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豪、陳慧華 - 撕裂的社會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0日

政改遭否決，但社會的緊張氣氛及矛盾仍然持續。香港社會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中撕裂，漸漸形成兩組對立且穩定的群組板塊，如何減低兩大板塊的對立，爭取對話及合作空間，甚至把兩大板塊重新整合，成為了後政改時代極需認真處理的議題。

戴耀廷曾在〈香港社會撕裂的前因後果〉一文中分析香港社會的撕裂可分為「保守板塊」和「改革板塊」。本文將兩大板塊的具體情況以數據呈現，從而探討如何整合兩大板塊，修復多元又和而不同的香港社會。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5年5月尾至6月初進行意見調查。附表一以雨傘運動及政改方案的取態將受訪者分為不同的類別。要證明香港已被撕裂成對立的兩大板塊，我們可以注意到支持雨傘運動及反對「袋住先」的政改方案的人，基本上是同一群人，在支持雨傘運動的人當中，有高達82.52%亦同時反對政改方案，我們可以把他們視為改革板塊的中堅分子。同一時間，在反對雨傘運動的人當中，亦有高達63.7%同時支持政改方案，我們可以把他們視為保守板塊的骨幹。值得留意的是，兩大板塊在人數上相當接近，可謂旗鼓相當，反對雨傘運動及支持政改方案的保守板塊和支持雨傘運動及反對政改方案的改革板塊，分別佔總受訪者的26.66%及28.04%。

研究亦發現，若將上述兩個取態的受訪者就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加以分析，保守與改革板塊的差異均十分顯著（見附表二）。

在年齡方面，保守板塊群組的年齡明顯較大，有八成以上受訪者屬40歲以上；反觀改革板塊群組有近五成以上屬於39歲或以下。可以看到改革板塊的推動者多數是年輕一代，而保守板塊則多屬傾向保守，及維持現有政治及經濟格局老一輩。

在教育程度方面，保守板塊僅有18.75%擁有大學及以上的教育程度；反觀改革板塊中則有43.13%擁有大學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明顯地知識水平及學歷是改革板塊與保守板塊的重大分別之一。

再看收入方面，雙方的差異較凸顯於低收入及高收入的組別。保守板塊中有14.79%的受訪者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屬1萬元或以下，多出改革板塊近四倍。至於在較高家庭收入組別裏，有近六成四的改革板塊受訪者屬3萬元以上；而保守板塊中則只有約四成四。這說明保守板塊的低收入支持者較多，而改革板塊則有更多高收入及專業人士。

政府令對立加速形成

兩大板塊所反映的撕裂，是雙方就價值和香港的前景和發展方向，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論述。除了雙方的價值觀不同外，外在因素如政府近年的施政模式，特別是處理社會矛盾的方法，及各大主流及傳統媒體對重大事件如佔中及政改的報道方式及立場，都加劇了社會的撕裂，加速了對立板塊的形成。若沒有政府及媒體的外在因素，相信兩大板塊的形成不會來得這麼快，兩者之間的矛盾也不會這麼深。

政府往往用非友即敵的態度施政，不願吸納社會不同聲音，經常把持不同意見的人士，打成反對派。主流傳媒方面，特別是低收入及低學歷人士倚重以接收資訊的免費電視，常常在報道上有較重視官方立場的傾向。這種模式，除加深了保守板塊對改革板塊的負面印象及誤解外，亦同時迫使年輕及高學歷人士更快地放棄傳統媒體，而投向互聯網的新媒體，從而使兩大板塊對重大事件的認知及理解的距離，越拉越遠。

兩大板塊的對立已發展至涉及深層次的「世代之爭」、「階級之爭」及「香港價值之爭」。要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整合兩大板塊，香港需盡快建立一個包容多元聲音的政治平台，讓不同意見人士可以在平等的環境中相互溝通，從而創造互信及合作空間。更重要的是，解鈴還須繫鈴人，在加強新聞自由的同時，政府及當權者應盡快放棄認為透過分化及撕裂社會，可以有助駕馭反對勢力的極度危險思維。

黃偉豪、陳慧華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助理 

黎蝸藤 - 誇大歷史性主權無助南海問題解決

2015年6月30日

【明報專訊】中國一直認為「自古以來」就對南海擁有主權，這種認識妨礙了各方平心靜氣地按照歷史和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否真的如此「無可爭辯」呢？

南海並不是中國人最先發現的，中國人直到秦朝才到達南海，而遠在此之前，越南人的祖先越人已經在南海邊上生活了上萬年。馬文印菲的先祖更在幾萬年前已經進入東南亞半島。他們當然比中國更早地「發現」南海。

宋以前的中國文獻都難以確定中國是否已經知道了西沙和南沙。比如漢唐文獻中的「崎頭」所指對象和位置均不明，即便崎頭是珊瑚礁，它也可能只位於近海。宋之前，中國在南海交通中也非常不活躍，僅主要充當產地和市場的角色。在南海交通中佔強勢地位的是占城、真臘、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中國船隻僅限於南海沿岸的短途航線，它們不需經過西沙，自然舟者也難以發現西沙。儘管西沙可能在宋之前已經被發現，惟在史料中第一條能夠確認是西沙的記錄乃占城（屬現越南）使者告訴中國人的（《宋會要》，1018）。南沙群島的最早記錄也是外國使者（真里富國）告訴宋官員的（《宋會要》，1209）。

權威官方文獻 未記載長沙石塘

中國一直強調從宋開始已經把西沙和南沙劃歸萬州，其證據是方誌上說的「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但是其實各個版本的方誌的記載大同小異：「長沙海石塘海，俱在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海，莫稽其實。」。這說明：（1）「古志云」，說明這是因循古說的；（2）「莫稽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一個僅僅因循記錄下來的地名，連官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實的，能算作什麼「劃歸萬州管轄」的證據？查所指的古志，其實僅僅指出了長沙石塘在海南的東面，既沒有提及從屬關係，這裏的長沙石塘也不過是指西沙而已。相反，更為正式和權威的官方出版的《一統志》，從元到清共7個版本，均沒有長沙石塘的記載。

中國又稱古地圖上標有長沙石塘，作為自古領有西沙南沙的證據。相反，當菲律賓出示古地圖證明對黃岩島的主權證據的時候，中國卻不屑一顧。其實查中國的那些古地圖，大多是「混一天下圖」之類的世界地圖，很多地圖上長沙石塘不單位置嚴重錯誤，而且混在一堆外國國家名字中，難以說明它們屬於中國。在最具代表性的《廣輿圖》裏，它們都僅僅被畫在《東南諸海夷圖》及《西南諸海夷圖》上。明朝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和《鄭開陽選集》中的各種海防圖（中國把它作為主張釣魚島主權的重要證據），廣東（包括海南）海面的各幅地圖上也沒有長沙石塘。

其實，即便在中國古籍上也有不少紀錄對其他國家有利。比如，明代《四夷廣記》及《殊域周諮錄》記載了使者吳惠出使占城的事，描述其先進入「交趾界」再到達西沙群島。在明代航海針經《順風相送》中，「萬里石塘」（指西沙）位於「交趾洋」內。清人謝清高的《海錄》（1820）說萬里長沙（指西沙）是「安南外屏」。可見，明清亦有記載西沙群島屬於越南。

在1950年代和緬甸談判邊界問題時，周恩來總理談到中國在領土歷史問題應該以何時的邊界為標準：由於中外邊界在歷史上不斷變動，一味強調歷史上最大疆界並不恰當，當以清時期，特別是疆界相對穩定的晚清為準則。而儘管當時中國漁民已經在南海諸島上活動（可能比周邊諸國都早），清朝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也很成疑問。

晚清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

道光時期，中國水師巡邏到崖州的玳瑁洲就已經「與越南夷洋接壤」（《清實錄》，卷二二六）。光緒時出版的權威著作《欽定大清會典圖》中，中國南端被定為「極南廣東瓊州府崖山北極高十八度十三分」。19世紀末，兩艘英國公司提供保險的船隻在西沙群島觸礁，貨物被中國漁民搶掠一空。當英國大使和領事要求中國賠償時，中國兩廣總督稱西沙不屬中國，中國毋須賠償。20世紀初中日東沙島爭議之時，中國官員需要靠外媒才知道日人在島上作業之事，也靠翻譯過來的英國航海志才知道島嶼在何方，為了到東沙島調查，中國居然要花一年半時間才能調派出船隻。距離中國如此之近的東沙尚且如此，其他島嶼可想而知了。

限於篇幅，這裏無法討論其他的材料。但僅僅就這些例子看，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其實並不見得如此「無可爭辯」。南海其他國家也有悠久的在南海活動的歷史。如前所述，越南很早就知道了西沙和南沙，在18至19世紀初已經有確鑿的對西沙的管治證據，其主權在19世紀中期一度得到國際廣泛承認。菲律賓和文萊很少對南沙提出歷史性的證據，但他們在南沙的歷史性權利也在中國古籍中得到反映。

當然，這裏並非要完全否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益。只想希望指出，南海諸島的歷史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僅僅強調中國在南海的「傳統權利」，而不理會南海也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悠久的生命之海以及他們對南海諸島亦擁有傳統權利的說辭即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只會引發民族主義對和平外交的干擾。南海各國都有權根據國際法公平地享有對南海的權利。南海各國應在公平、兼顧歷史與現實、以及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和平地解決互相之間的爭端。追求完全實現單方面的主張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各方和平解決紛爭，攜手發展，讓南海成為和平之海才是真正的「利益最大化」。

作者是歷史學者 

黎廣德 - 搞好民生 停建高鐵 穩賺千億

2015年6月29日

【明報專訊】1972年「六一八雨災」因山泥傾瀉令156人喪生，2015年「六一八票災亅因「等埋發叔」令建制派流失33張政改贊成票。政改否決後從特首梁振英到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都說要專注民生經濟，旋即傳出高鐵超支上升至250億甚至300億元，運房局長張炳良間接承認政府無法駕馭港鐵，一地兩檢遙遙無期，恐怕高鐵已淪為「雙失工程」——失控兼失效。

高鐵工程失控的迹象路人皆見：項目成本從2008年政府預算的390億元上升至立法會2010年撥款時的668億元，再因傳媒揭發超支延誤而令港鐵去年重估預算為715億元，如今再傳飈升至900億元，直如脫韁野馬。運房局威脅向港鐵追究責任，港鐵口講合作，實質視政府為敵，董事會在把政府董事拒於門外的情况下研究對敵之策和加大預算，務求卸責自保，而負責監管工程的路政署亦已放軟手腳，只替港鐵當傳聲筒，對延誤超支束手無策。

一地兩檢拖足5年苦無方案，若在政改否決後中央再用釋法一招，強行扭曲《基本法》以糢糊中港界線，勢必掀起新一輪政治動盪。西九站無法實施一地兩檢而福田站又無法加建邊檢設施，廣深港高鐵連暢順營運半天也不行，效益大減之餘，勢成鐵路行業的世紀笑柄。

雙失工程 返魂乏術

另一邊廂，張炳良今年4月宣布興建北環線，令西鐵線從錦上路站經新田接通落馬洲，將來旅客可從柯士甸站直達福田口岸，車程只需22分鐘，便可從深圳福田站轉乘高鐵到全國各地，比起原定在西九總站開出的高鐵路線更多選擇和班次更密。柯士甸站正好位處西九總站旁邊，西鐵加北環線足以取代高鐵從西九至深圳的功能，車程只差8分鐘。對旅客而言，反正兩者都要經過中港兩次邊檢，但西鐵更比高鐵便宜，令高鐵變得可有可無。

事到如今，究竟高鐵「雙失工程」應續建還是停建，決策不能再拖。

高鐵工程至今用了450億元，若要續建便起碼再花450億元才能埋單。面對市民追究責任的壓力，立法會不敢放棄向港鐵追究而貿然撥款，所以政府須向港鐵追討賠償而極可能對簿公堂，港鐵為了股東利益必然拒絕替超支額度墊支，勢令工程停頓而成本再上升。

根據政府文件，高鐵在「低客流情况」下營運50年的總經濟效益為780億元，營運初期每年開支7.3億元，營運收入11.2億元。由於無法一地兩檢，列車班次須減半兼吸引力下降，假設收入減半每年便虧損約2億元，即在未來50年尚需公帑補貼100億元。所以即使在最樂觀的情况下，營運毋須虧蝕，市民仍須多花450億元以換取不到780億元效益。

如果今天停建高鐵，估計須多花150億元善後，包括支付承建商的索償及預期合理利潤，但政府可專心追究港鐵責任，即使官司持續經年也毋須害怕港鐵利用工程作「人質」要脅。停建工程後政府有權收回沿線所有地盤，西九總站挖出來的地下空間和石崗菜園村平整的土地不會白廢，反而變成珍貴資產。

西九生態地下城 低碳創新熱點

由於西九總站地下挖掘已有九成完工，車站總樓面面積38萬平方米中應有34萬平方米可加善用，足以成為全球最大的地下商城和市民中心。假設其中20萬平方米用作商場零售，按照港鐵去年商舖租金每月每平方呎平均155元推算，每年租金收入37億元，即50年共1850億元。即使把車站樓面改造成商場的費用預算每平方呎1000元，初期投資也不過20億元，一年已回本有餘，效益顯而易見。

剩餘的14萬平方米地下空間可作非商業用途，以社會效益先行，例如採用低碳創新科技建設生態地下城，包括試驗室內水耕、魚菜共生、垂直綠化、太陽能天幕發電、廢物回收生物質能，當然亦可加入服務社區的圖書館、民間團體活動室、青年創業共享空間等等。這些構思並非天方夜譚，全球不少國家正建設生態城市，既然香港有此條件，梁振英政府更念茲在茲推行創新科技，何不以市區地下空間起步？

至於包含原菜園村地段的石崗列車停放處，共有27公頃可騰空作房屋用途，參照規劃署對錦上路地皮的規劃標準，共可建5600個單位。張炳良正因土地供應未能滿足政府10年建屋計劃而飽受批評，這片額外土地正好求之不得，百分百符合政策目標。

既然高鐵工程已失控失效，停建項目毋須大驚小怪。只要拋開領導人的面子障礙，停建其實是「七贏之局」：香港市民節省300億元公帑兼多賺1100億元，承建商免負擔多幾年施工風險但取回預期利潤，政府不必因硬闖立法會追加撥款而引發新一波佔領運動，立法會議員毋須因爭拗超支撥款而得失選民，商界投資機會大增，公民社會擴大活動空間。停建甚至對港鐵也有利，儘管它要面對賠償責任也可因工程提早結束而減少賠償額度。

超支硬闖立法會 高鐵勢變政治炸彈

如果高鐵勉強建下去，政府要面對各種財務和法律風險，勢必變成特區政府未來幾年的政治包袱。梁振英政府為了興建機場三跑項目挖盡心思，繞過立法會拿出1415億元「不是公帑」的公帑，已經激起近七成市民反對並挑起4宗司法覆核申請。但高鐵這枚計時炸彈比三跑更具爆炸性，因為申請追加撥款無法繞過立法會，而建制派議員面對群情洶湧亦不敢貿然支持，但撥款不及時到位便會給港鐵更多延誤藉口，所以炸彈威力只會愈演愈烈。

退一步海闊天空，工程界行內人早有微言：只要高鐵工程「斬纜」，馬上騰空很多工人機器給其他地盤，足以紓緩超支延誤壓力。節省下來的幾百億元公帑可加速投入多元化項目，無論是北環線鐵路、水務渠務、醫院房屋、環保項目或新市鎮民生工程均可加快進行，西九總站變身的生態地下城也會變成吸引創新投資的新亮點。

香港人希望政府和立法會認真研究停建高鐵利弊，提出一個無底深潭以外的選項，難道是非分之想嗎？變陣需要莫大勇氣，政改後「搞好民生」的新常態正是變陣的最佳時機。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曾瑞明 - 政治教育是什麼？

評台   2015年6月28日

什麼是政治

要談政治教育，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是政治。如果我們認為政治就是黑漆漆的權力鬥爭，那麼也真的不要學生談什麼政治，因為那根本無事可教，難道教學生爭權奪利，不擇手段嗎？香港社會由政治冷感到廣泛的政治參與，不少人仍未能適應。他們會覺得這樣是「紅衞兵」之類的非理性群眾運動，覺得年輕人談政治是將複雜、污穢不堪的東西放在他們康莊的大道前。他們甚至會覺得他們定必受人操弄、愚弄，成為政客棋子，或受人政治灌輸。這是可以理解的，在極權社會裏正正是這種情況。可是，如果老師樂意作政治教育，必然是因為他/她覺得有價值在其中。政治學者Jeremy Waldron就指出政治哲學關注德性（virtue）、制度（institution）和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 ‘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 An Inaugural Lecture,’）。這就點出了政治教育，除了讓學生了解各類政治知識、制度事實以外，還有規範性，即對與錯，是與非的向度，也就是價值教育。

筆者最近聽到一個學生說香港核心價值受衝擊時應採「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在這情況下，我們該如何「教」或如何回應？客觀中立，不予置評？這樣做的話豈非等同默許？如果說不的話，背後的理由是什麼？這當然反映了老師的一些看法和價值︰政治理想是要堅守和爭取的。我們要對於有價值的東西要有一份堅持。這表示老師不可能中立，也不該中立。而是，要堅守價值。所以，我在課堂前結束前，「我對你的看法不予苟同，但尊重你的言論」。

可見，政治教育得以發生，本身就要有一定的價值持守。如果教師不尊重言論自由，不尊重個體，學生根本不用作小組報告或回應，教師「一言堂」即可。如果教師不是進行教育，他大可讓各種言論隨意在課堂出現，管它是反智或歧視的言論。如果教師不是進行教育，那麼他/她也大可作政治灌輸，用行政手段或施壓，迫學生至少在言論和行動上接受某種觀點。這也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這顯然和我們如何看教育有關。如何看教育，也是價值持守和塑造的行為。

什麼是教育？

政治哲學學者Amy Gutmann在《民主的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一書指出了社會再複製（social reproduction) 和有意識的社會複製（conscious social reproduction）。前者是指教育只是將社會階級鞏固重製，下一代無法逃離上一代處身的階級。後者則是培養社會成員有能力參與和創造彼此共享的社會，而政治參與的能力和參與政治正是與此密切相關。我們也可以將參與政治事務、理解政治事件的能力稱為政治素養（political literacy）。有政治素養的人，應能明白重要的政治概念，包括民主、正義、法治、權利和義務等。他們知道政治制度如何運作，知道它們的缺陷和優點——但並不止於此。他們願意用自己的智慧和心力，去讓這些制度變得更好，因為他們有政治理想，而不只把政治視為私利場、鬥獸場。他們會關注自己的社群，有情、有智。

我們希望下一代有的，就是這種政治素養，而不是一言堂的政治灌輸。政治教育不就正是做這工作嗎？讓年輕一代認識香港的核心價值，也讓他們探究不同政治參與的代價和成效。最終，也是為了他們有能力去在將來回應社會問題，讓香港變得更好。今天，有人要干預通識，說「青年的基本法教育不足」，不是更值得我們恐懼的「政治灌輸」嗎？

最後，教育就是培養只說不做的人？如果不是的話，行動面向必然是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自由、權利和民主如果受到壓制，受到干犯，難道師生只是沉默、漠視才算和平理性？我們清楚明白這種「只說不做」並不是政治教育的目標和理想，更會是一種反教育，因為那只培育了一群偽善的人。

但是，行動需要學和教嗎？我們該如何行動？我們該根據什麼行動？通識科的社會政治參與部份，其實已有討論影響參與程度和形式的因素，例如預期的代價與成效，但是更具體而微的案例，「如應不應該罷課？」卻是學生比起抽象探討更能讓學生作更合宜的行動。佔中這種公民抗命形式是否爭取普選的方式？行動時，該和其他人合作或尊重對方？行動向自己負責還是向同行者和社會人士負責？雨傘世代，更要探討、直面這種問題。

這些討論卻一直被「壓制」。但是，如果有人以為在學校不談就等於能製造順民，在這個資訊爆炸的網絡社會，卻會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會出現的只會是更極端、更欠反思的想法在青年人心中流傳。因為這些想法從來沒有經過在學校的「公共」討論，更沒有經過「教育」洗禮。這看來不會是我們樂見的「公民」，一如我們不樂見沒情沒智的「順民」。

節錄自《「學校教育與政治：學校的公民使命」研討會暨圓卓論壇研討文集》（2015年5月試閱版） 

長平 - 內地假選舉未能帶來真民主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4日

對於中國內地人來說，香港政改方案被否決是一場令人羨慕忌妒恨的鬧劇。試想類似的方案在內地城市實施，所有輿論定會歡欣鼓舞，放聲歌頌黨的英明領導。當然，在政治大事上，中國媒體除了歌頌也沒有別的選擇。無論中央提出政改或者不政改的方案，人民都沒有渠道予以否決。

因此，有網民借機「給黨中央獻計獻策」說，「香港人不要的政改方案。或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改革方案，強烈建議中共先在大陸試行。如果大陸民眾歡欣鼓舞的話，中央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給香港泛民陣營一記響亮的耳光。」還有網民諷刺說，香港人不知好歹，應該好好懲罰他們，不要干預他們的媒體，讓他們不能統一思想；撤回駐港部隊，讓他們沒有安全保障；撤銷黨的組織，不給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讓他們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為香港政改方案流產而惋惜的言論不光是諷刺，更有真正的痛心疾首。《中國青年報》官方微博的一則評論即是典型，它認為「香港政改方案一旦通過，便意味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區域內，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的直接普選，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這種說辭在香港引發爭議，在內地卻具有更多的說服力。民主要慢慢來，每一點一滴的進步都值得歡呼，值得珍惜，這是大陸輿論長期以來灌輸給民眾的觀念。

在有限民主和零民主之間，「理性的人」似乎不難作出選擇。然而，這些羨慕忌妒恨的中國內地人似乎忘了，中國並非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經驗。內地在法律上規定「一人一票」是用於村長和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儘管與直接選擇城市領導人不同，仍然可以觀察到的是，這些選舉並沒有帶來多少民主意義上的進步。

「一人一票」選村長徒具形式

中國法律文本上規定的內地村長及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方式，並不亞於香港人爭取的公民提名。村民選舉法規定，近50萬個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及村長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而且「由登記參加選舉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包括城市在內的中國最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也是如此，即「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大代表，也由選民直接選舉。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提名候選人，「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

然而，眾所周知，中國民眾的意志無法表達，村長及基層人大代表直選大多受上級操控，徒有形式，希望真選舉的烏坎村必須經歷生死抗爭，成為世界新聞。

此外，中共中高層領導人的遴選機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選舉」。「民意測評」有時也會起到作用，甚至網民的「人肉搜索」也可能將一個在任官員拉下馬。然而，所有這一切的關鍵環節，都受上級或者中央控制。這就注定了無論甚麼看起來熱熱鬧鬧的所謂進步，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

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定，媒體稱之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形容有些誤導，好像投下反對票的議員為了道德高潔捨棄了現實利益。代表選民意志的議員不應該允許只追求道德高潔意義上的「玉碎」，而是應該以「瓦碎玉全」為目標。中國內地受操控的所謂「選舉」經驗告訴人們，政治上並沒有「瓦全」之事，假選舉不能帶來真民主。

這場鬧劇也可以讓內地人反思，這麼多年被官方媒體宣傳的所謂「點點滴滴的進步」到底是甚麼意思？「有勝於無」是否可能成為一場騙局？為甚麼中國內地多年的「村長直選」沒有一點進化成「市長直選」乃至「總統直選」的影子？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陳嘉文 - 講潮州話學中原文化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28日

【明報專訊】兩個月前，在教育局長吳克儉突然在立法會說「普教中」是遠程目標後，香港人又掀起一輪普通話吞噬粵語的爭辯。

自七年前推行「普教中」後，我們對於廣東話雖然多了討論，但實際行動其實不多，反而是潮州話，這幾年的確是愈來愈多人學，當中不少是年輕人，目的聽說是尋根。

尋根，有兩個層次。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近半人說廣東話，而說四邑和潮州話的，其實也佔了三成；不過，兩代過去了，會說潮州話的人不足3％。

教潮州話十七年的許百堅，說起潮州，滔滔不絕，潮州除了有功夫茶、盂蘭勝會，它的歷史、它的根，其實就是古代中原文化；學潮州話，就像是學習通往華夏文明的語言。

潮州話、廣東話貼近古代漢語

相對於普通話和廣東話，我以為在香港逐漸式微的潮州話，只是一種地方語言。不過，許百堅說，潮州話和廣東話一樣，比較貼近古代漢語，反而中原地區現在發展成的北方語言，因為千百年來與外族不斷變異融合，早已與當年的古漢語有很大的差異。

韓愈貶官潮州 引入中原文化

之不過，潮州，本來並不是漢人居住的地方。在現今的中國版圖上，廣東北邊，有個山嶺叫「南嶺」，東接福建的武夷山，這道山脈，多年來成為中國南北之間的阻隔，秦朝以前，南嶺以南的「嶺南」地區，是「百越族」聚居之地。秦朝，秦始皇統一北方後，派軍收服了嶺南，「史書記載，這是第一次真正有漢族的兵去到潮汕範圍」。不過，許百堅說，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到潮州，是唐朝的事，當時因為百越族人叛亂，軍隊平亂後，駐紮在潮州，從此沒有回中原。其中，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被貶官，也是到了潮州當刺史，在潮州期間，他治民興學，是中原文化引入潮州之始。直至宋朝，漢人再因為戰亂湧到南方，把潮州的百越族人逼遷到廣西、韶關一帶，才令中原文化成了潮州的主體。

離鄉團結重家庭

許百堅說，所謂的潮州文化，其實很大程度是古中原的文化，而不是原住民百越族人的文化。例如人們說潮州人重男輕女、家庭觀念重，這一來是潮州人離開故鄉後，在他鄉極力維護漢族傳統之外，也是因為有實際需要而保留的，「到了別人的地方，要團結才能保護自己，所以特別強調家族之間的連繫」。之不過，為什麼南方其他地方如廣東，雖也是當年中原人士移民落腳地，但家庭觀念又沒有潮州人般重？「其實家庭觀念是全中國都一樣的，只不過廣州、香港、珠三角，比較早走上城巿化的路，經濟發達後，逐步脫離農村模式。」

有海的地方，就有潮州人

「架己冷」散落東南亞

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粵語雖然是主流語言，但其實說粵語的人口不過半；說四邑和潮州話的，也佔了三成。不過，潮州人其實並不是在戰後才開始外遷，移居的聚腳地也不止在香港。許百堅說，東南亞地區像越南、泰國、馬來西亞，都有潮州人的蹤影，「潮州人愛說：本土一個潮州，海外一個潮州——有海的地方，就有潮州人」。

自宋朝開始，潮州人其實就開始經海路與外地人貿易，到了明清兩代，不少潮州人都開始「下南洋」。與其說潮州人選擇南洋，不如說是季候風選擇了他們到南洋去，「冬天，吹東北季候風，潮州在南洋的東北邊，以前的船沒有動力，靠風向、水流，放船時，一路吹下去，就沿着中國海邊到東南亞，第一站是越南。夏天的時候，轉吹西南風，船就可以回到潮州」。

離鄉別井只為謀生

至清代晚期，「中國農業破產，潮州本是個大平原，以農為生，鄉下窮，於是就到外邊討吃」。因為目的只為討生計，所以那時開始大規模外遷的潮州男人，有點環境就回鄉，從沒想過在外面扎根。「他們離鄉別井，到了新的地方，像香港，心態是過客，把香港只看成借來的地方。回鄉落葉歸根是初衷，在外落地生根是無奈，搵唔到食。在這裏有成就的，才回鄉娶妻；即使在外面娶了老婆，一是整家搬回潮州，二是回去再娶，有兩頭家。」許百堅是潮州人，爸爸來香港找生計，然後回鄉娶妻，所以許百堅是在潮州出生。

由「潮州」 到「潮汕」 展示汕頭地位

現在人們說潮州，泛指潮汕三巿——潮州巿、汕頭巿、揭陽巿。許百堅說，基本上從唐朝開始，直至清朝，這個範圍都穩定地被稱為「潮州府」。「明清時代，潮州府有九個縣，直至二十世紀中期，五口通商，潮州府才在澄海縣臨海一個漁村開發港口，這裏就是汕頭。」因為開埠成港口，汕頭發展迅速，繁榮發達，甚至比本來潮州府裏的城區更繁榮，於是政府把它當成這範圍的首府，連地方的管治架構、權力都移師汕頭，換句話說，即是由汕頭倒過來管理潮州。自此，人們開始改口稱這範圍為「汕頭」，但這不能立刻讓人聯想到「潮州」；若說「潮州」，人們又不知道究竟是指真的潮州，抑或汕頭、揭陽。於是，慢慢人們就稱這裏為「潮汕」。「『潮汕』的意思，不是潮州加汕頭，而是『以前的潮州、今天的汕頭』。」

我是潮州人

地域不同 意思大不同

許百堅說，今日人們說潮州，其實說的未必是同一概念，視乎說的人身處什麼地方。

在潮汕範圍以外，說「我是潮州人」，就是指「我是潮汕三巿的人」，即是舊潮州府的人。

若走進潮汕範圍裏，說「我是潮州人」，即是說「我是潮州巿的人」，不是汕頭巿或揭陽巿。

要是更進一步，在潮州巿裏，說「我是潮州人」，那是指這人是潮州巿巿區，即是舊潮州府城區裏的人。這裏的人說「我是潮州人」，當然有最大的優越感和歸屬感，他們會覺得自己較正統，也較有潮州文化，「以前，城巿人始終比農村人讀多點書，見識也較多，看不起鄉下仔。就等於香港人會認為住港島好像優越一點、有文化一點」。

Hea底文化 功夫茶由朝冲到晚

說起潮州文化，人們一是想到大男人，二就是想到功夫茶。不過，沒想到許百堅說到功夫茶的精髓時，不是說冲茶步驟如何一絲不苟，而是說冲茶的人態度——正宗的潮州人其實是很hea的！

「真正的功夫茶，不是在很華麗的茶店，在很精緻的茶几上，美女穿上什麼靚衫冲茶；而是存在於隨時隨地、無時無刻。」他說，潮州人是追求悠閒文化、崇尚慢生活的人，「一朝早冲茶冲到夜晚，吹水打牙骱，你話佢哋唔hea？」在潮州，不會看見單獨一人冲茶，總會是有朋友相伴，「他們視功夫茶為媒介，有朋友來，邊冲茶邊談天。鄉下地方，很少剩下一個人的時間」。

即興Jam歌 二弦領頭 輪流帶歌

許百堅說，潮州村落，傳統有「三間」：閒間、樂間、女間。閒間，有點像香港新界村落的村公所，是人們聚頭閒談、冲茶、交換消息的地方，「在閒間，就會看見人們無時無刻在冲功夫茶，正宗道地的就是這種情况」。樂間，是村民玩音樂的地方，「不是夾band，是jam歌」，沒有指揮、沒有既定歌序，「大家拿起不同的樂器就jam起來，但群龍無首會很亂，而領導的不是一個元老級的人，而是一件樂器——二弦。一開始，村民或者會敬老，讓元老級的人帶歌，他就會拿起二弦，人們就跟着它的節拍，用自己的樂器跟隨。但帶歌的人，不能一直帶下去，所以有個規則，每人只准帶兩首歌，然後就要放下二弦，讓其他人輪流帶，自己就再拾起其他樂器」。至於女間，是婦女才去的，織衫、湊仔、餵奶，也可以到那裏。

「發現潮汕——潮汕語言文化研習班」

初階：7月10日起，逢周五晚上7:15至9:45

中階：7月11日起，逢周六早上10:15至下午12:45

截止報名日期：2015年6月30日

查詢：3400 2980、cbc.dept@polyu.edu.hk

「潮語作田人」手機程式

上月，許百堅與他的學生合作研發了「潮語作田人」的手機程式，讓有興趣的人學習潮州話。手機程式免費下載，裏頭的教材分為初級、中級和高級，有真人發聲，更有同是跟隨許百堅學潮州話的楊學德手繪插圖。

文 陳嘉文

圖 潮汕文化協進會提供（楊學德繪）

編輯 屈曉彤

阿離 - 港式Transformers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28日

【明報專訊】香港像一個石榴。

外表光鮮飽滿，擘開，一叢叢種子擠得骨肉撕磨。

然而，在香港這個石榴裏，每棵種子能佔的空間都不同：有多少位置，在乎那顆種子有多少水分。

沒有水分的種子，只能縮得好小好細，不斷改變自身的形狀和需要，嘗試在夾縫裏佔一點存活的條件，不至於裸活無家。

劏房戶就是這些小種子。

阿歡，租齡4年，與丈夫分居後，與兩個兒子遷出，先在醫局街租住一個廚廁共用的單房，三口子擠在月租1300元的40呎房內。13年遷至現居的唐6樓套房，租金由3800元升至4000元，連水電費4600元，佔她差不多整份茶餐廳兼職的薪金，大兒子在快餐店打工幫補家計，小兒還在學。「呢邊都算大喇。」阿歡說。呢邊是120呎。

阿芬，與丈夫分開後和兩個就讀大學和大專的女兒搬出，周末時10歲兒子會回來留宿。在同一單位居住3年，租金未計水電費由3400升至3600元，佔她的庶務工月薪超過三成。現居兩房一廳的唐6樓套房，廳中間有一條大樑柱，把整個廳隔成一個「凹」字，其中一個房置於騎樓，每逢大車駛過、打風，房會震。這個看來相對較大的細單位，共160呎。

阿美，現獨居於80呎唐4樓套房1年多。長條形的家，最大是一張上三呎下四呎的碌架牀，牀是她主要的生活場所。07年開始劏房生活，換過同區三個不同地方，第一間2500元，第二間2700元，都比現在的房間要大，死慳死抵電費60元水費30元。她當兼職保安，租佔去她的人工約一半。

電__你唔開都係要幫人交電費

劏房戶的水電費一般比正常家庭為高，由於住宅的水電費都以漸進式計算，意即用得愈多，每度水電量收費愈高。因此一個住宅裏劏房愈多，每戶劏房戶的每度水電費愈高，因為電力公司和水務署多數只以住宅的總用電量收費而非分表收費，業主最終會把總數按自行安裝的每戶水電表來攤分。阿芬埋怨說，夏天自己不敢多開冷氣，但同住的另外四戶卻天天冷氣浸房，「你唔開都係要幫人交！」一張電費單總數四千多，對表分交，她家用400幾度電卻要交600多元電費，計落1.5元一度電，比正常住宅的首400度8毫要高差不多一倍。

阿美一個人住，也感電費貴得嚇人，「搬咗嚟呢度發覺啲電費好勁，300幾蚊，都係開咗陣抽濕機，同埋個熱水爐咋！」自此，她少用熱水爐，在家旁的公廁冲凍水涼冲了一年多，後來得知附近的室內運動場有冷熱水可供冲涼，還開放至11時半，「次次落到去都係一家幾口，啲阿媽帶埋啲仔呀女呀就去冲涼，撞啱有時就要排隊呀！7間冲涼房，有門關有嘢掛有浴簾！」一問之下，大多是附近的劏房戶，「佢哋話電費貴水費貴吖嘛！一家幾口點應付？」夜了回家，她就冲凍水，冬天如一，「開一開個熱水爐好犀利呀！行得好快呀個（電）表！」夜裏，即使房內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她也不開燈，在門口攝一塊板開一線門隙，讓走廊的燈光透進來，「夜晚你有透光去廁所就方便，有大門的光管我就唔使開燈，開一開燈就1.4蚊。唔係一度電都要兩毫啦！」

水__只等待水從喉中滴

水費和電費一樣水漲船高，阿芬唯有把洗面水儲起用以冲廁所，原來唐樓大多用淡水冲廁，「抆一抆都係錢嚟㗎！」計埋都要10元1度水（1立方米），比平常住戶的次31立方米4.16元一度貴得多。有劏房為了慳水費，從來不開水喉，只等待水從水喉中滴出來再用。兩個桶，裝一條喉，還要調校好位置，這樣用水就可以不用跳表計錢。

腿__返工企全日 返家爬六層

劏房多在沒有電梯的舊唐樓，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阿歡和阿芬，每天放工都要走六層樓梯回家，肌體勞累。做樓面的阿歡整天行行企企，回家還要上下走6層，晚晚腳抽筋，因此回家後都不會外出。阿芬膝頭勞損，要吃鈣片補充，即便是跨上高出的冲涼地台也感吃力。因為家中「凹」字形，沒甚活動空間，轉個身也顯窄，一張靠背的櫈也放不下。

火__風扇不能長開

劏房戶最怕的，就是火警。一有火災，由於居住擠迫，不知道能否適時逃脫。為了降低火災機會，她們對於家電的負荷非常警覺。阿美家中有兩把風扇，並不是因為太熱（當然家裏也很焗），而是怕長期開一把，會令風扇摩打過熱而着火，因此要輛流替換，以免任何一把負荷過重，「我哋好易死㗎咋，呢度走火都無得走，一火燭就死梗㗎！」

衣__碌架牀綁鐵鏈掛衫

在劏房，放一個衣櫃很不划算，衣服能摺能放，不一定要像琴鍵一樣掛起鋪展出來。阿歡的家不夠位放洗衣機，唯有把衫手洗好後掛在天台曬乾，收回來後就掛在那條由碌架牀綁向窗花的鐵鏈上，三口子的衣物堆疊似小山。阿美比較簡單，在樓下撿來四塊用剩的地磚，墊高碌架牀，找個紙皮箱把衣服放進去，再把紙皮箱「踢入牀下底」。一路搬，一路丟掉不少衣服雜物，「但幾件恤衫就無掉，靚嘢嚟嘛。（笑）」她還切實想過一喼走天涯。

食__電磁爐只能滾蒸

沒有一戶是用明火煮食，一來石油氣貴，二來怕引起火警。電磁爐絕對是劏房必備，但也限制了能煮的菜式。如果肥媽真的要教人「食平啲」，應該以劏房戶的煮食設備作為基標教煮餸。因為電磁爐火力不大，因此她們最多是滾菜淥麵，或蒸蒸排骨肉餅，炒煮炸也少做。沒有廚房間隔的，就像阿美一樣在牀上煮，又或者自行用木板搭建一個臨時煮食區，一張枱一個飯煲一個電磁爐，就能下廚。有時，當房間太小，就是雪櫃也放不下，就要調整飲食習慣。阿美家中沒有雪櫃，因此每次買菜都要餐餐買餐餐清；沒有雪櫃就不能存放食物，包括她愛吃的雪糕和榴槤了，「我既至愛就再無食啦！（笑）」

牀__煮食瞓都係嗰度

碌架牀是劏房戶的恩物。向高發展，把房間可使用的空間擴大，瞓又得，儲物又得，還有更多用途。阿美的牀像一條小舟。鋪着竹席的牀，上面有枕頭被鋪，也有電磁爐和煲，「煮又係嗰度食又係嗰度瞓又係嗰度。」牀緣與大門只隔兩個階磚，中間一條罅隙僅可放腳。

阿歡與兩個兒子同睡一張碌架牀，兒子們睡上層，她在下。兩個兒子身高超過一米七，兩個人躺直時，4隻腳就伸出牀外，日復日，愈長愈長。她記得，在孩子6年級時，第一次到香港玩，「佢哋好激動呀，返到嚟同我講，嘩香港地好乜嘢喎！我哋搭雙層巴士，我哋搭上面嗰層喎！好多嘢講。」搬到劏房後，兒子們性格改變，愈來愈沉默。即使同睡一牀，也沒有話。

天大地大 容不下窮人__

劏房戶的生活需要大量的微小規劃和規訓，才能維持緊絀的生活，短促顛簸的安定。存活，變成了一種思考和體力勞動。這個人均30至50呎的空間，能否足以支撐一個人的生命，與想望。「自己搬出嚟住，周圍搵地方搬，我都覺得自己好勇敢㗎啦，好叻㗎喇！天大地大，有咩容納唔到你？」阿美笑說，一腔的樂觀豪邁，使人欽佩。

然而世界的無情在於，天大地大，就是容不下窮人。

阿離 - 離地政府的離地數據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28日

圖表見原網頁

【明報專訊】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在周四發表劏房研究，公布了幾組數據，當中被廣為引述的，是劏房平均租金佔收入比率（租收比）已上升至41.1%，高於2013年由政府委託Policy 21所做同類劏房調查的29.2%，以及過去3次人口普查中的約27%至25% （註），並超出租金佔收入不超過三成的國際標準。友說，四成，差不多啦，租金佔收入一大份，就像「阿媽係女人」一樣，人所共知，比起劏房戶，更多人用整份糧供樓，負擔更重。

租金佔收入四成，到底有多嚴重。問負責研究的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姚松炎，他卻說，四成這個數字，不能真正反映租金升幅。要更準確地呈現劏房戶的生存狀態，必須把人均面積納入計算，得出的實際數字便遠高於41.1%。

「真正反映現實嘅，應該係72.8%呢個數字。」他說，肯肯定地。

「呎控租收比72.8%」是組什麼數字？現時租收比的計算，多以中位數形式公布，卻無法顯示劏房在質量上的變化，而這個質變，就是人均居住面積。2013年Policy 21的研究中，人均面積為67.6平方呎（被訪者自填面積），但在這次報告中，已下跌至47.8平方呎，還低於公屋標準下限的7平方米（約70呎）。然而單看租收比四成的數字，是看不出這些「消失的呎數」的。姚松炎說，這種計算方法沒有考慮劏房戶為了夠錢有瓦遮頭，會「孟母三遷」愈搬愈細，而租收比在租金升幅高於家庭收入時便會被低估。如果以2013年的67.6平方呎作為基準，劏房戶的呎控租收比（按人均居住面積調整後的租收比）實質升至72.8%，兩年間升了一倍。以阿美為例，7年多來換了3間劏房，以往2500元可租百多呎，現在2800元只能租80呎，租貴了，但個人能生活的空間卻少了，她要付更高的價錢才能買到100呎的空間。

消失的人均居住面積

現行常用的有關房屋負擔能力的指標，主要包括1. 樓價與收入比、2. 按揭每月供款與收入比和3. 租收比，然而三者皆忽略了人均居住面積的問題。股評家周顯就曾指出，樓價問題應由平均呎價以及人均收入作評估，意即市民每年收入可買到多少呎樓面，而不是單靠樓價收入比及按揭收入比以判斷房屋的可負擔程度。劏房租金問題也一樣，「如果你唔理面積，只係計租金收入，廿幾個％無問題，國際話30%嘛，可以俾Policy Maker大大聲講話無問題㗎！」若把人均面積計算在內，呎控租收比則遠高於兩年前。72.8%說的，就是一個駭人的真實景象。

呎的疑惑 質的調查

這次報告在7個區域進行，包括觀塘、中西區、葵青、深水埗、大埔等，扣除了10多戶綜援戶，Sample size只有66戶，怎能反映香港全貌？姚松炎坦言，住戶數量的確不多，但調查卻是「1對1」的實地考查，而且他們對每個劏房的面積測量比以往的估算都更準確，「過往所有人做劏房研究，都無做面積核實」。劏房面積核實，如何做？研究的每份問卷，都靠社工實地入屋調查，然而收回來的呎數非常混亂，「第一次做叫個同事問個租戶（單位呎數），咁就出事，原來，除非你係professional，否則對個呎數係感覺唔到，無idea自己住緊幾多呎！」買樓，也可以見到建築面積和實用面積，「但係劏房係無譜㗎嘛！所以咪係估出嚟。簽約嘅時候無約，或者無寫呎數。個個都話自己住100呎！」靠估，就不能細緻地了解劏房呎數，從而計算人均面積，最後所得的呎控租收比便會有誤差。姚松炎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實地測量，再以該幢樓宇的建築圖則核實，以窗戶、走廊和門作定點，再在圖則中把每間劏房的分佈勾畫出來，「咁就知道佢哋嘅真實尺寸，下次再做調查就可以知佢哋有無搬去更細嘅單位」。

然而，愈住愈細，也是愈住愈貴。租金指數顯示，細單位的升幅遠比大單位高。研究期間，他驚訝發現連大埔都有不少劏房，因為人們已經無法負擔市區劏房。無怪乎住到元朗的豬欄，也要被迫遷。劏房問題不只是價錢和數量問題，還有質的問題，「要處理埋（劏房）嘅質量問題 ，我哋仲要講愈住愈遠，愈住愈細，愈住愈差，同埋愈住愈舊」。未來城市研究所會在7月公布劏房租金指數，以呈現租金的季度變化比較，以及比非劏房租金升幅的差異，和地區租金變化。

劏房對姚松炎來說，不是新鮮事，但這次調查有些不同。10多年來房屋研究，每每視察劏房，都是以專家身分，指出屋內的改建合不合法，幫住戶解決問題。「好飄然咁，從來唔會去到人與人之間，唔會同我哋講心底話，我唔會問佢背景係點。」姚松炎說，然而這次在數據以外，聽多了故事。住在擠迫的環境，最巨大的痛楚在於精神上，劏房的污名、被迫遷的憂慮，還有家庭的因生活困頓擠壓出來的酸苦，不為人道；不只生活和身體transform了，心，也變了形，「尤其是有小朋友嘅人。有位住銅鑼灣嘅女士，同老公離咗婚，自己獨力帶住兩個小朋友住一間劏房，一路講就一路喊，原因係個大女成日埋怨，點解要住係咁嘅地方，點解同學可以住咁好，我哋住咁差，點解我哋上唔到樓，細仔就成日喊話要買嘢，但佢交6000蚊租，最低工資，你諗吓點樣過？」

工具理性 無法理解家庭

家庭事，是超出工具理性所能理解的範圍。早前嬰兒與父母同牀後猝死的個案，不少人聽到一家五口擠劏房，就質疑何以經濟條件不好卻要生3個孩子。同樣的思維是，劏房電費貴，租戶憑什麼開冷氣？原因是，許多劏房根本沒有窗。

姚松炎記得一位退休老伯的故事。明明是居屋業主，卻搬出來住劏房，原因是兒子不夠錢買樓結婚，但拍拖多年不得不結，搬來同住後他卻和新抱不和，為免家庭吵鬧令兒子難做，他就自己搬了出來，「呢個case，你放喺公眾平台無人可憐佢」，「但你發現，原來房屋唔可以太緊絀，因為人係需要有一種靈活。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唔係香港有咁多個家庭，就用咁多個單位accommodate」。

家庭的維繫與價值傳承，不單需要情感的投入，還需要足夠的物質條件。超過常人能抵受的擠迫，不只是摧殘個人的精神與健康，還有家庭，「劏房係一個空間嘅問題，但背後衍生出來嘅社會、鄰里、家庭、精神問題可以好巨大」。數據能告訴我們失掉的呎數和金錢，卻無法量化散失掉的希望，與愛。

註：過去3次人口普查租收比為：2001年的27.3%、2006年的25.2%和2011年的25.7%。

文 阿離

編輯 利永倫

柳俊江 - 為甚麼記者會依賴官方消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8日

上星期寫到〈為甚麼新聞會變成政府喉舌〉，區家麟在專欄進一步解構〈所謂警方消息〉。寫到這裏，學區家麟說：「仍然有很多說話未曾講」。我們兩篇短文，都比較宏觀地論述香港主流傳媒，為何容易被當權者和權力機器所利用；今次，我想微觀一點地談談記者心態這回事。

又一次回想入行之初，周末前輩輪休，新記者多數要上班。除非有重大突發新聞或大時大節，否則周末新聞材料比較少，有時到午間新聞死線，仍然「冇米落鑊」，被迫用國際新聞做頭條。眼見六點半新聞可能沒有本地頭條，當值採訪主任和高級記者會感到壓力。當時有幾位比較資深的記者前輩，解決這類困難比較在行，因為他們人脈甚廣，尤其在官場。打幾個電話，拿一些官員口中的「新料」，再組織成獨家新聞，就成了當晚的頭條。在新記者眼中，打幾個電話就能拿到頭條的記者真是威風八面。

分beat拉關係　攞料做獨家

這種武功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練成，初級記者每日做跑腿之餘，要被分派到不同的「beat」，跟從前輩專攻某一個範疇的新聞，例如教育beat、醫療beat、房屋beat、保安beat等等。從beat的分類可見，是針對政府專屬政策局的工作範疇去設定，所以新記者入beat第一件事，是由前輩帶他們約相關官員午餐，又或者出席相關政府部門搞的傳媒茶敍。打通人脈，有新聞時就能第一時間獲取官方回應，沒有新聞時又能問出一些「獨家」來。

其實，從理想上，分beat制度除了希望記者和官方建立關係，也希望培養出記者對個別範疇的政策和施政問題的洞察力，發揮針對性的監察作用。不過，這終歸是理想主義。在中國人主宰的官場，「關係」是很簡單的：你對我好，我對你好。今天你要拆穿某政策部門的西洋鏡，尖銳地逼他們就政策死角和行政失誤回應，那麼你也不能要求他們特別「放料」給你做獨家。

在高度發展的香港社會，要找出批判角度，談何容易？相反，政策不斷更新，放風不斷，替官方試探政策水溫，更能找到獨家，似乎更合乎效益。年結埋單，記者獨家新聞比人多，自然被評為表現卓越。長久下來，傳統媒體依靠官方消息為新聞捷徑，已經成為習慣。有些時候，真的無關編採自主、新聞審查的問題，只是習非成是。

李怡 - 最高的輕蔑是無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8日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教授，一是勞思光教授。1981年，我分別對兩位大學問家作訪問。他們都談到知識分子的問題。勞教授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以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徐教授則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受兩千多年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他對香港和海外知識分子的看法是負面的，他說，他們口頭講愛國，實際上愛權勢；他們自己不願意在中共統治下生活，卻要叫老百姓去接受。對於毛澤東整知識分子，他說：「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的是人格，毛還要他們更沒有人格」。經過幾十年的扭曲人性的鬥爭，知識分子的人格更趨墮落。

西方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不僅指有知識的人，而且是能夠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為社會提供理性、公平和獨特見解的人。知識分子一定要跟權勢保持距離，對掌權者永遠抱置疑態度。依附權力的知識人，被戴上「公共知識分子」的帽子，應感羞愧。

中國成語有「文人無行」，即指知識人多沒有品行。徐復觀講的缺乏人格，崇拜權勢，是其中要害。凡依附權力者，也會藉對掌權者出謀獻策來自抬身價，其中之一是以其酸澀多忌之心，獻策整其他文化人。魯迅說，對這樣的人，「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張彧暋 - 道貌岸然的生存主義

2015年6月27日

【明報專訊】鄭立在本版〈邏輯盲〉與〈怪責受害者〉兩文，點出那些縱使受過高度教育的人，做事說話，依然前後矛盾。他們或許故意忽視事物或言行之間的矛盾，除了說他們不懂邏輯，我認為倒不如說他們偽君子、真文人，端看各位看官的立場吧。而這種高舉道德，忽視知性智力，對政治冷眼旁觀的後果，有不同表現。或如隱士，但求一己家庭之安危；或如苦口婆心的儒者姿態，開口羅爾斯、閉口馬克思；又或如着人看重理性與現實，往往以為人生如舞台，極盡擔憂之餘，凡事以諷刺的劇評人態度分析世事如戲，到了緊張時候，往往說念於家眷，不能親臨其境，與其說是《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的後現代夢囈與諷刺（ironic）態度，倒不如說是中國文人與官僚態度，深植「中國化」的中華文明根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內容是西方先進理論、行為倒很Chinese（參考與那霸潤《中國化的日本》）。

中國化的文人

這種說法，聽來像「小農DNA」之說，而最近本地文壇陶傑老師在《蘋果日報》的文章，連同陳雲的書物，竟被指乃港獨思潮的思想原祖。我無意在這裏有限版位搬弄深奧理論，加入討論，因為深植香港的不安，理由明顯不過：就是中國化思維侵入的結果而已。搬弄學說，迴避主題，實在罪過罪過。譬如當今世界上，又有哪一個政府，最強調民族論呢？你不拿什麼開刀，比拿什麼開刀重要。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被打壓、壓抑的文化認同，你不去出聲，在這個位置，覺得是中國而不是香港才是一個文化上的弱者，需要去幫忙，除了是認不清楚權力關係，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只能說，你真的不太了解——或者太了解——何謂中國文人的政治遊戲。

更重要的，與其說這「小農DNA」是民族性的討論，不如說是一種文明論。理由簡單，因為近現代中國，很難說是一種完全制度化的民族或國族。而這種說法，非本人所創，毋寧說是近現代日本學者的一致見解。

冷眼旁觀中國文明的日本知識人

根據平野聰在《「反日」中國的文明史》的論述，主權與民族概念，無非是西洋外來觀念，所謂中華民族的中國夢，無非是幻視了「近代日本的國族夢」而已。這論述並非今天才有，從明治年間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到戰後日本民主主義教父丸山真男的《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都強調中華文明之所以不能適應近代西方種種制度，無非因為不能建立國族（nation）。讀者只要想想這個英文字的翻譯的混亂，或者什麼「中華民族由很多民族組成」的矛盾說法，就能知道我們對何謂國民國家，還是差不多先生（一個連是不是民族都差不多的民族！）。福澤與丸山，論及中華文明並不適合建立現代國族，在於一層厚重的文人傳統，文人往往以民意以挾君主，又以精英自居鄙視下民，再加上宗族與利益，這種中華文明，妨害國民身分之建立。兩人都認為，中華文人官僚往往以個人道德教條，代替知性的政策分析，不知社會為何物。

福澤諭吉在一個壓抑階級流動的社會，做一個中下級武士，卻面對上位者名不正言不順的道德教誨，而丸山真男一個年輕的大學教授，被徵召到軍隊當下層士兵，體驗這些糅合了現代西洋官僚組織與傳統東洋道德教化的「無責任體系」，兩人都對道貌岸然的言行（可能包括對自己的），深痛惡絕。

《衝鋒車》中黃子華被刪剪了的對白，認為蟑螂從來沒變，委屈求存，實乃最成功之演化生物。香港在西洋與中國文明兩者，怕死的上一代，能否意會到原來新一代人已經站到了文明戰爭的最前線？而這些正為尊嚴努力的年輕人，諷刺地，竟然是這些怪獸家長所培育出來。在重視家族溫飽的動物化生活與重視個人尊嚴的現代人態度之間的戰爭，正式開始。

李怡 - 群組洩密不尋常，曾主席成眾矢之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7日

政改投票後，特首和建制派多人即呼籲忘記「甩轆」事件，要大家向前看。但一個多星期，事件仍不斷延燒，不僅建制派種種表演提供談資，而且還爆出WhatsApp群組洩密炸彈，前晚建制派深夜與張曉明茶聚，據聞張曉明對洩密很「激氣」，希望事情到此為止。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恐怕後續還有好戲連場。

18世紀美國政治家Fisher Ames（1758-1808）說：「君主政體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共和政體猶如一排竹筏，順水漂流，從不下沉。但竹筏上的人，腳總是要濕的。」

他說的18世紀的「君主政體」，可以演繹為沒有君主的專權政治；他說的「共和政體」，事實上就是包括君主立憲在內的民主政治。

香港建制派的組成，基本上可以說是專權政治的產物。他們中多數人一貫唯中共之命是從，「甩轆」後的慌張、推諉，向中共「求恕」等等表現，使我們對這樣的定性應無懸念。民主派的分裂、爭吵，像是乘坐竹筏的人，腳總是濕的；建制派則坐在大商船上，一致行動，像是很「團結」，但那是因為這艘船還沒有碰觸到礁石，現在也不知道是哪一個船長把船駛向了礁石堆，船上的人固然慌作一團，在相互指責、推諉之餘，也有人使出了陰招，第一波就是WhatsApp群組洩密。

主持會議並無不公

群組洩密的內容，有幾個觀察點。

一是在交換意見中，完全沒有提到「等埋發叔」這回事，也就是說，沒有人（包括可能的「班長」）提出過要等齊人才投票，沒有人提過要拖延時間。如果有，參與群組的曾鈺成就有可能提出可行意見，他也不會在事情發生後問「玩乜」？因此，「等埋發叔」是誰的主意？是不是有接到更高指示的「班長」，擅自作出的行動？何以如此重要的決定卻沒有在群組公告？對發出指示和在現場作決定的人，中央是否要問責？

二是群組洩密事件中，聲譽最受打擊的無疑是曾鈺成，他的中立形象可說粉碎了。23名泛民議員向他提出3點要求，包括如實交代詳情、就主持會議不公向市民道歉，並承諾日後恪守政治中立，不排除會要求他下台。

平情而論，曾鈺成參與建制派群組就政改發言等「教路」，當然有違政治中立，但他並沒有「主持會議不公」，即他在主持會議時還是謹守會議規則。他個人在政治上非中立，是眾所周知的事。他是民建聯創黨主席，也以民建聯的名義參選。選他當主席，並不是要他在個人政治取向方面放棄中立，而只是要求他主持會議時中立。

三是群組洩密，正正暴露出建制派中人對曾鈺成的要求，是要他在主持會議時也要站在建制派的立場。在WhatsApp中，廖長江說：「根據基本法，這表決要全體議席三分二通過，是特別表決。若全部在會的37議員不夠三分二，是否可以作表決，議事規則及法律上有否規定？」這應是出走的建制派認為曾鈺成應該作的裁決。曾在群組以英文回答，表示：「基本法及議事規則都無規定就基本法附件一修訂表決需要更高法定人數，而當時已夠法定人數進行表決。」

一直指責別人沒有跟大隊離場的田北辰，在前晚中聯辦茶聚後說，曾鈺成有在會上道歉，但並非如他預期般道歉；田北辰又說，個別有留座投票的議員堅持自己無做錯，令他難以接受。

報復曾鈺成無偏幫

WhatsApp群組的爆料，打擊了曾鈺成因公正主持會議而得到社會掌聲的中立形象，而他的公正主持是產生6.18結果的重要因素。因「甩轆」而使離場建制派全部灰頭土臉，很難想像他們不認為曾鈺成「可以做得更好」，也就是讓表決流產。群組洩密令人懷疑是報復曾鈺成沒有偏幫建制派的行動。

群組洩密另一點可堪注意的是離場建制派是否要道歉的問題。曾鈺成表示：「請各位鄭重道歉，否則不能了結。」但許多建制派都反對用「道歉」字眼，說頂多說「遺憾」、「極其遺憾」，甚至有主張用「請見諒」這樣毫無誠意的字眼。從洩密的對話來看，除了曾鈺成，大部份建制派都沒有向支持政改的市民道歉的誠意。反而留座投票的陳健波要求其他建制派「諒解」。洩密談話完全是顛倒是非的對話。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茶聚談話中指，「33名建制派沒在政改方案投票只是意外，政改工作不能只看票數……」政改關鍵是投票，而投票可以不看票數？真是再也沒有比這說法更荒唐，也更自打嘴巴了。

建制派的商船觸礁，曾主席成為眾矢之的，香港的荒誕劇令筆者想起邱吉爾的話：「繼續拖延、折衷和自我安慰式的權宜之計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取而代之的，我們將生活於其後果之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呂大樂 - 後政改的民生經濟劇情

2015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民主政治——就算只是局部的民主化——最為有趣的地方，是它較為立體。

試想像一下，假如現時立法會的議席是委任制，受委任的議員只需要向北京或特區政府效忠，那麼那些出了洋相的議員大可以一切如常，懶理社會各界有何反應；只要有權委任他們繼續當上議員的權力來源覺得仍有價值的話，則應可以安枕無憂的等待下一次任命。這一種政治是平面的，由權力來直接操控。可是，當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再完全由某一方面所支配，而是包含了某個程度的代議的元素時（儘管可能只是功能組別的選舉），則不能避免的打開了不同的可能性。舉例：就算作為建制派，也不可能只靠「聽教聽話」，跟隨指示便成功扮演其政治角色。這裏所講的不單止是他們需要面對自己所代表的界別，而且還要——無論是如何的不情願——面向社會上的公眾（而我們都知道，部分建制派議員是循地區直選而進入議會的）。雖然一般市民沒法直接以選票來懲罰那些令人失望的議員，但當負面意見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總不會全無影響。在宏觀的層面上，一個沒有公信力的建制派，基本上不可能為特區政府施政護航。有時候，他們有可能是特區政府的「負資產」。

這說起來是相當諷刺的一回事：建制派一向「聽教聽話」，並以此作為長期留在權力核心的方法，可是亦正是這個原因，他們總不能在廣大群眾面前建立一種有獨立思考、有自己一套政治主張和社會議程的形象。長期以來，建制派一直被人視為依附於權力中心的一群，到了緊急關頭一定會歸隊，而不會以事論事，敢向權力中心提出另類的選擇。所以，他們一直無法在社會層面上真真正正的打開廣泛的團結面，成為一種有機的、取得民眾支持的、活潑的政治力量。

建制泛民 共存共生

當然，多年以來，建制派也懶得去思考這類問題。久而久之，他們跟反對派發展出一種共存、共生的關係。這種共存、共生的關係與梁振英政府跟泛民的「矛盾對立統一」的狀態類似。早前梁先生說過將阻礙通過政改的反對派從議會中踢走，這可能是他的主觀期望。但論客觀效果，則此言一出，必定令更多市民自覺要在議會內保留有否定權力的反對派，以對特區政府有所監督、制衡。所以，也是相當諷刺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泛民便不需要想太多什麼殊途政策、另類施政思維，也可以生存下來。至於建制派，他們並非單一個體，有的突顯愛國、有的以勞工福利為招牌、有的是以維護工商界利益為己任，平時各有不同的定位，但到了關鍵時刻則按權力中心的意思而統一步伐。上述幾個山頭，各自擁有其基本盤，當中相當多的是「鐵票」。建制派的所謂爭取表現，很多時候其實都是對手令某些社會人士失望（例如一些中產人士確實不喜歡議事堂上「動手動腳」），從而將一些選票、支持拉過來。建制派作為建制派，（除了他們的基本盤之外）本身沒有什麼吸引力；只有當反對派繼續存在，偶然過了火位，他們的存在意義才會突顯出來。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裏，梁振英政府、建制派、泛民其實是「孖生三兄弟」，又或者是「歡喜冤家」，因對方的存在而彼此共存、共生。更有趣的是，因為大家都是依靠對手出錯而可以得到好處，而同時他們的特點又是可以不斷發生「蝦碌」或誤布「越位陷阱」，於是三方的互動，總是拉拉扯扯，而不是良性競爭。問香港特區政治特色何在？答案是十多年來沒有進步，而這句說話可以套用到特區政府、建制派和反對派之上。

在這樣的一個政治生態環境裏，如何解開死結？特區政府的領導們表示：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作為特區政府領導、建制派人士的主觀期望，這不難理解。同時，這一招亦有連消帶打之效——一來政治發展的方面，想做也做不好，成績已經出來，無謂再提了；二來這可以引導大眾以為民生未有搞好，只因為單一因素，而這就是反對派的不合作。究竟有多少市民相信，只要政府所提出的新政通通在議會上順利通過，便可令香港國泰民安，這不得而知。又社會上的意見會否認同特區政府施政理念極好，只欠議員衷誠合作，這也有待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指出，建制派並非單一個體，而且內裏各有山頭。所謂聚焦民生經濟議題，做點實事，就等於一團和氣？這似乎是主觀願望多於客觀事實。

在未來一兩年裏，且看親中勞工團體如何與建制工商界通力合作，創建一個保護及有利於「打工仔」的就業環境，而不是拖泥帶水，繼續務虛。今時今日，「幸好」青年學生忙於思考修憲，而本土派人士的社會政策思維多為右傾（起碼是反左），因此不會在社會議題上有很多意見。否則，活躍人士大可立即開始向工聯會施壓，要求它在標準工時問題上清楚表態，再而看看它會怎樣跟工商界開戰，爭取「打工仔」會叫好的勞工政策。認真的將勞資不同利益擺上枱面，將會考驗特區政府、建制派如何做實事了。

聚焦民生經濟關鍵在階級關係

這是北京在香港開展聯合陣線策略頗為弔詭之處：它要打開一個廣泛的團結面，將工商業、勞工團體、低下階層都拉在一起。在愛國的大旗底下，壓抑了階級利益的差異。「一國兩制」主要就是以資產階級作為首要團結對象的聯合陣線，對回歸後的香港局面，既要提防政治發展上失控，亦要提防福利主義、民粹主義（因害怕尾大不掉，以為這會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現在，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但工商界會願意作出多少讓步？而勞工團體又可以怎樣在沒有拿到什麼好處的情况下繼續撐特區政府呢？

政改爭議剛成過去，但這只代表香港社會進入另一個劇情而已。特區政府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難題不在於反對派會否讓路，而是它有無能力處理階級利益、關係。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陳廣隆 - 噩夢的力量 戰爭之硝煙－－紀錄片與反恐迷霧

電影講座    2015年6月25日

兩年前的5、6月間，斯諾登潛藏香港，密會敢言記者與同道，披露了美國以反恐衞國之名深度監聽本地公民以至海外目標的絕密計劃，轟動全球，不少人因此才首次真正意識到私隱與自由被強權侵犯的威脅。

上個月在香港上畫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 2014），導演羅拉柏翠絲冒險拍攝的正是斯諾登這段故事。在影片表面平實縝密而內裏驚魂籠罩的氛圍中，我們不禁反思：到底是怎樣的力量，引發出傷亡慘重的恐怖襲擊與反恐戰爭？我們也不禁想問：到底是怎樣的力量，才使得政府視深入毛孔的全面監控為尋常、必然？

九一一慘劇後，西方國家同聲揮軍反恐，不久卻深陷泥沼，不單士兵傷亡枕藉，無辜平民遭殃，更揭露出許多令人難堪的虐囚風波與欺世謊言，人民開始重新審視整段歷史，許多電影人也希望透過光影的力量反思，他們未必像羅拉柏翠絲般親身深入虎穴，但觀念的震盪也足以教人警醒。當中米高摩亞的《華氏 9/11》（Fahrenheit 9/11，2004）無疑是最矚目的震撼彈。當年康城影展評審團縱一再強調「電影歸電影」，但授以最佳電影金棕櫚獎不可能與時人觀感與反戰風潮無關。

回應上文提到的問題，《華氏 9/11》的答案非常直接簡單：一切問布殊吧。米高摩亞在影片中批評布殊政府故意忽視情報，袖手催生出九一一事件，又揭示布殊家族和副總統切尼等相關企業與拉登家族和沙特阿拉伯財團的巨額生意往來，出兵伊拉克後與阿富汗塔里班政權密議興建油管更有以權謀私發戰爭財之嫌，營造陰謀無處不在之感；除了立論引據，米高摩亞不時現身說法、當街挑戰政客，又精於剪輯，手法挖苦幽默，又將大量新聞片段重新拼貼組合，喬治布殊的豐富表情本身已是上佳的影視材料，與茂瑙的默片經典《吸血殭屍》（Nosferatu, 1922）片段拼接更明顯地暗示布殊招牌笑容背後是貪婪魔頭，大快反布殊政權者心。

偽紀錄片

當然，上述陰謀論對熟習國際政治者其實毫不新鮮，甚至非常片面狹隘，如沈旭輝即指出影片「對共和黨如此鞭撻，卻無觸及民主黨的同樣醜惡，難以超越政黨政治的框框」，更謂米高摩亞將外交簡單兩黨化，故意忽視跨黨派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其實也有偷換概念的「陰謀」，隱蔽布殊利益與美國利益相輔相成的事實。

米高摩亞在影片前半將布殊刻畫成邪惡壞人，手法縱被批評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意味，畢竟探案味重，訊息豐富，後半部卻轉為感性反戰，鋪敍無辜婦孺的死傷場面與參軍基層慘受戰害的訪問，並沒有繼續深挖全國以至全球政經層面的變化，顯然只圖抓出「大魔頭」，博取一時感動與掌聲，卻缺乏全面批判美國歷來政策的視野與勇氣。

事實上，米高摩亞的「偽紀錄片」方式不算新穎，像香港電台《頭條新聞》節目早已深諳此道，但回望當時，像米高摩亞般明刀明槍反布殊政權的美國電影不多，講得如此生動過癮、懂得製造輿論話題的更少，雖然米高摩亞未能憑影片「阻止」布殊連任，但對一般觀眾而言，《華氏 9/11》不無政治啟蒙之功，深獲中間派市民肯定也是事實。

我最近重看《華氏 9/11》，最深印象的不是米高摩亞的立場與論點，而是中段講到布殊推動「愛國者法案」時，接受訪問的市民無不認同為了預防恐怖襲擊、追尋內外敵人，作出一點「犧牲」是值得的，而如今看來，這正是後來斯諾登要揭秘的「稜鏡計劃」的種因。因為「恐懼」，我們願意犧牲部分自由與權利，結果予政府藉口全面監聽、儲存、挪用電話與電郵等私密訊息；反恐並未成功，資料卻被交予有關部門，對付活躍社運人士與各種公民抗爭活動。那麼我們很應回頭重問：其實我們恐懼的到底是什麼？

阿當寇蒂斯執導的BBC紀錄片《噩夢的力量：恐懼政治之崛起》（The Power of Nightmares：The Rise of the Politics of Fear, 2004）有絕佳的探討。這套一連三集的紀錄片集當年廣受好評，翌年剪輯濃縮成兩個半小時的電影版本在康城影展公映，更是掌聲連連，卻一直苦無在美國電視台放映的機會，在香港也只有零星推介文章，名聲遠不如《華氏 9/11》響亮，可是當年不少影評人都曾比較過這兩部形式相近的紀錄片，對我而言，《噩夢的力量》內容的深廣度與導演的技藝都更為優勝，很值得介紹。

製造敵人

在首集Baby It's Cold Outside中，阿當寇蒂斯將當今政治紛爭的源頭上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一邊廂，埃及思想家庫特布（Sayyid Qutb）去到美國考察，深深佩服美國城市發達科技超群，但崇尚個人主義沉溺消費物欲，則是人類道德墮落之兆，某晚他在教堂聚會中看到人們親密抱擁聽着流行曲Baby It's Cold Outside共舞，他看到的是當中失落的靈魂，自私與縱慾的思想若在伊斯蘭世界發芽，勢將切斷互助互愛的紐帶、敬神守律的精神，庫特布回國後遂強烈批判美國文化，強調必須以伊斯蘭律法重建社會，更親身領導穆斯林兄弟會積極參與政治，後來因被指控參與暗殺埃及總統而被處死，但他的思想影響了像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等著名激進分子，進而啟發了拉登的襲擊計劃。

另一邊廂，在同一時期，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同樣觀察到美國社會的弊病，不同的是他的解救之道乃重建美國神話，強調善惡對立的宗教精神，而最直接的做法，便是「製造敵人」以團結國民迎戰。列奧如今被視為「新保守主義」的思想淵源，從美蘇冷戰到如今的反恐戰爭，都可看到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與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等信奉這套思想的鷹派人物的身影。對這兩派人物來說，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實」，而「恐懼」對人民來說就是最迫切的現實，只要不停喚起恐懼，縱使是虛構的幻象，也有無窮的政治威力，可令信者赴湯蹈火，不信者也得隨風而舞，無處可逃。

第2集The Phantom Victory與第3集The Shadows in the Cave繼續發展阿當寇蒂斯的觀點，從五十年代講到今天，因篇幅所限，無法細述，在此僅多提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冷戰期間，拉姆斯菲爾德宣稱蘇聯暗地製造武器意圖攻擊美國，然而他率眾檢視 CIA手上的資料，卻始終找不到任何證據顯示蘇聯藏有他們提出的危險武器，於是結論就是蘇聯技術之佳，已能設計出美國偵察不到的超級武器！CIA指摘他們活在幻想之中，新保守主義者們當然無視指摘繼續「研究」，後來有人撰書宣稱蘇聯在各地派員偽裝、隱藏成不同的地方團體策劃恐怖襲擊，新任的CIA局長相信了這一套，據此要求分析員調查此隱藏恐襲網絡，豈料分析員直指不可能，因為該書引用的資料不少都是過往CIA虛構出來「老屈」蘇聯的，隱藏網絡根本不存在，然而局長仍然堅信該書，不為所動，另找人撰寫報告交予列根總統，列根接受結論，自此虛構就成為了現實，一連串軍事行動就此展開。

此刻回顧，美國以解除大殺傷力武器為由揮軍入侵伊拉克，至今也找不出任何實質證據，根本就是歷史的輪迴。昔日政治家向人民提出的是正面的願景、美好的未來，如今政客們不再提供美夢，反之承諾的是保護人民於「恐懼」之中；「恐懼」成為了權力的來源，難免受到政客們誇大、歪曲、濫用，阿當寇蒂斯3集《噩夢》欲追蹤、剖析、批判的，就是這種「恐懼政治」之可恥與遺害。

恐懼源頭

《噩夢的力量》不單內容比《華氏 9/11》更富歷史縱深，更為複雜全面，阿當寇蒂斯的組織能力也比米高摩亞更為嚴密緊湊、揮灑自如。《噩夢的力量》本身是嚴肅的政治題材，阿當寇蒂斯不走嬉笑怒罵的路線，但如上述「超級武器」事件的荒謬本質，自也有令人「咁都得？」的發笑效果，一點也不沉悶。當然，對於歷史與政治學者而言，阿當寇蒂斯的觀點也許有過於簡化與穿鑿附會之嫌，不見得就比米高摩亞嚴謹，但誠如紀錄片大師艾路摩里斯對本片的讚美，他欣賞阿當寇蒂斯對「理念」着迷的思索，後者強調歷史乃由一連串無計劃的行動、無系統的思想所帶動，一個人的理念可以影響全世界，儘管其人本意未必如此。艾路摩里斯指出根據這套想法，我們不妨說九一一事件是Baby It's Cold Outside的作曲者引發的，這樣說當然離經叛道，卻可擺脫我們對歷史的刻板想像，重新審視個人與歷史的關係。

提到艾路摩里斯，他的奧斯卡得獎名片《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Eleven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S. McNamara, 2003）與新近作品《偽術之王拉姆斯菲爾德》（The Unknown Known, 2013）也很值得一提。這兩部紀錄片皆由艾路摩里斯分別與這兩位權傾一時的前美國國防部長的長篇訪談，以及海量新聞片段、機密文件與政府內部錄音剪輯而成，從中我們可看到這兩位長期被指為剛愎自用的強人對「戰爭」與「恐懼」的看法。

在前者，麥納瑪拉回顧東京灣事件，他細述當時的決策過程，直認1964年8月4日美國兩艘驅逐艦在東京灣巡邏期間被北越船艦攻擊的說法乃是謊言，他認為8月2日美國炮艇被北越魚雷攻擊的事件，導致美軍有先入為主的「想像」，虛報軍情，結果招致沉重的惡果；在後者，拉姆斯菲爾德繼續發揮其語言偽術本色，遊花園避談責任，對於伊拉克根本沒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詰難，他以當年珍珠港事件為例，強調缺乏「想像」，沒有防範種種可能性，必遭重擊，預防嚴重事故不可等證據充足才行動，為此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到無節制的想像和無底線的謊言，往往就是恐懼的源頭，是戰爭的開端。在這「第四公民」的時代，知識與知情權就是力量，願我們時刻學習、反省與警惕，勇敢對抗撒謊政客，免受恐懼政治所害。

安娜 - 慶祝無意義

紙上聲色    2015年6月24日

我們有一句罵人的說話，叫「食屎屙飯」；看路易布紐爾晚年的《自由的幻影》（Phantom of Liberty, 1974）時，我不期然想起這一句起源難考而不時仍會聽到有人說的俗語。我想起這部戲的原因，當然不是由於片中真的有角色食屎然後把米飯排泄出來。

電影裏一個警察學堂的老師正講解風俗與法律的關係，然後他想起先前一次到訪朋友家中的情形：朋友的飯廳與當時中產家庭的飯廳沒什麼兩樣，只是擺在餐桌上的不是任何食物，而是一卷卷的廁紙與幾本雜誌，圍繞餐桌的也不是任何樣式的椅子，而是一個個的馬桶。老師與他的妻子朋友都若無其事的把褲子或內褲褪下，一邊舒適地坐在馬桶上，一邊閒聊着世界上的各種話題。

顛覆出趣味

言談間有一位小女孩跟母親說她肚餓，就馬上被母親斥責。因為在那一個奇特的環境裏，不知怎地，進食與食物都被認為是有失斯文的東西。老師暢快地解決了之後，就起身走進屋內一個類似洗手間的地方，但他在裏面當然不是如廁，而是靜靜地享用機器送上來的餐點。進食與排泄，都是人類最常會做的行為，各自都附帶着一些約定俗成的觀念；如果把這些觀念一百八十度反轉——如廁可以公開，飲食則要隱蔽——將會如何？《自由的幻影》的這一段戲，抓着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禮儀，並將它顛覆出一種荒謬奇怪的趣味來。

《自由的幻影》沒有一條貫穿全片的故事線，它是由七八個小故事組合而成的，故事與故事之間有一定的連結(譬如電影開首的拿坡崙戰爭時期的詭異故事，後來演化成一個現代女傭正在閱讀的一個故事；更多時候會是由某一個角色帶出另一個電影會繼續追蹤下去的角色)。你若問《自由的幻影》的眾多故事線中，彼此之間有沒有什麼題旨上的聯繫，或邏輯上它們有何關聯，我想這部電影是很難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自由的幻影》有着各種光怪陸離的人物與情節，包括在高樓上隨意射殺途人但最後被釋放的「殺手詩人」；一間雲集嗜賭修士、有性虐癖的夫婦、年紀相差30年以上的不倫戀人的旅店；一宗警方與父母都着急地要找一個分明就在眼前的女孩的失蹤案；警察部長在酒吧收到他那個心愛但已死了4年的姊姊的電話。從情節與故事上來看，把整部《自由的幻影》串連起來其實也不會得到什麼「意義」。

非理性處理

布紐爾在訪問裏說過，《自由的幻影》裏他想塑造的是「非理性」與「隨機」。但這可不等於胡來。《自由的幻影》裏所展現的「非理性」，我以為是結合了反覆的琢磨以及敏銳的創作力。電影裏的好些段落，其實它們本身的來源是生活化、貼近現實的。例如開首一個神秘男子將疑似不雅的照片交給女孩讓她帶回家、小孩子失蹤、恐怖份子肆虐等等。而布紐爾則往往在教人出其不意的地方抹上一筆「非理性」的顏色。就好像我們赫然發現叫父母大呼可怕的相片原來不過是一幀幀世界名勝的明信片、正被搜索的孩子明明就在面前但眾人依然繼續調查失蹤案、殺人犯被判死刑後庭警竟解開他的手鐐讓他自由離開。

布紐爾的「非理性」不光是要在理論的層面上跟所謂的「理性」打對台，要是這樣的話這種「非理性」可能會變成了一種機械化的計算。布紐爾的「非理性」是充滿了生氣與幽默感，叫人迷惑又會叫人忍俊不禁——這，大抵就是《自由的幻影》的「意義」吧！

吳靄儀 - 斯人獨憔悴

評台   2015年6月23日

28票對8票，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遭大比數否決，如此收場，全拜建制派臨尾「蝦碌」所賜。難怪公眾目光，都投在他們身上，無人注意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斯人獨憔悴。

理論上，議案是特區政府最重大的一項議案，所以由政務司長親自負責，議會內的建制派，有責任全力支持，成敗也好，榮辱與共，今次不敗於反對派而是己方敗事，竟然沒一人到林鄭司長面前道歉一聲，反而趕忙飛車親身往中聯辦「解釋」，林鄭司長孑然離場，最大侮辱的是無人在意。為什麼？因為全世界人都知道，她怎樣認真負責，也只不過是個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傀儡，但這次公開叫她沒臉，暴露人前，試問這位孤標傲世的老牌政務官情何以堪？我真不明白，有什麼原因令她不下堂求去。忍的是這般的辱，負的卻是什麼的重？

別說這批建制議員不掩飾真正的主子在西環，他們要向之「問責」的不是香港市民、不是特區政府而是中聯辦，他們甚至不是為國家向中聯辦負責，而只不過是巴結中聯辦以求鞏固自己的地位和私利：保障劉皇發投贊成票的紀錄，是以遠比確實履行支持投票之責重要。中聯辦最大努力，也只能招徠得到這樣的不忠之僕嗎？靠不住的僕人要來作甚？不但不忠、靠不住，而且水準低得難以置信。林健鋒，做了多年議員，居然不知道投票程序一啟動就不能叫停；葉國謙，應當熟悉《議事規則》，但卻領導無方而又無謀，拖延投票等人返回會議廳毫無難度，只需稍有計劃，但竟沒有；吳亮星，公然說是盲目「跟大隊」而不以為恥。無謂逐一數落，這些烏合之眾，就是中央所倚賴的管治班子？自由黨，本是建制，但只因是出於信念而非順從，就屢遭中央懲罰。

卿本佳人，今日卻要與此等人為伍，難道真是這麼難說再見？

Vic：林鄭司長的原則似乎就是不上心，但不上心又如何對得起良心呢？

李怡 - 票投泛民劍及履及，票投建制等埋發叔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4日     

一個挺好的傍晚，有一個同樣挺好的小公務員伊凡在劇場看戲，突然忍不住打了個噴嚏。他拿手絹擦了擦臉，往四下裏看一看，卻慌起來了。他看見坐在他前一排的一個小老頭正在抹自己的禿頂和脖子，伊凡認出他是一位退伍的將軍。伊凡把整個身子向前探去，湊着將軍的耳根小聲說：「對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濺在你身上……」「不要緊，不要緊。」「原諒我。我……我不是故意要這樣。」「唉，請你坐好吧！讓我看戲！」伊凡開始悽悽惶惶，定不下心來了。在休息時間，他走到將軍跟前，喃喃地說：「我把唾沫星子噴在你身上了，大人……原諒我。」「唉，夠啦……我已經忘了，你卻說個沒完！」將軍說。

自己把自己嚇死了

「他已經忘了，可是他的眼睛裏有一道凶光啊。」伊凡暗想。「他不會認為我有意唾他吧？」回到家，伊凡告訴妻子。妻子覺得他應該親自到將軍家賠不是。於是第二天，伊凡理了髮，走進將軍的接待室，在那兒有很多來請託事情的人，將軍跟好幾個人談過後，看到伊凡。「昨天在戲院，要是你記得的話，大人。」小公務員說，「我打了個噴嚏……」將軍打斷他：「真是胡鬧……這也太不像話啦！」伊凡臉白了，心想：「這是說：他生氣了。不行，不能照這樣了事……」等到將軍跟所有人談完話，正要走進內室去，伊凡又走過去，跟在他後面，喃喃地說：「大人……那件事不是故意做出來的，請你開恩相信我的話才好。」將軍愁眉苦臉，擺了擺手：「哎呀，你簡直是跟我開玩笑。」

「這怎麼會是開玩笑？」伊凡想着，走回家去。想給將軍寫封信，卻沒寫成。只好第二天再親自去解釋。「昨天我來打擾大人」他喃喃地說。這時候將軍抬頭看着他，大叫一聲：「滾出去！」臉色發青。「甚麼？」伊凡害怕得周身發麻。「滾出去！」將軍頓腳。

伊凡的肚子裏好像有個甚麼東西翻騰起來，退到門口，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回到家裏，也沒脫掉制服，往沙發上一躺，就此……死了。

這是俄國作家契訶夫寫於1883年的經典小說《小公務員之死》的故事。在威權面前一個人卑微自賤的極致，自己把自己嚇死了。6.18之後，這幾天建制派的表演使筆者想起這篇小說。哭，再哭，睡不着。想要哭，硬擠眼淚，很辛苦才擠出一點淚光。趕着去中聯辦解釋，說接到中聯辦電話，說怕中央「會嬲」，說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還胡扯出不相干的「獅子山精神」。又互相推諉責任，留下的說不應該走，出走的說不應該留。弟兄二人互指對方跳船，等於承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破船。互責聲中爆出了破船原來有「船長」，還有「中共最高指令下的行動」。眾建制派的連日表演，就像契訶夫小說中的伊凡一樣，生怕名義上對香港議員沒有權力的中共「嬲」。即使嬲屬必然，但也望不要嬲到自己身上，所有言談都充滿計算。不用說，阿爺抹掉光頭上的唾沫星子，一定以統戰語言跟所有建制派說「沒關係」，投不投票「中央都了解」，叫大家把事情忘記。但誰知道將軍心裏怎麼想呢？真是太讓人驚嚇了。

向權力膜拜的伊凡

6.18事件發生，建制派哭，公眾就笑。事情發生後的延燒，就是一齣「小公務員之死」的喜劇。它清楚告訴全港市民，不僅特首的真正老闆不是付薪酬給他的納稅人，而且市民投票選出的建制派議員，我們的稅金供養他們，但他們卻向一個讓他們發抖的絕對權力膜拜。事實上他們不代表香港人，而只是執行一個專制權力的意志。

6.18及事後的連番表演，是照妖鏡，照出受極權操控的伊凡們的卑微，儘管他們高踞上流社會。

梁特在6.18翌日就表示擱置他的創科局摯愛，而讓財委會先通過總數達200億的民生撥款。本來民生撥款就是梁特用來逼泛民就範的，這豈會是他本意？應是幕後之手要他為了今明年的選舉，趕快以派福利來讓社會忘掉醜事，為建制派選情加持。

但這笑一世的延燒，告訴香港人，選建制派的伊凡，就等於投票給掌絕對權力的中共。這也正是我們力主否決政改的原因。因此建制派選民應該「等埋發叔」，也就是不投這一票。與此同時，不管溫和還是激進，只要是民主派的選民，都要劍及履及地趕快動員親友登記做選民，一定要向伊凡們票債票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王慧麟 - 最難說的道歉

2015年6月23日

【明報專訊】上周四立法會的鬧劇，執筆時仍未見落幕之期。筆者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立法會資深議員，一位在電台哭成淚人，一位在記者會上哽咽，一位在專訪時面如死灰地訴說因果等等。一個共通點：他們不約而同地向公眾致歉。

然而，從一些報道中可見，議員們的道歉，他們的支持者未必全盤接受，因為有議辦工作人員透露，有支持者打電話去議辦投訴其議員之表現，仍然語帶憤怒，炒蝦拆蟹兼之。建制粉絲餘怒未消，可以理解，因為一句道歉，不足以將時光倒流，讓他們的議員可以轉頭再投過。但筆者卻發覺，道歉也好，哽咽也好，「甩轆」之30多位民意代表，直至今日，仍在互相指摘。即使他們均同意事件有錯，但罪不在己。相信他們的擁躉，看在眼裏，可能更加眼火爆也。

既然議員已公開道歉，但為何其粉絲仍餘怒未消呢？

現代意義的道歉始於16世紀

查道歉之英語為apology，與希臘語apologia有密切關係。在古希臘的法律體系之中，最著名的一章，可算是柏拉圖撰寫的〈蘇格拉底的申辯〉（The Apology of Socrates）。從柏拉圖版本的記載，此篇應該是蘇格拉底關於其被控腐化青年等指控的自辯（apologia），而非現代意義的apology，即是道歉。學者Nick Smith考證，具有現代意義的道歉一詞，應從16世紀開始使用，例如在莎士比亞之《李察三世》的作品可見，apology已有regret（此處可譯作懊悔之意）之含意。其後，有關apology之語義發展，已非單純的道德論述，而是走進了司法系統的場域。Nick Smith提出，一方面，在法院裏，律師會不斷利用apology作為申辯的策略，為其當事人尋求最大的利益。這些利益就是，在刑事上，能夠讓其當事人得到較低的刑罰，而在民事上，即使輸了官司，可以付出較少之賠償。

但在法庭以外，apology在公共場域方面，已慢慢發展為，一個人向另一個人負上道德責任的詞語，具有濃厚的宗教意味，其含意包括悔悟（repentance）、認罪（confession，有譯作自首）、悔恨（remorse）、責備（blame）以至道德上無可爭辯的事（moral defensivelessness，用現代說法可以是，「在道德上說不過去或講唔通」）。這些道德含意已慢慢進入了法院，讓律師、法官在處理刑事及民事糾紛時，若有被告向受害者提出道歉時，法官不知不覺就會用了以上的道德規範，來審視其道歉是否真誠可信，即是這位被告所說的道歉，是否真的有懺悔（contrition）之意味。當然，究竟被告表達道歉之意，受害人會否接受其懺悔之說，卻是另一回事。

從道歉詞語的歷史發展及司法實踐，學者Nick Smith提出了「絕對及毫無保留的道歉」（Categorical Apology）的標準，來審視一個人，在法律上有沒有做到真正的道歉。他的分類相當仔細，但簡單而言，假如一個政客A做錯了事（例如說謊、隱瞞其貪污行為等），首先，他有沒有如實透露事實的全部及真相呢？他有沒有承擔做錯事的道德責任呢？他有沒有仔細分析及識別，其做錯之事，如何對無辜者造成了何種程度的加害？他有沒有在道德上，尊重受害者為一個對話者（interlocutor），而不是當受害者是一個仇人，目的是要破壞受害者的名譽？他有沒有向受害者作出毫無保留的致歉（regret）呢？他有沒有真誠地向受害者作出道歉（在此，受害者有權不接受其懺悔，甚至可以選擇交由公眾決定是否接受）呢？他有沒有提出如何改善的做法呢？他有沒有向受害人提出補救（redress）呢？他是否有真心及全心全意地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提出道歉，抑或是為了自保而道歉呢？他有沒有情感上感到因為其錯事而難過及內疚呢？

行貨式道歉 難獲法官認同

當然，Nick Smith的論述，可能對於一般做錯事的政客，期望過高。但先不談這些標準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或地區，在美國法院，的確有一個程序讓被告作最後的陳述（allocution）。在此，往往就是被告的機會，借機在法院向受害者作出道歉。學者M. Catherine Gruber的實證研究指出，被告如何準備及做好此道歉陳述，相當重要。因為假如能夠做得情理兼備，發自內心的「真誠」致歉，超越行貨式的I am sorry/I apologise的陳述（例如我向受害人道歉，對受害人家庭作出種種傷害作出道歉），對於爭取減刑，好得多。她指出，一般行貨式的道歉，難以得到法官認同，部分原因是，受制於法庭的設計及制度的問題，被告一般只能向第三者，如法官作出道歉，但法官既非當事人，亦非事件的參與者，也非受害人，他會以什麼心態去審視及量度，被告的道歉是否真誠呢？他又能否代表受害人，接受被告的道歉呢？美國一年有幾萬宗聯邦刑事案件，每年至少有幾萬人say sorry，法官會否也聽到麻木呢？

難怪最近，香港有關道歉法的諮詢，也列出了反對為道歉立法的人士之意見，當中包括，「或會助長言不由衷和經盤算的道歉」以及「有為訴訟程序增添不必要複雜性之虞」。像我這些平民百姓，比較關心的倒是那些言不由衷和經盤算的道歉。舉例，在一宗案件內，被告說到道歉時，面容扭曲，語帶哽咽，而且說到某幾個關節點時，身體還有些少震動，假如我是受害者，看見被告如此向法官申述及道歉，我憑什麼可以判定被告的道歉是真誠的，是毫無保留的，還是被告的陳述策略，希望博取法官的好感，影響訴訟結果呢？

建制議員向誰道歉？

我不是這些建制派議員的選民，我無從判斷，究竟這幾天，他們在鏡頭前的表現是否做到真正道歉，抑或是虛情假意。但是，我卻看到，他們除了道歉之外，至今還沒有針對此事，提出改善方法，以至懲罰的方法。至於外界會否接受他們的道歉，原諒他們的作為，就應由他們的粉絲決定，但我作為旁觀者，假如有他們的擁躉不滿意其民意代表解釋，不接受其道歉，可以理解，因為部分議員在提出道歉之前後，均稱會向中聯辦解釋，讓人感覺，究竟這些所謂的「道歉」，是對選民說的，還是說給西環聽的？究竟這些議員的真老闆，是投票給他們的選民，還是西環的某幾位高層呢？

坦白說，一些言不由衷、沒有同理心的道歉，難道受害者會接受嗎？

◆延伸閱讀：
．M. Catherine Gruber（2014）, I'm Sorry for What I've Done: The Language of Courtroom Apolog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ck Smith（2014）, Justice Through Apologies: Remorse, Reform and Punish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添馬男 - 「等埋發叔」恐怖片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2日

建制派「等埋發叔」事件，本來是「花生show」，猶如見到有人踩蕉皮仆低，大家指指點點睇熱鬧，因為政改方案唔夠三分二支持票，命運早已寫在牆上，蝦碌只係臨尾即興加插的一段鬧劇，無足輕重。

但從蝦碌原因及之後各方反應去分析，就知蝦碌只是冰山一角，細心爬梳，就更會知道「等埋發叔」並非笑片鬧劇，而是一齣驚慄恐怖片。林大輝、田北俊認為冇理由為等劉皇發無足輕重的一票而搞流會，最終搞出大頭佛，相信好多人都係咁諗。但大家有否想過為何發叔一票如此重要，令一眾老牌政客甘冒高風險，在最後一分鐘都要搞流會而出事呢？之後又痛哭流涕呢？答案係三個字：「恐懼」。大家當然唔係怕唔等劉皇發而得罪咗新界王，而係怕背後之中央官員。今年兩會期間張德江見香港政協，表明通過支持政改係「硬任務」，就係要建制派死做，冇得吞卜，否則追究責任。今次方案99%乃來自人大八三一決定，並非特區政府建議，既然人大有無上權威，建制派就只有瞓身支持，而支持票更是一個不能少。

建制派向中聯辦負責

經民聯是西環支持下成立的議會派系，08年自由黨爆發內鬥，西環支持林健鋒接替唔聽話之田北俊出任主席，而田則撐自由黨老臣子劉健儀接班，最終林健鋒、劉柔芬及梁君彥非常突然地退黨，加上更早退黨的劉皇發、西環契女梁美芬、地產界代表石禮謙組成經民聯，同西環關係十分密切，而自由黨就慘情，立法會內得番三條友，失去建制派核心地位。今次若果西環嫡系在「硬任務」之前都欠組織紀律，無端冇咗一票，你話點向更高層交代，所以臨尾林健鋒先至騰晒雞，搵葉國謙齊齊吹雞搞流會，搞出大頭佛。事發後梁君彥立即表示下午去向中聯辦解釋，之後石禮謙、吳亮星上門解畫，葉劉表示預約傾心事，擺明話畀大家聽，中聯辦先至係老闆，毫不掩飾畀香港人親眼目睹香港係由黨委書記話事。

蝦碌事件後各方反應中田北俊一番說話值得深思，翌日佢上電台解釋，指建制派根本唔係一個黨，亦冇主席，只有梁振英先想有建制黨。但大家諗清楚，為何建制派會變成為一盤散沙，而為何只有梁振英先至想組織建制黨呢？英治時代，港英指派的立法局首席議員就是建制黨主席，最早一個叫何啟爵士，最後一個叫李鵬飛，曾任自由黨主席。首席議員功能是確保港督會同行政局決定得到立法局支持，首席議員並非由倫敦或港督亂點一通，而係計Seniority，並要得到布政司支持。立法局引入直選後，反對派挾民意入局，港英立即變陣，九二年決定取消首席議員，而直接由布政司霍德指揮建制派。大英帝國管治精要之處，是只管關節眼，抓大放小，政治唔係Micromanagement。

問題係今日立會建制派頭領，葉國謙、譚耀宗抑或林健鋒也好，名不正言不順，不過是自己黨派頭目，田北俊是質疑他們何來指揮其他黨派的權威。其實一盤散沙，最受困擾係政府，十多年來建制不斷分裂，除工聯會、民建聯、自由黨外，又再生出新民黨、經民聯，游說拉票苦不堪言，莫講話劉江華、譚志源冇人理睬，林鄭、689都冇能力command建制派，做共主。每個黨派背後都有自己政治後台，人人鼻孔朝天，局長官員冇權威，最後惟有由西環去吹雞，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一國兩制變了保險公司管理法，特登整多幾條Team，大家爭，令下線冇一條Team話到事。

「等埋發叔」表面睇係鬧劇，睇耐啲係恐怖片，再睇耐啲就係一齣悲劇！

郭梓祺 - 《異鄉記》的未完之夢－－劇場改編的經歷

評台   2015年6月16日

因緣際會，去年因訪問之故，造訪宋以朗先生家跟他聊天，後得知他有意找人將張愛玲《異鄉記》改編成劇場演出，聽時無甚反應，回家路上卻浮想連翩：如能藉此聚合我那許多在不同藝術範疇各具才華的朋友和新舊學生，一起學習，互相成就，大概是件有意思的事。

但我既非張愛玲迷，為何要改編她的作品呢？把《異鄉記》重讀了一遍又一遍，我發覺，觸發她寫此書的原因雖是愛情尋覓，但當中呈現的，卻可能是更普遍的處境：誰都生活艱難，但有些艱難較易被理解，有些則不單難以在生活裡得到同情，甚至根本無從表達，尤其如她這種讀過那麼多書又心思細密的人，內在世界豐富深刻，肉身卻日復日在現世打轉，與人面對面，也隔萬重山。獨特眼光總是雙刃劍，雖能見人所不能見，卻往往注定成為社會的異類，格格不入。在這世界，有時庸碌過活容易，真有盼望和追求，反注定孤寂。但再想深一層：人生又是不斷追尋，抑或一開始已是倒頭栽?

為此，我跟各同伴也走進異鄉，做起戲劇來。以下先說《異鄉記》，再略談改編經歷。

張愛玲的愛情尋覓

張愛玲在〈紅樓夢未完〉提及的人生三恨中，「鰣魚多刺」和「海棠無香」都非她原創，她對「紅樓夢未完」一說更是不無疑惑。張愛玲自己又有未完之稿嗎？《異鄉記》這部自傳體小說在她生前從未發表，原文寫在一本筆記簿，一直放在好友宋淇與鄺文美家中的一個膠袋內，到第八十頁的一句對白中間戛然而止，不知是沒寫完，還是接續的故事寫在別處下落未明。現存這三萬餘字，是張愛玲一九四六年到溫州找胡蘭成的見聞，原稿至二零零三年年給宋以朗發現了，二零一零年出版，收錄在皇冠新版《對照記》。

書雖從未出版，張愛玲在五十年代初給鄺文美的信中卻說：「除了少數作品，我自己覺得非寫不可（如旅行時寫的《異鄉記》），其餘都是沒法才寫的。而我真正要寫的，總是大多數人不要看的。〈異鄉記〉﹣﹣大驚小怪，冷門，只有你完全懂。」為何這樣重要呢？是因為寫自己最刻骨銘心的經歷，因為真實？

八年抗戰結束，漢奸胡蘭成須遁隱鄉郊，當年26歲的張愛玲隱藏身份到鄉下找他，途上委曲可想而知。張愛玲雖曾離鄉到香港升讀大學，但在《異鄉記》可見，溫州之行對主角沈太太而言，跟先前的旅途極不相類。開頭寫火車站就隱隱有種悲壯：「我從來沒大旅行過，在我，火車站始終是個非常離奇的所在，縱然沒有安娜凱列妮娜臥軌自殺，總之是有許多生離死別，最嚴重的事情在這裡發生。」此行既不能事事講究，也肯定更不由自主。主角形容的鄉民雖有質樸的一面，亦不無愚昧貪婪，她便猶如林黛玉初入大觀園，有不得不小心翼翼之處；在心情上，或更似賈寶玉之入太虛幻境，只覺荒唐如夢﹣﹣宋以朗在書中前言作注謂，原稿經過塗改，隱約可見最初的題目是「異鄉如夢」。

聯想到《紅樓夢》

讀《異鄉記》時我的確偶爾聯想到《紅樓夢》。例如第四節寫沈太太待在鄉間，見人磨米粉舂年糕就說：「兩手搏弄著一個西瓜大的熾熱的大白球，因為怕燙，他哈著腰，把它滾來滾去滾得極快，臉上現出奇異的微笑，使人覺得他做的是一種艱苦卓絕的石工﹣﹣女媧煉石，或是原始民族的彫刻。」為什麼偏要是女媧煉石？ 先前已寫到她遲遲未能啟程到下一站，在鄉郊等待百無聊賴，全無遊興，卻被拉去遊湖。此節提到的節慶準備更加原始，但沈太太只有更多搪塞，全然是個多餘的人，正如她在散文〈華麗緣〉結尾說，在鄉下看戲的人全像一點一點構成了圖畫，只有自己沒地位。

這境況，不正如《紅樓夢》裡女媧造多了的那塊石頭，或四不著邊一無用處的賈寶玉？《異鄉記》此節又以磨米粉結束：「已經倒又磨起米粉來了，『咕呀，咕呀，』緩慢重拙的，地球的軸心轉動的聲音……歲月的推移……」由當下扯到大荒，這種在時空裡跳躍的能力，也是主角自我解脫的方法吧。不過，到了第十一節，沈太太仍只滯在途上，汽車還要壞了：「下起雨來了，毛毛雨，有一下沒一下地舐著這世界。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是《紅樓夢》那樣一部大書就要完了的時候，重到『太虛幻境』。」

突然中斷也是完美結局

現存的《異鄉記》在此處也就要完了，因到了第十三節中間就停止，不知道沈太太的歸根結局如何。張愛玲後來寫《秧歌》和《小團圓》都參照過《異鄉記》。《小團圓》對時空特別敏感，寫盛九莉初識邵之雍一節，其實早已預示了這趟溫州之行。當邵之雍說過幾年會去找盛九莉時，小說便謂：「她不便說等戰後，他逃亡到邊遠的小城的時候，她會千山萬水的找了去，在黄昏的燈影裏重逢。」當然，我們知道現實中，這重逢並不見得美好。從這角度看, 《異鄉記》突然中斷或可視作完美結局，總在途上，永在夢中﹣﹣畢竟，現實可能才是另一場更大的惡夢。

張愛玲十八歲那年在〈天才夢〉說：「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也許對她來說，世界原是異域，筆記這三萬餘字，根本是異鄉記裏的異鄉記。有些人覺得張愛玲文章刻薄，對人少憐憫；可能是的，但我覺得她至少以同樣態度對待自己，因為看見實相，最後往往仍是自傷。我想起了她在〈我看蘇青〉的結尾：「『身世之感』，普通總是自傷、自憐的意思罷，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這些話來對蘇青說，我可以想像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著我，一面聽，一面想：『簡直不知道你在說甚麼！大概是藝術吧？』一看見她那樣的眼色，我就說不下去，笑了。」

劇場改編的經歷

大概是藝術吧。演出名為《他鄉》，我負責編導，蒙宋以朗先生授予版權，將是張愛玲《異鄉記》首次劇場改編。說起來，我第一篇在報章刊登的文章其實就是劇評，那段日子鍾情讀劇本，常看演出，輾轉之間，今日竟輪到自己做一台戲給人觀看，可見世事果然難料。

評論跟創作自然大異。我暫時的最大學習，便是如何不被張愛玲充滿魅力的文字牽著走， 減少自己安逸的餘地，放膽闖進陌生的異鄉。整體而言，編導的過程是不斷放棄文字而靠近劇場，營造一個荒謬世界，及主角的有口難言，內外交戰。她要尋覓的愛情或許沒著落，在途上卻對命運、對艱難、 對安穩生活有所感悟，同時發現了打動她使她溫暖的事物，不至迷失於廣漠之中。演出立意要大驚小怪和冷門，做得到，才算無愧於張愛玲。

《他鄉》在九月初將於兆基創意書院劇場演出，門票下月於城市電腦網公開發售，如有興趣，敬希留意。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四維出世 - 這仍然不是電影——金熊獎是怎樣煉成的

評台   2015 年6月15日

西亞電影持續在國際影展上大放異采，繼土耳其導演舍蘭去年奪得金棕櫚獎後，伊朗導演約化·巴納希（Jafar Panahi），憑最新作品《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勇奪今年柏林的最高榮譽金熊獎。

要說「勇」奪，實不為過。巴納希八部長片中，除了首作《白氣球》（The White Balloon，1995）外，其他全屬禁片。他的創作題材，如 《越位女球迷》（Offside）等，屢屢挑戰伊朗社會的禁忌。他曾被拘捕兩次，2010年那次被拘留了86天，最後因同儕Abbas Kiarostami撰寫了公開信，很多國際影人和名導如Coppola、Scorsese均有聯署施壓，加上他絕食抗議，才得以保釋。聲援與被聲援的，這裏我們看到創作者的道德「勇」氣。

他被政府判決禁止20年內拍攝電影、接受傳媒訪問及出境，如果違反禁令，便要入獄六年。要是換轉是常人，早被打沉。可是他並沒有意志消沉，在軟禁期間，他在家裏便用手機拍成了《這不是電影》（This Is Not A Film，2011），剪輯後用USB手指藏在蛋糕內偷運出外，作品才得以曝光。之後的《電影鎖不住》（Closed Curtain，2013），內容說有一對在沙灘開新潮派對的年輕男女，因逃避警方的追捕而闖進了他的寓所。這次的得獎作品，便是他禁制令後的第三部曲。這亦是他三部曲中，首次可以能夠在香港電影節之外公映的作品。無巧不成話，計算上其他的紀錄短片，Taxi可算是他的八部半。

呈現伊朗生活橫切面

巴納希曾是Abbas的副手，這次用的士的車廂作為場景，肯定離不開其師父的啟發。可是，以的士作為平台，Abbas也沒有拍過，可見他是在已有的format中作出創新和變化。他把攝錄機安裝在汽車的表版上，自己粉墨登場作司機，情况跟Abbas的Ten 和Ten on Ten相似。影片記錄了在的士上上落落乘客們的對話，從而令觀眾看到非官方的、不一樣的伊朗民間生活橫切面。

首先上車的似是個撈偏門的，然後是老翻影碟速遞員，可以想像，德黑蘭沒可能有信和或廟街，要看禁片要速遞到會，從這裏我們可知道伊朗的影迷是憑什麼的渠道能夠看到西方電影，兩年前Abbas來港時我們也沒有把這個問出來。販子說他曾提供舍蘭的《小亞細亞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natolia，2011）給Panahi，算是惺惺相惜。

由老翻的販子，引到電影系的學生，這裏他們討論到怎樣創作，要拍怎麼樣的電影。跟着一對要把金魚放生的老婦人硬要登車，似乎，無論是什麼宗教的國度，仍然難逃迷信的窠臼。

然後巴納希的侄女上車，有個名導演叔叔的虛榮，自不免印在少女的面容上。因為她要拍錄像的作業，他們討論到電影要有被批核的工作人員名單才可以發行。然後Panahi遇上他的老朋友，細說兒時長大的環境怎樣不敵環境的變遷。最後上車的是人權鬥士的律師，訴說工作的不易為。

以片為喻

Ending是因為老婦們遺下皮包，巴納希駕車到河畔，他與侄女下車尋找物主，歸還失物。此時突然殺出兩位騎摩托車的黑衣人，要拿掉攝錄機的記憶卡作結。

五年了，總統由艾哈邁迪．內賈德換上了哈桑．魯哈尼，監控依然不絕。

影片中的巴納希，溫文爾雅，不亢不卑，笑容滿面，不慍不火，寬容而不多話，受壓而不怨恨，怎樣看也不像「危害國家安全」、「進行反政府宣傳」的人。面對不公義，他曾作聲明，他信奉的是人與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乃至相互寬容。出於寬容，他不會妄生仇恨。他不恨任何人，即使是審訊他的人。如果伊朗旅遊局要宣傳伊朗，這樣的人、這樣的面孔怎也會是不二之選。

巴納希沒有收車資，所以他不算是違法當出租車司機。

劇終時，影片並沒有列出所參與的演員及製作人員名單，藉此保護他們。人文的關懷，莫過於此。End Credit有他的謝辭：「每部電影需由伊斯蘭文化諮詢部批核演員及工作人員名單方可發行。儘管我衷心希望能一一列出，但這部電影並沒有演員及工作人員名單。」由於這部作品沒有幕後的工作人員名單，所以便不能發行。
因為沒有發行，所以便不能說是官方口中的「電影」，違規更談不上了。
這不是膠卷攝製，就更加不可以說是電影了（Film）。

打壓不了創作意志

在柏林的金熊獎，是他的侄女代領的，他沒有出國，所以也沒有犯禁。他事後在社交網留言，對電影在藝術及政治層面上得到的認同，感到自豪。他沒接受傳媒訪問，也沒有違規，完全沒有三違反。

怎樣禁制也鎖不住創作者的心，怎樣去打壓，仍然可以鑽空子，找到罅隙，自由仍是會開花。政府要你不拍電影，你就害怕，不拍嗎？政府硬要頒獎給你，你就害怕，不敢不領獎嗎？在強權之前，創作人的取態，電影的水準不是已經分了高下嗎？

《伊朗的士笑看人生》不是「電影」，這仍然不是「電影」。

如果這不是「電影」，那算是什麼？

這是藝術，這是怎樣打壓也困不住的創作意志，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明證。

要問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誠實而堅毅的創作人，689政權的答案會是﹕「這是土地供應的問題。」

其實，這是土壤供應的問題。 

伍瑞瑜 - 為什麼有人支持拆大台？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21日

【明報專訊】對不少支持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年輕人拆大台實在叫人摸不着頭腦，高呼這只會令運動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共產黨最開心」，甚至高呼「沒有大會」背後只為奪權。筆者無力也不打算分析事件中誰對誰錯，我也不是別人肚裏條蟲，無法確定每一個拆大台的人心裏在想什麼，我只想嘗試套用自己早前另一篇文章〈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刊於5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裏的思考方式，分析拆大台背後所反映的思想與意義。

認識香港政治的人都知道，六四事件對香港影響極深，香港過去二十年的社運與民運，都有濃厚的六四影子，其中一個影響極深的概念，就是「咪高峰指揮權」。六四後民運人士總結時發現，誰能控制廣場上的咪高峰，誰就能控制運動的方向，運動是進還是退，擁有咪高峰的就有話事權。咪高峰也者，大台是也。

有咪高峰就有話事權

八九民運後期，天安門就出現過搶奪咪高峰事件，可見大台對運動方向的重要性。「咪高峰等於話事權」的概念，大部分社運人士都清楚，因而在雨傘運動時，就出現大台咪手持有四支咪以防被奪去話事權的說法，足見大台控制權確實對運動起着決定性作用。有大台，即運動有指揮，有方向，也能進退有度。

筆者在上述的文章已提及，六四事件後香港民主派確立了一套想法，即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佔領者應適時「退場保勝果」，避免運動以衝突收場，是為「六四退場論」。這想法深深影響着泛民主派的抗爭策略，而近年其中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國教風波。

國教抗爭 退場保勝果

國教抗爭當年成功凝聚群眾包圍政總，借着立法會選舉在即，成功迫使政府撤回國教。政府讓步後，抗爭者沒有繼續進迫，而是選擇「退場保勝果」，這可說是近年社運中「見好就收」的最經典例子。這次選擇，不少人大加讚許，稱讚年輕人在政治上已成熟，「進退有度」，但部分人卻視之為十惡不赦，批評抗爭者浪費了大好機會，應一鼓作氣堅持下去，爭取更大勝利。

國教的抗爭策略誰對誰錯並非本文的重點，我想借此說明的是，大概就是由此開始，「大台」這個概念，除了代表運動有人指揮之外，更被冠上了另一重意義。

有指揮 vs. 被統戰

支持有大台的人認為，有大台，即是有人指揮，方能進退有度，但要求拆大台的人則認為，有大台即代表有領導人，有領導人就有可能被統戰、被收編，也就更可能採取「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的妥協策略。因此，要杜絕運動走上妥協之路，杜絕運動領導被收編，杜絕「見好就收」，就必須拆大台，杜絕任何人可以主宰運動的進退。只有把大台交還人民，踢走領導人，才能確保運動不會被統戰，不會走向妥協。

這裏要再說一次，我並非在判斷誰對誰錯，我只是在嘗試分析，這就是拆大台背後的真正理念及歷史背景。

拆了大台，沒有了指揮與領導，運動如何走下去？回答這問題之前，也許應先問問，在現實世界裏，有沒有拆大台以避免被收編的例子？

在商業世界，近年不少家族不再把企業擁有權直接傳給個別後人，而是改以基金信託形式，由家族後人共同擁用，再外聘專業團隊負責營運。這種集體擁有模式雖然令企業擁有權變得相對糢糊，誰是真正領導者誰也說不準，但可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家族成員可以把企業出賣。

這概念近年開始應用於傳媒業。不少人相信，假若傳媒企業以信託基金模式存在，甚至一開始成立時就是由公眾捐款集資而成，控制權被徹底分散，沒有任何人是單一擁有者，政權即使要收編也苦無對象，無從入手。

另一個更廣為人悉熟的例子，就是足球。

歐洲的足球會不少都由大家族擁有，若然老闆精明，球會自然成績驕人，但家族持有者大多抵受不了金錢誘惑，紛紛把球會出售予外國富商，球迷眼看代表城市歷史傳統的球會被賣給美國、俄羅斯、亞洲商人甚至中東油王，總感到不是味兒。愈來愈多球迷相信，由老闆全權持有其實並不是唯一的生存模式，近年不少球迷改為推崇會員制，球會並非由單一家族持有，而是由數目龐大的球迷以會員制方式共同持有。西班牙巴塞羅拿與皇家馬德里，以及因抗拒曼聯被美國富商收購而由死硬派曼聯球迷組成的「曼市聯」（Football Club United of Manchester）就是以此模式生存，任憑外國富商付出多少金錢誘惑，都沒法買起球會的擁有權。球會，永遠屬於人民。

當然，現實的管理問題還是要處理的。沒有了單一老闆，沒有了大台，誰來管理？跟據會員擁有制，會員球迷可以定期投票方式，選出專業管理人員出任球會主席，負責日常營運。這就是沒有了大台之下的管理模式。

持份者同擁有 無人可以出賣

以上例子都可說明，由個別人士持有主要股權，即類似有一個單一大台存在。好處是擁有權非常清晰，誰有權發司號令，何時進何時退，絕不含糊，但問題是領導人可以犯錯，可以出賣企業，更可以把企業全盤賣給外國富商。信託基金、公眾捐款集資甚至會員制模式，就等同沒有大台，由持份者共同擁有，沒有人可以出賣企業，但管理與指揮權卻相對比較含糊。

商業社會可以委託專業人士出任CEO管理，但社運總不能如此吧。假如社運拆了大台，運動又可如何走下去？

廣場公投將成焦點

本文早已提過，六四事件對香港社運發展影響極深，雨傘運動處處都有八九民運的影子。當年六四後民運圈子的檢討發現，由於主張溫和及退場的人早已用腳投票，主動離場，因此留下來的只可能是激進的一方，主張繼續佔領，甚至主動進攻。這就是著名的「廣場邏輯」，即佔領運動註定只能走向激進。為免重蹈這個「廣場邏輯」的覆轍，雨傘運動時就有了廣場公投的出現，希望主張退場、立場溫和的運動支持者，重回佔領區投票，找出真正的雨傘民意。

如何操作，當然還需討論，但日後假若再有類似的群眾運動，類似的「廣場公投」概念會否被引用作為運動進退的「新大台」？運動不再由個別領導人作推手，而是建立一個有廣泛參與「社運平台」，由參與者共同擁有，相信會是另一個討論焦點。

同樣是那一句，筆者無力也不打算分析事件中誰對誰錯，我也不是別人肚裏條蟲，無法確定每一個拆大台的人心裏在想什麼，但把個別本土謬論拿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不去了解拆大台背後的文化脈絡，只顧狠批，實在難以理解年輕一代到底在想些什麼。

文 伍瑞瑜
編輯 蕭麗雯

畢明 - 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的笨蕉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1日

上聯：六月飛霜，下聯：等埋發叔。

都是奇景。箇中的工整，極悲與極喜，災難與喜劇，慘烈與慘烈，不足為外人道。外人者，Hong Konger以外的人。是有香港人的。

有新成語了，古有「孔融讓梨」表彰禮讓，「陶侃運磚」教導堅毅，今有「等埋發叔」明訓守時，各種美德，不可多得，以後用典故教小朋友應約要準時容易多了。比屈原投江自盡，還要壯烈為民。

過去兩天，《歡樂滿些牙》（編按：些牙=share）之後是《歡樂滿tears》，你喊佢都喊，甩轆度人神共尷，罪該處斬。2015年6月18，差不多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慶」啦，歌聲多奔放個個喜氣洋洋，飲多杯勝嘅！街頭巷尾小鳳姐唱到失聲，花生剝到斷市。

沒有香港人可以忘記這一天，歷史性大比數否決假普選政改方案，28：8，不是技術性擊倒是什麼？天意，立此存照。支持的人數好雞雞。

再回帶多兩天，政府才隆重宣布立法會戒嚴咁款，什麼5000警力，100萬御林軍，召埋G4同飛虎隊隱形戰機坦克車血滴子回防咁滯，拆核彈反恐般緊張嚴防王國興說的「驚天大陰謀」，聳動、懸疑、驚心！以為有激過激進組織「全國獨立黨」的大事發生，原來真正的「驚天大陰謀」係：「等埋發叔」。

離奇過小說的反高潮，超出宇宙的神級comic relief，離場變投降，建制派集體自盡，任性地表演有票真係唔要，想勸佢哋唔使等「投住先」，都唔得。歷史共鑑，史詩式蝦碌，全港嚇一跳，然後得啖笑！

而政改通不過，危言聳聽說好的股災沒發生，收市仲有得升。一片歡樂昇平。

香港真是福地，政改決戰最後時刻，中央精心編撰的劇本寫足近兩年，埋門還劍拔弩張，刀口上的對決，完場前竟由上帝的幽默終結，冥冥之中，機關算盡又如何。千軍萬馬都敵不過一個擦槍走火的茂利，歷史從來充滿諷刺。原來，當年由貪曾啟動政改已經玄機早露，「超錯」寫在前頭戇在最後，你班友又唔聽；繼而今個農曆羊年麒麟顯靈，求籤時全港見證發叔意氣風發，葉劉被一撞KO，原來前者是民主英雄the chosen one，後者狼狽被out。友人家中小狗都笑到肚痛，人人七孔噴花生，除咗阿爺，噴火。

我們真正笑得出，不單是因為對手豬一般的隊友出招變自宮，更應該因為香港人眾志成城，把決戰時刻早推在投票日之前。我們追求真普選的意志夠堅定，要求公義公平選舉的聲音夠堅壯，清晰鮮明，寸步不讓，令轉軚和猶大的政治和道德成本太高。當社會對道德和良知的要求夠高，出賣這些核心價值的代價便太大，大到令人不敢輕易與半個香港為敵，那些牆頭無間道，要過一票給建制的代價是永不超生，你敢？如果開賽前已知一票都未能撬，投票不過是官式紀錄，勝負早分，早分在香港人的決心，拒絕袋住先的果斷和勇敢。這才是真正值得驕傲的笑容。

這班建制羊群豬犯的低級錯誤，在關鍵時刻出招，這一招，叫「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的笨蕉」。議事規則不諳，遊戲玩法不熟，協調不足，執行不力，不專業到成為通天國際大笑話，華麗獻世。節錄自《破折號》的外國媒體對事件的標題有：《愚蠢的錯誤》（比利時旗報）、《慘烈的沉船》（新蘇黎世紀時報）、《A Bizarre Walkout》（荒誕的出走——泰晤士報）、《尷尬的政治失足》（紐約時報）、《丟北京架》（奧地利輿論報）等等，絕對國際揚威。慣了用屁股指揮腦袋的奴才不懂自由意志，別說他們沒有，他們今次用了，相信離場不是指令是即興，但奴才慣了的人突然給他自由意志，人就會亂，會癲，會失方寸，唔識用，一個二個hang機了。書到用時方恨少，腦到用時方知冇。看真點，他們全部都穿七號球衣。說「不誠實使用大腦」，腦要先有，才能使用。

人無恥則無敵，敵不過人蠢冇藥醫。一路走來，靠無恥就可升官發財的朋黨自我暴露了整團人的冇料，這些一路推銷方案的人臨開波失場，你多努力練波集訓排戰術但埋門前散水，又有何用？還叫了那麼多市民支持你，會沒責任嗎？李怡厚道，說這奇案足笑一世，我說，可笑三世，千秋萬世，得代代傳承如孔融讓梨。

陰謀論有說低智鬧劇乃中央策劃阿爺劇本，我寧可簡單點信是上帝操盤，信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到天要計數，一干人等「醜得掉渣」。信天佑香港，信邪不勝正。信住先啦。

今次大贏家田大少，不知開了幾多枝香檳、Lafite及DRC，那些唐營原本用來慶祝唐唐登基的美酒，今有用武之地。

今個父親節，肯肯定不少阿媽阿爸全家很開心，阿爺嬲到震。要慶祝，記得：等埋發叔。 

馮睎乾 - 為什麼建制派要特別蠢？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1日

留意本文題目不是「為什麼建制派特別蠢」，而是「為什麼建制派要特別蠢」，重點是那個「要」字。回答這問題前，不妨先了解「419騙局」的篩選機制。

419騙局可追溯至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囚徒騙局」：騙徒聲稱某貴族正囚於西班牙，誘騙受害人先付一小筆錢賄賂獄卒，待貴族獲釋，即可得巨額金錢作報酬。今天，這種騙局以垃圾電郵的形式繼續操作，變奏雖多，不外乎要你先匯出一筆錢，以換取更大的金錢利益。419騙局一直行之有術，獲利數以千萬計，可謂一字千金，是因為那封信寫得頭頭是道、天衣無縫嗎？恰好相反，任何智力正常的人一看，都會說整封信根本有悖常理、狗屁不通。

這類垃圾連鎖信，聰明的你通常連看也不會看（但願如此），看了還會回覆的蠢人，大概一萬人中只有百個，而這一百人中可能有九十九個半途省悟，最後就只有一個蠢中之蠢的人上釣。從騙徒角度看，那九十九條沒上釣的水魚就是浪費他們資源的誤鳴的警鐘。怎樣可以杜絕「警鐘誤鳴」呢？方法是將電郵故意寫得錯謬百出，不夠蠢的人自會毫無懸念地刪除，而連這種天方夜譚也回覆的，勢必是曠世難逢的蠢才。這「自動篩選機制」可減低資源錯配的可能，有助提高成本效益，可惜經濟效能無法跟文學價值互換，否則419騙徒是應該拿諾貝爾文學獎的。

言歸正傳，建制派為什麼要特別蠢呢？因為建制派根本就是社會上既得利益集團所發出的垃圾電郵，他們的存在並非為了爭取多數人的支持，而是為了召喚出城中全體蠢人，讓他們獻出無條件的愛。因此三十二位獻世派議員「等埋發叔」後，他們的擁躉依然是一票也不會少的，親建制報紙甚至訪問江湖術士，用「擇錯凶日」、「生肖相沖」等理由為豬一般的隊友開脫，真不知人間何世。從我這個角度看，霞姨的茄喱啡不夠專業、書到用時方樹根之類，統統都顯得合情合理。所謂一條底褲一張廁紙都有佢嘅作用，建制派還是勞苦功高的，請他們不要接受治療。

沈西城 - 最後的球王，胡國雄！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1日

班主闊綽，眾將與胡國雄（右一）攝於季前到英國長期集訓。

77年郭家明（右）身為流浪隊長，出戰英軍米杜士堡，邀得胡國雄助陣。

兩人同年為港隊揚威新加坡，奪世界盃亞洲區五強席位的成員。

由黃創山統領的精工對由胞兄黃創保帶領的寶路華，當年爭持激烈，圖左為胡國雄。

胡國雄86年掛靴，告別賽後坐上開篷跑車接受大球場兩萬球迷道別。

擁阿根廷球王馬勒當拿（左）的小保加，82年1月訪港鬥精工，與大頭仔交換錦旗。

從小喜歡足球，唸「慈幼」小學時，參與班際比賽，受蘇格蘭史勿夫神甫指點，球技躍進。因喜盤扭，花巧多，史勿夫神甫戲稱我作「馬菲土」。馬菲士是當年英國球王，盤扭傳射俱精，獲贈他名字作綽號，咱的球技不賴。家母不愛運動，上中學時，嚴禁踢球，做不成球員，變身爬格子動物。當年，學校有兩位足球風雲人物，一是張子岱，二是陳炎新，我入校時，張子岱不在了，成名後來過學校作足球示範，身形紮實，動作靈巧，一個人能盤過多名對手施射，我把他給當成偶像。至於陳炎新則是師兄了，膺學界足球大使榮銜，好面的史勿夫神甫，十分高興，視為誼子。中學時，看校際球賽，同學黎偉鎏（綽號佛爺仔，乃球星佛爺黎兆榮之子）職司中堅，頭頂腳踢，腳腳七注，因而為小型球班主相中，加入小球隊，常在修頓作賽，其間聽佛爺仔說到胡國雄的名字。其時佛爺仔十四歲，我問胡國雄多大？他回說「差不多，聽說好波！」佛爺仔不易輕許人，那麼胡國雄該是不同凡響。一夕黃昏，修頓上演小球賽，佛爺仔所隸球隊跟「卜公」作賽，賽前對我說「你來看，胡國雄會落場！」於是我作了座上客。胡國雄身形瘦削，有點「奀」，佛爺仔第一次跟他作賽，不屑說「咁奀，我一腳掃低佢。」豈料下場後，屢屢為胡國雄騙過，只見他：蛇腰兩邊擺，雙腳活如輪，一個閃身，人球皆過，全場轟然。賽後，佛爺仔說：「今晚算長見識了，呢條友仔將來唔得了！」六八年，「東昇」有個新球員曰「胡國雄」，我心中嘀咕：不知是否「卜公」那個胡國雄？趕到球場看，果然是他，高了，瘦削依然，場上騁馳，速度快，轉身靈，盤扭妙，射門精，一得球，球迷喊呼：大頭仔！掌聲雷動。

淺潭豈能困蛟龍？四年後為班霸「南華」看中，月薪是「東昇」的四倍，港幣一千六百元，可別小覷這數目，當年一個經理月薪不外一千，踢球逾千入息，不得了！胡國雄球技縱好，若無泰國華僑黃創山這位伯樂，前程難料。黃創山組「精工」是為「精工表」宣傳，相中胡國雄，挖角，開價年薪三萬六千，以為胡國雄定必心動，偏偏胡國雄是文壇倪匡，嗜錢，回價四萬，剛為「南華」一倍。好個潮州怒漢黃創山，氣不喘，色不變，潮語回道：「也好！」一錘定音，從此開拓了胡國雄光亮燦爛的足球之路：四屆香港足球先生、輔助「精工」成七連霸、共奪四十錦標，在香港足球道上，迄今無人能與彼比肩。八三年獲港督尤德爵士頒發榮譽獎章，更成球壇佳話。

我在八二年時，曾與胡國雄共飲，地點在銅鑼灣告士打道「金杯廊」。「金杯廊」老闆駱德輝，也是球星，我因每夜去接女友放工，在那裏閒坐打發辰光，跟駱德輝熟稔了。有一夜，胡國雄偕同朋友來捧場，大家聊起來。胡國雄的身形依然瘦削，說話嗓音沙啞，有點中氣不足，一問底下，方知道他有慢性肝炎。胡國雄告訴我巴西「高士路」本邀他加盟，他怕身體負荷不到而婉拒，不然便是繼張子岱後第二個闖進國際球壇的香港球星。我告訴他看過他踢小型球，胡國雄很興奮說：「看過我小時候踢球的人不多了！」伸手跟我緊緊一握，豪邁灑脫。胡國雄愛飲，酒量亦豪，啤酒不住喝，我撐不住，他硬要跟我多喝一杯。我問他交過手的外國球星，印象最深刻是哪一位？原以為必答以「比利」，哪料答案出乎我意料，竟然是「碧根鮑華」！胡國雄道：「比利當然好，但碧根鮑華有大將風，是那種在球場上可以帶起整個球隊的靈魂人物。」再問本地球員，答曰「何新華！佢嗰腳長傳好要命！」

數香港球王，前後僅四人，乃李惠堂、姚卓然、張子岱和胡國雄，李、姚、胡皆逝，阿香獨憔悴。輾轉三十三年，國雄今已去，相會再無期！


左丁山 - 四萬元年薪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1日

李純恩打電話來問，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年薪四萬元是甚麼樣的概念？反問李純恩：「點解有此一問？」佢話一代球星胡國雄逝世，有資料話胡國雄當年年薪四萬，故有此一問，因為佢那時候還在上海讀中學。

當年四萬銀年薪，應該係一個唔錯數目，絕對係高級中產。胡國雄生於1949，踢青年軍成名，1971年22歲被招攬上山踢南華，1972年受精工挖角下山，所謂年薪四萬，應該係精工班主黃創山大手筆，用錢銀打動胡國雄轉會嘅。1972年，記得中大畢業生到萬國寶通銀行（現稱花旗）做見習生，月薪係千二，到永隆銀行做就月薪八百（港大生有千二），以此比較，年薪四萬係齊頭數，相等於月薪三千一百元（以13個月計）左右，應該係外資銀行經理級起碼嘅人工，左丁山先父在中華電力工作40年，於1970年退休，退休時月薪只不過係千零蚊啫。到咗1974年，中大MBA畢業生入美國銀行做trainee，月薪係2500元，以此伸算，胡國雄踢精工時，係一級球星，收年薪四萬，可過安穩生活。1976年嗰陣，太古城新樓細單位記得係賣十五萬元，胡國雄供得起。相形之下，今天香港甲組足球員年薪不知多少，但即使係唔錯嘅薪水（譬如月薪四萬），亦難以負擔一個太古城細單位。

香港第一批（三人）外援球員居里係胡國雄之精工隊友，佢對胡國雄評價極高，話佢係香港球員中，後無來者，可與尹巴士頓比較，之前亦恐怕無人能及。左丁山唔係咁諗噃，居里大概未見過姚卓然踢波，老一輩球迷相信如將胡國雄與姚卓然（同是十號仔）比較，姚卓然嘅腳下功夫與傳球技術更加細膩，香港足球黃金時代不在胡國雄代表香港年代（1971至1986），而係在胡國雄成名之前。點解咁講呢，胡國雄嗰代足球健將，未曾在國際賽為香港贏得任何冠軍，而姚卓然、莫振華、黃志強、林尚義、何應芬、陳輝洪、朱永強那一輩分別在1954和1958年亞運會代表中華民國兩奪亞運金牌，於60年代贏馬來西亞麥迪卡杯，威震亞洲。在1960年姚卓然等香港球員出席羅馬奧運，對英國以二比三僅負，姚卓然個人射入兩球，這些戰績，是後來胡國雄的香港隊無法比擬的。姚卓然在50年代曾被中華體育會挖角下山，當時報紙瘋傳，中華班主陳南昌開出年薪四萬元的天價，但姚卓然最後還是留在南華。50年代中的四萬元又比70年代的四萬元昂貴得多了！

相關文章：蘋果側寫：尋找胡國雄的故事

柳俊江 - 為甚麼新聞會變成政府喉舌

反智動物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1日

你知道六點半新聞內容總長度是多少？扣除廣告時間，大約二十二分鐘。短短的二十二分鐘，要包括香港要聞、兩岸消息、世界外電、體育新聞。每條新聞佔多少air time？不重要的已經直接扔到垃圾桶，重要的有三十秒，頗有新聞價值的可以有五十多秒至一分鐘左右，很重要的新聞通常拆開主古與配古，每條一分至分半鐘，總長度二、三分鐘。

新聞時段有多珍貴？當年董建華說話慢，經常言不及義，老經驗的編輯都會要求我們限制老董soundbite不要太冗長，二十秒也嫌多。到煲呔曾年代，經常講廢話，某採訪主任有型地拋下一句：「十五秒都畀多佢！」現在梁振英無論說話多麼沒有新意，多麼重複冗長，都一定佔據一大段新聞時段，這是以前不可能發生的。

無論如何，入職香港電視新聞行業，採訪主任一定教導你：凡事拿官方回應。以前的政府官員多少繼承英國遺風，行事謹慎，明白言多必失，更明白紙包唔住火的道理。所以對沒有十足把握的通常不回應，回應的雖然官腔較多，但指鹿為馬，老點記者之事甚少發生。亦因如此，電視電台新聞十分之習慣引述政府新聞處、警察公共關係科的說法。若然同一事件，民間和官方說法不同，傳統新聞也一定優先採用官方角度。不過到了2015年的香港，政府官員和警察的說辭已經充斥詭計謊言，傳統媒體仍然抱持舊日選材方式不放，慘成謊言共犯。

「消息人士」何許人也？

2015年6月15日，六點半的新聞頭條是《警方拘捕九人涉嫌製造炸彈；消息指被捕九人為「全國獨立黨」核心成員》，全長五分四十幾秒，佔了整個新聞時段足足四分之一。這條消息值得花這麼長的air time嗎？所謂新聞價值，可能因人而異。不過，警方在記者會上公佈的資料不多，也沒有提出過「全國獨立黨」，對在場記者提出的很多問題都不作回應，如果按照「官方」的資料，這條新聞估計不能佔多於兩分鐘。

並不奇怪的是，在這五分四十幾秒內，新聞報道引述了多次「消息人士指……」，這個「消息人士」是何許人也？從上面所述，聰明的觀眾應該明白，一定是「很官方但不願透露身份」的人士。雖然「全國獨立黨」事件製作粗疏，充滿可疑的破綻，但是在傳統媒體的全力協助下，始作俑者已經大獲全勝，一輪政治誣陷潮，看來已經迫在眉睫。

顏純鈎 - 光影風華——一個時代的美麗與哀愁

明藝‧評論   2015年6月20日

謝芳與上官雲珠曾在電影《舞台姐妹》共同演出。〔資料圖片〕謝芳與上官雲珠曾在電影《舞台姐妹》共同演出。〔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時光無情，什麼都會過去，繁華不可長在，美麗轉瞬即逝，對中國人來說，唯有苦難長相隨，莫非這是我們的宿命？

有如此的感慨，是因為不久前在電視上看到一套陳年舊片《舞台姐妹》，因此聯想起我們那個時代一長串女明星的名字，她們有的早已香消玉殞，有的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國色天香的一眾麗人，彷彿一個時代的背影，相繼掩入歷史，而一個被金錢武裝起來的革命中國，又在雷聲隱隱的原野上甚囂塵上。

《舞台姐妹》並不是一齣值得留戀的影片，雖然文革中大受批判，但整部戲的基調正是泛政治文藝政策下的產物，如此正邪分明，主題明確，故事足夠老套，人物標籤化。擔任影片女主角之一的謝芳，扮演充滿正義力量的崑曲女演員，拒絕金錢引誘，與惡勢力鬥爭，結局當然邪不能勝正。這樣的影片值得今日再提起，當然不在影片本身，只在謝芳。

謝芳以《青春之歌》成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孩子，憑着一雙深幽幽的大眼睛，渾身蘊藉的書卷氣，令革命年代的激情有高度傳染性。鬥爭使人性粗糙，唯有美麗不可抹煞，即使旗袍臃腫埋沒了身材，怒目相向時容不下溫柔靜雅，但美就在那裏，令人目眩。我們那時覺得，革命合該是美麗的，崇高與壯烈，血與火，說到底，都不是為着縱容醜陋，為着煮鶴焚琴，而如此美麗的女子獻身拯民於水火的偉大事業，使那些殘酷的歲月有相當的合理性。

謝芳與香港有點緣份，她在香港居住過兩年，父親是神學院教授，一九五○年她十五歲時才回大陸。《青春之歌》與《舞台姐妹》之外，她還主演過根據左翼作家柔石的中篇小說改篇的《早春二月》，三部影片在文革中都受到猛烈批判，被斥為資產階級情調、投降主義等等。幸運的是，謝芳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革命狂飆中，竟沒有遭遇太多苦難，文革後她復出影壇，還拍了不少影視作品，直到兩三年前還參與幕前演出，只是年華老去，又攤不上好角色，她從此也沒有什麼作品讓人記掛了。

兩位命途坎坷的女星

與謝芳在《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都合作過的上官雲珠，命運就完全不同了。上官雲珠容長臉，丰韻襲人，有一種世故的風情，或許因為演得太多歡場女子的角色，她總讓人聯想起舊上海十里洋場的民國江湖。在中國電影史上唯一一部有史詩氣魄的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裏，她飾演一個漢奸夫人，我忘記在什麼場合居然看過這部陳年黑白片，只記得她煙視媚行，一身風塵味大搶風頭。

上官雲珠大謝芳半輩，在《舞台姐妹》裏演一個次要角色，但《早春二月》的文嫂卻擔戲頗重。她演的寡婦文嫂，一個企望愛情又內心膽怯的民國女子，最終敵不過封建勢力自殺身亡，那部影片憂鬱傷感的情調，後來也成了文革大批判的標靶。上官雲珠還拍過一些革命題材的影片，不過都格格不入，她身上本來就沒有什麼工農兵的味道。

因上海市宣傳部長張春橋的安排，上官雲珠被毛澤東召見，後來在一次伴舞時，她向毛澤東訴說自己因丈夫的政治問題受牽連的委屈，事後她的境遇有點改善，可惜文革很快就來了，她的日子陰雲密佈。文革中有小道消息，說毛澤東「寵幸」過的女性名單中，有上官雲珠的名字，這種事情當然無從證實，但其時為上層鬥爭「日理萬機」的江青和林彪，都撥冗成立「上官雲珠專案組」，不擇手段要她交代與毛澤東的關係，可見伴舞和薦枕都是政治，預後凶險，不是好玩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經過專案組搧耳光拳打腳踢審訊兩個多小時後，上官雲珠被警告第二天要繼續交代，但她明白自己的生路走到盡頭了，她不想再向他人交代，只向自己作了最後的交代，凌晨時分她飛身跳樓自殺，終年四十八歲。

與上官雲珠一樣命運坎坷的還有另一位明星楊麗坤。楊麗坤只演過兩部影片，一部是成名作《五朵金花》，她憑這部影片榮獲埃及開羅第二屆亞非電影節的最佳女主角獎；另一部是《阿詩瑪》，這是中國首部寬銀幕立體聲歌舞片，文革中兩部影片都毫無例外地遭到猛烈批判。

楊麗坤在被批判時竟然說：《五朵金花》是周總理肯定的影片，江青要批判它，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那時她才二十四歲，出生在窮鄉僻壤的彝族家庭，心靈純淨如空谷幽蘭，政治理解能力只有小學生水平，她不知道當時江青已經一手遮天，而作為共和國元勳的周恩來，都要看她的臉色做人了。

楊麗坤的美是山水鍾毓靈秀，圓圓臉，兩隻眼睛會說話，笑起來滿臉陽光。十二歲入雲南歌舞團學舞，一九五九年被《五朵金花》的導演偶然發掘出來，此後又主演《阿詩瑪》，紅到國際影展上去。可惜好日子太短暫，文革中《阿詩瑪》被康生斥為「宣揚愛情至上」，遭到殘酷批判，楊麗坤被關在舞台下陰濕的黑房間裏，日夜不停審訊鬥爭，精神崩潰。從此她頻頻進出精神病院，憔悴虛胖，臉色灰黃，目光呆滯，直到一九七一年嫁給一個普通的上海工人，她長久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沒有人知道她在哪裏，是生是死。

文革剛結束，老電影工作者陳荒煤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阿詩瑪，你在哪裏？》，這篇文章引起上海記者的注意，終於把楊麗坤從茫茫人海中打撈了出來。她生了一對雙胞胎，家庭生活應該平穩，但有時仍會發作精神病，跑到電影製片廠門口去，說要等她的愛人。

楊麗坤五十八歲死於腦梗塞，一生只演過兩部影片，卻為這兩部作品賠上沉重的生命代價，就像一道流星，劃過深沉無垠的夜空，無聲無息地殞落。

三位生活平穩的女星

和楊麗坤一樣圓圓臉的王曉棠，是她們那一輩明星中最幸運的一個。王曉棠的美是那種無可挑剔的美，五官精緻，氣質脫俗，一個技法純熟的畫家，依自己想像中的中國美人的理想模樣，畫一幅油畫出來，那就是王曉棠。可是真正懾人的美，總要多少帶一點異樣出格，令人生出一點好奇和想像，王曉棠美得來太規整，太圓滿。

說起來王曉棠也主演過不少令江青們咬牙切齒的影片，她在《英雄虎膽》中演一個美軍特務，風騷蝕骨，扭腰擺臀大跳倫巴舞，令全中國的男觀眾神魂顛倒。她又和男明星王心剛合演過以海軍軍官和民兵女隊長的愛情故事為主線的《海鷹》，片中一個坐在吉普車上吃蘋果的鏡頭，因為吃得太美了，也揹上「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罪名。

她的演技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是根據長篇小說改編的《野火春風鬥古城》，在片中她一人飾演金環、銀環兩姐妹，都是國統區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姐姐性格剛烈果敢，妹妹熱情天真，王曉棠細緻把握人物性格的分寸，演出廣受好評。

文革中她也被下放六年，幸運的是得到所在地幹部群眾的保護，似乎沒遭什麼大難，只是兒子因病無人照顧不幸去世。文革後她回到八一電影製片廠，還參與策劃拍了一些影片，保持政治正確，官至廠長書記，軍銜少將。

另一位一生平穩無大風浪的女明星是王丹鳳。多年前蔣芸女士請王丹鳳和她先生柳和清吃飯，我有幸叨陪末座。我在內地時看過她主演的《護士日記》和《女理髮師》，那時面對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很安靜地坐着聽大家說話，年華老去了，眉眼間的清秀仍不染歲月風塵，彷彿從當年巧笑倩兮的活潑少女，一跳就跳到香港銅鑼灣功德林素菜館，中間掠過生靈塗炭的災難日子，她毫髮無損地回到人間。

可惜的是，王丹鳳也沒留下令人回味無窮的作品，她的美是嬌俏無邪，像鄰家少女，甘於平凡的身世，外面大鑼大鼓風雨交加，她享受小屋子裏的安寧。

另一位至今仍出現在公眾視野的明星，是秦怡。秦怡的美是懾人魂魄的美，高雅而端莊，美得來有侵略性，令人自慚形穢。抗戰時期劇作家吳祖光在重慶初見秦怡，據說「驚為天人」，後來秦怡與韓籍明星金焰在香港結婚，也是吳祖光操辦，主婚人是郭沫若。

秦怡也是容長臉，目光明亮清澈，眼神深沉不見底，語氣不徐不疾，笑起來溫婉，近年頭髮全白了，八十多歲老太太仍舊如中年婦人一般皮光肉滑。經歷過那麼多苦難，她仍保持一種豁達大度的心態，不怨天尤人，人家說她偉大，她說所有的母愛都偉大。她只是默默揹她的十字架，揹到放下了，她還是生意盎然一個秦怡。

她的十字架就是兒子，兒子年輕時就患精神病，直到五十多歲離世，都是秦怡一人在照顧，工作之外，兒子成了最大的負累，不僅要照顧衣食住行，還要陪他看病，進出精神病院。兒子發作起來追着她打，她就滿屋子跑，找地方躲，躲不過了，只好抱着頭任他揮拳，因為她是個演員，要保護自己那張臉。有一次她對兒子說：「你不能再打我了，再打我就給你打死了，我死了就沒有人照顧你」，兒子從此以後不再打她。

秦怡沒拍過多少有影響的戲，最受重視的是《女籃五號》，一個運動員訓練比賽的故事，中間夾雜少量點到即止的愛情。我另外看過她主演的《摩雅傣》，是邊境對敵鬥爭的故事，秦怡在戲中穿起傣族民族服裝，緊身的短掛，難得地性感了一回。據說為了那套服裝她曾經和導演吵架，說導演是想拍一部「色情戲」，在政治禁忌多多的時代，連穿一套少數民族的服裝都有罪惡感。

雖然活得堅強開朗，但秦怡對自己的演藝事業是不滿意的，她崇拜荷李活女明星嘉寶，曾歎說：「像我們這種演員都是什麼哦？都是些不大喜歡的角色，勉強演演。」在自己著作的序言裏，她更提到：「如果生命還能重複一次，我一定不會像今生這樣活着。」

美麗的女演員碰上好的電影角色，這種事通常只看運氣，但在政治鬥爭籠罩生活，工農兵佔領文藝舞台的大環境下，好劇本通常被閹割，導演不敢越雷池一步，演員要按「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塑造形象，在違背人性的政治壓力下，戰戰兢兢附和文化時髦，數十年「勉強演演」的結果，不能沒有遺憾。

她們辜負了自己，時代更辜負了她們。如今她們的時代過去了，逝者已矣，生者難追，她們當年那些「奉命」的作品，大多沒有藝術生命力，不會令後代瞻仰紀念，只合留在電影資料館裏，她們的美麗與哀愁，也只讓懷念她們的影迷同聲一歎。

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沉渣泛起的今日，強盛起來的中國，將有怎麼樣的文化前景，未免令人牽掛，不過這些都與她們無關了。

（作者是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