀點,但深感徐氏立心治史,另闢蹊徑,險行畏途,不逐學院名利,正是士人救港救國之志,崇敬可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心繫香港民族,而梁啟超晚清民初倡說中華民族,皆胸懷大志,逆流而上。且引梁啟超一句作結:「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一方,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梁啟超雖然失敗了,但香港共此時刻,士人思量出路,總好過哀嘆行動無力,重演失敗。香江有幸,一城士人俱在。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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