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 - 君子的天真與悲劇(舊文轉貼)

2005年7月10日

1997年，我三年的大學生活進入最後一個學期。那時，董建華已當選第一屆行政長官。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因為一個小組作業聚頭，其中一位女同學已獲政府聘為政務官(AO)。我們談到董先生當選的事——你知道我有多愛談政治，談話的內容已記不清楚，只彷彿記得我和這位未來的AO你來我往，說得起勁。我那時候比現在更加naive一些，大概是很熱血地表達自己對特首選舉並非真選舉，董建華只是中央欽點的憤慨。候任AO好像是說了一句：「或者他也是身不由己。」我就更慷慨激昂的說：「果真如此，這是董建華個人的悲劇，也是香港人的悲劇。」

今年董先生終於榮升國家領導人，未能完成第二個特首任期。香港人舒一口氣之餘，回首建華八年，心中作何滋味？而我九七年的無心之語，算不算是一語成籤呢？

我當然不是有什麼先見之明，事實上我常常後知後覺。又有誰能預見八萬五、數碼港、沙士風暴以至廿三條立法事件？我回歸前對香港前途最感不安的，就是北京不足信，高度自治將名不符實，香港社會將有本質上的改變，以致香港作為華人城市所特有的無形資產逐漸被蠶食殆盡。我畢業前到當時的Price Waterhouse與一位鬼佬partner作final interview，不識時務地又談起政治，表達自己對香港前景的擔憂，結果是話不投機——這位partner說，看看上海的發展，香港何用擔心北京會限制香港的人權自由。唉！年少無知的代價，就是失掉了進入這間當時我心目中首選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機會。

悲觀者的悲觀預期得到證實，往往沒有多少樂趣可言——你總不好到處對人說： 早跟你說過嘛！而在預期應驗前，悲觀的言論往往神憎鬼厭，會被認為是「唱衰」。但是，理性的悲觀審慎往往有益無害，而一廂情願、盲目樂觀卻往往陷人於絕境——比如對回歸時超高的樓價不知警惕，還非常樂觀地加碼投入。

近日讀畢練乙錚先生在信報發表的浮桴記，講述他自1998年起任職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的「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頗有收獲。1994年我入科大就讀時，練先生是商學院本科生的課程主任，非常「親民」，常與學生傾偈，可惜當年未有把握機會多向他請益。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不要浪費時間唱卡啦OK。練先生說，他是少數在1996年在政、經兩方面都看淡香港前景的人。悲觀得如此有先見之明，相信定是寂寞得很了。

浮桴記可觀處甚多，但以下兩段最能觸動我：

「董先生愛國，但跡近盲目。他早就知道我的政治觀點，也容得下我，但總不免多次語重心長引導我愛國愛黨，說：『乙錚，你要多回內地看看啊，袓國發展一日千里，方向對頭，尤其是上海……』我的愛國心(如果還有一點點的話)比較複雜，看內地的發展也比較複雜，那是我自己的經歷使然。董先生既是我的上級，年紀又比我大，我不好和他在這類問題上議論太多，每次他這樣跟我說話，我只好支吾以對。我想，總有一天，他會想得複雜一點。

我沒有錯。有一陣子，他每從內地各地開會或參觀學習完回來，見到我或其他同事，總是對某個他遇上的地方或部門黨政領導由衷地讚不絕口：Ａ真是精明能幹；Ｂ真是有魄力有學識；Ｃ真可說是國內新一代領導人的典範……中國的前途就在他們身上看出……。剛巧就是那一陣子後不久，那些Ａ、Ｂ、Ｃ等竟相繼發生政經事故，一個一個倒台。董先生看在心裡，大概也從此知道天下事一般比較複雜；以後也就少聽到他稱讚什麼領導人了。董先生總是以君子之心，度很多小人之腹，遂以為『六億神州盡舜堯』。不過，此事之後，我倒有點替他難過；我還記得我自己當年開始懂得這種世事複雜時的感覺。」

我想，董建華為人非常君子，那是可信的。但是，君子被放在不恰當的位置上，越是位高權重，為害就可能越大。君子往往有強烈的使命感，但又可能非常迂腐，如果再加上對世事太過天真，出任政治領袖，結果就很可能像董先生這樣，無論對他自己，還是對社會，都是一個悲劇——雖然(經由黃子華的楝篤笑)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笑料。董先生對練先生的勸說，如果由黃子華用「無炭用」中模倣語氣說出來，一定很爆笑。

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進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每次我聽到人家一面倒讚揚中國已經如何先進強大，心中總是莫名的強烈反感。我可以理解人們喜歡向好的一面看，但是對於中國社會上嚴重的不公不義、精神道德上普遍的失落虛無視若無睹，這又算什麼呢？是無知還是墮落？ 世界熙熙攘攘只為利？如是故，中國社會駭人聽聞的黑暗面，我們不聞不問不面對，世界自然就會日趨美好？中國果真進步，為何國民連起碼的資訊自由都不能有？

上文觸動我的，還有loss of innocence這一點。董先生幾十歲人才了解「六億神州盡舜堯」只是幻象，是幸還是不幸？幸的是有幾十年的時間他可以抱持單純樂觀的心態看國家，不幸的是，人老了理想才幻滅，這種失落難過，如何消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