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恩 - 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2016年5月31日 

【明報文章】在近幾年的六四前夕，總會爆發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的罵戰。今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失言，又再觸動各界的敏感神經。六四是香港集體回憶中的大事，當然不能輕易的畫上句號。但我們必須先回顧1989年前後的往事，方能讓年輕人認同悼念六四的意義。

必須回顧1989前後往事

在1970年代，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麥理浩年代的社會改革，似已說明香港在管治上乃與中國區隔的空間，同時香港普羅大眾亦已建立獨特身分認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鼓勵港人舉報貪官，更令港人產生已享有政治權利的錯覺，覺得香港政府是為香港人服務的政府。

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有公民意識。以上種種皆不是香港自己爭取的。升斗市民以為只需為自己家人努力掙錢，就能享受現代文明之好處，卻不知道香港政府當時之善政，只是英國外交政治之籌碼。英國已暗中就香港前途與中國接觸，並修改國籍法斷絕香港人之退路。

當中國於1982年提出「十六字解決」，香港人才如夢初醒，驚覺其小天地是多麼的脆弱。之後的前途談判，是大國之間的角力，中國橫蠻地拒絕讓港人參與其中。香港人只能寄望於「民主回歸」的承諾，期望民主化能令香港人於中國的特區中當家作主。

但中國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反倒是拉攏權貴，要讓香港淪為替親中新貴服務的中國殖民地。中國阻撓香港政府引入代議政制，終令港府擱置於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基本法》之起草，亦為中國官員及保守權貴主導，最終按查濟民的建議為民主進程設限。在切爾諾貝爾事故後，中國又無視香港人的請願，堅持按原計劃在香港旁邊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一切都是中國說了算，自始至終都沒有香港人置喙之地。

香港人泄氣了，有以十萬計的港人決定遠走他方。就是最積極的民主派，也無力再動員大規模抗爭。那是1989年初的事。

但此時天安門學運展開了。在文革過後，中國出現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年輕一代對自由文明甚為神往，就如《河殤》所展示的那樣。學生藉胡耀邦之死，留守天安門廣場抗爭，為的是對公義的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面對政府的抹黑，學生強調他們都是愛國的。但歸根究柢，公義、自由、民主，才是運動的主線。

北京學生的熱情鼓舞了心灰意冷的香港人，燃起他們對自由的期盼。香港人同情學運，上街、集會、籌款，全民都激活起來。香港人基於樸素正義感的抗爭，因一直以來「文化中國」的迷思，就以「血濃於水」這類中國種族國族主義的語言，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但香港人的夢想，是自由夢，是民主夢，「愛國」倒只是用來自我肯定的詮釋。

但好夢難圓，港人於6月4日凌晨，紅着眼在屏幕目睹屠城血案。中國自由夢斷，香港人又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屏幕中的屠夫政權就是他們1997年之後的宗主。

香港人在此以後之作為，比示威口號更能反映他們當時的認同。在消極的一面，一些香港人四出找機會移民，或是向離棄他們的英國討回居英權，以逃避中國之統治。在積極的一面，1989年的政治啟蒙又令大批香港人政治覺醒。他們有的繼續支援中國民運，主張「建設民主中國」；但有更多人在香港的崗位中爭取民主，或是在公民社會中實踐公民權益，他們的論述是要讓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燈塔。但在議會及公民社會中「民主抗共」，爭取香港這個家邦的自立自主，才是香港人於六四學到的功課。本土，才是真正的主場。

「愛國」是主體意識未成熟的扶手杖

六四血迹未乾，中國就展開一連串的清算，未有被捕的知識分子都要自我批判。之後當局全力發展經濟，又向新一代灌輸「毋忘國恥」的大中華主義，讓新一代都在發展至上的國度，戀慕身為帝國臣民的榮光：中國崛起了、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領導，子民與有榮焉。如此再加上近年港中融合以及「中聯辦治港」，「愛國」早已不是當初那樸素之情感。

堅持悼念六四，因而弔詭地成為突顯港中價值差異的試金石。在2009年至2013年間，本土身分認同節節上升，維園晚會的集會人數亦同時屢破紀錄。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回應有關六四觀感提問。這正好就是中國黨國主義、發展主義的回答方式，卻與香港本土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格格不入。那一年有20萬人參加晚會，就是為了反對中國黨國主義之入侵，是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本土價值。

只可惜支聯會中人卻堅持要將「愛國」與「自由」、「民主」綑綁。歷年晚會程序皆滲透大中華意識，比如只有「強國夢」沒有「民主夢」的《中國夢》，以及歌頌中越戰爭的《血染的風采》。但六四的主調，是公義、自由與民主，「愛國」只是主體意識未成熟時的扶手杖。講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建立主體，必然會引伸至追求自主自決的（類）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沒有「文化中國」包袱的年輕人，承傳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就自然想要把香港從一個自在的（類）國族（nation in itself），提升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批評「港獨思潮只會帶來分化」，是忽視處境的膚淺回應。小國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從來都是其民主運動之必經階段。

支聯會於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當年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偏執己意，還懷疑想藉六四死難者親屬丁子霖之口批評本土派。丁子霖拒絕後，竟被徐漢光辱罵。自此本土派與支聯會勢成水火。雖然2014年的晚會嘗試年輕化，但傷害已經造成，而隨後徐漢光更重返支聯會的崗位。

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

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

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畫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的遙遠。

延伸閱讀：

（1）Roberti, Mark（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2）So, Alvin Y.（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Wang, Zheng（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作者

羅啟鋭 - 小城之春

生命通識   2016年5月30日

法庭裏的故事，有些莊嚴、有些沉悶、有些感人、有些恐怖，也有些叫人啼笑皆非。以下，便是我聽過最叫人忍俊不住的其中一個：

在美國密西西比州南部的一個寧靜小鎮，某一個平凡的星期一上午，法庭如常開審。當日的第一宗案件，是一宗平凡不過的訴訟，庭內的每一個人，也都帶點「星期一上午病症」的散渙、惺忪與漫不經心。

控方律師

代表控方的律師威廉仕先生，抖擻着精神，首先傳召案件的第一個證人，一位年邁、遲緩，但卻滿臉正義感的老太太出庭作供。「史密夫太太，請問你認識我嗎？」威廉仕律師例行公事地問老太太。

「我當然認識你了，威廉仕先生！」史密夫太太可能有點耳聾，嗓門非常大，而且咬字十分清晰。「打從你是個小孩，我便認識你，我看着你長大，也看着你變壞，老實說，你叫全鎮的居民都失望！你隨着日子，變成一個大混蛋，你愛說謊，愛胡扯，你背着你太太偷情，你擺布身邊的每一個人，還老在人家的背後亂編壞話！你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是個人物，但老實說，你只是個小家子氣的三流律師！」

史密夫老太太節奏急速地說着，一輪機關槍般掃過來，威廉仕律師不虞有此，想制止已經來不及，只能結結巴巴地說：「噢，史密夫太太，我只是問你，認不認識我而已……」

「是的，我認識你，威廉仕先生！」史密夫太太悻悻地說。

威廉仕律師不知如何是好，一下子愣住了，情勢危急，決定轉移陣線，把注意力移向對手。他指着坐在法庭另一邊的辯方律師，訕訕地問史密夫老太太：「那麼，請問你認識這位先生嗎？」

控方律師

「你說小約翰？我當然也認識他了！」史密夫老太太瞧着辯方律師， 聲如洪鐘地又再繼續。「我認識他，比誰都早呢！現在每個人都說他是本鎮最出名的辯護律師，尊稱他『金牙大狀百特利』，但他在我妹妹當校長的小學裏讀書的時候，我便認識他！」

「金牙大狀百特利」一聽，忽然有種不祥之兆，他望着眼前這位正氣凜然的老太太，只覺自己才是被告。

「我當然認識他，約翰百特利！」史密夫太太果然繼續大聲地說下去了：「他自大、懶散、酗酒、人際關係不佳，他的律師行是全鎮最差勁的， 更不要說他同時跟三個聲名狼藉的女人鬼混，其中一個，還是你太太呢！」

辯方律師百特利尷尬得幾乎當場暈倒， 整個法庭變得一片死寂，所有人的「星期一上午病症」，忽然都一掃而空，你眼望我眼，也不知道事情將如何收科。

法官大人

形勢惡劣，法官決定出手，盡快終止這場鬧劇，他用手勢叫雙方律師走到自己跟前，咬牙切齒地輕聲說：「兩位律師小心聽着，假如你們夠膽問這位女士，認不認識我，我馬上判你們兩個混蛋坐電椅去！」

星期日文學．高行健：以自己的方式回到「中國」

星期日生活   2016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編按：諾獎作家高行健，早於八○年代離開中國，定居法國。八九六四後，宣布退出共產黨，並在香港發表《逃亡》以示抗議。他以多重身分，活躍於藝文界、戲劇界；法國恐襲後，巴黎人如何面對恐懼，成為他思考的一部分，並把恐襲寫進電影新作《美的葬禮》。最近，高行健在香港展出水墨畫，以自己的方法回到「中國」。香港文化人歐嘉麗訪問高行健，談恐襲，談創作，也談中國。

二○○八年四月，我還在書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曾經到高行健巴黎的家跟他聊天，然後一同步行到他家附近的畫室，了解他繪畫創作的生活。最近一次跟高先生見面，是二○一二年二月底，他到香港出席林兆華導演的《山海經傳》演出及「高行健‧ 談翻譯」演講會的事情了。巧合地，每隔四年，我總有一個跟他聊天的機會。四年後的今天，如四年前一樣，高先生總是客氣的、和藹的，總是老樣子的，忙個不停。忙碌的他，沒法抽空來港出席由藝倡畫廊主辦、在「法國五月」節展出的水墨畫展「高行健作品展·墨光」。

慨嘆自定居巴黎後，二十七年來沒有真正度假的高先生，在與我聊天的過程裏，三番兩次地提醒着「我想我們要打住了，因為我馬上有一個活動」，但同時，他卻一次又一次地，很有耐心的解答我對他近年創作及思考的好奇。在公衆場合裏，總是含蓄靜默的高行健，當談到生活、文藝以及人生的時候，他的話，像染到宣紙上的水墨，濃濃淡淡的，細細糾纏着，涓流着。

歐：歐嘉麗／高：高行健

歐：在九○年代，你曾說晚上十時至凌晨三時是你最能出畫的時間。二○○○年以後，一般早上的時間，你不是畫畫，就是在三部電腦前寫作；中午的時間，你總會回家品嘗太太做的不油膩的菜；而晚上，由於回電郵或回信，總是在深夜十二時或凌晨一時才能睡覺。幾年以來，你的日常生活與習慣有沒有什麼改變？

高：還是忙個不停。到現在為止，一直想要緩下來，試一下養老的生活。（笑）我今年已經是七十六歲了，仍然停不下來。各方的邀請、計劃展覽什麼的，事情很多。早上起來，吃完早飯以後就開始工作了。吃了中飯，睡個午覺，下午接着又工作。晚飯後，又會工作。有時候寫作，或者是處理事情，就留在家裏；畫畫的時候，就去畫室。不像上班，我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晚上大概工作到十二點的時候休息。現在晚上不工作了。除了休息和吃飯，或者有時候去看看戲以外，我還是沒有星期天、沒有周末的感覺。其實，也沒有那麼多時間看戲，但總有朋友請看，朋友請的，也會去。至於畫展，我基本上不看。大型的，也會去看。每年的巴黎藝術展都會展出我的作品，所以我每年都去。巴黎的東西，就是永遠看不完，展覽太多了，我都沒時間看，想去看的時候，已經換別的畫展了。

歐：你活到快七十歲的時候，曾經感嘆連閒下來喝茶的時間都沒有，決意改變這種生活、結束這個狀態。幾年後的今天，你結束這種狀態了嗎？

近作：電影作品《美的葬禮》

高：我來法國二十七年，到現在為止，沒有度過真正的、法式悠閒的暑假！今年的，也沒有了，因為六月以後，要籌備九月份在盧森堡展出的畫展。（笑）沒有，都沒有與太太度假。除非是朋友邀請去，但也是跟活動有關係，如參加藝術節或演講。最近我在忙好幾個展覽，所以畫畫的時間比較多。五月初在紐約藝術博覽會舉行個展後，六月初，在台北藝術中心展出水墨畫，同時還有以「呼喚文藝復興」為題的演講活動。六月底，也會用同樣的題目去米蘭藝術展演講。二○一七年，我又有一個重要的畫展，會在巴黎藝術展展出三十幅作品。戲劇方面，曾演出《夜遊神》和《山海經傳》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在六月七及八日該校七十周年校慶上公演《靈山》音樂舞蹈劇場，聚合歌劇、舞蹈、京劇、話劇各方面的人才，創作一個綜合性的演出。出版方面，台師大出版社在六月份出版我的電影《美的葬禮》的大型藝術畫冊，書內包括四個法國評論家以法、中、英三種語言出版的文章。在法國，我正在籌備出版《遊神與玄思》的詩歌翻譯本，當中的詩歌，大部分由我的小說譯者杜特萊教授翻譯，但有一些，是我自己直接用法語書寫。我現在用中文也用法語寫作，可是，目前工作的時間已經排到明年，沒有時間寫作了。（笑）這個忙碌的狀態，很難結束！很難啊 ！

歐：你總是忙碌地工作，為了身體健康，你常常去散步。你喜歡從家裏，走過小巷，穿過公園，然後漫步到畫室工作。現在你還喜歡散步嗎？身體還好嗎？

高：還是有散步。下午太陽好的話，會去散步，但是，主要還是工作。看情况，看天氣，信步走來，不專門去哪裏。無論到哪裏去，我總是走路。朋友請吃飯，去看戲，都是走路。現在不坐車了。但如果趕時間，還是會坐的。地鐵，能不坐，最好不坐。身子還可以，但是年紀大了，現在已經七十六歲，按理應該早已養老了，但就是停不下來。

歐：你說「三生有幸」，你的第一生是在中國，第二生是流亡西方，第三生是以世界公民的身分生活。對你來說，現在什麼才是最有意義的事情？

高：這恐怕是身體，養生吧。那當然啦，生命，一個人只有一次。可是，事情總是很多，所以休閒不下來。應該是休閒下來的。這個年紀，應該休息的。可是，沒有辦法……我已盡量不去所有的演講了，大學的邀請、講座等，我不去了。可是，朋友的邀請，挺難不去的…… 我希望結束這個「第三生」，進入安安靜靜的養生養老的階段，可是就是沒辦法。我現在的困境，就是大家那麼多邀請，我去不掉，所以我盡量不接受活動，但是，有時候盛情難卻！

恐襲以後的巴黎

歐：你的足迹及作品遍及全球，可是你對法國情有獨鍾，為什麼你那麼喜愛巴黎？你仍然喜歡恐襲後的巴黎嗎？

高：巴黎是我家，我二十七年來都住在巴黎。巴黎是個非常可愛的都市。它的文化氛圍、它的自由空氣、文化的景運都非常適合我。恐襲不能改變、也沒辦法改變巴黎。是，有一部分人感到恐懼，可是還是要生活。上班的上班，出外的出外，還得要做，沒有改變。恐襲正如戰爭一樣，戰爭發生了，你怎麼辦？沒有人喜歡戰爭的，可是你沒有辦法。從古希臘，從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戰爭就沒有斷過，那你怎麼辦？連國家的政府也沒有辦法，我一個人，有什麼辦法！這就是人類的困境。作為一個文學家、一個藝術家，他把這困境、把對這困境的思考反映在他的作品裏。我的《美的葬禮》，就有恐襲的場面。

歐：你曾說你「對歐洲比對現在的中國更關心」，現在你最關心歐洲的什麼現象？對於你曾生活的亞洲，你有很關心的東西嗎？

高：對，我對歐洲恐怕比對現在的中國更關心，因為這是我生活的地方，所以我提出「文藝復興」的觀念。長遠的，歐洲應該有一個文藝方面的復興，而不是前進的、時尚的、政治的和各種商業的條件，藝術應該永遠超越這些條件和現象，藝術家應該不被潮流所左右，應該要有很深遠的眼光。你看看文藝復興的藝術，看看古希臘的藝術，當今的藝術簡直是沒法比較。所以社會的進化論，值得懷疑，值得思考。我覺得文學家與藝術家也要思考這種現象。歐洲與亞洲，大家所遇到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我六月初到台灣中研院的演講也同樣是「呼喚文藝復興」。香港的消息，我是知道一點的，因為香港的朋友太多了。但我不在香港生活，沒有留意香港的變化。我沒時間，連報紙都不看了（笑）。

歐：你的「呼喚文藝復興」，是對當今文化現象的一種批評。在你的心目中，什麼是「文藝復興」？

高：坦白的說，我不喜歡當代藝術，因為當代藝術跟商業炒作太、太密切了。當代藝術，就是什麼都搞的意思。我寫過批評當代藝術的文章，我的做法，是回到畫畫，跟當代藝術可以說是背道而馳的。我認為觀念藝術、設計、裝置這種東西，做着好玩，是可以的，但是沒有什麼深刻的、動人的東西。藝術要回到繪畫，回到人性，回到人情、人的感覺，回到人、人的深度。文藝不是時尚，也不是商品，也不是政治，要回到人的心情、狀態，回到人的社會、人的生存困境，回到對人的關注。老的「文藝復興」是從宗教題材回到了人，回到了自然，就是今天我所推薦的。

歐：我覺得你做的東西也蠻當代的，你對人也很關注。那麼，會不會形成理論與創作上的矛盾呢？

高：我雖然做的是當今的藝術，也不從事老的東西，但是我把人情、人性、人對生存的思考等關注，都注入我的畫中。我的繪畫作品，就像我的電影一樣，完全是非商業的。既沒有故事，連述都沒有，只用鏡頭來講述一件事情，就像寫詩一樣，每一個畫面都非常講究，每一個鏡頭就像一幅作品。我的電影《美的葬禮》是對當代藝術的批評：當代藝術，不是政治吐槽，就是簡單的政治圖解，而商業炒作也是很流行的。因此。美消失了，美感沒有了，人性、人情都沒有了。當今全球化，這種藝術潮流因而蔓延到全世界，但這種潮流應該結束了。這種藝術，這種潮流，我認為是現今時代的一個止境，所以我希望文藝復興，回到西方那種文藝的輝煌時代，回到關注人情、回到人性上。換句話說，就是回到繪畫，回到造型藝術，而不是玩弄一些觀念、材料、新技術的潮流。

歐：當代的媒體和藝術，都有借助新科技去發展，如電腦和手機等，其實也幫了人類不少忙，而你也用了全數位去製作《美的葬禮》。那麼，你怎麼看藝術與科技的發展現象呢？

高：現在愈來愈少人閱讀，愈來愈少人看小說，甚至連報紙都不看，因為打開手機，你就有新聞看了。報紙都賣不出去，都在開始消失了。在當代科技信息的社會中，一切都很快，很方便，但是科技信息不能代替文學藝術，不能代替對人的深層思考。如果藝術創作就像媒體，就會變得很淺薄，所以，科技的進步，不一定帶來社會的進步。藝術不是實寫，不像報紙所寫的時事、所關心每天發生的事情。報紙到了明天，就變成了廢紙。報紙，是媒體的事情，如果藝術要是像媒體那樣做，藝術就完蛋了。但如果用科技來做藝術的手段，那就有意思了。有新的科技如電腦，當然是好，但它必須服從於創作的藝術形象，而且要有對當今社會、對人性、人情，對人的生存狀態有深刻的思考。你看看那些思考深刻的大師作品，一百年以後，還經得起看，還有人在看呢。所以藝術是經得起時間的，因為它擺脫市場的操作，超越市場，超越當今的政治。

歐：劉再復先生曾說他心目中最少有「四個高行健」（小說家，戲劇家，畫家，理論家），對於你來說，哪一種身分最重要？近年來，你的畫家身分比其他身分更活躍。你的藝術，今天要表現什麼？

回應「四個高行健」

高：我都做，從戲劇到電影劇本都做，也寫舞劇、導戲，寫詩、寫小說，又寫理論文章，又畫畫，什麼都做、都有興趣，都要做好。身分是不重要的，無所謂，重要的是創作的作品、是用哪種方法表現。創作和藝術觀總要昇華，總會演變，這很難用幾句話來說。我有很多感受在畫裏面，這也是一句話說不清楚的。我也喜歡自然，可是我的畫不是對自然的摹寫，而是人內心的風景、內心的景象，所以一般的透視消失了。我的畫，是內心的心象，是一種活動的心境。希望大家去看我的畫展。來看畫，可以有一個心境，因為我的畫都是很安靜的。

歐：作為曾以中文為主要寫作手段的作家，你對於莫言先生在二○一二年成為第二位以中文寫作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有什麼看法？你覺得中文寫作在世界上會愈來愈受重視嗎？

高：坦白說，我沒有看過他的作品，他應該說是一個很好的作家。我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剛發表作品，可是我到了西方以後，已不再看中國作品了。你看我都這麼忙，沒時間看。因為要關心的事情太多了，而中國離我那麼遠，所以我對於中國，應該是不關心、不了解。雖然我還是用中文寫作，但是我有些中文題目甚至與中國文化都沒有關係了，我寫的是關心世界、思考文藝復興，這跟中國都沒有關係了，很遙遠了。

歐：劉再復先生曾以佛教「觀止」兩大法門對你說：「你的『觀』門已經圓滿，恐怕要進入『止』的法門了」。你怎麼看他的話？

高：他說得很對，應該止了。（笑）我做的夠多了，完全可以停了。如果有智慧，夠聰明的話，應該停住了，應該養生去了。休息以後，當然還可以做藝術，可是不要這麼忙了。電影，太累了，不搞；導戲，太累了，也不搞。電影、戲劇與小說，一做下來，都不能停，太緊張了。一寫小說，就是幾年的時間，太累了。小說，也不寫了。詩歌，還是會寫的。會寫的。

文：歐嘉麗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美術：杜思穎

編輯：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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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 - 先做人，再做香港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廿多年來，每年六四接近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爭議。早年以參加六四維園集會的人數作為對中國和特區政府不滿程度的寒暑表，後來又有是否應該放下六四包袱的論爭。而最近幾年，因為本土主義思潮冒起，有人開始詛咒維園集會，又有另起爐灶的舉動，今年更因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以搞論壇取代悼念，又提一些悼念要終結、對中國民主沒有責任等言論，又再引起一番爭辯。

其實，爭論的內容不外乎在某一些本土派思潮的影響底下，將悼念六四解釋成與建立本土認同，推動本土主義運動互相衝突，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解開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障，不單止要說明兩者不一定有矛盾，更要認真去反思爭議中的主要課題，也就是「六四」和「悼念六四」是什麼？

作為一個一九八九年曾經在學運期間，一度北上到天安門觀察和介入運動的過來人，筆者一直認為我們需要去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六四悼念」被本土派攻擊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工具。但八九民運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嗎？

要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

事實上，由四月中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屠殺發生的，是一場爭取民主、改革中國政治經濟狀况的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受世界矚目、受國際關注，在國內也捲入了全國各地大學生和不同社會階層。直接參與或間接聲援的是全世界各地關注中國問題人士，當中包括華人與非華人，是一場首次以電視直播全球，全球同步支援的一場民主運動。當屠殺發生後，它立即變成人權運動。這一場絕非只是民族主義甚或愛國主義運動。

相對地，六四屠殺和廿多年來香港的悼念抗爭只是八九民運的派生物。但在焦點只放在每年香港維園的悼念集會的情况下，人們日益地把八九民運的整體淡忘。於是後來者（特別是今日的年輕人）可輕率把六四理解為「又一次暴政屠殺」。

為什麼認識和反思「八九民運」是端正「悼念六四」爭議的前提，是因為從一個複雜歷史的角度，我們才能真正呈現香港人當年如何介入一場民主運動、介入中國政治，以至反思香港人與整個八九六四的關係，以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

事實上，當年先知先覺地號召香港人要關注和聲援北京民運的，並不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領袖，而是學聯和一些以批評民主回歸路線知名的激進小團體（如「四五行動」），以及一些臨時組合成的知識分子組合。香港人初時介入的動機是單純地支持學生，與民族主義完全無關。及後李鵬與學生對話破裂，戒嚴令宣布，大量香港記者北上，香港支援運動也募集大量物資送京，香港人被捲進成為運動中的一種參與者。及後清場和屠殺，香港人才退而成為屠殺見證人。

「香港共同體」意識的起點

從旁觀、支援，到介入、到見證，香港人經歷了多種位置和視點的轉移。在認知和感情上也大起大落。在殖民地長大的人，不單第一次揚棄身上被動被支配的殖民地子民習性，也第一次投身一個既親近，亦遙遠和不太熟悉的中國，並且成為歷史締造者之一。香港締造北京民運的歷史分量不多，更多地是把一個本來談政治色變的殖民地保守社會，改變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如果說，什麼是一種有主體性的香港共同體意識，八九六四絕對是一個關鍵的起點。這種「本土」，當時就已經出現。

這個道德共同體的成立，其道德資源是北京那班在無私無畏地抗爭的學生，他們的熱情和英勇，為疏於政治的香港人作了示範。民運的香港效應不是對共產政權的恐懼，而是道德啟蒙。如此在運動中塑造的共同體意識是跨邊界、跨族群，甚至跨國界的。因為香港人當時帶進北京的，除了物資之外，最寶貴的正是「他們」欠缺的國際聯繫、視野、做事習慣等。在運動當中，一切皆在互相轉化，邊界區隔隨時超越，你我難分。這是一種流動但共同的團結經驗。

當年除CNN之外，最有效令這場運動成為捲進多國進步力量介入和聲援的就是香港人，香港人找到了香港人在運動中的身分。當這場運動以慘劇終結的時候，我們「能夠」離開，「為了見證」也需要離開，說明香港人和內地人在運動中彼此難分，但到底仍有根本差異。不過，亦正是這種刻在香港人身上的「香港特質」，他們的護照和證件，使香港人成為運動的最後見證者。

八九六四最能給予香港人主體身分感覺的正是這幾十日「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感受。這是靈性的提升。從此，香港人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小看自己。而這正是identity的原初真義所在（成為「人」）。

「倖存者」意識 難民城市的救贖

六四屠殺，令千千萬萬的香港人日夜守候電視機旁，憂心中國局勢，也憂心駐京港人的安危。香港這社會從來沒有這樣視記者為英雄，視自己的錄影機、fax機、影印機為抗爭的工具，人人都是行動者，也視彼此為一群良知見證者而互相信任。從那些曾經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回港港人身上，香港人分擔那苦澀不堪的「倖存者」意識和內疚。不過，這種「倖存者」意識又正好是香港這個一度以難民為主要人口的城市的一種救贖。因為一切過去的難民經驗中的飄泊身世、屈辱與無力，都在這種充當屠殺倖存見證人的命運中重新獲得了意義。追求個體自由的卑微，在六四內疚和守喪之中，昇華為守護此自由城市的公民意識。自六四起，這個城市不可能再只是一塊殖民地。

及後，廿七年來，悼念六四是界定香港人的道德政治術語，「反轉軚」是香港人悼念抗爭的日常經驗。及後當大陸的人民也淡忘六四，悼念六四的本土意義只有加強，沒有減少。因為這種只有香港人才會持守，定義香港為五星旗下唯一自由城市的傳統習慣，更能突顯出北方那夢魘國度的淪喪；也更能突顯出，在人類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中，香港和大陸所處身的差異的位置、差異的角色、差異的命運。這種獨特性也是identity的第二重意義（成為「香港人」）。

今時今日，持守追求公義自由信念的香港人求助於本土意識。本土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渴慕一個不受天朝主義、中華國族沙文主義制宰的香港共同體（族群或民族也罷）。但是，很多本土主義者都沒有留意，正如哲學家McIntyre所講，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是他們有沒有共同處境，而是他們中間有沒有一套共同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

儀式與「公民宗教」

在集體回憶中可以被共同呼召出來的公義、是非、與真理同在的經驗。最高貴極致的社群道德經驗就是犧牲，共同體是因悼念這些犧牲的重複經驗而得以維繫。這種重複正需要透過儀式而實現，因為儀式就是這種集體共同記憶可以跨時間跨代相傳的載具，它有類宗教的功能。

社會學家Durkheim也指出，共同體團結的最高形式民族主義只是宗教的替代。Bellah就形容那些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儀式，是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構成部分。用這個角度看，六四的周年悼念所起的歷史作用，正好是某種意義上香港的公民宗教。這就是為什麼當每次悼念終結和放下包袱的論調出現，不少人都會表現出受到穢瀆和侮辱的強烈反應。

現在社會當然不受個別宗教所控制和支配，但對儀式的輕視和鄙薄源於原子化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與追求共同體團結的口號正好背道而馳。因為，如果以本土主義要另起爐灶，他們要的不是反儀式，而是另建一套信仰、儀式與記憶，或者重新演繹既有的道德傳統和儀式操作。如果一般性地反對「行禮如儀」的話，那是追求個人主義自由，不是追求一個政治集體。

本土論述 動機混雜

筆者觀察這幾年來的本土思潮和運動，固然有不少強烈的以本土性為名的訴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獨立」為綱，一些要強化「族群」意識。然而口號雖吸眼球，但論述基礎卻相當薄弱。而毫不驚奇地，動機非常混雜。有時也難以分清眼前所見的，究竟是一種族群對抗？一種身分爭戰？還只不過是一種世代反叛的現象？因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運動，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團結，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綿的道統或文化精神為共同體的基礎。族群的共同記憶、共同信念、習守的儀禮自是族群的珍寶，不會輕言毁棄，重新揑造。這是任何移居社群維繫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

不過，移居社群往往又見代際鴻溝，移民第三、四代會有強烈的反叛情緒，以父輩為鬥爭對象，這是世代之爭，毋須大驚小怪。香港的本土主義究竟真的是這城市命運共同體上主體意識的強化？還是以本土主義之名，但實際是一個世代隔閡和互相鄙視的折射？又或者是一些有中年危機的上一代，投射到下一代身上，代為完成其狂想的現象？

新世代當然沒有責任一定要去維園悼念（正如子女拜山也難以強迫），但如果你關心本土政治共同體的前途，你也有責任了解八九民運的全面歷史，它絕不單止是血腥屠殺，不單止是共產黨不可信。這樣你才會懂得以尊重香港歷史的態度，評價運動中的功過責任，用民族主義之外的視野去整理八九和六四悼念抗爭運動廿七年的經歷。

我們都沒有責任以參加饑饉三十的心態去維園打卡，但卻有責任去認識八九民運與饑饉三十不能輕率混為一談。如果你關心本土，亦有責任認識環繞六四後二十七年的道德抗爭如何塑造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我城的文化傳統。

不過，如果你要堅持全新一代香港人已有自己的回憶，自己的犧牲、由今天起已有屬於自己世代全新的香港民族神話、傳說，八十後及以上的老屎忽都應自動消失，你或者會很想如Me世代一樣的說：「我沒有責任去了解你們，但你們有責任去了解我為什麼不了解你們？」——那恭喜你了，你可以繼續奮鬥三十年（ready？），最好成功。但若是很不幸失敗，也不要奇怪為什麼別人會認為沒有責任去記起你。

這就是把我城搞得沸沸揚揚的「本土」嗎？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其他觀點

毛來由：愛國華僑心態亡，香港國族意識興

陳雲（2016年5月29日）：安徒說的，是神學，不是人學。我們是先做某家族、某地方、某國、某文化區的人，之後才是反省這些成長背景，突破這些文化限制，做人，做一個超然視野的人。所謂明事理，學做人，而事理不是抽空的事理，是一時一地一國一家的事理。

六四悼念為什麼在香港搞出這麼大的麻煩來？是因為上一代好多人做穩了中國人，他們拖累了香港，他們不能轉化、歸化為香港人。這些中國人，用普世價值來為自己辯護（先做人，再做香港人），但他們卻做穩了中國人。

陳雲（2016年5月28日）：民主 + 中國 = 賣港。這是五年來的教訓。

民主是一地一民之事，民主是建立命運共同體用的，即是建國用的。中國是中國人、大陸人的中國，不是香港人的。香港人走去建立民主中國，就顯示香港人與中國人是命運共同體，建的民主中國是包括香港在內的，那是兼併香港的民主中國。當這個中國比香港落後和貧窮，這些中國人一般比香港人粗野和橫蠻，你去建立的民主中國，就賠上了香港人的身家性命。

香港人大部分是華人，但香港人不是中國國民，我們在大陸沒有戶籍和國民權利，這是一國兩制規定了的。

在九七之前，香港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可以安心去關懷鄰近地區的華人政治慘劇，呼天搶地，叫什麼口號都可以，英國殖民政府會保護香港不受牽連。九七之後，香港的宗主國是中共，香港人必須自己區隔，不要牽涉入去，否則香港人的命運就如大陸人一樣——除非你甘心如此，但請你記住，其他香港人會被你牽連進去的。

故此，你是沒有自由出席支聯會那種六四愛國晚會的，你的出席，就是賣港，你會連累其他無辜的香港人，累街坊。我陳雲三年前已經這樣說，你可以任性地去維園晚會，但我會譴責你：你有罪，你累死香港。我三年前就是這樣責罵那些參加維園支聯會愛國晚會的庸眾。

要悼念，請區隔開愛中國、民主中國的觀念，你可以為鄰近華人社會的災難悼念，什麼形式都可以，但不要牽涉愛中國、民主中國這些危險觀念。我陳雲不怕敗選的，我不會討好你，我就是要譴責你。

陳雲（2016年5月29日）：六四與香港人的集體精神病。六四支聯會晚會，是個露天的精神病治療大會，而且提供的是偽治療（fake therapy），年年都要去複診，無了期。去維園參加晚會的香港人，是因為見了屠殺的即時衛星電視影片轉播（在當年是新科技），驚嚇過度、哀傷過度而要去接受集體治療。

明末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民國的南京大屠殺，俄式中國的大躍進、反右、文革，清初在新界地區的遷界令、日本皇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這些中國慘案、香港慘案，比起六四屠殺，更為慘烈，但香港人不關注，是因為六四是香港人在案發期間同時用電視轉播看到，口耳相傳，於是形成集體轟動效應。我們香港人當年希冀北京學生幫我們搞掉中共，令香港主權移交給一個民主中國、一個民主開明的鄧小平、趙紫陽統治的中國，但希冀落空了，得到的是血腥鎮壓，心靈在大起大落之後，香港人得了集體精神病，好似六合彩對錯了頭獎號碼那樣。那些去維園六四晚會的香港人，用民主中國來欺騙自己，將自己崇高化（self-glorification），但他們其實只是想送錢給大陸人幫香港人打倒共產黨，他們無法面對那個卑鄙自私的自己，於是一旦有人說他們不該去六四維園晚會，那個自我防衛機制（self-defence mechanism）開動了，就惱羞成怒！

六四晚會對於香港人，其實是心靈創傷的後遺症（trauma）。可惜的是，負責治療的支聯會是一群蠱惑醫生，他們每年叫病人去哭訴、燒衣紙（簽名上訴書）、點蠟燭和唱歌，之後交付診金（捐款），卻不去治療這些心靈創傷了的病人，還叫這群病人薪火相傳，將病傳給下一代，帶更多的病人來複診。

至於在尖沙咀等地舉辦的六四晚會，只是戒除中國情花毒的美沙酮戒毒所，是過渡時期的、低度設防的精神病院，好似葵芳那些，有社區接觸、形式開放，維園那種，是青山精神病院，高度設防、形式封閉。

我們城邦派要的，是香港建國，是建立香港自己的信仰（上帝古道）、文化（華夏及英國）、建國傳奇（大鵬金翅鳥）、國花（鳳凰木等）、紀念日（開埠日、重光日等）。在明年，我們正式告別六四，向香港建國邁進。

簡冬娜 - 嫲煩家族

2016年5月28日

【明報文章】堅盧治以近八十高齡再奪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老馬有火，作為永恆的左翼，堅盧治在頒獎禮上的激昂陳辭，補充了（或延伸了）得獎作品I, Daniel Blake的觀點，片中藉着一個患有心臟病的木匠，當失去工作能力，需要援助，但面對的卻是官僚架構的無情，他所要抨擊的，又豈止英國的福利制度？

同樣是八旬老人，比堅盧治年長幾歲的山田洋次，創作力同樣旺盛，卻是溫煦的火。對比上次《東京家族》向小津安二郎致敬，透着淡淡至看不見的哀愁，《東》片原班人馬主演的《嫲煩家族》，在嬉鬧笑聲中，卻是山田本色的「東京物語」。

故事由嫲嫲向爺爺提出離婚開始，他們在兩子一女眼中，一直恩愛。兩老與兩子同住，還有長媳與兩個男孫；么子到適婚之齡，卻是父親跟兄長之間的潤滑劑，所以一直呆在家裏，直到有理想對象。片中他向女友求婚，見家長的一天，反而讓女友見證了「家變」。

那是片中的一幕高潮戲，除了兩孫外出參加棒球比賽，一家七口與么子的未婚妻都在場，本來經常吵架鬧離婚的女兒與女婿，反成了勸架二人組；之前看來持家有道的媳婦，反滿嘴抱怨，對照着看來溫婉的嫲嫲，連珠炮發投訴爺爺多年來的「壞習慣」，終至提出離婚的念頭。這場家庭風波最終因為彼此的清心直說而化解。爺爺的頓悟，不過是諒解，但已足夠平息嫲嫲累積多時的怨憤；另一方面，她在寫作班也了解到，現實與小說的分別，生活就是生活，成就優良的作品，依靠的是幻想力，難道寫殺人的情節必須經歷過殺人嗎？看似簡單，但有時就是要兜很多圈才明白。《嫲煩家族》看似是通俗劇，山田洋次也從來不說大道理，但他就是有本事，笑着談原本該哭哭啼啼的事。

總覺得山田洋次很不可思議，他的作品平易近人，都是小故事，未必有大道理，卻會讓人停一停，人情練達即文章，大概就是此意；看他早年的《男人之苦》系列，是日本劇情版的國家地理雜誌；來到暮年，卻創作力如故。什麼是青春？在這樣的人面前，是否得重新定義？

張彧暋 - 從「民族的」到「公民的」六四紀念

2016年5月28日

【明報文章】香港人當年為了什麼去紀念六四大屠城？當年港人支持北京學運，背後幾乎都是一種國族主義所帶動的感情與感覺。而近年香港紀念六四背後的國族主義，則慢慢擺脫一種基於血緣、文化傳統或中華民族中心觀的「民族的」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過渡到一種奠基於個人自由、權利、以法治制衡專制等價值為核心，一種「公民的」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香港年輕人，對事件無切身感覺，實屬常態。而對任何紀念團體而言，要求沒有實時感受的人，以什麼民族家仇國恨的感覺，用中華民族的心態唱《血染的風采》，不啻是種苛求。不過，對追求任何政治認同的參與者來說，無論是中華兒女也好，或者香港城邦，以至香港公民國族身分的人來說，忽視香港紀念六四，都是遺忘香港身分認同的表現，也是任何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此類普遍價值所不齒的行為。

六四紀念 分辨人鬼

冷漠不是罪行，抽離感情，歸園田居，擺脫塵世，也可以是一種解脫。不過以政治為志業的人，以「行禮如儀」、「綑綁式集會」、「自顧不暇」這類似是而非的口號，遺忘六四，這等政治人物，似乎忘記了六四作為一個至今有效的測試機作用：「我睇人睇咗幾十年，邊個係人，邊個係鬼我睇得到！」

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就六四表態，是「綑綁式」，那所有政治人物接受這種道德綑綁，也是應有之義。當然，你可以不同意支聯會、點蠟燭、去維園。而任何人有興趣，也可以用任何方法去做或者不做任何事物。無論出於民族、公民、個人、普世的考慮，安坐家中用鍵盤紀念六四，多少也能協助推翻共產黨的道德根基。不過今日竟然有大學學生會會長說紀念六四毫無意義，這多少也是香港嬰孩世代固守老舊大中華民族觀、未能有效將體驗傳遞到下一代之過。而這種警告，年來已有不少人提出。

不過，無論是否使用燭光，六四乃映照世間「係人係鬼」的法眼，這點倒是沒有改變。任何一個政治人物，不論世代、立場，否定紀念六四的用途、否定六四大屠殺乃反人類的罪行，就是鬼。不但是香港國族的敵人，更是全人類的敵人。

本土國族主義者應主動更新六四意義

六四在香港史的意義，當年是一種出於「民族的」國族主義情感。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中，民族認同、國族認同並非一種根本的認同；但八九六四事件，則幾乎塑造了香港人國族主義與意識的第一波。從「中華民族」一分子的立場，控訴共產黨屠殺中國人，中共乃全中華民族之敵。中共一貫沉默，就是為了逃避道德責任。六四測謊機，觀察政治人物發聲或沉默，辨別人鬼，行之有效。

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版圖，可以說就是以「如何評價六四」為政治對立軸的，而背後都是以民族的國族主義作為動力，不過兩邊陣營各有不同理解：民主派徹底追究中共的六四責任，才是中國人當仁不讓之舉；愛國陣營則認為快點忘記屠殺、大家發達才是正路。前者以道德的，而後者以經濟的理解去定義國族利益。

時至今日，每個人是否還因為當年這種基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客觀上變成個人如何選擇自己的身分認同；而不少年輕一代則轉投以公民的國族主義去理解世界。國族主義（nationalism）泛指一種根本的認同與文化世界觀，而以個人的、公民的價值去建構國族，取代集體的、民族的綑綁國族感情，為這年頭的改變。紀念六四的意義，也自然從浪漫主義式的悲壯，變成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公民覺醒。不把老舊的事物賦予全新的意義、爭奪話語權、重塑道德感情，反而主動放棄集體記憶，呼籲遺忘香港文化史過程，從香港公民的國族主義立場，確實無異於歷史修正主義的道德惡行吧？

「賜予我勇氣，去改變能夠改變的事物。賜予我冷靜，去接受不能改變的事物。還有，賜予我智慧，去識別能變與不能變的事物。」（Serenity Prayer）

趙崇基 - 《如詩的地毯》

2016年5月26日 

【明報文章】將厚達四百多頁的《如詩的地毯》看完時，已是凌晨兩時多了。不知道是因為書中阿富汗男孩的遭遇，還是窗外一隻不明來歷的蟬叫聲，良久良久，無法入睡。

《如詩的地毯》的副題是「喀布爾男孩成長記」，作者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阿富汗青年，書中回憶他與家人的飄泊經歷，記錄了阿富汗動盪的三十年。英文名字A Fort of Nine Towers，就是內戰期間，他們逃亡避難，那一山之隔的九塔堡。

男孩眼中，童年時的喀布爾，美得像一座大花園。三代人，住在祖父美麗的大宅，天天都是幸福日子。幾家人圍在一起吃飯，爸媽叔嬸坐在草地上喝茶講故事，和最要好的堂兄在屋頂上放風箏，纏着充滿智慧的祖父聊天說心事，爸爸是受人尊重的老師，媽媽是銀行的女強人，家族的地毯生意如日方中，一切如此美好。

蘇聯人的鐵蹄剛走，來了一群像大賊般的聖戰士，不同派系，鬥個你死我活，城市是私產，人命如草芥，搶掠姦淫，無惡不作。

內戰爆發，父親帶着家人，展開一段段與死神搏鬥的逃亡之旅。曾棲身巴米揚大佛後面的岩洞，曾跟隨游牧親戚過牧人生活，然後遇上教他編織地毯的神秘少女，成為他後來活下去的泉源。

聖戰士走了，換來瘋狂的塔利班，強迫男男女女，守着荒唐的規矩，他也難逃一劫，因為衣著外貌，被行刑被監禁。他最要好的堂兄，終也死於戰火之中。

而這些人，聖戰士也好，塔利班也好，無論做什麼，全都是假真主之名，又或者以愛國之名。

本來他們一家打算偷渡到歐洲，最終遇上911事件而擱置，而這個喀布爾男孩，如今長大成人，生活在美國的波士頓。

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

關麗珊 - 《我們最幸福》

2016年5月26日 

【明報文章】美國記者芭芭拉在2001年派駐首爾工作，開始訪問脫北者，2010年出版Nothing to Envy—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翌年出版中譯《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看過這本書，大家自然明白香港的某些轉變。

曾在美國電視節目看從北韓集中營的脫北者專訪，覺得他沒有說真話，後來見他在承認說謊。絕大多數受訪者不會談及傷害自己的內容，如芭芭拉所寫「我不會愚蠢地認為自己所說的一切完全正確無誤」。

極權國家都會封鎖資訊，如北韓在一九九五年至二○○五年大饑荒，得到各國共二十五億美元的糧食援助，然後，外國人不准進入北韓，救援人員也只能在特定範圍看見北韓政府安排的北韓人。外國人不會知道北韓大饑荒餓死多少人，北韓人也不知，他們只知不少親人餓死，直至要死的都死光，餘下來的就夠糧食苟活下去。

極權國家都視非正式死亡數字為國家機密，公開真實數字的反而要坐監，單是某些數字能否公開，已經知道人民的生活質素。

如果我在極權國家出世，從小活在謊言之中，也只能相信自己最幸福，才能保持身心健康過日子吧。

關麗珊 facebook.com/kwanlaishan

李立峯 - 網絡另類媒體資訊的接收者有多少？

2016年5月26日

【明報文章】傳播學研究中有很多用來形容非主流媒體的概念，其中「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是過去10多年來較為常見的一個。概念上，最典型的另類媒體有4個特徵。第一，它們在結構上和財政上獨立於建制內的政治力量以及商業資本之外。第二，它們在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上反建制。第三，它們的運作原則及規範跟傳統新聞媒體不一樣，例如它們往往較着重為弱勢發聲及倡議，不太強調客觀中立。第四，在「身分認同」上，另類媒體工作者亦不把自己視為一般傳統新聞工作者。

香港網絡另類媒體的兩個浪潮

在世界各地以至香港，另類媒體都有頗長的歷史：「地下」小報或小冊子、獨立紀錄片、具批判性而小規模發行的文學雜誌等，都曾被學者引為另類媒體的具體例子。但另類媒體受到更大關注，則跟過去20年的兩個發展密切相關。第一是互聯網的普及化，大大降低了內容生產成本和資訊發布成本。第二是社會運動興起，使有志建立另類媒體或為其工作的人，以及對另類媒體內容感興趣的人，都有所增加。

香港的網絡另類媒體發展，可粗略地分為兩個「浪潮」。第一浪發生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不少網絡電台紛紛啟播。不過，它們的壽命大都不長。中大新傳學院博士研究生梁家權在2015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對這一浪的網絡電台有不俗的分析（註1）。第二浪約在2012年發生，以評論暨新聞策展網站為主要形式。所謂新聞策展，是指這些網站沒有太多的第一手新聞報道，但會採集主流媒體的報道和其他網絡資訊，加工後傳送出去。當然，《獨立媒體》早在2005年已經成立，但直到2012年及以後，《主場新聞》、《熱血時報》、《謎米香港》、《輔仁媒體》等相繼出現，好不熱閙。

大部分市民沒接觸網媒

到底多少市民會經常從facebook接觸到網絡另類媒體的內容？3月中大新傳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調查研究（註2），問到被訪者有多經常接觸到幾個網媒的資訊。問題特意提醒被訪者，在facebook接觸到該些資訊也計算在內。由於問卷長度所限，我們不可能包括太多網絡另類媒體，所以只包括了歷史較長、屬傳統社運左翼的《獨立媒體》、較傾向本土派的《熱血時報》和《輔仁媒體》，以及新聞網站《立場新聞》。其中《立場新聞》是否「另類」，可以商榷，但另類和非另類之間本來就沒有完全清晰的界線，而無論大家對《立場》、其前身《主場》，以及其創辦人蔡東豪有什麼看法，難以否認的是《主場》在香港的網媒發展史上有頗重要的位置，所以問卷包括《立場》在內。

由表1可見，從百分比看，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沒有接觸這些網媒。但這其實在預期之中。事實上，有使用facebook的被訪者是六成左右。在今天的香港，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太用，沒有接觸這些網媒的資訊，也很正常。所以，從另一角度看，有三成或以上的被訪者指自己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或《立場》的資訊，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獨媒》的資訊的也超過兩成，比例一點不低。甚至可以說，撇除四成不使用facebook的被訪者，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或《立場》的資訊的被訪者，其實在facebook使用者中佔一半。

本土派支持者接觸網媒比例最高

接觸網媒內容跟年齡固然有很大關係。圖1顯示，在18至29歲的市民當中，超過六成人有間中或經常接觸《熱血》或《立場》的資訊，四成至接近一半有間中或經常接觸《輔仁》和《獨媒》的資訊。年紀愈大，接觸網媒的比例就拾級而下。

如果以政治取向劃分，本土派支持者接觸網媒資訊的比例最高（圖2）。值得留意，本土派支持者接觸得最多的是《熱血》，是很合理的結果。換個說法，在本土派支持者中，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的資訊的有接近八成，遠高於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獨媒》的資訊的五成。但在民主派支持者中（包括小量的激進民主派支持者），間中或經常接觸到該兩個網媒的資訊的比例只差幾個百分點。

不過，我們亦可以說，就算是《獨媒》，資訊接觸比例最高的仍是本土派的支持者。這一方面是因為本土派支持者中年輕人比例非常高。同時，不少西方研究都指出，人們會選擇性的多看一些跟自己政見相近的內容，但不一定會排斥跟自己政見不一樣的內容。而且在網絡世界，有時一個人分享某些內容，是為了對該些內容作出批評。所以，本土派多接觸從他們眼中的「左膠」而來的資訊和內容，其實並不奇怪。

網媒足以左右民意構成

以上的分析為網絡另類媒體內容的滲透率提供了一些數據。隨着社交媒體的發展，網絡另類媒體的確已經成為了足以左右民意構成的重要輿論平台。筆者之前一篇學術論文指出，另類媒體對抗爭性知識（oppositional knowledge）的傳播尤其重要（註3）。雖然上面較強調最年輕的一群，但其實在30至44歲的市民中，接觸各網媒內容的比例也不低。網媒的興起和發展，有傳播科技的背景，也有社會和政治背景。我們可以預期，只要社會抗爭的氣氛持續，傳統媒體自我審查狀况又沒有改善，社會對網絡另類媒體的需要只會繼續加大。

 

 

註1：Leung, Dennis Ka-kuen（2015）. "Alternative Internet Radio, Press Freedom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Hong Kong, 2004-2014". Javnost-The Public, 22（2）, 196-212.

註2：調查使用一般電話調查使用的或然率抽樣方法，共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本文分析時對數據有作加權處理，使樣本的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分佈跟人口一致

註3：Lee, Francis L. F.（2015）. "Internet Alternative Media Use and Oppositional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7（3）, 318-34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世紀．慢活：台灣老建築裏的香港

2016年5月26日

【明報文章】在台灣的生活可以很悠閒很單純，但這都是在決定開書店前的童話故事。當落實執行開書店後，一切瞬間變得無比複雜。即使已在台灣住了好幾年，有待我如親的朋友們，同時要處理行政及財政部分的申請程序，又要找店面找家具找書源，還是蠟燭兩頭燒，身心俱疲。

在處理公文程序時，政府人員知道香港人要來台灣開書店，無不感到驚訝，一再強調近年來的都是開民宿，開咖啡店，開餐廳，沒有人在開書店的。這一些我都明白，然而，從小與文字結伴長大，畢業後的工作是編輯、記者、翻譯，似乎除了文字以外，別的都不屬於我的領域。總是思忖着台港之間同異性質，看着愈趨頻密的港台文化交流，總想着可以做點什麼把台灣的好香港的好真正帶給對方，而不僅是走馬看花。

然而，光是在無止盡的在公家機關與銀行之間奔走，就足以考驗意志。每次等待各部門的審批，步驟之繁複瑣碎令人覺得外國人在台灣開店是一件不受歡迎的事。尤其是當打電話詢問時，轉接到天荒地老，最後還是無人應答。只好親身去問，卻又得到一張寫着同一電話號碼的小紙條。

而在台灣找店面，香港人的身分也不太好處理，業主們頗有防備，有些怕會跑回香港一走了之，有些又怕開書店會付不起房租。本來要找到地點、店租、隔間合宜，又有不錯採光的店面就殊不容易了，偏偏又對老建築情有獨鍾，那更是難上加難。走走看看幾十家，時刻留意租賃網站，與經紀打交道，只為了一間小小的店面。

往外採光的書店

找到店面後，接踵而來的是裝潢、設計、選家具等，出動香港設計師朋友駐台一個月完成所有大大小小的平面設計，又經台灣朋友出手相助，幾經周折找到熟悉又可信賴的木工師傳，從舊木材行選料做桌子，做窗戶。裝潢一切從簡，能自己來的就自己來，可以省一分錢是一分，店面的水藍牆面便是八人朋友臨時充當刷牆義工，一手一腳粉刷而成的。

老建築內的店面當然要有老家具，尋尋覓覓為了懷舊書櫃，跑了好幾家二手家具店，連用google大神都找不到想要的老書櫃。這種與老件的相遇可媲美好姻緣，可遇不可求，在幾近放棄之際，最愛的二手家具店傳來好消息，收穫一整組原木書櫃，簡約淳樸的花紋，高矮均備，及時雨一樣讓書店免於開幕沒書櫃之事。

「謝謝你來開店」

最後到書店重中之重——挑書進書，落地台灣以來，逛書店已成為日常必備環節，每一家獨立書店都各具特色，老闆們各有魅力，猶如書店生招牌。他們的熱誠專業認真，非但不排斥我這名外來人，反而樂見其成。好幾位相熟的老闆幾乎是手把手教我如何挑選整理及保護書本，並毫不藏私地分享自身的經驗與挫折，讓我從中學習。這可能是台灣獨立書店的獨有文化，兼容並蓄，海納百川，共享資源，友善互助，才讓獨立書店在這島嶼遍地開花。

書店取名為「水巷彎」，從香港及台灣各取一字，以共通的水字部置首，聯繫一水之隔的兩地，希望水巷彎可以成為一個平台，讓兩地文化自由流動，如活水一般，形態多變又相互匯集。也許現在根還沒長穩，總是容易被迎面而來的困難吹得東歪西倒，但客人一句「謝謝你來開店，讓我認識更多香港」，就足以成就所有堅持的理由，抱着滴水可穿石的耐心，讓書店慢慢滋長生根。

作者簡介：生長於香港，喜歡旅居，現落腳台灣。文字工作者，曾任編輯記者翻譯freelancer。台北水巷彎獨立書店店主，為兩個喜歡的地方做一件事。給兩地的好文字好作品，相互看見的空間。

水巷彎——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民樂街34號2樓（前門），大同區民生西路362巷15號2樓（後門）；開放時間：上午11:30至下午6:00；facebook：水巷彎 Libreria Azure

文：路佳

陳文敏 - 不卑不亢

明報   2016年5月25日

近日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訪京，團長馬恩國會後引述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對港獨的言論，指港獨不具備實力，不然便容易處理，因為「中央要法律有法律，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這番「引述」的言論，隨即引起不少港人的反感。周末另一成員譚惠珠試圖淡化事件，指張的意思是要透過言論和法理解決問題，馬恩國則表示他並沒錯誤引述張的言論，只是傳媒斷章取義。

我認識張榮順多年，對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並不感意外，亦相信他的意思也是希望以言論和法理解決問題，但我更有興趣知道的，倒是當時在場的成員對張的言論有什麼回應，是唯唯諾諾鼓掌認同？噤若寒蟬照單全收？還是不卑不亢陳述己見？

若我在場，我會這樣回應：「張主任，我同意港獨不具備實力，大部分港人亦不支持港獨，一些具港獨想法的朋友，他們其實是出於對現政權和管治的不滿多於想獨立，有些對港獨的想法亦流於空泛。我也同意應以言論和法律處理這問題，但有效的言論是對話和溝通，而不是唬嚇和咒罵，畢竟家長式那一套對年輕人只會有反效果。至於法律，香港當然有責任維護國家主權，但香港亦有本身獨特的法律體制，普通法的精神是不會以言入罪，這對維護兩個法制至為重要，也是當日為何要保留普通法的原因。至於槍炮之說，不但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反而只會有反效果，這種說話，還是少說為妙！」未知當日在場的香港成員，可有作類似的回應？

我最近在墨爾本一國際憲法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會上一位中國社科院教授及人大常委會法律顧問評論，指香港現時的普通法不再是九七前的普通法，而該是具中國特色的普通法。我當時這樣回應：在引用普通法時我們要考慮香港的實况，這原則在香港已有過百年的歷史，九七前如是，九七後也如是。但若指香港的普通法應為具中國特色的普通法，這種說法是錯誤和令人感到不安的。不少中國學者或官員對何謂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法也說不清楚，更遑論具中國特色的普通法！一國兩制保留香港的法律制度，正正就是不要有具中國特色的普通法制！

駱以軍 - 夏日煙雲

世紀．失物招靈   明報   2016年5月25日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世界，應該跟從前的那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吧？

這種感嘆說出來，完全是廢話。任何一代人，在他生命不同階段，都會覺得那是和之前的世界迥異的另外一個世界吧？譬如我阿嬤，民國元年生的，當然她三十八歲之前的台灣，還是日本人統治的，她到老還是說台語，不會說國語。對她而言，1949年國民黨兩百萬部隊加上公務員，眷屬，撤退台灣，那就是和前半生完全不同的另個世界吧？或我父親，就是混在那一場大遷移中，倉皇離散的其中一個，他和許許多多我年輕時常遇到，現今可能大部分凋零的老外省一樣，總愛回憶當年逃難，在碼頭看見人如螻蟻如蛆蟲擠在岸邊、船舷連下的繩網、或掉入水中，他們如何在船上顛簸嘔吐，在基隆港上岸……對他們而言，那又是完全無從想像的另一個世界吧？上世紀八○年代，開放大陸探親，我父親半世紀後重回南京江心洲，當時連自來水都沒有，父親帶了美金、金鏈子、好多金戒子回去分那些子侄們，當時只掛心那邊親人窮，把退休金分撥帶去，幫他們修房，改善生活。我父親現在不在世上了，但他若知我去年回南京找我大陸大哥，我侄兒開着奧迪房車來機場接送，他們在河洲上的田地被新加坡人購併開發，配給這些老農民一家一戶，住進那像火星太空城幾十樓高的大樓群裏，我父親應該也覺得這是跑進科幻電影的另一個世界了吧？

真的，電腦，或網路，或手機剛出現在我這代人的生活周遭時，大約都二十多到三十歲間，當時我特硬氣，覺得那是和我無關的時髦玩意，我在自己小屋裏拿紙筆創作，也不是出去作生意，要那些東西幹嘛？這麼二十多年快三十年過去了，我不也被包裹進這個當初連從旁掂腳看看都不感興趣的新世界裏？我聽有人說，現在是人類從大航海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移民，移民到網路世界。想想我這代人，經歷過傳統大腹部的電視被淘汰、冷氣的發明、照相機底片的滅絕、錄音帶的發明然後滅絕、紙張報紙或書籍出版進入黃昏，或我父親那輩人無法想像的ATM提款機……但其實都比不上這個往網路世界的大遷徙，來的感受到一個自己跨過門框，後頭的舊世界整個成為昨日煙雲的幻異感。這原來是科幻小說的語境，但我近來竟有時會回想：從前我所在的那個舊世界，電腦、網路、智慧手機還沒形成這個我們一半在其中，一半在外頭世界，那之前，有哪些已徹底消失的東西呢？譬如從前清晨送報這件事，我父親早起，送報僮騎着腳踏車，在我們永和巷弄裏穿行，將報紙整落用橡皮筋紮着，也不停下車速，像擲迴力棒一樣，技術非常好的啪啦就扔進我家玄關，周邊養狗的那吠聲此起彼落。或我父親至老還是勤於寫信，標準信封或航空信封，他書桌有一袋漿糊，下角剪個洞，封信封、黏郵票，然後要我跑腿去街上郵筒投擲。現在email誰還真的寫信往返？或我妻子娘家，從她還是小孩時，每年她父親會帶全家到照相館拍一張合照。有許多東西，它們好像還在，但並沒有隨大遷移搬到這個虛擬的新世界，於是變得像影子、煤灰般存在。

我有個好友，跟我說起他大學時，在師大附近一窄小的學生宿舍，有個漂亮的學姊，某次來他那兒，坐在他床上和他喝冰啤酒聊天，他坐在地板看着她牛仔褲勒緊的腰腹，露出肚臍。在那年代，那何其性感私密。後來他將她撲倒，但學姊有男友終沒和他有後續。三十年過去，某天他突然想起這曝光一閃的往事，心中無比懷念。上google輸入那女孩的名字，竟一筆相關的資料都沒有。像是跨越這個新世界和舊世界的邊界，那個《去年在馬倫巴》，那窄宿舍的燠熱、年輕的騷味、對未來惘惘的不安、從花玻璃窗垂灑進來的熾白強光，那一切歷歷如繪，但那人沒移民到網路世界，她竟就像煙一樣在這世界蒸發了，消失了。

作者簡介：台灣小說家，長篇小說《西夏旅館》曾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

王岸然 - 廉署馮驊侵犯思想自由可恥

作者面書   2016年5月24日

按《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三條，選管會主席必須是高等法院法官，但並不是行使法官的工作，而是代理政府負責的選舉管理，是行政的一部分而非司法部分。因此，嚴厲批評馮驊愚蠢、失職、無能，只要在選管會運作的範圍之內，與批評特首並無分別，不會有蔑視法院的問題，而蔑視馮驊正是本文的目的。

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孟子說君子可能會被人用合乎人情的方法欺騙，但難以被違反道理的詭詐愚弄）。面對廉署走向東廠化，馮驊也可效法一些法律界的敗類愛字頭化，站到高牆的一邊。馮驊濫用法律專業的權威打壓港人的思想自由、表達意見自由及言論自由。

揸筆的人沒有再溫良恭儉讓的空間，否則對不起時代。馮驊出聲，廉署行動，調查有網友在fb表態支持本土派梁天琦，法律根據何在？製造白色恐怖手法與蓋世太保何異？與文革時以言入罪或滿清時的文字獄何異？這將是一場關乎港人言論自由底線的戰爭，人人有份，沒有人是孤島！

未審先判有定見

有fb網民早前在立法會補選期間曾在fb呼籲朋友投票予梁天琦，被廉署懷疑涉收受利益，有違法之嫌。報道說，涉案者不識梁天琦，純粹想支持天琦。這是令人震驚的事件，在面書表態支持某人參選早是fb文化一部分，普通到是常識問題，更令人震驚的是，5月12日馮驊在選管會的「選舉活動建議指引」作公眾諮詢的記者招待會上已被詢問過類似問題，馮驊給予的是模棱兩可的答案。而在未有正確理解的時刻廉署就行動，根本想造成客觀事實，以此為先例，阻嚇不利建制的網上助選活動。

「馮驊表示，選舉廣告的定義什麼，包括任何可能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選的互聯網訊息，故難以一概而論，須交廉政公署處理。若網民一面倒支持某候選人，則很大機會被當作選舉廣告，他又呼籲網民考慮法律風險，即使加上豁免字眼，仍可能「違法」云云（5月11日香港01報道）。

整段發言清楚顯示馮驊已有定見。如果是法庭，案件一開審法官就說好大機會有罪，被告人有權要求馬上更換法官，因為法官已有明顯的偏見、定見和結論。今次事件的持份者是網民，大家根本毋須就已有結論的諮詢提交意見，而是要求未審先判的馮驊馬上離任選管會主席之位。

制度上要求選管會主席是法官，目的是想借助其專業中立的技能，保障選舉能公平合理地進行。可惜馮驊的表現本身已脫離法官審案時要抽離雙方的要求。如何界定fb的廣告性質，如何與民間發表政見、宣傳理念的思想自由區分開來，本是選管會的工作責任所在，亦是為何要搞次公眾諮詢的原因。

馮驊在記者的追問下已承認廣告定義難以一概而論，但引申出的結論是須交廉署行動，而廉署的確調查了。筆者想不出誰人較選管會主席又是法官專業的馮驊更有權威去解釋fb上發言支持候選人是否廣告。馮驊說不知道，但說廉署應行動，那是什麼樣的邏輯？筆者看不到法治的邏輯，但知道在網上發表意見的自由被廉署及馮驊在「扯貓尾」的協作下侵犯了。這是絕對荒謬。

馮驊早在補選之後的3月7日已說，如果在網上發表意見，屬選舉廣告的機會好大，叫網民問返自己的律師朋友，自己要面對法律風險，構成選舉廣告就可能犯法云云。這類言論不但誤導，對言論自由簡直是恐嚇。試想上網寫幾句支持候選人的說話也要先問律師（法官也答不到的問題，律師又如何回答？），誰還會寫？

馮驊站在建制高牆的一邊，要阻止公民社會的普通人利用互聯網發揮政治影響力的用心，還不明顯嗎？

對近乎公開的種票行動，馮驊領導下的選管會做了什麼？廉署又做了什麼挽回公眾信心？選舉主任及郵政署實行言論審查， 禁止梁天琦的宣傳品，馮驊稱不是他的指示，但主動解釋說當局決定宣傳品是否違法，「不單看字眼，而會從整體文字背景、上文下理去解釋。」被問到「雷動計劃」違法與否的問題，他一面說不評論個別事件，又說促使或阻礙任何人當選是選舉廣告。

筆者的結論是馮驊與社會上自稱獨立，實情已經站在高牆一方、專政者一方去幫忙打壓民間力量，特別是新興的本土力量的人無異。面對這形勢，除了對着幹之外別無他法。筆者在9月一定會在面書上大力支持本土派的候選人，絕不理會選管會將發表的任何指引，這只會是打壓思想自由的「惡法」。

今年2月的補選，筆者曾在面書上製圖十多幅支持梁天琦，幅幅過萬人看過，還製作了MV。證據還在，歡迎調查！

朗天 - 我們的主體性生態危機——讀瓜塔里《三種生態》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6年5月22日 

【明報專訊】打開電腦，上網，在資訊平台和社交網絡上瀏覽，我們很容易很快便被數之不盡的危機意識籠罩——全球暖化、核災難、火山爆發和地震、新疫症出現……天災人禍，說到底都是人禍。所謂天災通過人禍起作用以至千百倍實現的認識，對人們來說理該不感陌生。經歷汶川地震揭發豆腐渣工程，賑災款項不翼而飛，非洲饑荒揭示部落派系長年內戰惡化災情，福島地震核泄漏揭發日本官商勾結隱瞞災情，今天要明白這個地球的生態災難從來不止是大自然的事，沒有難度。

不過，能夠立即跳出來，反身自省，確認這些危機意識本身可能也構成另一種危機，便不是那麼輕易了。全球暖化的說法，一直有另一批科學家指出是另一種意識形態工程，旨在掩飾「真正」導致環境災難的原因；生態危機更曾被指屬於「恐懼政治」的一部分，方便全權統治找代罪羔羊。在資訊爆炸的現代都市生活，人們的知識和行動指向都是被中介（mediated）了，虛實互滲，真假難分的；如何穿越任何媒介都避免不了的扭曲、變動和轉義，言所該稱，行所當為，已是我們日常生活迴避不了的重大難題。

全球化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是當今世界各種問題的罪魁禍首，幾乎是廿一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世代共識。尼格里和哈特（Antonio Negri，Michael Hardt）的《帝國》（Empire）2000年出版以降，新左翼思想家巴迪歐、齊澤克、洪席耶陸續走俏，再經過佔領華爾街事件和「中東波」，批判力度不斷加強，支持資本主義危機的正面證據也不斷累積；近兩年右翼回潮，則是從反面顯示全面擁抱資本主義可以帶來何種複合災劫。

重新發現思想瑰寶

儘管如此，今天劍指資本主義者對如何走出當前困局仍無確切結論。理論研讀者開始返讀前人著作，重檢好些一度揚棄了的概念，重新思考出路。其中早於1992年因心臟病發猝逝的法國思想家瓜塔里（Felix Guattari），便成為取經者的對象之一。

瓜塔里是心理分析師，早年追隨拉康學法，後來自立門戶，並且積極投身全球社運（法國、意大利、巴西），以跟才子思想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合寫《反伊底帕斯》（L'Anti-Oedipe）及《千層台》（Mille plateaux）兩大巨構而聲名鵲起，但也因此被視為德勒茲的附庸，長期被低估。近年其獨立著述的專著及文集陸續英譯出版，讀者才曉得大家一直看漏了眼，直可用「走寶」形容之。

例如瓜塔里的一本小書《三種生態》（Three Ecologies，法文版1989年出版，2000年英譯本出版，但2011年前一直乏人談論），便率先在資本主義全面勝利，歷史已經終結的論調甚囂塵上之際，提出地球先生生病（1988年《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便是面臨危機的地球）的原因，不止是大自然出了問題。所謂三種生態，是指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mental ecology），三者環環相扣，息息相關。自然生態危機意味另外兩種生態都瀕臨絕境，光是從大自然方面入手補救，並不會收到什麼正面作用。

資本主義危害人類文明

瓜塔里在書中明確指出，導致世界崩壞的元兇有二：一是摧毀獨特價值觀，把一切單一化系統化的全球市場；另一則是把社會和國際關係都納入警察及軍事機器的實踐。兩者勾結起來，便形成一個擁有全球市場的軍事工業綜合體。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球化」這個詞語仍然以正面語意為人使用時，瓜塔里提出以「整合世界資本主義」（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簡稱IWC）來形容這個眼看會以不停滾動輾碎人類文明的機器操作系統。

瓜塔里的厲害之處，是一早看出三種生態中的社會生態關鍵在於社會關係，而精神生態的核心則在個體的主體性。瓜塔里和德勒茲都強調不容統合的多元、分散存活的個人生命，以表現其獨特性（有時稱之為單體singularity，有時稱之為主體subjectivity）為價值實現。IWC輾碎、同化、淹沒的，就是這個主體性。透過什麼進行呢？除了剝削勞動者剩餘價值的生產模式、營營役役的日常工作、刻板單一的生活文化（香港人最易體會的就是向錢看的單一社會價值）等，就是有意無意的符號構作和連結。在瓜塔里的時代，其中一個協助限制個體感受和思想的，正是那代人發夢，提供虛假想像的電視。今天，該也包括互聯網。

三種生態相互支撐

瓜塔里主張革命從個人生活開始，從社區和社會運動開始。對反於令「存在收縮」的三種生態危機，人們不妨致力尋找三種生態的共通原理，而對這些原理，瓜塔里並非以獨斷的姿態宣示出來，相反，他嘗試整理出一個個框架和臚列各種可能發現的途徑。前提是生態三而一，一而三。必須一再強調，這個「一」，並非全權的一元，而是多元互動，彼此支持的個體、單體、主體。

也許是出身關係，瓜塔里始終在討論精神生態時顯得特別着力。他明言，心目中主體並非笛卡兒式的知性主體，與其說是一個體，不如說是在獨特社會和自然場域表現的主體化成分（components of subjectification），流動而不易被收編（包括自我收編），所以他最反對生活被名為科學，實為控制的科技束縛，而主張生活藝術，社運也以生態社運人（eco-activist）的方式參與。抗爭在IWC四個語意域（經濟、司法、科技、意識形態）進行，由識破各域的意義鏈斷裂處開始，同時創造主體自己的概念，以代替IWC的。明乎此，怪不得他和德勒茲那麼樂於創造新詞，視發明概念為哲學家主要工作了。

變革條件四現其三

抗爭從細微處出發，但最終能否「成功」，《三種生態》指出可視乎四個變革條件，包括：

（一）突發的集體意識覺醒（就像前年的雨傘運動），而這總是可能的（問題總在如何持續下去）；

（二）建制的逐步崩解（小如建制派各種「甩轆」事件），因而打開抗爭的空間；

（三）媒體的科技變革（如網媒和社交網絡的政治操作），民間非資本主義目的之活動增加（種種非牟利的資源集結）；

（四）勞動市場的重新整合，主要體現在創造型勞動和生產的普及。

觀乎當下，除了第四點，其他三個條件基本出現了。所以你說局勢令人悲觀，看過瓜塔里會發現未必盡然。

文：朗天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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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明雜感：《嫲煩家族》（二）：處世幽默哲學

星期日生活   2016年5月22日 

【明報專訊】《嫲煩家族》說明了，山田洋次是莊諧並重的大師父。

前作《東京家族》（2013）及《東京小屋》（2014）較嚴肅。《家族》把小津安二郎的故事放到二十一世紀，城鄉差異、家庭解體只有變本加厲；《小屋》是老婆婆口述歷史，側記二戰的創痕，婆婆終生背負愧疚，甚至有點（為民族）贖罪意味，看得人很沉重。山田年事雖高，仍維持一年一部，《小屋》後還有部叫《若與母親同住》（母と暮せば）（2015），吉永小百合主演。同樣二戰為題，背景是在原爆後三年的長崎，可惜仍緣慳一面。

然後，今年的《嫲煩》筆鋒一轉，山田這次讓大家開懷大笑（我看了兩遍，電影節觀眾笑點較低，文化中心哄堂不絕）。對了，山田從前拍得最多的，是「男人之苦」喜劇，《嫲煩》可說是他的故技重施。創作是不是都這樣的？山田拍了兩部二戰片後，給自己及製作隊紓緩一下。像希治閣拍成傳世巨作《迷魂記》，故事自况又宿命；接下來的《奪魄驚魂》（North by Northwest）便輕鬆許多。選角也別出心裁，加利格蘭有別於占士史超域，明明大禍臨頭了，說話仍然抵死尖刻。

當然，《嫲煩》不是山田純粹自我調劑的「離地」小品。《東京家族》、《東京小屋》到《嫲煩》幾部下來，家庭故事一以貫之，不少元素一脈相承，看上去蠻有三部曲味道（「東京三部曲」或「家族三部曲」？）。《嫲煩》跟《東京家族》的呼應最明顯，都是三代同堂，角色名字大同小異（上次「平山」、這次「平田」）。最好玩是原班人馬上陣，《嫲煩》及《東京家族》的宣傳資料中，各有張八人家庭合照，演員依舊，只是造型不同。好像說，兩家庭各有現實寫照。《東京家族》祖父母來到大都市，兒女忙碌，禍不單行；《嫲煩家族》算濟濟一堂了，祖父母的婚姻卻亮紅燈。另一方面，《嫲煩》秉承《東京小屋》意念，從小屋看時代、世界。《嫲煩》小屋內景是片廠塔建吧？所以中段的「家庭會議」場面，調度如此靈活自如，看過的有口皆碑。室雅毋須大，已見悲歡日常，角色的遠慮與近憂。複式單位的空間饒富趣味，像片末的字幕鏡頭，二樓是祖父母，陰霾剛散；移到下層見長子及媳婦管教孫兒，小的又闖禍了。再移到小花園，有「怡然自得」的小狗（本片可叫《我是狗》，重要場景都少不了牠目光）。那是下雨晚上，屋子燈色暖和，無論人或寵物，在家的感覺特別溫暖。

表面好笑 細看辛酸

看慣港片很易誤會，以為喜劇只是「搞笑」，忘了幽默其實是處世哲學。史高西斯的《喜劇之王》問棟篤笑演員，笑話是怎樣來的？演員說回想人生最不幸的事，用喜劇方式再說一次而已。《嫲煩》跟山田兩部「東京」最不同之處，正在其「喜劇人生」。影片的主線是嫲嫲富子（吉行和子）向爺爺周造（橋爪功）提出離婚，從事件牽引出家庭內外的不同人物。《嫲煩》是山田近年作品少見，有不少角色抓狂的場面、聲嘶力竭的對白，甚而針鋒相對，互挖瘡疤。表面很好笑，但細看下去都是血與淚，全是婚姻、愛情、親情、工作、家庭及成長的煩惱。生命總是荒誕或無常，「家庭會議」固然是本片的重頭戲，但之後的兩個細節同樣令人難忘。一是鰻魚飯外賣送到，既說物價飛升，飯盒整然又對比了家人分散，諷刺是外賣仔還在講爛gag，令大嫂史枝（夏川結衣）哭笑不得。二是孫兒棒球賽的報捷，兩個人跟嫲嫲感情要好吧，報喜打的是她的手提。但電話另一頭，無憂無慮的莘莘學子又怎想到，家庭剛剛上演了一齣何等荒誕的鬧劇？嫲嫲含淚和應賠笑，一邊生氣勃勃，一邊前路茫茫，說兩代生命的遙遠距離，莫大於此。

但說不定是《嫲煩家族》的喜劇定調，主角爺爺又不算太壞，它的婚姻議題沒法子太深入。同樣說四十五年婚姻伴侶，英國片《緣來他不夠愛我》（45 Years）更不留情面、沒有未來。兩片南轅北轍，我們可說是文化差異；或《緣來》的夫妻沒有下一代，分離的「成本」較低；但說到底創作人的世界觀更關鍵。都說什麼人拍什麼片，憑作品可知，山田洋次十分看重親情，對母親的愛尤深。他拍《嫲煩》，只教訓一下日本社會的男性中心就好，不是全盤懷疑婚姻制度。爺爺能有點覺醒、悔疚，願意把心裏的說出來，已是夫妻關係的一大進步了。女性主義者看《嫲煩家族》，或許不是味兒。

角色趣怪 小社區眾生相

可幸《嫲煩》支線人物豐富、趣怪，共同構築一幅小社區的眾生相。雖然角色各有困惑，但社區整體很令人嚮往。像私家偵探沼田、文化中心兩個老護衛（自家煮咖啡，自嘲女兒的單親家庭）、像相聲演員的醫生（我們的醫院多些這樣高EQ醫生，包保病人藥到病除）、小說班循循善誘的高村老師，還有前文說那個獨身的外賣仔。

《嫲煩》要折射的議題也不只一個。故事的平田家，長子次女全都為口奔馳，營營役役不知所為何事。長子幸之助是典型白領，工作便是生命所有，為了工作及客戶（中國）有點身不由己。妻子史枝（夏川結衣）是家庭主婦，所謂的「相夫教子」。這對夫妻大有爺爺嫲嫲年輕影子，丈夫好像沒特別嗜好，在家也像大爺，衣衫脫下隨手一扔，史枝將來可會同樣提出離婚？次女成子性格較霸道，丈夫泰藏是個「老婆勞」。夫婦開稅務公司，妻子照顧客人，丈夫負責執頭執尾。泰藏油頭粉臉、吊帶褲的打扮很切合他的優柔寡斷性格。他還學人附庸風雅，把心神寄託在古玩收藏，買了貴重的又不敢向妻子直言。

年輕一代 好看懂性

倒是兩個年輕人最善良、討人喜愛。妻夫木聰及蒼井優，跟他們在《東京家族》如出一轍。當中年人活得有點迷失、異化，在他們身上找到人味。憲子當護士的，很專業、關心病人，在工作間跟同事齊心。庄太是個調琴師，工作時投入專注，演奏廳的環境寂靜，舞台光線映襯他彈奏的畫面很美。物以類聚，庄太跟憲子組新家庭，舊家庭瓦解了，卻予人厚望。「調琴師」此身分有趣，他們在鎂光燈外，是演奏家背後的無名英雄；不張揚，有默默奉獻的吸引力（想起了蘇堤的《今生情未了》）；所以庄太有點木訥，不擅詞令。在《東京家族》，妻夫木聰的角色叫昌次，工作是劇場的美術助手（同樣幕後人物），是家庭中最年少、也許賺錢最少，最讓年老父母憂心的角色。但故事後來證明，昌次最善解人意，工作的滿足感也最大。妻夫木聰在由《東京家族》、《東京小屋》到《嫲煩家族》，都疼惜及明白老人家。蒼井優不用說，上次是「新版」原節子，這次主動勸說未來老爺；她雖不知道，但結局她有一定功勞。山田在《嫲煩》繼續向小津致敬，《東京物語》的「完」，《嫲煩》剛要結束。還有原節子的演出呢，去年年底她離世消息傳出，這些片段的紀念意義更大。

敢說，山田洋次反對「世代不如」論。他幾部近作下來，年輕一代最好看、懂性。他們不信奉商業社會向上爬、唯利是圖的意識形態，出淤泥而不染，不當工作奴隸，生命跟藝術結聯。《嫲煩》最後，庄太及憲子的小貨車揚長而去，我們感覺到這個新家庭恩愛、充滿希望，他倆應可走出比父母、兄長兩代，更自信及充實的不同人生路。

《東京家族》

《嫲煩家族》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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