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立 - 我們會為放縱特權而付出代價

2016年5月21日 

【明報專訊】在約10年前的2006年，有一篇新聞，相信我們不少人還記得。就是當時的警務處長李明逵，因為一宗交通事故，而被部下票控。這一件事在香港內外都被傳為佳話。我們曾經自豪地說，這證明了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即使是警務處長，都不會有任何特權。香港法律應用於所有人，像鋼鐵一樣硬朗而不可動搖，任何人的權力與地位皆無法超越。

而10年後的今天，不論是機場安檢事件，還是本星期有一群非香港居民的遊客，在香港逆線行駛汽車，以及各種最後不了了之的事件，普羅大眾漸漸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同一條規則，對不同階級群體個人的嚴寬程度，似乎有相當的分別。特權已悄悄復辟的陰影，籠罩着這個城市。

值得留意的是，我們的社會，固然有不少人抗拒任何特權入侵香港，但也有相當部分的人，並不那麼的抗拒特權。他們覺得有官職者就是顯貴之人，是社會精英，甚至是統治者，所以他們有比別人更多的權利，也就是特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雖然承認這件事像是令人不快，但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的社會很多人的思想，尚未脫離中世紀。他們把政府看成統治者，而無法把政府看成「服務社會的被僱用者」。而比起消除特權，他們更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某天能擁有它。

特權很像細菌

美國社會學家Michael Scott Kimmel就指出過，人類在行使特權時並不那麼意識到它的存在，故此以自己的立場看，大部分人都會否認自己有特權。故此人類自然地就有建立和接受特權的傾向。能抑制特權的只有制度，只有制度上能有效的牽制與提醒，人類才會意識到自己在行使特權，並作出收斂。特權其實很像細菌，如果沒有免疫系統持續殺死這些細菌，它很快就會產生感染。

所以，特權的問題，責任與其說是在於特權者，不如說是在於其他人，特別是運作制度的骨幹們。每一個人總是不經不覺的在做一些行為，間接在要求特權。他們在要求或行使特權時，也許是不自覺的，只覺得是方便。人類總有這種貪圖小便宜、小方便的傾向，而且時常都會發生。

重點是執行公務的人，是否能察覺這些是特權，不受對方社會地位、職務、權力、名聲等左右，而給予跟其他人完全一樣的待遇。所以這與其是對權力者的考驗，不如說是對於公務系統內成員，是否理解自己的立場的考驗。就像李明逵的那篇新聞一樣，一個人違反交通條例，就會收到告票，不管他是李明逵還是英女王，而不會因為對方的階級或權力而讓步。那樣，我們就通過了考驗。

一旦動搖，那我們的系統，就經不起試探。它的後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因為它就像在堤防上，產生了裂縫。

一次試探成功，只是個別事件嗎？這是錯誤的。這其實是一次所謂的黑天鵝事件。這樣的事件，會改變了所有人對這件事的觀念。因為在試探成功前，大家都假定是否觸到界線，是因為「你被告是因為有做一件事」，但有人試探成功之後，這個規則立即就變成「你被告是因為你的權力還未足夠」。

那之後再也沒有人真心在意規則，而只會在意爭權。規則，只是對沒有權力的人的懲罰。到頭來，事情會變壞，不是因為外面的壓迫，反而是源自我們面對權力時的軟弱。如果我們不再警惕這種軟弱，我們將會喪失更多珍貴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