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 - 新聞行業那一步關口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1年9月11日

談些歷史。

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紐約時報》刊登記者Tad Szuk的報道，說美國支持一批流亡分子，準備潛回古巴推翻卡斯特羅政權。見報當日，總統甘迺迪火冒三丈，「卡斯特羅不必派間諜來美國，他只要看美國報紙便知道一切」。十天後，一千四百名流亡分子如期搶灘，被早待在那裏的古巴軍隊迎頭痛擊，全軍覆沒。甘迺迪形神憔悴宣布失利的消息，史稱「豬灣事件」。

過了一段日子，甘迺迪在兩個不同場合，分別遇上《紐約時報》發行人特雷福斯和總編輯卡雷其，他對兩人說了一番相同的話﹕「如果你們當初大量報道流亡分子練兵的消息，我們也許會因事情曝光而取消登陸計劃，也就不會鑄成大錯。」

那是水門案之前的十年，距今足足半世紀；關係到出兵的國家機密，便是這樣在傳媒曝光。

一些事物總有它令人油然神往的歷史。我這裏說的是新聞行業。美國人民到今天仍記得《華盛頓郵報》兩個記者七十年代把總統拉下馬，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如今分別是不很吃得開的小說家和很吃得開的傳記作家，但人們依然對他倆心懷感恩。在尼克遜祭出總統特權下令解散大陪審團的那些年頭，兩人硬是一字一句把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從白宮轟出去。

日本人民也會記得《朝日新聞》的利庫路特事件。這家上巿公司把股份送給政界巨擘換取好處，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朝日新聞》社會版頭條刊出記者山本和鈴木的偵查報道。這兩個年輕新聞記者，有一晚在外邊吃飯時聽到鄰桌的幾句話，開始了漫長的調查，終於捅出日本戰後最大獻金案，檢警部門調查超過三千八百人，七百人捲入弊案，國會議員佔了四十多，首相竹下登、大藏相宮澤喜一、法務相長谷川峻等五十多人辭職。

那天和主編黎佩芬討論這個星期的大事時，我想到了《朝日新聞》和利庫路特。四年前曾經在周記寫過一篇《朝日新聞》主筆船橋洋一的〈新聞的復興〉。船橋在文章裏令人訝然地向讀者道歉﹕在《朝日新聞》一百三十年的歷史，朝日做過錯事，「我們對太平洋戰爭的錯誤報道，戰後我們對此進行反省，核心便是權力監察」。
當香港困頓在官方亟欲取民間傳媒而代之、外力介入新聞編輯自主的風雨如晦的二○一一年夏天，《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朝日新聞》在這一刻都很遙遠，連台灣記者說自己是「修理業」這句調侃自况，也不一定能全都說得出口。

亞洲電視的江澤民死訊風波發展到今天並不出乎意料，梁家榮辭職譚衛兒被休假，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這些結果我在七月已猜到。這不是我的預見，而是中國四千年歷史便是這回事。只要動動腦筋，那天亞視新聞說江澤民病逝，半小時後英文台打出字幕說江澤民去世；梁家榮是新聞部主管，他哪可以在新聞之外時段或節目下令打出字幕。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北京高調否認，電視台老闆對圍攏在身邊的記者說了一句「我也是看新聞才得知有關報道」。這是話中有話﹕這是新聞部的事。

到上星期梁家榮辭職，他在接受電話訪問時說自己未能阻止江澤民死訊播出。新聞部的主管都不能夠阻止一段新聞出街，不言而喻說明這是上級的命令。到底這是誰的命令誰要他吃黃連，梁家榮沒有進一步說明，然而在愈來愈具中國特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事的背景已是呼之欲出，問題是立法會和廣播事務管理局會不會跟進。

梁家榮是嚴謹的資深新聞從業員，辭職當天在電話訪問裏語調平和聽起來沒有一絲不快，只是當說到無法阻止江澤民死訊播出時，大氣電波裏隱隱是一種只有關心香港的受眾才能聽到的咽哽。到了訪問最後，這位四十年新聞行業老兵說出了令大氣電波另一邊動容的一句話，「新聞操守守不住，就沒有資格做新聞」。聽後如雷殛如電擊，香港多少年沒有人出來說這種話了。我想到八十年代香港新聞行業開始改革的三十年歷程，這刻站在另一個歷史關口，是前進是後退，端看人們一念之轉。

新聞操守守不住，就沒有資格做新聞

我不是研究香港新聞發展史，只是一個天天讀報看新聞的平民，認知的印象裏，香港以前部分新聞行業成員確是拆爛污不堪，這還沒把黨派之爭的抹黑塗糞算在內。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有一天讀報，那是一條某區交通改道之類的雞毛蒜皮小事，讀到最後一個句號之後，映入眼裏的是有幾個字用括弧括着﹕「（稿件請在新聞處稿箱取）」。這是令讀者茫然不知所指的信息——是通知讀者去新聞處找稿件讀清楚這段消息，抑或是人們不能理解的密語暗號。直至若干年後有人說起，原來報社把這條交通改道的消息，原封不動由政府新聞處的官方宣布直接用到報紙上，可能時間趕急，末了這一句通知報社編輯取稿的文字，刪都沒刪原汁原味奉上。這就奇了，就是記者忙得沒有刪去這段，編輯呢、校對呢、主管呢，都去了哪？

我們的社會便是從這些手作坊的日子，經歷中英會談一步步走到可以拍胸脯說監察權力的今天。我們不讓新聞成為社會大眾的嗟來之食，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每次官方都說「有益有建設性」，一次兩次也罷，三次四次就當香港巿民是傻瓜了。那時開始出現一些分析者言，今天看來，都是抓着中方團長周南或英方團長伊文思的幾句開場白造文章，言不及義也太過揣測多於一切，然而這種訪談或分析的出現，是不滿足於官方餵你一段簡單聲明的反彈。這是teething problem，小孩子出牙時難免痛一會，待恆齒長出了，一口潔白銀牙伴着主人啃骨吃肉。

從指點江山到反映社會

這種覺悟有源於行業本身，更多的是來自香港社會覺醒帶來的推力，過往新聞工作者自詡如智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感覺良好年代，已隨巨輪隱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折射社會黑白光暗的自我期許，這當中究竟有多少剛從大學校門出來、身上帶着改變社會使命的實不可考，然而在密密的字裏行間和新聞片的光影之中，社會正朝着第四權方向走去。我不敢在這裏肯定這是源於《華盛頓郵報》水門事件報道、抑或是《朝日新聞》的利庫路特內幕、又或是一種對所生所長社會的改良主義思潮，只是每天夜闌人靜窗下讀報，心頭總是忽而激動起來——稚嫩的文字粗糙的報道手法後面那股改變社會不公義的熱血，和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晚上，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莫羅（Ed Murrow）當面質詰白色恐怖始作俑者參議員麥卡錫（Joe McCarthy）﹕「切不要混淆異見和不忠，若忠誠的反對派死了，美國的靈魂都會隨之而去」（ We must not confuse dissent with disloyalty. When the loyal opposition dies, I think the soul of America dies with it.）幾乎如出一轍。
香港新聞行業質疑權力監督權力的思考近年愈見高漲，從本地政治社會新聞的報道，以至中共治下的人權橫遭打壓的消息，香港傳媒曾經在一段時間享受了難得的空間。這是一個後工業社會民智大開的必然，也是我們教育普及後的自然覺醒。這種熱愛吾土吾民的意識形態，開始成為香港社會一種與大陸漸行愈遠的普遍價值。我不會說這是受到美日傳媒影響的結果，事實這是香港自行孕育的本土價值，一種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生活方式。哪怕你一星期去深圳三次吃喝玩樂，但最終仍得趕過羅湖橋夜行列車回旺角沙田大埔紅磡；一河之隔，不僅是兩種生活形態，更是一邊是欠缺法治，一邊是有輿論監督，那是大大的分別。這不得不感謝八十年代那些決心改變一泓死水狀態的年輕新聞記者。

這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魄是城巿成熟標記。在美國念新聞系的可能聽過一個故事﹕歐戰時期，雙方在一條戰線上稍歇幾天，戰地記者無稿可發，回報美國總社，美國那邊回話，給我來些謠聞。這種笑話今天美國沒有人會笑，因為很難想像這是事實，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卻很難打保票了。從近三十年新聞行業的發展來說，香港理應也是沒有人會笑的，可是江澤民事件讓人看到在高度文明底下的一齣荒誕劇﹕新聞部主管沒有權來否決一條新聞的播出，而這條新聞後來卻被證實是誤報。香港是否一個真正成熟的城巿身分，這次遭到了質疑。
印象裏找不到一個文明社會曾經出現類似現象，頂多是一九四八年美國總統選舉，《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因為不完全的片面投票紀錄，搶先報道杜威擊敗杜魯門的錯誤消息，除此之外再也想不起別的。這張錯誤報道大選結果的照片，每隔四年總在大選前後出現，以作儆醒。但這張照片的背後，並非《芝加哥每日論壇報》裏有人認為杜威一定擊敗杜魯門而必須刊出。江澤民死訊的前因後果，從梁家榮的片言隻語之間已令人咋舌，比起「杜威擊敗杜魯門」的烏龍王式錯誤嚴重得多；放在香港發展史框架看，這是我們曾經有過的經歷，那是深水埗製衣廠荃灣紡織廠年代的勞資關係形式，雖然已是五六十年代的事了。

需要哪種新聞 不是由誰拍板

香港需要的是哪種新聞，不是由誰拍板決定，這是社會發展和覺醒決定。江澤民誤報事件帶出的是我們必須直面這種變化和挑戰，那是對我們既有價值變化的衝擊，也是對何謂一國兩制的挑戰。目下的香港，魑魅魍魎，殘陽如血，對於熱愛這塊土地的巿民而言，是難以自己的一刻。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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