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9日
吾道一以貫之。《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少年體弱多病，於是修煉養生道術，讀《大學》，其中一句：「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心下甚喜，改之為：「自天子以至於庶民，一是以養生為本。」修道為了解脫，得大自在，然則世間渾濁，眾生受難，見面都是愁眉苦臉之人，便難以獨善其身。是故養生不獨是鍛煉一己之肉身與精氣，也須兼善天下。
上醫醫國
唐代名醫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上醫是高明的醫生，比喻賢能的政治家，國家有賢能之士主政，水土秀美，民康物阜，百姓得其所哉，自然少患病痛。此語出自《國語·晉語八》，說上品之醫官，應以醫國為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道術之來源，除了是上古巫術祭師的通靈之術，就是燒丹煉石之士的變化知識與醫家的人體陰陽之學，外加兵家生殺之技，此等雜術，託於黃帝與老子，漢朝謂之「黃老道」。黃老是我學術之宗，萬變不離其宗，黃老道術用得最多的，是政論與從政，然則都是養生術之引申而已。
最早的從政，是在德國遊學期間，受當地民運中人所託，參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的德國分部主席選舉，在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出任主席，做了兩年民運領袖，照顧六百多名新會員的政治庇護申請，期間走南闖北，實踐黃老的「義利兼行」之政與五行道學，此等學問都總結在《一國定兩制--黃老道術與香港政治》（花千樹，二○○七）。黃老之術，在該書的〈新五行論〉一文，已經說到極致，盡了我「為往聖繼絕學」的心願，自問無愧於軒轅黃帝與太上老君。有無人看，學術能否延續下去，只能隨緣而化。
養生以待時機
兩年的民運領袖生涯，仍值得一記的是「民運薑湯」故事。事緣一九九三年冬，美國民運總部的徐邦泰主席來德國哥廷根鎮探望，雨雪交加，一行人染了風寒，抵達會所時，徐邦泰便問：「有否薑與紅糖？」拜託我煮薑湯驅寒。我說廣東人家中一定有薑，但紅糖是何物？他打開廚櫃一指，便說廣東人的黃糖就是北方人的紅糖。於是便煮了薑湯，鎮住風寒，避過傷風。他們下了法蘭克福探訪華僑領袖與難胞會員，便說要省錢，租一間民宿大房，打地鋪過夜，然而我堅持人人有房間睡床鋪，不要把身子捱壞，並勸止他們的通宵夜話，要早睡遲起，養足精神，顯示新人物的氣魄。民主運動要磨劍幾十年，必須養生以待時。
當今世界，妖孽當道，行俠仗義，險阻重重，動輒招致殺身毀家之禍，必須置生死於度外，以智（智慧）、仁（仁慈）與勇（勇毅）之「三達德」行事，靜待妖孽勢力轉折消亡，方可成事。我自問「勇」德最強，便一直走在香港言論自由的前列，可謂不惜仕途，不惜身命。
為政有順勢與逆勢，黃老道士有三大楷模，姜太公、張良與諸葛亮。姜太公與伐紂王是順勢，所謂順天應人，諸葛亮輔助劉備建立蜀漢、復興漢室是逆勢，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張良則順逆皆為之，秦始皇如日中天之時，張良曾拜託刺客名大鐵錘，圖謀擊殺秦始皇而不果，秦始皇死後，秦二世昏庸，秦朝氣數已盡，群雄興起，張良輔助劉邦滅秦。張良心知呂后殘酷，無力抵抗，於是功成身退，避過殺身之禍。
政事無可為
國家養生是大事，至於個人養生，反是小事，修煉之術有三：攝食、內養、外練。攝食是營養及服藥，內養是胎息養氣，大氣與我身不二，外練則是導引體操，八段錦、五禽戲之類。當今中國與香港之政治與經濟都被妖孽盤踞，此等妖孽冥頑不靈，在入地獄之前，勢將人間變為地獄。中國大政，無事可為，因此我雖然在一九八二年開始寫政治分析及評論，然而心力都放在文事之上，最早寫的是文學評論，題材有中西比較文學、唐人傳奇、清人筆記小說、風俗考據等，文學理論與流行文化也有涉及，小說創作則偶一為之。
一九八六年間，我在英文系畢業之後，出任政府的中文主任（二級次官）。早前，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港府前布政司署發出通令，指示日後政府公文不必帶有官僚色彩及謙恭字彙，全盤白話化，「奉 司憲諭」之類的官威固然禁止，大鑒、台鑒等敬辭取銷，連「敬啟者／逕啟者」的啟事語及「謹上／敬上」的收束語也廢棄，只用「某某先生／女士：」起始，用官員名字及簽署結束。是項改革，矯枉過正，不但失禮，簡直無文，各國公文雖然因應現代平等社會而簡化，但Dear Sirs及Yours faithfully/Sincerely yours等啟事語與收束語，已成定制，不一定表示親切或謙恭，只是標示書信之始末而已，與今日中文收據仍有的「茲收到」及「此據」相若。
文事為大
此等新式公函，猶如毫無敬辭之「打單信」（幫會的勒索信），當年的大人先生，見了莫不搖頭嘆息。不知是英國人施計，還是中國人躁進，一九八六年之通令，實是香港公事中文墮落之始。半年之後，我辭官他去。一九八七年三月二日，我在《香港時報》撰文批評，曰〈何必刪去「敬啟者」與「謹上」--從語言學看中文公函「白話化」〉。
雖則辭官他去，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公事語文粗野無文，公共空間的禮制約束將隨之而去，香港之文人世族與民主政治兩皆不全，此後公共生活將任由官僚把持，扼殺民眾自由。文事不離文心，為官者失去文心，脫離吾國公函恭敬謙厚之軌範，又背棄英國公函直接簡易之原則，日後之官場便會敷衍塞責，蠻野無文。由往昔公文的「敬告閣下」到今日的「請你被告知」，是觸目驚心的公共文化淪陷。
名物之考
回港之後，相繼在香港政策研究所及香港藝術發展局供職，公事之餘，乘接觸資料之便，研究文化政策，巧遇當時政府要解散兩個市政局並作勢要為香港制定文化政策，便在一九九八年開始評論香港的公共文化事務。同時，在《信報》文化版開始撰寫思考香港舊日風物之散文。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思路類似傅珂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當然傅珂是另闢蹊徑，別開生面。我只是以名說物而已，以古樸文字記述童年在農村及墟市的生活及情懷，類似撰寫香港的鄉土風俗史，即使今日新界的水土破壞，風物殊異，有文字錄存之對照，後人也可知道當年景物與人情之美，理解官商勾結及官僚專政如何摧殘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與美善性靈。
信仰與舊俗可以抗衡官僚理性管制。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認為，一旦公共空間完全脫魅（disenchanted），官僚理性管制便會成為桎梏人心的「鐵籠」。例如往昔的人相信死於非命是命中註定或鬼怪作祟，淹死或車禍斃命的，打齋作法或豎立「喃嘸阿彌陀佛」碑石便了事，政府也不會輕易應苦主或區議員之呼籲而在溝渠邊、公園水池邊和馬路邊設立圍欄，阻礙自由行動的。風俗信仰不存，民眾自我管理的信心便動搖了，水深不及半米的公園水池也會豎立官方警告牌，公共場所到處都是潔癖式的管理，久之，許多民眾也不知不覺，不以為然，甚至認為有助公共秩序管理，推波助瀾。撰寫香港風物的懷舊文章，除了恢復共同記憶、拉闊民眾想像力之外，也是恢復自由自在的本土風俗。
二○○二年，闊別官署十六年，終在民政局局長辦公室出任幕僚，重執文事。
因是局長辦公室，毋須跟隨官署通令，可容我一人制定文書格式，進退應對，重整禮儀。舉凡市民來信詢問，都以恭敬親切、事理清通之言文奉覆，恭賀、答謝、酬應、吊唁、慰問等，更須遵從禮儀，古雅樸素。至於與大陸官署之書信，更囑咐下屬，務必使用正體字（大陸稱繁體字）及古雅中文，以示文明與粗野之往來。對於大陸，香港雖然是以小事大，但香港繼承中英文化餘緒，應有莊嚴格局，毋須屈就野蠻，在公文改用簡體字及粗鄙白話，同流合污。往還幾次之後，大陸很多官長也深明大義，雖然官定簡體字不可改，竟然也用「台鑒」和「敬啟者」來書，棄用「尊敬的某某先生」了。
回歸本業
自民政局退職之後，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在家寫作，在二○○八年出版《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花千樹）。進入文化政策研究，乃意料之外，將學術公開，是了結責任。然而，始終放心不下的，是香港的公事中文。特別是回歸之後，官府除了用洋化及赤化的中文之外，還濫用創造文詞的公權力，創造「截取」通訊（竊聽）、「施放」催淚彈（中性詞是發射、發放）、「銷毀」家禽（應說殺雞、殺滅）、「管有」色情圖片（逼使市民承認擁有及管理的責任）、「信納」證據（採信及接納）等中文詞，此等中文不載於辭典，也非日常使用之語言，在「施放」催淚彈及「銷毀」家禽等詞且有麻木不仁之意，官府獨攬語言創造及詮釋之主權，逼使民間採用其詞義，強化官方動用權力的合法性。以後，政府竊聽未經法庭定罪的嫌疑人的電話，便叫「截取」通訊，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就叫「施放」催淚彈，原本用於輾碎冒牌光碟的「銷毀」，竟然用到有生命的雞身上了。香港傳媒不知就裏，官方語文照用如儀，也是助紂為虐。人民的語文自由與權利喪失了，自由的版圖便從語言意識上消滅了。
寫作了二十多年，從文學、政論到文化與風俗評論到公共語文評論，從政治回到文事，好像繞了一個大圈，回到起點。一以貫之，都是為了得「大自在」，個人之自由與眾生之自由是也。
--原刊於《文化現場》，二○○九年二月號，今改作序言。
是次結集，乃因《信報》兩專欄終止，得享空閑，可整理評論文章付梓，尤其《明報》之「土共系列」，刊後擱置多時，該系列乃由《明報》副刊策劃馬家輝先生提議撰寫，情誼珍貴，莫可忘懷。《信報》原社長林行止先生及前總經理駱友梅女士多年寬容筆者於專欄自由議論，更是感激莫名。總編輯陳景祥先生誠邀撰寫每週政論，權代主筆練乙錚先生之出缺，也是善因善緣。文章經花千樹出版社編輯王穎嫻君反覆校閱，合該鳴謝。若有錯字衍文，責任當歸於己。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夏曆庚寅年八月二十二日
陳雲序於香港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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