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 - On the sufferance of the dictator (舊文轉貼)

——讀王怡「統治是從幼兒園開始的」有感
2005年11月17日

六歲的藏族女孩要表達對助學人的感激，會寫「感謝***，感謝全國人民」，六十歲的父視動輒「感謝黨，感謝領導」，這就是共產黨教育下的人民。專制之恐怖，是令人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這實在是極深沈的悲哀。控制別人的思想，是最嚴重的反人道罪行。

思想被控制了，語言焉能自由？還有何獨立的人格可言？專制下的教育，目的不是啟蒙，而是蒙蔽與奴化，此所以現在的北大被稱為是「高級奴才培訓基地」。

在中國，本地的同事一見reach an agreement/consensus，一定譯為「達成一致」。他們接受慣了官方資訊，思想裡只有「一致」，而沒有求同存異的「共識」概念。因為在專政體制下，凡事要求「一致」，「共識」意味著有異見，而異見是要撲滅於萌芽狀態的。所以，香港人要醒醒了，官方說政制發展必須在港人有共識的基礎上推進，真正的意思是，只要民意「不一致」（not unanimous），政制發展只會繼續進行民主散步，而不會有民主進步。

在中國的媒體上，現在台灣不管以什麼名號出席國際場合，如前不久在澳門舉行的東亞運動會，都會被稱為「中國台北」，與「中國香港」以及「中國澳門」並列。「中華台北」已經夠委屈了，還要「中國台北」？而且，台灣就只是台北而已嗎？香港與澳門已回歸中國是人所皆知之事，仍要無時無刻冠上「中國」兩字，這是什麼心態？

先是壟斷了武力（只有黨軍而沒有國軍），繼而壟斷一切權力，人民想什麼、信什麼、聽什麼、看什麼、說什麼、做什麼，都受嚴格管制。極端時，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想想各種政治運動中，那些被迫表態、被迫互相揭發、被迫批鬥親友的人吧。至今，落入中共手上的異見人士，不是還要自我檢討、簽下悔過書，「坦白」以求「從寬」處理嗎？在中共手上，是沒有保持緘默的自由或權利的。

中國人民目前享有的一點點自由，是極端脆弱的，因為這是專制政權勉為其難之下所准許的自由（freedom on the sufferance of the dictator），而不是法治制度下受保障的自由。香港人享有高度的自由，法治亦未崩毀，但一天沒有民主制度，在獨裁的中央政權下，自由與法治都是脆弱不堪的——這就是普選必須早日實現的原因。

啟迪民智的誠意

人民水平太低，正正是專制下愚民政策的惡果，如果這可以當作不發展民主體制的理由，專制的罪惡就可以千秋萬載地延續下去。看不起愚夫愚婦是人之常情，但是，這不代表任何人有權去剝削他們。精英階層若沒有啟迪民智之心，而是抱持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態，以操控愚夫愚婦為樂事，以剝削無權勢者來滿足私欲，則不論表面上是專制還是民主，均是敗德的罪惡體制。近代西方民主國家spin doctors大行其道，這些專職不擇手段操控輿論、混淆黑白、扭曲是非的高智混蛋，代表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種反動。而在華人社會，最精於spin的，則要數民進黨了。

在先進國家，商業上壟斷尚且被視為罪行，政治壟斷之罪惡，就更不用說了。中國要有希望，民主之路是必定要走的，這就意味著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必定要終結。因此，結束一黨專政是理直氣壯之訴求。任何維護獨裁政體之力量，都是與民為敵的。任何以社會穩定為理由、支持維持現狀的言論，都只是蠱惑人心或愚昧之辭。

一個真正和諧穩定的社會，絕對不是多數人被愚弄被壓制的社會。中國數千年封建皇朝的盛衰更替，多少次的生靈塗炭，為何我們仍然學不到教訓？自己不爭氣，別人發展出好的政治制度，為何還不虛心學習？國家的正途那麼明顯的擺在眼前，我們還在猶豫什麼？

（有關專制政體，大家有空可以看看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與《1984》這兩部天才之作，非常適合中國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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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統治是從幼兒園開始的
2003年5月29日

(以下為文章最後一部分，全文見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0689.html)

兩年前有一位歌星去西藏演出時，去看望她捐款助學的一位藏族女孩。這位女孩很開心，且並不知道她是歌星，臨走的時候，小女孩抱著她的頭哭了，然後遞給她一張紙，上面彎彎曲曲寫了一句話。到此刻為止，這是一個屬於個人領域而非公共領域的事件，並在我們想象中包含著無權勢者的真實情感和獨立的思想。但小女孩紙條上那句話，卻讓這件私人事件突兀的顯出被統治者的格式化思想。那紙條上寫著：「感謝*** ，感謝全國人民。」

我們不懷疑小女孩表達感激之情的真誠，問題在於無權勢者一旦想要思想，就立刻成為思想上的被統治者。意識形態教育的惡果就破門而入，除了這句她從小耳聞目染的代表了最高語言規格的話之外，她所受的教育幾乎沒有為私人情感的表達留下足夠的話語空間。她的語言能力及其邏輯，是一種將一切個體欲望都化為公共欲望，將一切私人空間都拖入公共空間的意識形態語言。正是這種語言構成了一種專制社會的操作平台和民眾基礎。

大多數無權勢者從七歲孩童到垂垂老者，在大多數公眾領域必須也只能借助於這樣一套思想尋求表達的可能。昨天看見電視上一位老父親與在隔離狀態中的女兒進行可視通話。他的女兒是護士長，因為治療SARS病人已經一周未回家。這位父親顫慄的聲音，一開頭就直奔「**領導」最近的講話，要他的女兒「堅定信心，敢於勝利」。我聽到此話傷心極了，因為無論這位父親將來能否擁有一張平等的選票，他都注定是一個被統治者。一個被統治得淋漓盡致的無權勢者。

(鳳凰衛視的一個直播節目上，兩名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師被恐怖分子劫持，警方在艱苦作戰後，線人說他們被救出來了。鳳凰在第一時間連線其中一位在中國農村焦急等待消息的老父親。老父親第一句話就是：感謝黨，感謝領導……後來的事情也很悲劇，鳳凰連線的這位父親的兒子其實已經遇難了，然而心急的鳳凰沒有確認信息來源的真實就給人家希望，最後只能讓別人狠狠的摔下來。)

民眾的大多數無論沉默還是喧嘩，在被壟斷的教育中，在被壟斷的新聞中，在一切精英人物掀起的時尚中，都是值得同情的烏合之眾，而不是什麼膜拜和讚美的對象。一個平衡的政治制度必須尊重他們在私人領域內的自治，但也必須提防他們對於公共領域的衝擊。獨立的思想對於整體意義上的民眾而言，幾乎永遠是不可奢求的。承認這一點就是承認政治的命運。而承認了這種命運，就會對政治權力壟斷教育和專制輿論的行為深惡痛絕。因為這種專制甚至比貴族政治和君主政治更加殘忍。它對待民眾的態度已經近似於豬狗，因為為了訓練受教育者在公共領域內的服從和認同，就必須直接傷害民眾在私人領域內的尊嚴。相比之下，貴族政治直接憑藉榮譽和智慧而對於民眾的統治，反倒能為民眾留下私人領域內的尊嚴，立下公共領域內的榜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連馬克思也承認沒有思想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只有當公共權力放棄政教合一和對於教育與出版的壟斷，民主對於無權勢者來說才是有意義的，思想對於無權勢者來說才是可能的。而教育才在本質上成為一種教育，而不是一種統治和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