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打開電腦，上網，在資訊平台和社交網絡上瀏覽，我們很容易很快便被數之不盡的危機意識籠罩——全球暖化、核災難、火山爆發和地震、新疫症出現……天災人禍，說到底都是人禍。所謂天災通過人禍起作用以至千百倍實現的認識，對人們來說理該不感陌生。經歷汶川地震揭發豆腐渣工程，賑災款項不翼而飛，非洲饑荒揭示部落派系長年內戰惡化災情，福島地震核泄漏揭發日本官商勾結隱瞞災情，今天要明白這個地球的生態災難從來不止是大自然的事，沒有難度。
不過，能夠立即跳出來，反身自省，確認這些危機意識本身可能也構成另一種危機，便不是那麼輕易了。全球暖化的說法，一直有另一批科學家指出是另一種意識形態工程，旨在掩飾「真正」導致環境災難的原因；生態危機更曾被指屬於「恐懼政治」的一部分，方便全權統治找代罪羔羊。在資訊爆炸的現代都市生活，人們的知識和行動指向都是被中介（mediated）了，虛實互滲，真假難分的；如何穿越任何媒介都避免不了的扭曲、變動和轉義，言所該稱，行所當為，已是我們日常生活迴避不了的重大難題。
全球化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是當今世界各種問題的罪魁禍首，幾乎是廿一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世代共識。尼格里和哈特（Antonio Negri，Michael Hardt）的《帝國》（Empire）2000年出版以降，新左翼思想家巴迪歐、齊澤克、洪席耶陸續走俏，再經過佔領華爾街事件和「中東波」，批判力度不斷加強，支持資本主義危機的正面證據也不斷累積；近兩年右翼回潮，則是從反面顯示全面擁抱資本主義可以帶來何種複合災劫。
重新發現思想瑰寶
儘管如此，今天劍指資本主義者對如何走出當前困局仍無確切結論。理論研讀者開始返讀前人著作，重檢好些一度揚棄了的概念，重新思考出路。其中早於1992年因心臟病發猝逝的法國思想家瓜塔里（Felix Guattari），便成為取經者的對象之一。
瓜塔里是心理分析師，早年追隨拉康學法，後來自立門戶，並且積極投身全球社運（法國、意大利、巴西），以跟才子思想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合寫《反伊底帕斯》（L'Anti-Oedipe）及《千層台》（Mille plateaux）兩大巨構而聲名鵲起，但也因此被視為德勒茲的附庸，長期被低估。近年其獨立著述的專著及文集陸續英譯出版，讀者才曉得大家一直看漏了眼，直可用「走寶」形容之。
例如瓜塔里的一本小書《三種生態》（Three Ecologies，法文版1989年出版，2000年英譯本出版，但2011年前一直乏人談論），便率先在資本主義全面勝利，歷史已經終結的論調甚囂塵上之際，提出地球先生生病（1988年《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便是面臨危機的地球）的原因，不止是大自然出了問題。所謂三種生態，是指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mental ecology），三者環環相扣，息息相關。自然生態危機意味另外兩種生態都瀕臨絕境，光是從大自然方面入手補救，並不會收到什麼正面作用。
資本主義危害人類文明
瓜塔里在書中明確指出，導致世界崩壞的元兇有二：一是摧毀獨特價值觀，把一切單一化系統化的全球市場；另一則是把社會和國際關係都納入警察及軍事機器的實踐。兩者勾結起來，便形成一個擁有全球市場的軍事工業綜合體。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球化」這個詞語仍然以正面語意為人使用時，瓜塔里提出以「整合世界資本主義」（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簡稱IWC）來形容這個眼看會以不停滾動輾碎人類文明的機器操作系統。
瓜塔里的厲害之處，是一早看出三種生態中的社會生態關鍵在於社會關係，而精神生態的核心則在個體的主體性。瓜塔里和德勒茲都強調不容統合的多元、分散存活的個人生命，以表現其獨特性（有時稱之為單體singularity，有時稱之為主體subjectivity）為價值實現。IWC輾碎、同化、淹沒的，就是這個主體性。透過什麼進行呢？除了剝削勞動者剩餘價值的生產模式、營營役役的日常工作、刻板單一的生活文化（香港人最易體會的就是向錢看的單一社會價值）等，就是有意無意的符號構作和連結。在瓜塔里的時代，其中一個協助限制個體感受和思想的，正是那代人發夢，提供虛假想像的電視。今天，該也包括互聯網。
三種生態相互支撐
瓜塔里主張革命從個人生活開始，從社區和社會運動開始。對反於令「存在收縮」的三種生態危機，人們不妨致力尋找三種生態的共通原理，而對這些原理，瓜塔里並非以獨斷的姿態宣示出來，相反，他嘗試整理出一個個框架和臚列各種可能發現的途徑。前提是生態三而一，一而三。必須一再強調，這個「一」，並非全權的一元，而是多元互動，彼此支持的個體、單體、主體。
也許是出身關係，瓜塔里始終在討論精神生態時顯得特別着力。他明言，心目中主體並非笛卡兒式的知性主體，與其說是一個體，不如說是在獨特社會和自然場域表現的主體化成分（components of
subjectification），流動而不易被收編（包括自我收編），所以他最反對生活被名為科學，實為控制的科技束縛，而主張生活藝術，社運也以生態社運人（eco-activist）的方式參與。抗爭在IWC四個語意域（經濟、司法、科技、意識形態）進行，由識破各域的意義鏈斷裂處開始，同時創造主體自己的概念，以代替IWC的。明乎此，怪不得他和德勒茲那麼樂於創造新詞，視發明概念為哲學家主要工作了。
變革條件四現其三
抗爭從細微處出發，但最終能否「成功」，《三種生態》指出可視乎四個變革條件，包括：
（一）突發的集體意識覺醒（就像前年的雨傘運動），而這總是可能的（問題總在如何持續下去）；
（二）建制的逐步崩解（小如建制派各種「甩轆」事件），因而打開抗爭的空間；
（三）媒體的科技變革（如網媒和社交網絡的政治操作），民間非資本主義目的之活動增加（種種非牟利的資源集結）；
（四）勞動市場的重新整合，主要體現在創造型勞動和生產的普及。
觀乎當下，除了第四點，其他三個條件基本出現了。所以你說局勢令人悲觀，看過瓜塔里會發現未必盡然。
文：朗天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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