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2年7月15日
【明報專訊】兩大冊的《中共在香港》，肯定是近年最重要的本地出版。書名本身便切合了香港最新的政治處境，而且，它還是香港民間學者的獨立研究成果。作者江關生努力翻查及整理大量資料的毅力，足以令包括筆者在內的香港學術中人感到慚愧，我們對這個課題所下的工夫實在太少了。
就如江先生在書中所說，正因為這是一個乏人問津的題目，所以才推動他開展這個計劃。同時，江先生曾是七十年代國粹派學生，因此，這本書自然帶着一代人濃厚的反思味道。
葉：葉蔭聰 江：江關生
葉：《中共在香港》上下兩卷以1949年作分界線，你認為這前後有什麼重要的變化？
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是分水嶺，即所謂變天。共產黨由一個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它在香港的活動方式也不同了。同時，港英政府對中共的態度也有變化，抗日之後蔣介石想收回香港（後因邱吉爾反對而作罷），所以跟國民黨關係不好，比較包容中共在香港的活動。1949年後，共產黨奪取了政權，英國看到勢色不對，所以才收緊監控中共的活動。
我其實最初打算把書名定為「革命：中共在香港（1921-1949）」及「奪權：中共在香港（1949-2010）」。在我心目中，在1949年前中共有進步意識，但在此之後革命是墮落的。尤其是解放後搞的政治運動，體現了權力就是一切。雖然，革命也是奪權，從而推翻舊世界，但你從1949年前的歷史人物身上看到他們的理想，之後便漸漸消失。
今日的香港也看到這個問題。就以國民教育爭議為例，你看到左派陣營的態度很囂張，它們用公帑來編了這種偏頗的教材，但是，楊耀忠及黃均瑜都不肯認錯，輿論反對他們，他們卻反指是政治審查，這實在很荒謬。
港有一群人凡事左三分
葉：下卷當中有一個主題，中共與土共並不是永遠步調一致的，在中共眼中，土共也犯過不少錯誤，例如六七暴動，你會怎樣形容黨中央與土共的關係？
江：主流的觀點認為，香港左派組織受中共領導，聞雞起舞。我基本也同意，但是，我在書中想指出，香港有一群人，凡事左三分，寧左勿右，這在中共當政後經常發生。在左派心目中，「過左」只是態度過分積極，「右」則是立場及原則錯誤。有一段有趣的事，70年代末，新上任的新華社社長對左派學校不以為然，覺得它們浪費了很多資源，他大概也不喜歡土共某種態度。不過，我不認為土共敢跟中央對着幹，比較恰當的比喻是，跟車太貼，容易撞車，死不認錯。
陳婉嫻曾鈺成都有反思
葉：六七暴動期間，其實也嚇怕了一些親共陣營的自己人。
江：只要有思考，有些事情也會看不過眼。就如魯迅所說，革命中有些人高陞，有些退隱。1958年時工聯會曾號召萬多人回國建設，不少人後來也黯然回來。1967年暴動時，也有很多人不滿意。最明顯是廖恩德，廖瑤珠父親，最初是支持反英抗暴，後來認為做得太過分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高卓雄，看到六七年形勢不對，後來移民加拿大。電影明星夏夢，去內地跟紅線女會面，見她被剃了半邊頭，要戴帽子才敢見她，回來後開始對極左路線不滿。每次內地政治運動，都對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的土共有衝擊。又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1971年林彪事件，許多人問，一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怎麼會出逃？陳婉嫻與曾鈺成都有反思，不過，他們經一輪思考後，最終還是「歸隊」。另外一個大轉折當然就是六四了。
葉：我留意到你在上卷提及，30年代時中共曾想在香港動員群眾加入紅軍，參加長征，可是，卻非常失敗。但是，40年代開始，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則大有發展，這中間是一個怎樣的歷史過程？
江：40年代國民政府實在太腐敗與貪污，共產黨則予人一種希望。陳君葆在日記中說，他期待中國內地的民主化走在香港之前，很可惜，結果是與他的期望剛好相反。而且，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及工人對中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1958年能動員萬人回國，1967年也有上萬人放棄自己穩定的工作而參加罷工。
看到外資對統治經濟重要
葉：你在書中特別指出，中共在80年代初後不再輸出革命，你認為這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江：中共放棄革命後，減少了東南亞國家的恐共情緒。鄧小平很清楚，中國或中共都需要吸引外資，特別是華僑的資金。如果你還到處煽動革命，顛覆別人的國家政權，很難吸引到資本，華商也隨時面臨排華威脅。這種環境對香港當然有好處，因為許多資金都經香港。同時，也爭取到不少香港的華僑社團支持。其實，1949年後，中共一直有籠絡資本家。例如解放後，在中華總商會領導權的爭奪，中共利用高卓雄踢走親國民黨的資本家。但是，政治運動又把許多原本親近中共的資本家嚇怕，當時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什麼事情都擴大化。到了鄧小平上台後，撥亂反正，中共終於看到資本家對自己統治及中國經濟的重要。
許多鬥爭由中共中央扯線
葉：這兩本書你寫了兩年半，在這段時間裏你對中共的認識有什麼變化？
江：這段時間我看了許多資料，把不少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其實，就連黃文放及司徒華都會記憶有錯，許多事情的理解也模糊不清。我不敢說自己一定正確，但我盡量把事情搞清楚。又如周奕的《左派鬥爭史》，把許多鬥爭描述為純粹是香港愛國工會及學校發動，但是，許多資料說明，背後扯線的是中共中央。例如，令我吃驚的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香港電車工人罷工，竟然由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及劉少奇親自指揮如何鬥爭。
我運用的資料都是公開的，我只是把它們整理下來，例如40年代後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杜襟南的日記有不少記載，提及他如何從事機要情報工作。此外，陳君葆的日記也是很珍貴的資料，讓我知道過去不少流行的說法都有誤。
葉：你打算再寫一本集合多名人物的傳記，你會談及什麼人物？
江：我剛在草擬一份名單，還沒有完成，都是在香港活躍過的中共人物，也有受中共影響的人。內裏有中共建黨初期的人物，例如張國燾，他是中共創黨成員，30年代末脫離中共，1949年至1968年都在香港。也有一些30至40年代香港的地下黨，如章漢夫及喬冠華，他們都是建國初期的外交大員，但在文革時都被打倒，命運很坎坷。還有一些文人，如廖沫沙、胡風、夏衍等等。此外，還有許多許多，例如早前認識了一個參與六七暴動的朋友，他可能會介紹一些跟他相同背景的人。內裏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
其實，我選擇的標準很簡單，只要我覺得重要及有趣我便想寫，希望能引起人思考。我寫這兩大卷時，編輯及一些朋友也說，有些枝節寫得過長。只要我覺得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便多寫，甚至會跳離了香港。
問：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獨立媒體網站創辦人之一，以民間記者介入社會事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並在該校修畢碩士學位，2007年在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著有《小媒體‧大事件》、《媒體識讀》及《直接行動》等書，並本刊讀書版專欄作者
答：江關生
中學就讀於皇仁書院，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大學期間，曾參與《學苑》及《盤古》雜誌的編輯工作。畢業後，曾任《東方日報》記者，兼《明報晚報》、《新報》外電翻譯。繼而先後任職香港電台電視部及無綫電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1989「六四」事件後一年，離開新聞界，改行從事錄影製作
文 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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