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民-香港民主發展和中國政治改革「滯後」合論
明報2005年7月28日
Vic：中共不行政治改革，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不願接受任何政治上的競爭與挑戰，無法接受有一天共產黨可以成為在野黨的可能。當權者唯我獨尊的心理，加上龐大既得利益集團自私的心態，才是中國民主化最大的障礙，檯面的理由都是蠱惑人心的託辭。人民的質素不理想，並非不行改革的理由。正如正直的人不欺負弱勢的人——人民若愚昧，當政者更有責任大力開啟民智，如不是利用人民的愚昧去剝削他們。共產黨壟斷中國數十年，今日人民質素普遍不如理想，誰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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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的草擬和立案，有關政治體制部分，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都訂有一個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行政長官的選舉，仍有一個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規定，但並無礙於選民表達其意願。美國也是由兩黨分別提名，還是間接地由「選舉人票」去決定總統人選。按《基本法》這個「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很民主的。
[Vic：此說有混淆視聽之嫌。中央及親共人士如吳先生先前一再強調，中央對特首有實質任命權，意謂若港人選出北京不接受之人選，中央可不任命。中國並非有民主傳統之國家，更無法治精神，若要在提名委員會上做文章，定出種種有礙自由普選之條件，是一點也不意外之事。美國的總統選舉雖非直選，但選舉人票制度是聯邦制下兼顧全民以及各州意志之產物，無礙民主的本質。另外，雖然共和及民主兩大黨以外的候選人幾乎不可能勝出，但一點也不妨礙兩黨以外的人士參選總統。拿美國的情況來與香港比較，實在不淪不類。]
這個最終的目標什麼時候可以達成呢﹖《基本法》的附件說明最快在回歸10年以後，即07、08年，最慢呢，沒有說。《基本法》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最慢也不應等50年。50年後，相信大中華早已完成統一，共同奉行一個最新的人人快樂富裕的大同社會制度。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當時的心態是樂觀的。他心?想的，是兩種制度終將會慢慢靠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和成一種更符合人類發展的社會制度。可不是嗎，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福利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呢，私營經濟正在急速發展，有的省份更佔了八九成，這不是一個融和的趨勢麼。
「凍結」香港政制的民主進程
香港《基本法》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產生辦法，以附件的形式出現，據當年的姬鵬飛主任的說法，是「比較靈活」、「方便必要時作出修改」。而附件中未加規定07年以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正是為了必要時作出修改的伏筆。
但是回歸8年以來，特別是近3年，香港的政治生態與當年訂定《基本法》時的樂觀估計背道而馳。反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行政長官個人的思潮此起彼落，有時矛頭又指向中央政府。西方某些國家或公開或秘密地進行某些挑撥行動，以配合其圍堵崛起中國的戰略措施。
中央審時度勢，為保證香港形勢的穩定，決定凍結香港政制的民主進程。根據《基本法》第158條所賦予的權力，緊接著2004年4月6日對《基本法》附件一、二的解釋，在不夠20天的時間，再對07、08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選舉作出不實行全面普選的決定。
[Vic：事實證明，相信嚴格實行政治專制的政權會允許香港政治民主化，真是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
香港政治生態加深中央憂慮
中央所作出的決定，是針對香港的政治生態而作出的。決定「香港實行民主選舉的歷史不長」，立法會議員直選和功能組別的選舉各半的格局，「對行政主導體制的影響尚有待實踐檢驗」。對07以後的選舉辦法，社會上「仍存在較大分歧」。實質上是，中央對香港政治活動中的反共勢力囂張表示憂慮，對外國勢力插手香港政局有所警惕，對普選能否選出愛國愛港人士有所擔心。兩次的七一遊行，加深了中央對香港局勢的憂慮，也加強了中央下定決心干預香港政制改革的發展。
只有一個和諧社會和穩定的政治生態，才能加速香港政制的民主進程。相反，政客們的大動作，煽情的口號，牽涉外國勢力的蛛絲馬跡，把民主普選的口號喊得半天響，反而成為香港民主進程的阻力。
[Vic：動不動就祭出勾結外國反華勢力這頂帽子，不想想中共當年與蘇共的親密關係。如果說香港社會不和諧，政治生態不穩定，那麼，政治體制不民主，追不上香港社會其他各方面的水平，正是一大原因，反而藉此說香港不應加快民主化，實在是胡扯。兩次七一遊行怎麼了？香港人普遍引以為榮，中共卻厭惡恐懼，只是突顯這是一個與民為敵的政權。]
鄧小平倡導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內地的政治改革也是如此。打倒「四人幫」，實行改革開放，人心興奮，領導人也興致勃勃，開始提倡民主和法制 [Vic：中國只知法制，不知法治，法制再健全也只會是流治者的工具。]。鄧小平並在1980年8月18日提出了一套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包括提倡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不應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要求廢除終身制和家長制，特別是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現象，並且借毛澤東的話，讚揚西方法制，說蘇聯斯大林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種事不可能在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發生。一時間，政治改革，似乎箭在弦上，將與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並駕齊驅了。
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包括一部分開明而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幹部，不少缺乏對中國國情的足夠估計，特別是中國有長期的封建傳統、封建習慣和封建思維，而在解放以後中國官僚體制中仍根深柢固地潛存著，其所形成的強大既得利益集團和保守勢力不可低估。這些人或明或暗地扺制某些改革開放的政策，也阻撓民主和法制的進程。借用「文革」術語，「兩條路線的鬥爭」仍然存在。
[Vic：這些人是哪些人？中共壟斷中國政治數十年，自身腐敗墮落至無可救藥的地步，無法自我革新又不容許政治上的競爭，要怪誰？]
為改革開放路線幫了倒忙
青年學生既不認識中國政治的深層次的東西，更不知天高地厚。學生運動此起彼伏，結果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幫了倒忙。外國勢力也以為有機可乘，策動「和平演變」，更加大了保守力量壓制民主的藉口。結果演變成震動中外而雙輸的「六四風波」，幾乎斷送了改革開放的前程。
[Vic：嗚呼！你共產黨內鬥個不亦樂乎，卻來怪青年學生幫改革派的倒忙？改革派怎麼了？改來改去改不了冷血的獨裁本質。和平演變——和平邁向民主法治，結束一黨專政，不正是最符合全民利益之事嗎？]
「六四」使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方案被迫束之高閣，他自己也終於在這個立場上後退。往後十來年，法治尚有進展，民主卻是滯後。雖然誰都會說說加強社會主義民主的話，但誰也不敢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中動大手術。
[Vic：被迫？被誰迫？自己錯誤的選擇，卻要說成被迫？]
發展是大道理，穩定也是大道理。但說穩定壓倒一切的時候，政治改革便變成一個禁區了。
[Vic：穩定是屁道理，穩定論只是既得利益者蠱惑人心的歪理。穩定壓倒一切這種屁話最能反映獨裁者的心態。]
有人認為，政治改革取決於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態度，保守或者開放，繫於最高領導層。這話不完全對，應該說，國內外的形勢才是決定的因素。美國的霸權主義，從圍堵俄羅斯的周邊國家，策動所謂「顏色革命」﹔到推動日本右派挑起中日矛盾，插手干預海峽兩岸事務﹔從對華貿易中搞雙重標準，威脅限制中國貨入口，攔阻中國正常的收購石油公司的商業行動，到叫囂迫使人民幣升值，這種種反映國外形勢並不太平。
[Vic：首先，中海油要收購優尼科，絕非正常商業行動——有什麼商業收購可以獲得國有母公司條件較國家發債更優惠的貸款？美國霸權行為由來已久，外國骯髒的政權何其多，但只要與中共友好，中國什麼時候對他們大義凜然過了？拿外部的壓力來迴避政治改革，轉移注意力，只是下三濫的手段，卻足以愚弄受了數十年愚民教育的老百姓。]
改革取決於國內外形勢
至於中國內部貧富懸殊會不會導致社會動盪的「拉美化」，是中央關注的課題。倡建「和諧社會」的同時，已暴露了更多的社會失衡的情況。如何理順種種矛盾，可能得出「穩定發展」比「深層改革」更重要的結論。有人認為只有政治改革才是民主和諧社會的根本之道，但中央領導人可不是這樣看。政治改革易發難收，未必一下子獲得好處。搞得不好，更易引起思想混亂和社會紛爭。蘇聯東歐解體後的「政治震盪」，引致他們的經濟發展速度比中國慢，實為中國領導人提供論據。
[Vic：是誰思想混亂？中共不行政治改革，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不願接受任何政治上的競爭與挑戰，無法接受有一天共產黨可以成為在野黨的可能。當權者唯我獨尊的心理，加上龐大既得利益集團自私的心態，才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檯面的理由都是蠱惑人心的託辭。]
批評「滯後」未必正確
香港的民主選舉押後進行，說是有利於行政主導體制的有效運行，有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所以未必是壞事。同樣，中國內地深層次的政治改革，應在「以民為本」的原則下，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別是農民的生活水平，縮小貧富差距和增加社會福利，整飭吏治，清除腐敗，初步建立「和諧社會」後進行。用「滯後」來作指摘，未必是正確的觀點。
[Vic：以民為本？以什麼民為本？不行深層政治改革，腐敗能除嗎？騙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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