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 - 迷失於「低俗」的文化評論

星期日生活   2013年3月24日

【明報專訊】一篇評論港產電影《低俗喜劇》的文章，最近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一項「最佳藝術評論」獎，在社會激起了熱烈的迴響和廣泛的議論。因為文章的部分內容，以相當尖銳的筆觸批評《低俗喜劇》，認為這部電影「和這座城市生產的許多其他不負責任的文化產品一樣，鼓勵着港人愈加反智、愈加不介意低俗，甚至以低俗為榮」。在文章作者的筆下，導演彭浩翔「毫不掩飾地販售和消費低俗」，「更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使得人們不必對壞品味有任何羞愧」，更「對觀眾『求爽』心態寬容」，對大陸人形象肆意抹黑。文章也批判導演「毫無承擔」、「傷害電影」，更呼喚「我們」拒絕低俗，以讓港產片提供「健康的審美和深思現實的人文關懷」，「重塑符合當今語境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

文章獲獎之後，評論不絕。有針對藝發局的權力構成、評審人的身分、香港的藝術評論體制，也有種種訴諸中港文化政治角力的推斷和情緒發泄。在這些評論當中，我想最切中要害的是，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一篇關於電影的合格的「藝術評論」，因為它從頭到尾都沒有按作品的形式、結構、攝影、敘事、鏡頭運用……等等電影藝術的元素去作分析和評論。所以，它雖然拿了一個「藝術評論獎」，但只是借一部電影來議論香港的「文化評論」甚或「政治評論」。

當然，當代文化研究的常識告訴我們，區分藝術評論和文化評論並不容易，因為藝術標準不可能完全獨立於文化脈絡和社會語境。在評價一部作品時，引入文化、社會、政治等的外緣因素，綜合地、立體地考慮一部作品的成就，往往也是藝術評論不可或缺的。今時今日，孤立地以一種唯美主義的觀點做藝術評論，也日見落伍。可是，如何才是一種有效的文化評論，而不是訴諸觀感、常識和簡單的政治意見，把這些政治評論和常識的表述充當文化評論，這是最富挑戰的地方。

筆者認為，這次引起爭議的文章最令人不滿之處，正在於它既不能展現作者用藝術語言把《低俗喜劇》認真地看成一部電影作品去剖析，也不能展現「文化評論」對社會文化的歷史語境作有說服力的整理和杷梳，因而只能重複一種「唔湯唔水」的陳腔濫調。

廣東話方言電影看成「低俗」

事實上，把香港電影，尤其是充滿廣東話方言特色的電影，看成一種只有「低俗」，沒有「進步」內容的觀點，根本就不是什麼新的見解。這種排斥方言電影的態度，一直可以追溯三十年代抗戰前夕。1935年就出現了因為港產和粵產的廣東話電影，出現過多的武俠神怪題材，而遭「香港華僑教育會」及自北南來的港大教授許地山等發起的「電影清潔運動」所杯葛，他們鼓吹電影工作者應拒拍「落後的題材」，相反地，他們認為電影應以「發揚民族精神、鼓勵生產建設、灌輸科學知識、建立民國道德、傳達人類情感與意念」為宗旨。而到了1937年，國民政府轄下的「中央電影檢查會」就曾經一度頒下粵語片禁拍令。背後的動機雖云是統一國語，保衛新興的國語片市場，但亦呼應了當時粵語片多屬「販賣低俗」的指控。

有趣的是，當時在兩廣和南洋從事粵語片製作，影響力日益強大的是左翼勢力。他們保護方言電影，反對禁拍令，其實亦呼應當時中共鼓吹的「文藝大眾化」路線。這條路線主張批判五四運動以來，過分趨向排斥地方文藝形式、方言文學的所謂「洋八股」傳統。可是，共產黨人最終也沒有貫徹他們保護地方文藝、及發展傳統的通俗文化形式的立場。在後來的所謂「民族形式」大辯論中，維護所謂「五四革命傳統」的一派，仍然重視如何和「封建與倒退的舊傳統」決裂。以致在1949年的香港，又興起另一波粵語片清潔運動。左翼影人除了參與簽名，也大力批判粵語片中的色情神怪、「封建思想毒素」和「洋奴思想」。說這些粵語片「崇拜帝國主義的物質文明，嘲弄中國市民的貧乏和無知」，「歌頌資產階級社會的表面秩序、法律，和虛偽的繁榮。歌頌洋紳士和買辦階級」。

無論「左」「右」都去廣東方言

可以見得，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濾鏡底下，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評論者，都有一種頑強的傳統，去將以廣東方言為載體，呼應南方地區和香港這海岸邊緣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文藝表現，都低貶為「低俗」、「落後」、「封建」和「奴化」。可見，香港地方文化的「低俗」，早早已被近代中原中心的文化習見，刻板定型為這裏的「本土性」。可是，經過這麼多年，一樣的武俠神怪題材，卻悄悄地擺脫了它們「低俗」的污名。在香港「堅持低俗」的電影生產精神底下，成為今日中國內地名導演們也爭相學習仿效的「民族形式」。

當年是他們對了？還是我們對了？

事實上，任何一種藝術表現技巧，都既不能脫離該種藝術類型背後的歷史系譜和發展脈絡，也不能脫離作品與當下現實的所開展的對話。因為只有這種歷史辯證的視野，才能讓作品獲得充分的了解，及讓評論人作出公允的評論。就例如《低俗喜劇》一片所內含的諷諭、自嘲和寓言式的指涉，既是內在於這類港式「諷刺時弊」的類型（它包括了一直以來在各種不同的電視、電影、廣播小說等媒介存在），也內含在具體的香港歷史當中。好的「文化評論」，就是要去追溯出這些「藝術／技巧標準」的源流譜系，而不是訴諸非歷史、抽空、和「超越」的所謂「精神氣質」、「人文關懷」的大標尺。

簡單來說，我們不應該空洞的以「高雅」去批評「低俗」，而更應以歷史的眼光，去了解如何從「低俗」／「通俗」的角度去檢視「低俗」／「通俗」。電影既結合藝術和通俗文化商品的雙重性，今天認真的電影評論，其實已甚少再談什麼「高雅」與「低俗」。

不理解港式「諷喻」品味

事實上，認真地閱讀這篇獲選文章的人，不難發覺文章的下半部，當作者意圖說出一大堆說話，認定彭浩翔沉迷於「低俗」，沒有努力去給觀眾一個正面積極的香港主體形象時，她顯然對香港電影「自嘲」的傳統毫無認知，所以也完全無法勾畫出這種港式「諷喻」品味（或「樂趣」）的構成。結果，作者亦無法自省出她自己和這個本地「品味共同體」的差距，以及作出恰當解釋。就正如她在描述「香港」和「中國」的刻板定型在電影中的呈現時，她寫道：

當一個土大款想來港投資拍港產片，他腦海中只能想到拍「三級片」。彭浩翔用這種設定，為香港的文化形象作出令人心寒的註腳：「香港製造」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不是大陸在香港心目中地位低下，而是香港在大陸心目中太過廉價。

作者好像不知道，這個「香港製造」等如「低俗」的文化形象，並非導演的發明，而是承襲自一個悠久的「中原」與「香港」之間的文化定見，這項定見也因着鄧小平如聖諭般的金句「馬照跑、舞照跳」而被不斷強化及複製着。而正因為有這項不能穿透文化和歷史脈絡的盲點，文章中的論述的主體和客體往往是混亂不清的，例如當她寫道：

大陸人想看港片，當然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因為如今港片能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戲院分級、粵語粗口、和享受「低俗」的自由。

她搞不清的是，究竟這是大陸人受制於他們刻板印象下的香港經驗？是他們對香港（被預製了）的慾望投射？還是作者因自身的焦慮而投射出來的，以偏概全的結論？……

優秀評論：杷梳想像與現實

優秀的文化評論，目的就是要去杷梳這些糾纏不清的想像與現實。而故作知識分子姿態的「人文關懷」，正因為缺乏了對歷史脈絡的深度認識，所以是一種文化溝通的障礙，無助於發掘文化洞見，克服文化誤認、誤讀和誤解。

事實上，來自內地的作家，泛泛而論香港文化低俗之評論，早已是司空見慣。「南來文人」的文化迷失感，在香港文學界早已是老生常談。不過，每一個年代這些故事都會以不同方式，在不同人身上重演。

九十年代，「回歸」在即，中國作家馬建就在香港發言嚴厲批評香港，說「香港是一座幾乎不能住人的商業城」，他說「骨子裏的香港人是視野平短的市民文化的衛道士，他們最後的定位都回到出生地意識，即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廣東式的儒道傳統文化裏」，「香港的作家們幾乎不知道文學唯一的功能就是把握時代精神的主體」……所以「對整體民族的文化而言，『香港』這樣的文化是多餘的，消亡是它的報應。」

當時提筆回應馬建狂言的香港文化界，寥寥可數（劉紹銘教授是例外）。匆匆近廿載，香港文化沒有消亡，仍然頑強地「低俗」，但反應就強烈百倍。這是象徵着香港文化主體性的成長？還是「文化評論」的落後，令陳腔濫調也可以獲獎？

文 安徒

編輯 顏澤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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