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4日 星期五

Vic - On the sufferance of the dictator (舊文轉貼)

——讀王怡「統治是從幼兒園開始的」有感
2005年11月17日

六歲的藏族女孩要表達對助學人的感激,會寫「感謝***,感謝全國人民」,六十歲的父視動輒「感謝黨,感謝領導」,這就是共產黨教育下的人民。專制之恐怖,是令人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而不自覺,這實在是極深沈的悲哀。控制別人的思想,是最嚴重的反人道罪行。

思想被控制了,語言焉能自由?還有何獨立的人格可言?專制下的教育,目的不是啟蒙,而是蒙蔽與奴化,此所以現在的北大被稱為是「高級奴才培訓基地」。


在中國,本地的同事一見reach an agreement/consensus,一定譯為「達成一致」。他們接受慣了官方資訊,思想裡只有「一致」,而沒有求同存異的「共識」概念。因為在專政體制下,凡事要求「一致」,「共識」意味著有異見,而異見是要撲滅於萌芽狀態的。所以,香港人要醒醒了,官方說政制發展必須在港人有共識的基礎上推進,真正的意思是,只要民意「不一致」(not unanimous),政制發展只會繼續進行民主散步,而不會有民主進步。


在中國的媒體上,現在台灣不管以什麼名號出席國際場合,如前不久在澳門舉行的東亞運動會,都會被稱為「中國台北」,與「中國香港」以及「中國澳門」並列。「中華台北」已經夠委屈了,還要「中國台北」?而且,台灣就只是台北而已嗎?香港與澳門已回歸中國是人所皆知之事,仍要無時無刻冠上「中國」兩字,這是什麼心態?


先是壟斷了武力(只有黨軍而沒有國軍),繼而壟斷一切權力,人民想什麼、信什麼、聽什麼、看什麼、說什麼、做什麼,都受嚴格管制。極端時,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想想各種政治運動中,那些被迫表態、被迫互相揭發、被迫批鬥親友的人吧。至今,落入中共手上的異見人士,不是還要自我檢討、簽下悔過書,「坦白」以求「從寬」處理嗎?在中共手上,是沒有保持緘默的自由或權利的。


中國人民目前享有的一點點自由,是極端脆弱的,因為這是專制政權勉為其難之下所准許的自由(freedom on the sufferance of the dictator),而不是法治制度下受保障的自由。香港人享有高度的自由,法治亦未崩毀,但一天沒有民主制度,在獨裁的中央政權下,自由與法治都是脆弱不堪的——這就是普選必須早日實現的原因。


啟迪民智的誠意


人民水平太低,正正是專制下愚民政策的惡果,如果這可以當作不發展民主體制的理由,專制的罪惡就可以千秋萬載地延續下去。看不起愚夫愚婦是人之常情,但是,這不代表任何人有權去剝削他們。精英階層若沒有啟迪民智之心,而是抱持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態,以操控愚夫愚婦為樂事,以剝削無權勢者來滿足私欲,則不論表面上是專制還是民主,均是敗德的罪惡體制。近代西方民主國家spin doctors大行其道,這些專職不擇手段操控輿論、混淆黑白、扭曲是非的高智混蛋,代表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種反動。而在華人社會,最精於spin的,則要數民進黨了。


在先進國家,商業上壟斷尚且被視為罪行,政治壟斷之罪惡,就更不用說了。中國要有希望,民主之路是必定要走的,這就意味著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必定要終結。因此,結束一黨專政是理直氣壯之訴求。任何維護獨裁政體之力量,都是與民為敵的。任何以社會穩定為理由、支持維持現狀的言論,都只是蠱惑人心或愚昧之辭。


一個真正和諧穩定的社會,絕對不是多數人被愚弄被壓制的社會。中國數千年封建皇朝的盛衰更替,多少次的生靈塗炭,為何我們仍然學不到教訓?自己不爭氣,別人發展出好的政治制度,為何還不虛心學習?國家的正途那麼明顯的擺在眼前,我們還在猶豫什麼?


(有關專制政體,大家有空可以看看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與
1984這兩部天才之作,非常適合中國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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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 – 統治是從幼兒園開始的

2003年5月29日

(以下為文章最後一部分,全文見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10689.html)


兩年前有一位歌星去西藏演出時,去看望她捐款助學的一位藏族女孩。這位女孩很開心,且並不知道她是歌星,臨走的時候,小女孩抱著她的頭哭了,然後遞給她一張紙,上面彎彎曲曲寫了一句話。到此刻為止,這是一個屬於個人領域而非公共領域的事件,並在我們想象中包含著無權勢者的真實情感和獨立的思想。但小女孩紙條上那句話,卻讓這件私人事件突兀的顯出被統治者的格式化思想。那紙條上寫著:「感謝*** ,感謝全國人民。」


我們不懷疑小女孩表達感激之情的真誠,問題在於無權勢者一旦想要思想,就立刻成為思想上的被統治者。意識形態教育的惡果就破門而入,除了這句她從小耳聞目染的代表了最高語言規格的話之外,她所受的教育幾乎沒有為私人情感的表達留下足夠的話語空間。她的語言能力及其邏輯,是一種將一切個體欲望都化為公共欲望,將一切私人空間都拖入公共空間的意識形態語言。正是這種語言構成了一種專制社會的操作平台和民眾基礎。


大多數無權勢者從七歲孩童到垂垂老者,在大多數公眾領域必須也只能借助於這樣一套思想尋求表達的可能。昨天看見電視上一位老父親與在隔離狀態中的女兒進行可視通話。他的女兒是護士長,因為治療SARS病人已經一周未回家。這位父親顫慄的聲音,一開頭就直奔「**領導」最近的講話,要他的女兒「堅定信心,敢於勝利」。我聽到此話傷心極了,因為無論這位父親將來能否擁有一張平等的選票,他都注定是一個被統治者。一個被統治得淋漓盡致的無權勢者。


(鳳凰衛視的一個直播節目上,兩名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師被恐怖分子劫持,警方在艱苦作戰後,線人說他們被救出來了。鳳凰在第一時間連線其中一位在中國農村焦急等待消息的老父親。老父親第一句話就是:感謝黨,感謝領導……後來的事情也很悲劇,鳳凰連線的這位父親的兒子其實已經遇難了,然而心急的鳳凰沒有確認信息來源的真實就給人家希望,最後只能讓別人狠狠的摔下來。)


民眾的大多數無論沉默還是喧嘩,在被壟斷的教育中,在被壟斷的新聞中,在一切精英人物掀起的時尚中,都是值得同情的烏合之眾,而不是什麼膜拜和讚美的對象。一個平衡的政治制度必須尊重他們在私人領域內的自治,但也必須提防他們對於公共領域的衝擊。獨立的思想對於整體意義上的民眾而言,幾乎永遠是不可奢求的。承認這一點就是承認政治的命運。而承認了這種命運,就會對政治權力壟斷教育和專制輿論的行為深惡痛絕。因為這種專制甚至比貴族政治和君主政治更加殘忍。它對待民眾的態度已經近似於豬狗,因為為了訓練受教育者在公共領域內的服從和認同,就必須直接傷害民眾在私人領域內的尊嚴。相比之下,貴族政治直接憑藉榮譽和智慧而對於民眾的統治,反倒能為民眾留下私人領域內的尊嚴,立下公共領域內的榜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連馬克思也承認沒有思想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只有當公共權力放棄政教合一和對於教育與出版的壟斷,民主對於無權勢者來說才是有意義的,思想對於無權勢者來說才是可能的。而教育才在本質上成為一種教育,而不是一種統治和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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