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 - 刪改的「藝術」

明報   2014年8月31日

〈刪改的藝術〉，是內地著名出版家俞曉群一篇文章的題目，我稍做了手腳，在藝術一詞加上引號，也屬刪改一法。

不是讀了俞先生寫的〈書香憶，最憶是董橋〉及〈刪改的藝術〉兩文，根本不曉得董橋在內地出版的散文，原來有些經過高手沈昌文先生為了「曲線出版」而加以刪改過的。

自從羅孚先生寫了〈你一定要看董橋〉，惹得內地讀書人心癢癢，非讀讀董橋不可。有人果然讀到了，借俞的話把董文「化成一塊石頭，投向『思想解放』的湖水中，激起陣陣波瀾」。於是有心有力的出版人就想盡辦法讓董文在內地面世。但礙於作品中「包含着一些『不合時宜的內容』，不出捨不得，出了不合適，此時就需要編輯刪改了」。由於董書「妙文連連，但語言間不合時宜之處更多」，終由沈高手「動手修修掩掩，只求平安上市。他把一些章句弄得天衣無縫，似乎真是作者所撰」。據考究其中一文一共刪了151個字，「恰恰刪去『點題之筆』」。這回刪得連俞先生也看不懂了。如此曲線出版，不是忠於自己的作者接受得來，難怪董橋託林道群帶話：「書中不合適的文章，可以刪除全文，千萬不要像沈先生那樣辛苦，逐字改動。改得雖好，卻不是作者的文字了。」說來十分婉轉，也話中有話。

我深信出版者是一番苦心，沈先生說過四個字，這動作叫「跪着造反」，真夠淒涼。俞先生進一步解釋：「不能圖一時之快，失去話語的權力。」

這種「藝術」，香港人要學得否？唉！

阿離訪問吳靄儀：後佔中不會原地踏步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1日

【明報專訊】近月，香港人被一片恫嚇包圍。「有票，真係唔要？」的設（反）問句出現在電視、街道、公共交通工具上——幾近無處不在。彷彿告訴香港人：你唔袋住先，大家一拍兩散。然而，袋住咩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今天就政改方案表決，早已甚囂塵上的「三閘」草案規定，參照目前選委會產生的提委會將維持1200人，四大界別比例不變，而特首參選人出閘須獲過半數提委會支持，候選人數目則限於2至3人。依此框架，泛民可謂無望入閘。

2010年，余若薇在與曾蔭權的政改辯論中說過一句名言：「我情願原地踏步，都唔要行差踏錯。」

但吳靄儀說，「唔袋住先，唔等於原地踏步，因為社會係唔會原地踏嘅。」

接受普選幌子 港人將「一戙都無」

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日前發表文章，斷言香港並無「袋住先」的空間，必須死力撐住向方案說不。在她看來，這張票，並非實踐普選的通行證，卻可能是斷送民主的賣身契，「你以為有甲乙丙3個畀你揀？一定唔會！中央一定知佢想要甲，其他都係陪跑。（即係連利益集團板塊之爭都無埋？）無架！唔會有板塊之爭，有又點呢？其實中央一定唔會令到甲同乙有得爭，唔會話甲又好乙又好，佢係『我要呢個就係呢個人』，要百分之一百嘅安全系數。你估中央好想見到好似上一次建制派嘅人大打出手（梁唐之爭）？所以一定係董建華式選舉。有票都唔要？有票都無用！」

消息指，中央不排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有調整空間，然而吳靄儀認為，提委會絕不會開放。事實上，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北大教授陳端洪也曾明指，不論提委會的組成怎麼修改，都會以「愛國愛港陣營」佔大多數，確保「對抗中央」的人不能出閘。意即，提委會就是活脫的篩，經此制度生產出的特首，「可以話自己係普選出嚟，佢可以做到嘅嘢係遠遠勝過而家嘅特首」。往後港府要推行與港人意願相違的政策，只要拋出由「普選」鍍上的認受性，再加以「周融式動員」製造「民意」，便莫之能禦，「喺立法會佢簡直唔使理你！」吳靄儀一提嗓音，模仿那篩選特首之傲慢語調：「『我係150萬人選出嚟，你係分區乍喎！』你都唔使講嘢呀！你簡直一戙都無！」

吳靄儀直言，這次並非2010年密室談判得來的「增加民主成分」的階段性方案，卻是接受了一套中央着意的、不可逆轉的制度，「點解中央要改善個制度？佢覺得非常之好呀！（中央都好想快啲搞掂普選？）Of Course！唔知邊個咁本事話中央都好願意原地踏步，你就想呀！中央係非常之介意原地踏步，因為你下次又爭？咁咪永無寧日？從中央思維，百分之一百控制香港，就有百分之一百國家安全，係外國勢力無辦法入侵嘅，係好事！」港人若「袋住先」，《基本法》45條便達到，他日要改革選舉機制難過上蜀道，「你用咩力量去改呢？」

泛民「唔准佔中」 一票不能少

當下泛民議員身受各方施壓，被搜被批被抹黑，吳靄儀深感憂惜。面對一片哪門哪黨會否佔中的紛爭，她鏗鏘一句：「泛民唔准佔中！」「佢佔中畀人拉咗咪少咗一票！」16年議政生涯，她深明議員之責乃守住立法會防線，「泛民議員如果唔投反對票，去阻截呢個會毁滅香港嘅制度，佢係對唔住香港人」。有意見認為應再辦一次公投，以證明港人不接受「袋住先」，好令議員一票更有民意基礎，然而吳靄儀卻決斷道：「如果我喺立法會，我一定唔會袋住先。如果有啲人話我哋想袋住先你又唔袋，咁你（下屆）唔好再選我。」說來雙目炯然直視，「呢個係良心問題，你睇得到香港會變成點。你今日坐喺呢個位，你要對香港負責，對自己嘅良心負責」。

權力對人之限制，乃誘使人們為己身設限，相信目下只有「袋」與「不袋」，自己把無數可能性抹殺，「唔改而家嘅制度，唔等於原地踏步，因為社會係唔會原地踏步，反而係幫我哋保留一個空間等香港可以發展落去」。

後佔中方向：令政黨「變形」

吳靄儀預計，佔中必然發生，並很大機會悲劇收場；然而，運動精神卻將如離離原上草，迎春風歲歲生長。她認為，佔中有其歷史意義，最重要的成就是改變了港人思維，「以前覺得民主係政府畀、北京畀、議員要幫我哋爭取，而家佔中提出嘅意念係參與，為民主承擔嘅文化」。其次，佔中令抗爭者感受到一種同在共存之親厚，透過建立彼此的連繫拭去民主路上的孤單；第三，佔中是一個充權過程，令民間組織與行動者增強自信，鼓勵更多自發性組織的直接行動。

近月的風聲鶴唳中，文人學者紛紛悲嘆香港「好大鑊」。縱橫政壇和公民社會數十年的吳靄儀也坦言，當下中央政府對港策略是無底線的，「無論係民意又好，國際形象又好，經濟又好，香港係治定亂，佢都似乎無顧忌」。明刀式的執法機關調查，暗箭式的抹黑攻擊，如雪片刮臉。面對龐大的政權暴力，公民社會何以制衡？吳靄儀認為，後佔中應繼續發展佔中所開拓的3個方向：參與思維的覺醒，組織串聯與建立，以及實際行動。她認為，以香港為本位的民主發展，不應只集中於民主政制，還包括經濟政策、土地規劃，與及各種社會議題的思考與改革，「要從香港市民點樣得益嘅方向去思考」。她強調，本土意識並非劃地為牢式的自困香港，或盲目排斥大陸的一切，而是扛起為香港着想的最大責任，思索香港如何挺直背，面對中國、面向世界，「香港要生存，必然要喺世界有位置，要對他人有貢獻。如果我哋對世界無貢獻、對中國無貢獻，我哋係唔會生存得到！」

各種思想之交流派生，需要論壇，而討論後更要實踐。行動要成功，必須結合政治力量——民間組織必須與政黨合作。吳靄儀認為，後佔中急需思索的是如何令政黨「變形」：「民主政制下必然有政黨，政黨好多時令我哋好失望，但我哋嘅做法唔係摒棄政黨，而係令到有更好的政黨出現。我哋點樣改革政黨，令佢哋成為一種健康力量。」民眾大可以不同方式改革政黨，例如直接加入政黨，或經濟支持，甚或恆常監察政黨。她以反高鐵為例，由民間團體游說議員，施加壓力並提供重要資訊，改變議員在議會的取向，繼而影響政府的政策實施。

「作為一個人，你願唔願意自主？」

談到後佔中的未知，人心惶惑。但佔中前已可見犬儒與保守力量在呼嘯噬咬。佔中後，要如何面對來勢洶洶的保守勢力？「傾囉！最重要係你有無一個討論嘅空間。」吳靄儀正色道，「一定要尊重真心反佔中嘅香港人」，「有保守勢力抬頭係咪好事？絕對好！激進勢力抬頭係咪好！好事啦！最唔好係大家都話唔好搞咁多事，阿爺話事，咁就實死！」民主，就是有兼容百川之海量。記者問，在中央無底線的權力下，港人如何維持這個空間？她即時尖銳指正：「你睇你嘅用字！『維持』呢個空間，唔係『維持』！而係要挖開佢嘛！」

有人認為，未來的香港即使有真普選，以港人的現實品性，依樣會選出「愛國愛港」人士，吳靄儀朗笑反駁：「如果係香港人選咗梁振英出嚟呢，咁我梗係好激氣啦！呢個係自己學藝不精！點解俾個咁嘅人選咗上去！但真正嘅普選制度，係你選咗佢出嚟，你都可以拉佢落馬！」普選的重中之重，在於建立公平制度，而非只着重哪人當選。「我哋每個人都有份決定自己嘅命運。呢個社會唔係一個人講，就決定到。我哋有權參與決定香港嘅命運。」港人一向有種「唔好搞咁多嘢」的積習惰性，而後佔中更要推動一種自主的覺醒，「我哋嘅dignity係邊呢？就係我哋前途我哋有份講。你作為一個人，願唔願意自主，自主對你重唔重要？」

「我哋社會係有進步嘅，但成個政府行返轉頭。佢愈做愈壞，你咪喺外圍改囉！」高牆外的人將會變得愈來愈聰明，愈來愈優秀，但他們必須克服宿命式的失敗與絕望，以及無垠時間的歷練，「個秘訣係咩呢？You have to enjoy it！」說着，逼眼的是個曠達的笑。炎陽灼身怎不炙，寒風刺骨誰不冷？但人若尋得意義，便有力撐下去。

人憂慮，佔中會招來中央的暴力鎮壓，因此反對佔中。對此，吳靄儀說，「愈暴力嘅政府咪愈安穩囉，因為你暴力到無人敢郁」。然而，若香港變成暴力社會，人們必定被迫助紂為虐，在暴力政權舉刀之前，已四出限制他人的自由，「咁呢個會係一個點嘅社會？ 如果你咁樣都接受，就永遠只有暴力社會」。她指出，面對暴君，人們可選擇聽暴君說話阻止別人佔中，也可迫使暴君勿對付佔中者，「又或者，我哋預計到暴君會咁做，可唔可以佔得聰明啲？」（圖×黃志東）

文 阿離

圖 黃志東

編輯 方曉盈

黎廣德 - 出賣香港民意3類人 兼論「伊朗式普選」陷阱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1日

【明報專訊】中央政府執意違背普選承諾，踐踏香港民意的戲碼，是由十天前的深圳政改座談會開始，至今天人大常委在北京通過決議告終。中聯辦上周五邀請了近三百人出席座談會，當時民主派尚未清楚中央的底牌，所以本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試圖盡最後努力向中央官員進言。

到了深圳五洲賓館會場，一片鬧哄哄的氣氛，三百人中不到十分之一屬於民主派，座談會由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致開場白後便抽籤發言。總共三十位發言者中，佔九成屬建制陣營，發言時一個比一個保守：左一句「反佔中形勢大好」，右一句「堅決對付佔中動亂」；左一句「中央篩選理所當然」，右一句「必須排除不愛國者參選」；左一句「我選班長都係由老師提名」；右一句「中央愈干預香港愈樂觀」。歪理連篇，令人懷疑這些究竟是何許香港人？

三類「香港人」

這些被李飛譽為「反映香港民意支持中央」的「社會各界人士」，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或事業有成，他們均受惠於香港的自由、法治與廉潔制度，難道他們不明白由中央欽點的假普選只會使權力更集中、制度更腐敗，令香港最終一無所有？為何他們甘願出賣香港的民主前途，爭相獻媚唯恐不及？細聽之下，這些「香港人」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忠貞派」：不少發言者百分百擁護中央，有些是培養多年的土共，有些是從內地來港定居，有些則從內地到海外留學後再移居香港，他們的經歷顯然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異，究竟當中有多少是由中共安插在香港政商界的不同崗位，再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各界代表」，不得而知。他們的特點是自成一國，唯北京馬首是瞻，與香港主流社會有難以踰越的鴻溝。

第二類是「投降派」：這些大都是在港從商或各項專業的「成功人士」，與內地生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大致明白內地制度的流弊，但更明白攀附權貴是生意成功之道。他們對內地體制的腐朽往往比一般港人更清楚，但為了減低自己向中共投誠的罪咎感，最常用的說辭是「共產黨吃軟不吃硬，總會慢慢進步」，自己卻不忘爭分奪秒，抓緊實利。

第三類是「幻想派」：這些人毋須倚靠中共提供政商利益，甚至有濃烈的民族感情，卻被理想主義蒙蔽。他們雖然從歷史中明白中共不可信，但由於沒有抗衡極權的打算，便寧願以理性持平自居，希望苦口婆心說服中共以人民利益為先。可惜在殘酷的政治現實面前，有部分人不惜一次又一次受騙，仍然拒絕放棄幻想，甘心繼續成為統戰對象。

中共對這三類人以統戰手法分而治之：對「忠貞派」恩威並施，對「投降派」以實利籠絡，對「幻想派」以甘言承諾。到了政改座談會這種場合，三類人便大派用場，聯手製造一個「自己人包圍圈」，令中央官員在所謂「香港社會各界」簇擁之下自我感覺良好。

「政改是政治力量對比結果」

這三類人出賣民意的結果，是替北京與香港的互動製造惡性循環：中共的本能是排斥政治異見者，於是愈加壯大「自己人包圍圈」；包圍圈愈壯大，中央決策便愈脫離香港民情，製造更多政治異見者。

今天人大常委做出與民為敵的政改決定，令惡性循環愈陷愈深，愈難走出香港的管治與發展困局。

李飛有一句十分露骨的說話只在研討會內出現而未見他在公開場合發表：「政制改革是政治力量對比的結果。」言下之意是除非香港人有政治實力迫使北京讓步，中央不會理會什麼人權公約、普世價值或國際標準。把李飛的說法比照「新護法」王振民近日的新論調「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便明白中央推行政改的真正意圖：利用香港製造一套「中國特式普選」，待中央操控熟練之後，便可以在內地依法炮製，以後中共便能以普選之名，行專權之實。

要明白「中國特式普選」有多可怕，最佳方法是時光倒流，回看三十五年前的伊朗。

伊朗式普選 袋住先不歸路

一九七九年伊朗發生「黑色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由宗教領袖高美尼擔任「最高領袖」。當時通過的憲法，包括成立一個「守衛者委員會」（Guardians Council），職能是解釋憲法，確保國會通過的法律符合伊斯蘭教義，並有權篩選所有總統及議會參選人。

「守衛者委員會」由十二人組成，全部由最高領袖直接或間接委任，多年來對於篩選參選人均絕不手軟，例如在二○○四年的國會選舉，篩走了三千六百名改革派參選人，確保在二○○○年國會選舉失利的保守派重新回朝；在二○○六年的「專家院」選舉，篩走所有女性參選人；在去年總統大選中，把六百八十六名參選人篩剩八名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名義上「守衛者委員會」是以參選人對什葉派伊斯蘭的忠誠度作為宗教篩選的準則，猶如今天人大決議標榜的「愛港愛國」，但實則上這是眾所周知的政治篩選，確保最高領袖不屬意的人選不會出現在選票名單之上。

伊朗共有五千萬名選民，他們享有一人一票「普選」的權利，但大家心知肚明，要反對最高領袖的唯一方法是拒絕投票，因此官方想盡辦法催谷投票率，例如去年總統大選就故意安排與地方議會及「專家院」選舉同日舉行。

伊朗承傳了波斯古文明，有「詩人之國」的美譽，有幸到訪的旅客均深受伊朗人的熱情好客所感動。波斯帝國開國元勳居魯士大帝在二千五百年前頒布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從未停步，例如在二○○九年總統大選後曾有大規模群眾運動抗議選舉不公，結果有二十人死亡和過千人被捕。本月中剛以八十七歲高齡逝世的著名波斯女詩人，有「伊朗母獅」之稱的Simin Behbahani，便是其中一位多年來堅持抗爭的人權鬥士。可惜伊朗人民在三十五年前「袋住先」，接受了「先篩選、後普選」的緊箍咒後便一直無法突破困局。

歷史證明，一旦搞上「伊朗式普選」，便無法與獨裁政權舉行「伊朗式離婚」。「中國特式普選」是進步還是倒退，請諸位高唱「有票、真係唔要？」的特區高官在夜闌人靜之際，撫心自問。

過去百多年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中，香港一直扮演積極進步的角色，從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的演說中坦承「香港是我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可見一斑。若果這一代香港人容忍中共在香港發明創造出「中國特式普選」，令不知多少世代的中國人走不出專權的枷鎖，我們還有顏面向祖宗先烈交代嗎？

陳嘉文訪問任建峰：好想捍衛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1日

【明報專訊】香港人最終爭取到的，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今天自有分曉。

但其實很多人早說已沒希望，尤其幾天前方案開始在北京審議，傳出人大企硬特首提名人數需過半。

為了可以把《基本法》早賦予香港人普選權利實現，人們奮力爭取多時，可是高牆在前，人們要走出民主康莊大道，看來非常艱難。

不過，早前完美示範以卵擊石、推倒高牆，促使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下台的任建峰，對香港未感絕望，還落力勸同業別要捨棄香港。

「我們這些番書仔，回來香港時，只為圖個機會。

一個畀我攞咗咁多嘢的地方，一見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法律界 大奇蹟日

這天，我們相約在律師樓雲集的中環。在人來人往的畢打街上，見面一刻，我先把名片給他，他卻沒有掏出自己名片與我交換。後來，才知道他是故意的，「公司給我自由，我也要顧及公司感受，我承諾過我不會向傳媒派卡片，一切都用我個人身分去做」。

兩星期前，八月十四日，由任建峰與兩個戰友發動的不信任林新強動議，意料之外地在2392票支持、1478票反對下通過。法律界稱這天是「大奇蹟日」，在公布投票結果前，人人都認為他們這次的抗爭是以卵擊石，連任建峰自己在起初蒐集簽名要求召開會員大會時受訪也說：「我可以幾乎將我的身家賭落去，一定通過唔到。」他悲觀，事關律師會的投票制度，不像立法會選舉，而是比較像上巿公司的投票制度，可容許會員投授權票，「律師行裏很資深的合伙人，可以拍員工膊頭，叫他們交一張代表票授權書畀我哋啦。典型打工仔，老細叫到，想唔畀都好難，這是人之常情」。事實上，形勢比想像中更嚴峻，他不停從會員身上聽過，同鄉會、商會、中資機構、政協、中聯辦，打電話或直接拿一疊授權票，請他們常用的律師簽。翻看歷史，律師會上次啟動特別會員大會，已是二○○四年的事，當中要求罷免會長的議案最後被否決，而過往律師會的動議，不少結果都受授權票左右。

會員忍無可忍

任建峰說，他一直是個息事寧人的人，在去年開始對林新強不滿時，只寫投訴信、發動聯署，即使今次蒐集簽名開大會，最初也只不過希望借此施加壓力，看看會長有什麼回應才決定是否召開會議，結果卻是交簽名給任建峰的會員忍無可忍，「他們說，我畀簽名你，就係要開呢個會，一定唔可以放過佢」。律師對會長的不滿，原來早就超越任建峰所想像——去年十月，林新強以會長身分與傳媒茶敘，不點名批評佔中，指社會上有很多人「濫用公義為名，逢事必反」。其後，很多會員就此向律師會和會長投訴，認為會長的言論涉及政治範疇，「一向以來，律師會就社會議題，只評論法律的部分，例如以後有人問前會長葉禮德如何看佔中，他都只說不鼓勵違法，記者再追問個人看法，葉禮德說，我沒有個人看法」。可是投訴全都石沉大海。任建峰當時曾想發動聯署表達不滿，卻因為過程太耗人力物力而擱置。「問題是我們這行的人，格外斟酌文字，你可以想像，即使聯署只有十幾人，這份聯署要畀這十幾個律師睇，已經可以拖幾個星期，人人都有意見，一個話唔好鬧佢呢樣，一個又話要鬧埋佢第二樣……」

那一夜，看見曙光

至今年五月，律師會發表對於政改的意見書，會長拒絕回答英文台記者的問題，還着記者把他先前的回應翻譯。不少律師，尤其外籍或在外國讀書回港的律師，認為這對於他們的專業是一種踐踏，對此感到非常憤怒，「對他們來說，或許比對中央在白皮書中的言論更憤怒」。於是，一個月後，在林新強指白皮書無影響司法獨立、「共產黨好偉大」言論後，民怨一觸即發。「我常說，立場、背景是什麼，不是問題，問題是會長這個身分，不應該評論政治問題。二來，他這次是違反了程序」。林新強發表對白皮書的意見時，律師會負責草擬這次意見的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其實剛把意見草稿遞交理事會審批，但審批未完，會長就率先發表意見，而意見內容與意見書根本不一樣。最後，林新強下台，任建峰一夜之間成了英雄，事件觸動整個香港。那一夜，很多人說在陰霾中看到了曙光。

動議不信任 客人主動撐

相比起一個月前，他現在算是回復了正常生活，雖然仍馬不停蹄為訪問奔波。那段時間，他「忙到嘔」，一邊蒐集簽名以召開會員特別大會、動議不信任林新強，一邊應付傳媒每天排山倒海的電話。「那幾天是非人生活，全日電話不停響，這幾個月，我一路繼續有接生意的。」任建峰的專業是做民事訴訟，還有替被證監調查的客人辯護，當中不少是金融機構。在預備向林新強提出不信任動議的期間，他怕影響公司、怕得失客人，更已準備若有客人找麻煩，「可以說我是癲的，賴落我度，我唔介意」。結果，直至「革命成功」，林新強下台，他所憂慮的也沒有發生，還有些客人主動說支持。

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

巔峰的時候，他最早試過清晨五時就上班，直至晚上八時多回家，「不想太夜走，我仲想見吓我媽，見吓我個仔」。任建峰起初在一間國際大律師行工作，「在倫敦上晒course、考埋試，準備好做partner」，但因為三歲兒子的一句話，他決定轉職中型機構，以為工作量可以少一點，換來多點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兒子說，成日見唔到爹爹，你走，我不要你。」諷刺的是，這個夏天，竟然比往時的日子更瘋狂更誇張。而在最忙亂的兩個月，任建峰患有肺癌的媽媽先後入院兩次，「因為受不住化療，第一次還好，發生在周末，第二次是半夜三點坐十字車陪她入醫院。對，無得瞓」。

後父鼓勵讀上去

雖然身心俱疲，但任建峰認為都是值得的。抗爭如是，照顧母親亦如是。他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母親和父親與彼此共兩次結婚、兩次離婚，「第一次離婚，是我爸說要去澳洲工作，那時他身邊已常有女性出現，媽覺得反正你要離開，就索性離婚吧」。後來，父親央求母親回心轉意，只是母子搬到澳洲後，老闆挾帶私逃，父親成了替死鬼，身陷囹圄，財產被充公。當時的任建峰剛過十歲，「我在香港頭十年，是中產，去了澳洲就乜都無晒，是個草根的番書仔。人們睇我哋好風光，住大屋，但其實間屋二按了給澳洲的法援署，換錢打官司。媽在澳洲車站賣donuts、在貨倉執鞋，在那裏遇上我現在的後父」。當時不少親戚都勸任母別讓任建峰讀太多書，讓他早點出來工作賺錢養家，但他的後父鼓勵他讀上去，「後父雖然也做貨倉，但很有文采，年少時入了好學校，卻因為草根，被人冷諷他扮有學識讀咁多書，最後十多歲就輟學了」。

回流做律師 關注政改人權

任建峰一直是高材生，因為成績好，學校見他家境不好，免他交學費；讀碩士，學校給他十萬澳幣獎學金。畢業後，他見香港有機遇，就回流做律師，○二年實習時，曾與戴耀廷一同在英國學術期刊發表關於憲制問題的文章。○五年開始，當起律師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政制改革和人權的問題上是個積極分子，律師會發表的幾份關於政改的意見書，以及成為林新強下台導火線、就白皮書發表的意見書，任建峰也是草擬者之一。

司法獨立 是不受限

六月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把法官和司法人員歸納為「治港者」，要維護國家安全，愛國是「基本政治要求」。任建峰當時覺得玩完了，「原來有很多東西應承咗，係唔會兌現的」。他說，白皮書一方面說司法獨立，另一方面法官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裏面所說的司法獨立，其實是很新加坡式的司法獨立，不過是新加坡近年逐漸開放之前的做法。在新加坡，一些普通商業案、只牽涉金錢的，沒有問題，甚至判案是有質素的。但不少國際人權組織，多年來一直呼籲新加坡政府不要利用誹謗、民事訴訟，把批評政府的人告到破產。」新加坡在獨立初期，像其他前英聯邦國家一樣，法律案件可以上訴至英國樞密院，「但七、八○年代，試過有幾單這種誹謗案，被樞密院判上訴得直後，新加坡就停了這個機制」。他說，就是因為新加坡想改變，逐漸開放，這種誹謗的個案也減少了。投資環境好了，金融機構也逐漸進駐新加坡。近年香港人喜歡說要學新加坡，但學來的卻其實是連新加坡也想擺脫的司法獨立模式？「司法獨立，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基本法》都無話司法獨立淨係去到呢個位就停，其他嘢就無司法獨立。若法律是清楚的，若結果會令政府破產，你都要咁樣判。法律就是這樣。」

立場已不大鮮明

在白皮書未出現前幾個月，任建峰其實已開始感到山雨欲來。在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近十年光景，近來他所看到的是，不少他們一直守住的原則，開始有人嘗試模糊掉。今年三月，委員會草擬了一份政改意見書，遞交理事會審批再發表，「具體內容不方便透露，大抵都是重申既有立場」。可是幾星期後，律師會秘書處給他們一份「另類意見書」，請委員會評論，來源不明，內裏的既有立場變得模糊。「我們據理力爭了一番，最後把五月發表的立場，回到當初草擬的。」可是這已夠讓人擔憂。「今次守得出龍門，將來守得幾多次？」任建峰說，過往無論○七年抑或一○年的政改意見書，律師會的立場也很鮮明，提出提委會的組成應由民選區議員和民選立法會議員組成，不能有功能組別。但兩三年前開始，即使委員會內部的立場依然站得很前，立場去到理事會或會長時已不大鮮明，「譬如就遞補機制，當時會長對外說，最好沒有這種機制，但若真的要有，怎樣怎樣的安排會無咁差」。他說，如今，唯有堅守崗位，但可以堅守多久？「只有盡力而為。」

飲水思源 有事更要留守

從北方來的壓力，沒人知道最終香港人是否抵擋得住。經歷今次奇蹟，任建峰對於法律界發展卻是樂觀的。「以往，尤其是殖民地年代，不單是公務員、警察，香港法律界裏，也有不少來港的外籍律師，抱着fail in London try Hong Kong的心態，在英國撈唔掂，就來香港碰碰運。但香港逐漸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很多好top的律師來，這十年八年，有幾個在倫敦好有名的御用大律師，放下英國的所有，來香港開檔。年輕一代，不論事務律師或大狀，港大中大的精英，或者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最top的學生，是希望來香港工作的。當中他們對於核心價值、對於法制應該是怎樣，原來有很多意見，好有衝勁，好想捍衛。」他最擔憂的，是大環境的轉變，讓人心也變。

香港很多律師有外國護照，要走的話很容易，於是他最近常做的，是勸人唔好走。「我們這種番書仔，回來香港，很多時是來攞機會，當香港是金舖般打劫，有時可能拿走了本地土生土長的就業機會。一個畀你攞走咁多嘢嘅地方，一見到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如果讀過吓書、有點專業技能的人，個個都走晒，無得走的那些人怎辦？」

後記

道德良心不熄滅

白皮書過後，普選草案出爐，大局即將有變化。我問任建峰，此時此刻，有什麼想法？他大笑，說除了粗口以外，給我四個字：凡事盼望。本是天主教徒的他說，這出自聖保祿致格林多人前書，若看回歷史，當時教徒被古羅馬打壓廝殺，但最後，天主教還成了國教。「現在，無論結果會是如何，整件事情的過程也帶出了好多有心人，被迫袋住先也好，我們只有繼續幻想也好，人的道德良心，是不會熄滅的。」

文 陳嘉文

圖 胡景禧

編輯 蔡曉彤

李怡 - 一步分作六步的政改奇譚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30日

人大常委將於明天表決香港普選的決定草案，所謂表決照例是橡皮圖章。不過，這一年多的政改擾攘，卻讓香港人長了幾點見識。

第一個見識，是到底有幾「步曲」？「步曲」的說法，當然是錯體中文。應該是「部曲」。但土包子治國，中共喉舌和特區政府既這麼說，我們也姑且跟隨。按照《基本法》，改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原來只需「三步」，即立法會三分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即可。2004年人大強行釋法，就多加了兩步，即特首先向人大提出報告，由人大常委作出可以修改的決定，然後才開始《基本法》那「三步」。不過，真正的起步，則是去年3月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在深圳的宣示，包括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提名委員會依照選委會組成，提名要以「機構提名」，實際上就是由提委會作篩選啦。

特區政府搞了不知多少場諮詢，又說歡迎各界提意見，引誘了天真的溫和民主派和有心人提出一堆方案，結果明天通過的決定，據傳和去年喬曉陽的宣示一模一樣。這一年多的擾攘是白費勁了。接下來的三步是：特區政府照人大決定提出政改方案給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人大批准是例行公事，這就算完成五步曲了。但豈能不把喬老爺的那步曲加進去呢？所以應是六步曲。而六步曲其實只是一步曲，也就是中共透過喬曉陽唱的獨腳戲。其他所有港共官員、建制派、中共官員和大陸專家，一年多的表演，都是擾擾攘攘的應聲蟲而已。幾步曲？一步。

第二個見識，是2+3等於幾。這是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的小說《1984》中的情節。真理部向主人公用刑，問他2+3等於幾，他說是5 。真理部說是等於4，繼續用刑。主人公受刑不過，說好吧，就等於4 。真理部說錯了，現在的答案是等於6啦。

1994年2月28日，中英雙方關於香港政改的談判破裂，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提到英方曾問及如果特區要在2007年普選立法會，中方是否支持，中國外交部的回答是：「這是一個由特區自己決定的問題，毋須由中方作出保證。」

法律條文如同算式，事事依法律就像2+3等於5一樣清楚。中共當時的回答是依法律的。其後2004年人大釋法，就釋出不由特區自己決定、而是中共作出0708選舉方式「不容改變」的2+3等於4的決定了。

可憐的是緊跟中共的民建聯，九十年代在黨綱中列明「爭取0708雙普選」，到04年人大釋法後，就醜醜哋將之改為「爭取2012雙普選」。但2007年人大作出「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民建聯的政綱又得跟着改，因為已經是2+3等於6也。是人說了算，不是法說了算。

第三個見識是香港跟屁蟲的醜醜哋有沒有底線。前天港區人大代表王敏剛說：「我係覺得相當興奮，因為我所提嘅意見好多都得到回應。我當時提到必須堅持提委會，百分之五十門檻唔能夠少。」這是他提的意見嗎？明明是一年多前喬老爺的宣示嘛。王敏剛是人辦，代表所有力撐中央這些人的胡言亂語，真是令人大開眼界，發現世界上真的有些人，為迎合絕對權力，他們的醜醜哋是沒有底線的。也見證了彭定康的臨別贈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第四點見識是：中共提出為國家安全和防外國勢力，故治港者包括法官都要「愛國」。如今在香港極力維護中共這觀點的人，很多都持有外國護照而且也跟「外國勢力」曾有不少瓜葛；相反那些無權無勢兼無錢的年輕人，舉龍獅旗，在網絡上發起要求英美關注香港局勢的群組，他們最想勾結外國勢力，可惜都勾結不到。孫中山搞革命，勾結日本美國英國的政治勢力；共產黨起家，靠的是勾結蘇俄勢力；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中共拿到聯合國註冊，想勾結外國勢力來支持一下；《基本法》頒佈，美國通過《美國——香港法案》，擺明干預香港局勢，中共也沒吭聲。現在，許多香港人真的很想外國勢力來干預香港，但即使早前李柱銘、陳方安生訪美英，反應也一般。因為今非昔比，許多西方國家都要考慮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不想得罪中國。中共找來找去，只找到黎智英聘用了一個管財務的洋人，於是捕風捉影地說是外國勢力。洋人跟外國勢力是八竿子打不到的關係，用國家級技術進入電腦的手段遍尋，如果找到證據，早揭發了。

不過，看過《逆權大狀》的人，會知道最後能讓維權律師轉敗為勝的，是依靠外國傳媒對事件的關注。因此，外國獨立傳媒的勢力還是值得「勾結」的。但那算是政治勢力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William Deresiewicz - 不要送你的小孩上常春藤名校

New Republic   2014年7月21日

原文：Don't Send Your Kid to the Ivy League

〔譯者按：畢業自哥倫比亞大學、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的美國作家William Deresiewicz日前在美國《新共和》雜誌發表文章，對美國頂尖名牌大學（常春藤聯盟）有沉痛犀利的批判，引發美國社會熱烈議論。全文很長，對此議題有興趣者應閱讀原文，以下僅摘譯個人覺得特別有意思的若干段落。〕

現今精英大學特別傑出的學生多數是這樣的：雙主修、精通某項運動和某種樂器、掌握數門外語、曾在世界某些遙遠角落當志工，外加數種高尚嗜好。他們具備這些條件，展現出泰然自若的自信，令成年人和同儕莫不敬而生畏。

這些可羡慕的年輕人看來是人生競賽中的勝利者（他們從童年開始就被大人投入這場競賽中），但事實看來絕非如此──這是我從自己許多學生身上看到的情況，也是近幾年來數百名曾與我在校園交談、或是寫信給我的年輕人告訴我的情況。沒錯，我們的精英教育系統製造出聰明、有才幹、有衝勁的年輕人，但他們也焦慮、畏怯和迷失，缺乏求知的好奇心和健全的使命感：他們陷在特權的泡沫中，溫順地朝同一方向前進，對自己在做的事非常在行，但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做這些事。

身處常春藤名校24年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唸本科和博士，然後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我才開始思考這系統如何影響年輕人和我們的社會、他們可以逃離這系統，以及我們可以如何拆掉它。

另一間學校的一名年輕女性寫信給我，談到她讀耶魯的男朋友：「他進大學之前，多數時間花在閱讀和寫短故事上。三年之後，他變得極度不安，擔心一些我唸公立學校的朋友想都不會想的事，例如一個人吃午餐很可恥，以及他在『建立人脈』這件事上是否不夠努力。只有我知道他努力假裝自己博覽群書：他的做法是快速瀏覽他聽過的書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以及不可自制地大量閱讀書評而非好好看書。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為能夠跟別人談書所能得到的社會獎勵，大於實際看過那些書。」

我在常春藤名校任教期間，教過許多傑出的年輕人：他們聰明、懂事、富創造力，跟他們交談和向他們學習是一件樂事。但他們多數看來滿足於在他們的教育替他們畫出的框框裡發揮，很少人對思想觀念有熱情，很少人視大學教育為發現知識和發展智能的大計劃的一部分。人人都穿得像是隨時要去面談工作似的。

他們表面看來調適得很好，但內心往往充滿恐懼、焦慮、憂鬱、空虛、漫無目的和孤立的感覺。最近一項大型調查發現，大學新生自報的情緒健康已跌至該調查25年歷史上的最低水準。

精英大學的入學標準如今非常極端：成功入學者幾乎不可能有失敗的經驗。不成功的可能使他們感到恐懼和迷惘。即使只是短暫達不到標準，也是他們無法承受的。結果是他們極度厭惡風險。因為沒有犯錯的餘地，他們極力避免犯錯的可能。Pomona一名學生曾對我說，她很想有機會去思考她正在學習的東西，只是她根本沒有時間。我問她是否想過不要力求每一科都拿A。她非常錯愕地看著我，像是我提出了一個下流的建議似的。

如今人們談論大學教育時，常常出現的一個詞是「投資報酬率」。但似乎沒有人會問：所謂「報酬」應該是什麼？只是多賺一些錢嗎？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讓你能找到工作嗎？大學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

大學的首要功能，應該是教你思考。這並非只是幫助你發展個別學科的智能。大學教育提供一個機會，讓你在接受了家庭教育傳授的正統觀念之後，在面臨工作的迫切要求之前，有數年時間，在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情況下深思各種事物。

大學教育並非學習思考的唯一機會，但它是最好的機會。有一件事是很確定的：如果你學士畢業時還未開始學習思考，你很可能以後都不會做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唸本科時如果純粹是在為就業做準備，基本上是浪費了四年時間。

至少精英大學的課程有嚴謹的學術要求，不是嗎？未必。理科通常是，但其他學科則不是那麼嚴謹。現實中當然有一些例外情況，但教授與學生基本上達成了某觀察者所稱的「互不侵犯協議」。大學視學生為「顧客」，是必須迎合而非挑戰的人。教授必須研究有成才會獲得獎勵，他們因此希望盡可能少花時間在教學上。教授這一行的整個激勵制度是不鼓勵認真教學的，而且學校名望越高，這種傾向越強。結果是教學馬馬虎虎，但大家得到的分數卻很好。

名望最高的學校主要是藉由「領導」（leadership）這概念傳達社會責任的觀念。麻省劍橋的陳腔濫調是「哈佛為領袖而設」（Harvard is for leaders）。學校不斷敦促傑出學生視自己為社會的未來領袖。但這些學校講「領導」，不過是指爬上頂尖位置：在某大律師行成為合夥人，成為某公司的執行長，無論投身那一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頂端」。我不認為精英大學的負責人曾想過，領導這概念應該有更高的意義（他們甚至可能不認為領導這概念有任何其他意義）。

諷刺的是，精英大學告訴精英學生，他們想成為怎樣的人都可以，但結果是他們多數會做少數幾樣很相似的工作。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乃爾幾家頂尖名校約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進入金融業或顧問業。一些領域幾乎完全被唾棄了：神職人員、軍人、參選從政，甚至是學術這一行（包括基礎科學）。如果你因為想成為下一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而從名校輟學，大家覺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畢業後去當社工，人們會認為你很可笑。記者Ezra Klein說：「華爾街發現，大學正製造出大批非常聰明但徹底迷惘的畢業生。這些年輕人智力很強，工作熱情很高，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做什麼。」

我們不要騙自己了：大學入學這遊戲的關鍵，不在於中低階層力求向上提升，甚至不在於中高階層嘗試維持自身地位。這遊戲的關鍵，在於決定中高階層本身之中的確切地位等級。在富裕的市郊社區和市區中富裕的孤立社區，也就是這遊戲主要玩家的聚居地，問題不在於你是否唸精英大學，問題在於你唸哪一間精英大學：是賓州大學vs.塔夫斯，不是賓州大學vs.賓州州立大學。聰明的年輕人可以上俄亥俄州立大學，成為一名醫生，然後定居Dayton並過上很好的生活。但這不是中高階層會考慮的事：這種結果對他們來說太可怕了。

這系統正加劇社會不平等，阻礙社會流動，延續特權，並製造出與社會大眾極其疏離的精英階層（這些精英理論上是要領導社會的）。相關數字無可否認。1985年，250間入學要求最嚴格的大學有46%的新生來自收入高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到2000年，這比例已升至55%。2006年，競爭力最強的大學只有約15%的學生來自收入後二分之一的家庭。大學名望越高，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學的情況也並不是好很多。2004年，入學要求最嚴格的一批州立大學有40%的新生來自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而不過是五年前，這比例還只是32%。

這趨勢背後的主要原因很清楚：並不是學費上升（雖然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養有能力在大學入學遊戲中競爭的小孩需要越來越多錢。進入精英大學的障礙越多，幫助你家孩子克服這些障礙的成本便越高。富裕家庭幾乎是從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開始花錢買通前進精英大學的路：音樂課、運動裝備、海外旅遊，更重要的當然還有私人補習費，以及住在鄰近頂尖公立中小學附近的成本。大學入學重要的SAT考試理論上是要測量學生的天資，結果實際上是在測量家長的收入（SAT分數與家長收入密切相關）。如今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學生，上四年制大學的不到一半。

問題不在於夠格入讀好大學的低收入家庭孩子不夠多。精英私立大學永遠不會允許其學生的經濟背景分佈一如整個社會。它們承受不了這種情況──它們需要夠多學生支付全額學費，而且必須照顧主要捐款人；它們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學生。

因此，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惡化至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程度，以及美國社會流動性幾乎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兩者均絕非巧合。精英大學不僅無力扭轉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它們的政策事實上正是在加劇不平等。

改革不能停留在入學程序的層面。入學程序改革雖然能處理平庸化的問題，但不能處理不平等的更大問題。問題在於常春藤聯盟本身。我們將社會領導階層的培訓工作交給了一群私立大學。無論它們多強調自己以公益為上，它們實際上永遠以自身利益為第一。當前的制度對這些大學是好事，但哈佛渴望獲得校友捐款是延續當前這種階級制度的充分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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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沛敏 - 香港人，你準備好未？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8日

近日上班、下班，經過公司大堂，總下意識抬頭仰望《野豬精神》。

那是畫家黃永玉丁亥豬年送給壹傳媒的畫，畫在大堂已有七年。畫中的野豬獠牙勇猛，並題了「野豬精神」四字。野豬精神是甚麼？我想，就是不被馴化，不甘羈絆，自由自主，勇猛剛強。黃永玉當年送給壹傳媒的寄語，此時此刻，應該送給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明明關乎七百萬港人命運的政改草案，在北京由小撮人閉門「審議」。所謂「審議」，就是「宣旨」、「領旨」，然後由那些人大「傳話」，透過香港記者們「引述消息」轉達港人。然後，星期日就將「表決」了。荒謬吧。

更荒謬的是，昨晚傳來的消息，是提交人大常委會的政改草案列明，1,200人提委會維持四大界別、比例不變、特首入閘門檻是過半數提名、候選人限二至三人。這意味着，北京要完全控制選舉結果。阿爺超保守、極強硬，等同宣告真普選提早夭折。

面書上，「十八學者方案」倡議人方志恒感慨留言：「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人大決定，標誌着八十年代以來『民主回歸論』所代表的改革主義路線－－一種對中國改革抱有希望、對香港回歸後逐步發展民主的樂觀思潮－－已經正式壽終正寢。」

連「溫和派」如他，也說：「……任何的對話、改革、中間、溫和路線，都已經走到盡頭不可能再繼續下去。」「香港政治將會進入大變動的年代，過去三十年的政治格局、黨派、人物、互動模式，將會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舊交替將快速完成。」但我最同意他的，卻是現在「香港人必須向北京展示不惜拉倒政改的決心和志氣」。

北京今次在香港政改的取態，不單是扼殺落實真普選的機會，更進一步宣示揭櫫於《白皮書》的強硬保守治港路線。假普選的特首，不民主的議會，然後是23條立法，加強收窄各範疇的自由，打壓公民社會的空間。香港人必須思考，要不做隻被馴化、被圈養、有吃有住等屠宰的家豬，要不就做一隻野豬，迎風奮進，守護我們這片土地家園。

風起了，我們要勇敢活下去。

吳靄儀 - 政改：這一代的事

2014年8月28日

【明報專訊】上周數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飛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人士，傳達中央對政改的立場；周永新博士發表退休保障未來發展報告；經濟學者曾澍基意外逝世。3宗事件，令本人感觸良多，皆因涉及香港前途：我們這一代的事。

打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港會見各政黨及議員、中央官員在深圳會見香港各界，說是遲來總比沒有好的政改商討溝通，但報道所見，其實中央之意已決，並沒有真正可變的空間。

中央方案的重點為：一、只有提名委員會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二、提委會按照現時選委會「四大界別」方式產生；三、提委會以過半數通過，選出「愛國愛港」的2至4名特首候選人；四、再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在這2至4人之中，「普選」出行政長官；五、由中央任命。

這個模式，正是以政治立場先行篩選的假普選；正切合了法律學者指出，百分之一百安全就不可能是真普選的假普選。對此，中央毫不掩飾，李飛打開天窗說亮話：香港普選涉及國家安全，中央理所當然要嚴密監控。

一道管治文化鴻溝

於是餘下的問題，只是香港人打算抗拒還是接受。李飛比特區官員老實，他沒有叫港人「袋住先」，將來還有改善的機會。起碼，李飛不當香港人是傻瓜。而且，中央沒有理由不坦白。控制誰人當選特首是訂立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真正目標，不是「談判」的「開價」，以中央的思維，特區與中央並非對等，何來「談判」？而說明提防「外國勢力」，反映的是中央一貫的思維。語氣可以溫和可以強硬，思維卻是30年不變的。2004年，中央釋出善意，本人有幸隨法律界上京面會當時還是「明日之星」的張曉明。探問政改，他的起點是鴉片戰爭，必須提防外國勢力這一套。當時我難以相信這麼新時代的人物真的有這樣的舊思維，但現在我明白了。

中央官員與香港人之間存在一道管治文化的鴻溝。最近，香港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了對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今天已是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質問應邀往談政改的公民黨議員：「林新強這個人犯了什麼罪？要受到社會如此對待他？」中聯辦主任的確不明白。他這問題反映的是以權力鬥爭為政治模式的人治社會思維，所以不信任動議只能理解為「倒林」的政治權鬥，而以大狀為多的政黨，必然就是幕後黑手。他不明白，律師會是個獨立自我管治的專業團體，不是個權力機構，會長沒有個人權力，而是代表成員履行義務的公職，要向成員負責。若他的行為處事偏離成員認為公會應持的尺度原則，成員可以對其提出不信任動議表示質疑，若動議通過，他就要考慮辭去會長職位，以保存公會在社會上的公信力。一位會長在這個情况之下辭職，根本不存在是否「犯錯」的問題，而是他的對錯已不再是公會成員的爭議，他辭職的直接原因是尊重會員大會的意見，而他對會員的尊重，也同時得到會員的尊重，爭議由是畫上句號。

這些原則和程序，目的就是在一個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以文明的方式，毋須羞辱「推倒」任何人而解決爭端。這不是律師會所獨有，而是專業自治的常態。社會的和平秩序，不是出於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集團從上而下的統治，而是政府權力與強而有力的公民團體互相約制，共同向社會大眾負責的結果。這套制度，建基在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核心價值。在我們這一制，香港律師會有堅守原則的制度和決心，只會增強社會的信心，沒有人認為這是「作反」、「權鬥」的所為。

但中聯辦主任不明白，中央官員也不會明白，因為他們治國的思維不同。李飛說，屈服於違法活動，將永無寧日——如果中央不允給普選就佔中，這還成世界？我們以為政府順應民意社會才會穩定安寧。我們急於政改，目標是為了香港的良好管治，但這不是中央官員關心的問題。

中央官員不滿香港「人心還未回歸」，其實也是說同一件事；不是香港人反對《基本法》、不接受中國的憲法，而是不順從。中央官員不明白港人的文化思維不是這樣的。終審法院前任首席法官李國能撰文說：法官沒有主人，法官只對法律忠誠，反映的就是這種文化思維。中央沒打算尊重我們的一制，「人心回歸」的工程，是思想改造的工程，所以國民教育是大使命，相形之下，第23條立法只是以嚴刑峻法管制言論和行為。23條立法不成，推行國教科又不成，何止人心還未回歸？簡直反了！是以這次政改，中央公開表明會強硬對待。

既然中央沒有讓步的理由，那麼香港人是否應「務實」地暫時接受——「袋住先」， 保持良好關係，以圖日後逐步改善？

我們沒有「袋住先」的空間

不幸的是，只要冷靜地想一想推行中央方案的實際後果，就知道我們其實沒有「袋住先」的空間，因為接受中央控制之下進行的特首選舉辦法，實際上就是接受由中央「欽點」、必要時由中央發動群眾選出的代理人做特首，以「普選」授權之名，行使在中央指示之下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受特區任何力量的制衡，通過任何中央指示通過的法律，執行任何中央指示的政策。香港特區再無「高度自治」可言，而白皮書清楚勾畫的局面就會全面實現，「法治」變質，司法獨立也難以持續多久了。

練乙錚8月22日在《信報》撰文形容：

「『袋住先』的那東西，既有北京需要的篩選機制，入得閘的人定必唯北京之命是聽，再加上有一塊『一人一票』標籤撐腰，得勝者當特首便有『民意光環』，辦起北京要辦的事來，必然更覺理直氣壯；就算在一些如『23條』的事情上底氣猶覺不足，也大可找一個周融（很可能是目下出了名的那個）調動百多萬群眾簽名上街，繼而安排一些商家學者在旁邊吶喊助陣，一面震懾敵人，一面替自己打氣。有如此陣勢和『民意』，可謂無堅不摧，特府還有什麼北京想要的法案不敢提出？」

如果今日香港人自願接受這個制度，同意這個方案「推進民主一步」，將來有什麼理由不接受結果？現屆立法會，泛民除了愈來愈沒有意義的「拉布」之外，已是無力制衡特區政府，2016年立法會組成不變，下屆35個功能議席仍在，2017之後，立法會內，民主聲音必然更不足慮，中央有何誘因去「改善」這個制度？這個制度縱不能令人心回歸，但也足以隱沒人心未回歸這個難堪的事實，中央起碼已達到全盤控制特區的目標。而且這已是「普選」了，《基本法》第45條「最終」要達至的目標已達至，誰要爭議也難有着力處。

所以，以為中央樂於見到方案得不到通過而「原地踏步」，是沒有想通透篩選方案的涵義廣遠，因為如此「普選」一了百了，對中央管治特區絕對有利。反而今屆「原地踏步」，爭取普選的運動必然繼續下去，中央才是「永無寧日」！

但是，中央立場這麼強硬，香港人有沒有拒絕「袋住先」的空間？有想法認為即使是微細的改善也應盡力爭取，其實這是最愚昧的想法。 若然上述分析正確，所謂「改善」的空間，必然無關宏旨，不會影響實施方案的實際後果，若不改變後果，這個情况之下的妥協就是最差的妥協，因為這是香港人積極參與討價還價得來的成交，以後更無不合作的藉口。

香港僅餘的力量，就是透過立法會泛民議員，對這個斷送香港前途的方案說「不」。這是一場經典的「大衛對哥利亞」，中央只能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但無法強迫議員投贊成票。守住立法會這一關，是泛民議員無可代替的任務，我們應做的，是鼓勵、支持泛民議員完成這個歷史任務。佔中，大可讓別人去佔。

可以想像，未來的10個月，泛民議員一定會承受巨大的壓力。先前的抹黑是小試牛刀，更嚴重的必然陸續有來，發動「選民」網上攻擊，也是少不了。這邊施壓，那邊必然引誘，發動輿論，安排下台階，褒獎如何能為香港「化解危機」、推進民主一步等等各種心戰，不一而足。在這個時候，爭取民主的民間組織，必須冷靜對待，撐住議員，使他們能撐住香港民主，保留改變現實的空間。

會有人說，其實託詞接受，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防止不接受帶來的社會撕裂，甚至是更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指「不接受，必佔中」的後果。李飛講好了，中央會視佔中為動亂，中央無懼威脅，會「勇敢」面對。（哥利亞勇敢面對大衛？） 如果這是暗示會用防暴警察用武力對待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或藉滲透挑撥發起動亂，佔中三子說他們已有心理準備。更重要的是實際的策略及行動準備，確保嚴守和平、非暴力的防線，這當然不易做，但害怕有人搗亂不是消極接受斷送香港前途的理由。

死力撐住是唯一出路

李飛說到30年前，戴卓爾夫人向鄧小平說，中國收回香港會為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鄧小平表示，「那我們要勇敢面對災難」，今日亦會同樣面對不實施真普選會帶來的災難。

其實什麼災難是香港人承受，不用李飛「勇敢」。30年前大陸要收回主權，香港人心徬徨，我那代人歷歷在目。那時大陸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經濟環境與香港人有極大差別，是人心徬徨的主因，為了避免災難，至少減低發生大災難的可能，無數人做了無可估計的工作和盡了最大的努力，當中有香港人也有中央的人員，有左派也有右派、中間派，力求撐住香港，為香港平穩過渡創造最大的空間。

如今又舊事重提，大陸經濟崛起，但制度封閉如故，人權、法治受制如故，封建政治思維一點沒有改變。 香港人唯一出路，仍是死力撐住。但是，這30年之中，香港社會並非「原地踏步」，我們的公民社會組織強壯了，我們有很好的學者如周永新，而曾澍基必然後繼有人，為香港特區思考實際的公共政策，我們的新一代，對香港不是我們那一代的舊情綿綿，而是朝氣勃勃，跟我們同樣一往無悔。我們撐住今天，就是讓他們創造更好的香港明天！

陳雲 - 入門學法，出山破格

三文治   2014年8月26日

現代漢語的教學，是要訓練學生套入句式，特別是那些冗長的複合句型，是…的；真的…了、因為…所以、與其…不如、不是…就是之類。然而，中文的句型格式，真是這樣的嗎？

中文並無形式語法（formal grammar）及詞尾屈折變化（inflection），中文的句法是用意義組合（meaningul units）成句，之後句句遞進。語氣虛詞、邏輯虛詞，是在意義組合成句之後，才依照感情輕重和雅俗與否，補加上去的。一開始就學那些虛詞套式，是未學行，先學走。很多語文教師，也採用英文的標準，以為中文要做到句法複雜才是好中文。這就是當今現代漢語教學的癥結所在。

複雜的句型，是民國初年從西洋引入的，可以視為現代中文，但這是中文語言發展的最後一步，之前從古文來的簡單中文，學生必須先掌握好。即是說，現代中文的複雜句型，不屬於中文原有的，是破格使用，不是常態使用。

以尋常文史筆記為例，說明一下。晚清遺老徐珂（一八六九—一九二八）編撰《清稗類鈔》，一九一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風俗類」一篇，有「粤人好鬬」一條：

粵人性剛好鬬，負氣輕生，稍不相能，動輒鬬殺，曰打怨家，非條教所能禁，口舌所能諭，嘗有千百成群聚眾械鬬之巨案。蓋大姓多聚族而居，多者數千家，少亦數十百家，與他姓一言不合，即約期械鬬，人數不足，則出重資雇人相助，如助鬬而死，給撫恤金；因鬬傷廢，給養傷金，其費用則出自祖嘗，或按田科派。游手無業者多樂受雇，雖死不悔。鬬時，揚旗鳴鼓，鎗礮交施，如臨大敵，可數日不解。地方官之框怯者，不敢出而彈壓，亦不敢問兩造之曲直，惟飛稟大吏，請示辦理而已。

這是淺白文言，容易讀懂，只有「稍不相能」的「能」能費解，乃和睦之意。《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框怯」的「框」，是約束、不敢出限的意思，框怯就是拘謹怕事。

這篇清朝歷史筆記用的，就是中文的常態。由短句起題，略敘其事，此是套式；之後演化成為長句，即為破格。「嘗有千百成群聚眾械鬬之巨案」，就是用長句顯示情節嚴重，此句的常態就是「聚眾械鬥，嘗至千百成群，頗成巨案」，然而這種短句累積的常態句型，不至於顯示情節之嚴重，故此採取一句長句到底的寫法。

換了是英國人寫這段話，會怎麼寫？他肯定不會這樣寫：The Cantonese are aggressive and militant.  They are hot tempered and may make light of their lives.  可惜，英文不是這樣寫的，這是未受教養的英文。即使最無文筆修養的，也會這樣起筆：

The Cantonese are such a militant type of people that they will not hesitate to give up their lives to fight for a trivial cause as long as they deem it right.  Quarrels among neighbouring villages that end up in massive fighting are not uncommon.

英文用such…that的句型，也有to…與for…，更有as long as.  Not uncommon是understatement（刻意否定）。英文這樣造句，並不是英文好複雜，好厲害，好有教養，造句什麼邏輯前後相關，而是英文的文章不得不這樣造句！他們的語言是形式語法，句型和修辭來自拉丁文學的套式，文雅的文章就該這樣寫。中文勉強學英文這樣寫，就是削足適履：

廣東人是一個為了瑣屑的、但自我相信的理由而相鬥乃至於毫不猶疑就放棄生命的族群。村落之間的鬥嘴釀成大型打鬥並不是不尋常的。

這也是中文，但這不是中文的常態，但我們的中國語文課，就這樣催逼學生去學這些破格的句型。以致我們的報紙、學刊，充斥這些洋而不化、令人不忍卒讀的文句。 

陳沛敏 - 悼「民主回歸」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6日

曾澍基去世，學者羅永生在面書留言：「『民主回歸』理念的締造人，離世於『民主回歸』瀕於正式全面終結的時候……」此時此刻，讓我想起，幾年前同屬那代學生領袖的一位前輩，分享他近年的自省：「那時候，回歸講得太多，民主講得太少。」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思，原意是指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當時，在北京眼中，香港人是安於「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生活方式不變的非政治動物。但當八十年代初香港主流民意仍然抗拒中共、恐懼回歸，兩家大學的學生會卻致函趙紫陽，支持「民族回歸」，同時要求給予香港「民主自治」。

「民主回歸」的內涵，包括「堅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則，而中國不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將來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長應由市民普選產生。」那時候，民主黨的前身之一「匯點」等，與兩大學生會形成所謂「民主回歸」派。後來，趙紫陽親自回信承諾：「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這承諾，給了「民主回歸」派極大的鼓舞，也成了支持回歸的輿論本錢。

之後的發展，當然是一切已成歷史。廿二輪談判，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制訂，其間又爆發了八九民運、六四屠城，改寫了兩地的命運。九七回歸，董建華主政，經歷了03年的轉折，中共改變對港政策。

當年的「民主回歸」派，早已覺悟「民主回歸」由始至終只是中共統戰的手段。事到如今，人大常委會即將頒下政改決定前夕，中共牌已攤。回看歷史，就算不讀1944年的《新華日報》，過去三十年已足夠讓香港人明白，背信棄義，就是中共本質。

一廂情願的天真，一次也太多。如果香港人再次被欺騙，再次被分化，接受袋住先，那只能說一句：抵死！

陳沛敏
記者 

蘇賡哲 - 要求新華日報標準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8月25日

我早前引錄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中共官方的《新華日報》社論，指當時中共是擁護真普選的。社論說：「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工黨何秀蘭日前應邀見李飛，就送了這一天的《新華日報》影印本給李飛。消息在內地網民間瘋傳，有網民說何秀蘭把李飛的臉打腫了，令李飛要看看地下有沒有洞可鑽。有人說，若把這份《新華日報》社論滿街發放，不知道中共怎辦。理論上這是他們的黨報，發放是在擴大黨的理論影響力，但恐怕免不了要被控尋釁滋事。這就是我所說，內地百姓沒有黨的批准，即使自發組織個歌頌共產黨委員會，真心實意擦黨的鞋，還是會被治罪的。

面對何秀蘭的「尋釁滋事」，朝廷大概會用依據《基本法》辦事作回應。惜乎李飛一早已表示：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達的社會，所以在選委會中，工商界應該得到特殊照顧。這就違反了《新華日報》社論所說的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美國、加拿大何嘗不是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選舉都不特殊照顧工商界。

左營堅稱世上沒有「國際標準」的選舉規則。泛民以後就放棄「國際標準」的要求，改為要求《新華日報》社論標準吧。

蘇賡哲 評論員

林夕 - 人海中的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4日

湯渣本來不叫湯渣，在湯水沒滾前，是大好新鮮材料，只不過世人口味重，喝不慣白開水，又傳說這些料子給滾成一鍋，會比現吃更有神效，於是被滾啊滾，於是就成了湯渣。湯渣下場叫廚餘，有些湯渣如雞腳，還要讓食家舔啜殆盡，最後成了便溺。

人渣跟湯渣一樣，最初也是鮮活的料子，在滾滾人海中，被猛火滾得太久，被文火燜得太悶，一個人該有的臉皮都化開了，內裏該有的血性都流失了，最後成了人海中的渣滓。所以初出世道的赤子，很少被人潮同化滾成渣。

湯渣好歹也貢獻了一碗精華，不分生旦淨末丑，喝得人人胖胖的；人渣如老鼠屎，會壞了一鍋粥，讓人海先是失了品味，繼而變味。

一個城市難免有幾個大眾人渣，滾到上面，在風口浪尖蹦蹦跳跳，就壞了市容。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看它怎樣對待動物；一個城市的道德水平，就看它能發酵出多少人渣、看它怎樣對待人渣。

代代出人渣，朝朝不缺貨，沒法。沉在底層裏太久會不甘寂寞，每逢多事之秋，人渣就給攪動起來，蒲頭浮面，興風作浪，大滾特滾。人渣滾動時，你不指罵它菜不像菜、魚不像魚、人不像人，讓人渣橫行，你也算不得人材。能包容人渣的社會，即是上層都是披着人皮的渣。

人渣好辦事。不過是將腐之肉，皮都給滾爛了有個好處，可以不計臉面做出頭鳥，幹盡惡心事，成為眾人攻擊目標，搞濁了江湖，模糊了焦點，讓人在恥笑中自以為當了英雄，也讓人厭煩得寧可遠離江湖不問是非。

人渣跟湯渣不一樣，人渣只供養人渣，化做肉泥更護渣。喳的一聲後，披着人皮的人上人渣中渣，把人渣榨乾榨盡後，再吮一吮，呸的一聲吐出來。人渣本爪牙，最後淪為更難看的雞爪骨，下場連湯渣都不如，成不了便溺，當不了肥料，反污了土地，增加焚化負擔。

蘇賡哲 - 年輕學生任重道遠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8月24日

有外國友人問：「共產黨講集權，為甚麼熱切於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還要搞簽名、搞大遊行保普選，這不大違他們本性嗎？共產黨變得愈來愈古怪了。」他當然是不明內情的人。

共產黨不古怪，而是比以前狡猾。表面上他們說是依據《基本法》辦事，其實《基本法》是他們可以隨利害任意解釋的管治工具，名義上的小憲法，事實上普羅香港人不曾參與制訂。一人一票選特首，首要目的是避免出現第二個董伯伯，即是要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主持二十三條立法。昔年董完成不了任務，棄甲曳兵而去，曾、梁兩名繼任者不敢重提立法舊事。但此法不立，朝廷始終寢食不安。如果獲得提名委員會提名的特首候選人，以二十三條立法為政綱之一，而經由選民一人一票選了出來，那港人還能反對立此惡法嗎？

當然，二十三條立法只是一個例子，其他現時的特首不敢做、做不到的事，將來得到選民授權的特首都會做了。政局不幸發展到這地步，應該是泛民在立法會守不住原地踏步的最後陣地，有相當席位變節妥協，屆時泛民必定陷於大內戰，出頭去抵制假民主窳政的，很可能還是要靠學民思潮、學聯這批年輕學生。他們任重道遠，要對抗的不只是統治機器，還要面對自信心膨脹了、「運動群眾」有了經驗、操控技巧也成熟了的周融幫。

蘇賡哲 評論員

蘇賡哲 - 袋住先是騙局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8月23日

李飛在深圳表示要堅決反對公民提名及佔中等違法活動，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否則會影響國家安全。又說，現時暫時不用問一七年的普選是否終極方案，最重要是將香港首次普選落實，爭取可以獲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通過。

李飛的說法，等於承認「袋住先」是一個騙局。所謂「袋住先」，原是哄香港人入局，先在一七年接受特首候選人須經朝廷控制的提名委員會篩選，但這不是終極方案，將來可以循序漸進到無篩選。「袋住先」也是向泛民議員提供變節、不再堅持公民提名的借口。

李飛左則左矣，臉皮卻比宣傳「袋住先」的人要薄些，他只是叫大家「暫時不用問一七年的普選是否終極方案」，因為這會是終極方案，但他不願意由自己的嘴巴說出來，又不願意騙人說不是。

何以一七年的選舉是終極方案？因為朝廷認為公民提名可能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特首，影響國家安全。換句話說，如果循序漸進到無篩選，國家就不安全了。所以不可能從一七年方案再改進。坦白說，朝廷的顧慮並非杞憂，不過，所謂「國家安全」應該改為「政權安全」才是真正意思。

以前孫中山只是個平民，在香港搞事已足威脅滿清政權安全，換了搞事的是特首，當然更令朝廷寢食難安。不過，清廷亡了，中國仍健在。

蘇賡哲 評論員

李怡 - 對未雪的回響是我們未甘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3日

三天前唐狗被港鐵列車撞死事件，幾乎全城震怒，網上要求港鐵回應事件已有逾十萬人聯署，昨午百多人到港鐵總部抗議。國際媒體對事件也有報道。香港人的反應，一定使中共和大陸人感到不可思議，不過是撞死一隻狗而已，而且是流浪狗，有甚麼大不了？十多年前，大陸拍了一部電影《民警故事》，以北京民警全城追打狗隻為主線；2006年大陸因有瘋狗症，當局一周內兩次下令大規模撲殺狗隻以期遏制疫症蔓延，其中雲南牟定縣九成以上的狗隻被殺，有的是街上在主人看着下被亂棍打死；大陸許多地方愛吃狗肉，廣西玉林每年夏至更有「荔枝狗肉節」，據稱這一天全市要吃掉上萬條狗。

這星期《蘋果》網頁的「蘋語錄」引甘地的話：「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看它怎樣對待動物。」動物中又以狗被認為是人的忠實朋友。西方有一句名言：「我認識的人越多，就越喜歡狗。」因此，中國大陸的殺狗，和香港人的愛狗，實際上反映了中港兩地文明程度極大差異。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見公民黨時，對林新強的下台口出怨言：「林新強犯了甚麼罪？出了甚麼問題？要受到社會如此對待？」「他（支持白皮書）講法有甚麼問題？」這正是文明差異。習慣在以黨代法的體制做官的人，不會明白將「愛國」圖騰置於法律之上有問題，也不會明白選林新強做律師會會長的人有權對他提出不信任動議，而對他肯定或否定不是掌政治資源的黨幹部的權力。中共黨官處於非文明狀態。

8.17遊行所暴露的種種組織者的醜態，與7.1對比，也明顯讓許多香港人看到非文明與文明的差別。文明社會是不會有民眾自發組織和參與支持政府的遊行和簽名運動的，因為他們要支持的事政府已幫他們做了，搞遊行做甚麼？所有支持政府的「民眾」遊行，都是在極權國家由掌權者去發動的，比如北韓與中共國。但做得像8.17那麼難看，則是因為參與者沒有像在北韓與大陸那樣被洗腦，他們基本上是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參與的，加上不熟悉台詞，以致被訪問或派錢時露了餡。

李飛否定普選有國際標準，這證明了韓寒所說，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世界上也有兩種普選，一種是普選，一種是中國普選。世界上確實沒有共用的普選形式，但普選的普世標準就是任何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國普選則是：香港公民有選舉權，但由中共指揮棒控制被選權。這是2017年普選的爭議所在。任何香港公民都應該有被選舉權，這是《基本法》所規定的；但非文明的頭腦從利益取向，則把爭取真普選人士扭曲為自己要入閘。後者是強權邏輯，等同於黑社會把槍放在桌上然後跟你談判。兩種普選正是文明與非文明的對壘。

以國家安全和外國勢力介入作為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理由，令人失笑。香港何時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駐有英國軍隊，而在美國與中國周邊國家形成反華包圍圈時期，也沒有對中國安全造成真正威脅，怎麼在回歸17年後，美國和周邊國家都與北京有邦交，而香港政治經濟又大部份被中共掌控，反而有國家安全問題？外國勢力如何會比過去港英時代更猖獗？從邏輯和現實情況來判斷，中共說辭都是藉口，意圖就是要牢牢掌控香港的管治權。泛民向李飛等解釋普選更有助於國家安全，縱有道理但這種解釋毫無意義。因為對方不是講道理的人。
無論電視還是街頭，到處可見政府的政改廣告：「想變？2017有得普選。有票，真係唔要？」在行騙長官主政下，香港加速向一國一制的非文明體制沉淪。我們當然想變。然而，自從去年三月喬曉陽在深圳宣示「三個堅定不移」以來，到這次李飛在深圳，一年多中共有沒有表示過對於一黨掌控提名權有一點點鬆動？沒有吧。因此，中共和港共要貫徹的普選，是中國特色的普選，結果將使香港的體制向非文明的中共體制更傾斜。這個「有票」的變，是變得更糟的變。香港人真係不能要。

狗狗「未雪」事件，象徵文明的香港向非文明的中共國迅速滑落。但香港人不應放棄。五區公投，罷課，佔中，泛民一致投反對票，對未雪的回響香港人須表現出我們「未甘心」，未甘心成為待輾斃的狗狗。（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美國的興衰

溫哥華星島曰報     2014年8月19日

    伊拉克飽受恐怖組織「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蹂躪，很多人希望美國能出手干涉，但奧巴馬不會再動用地面部隊，只派艦載戰機飛到伊拉克北部空襲助戰。 烏克蘭東部被親俄力量分割，有分裂之虞，甚至馬航客機也打了下來，美國所做的也只是制裁俄羅斯，沒有實質軍事行動。這難免令一些人覺得美國衰落了，甚至認為中國崛起，不久將來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老大。

    其實美國對外政策，總是鐘擺式左右搖晃。小布殊時代擺向極右，到了盡頭，就有今天奧巴馬的擺左。小布殊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講所說的「美國的政策就是……以終結全世界的暴政為終極目標」，並且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今天看來，變成一種奢談。然而，誰也不知道，鐘擺在甚麼時候，又會向小布殊原來的位置擺過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認為，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很難衰落的。她提出很多難於衰落的理據，我覺得最重要是先天的人才優勢。畢竟在任何的條件中，人才是決定興衰的要素。

    學者資中筠指出：美國最早的，來自歐洲移民骨幹，教育程度就比較高，他們自然以普及教育為己任。從17世紀中葉開始，遠在美國立國之前，在新英格蘭各州就完成了普及義務教育的立法，並建立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牌大學。開國元勳都以教育為立國之本。 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重視怎樣的教育。胡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時，當地小學在上新學期第一課。他跑去教室外聆聽，課堂裏小學生跟著老師，在背誦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為學生撰寫的誓辭：「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行判斷。」這是因為初期開拓美國的人帶來歐洲新興人文主義，才會有這樣的教育思想。假設開拓美國的不是他們，而是同時代的中國官吏和士紳，只會有愚民教育而已。像哥倫比亞大學丁龍講座的奠基人丁龍這種中國人，是稀罕品種。

    中共軍中研究美國的專家劉亞洲有警句說：「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劉亞洲沒有觀察到，美國的事碰到中國人就有例外。不錯，有些中國人如曹長青會自稱是「生錯在中國的美國人」，他們不愛祖國，很愛美國。但更多的中國移民說自己「來了美國才發現自己比以前更愛中國」。 美國教育首重獨立思想，而不是愚民教育，更不是奴性、服從性的教育，因此富有創新能力，足以領先世界。也因為不是愚民教育、奴性、服從性的教育，才能夠發展出獨立的批判精神。美國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總是站在政府對立面罵建制、罵政策，以罵政府為愛國。美國領導人要不斷從罵聲中改善自己。

    反觀華人社會，恰好和美國人相反，往往聽到有人罵中國政府，立刻蜂擁而前，誣之為漢奸賣國賊。國家的進步和落後，這就是非常明顯的一道分水嶺。

    劉亞洲說：「讀美國二百年史，可觸摸一條清晰的、明確指向全球的戰略脈絡：首先建立清明公正的國內政治，消除一切自我抵銷的因素，努力在北美創建一個世界中心，將周邊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再一隻腳踏進歐洲。」自己內政尚在打甚麼老虎的階段，而要超越美國，那是講得太早了。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梁美儀 - 寒風中 為香港傳媒拍掌

2014年8月21日

【明報專訊】在政治鬥爭日趨尖銳的當下，香港傳媒成為被壓迫的一群，各種來自政治、經濟或是主事人的不合常理的干預，不少傳媒中人這年來都被這股壓力逼得透不過氣來，尤其是有關佔中爭議的報道，傳媒行家被「上司」挑剔的情况更是普遍。

幸好，香港傳媒未死。多家傳媒就剛過去的周日保普選反佔中大遊行的專業表現，絕對值得市民鼓掌。

籌辦這次大遊行的團體，在遊行前多次重申不接受「派錢」予遊行人士，而中方喉舌媒體，更形容反佔中遊行反映真實主流民意。與此同時，在大遊行前夕，坊間屢傳有團體以酬賞為手段，「招募」市民參加遊行。傳媒機構為了解建制派籌劃的這次遊行，是否一如過往香港的絕大部分大型遊行活動，是出於市民的自發參與，抑或滲進利誘因素，多家傳媒機構分別從網上社交平台或其他渠道，找到多個擬派錢的團體，並利用傳媒慣常使用的「放蛇」方式，全程以第一身直擊有關團體「召集」遊行人士的過程。

由於事態敏感，以有線電視和now新聞為例，記者不但全程錄下團體接頭人與遊行人士的對話內容，清楚拍了錢銀交收的畫面，最重要的，兩家機構基於公平原則，均有即時找團體的負責人當面對質，給予機會讓當事人解釋。結果，有團體負責人對付錢一事直認不諱，解釋因部分遊行人士居住地方較偏遠，故個人掏腰包給參與者一點「車馬費」云云。從新聞報道的標準而言，報道的資訊全面、紮實，亦有讓當事人解釋原委，揭露出部分參與者原來是「有酬遊行」，這與港人對上街遊行以反映個人真實意願的社會共識標準有很大出入。這次遊行的人數及代表的民意，分量有多重，公眾可透過報道自行判斷。

請那些相關團體的負責人，先看清報道，不要隨便誣衊傳媒插贓造假，市民可不是傻的。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區樂民 - 老伯伯的底線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1日

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伯伯經常來我的診所求醫，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當候診室有病人等候時，他會提醒我：「講解病情扼要一點，不用長篇大論。」如果候診室沒有病人，他就和我聊聊天。

這天病人較少，我問他：「為了政治問題，有沒有跟舊同學爭拗？」

「以往和六個同學有定期聚會，」老伯伯答道：「可惜一個死了，三人長居外國，兩個入了護老院，因此沒有機會爭拗。」

「那麼你贊成還是反對佔中？」我又問。

「區醫生，」老伯伯說：「你的問題具引導性。」

「是嗎？」我並不察覺。

「不贊成佔中，並不等於反對佔中。」老伯伯解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如果佔中可以不發生，」老伯伯續道：「那是最好的。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希望能在困難的商討中，得出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改方案。」

「現在有個說法，叫『袋住先』，你會接受嗎？」我問。

「那就要看『袋』的是甚麼。」老伯伯的思路十分清晰。

我笑了。

「儘管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老伯伯補充道：「但做人也要有底線。如果你用一些基本自由去換取短暫的安穩，到最後，你會失去自由，也失去安穩。」

陳沛敏 - 開名打格仔是甚麼邏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0日

若果房祖名、柯震東吸食大麻的地點不是大陸，事件的發展和呈現會很不一樣。

若果他們是在荷蘭、烏拉圭、美國的華盛頓州或科羅拉多州之類的地方吸大麻，事情可能沒有甚麼大不了，因為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特定條件下購買和吸食大麻是合法的。

若果他們是在香港購買、藏有大麻，那肯定違法，同時會因為他們的名氣和背景，受到傳媒廣泛報道。但電視上不可能播出身穿囚衣的柯震東聲淚俱下地向全世界懺悔認罪的片段，也不會出現程序上仍未定罪的房祖名在家中當場斷正、警察人贓並獲的搜證實錄。

不過，因為他們吸食大麻的地方是大陸、是北京，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中央電視台昨日不斷播出柯震東、房祖名供認吸大麻的情節，例如他們怎樣開始吸食大麻、被捕後又如何悔不當初等等。但極具「中國特色」的是，柯的面容被打了薄薄的「馬賽克」格仔，字幕卻又清楚打出「嫌疑人柯震東」的說明。

既然是疑人，即是未被定罪，那為甚麼要他在鏡頭前公開承認吸大麻？既然打格，即是須保護其身份，那為甚麼仍然公佈嫌疑人的全名？打格的作用又是甚麼？無論內地當局是為了宣傳禁毒或者其他政治需要，習慣普通法法治觀念的香港人，很難接受這一套。

至於房祖名，根據內地當局的公佈，他涉及的罪名比柯震東的嚴重。柯是行政拘留，下星期滿14日就可以獲釋；房卻是刑事拘留，按法律可判監禁。輿論關注內地當局是否優待房祖名，例如沒公佈其全名、沒有要他穿囚衣上鏡、還獲得公安在鏡頭前讚他有「有文化涵養」、「像個知錯的小學生」。這些質疑，全因為他的父親是有全國政協身份的成龍。

也許，這些就是「中國式法治邏輯」的問題。李國能說，法治包括對人權給予有效保障。香港人珍視的是rule of law的法治，但內地的「法治」，卻是「以法治人」的rule by law；有時候，甚至可以把政治需要凌駕一切。

陳沛敏
記者

李怡 - 以建制外的非暴力對抗建制暴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20日

反佔中簽名與遊行的發動者，包括中聯辦和特首、高官，一再說是以和平手段爭取普選，他們不但把佔中派一直強調的「愛與和平」扭曲為暴力，而最滑稽的是：他們所謂要爭取的「普選」根本就是毋須爭取的中央恩賜的假普選；以和平手段去爭取一樣已經到手的假貨，目的不可能是假貨本身，而是要強調「和平手段」，並以此抹黑佔中派是暴力。

所謂暴力，是指以強制手段去使人恐懼、屈從的行徑。除了以武力之外，還有行政暴力、多數暴力、語言暴力等類別。上司以權力逼女下屬上床，是暴力；以解職和削減待遇來迫使下屬參加違反他本人意願的行為，也是暴力。暴力以支配他人的自由意志為特點。至於針對當權者的示威、遊行、抗爭，因為出於自由意志，故即使像多年前韓國示威者向警察扔汽油彈的抗爭，美國反越戰及民權運動時代被稱為城市游擊隊的抗爭，縱使手段激烈，但也不被認為是暴力。暴力通常是指對無辜平民施暴，比如九一一等針對平民而製造的恐怖活動。

世上真正擁有對平民施暴的暴力手段者，是建制力量。建制暴力擁有種種對人民的強制手段，迫使治下人民扭曲自己的自由意志。在這方面，講得最清楚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2009年獲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演說，他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對加薩的軍事行動，同時表示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他用高牆來比喻「體制」，以雞蛋來比喻平民百姓。他說：「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更根本的涵義是：「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但高牆是沒有靈魂的，而每一個雞蛋都有靈魂。以自由的靈魂對抗高牆無異「以卵擊石」。然後他說出最重要的一句話：「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面對體制高牆，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是一枚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村上春樹說：「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因此要有反抗，憑着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去以卵擊石。

建制暴力除了擁有軍警等武裝力量之外，還有組織暴力和語言暴力。組織暴力是以社團組織去規限每一成員的思想行為，使他們的自由意志無從發揮；語言暴力則以忘卻、謊言、恫嚇等手段使人們扭曲自己的自由意志。這兩種暴力常會「馴化人們的靈魂」，使社會產生「犀牛化」趨向。

村上春樹指向的體制，還是文明的、民主的體制。至於專權政治的體制，則除了迷信暴力治國之外，在組織暴力和語言暴力方面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7.1示威遊行，和8.17的反佔中遊行的根本區別在哪裏？就是7.1遊行的每一個參加者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是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而8.17則讓我們看到組織暴力的威力，參加者沒有一個人清楚分辨出佔中與反佔中的差別在哪裏？他們或是被馴化了靈魂，或是為了政治經濟的利益，而發動、而參加一場自己也沒有弄清楚意義何在的遊行。他們的行動表面是和平的，但實際上已成為建制暴力的一分子。建制暴力「殘殺我們（的靈魂），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在反抗建制暴力中，除了武裝革命之外，任何示威活動都只是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是以卵擊石，都不能稱之為暴力。佔中也只是爭取《基本法》和人權法規定的香港市民的政治權利而已。在世界上所有的示威抗爭中，公民抗命、不抵抗運動更屬於最溫和的非暴力抗爭。誣之為暴力，實際上是建制暴力的謊言機制和恫嚇機制的運作。

7.1示威和醞釀中的佔中，都是以建制外的非暴力去對抗建制暴力，目的就是爭取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公民權利；8.17則是以建制暴力中的組織暴力和語言暴力，去醜化公民的非暴力不抵抗運動，目的是要永遠剝奪我們的政治權利。

只要你仍然抱持着自由而獨特的靈魂，站在哪一邊應很清楚。（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雲 - 從古文學起，再到白話

三文治   2014年8月19日

民國初年的小孩，中文課本用白話，也用文言。白話是優雅白話，文言是淺白文言，兩相調和，就是優美而靈動的中文。香港學習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課文仍沿襲民國的課本風格，文白參半。可惜到了八十年代末，白話中文教學大行其道；二〇〇〇年之後，更採取中共的現代漢語概念，學校也多選用普通話教中文，於是釀成香港年輕一代的中文大災難。

本欄上文寫過，英國學生可以只學modern English，華人卻不能只學現代中文。上古英文、中古英文，與現代英文大大不同，學生即使學了，也難以接通。中文則不然，中文是不受形式語法和詞尾字根限制，語彙、語法一直不變，繼承和累積一路不斷，從周朝開始，一代代傳到民國。

白話難寫得好，因為白話最晚出，累積了漢唐古文、明清小說與當代口語，中古、近代與當代都有，士大夫的筆記小品、市井小民的說書唱曲、城市中產的新聞言論都有。漢唐古文是骨架，市井小民是肌肉，當代市民是皮膚與衣服。跨年代的累積，跨階級的集合。

文言有文言的學問，白話有白話的學問，而且白話更兼帶一些文言的學問。學文言可以不理白話，學白話卻不可不理文言。流麗的白話比流麗的文言更難寫。諸位看滿清遺老的文章就知道。文言寫得富麗流暢，白話卻是半生不熟。他們的修煉在於經史，小說、戲文、市井言談、鄉民土話，他們不屑去注意，也沒空去琢磨。真要他們在報紙雜誌寫白話，寫得沒精打采，一片死氣。說白話容易寫，是寫那些囉唆堆砌的囈語，機械無文的胡言而已，寫得不白，也不成話。

Vic - 讀〈周融與屈穎妍誰更無恥？〉有感

2014年8月20日

都是那些日子：周融與屈穎妍誰更無恥？

周融是那種最despicable的人。這種人投奔民主自由的國家，然後回過頭來為滿手血腥的專制政權服務，是最卑劣的無恥之徒。

屈穎妍的知名度低於周融，但對香港的傷害不可小覷，因為一般人只知道她以前是記者，寫過暢銷書《怪獸家長》，對其替中共宣傳、顛倒是非的文章沒有提防心，因此容易受其影響。

看過屈穎妍數篇膠文後，她在《明報》的文章我基本上會跳過不看。近兩年來，我發現無論是《明報》或《信報》，這種只能跳過不看的文章越來越多。就評論版而言，《明報》這種明顯站在中共立場、顛倒黑白的文章大約已達四成，文章作者包括吳康民、盧文端、張志剛、王卓祺、阮紀宏、陳莊勤等等，副刊則有屈穎妍和葉劉淑儀。《信報》的評論版也有類似現象，中共在港外圍組織，包括各種偽專業團體的頭頭，不斷撰寫垃圾宣傳文章，例如8月19日便有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陳健強厚顏宣稱：「今次〔反佔中〕遊行可說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亦是最和平的組織性的政治表態行動，也為政府壓抑佔中運動，提供充足的民意授權。」 

《明報》和《信報》都曾是文人辦報的典範，曾是香港自由獨立言論的重要陣地，如今都落在商人手上，一如整個香港，處於半淪陷狀態：上層已投降，剩下一些良心之士在苦苦支撐。

區家麟 - 滿紙荒唐反佔中

2014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反佔中大遊行，最令本人驚詫的一幕，乃遊行團體出發後，維園留下的滿地荒唐。

把「愛國愛港」掛在口邊的團體，國旗區旗用完即棄，隨手亂拋地上，任人踐踏；家國象徵，不好好珍惜，又不循環再用，這種「愛」，有多真？如何感召人？情何以堪？

反佔中大聯盟聲稱19多萬人參與遊行，統計方法是派了20萬紙花及貼紙；維園現場所見，大量紙花與貼紙沒派完，原封不動被即場棄置，這個數字，又有多真？水分有多深？維園草地堆滿垃圾，滿目瘡痍，「愛港」之情，如何得見？〔相關文章：如果這幫人叫愛國〕

是次遊行一大異象，乃大部分傳媒都有記者，以鏡頭記錄了社團中間人派錢全部過程；傳媒的調查報道，揭發一宗醜事，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今次各大傳媒幾乎肯做就拍到，顯示團體出錢買人頭之舉，不在少數，卑陋齷齪，絕非個別例子。

社團與鄉里組織動員親友及陌生人遊行，明明有專車接載，還辯稱派錢是「車馬費」；被電視台全程拍攝「斷正」，無何抵賴，還要反咬記者「移花接木」。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一買一賣之間，也有真情；然而，記者問，你來做什麼？有人答「購物」、有人答「我反戰爭」、有人答「支持佔中」，亦有記者目擊有內地旅客被組織參與。以錢財與口腹之慾，驅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與內地人上街，反佔中之表態，又有多真？

數字有問題 誠意亦成疑

遊行人數點算，亦有異象，罕見地，學者點算人數少於警方數字。我們姑且相信各方估算數字大致準確，港大民研點人頭，只有5萬多，只及警方數字約一半，原因在點算位置不同，學者在遊行中後段數人頭，警方則在維園出發點計算。合理推斷，也符合很多人所觀察：大概有一半遊行人士，一出維園，被警方數完人頭就離隊。這種走過場的表態，數字有問題，誠意亦成疑。

當然，遊行者中，相信仍有數以萬計的參加者，付出汗水腳力，真心「反佔中」，但整個反佔中運動之宣傳及動員伎倆，埋下劣質政治文化的先例：扭曲概念、混淆視聽，以口號作思維，道理少講；不當地預設了「佔中」必有暴力，繼而層層推演，無限上綱，渲染混亂，消費平凡百姓的怕亂心理，營造恐懼，愚弄人心。

一些公司與團體裏，在上位者以權勢威逼利誘下屬參與，湊人數、湊簽名。政府則掌控公共資源，製作廣告問市民「有票，真係唔要？」叫人「袋住先」、「食住先」，卻片面誘導，絕口不提「袋乜嘢」或「食乜嘢」。政府廣告，往日是公民教育、或宣傳既定政策、或作政策諮詢，一個缺乏認受性的政府，肆意運用公權力，用納稅人的錢，攻納稅人的心，洗納稅人的腦，世上豈有如此便宜的事。

滿地荒唐的香港，種種異象，正變成常態；大遊行過後，反佔中運動暫時偃旗息鼓，希望這些難堪的小動作，到此為止。 

沈旭暉 - 「芬蘭化」：「袋住先」兩面睇

2014年8月18日

不久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教授就「芬蘭化對香港的啟示」在《明報》撰寫了三篇文章(可見《明報》網頁)，大概是公眾對官方立場先入為主，並未引起廣泛討論。想起一年前，筆者在海外學術會議遇上一位著名本土派學者，也就「芬蘭化」談了很久，他坦承即使香港能建設「城邦」，最好的下場也不過「芬蘭化」一途。香港和芬蘭自難直接類比，但無論我們持什麼立場，「芬蘭化」這現象本身，確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今天提起芬蘭，我們想起諾基亞，知道那是富裕的福利社會，有聖誕老人和北極光，但芬蘭並不是「自古以來」的獨立國家。它長期作為瑞典一部份，後併入俄羅斯成為「自治大公國」，十月革命後乘機獨立，至今不夠一百年。蘇聯站穩陣腳後，希望收復芬蘭「失土」，在二戰期間打了兩場大戰：「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小國寡民的芬蘭出乎意料擋住超級大國，雖說有瑞典、納粹德國援助，但也是奇蹟。然而隨著納粹戰敗，芬蘭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須知蘇聯在1940年升格了一個「卡累利亞－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準備和「外芬蘭」合併。目睹東歐各國淪為蘇聯衛星國，芬蘭人明白不能指望西方，至於單獨再打一仗，結局可料。

於是，芬蘭精英決定走一條全新路線，即所謂「巴錫基維主義」(Paasikivi Doctrine，巴錫基維是製定這政策的芬蘭總統)，也就是學者歸類的「芬蘭化」。簡單來說，芬蘭承認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確保外交政策不違背蘇聯的國家利益，以換取蘇聯不在芬蘭搞破壞、侵略，和存續國內民主制度。於是，芬蘭沒有參加北約，和西方關係疏離，基本上站在蘇聯一邊，成了蘇聯和西方溝通的窗口。美蘇破冰的赫爾辛基會議，就是在芬蘭召開。

為確保芬蘭「不成為歐美的反蘇基地」，芬蘭內政上也自我審查。例如在媒體，不能傳播反蘇意識，反蘇電影被禁播，反蘇書籍被圖書館移除：一方面，這是「尊重」蘇聯之表現，但同時也是防微杜漸，以免蘇聯細作以「苦肉計」製造事端。芬蘭國內有不少親蘇政客，在蘇聯利益可能受損時提出警告；要是選出強烈反蘇領袖，蘇方也會公然施壓，都是芬蘭屈服。這樣的關係到蘇聯解體才告終。

在西方，「芬蘭化」至今是貶義詞，因為那代表在蘇聯出手前就主動出賣理想，接受不完整的主權，向強權委屈求存，而且可能越讓越多。西方政客攻擊走和解路線的對手時，每愛用上「芬蘭化」一詞，以示自己堅守原則，沒有行差踏錯。芬蘭文化藝術在「芬蘭化」時代，亦和西方世界脫軌；不少精英國民不喜歡那氣氛，選擇移民。

但在芬蘭本部，輕言「芬蘭化」，卻代表西方的涼薄。芬蘭人認為，為捍衛獨立、民主，已付出極多，絕非不夠勇武的懦夫。一場冬季戰爭就死傷七萬人，再一場繼續戰爭又死傷七萬人，今日芬蘭人口還不過五百多萬，尚不及香港，又有多少個七萬可消耗？打不過蘇聯，美英援助口惠實不至，國際輿論置之不顧，就是顧，莫斯科也不在乎，還在磨刀霍霍，令他們深信，「芬蘭化」已是最好的選擇，否則淪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看看邊界外的「蘇維埃芬蘭」，就後悔莫及。

類似芬蘭的案例，在世界不同角落，一直以不同方式重演。其實，正反雙方的夢想幾乎一樣，只是對現實政治的判斷有差異，而這種判斷，偏偏是教科書永遠傳授不了的。究竟有什麼準則，判斷是否應接受「芬蘭化」？怎樣是堅守原則、怎樣是脫離現實？怎樣是曲線愛國、怎樣是賣國求榮？最重要的是，怎樣知道社會大多數人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你說呢？

吳靄儀 - 律師守住了法治的底線

明報   2014年8月18日

香港律師會在8月14日的特別會員大會上，以大比數通過對會長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發起人感極而泣，感謝同業的支持，場面令人感動。事實上，要向這群律師致謝的是香港市民，因為他們無畏無懼，挺身而出，守住了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不信任動議固然最令人矚目，但要了解其中的意義，必須同時看另外兩項通過了的動議，其一是要求律師會就白皮書發表聲明，捍衛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其二是要求林新強收回他在6月16日就白皮書發表的言論。由此可見，「倒林」的原因，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律師會成員，認為林新強的言行，跌破了一位律師對其專業價值應恪守的底線，他若不收回這些言論，律師會的成員只有通過動議明確表示：這些言行和價值不代表他們。日前，林新強及其支持者批評行動是將律師會「政治化」，實在是看小了自己的同業，他們犧牲的時間精神、付出的努力、所承受的壓力不足為外人道，豈是為了林新強個人的去留？他們無法不堅持，是為了法律界的尊嚴和價值，不容任何人以會長的身分出賣和褻瀆。

從公眾的角度看，維護法治，有賴法律界謹守原則，如果法律界利用專業地位作政治交易的籌碼而出賣法治，法治還有望維持得住麼？

通過了三項動議，已達到還律師會成員清白的目的，林新強自動辭職抑或厚顏留任，反映的只是他個人品格的取向。當然，林新強去任，在現時制度之下，律師會仍有可能選出另一位不適當的會長，所以法律界要繼續警惕。不信任動議能否通過一向都不容樂觀，但在一個當權者不惜一切顛倒是非，將和平抗爭者說成暴徒，將濫用法律對付異己說成「法治」的時代，沉默的代價，就是我們的尊嚴與自由，很快便成為過去。

馬國明 - 魔幻現實主義還是超現實主義的佔中之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萬人景仰的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馬圭斯去世應是2014年的重大事故之一，同樣很大機會發生的佔領中環的公民運動亦會是2014年的重大事故之一。不過由於佔領中環的行動尚未發生，執筆談論佔中之後的香港形勢，腦海裏馬上呈現馬圭斯的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中文譯本好像是《事先張揚的死亡事件》）。但參與佔中的人全都是有血有肉，而且要負上嚴苛的「公安條例」裏各種違反基本人權的法律責任，因此不適宜談什麼魔幻現實主義。今早打開報章，讀到有關8‧17反佔中遊行的報道，馬上聯想到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社會理論。

槍杆子政權賦予香港權力

認識霍布斯的人當然聽過他於1651年出版的名著Leviathan。筆者不知道這部著作的中文譯名，但當前香港面對的中共政權，尤其是發表了《一國兩制白皮書》的中共政權，正好是霍布斯筆下的Leviathan，即是說一個強橫專制的政權。不過香港社會一向對嚴肅的學術探討無甚耐性，因此即使聽過霍布斯的名字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自由主義的大師。作為一套政治哲學或社會理論，不同的自由主義大師的結論可謂南轅北轍，但他們的立論卻必定假定某種原始的狀態，對霍布斯而言是一種自然的狀况（The State of Nature）；John Rawls則稱為Original Position。更重要的是所有自由主義的理論家都會強調他們各自的立論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換言之，香港今日面對的中共政權或許就是霍布斯筆下的Leviathan，但他筆下的那個強橫的政權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不似得不久前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裏那個唯我獨專的強橫政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賦予香港多少權力，香港便有多少權力。但只要反問中央政府的權力又怎樣得來？答案清楚不過，由槍杆子得來。適逢2014年是六四血腥鎮壓25周年，所謂槍杆子得來的權力也就是屠殺人民得來的。

篇幅所限，只能極之粗略地介紹霍布斯的立論。首先他假設最早的人類社會必定處於一種自然狀態，亦即是森林定律（law of the jungle）主宰一切。所謂森林定律即弱肉強食，在這種情况下，弱者們的理性決定就是主動放棄一己的自主，凡事交由某個強悍的人士處理。帶領8‧17反佔中遊行的團體和主腦其實有意無意借用了霍布斯的立論，認為即使當今的中共政權怎樣橫蠻，對香港而言，理性的決定就是唯命是從。近日的電視新聞，採訪一名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多年的知名保皇黨人士，此人強調中共政權要的是一場零風險的普選。此人說話時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他似乎對世界各地的民主選舉一無所知。所謂零風險的普選就是反對派不可能勝出的選舉，全世界就只有俄羅斯和伊朗的普選才會出現這種零風險的選舉！

不可能讓步所以「袋住先」

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恰好是抗拒這種對蠻不講理的中共政權唯命是從的主張，中共政權以其槍杆子獲取政權，更不惜出動所謂人民解放軍鎮壓手無寸鐵爭取民主的年輕學生。面對這樣殘暴的政權，或許借用霍布斯的立論不失為理性和明智的抉擇，不過霍布斯的立論首先假定一種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而今日的香港卻是重視法治、言論自由和各種基本人權的文明社會。即使警務署長曾偉雄日前口出狂言，公開聲稱不要講良心（編按：曾偉雄當日提到「良心究竟係乜？」「你嘅良心同我嘅良心都唔一樣，甚至有人覺得我冇良心，係咪？」他指警方依法辦事便不會出現違背良心的問題），但狂妄如曾偉雄也不至於誤以為香港社會處於森林定律的狀况。因此反佔中的團體和人士不能借用霍布斯的立論，呼籲香港市民，無論中共政權應允任何形式的普選，都要「袋住先」。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則不止不要「袋住先」，而且是明刀明槍，清晰無誤地表達爭取一個不會預知結果的普選！雖然到目前為止，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是否會發生，仍沒有明確答案，假如中共政權稍作讓步，情形怎樣演變，實屬難料。不過北京方面一直擺出一副強硬姿態，更在香港發起一連串反對佔中的行動，讓步的可能性極低，因此才會有筆者這篇「後佔中情况」的文章。

佔中後一樣卻又不一樣

文首提及馬圭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在香港這個一向是「搵食大晒」的地方，佔領中環的行動實在帶有濃厚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但談到後佔中的香港形勢，19世紀的超現實主義會更貼切。超現實主義有別於魔幻現實主義，前者觸及的依舊是平常的生活現實，只是在感觀上卻與平日大為不同。一個十分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筆者童年時的農曆新年，幾日的假期裏，香港的城市面貌跟平日沒有兩樣之餘，卻有頗大的分別。當時集團經營的連鎖店還未出現，街上的店舖全是小本經營。農曆年假期間，所有店舖都關門，但街道上依舊人來人往，而且多了在街頭擺賣水果或玩具的小販攤檔。這種情况也就是超現實的意義所在，佔領中環後，香港的情况也會變得超現實，因為香港仍是人們熟悉的香港，仍是中共政權主宰的香港；但一切依舊之餘卻又有點不一樣。在一些所謂殿堂級學者的描述裏，香港人只是經濟動物，目光只會放在自己的事業發展上，其他的事情雖不至漠不關心，但一定不會花費時間和精力。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徹底改變這種描述，參與佔領中環的人，不但花費時間和精力參與行動，還要面對警察粗暴的對待和相關法律責任。當然還有中共政權的龐大機器，因此佔領中環之後，一個十分清晰的問題必定會在香港社會浮現——為什麼有人會參與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每一名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從宏觀角度而言，佔領中環的意義在於返回霍布斯的立論。接受中共政權這樣Leviathan的統治或許不失為理性的抉擇，但前者的統治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事實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正好是接受中共政權收回香港的契約。近日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則是北京單方面撕毁契約，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便是提醒北京，中共政權對香港的統治必須建基於雙方的契約，很難想像一個自稱是人民共和國的國度會公然否認其權力基礎是建基於政權和人民之間的契約！後佔中的香港是超現實的香港！

安徒 - 捨本逐末談政改 集思籌謀後佔中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這期香港政治的焦點應該是普選和政改，可是，自從電子公投和七一預演佔中以來，一天到晚你能夠接觸到的政治消息，都不外乎「佔中」與「反佔中」。「佔中」變了主角，「政改」變成配角。造成這種局面的，除了佔中運動在全民電子公投和七一出人意料地取得可喜成績之外，沒有建制派落力推行史無前例的「反佔中」運動，這種「佔中」壓倒「政改爭論」的局面是難以形成的。

前幾年香港的激進泛民派發起「五區公投」，建制派卻全力杯葛，運動結果差強人意，草草收場，因為從來一隻手掌拍不響。今次建制派卻突然強攻和應，你做初一，佢做十五。不知道發起佔中運動的三子，事前有沒有估計過。但是無論如何，香港今次因為一場還在紙上談兵的「全民佔中」行動而名揚天下，搞得塵土飛揚，肯定可以錄入史冊，這已是「佔中」一項歷史的成就。它除了見證香港後九七政治，正步入一個「範式轉移」，遊戲規則急速轉變的時代之外，也標誌着有香港特色的政治遊戲，可以是如何地「捨本逐末」，乖張而又荒誕。

如果說「佔中運動」從來都不是以佔領中環為目的，而是以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為目的，「佔中」只是其中一種最後才會用上的手段，那「反佔中」本身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呢？ 顯而易見，張開大旗要以「反佔中」來與「佔中」對陣的，並非提出了另一個可以供人們考慮的特首選舉方案，而是不管是哪一種方案都沒有所謂，「我們只反對有人不順服」。

一種反對社會民眾動員而有針對性地發起的反動員，定義了何謂「反動」。

魯迅筆下「奴隸總管」

這種荒謬的處境，活像魯迅先生筆下那些所謂「奴隸總管」的所作所為。這些總管，是從奴隸中選出來的一些順民。每當主子過來察看，奴隸總管就起勁地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以示對主子的忠誠。魯迅寫道，這些人「抓到一面旗幟，就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

所謂「反佔中」之所以如此令人難堪，得不到有識之士的尊重，皆因在前頭拉大旗、作虎皮，奮力鳴鞭的人，不約而同地大多都流露出一副不顧身世而又不可一世的「奴隸總管」嘴臉。京老爺大聲叫好，他們就愈落力加鞭。結果就搞出不單政府機構、私人機構、甚至志願機構，都要人人過關，輪流表態這種充滿「大陸風格」的政治連環秀出來，鑼鼓喧天地告訴我們：這就是香港的未來。拷問我們：你們究竟接受不接受？

大抵建制派今次如斯落力地要打破過去三十年對港懷柔統戰的策略部署，說明了一種寧「左」勿右的權力鬥爭，正在中共高層開展。三十年來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治港政策，正受到因為中共改朝換代所引起的巨大震波所覆蓋。香港人亦無法假裝昏睡。

遭逢如此世局，大抵佔中運動亦無法只循慣用的「目標為本」策略，僅僅將佔中運動看成爭取真普選過程中的一個手段。更何况，這個手段，一直以來都只是被看成是增加談判實力的籌碼，於此之外，並沒有人充分論述過，除了作為談判籌碼之外，「佔中」行動和附帶的「佔中運動」，究竟有任何長遠的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佔領中環作為一個鼓動人們關注政改，聚焦於說明特首普選對香港究竟有何重要意義的社會運動，它的初步結果可說十分圓滿。由於運動一早採取主動，並且搭建了電子公投這個民間集體意志得以表達的平台，它已迫使中共及其建制附從不得不全面反撲。反佔中運動突然全面殺出，氣勢雖看似強勁，但慌張失序，沙泥俱下的狀况，明眼人都會看出，這是一個急就章的反應。

中共底牌已露八九

白皮書欲創造新話語，意圖暗自為《基本法》偷樑換柱，仗勢君臨天下。可是，香港社會反應激烈，毫不動搖。高官解畫，亦藏頭露尾。既說要變，又要說一切不變。可見中共自忖無力收拾，因為自己冒進強出頭而一手自己弄出來的殘局。所謂「第二治港梯隊」看來亦不外如是。可是，這麼一下，中共手中的底牌也已披露八九。最近民調亦顯示，儘管反佔中宣傳鋪天蓋地而來，出了飲奶之力，但亦只能爭取到一些游離的中間派接受妥協，但卻同時令泛民支持者當中，主張堅守立場，寧可原地踏步者數目大幅飈升。可見，以千萬計的維穩經費只是繼續強化兩極分化的局面，這不是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可以是什麼？

過去，有一種意見認為，否決政改，原地踏步，損失的不會是北京，而是香港。可是，這種意見似是而非。

固然，政改能否通過，北京都不會因此倒台，因此看來，北京不會為香港政改着急。可是，不要忘記，沒有了普選議題，民主派便無任何組成反對陣營的基礎。民主派可以一夜瓦解。所以，北京的上上之策，就是既能盜取落實普選之名，又能瓦解長期以來連成一線的反對派。可是，這個機會只會在政改不拉倒的情况下才會出現。由這一點來看，北京雖然擺出「我不在乎」的談判戰略高姿態，但心底裏，北京要能達成普選的急切程度，絕不會比泛民低。亦因此之故，北京要用盡法寶，瓦解佔中運動。

事實上，北京向泛民招降納叛的政策，已經擺在桌面上。只是佔中運動出人意表的成功，成了北京統戰的攔路虎。所以，「佔中運動」的壓力，與其是壓向北京，不如說是壓向有機會倒戈的泛民議員，因為他們要不想成為引發佔中，及其他一切不能遇見後果而成為「千古罪人」的話，他們就只能舉手通過一個不會太難看的方案。

在過去，當香港人還是活在虛擬自由而自我裝睡的日子，泛民主派政客內部可以高舉一條溫和的溝通路線，一些自命溫和的泛民中間派可以間接協助維持中共想穩住的大局。今天，民智開發，香港人主體性冒升，訴諸民眾的社會運動未必大到足以改朝換代，但卻有足夠力量令「千古罪人」在政壇沒有翻身之日。就這點而言，「反佔中」的「勸降主義」愈是露骨，就愈是扼殺泛民中間派體面轉身，找下台階的機會。於是無形中，反佔中運動正在為佔中運動帶動而形成的非政客界民間壓力，添柴加火。

最害怕還是自由意志

就這點而言，如果我們可以不再從狹義的目標為本的角度看，我們就會發現，佔中雖然還沒有發生，但其實已經在發生作用。同理，佔中運動在這幾個星期好像是在靜止的狀態，它仍然在起作用，而這些作用甚至是透過「反佔中」而來。這也是一隻手從來都拍不響的道理。

事實上，政改討論從來都不複雜。當初說特首普選先解決，再來解決立法會普選，正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因為特首普選值得討論的地方其實是沒有的：它只是(1)關乎中央是否要能百分之一百地操縱結果，以及(2)香港人要不要認命投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只是在乎一念之間的抉擇。於此之外，一切皆是花言巧語。

北京其實十分明白，無論普選是真還是假，按當前狀况，要想像香港人最終會選出一個自己要否決任命的特首，是近乎天方夜譚的事，而用給予一人一票選出特首而一併瓦解連結反對派的唯一（民主普選）訴求，也是最徹底和便捷的事。問題只是在於，那種無止無盡的操控欲望，最害怕的還是自由意志，哪怕是非常清醒實利如香港人的自由意志。正是這點中共極權主義餘毒的悲劇性格，為香港社會形塑出自己反抗的主體性，弔詭地留下條件和可能。

思考「佔中之後」

而當「佔中」和「反佔中」都在無意識地按照相剋而相生的歷史辯證的軌迹發展之時，捲進運動中去的人，目前要思考的其實並非什麼方案才能落地，也不盡在如何部署佔中的發生，而更在於提出「佔中後」／「後佔中」的遠景。而要進行這種思考，就既要想像佔中如何落幕？佔中發生後的第二天？第二年？第十年？……

要想像「佔中」百分之一百勝利，不如想像一個神蹟。但要想像一個因佔中而失去了掙扎意志和反抗意志的香港社會，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

正因為（廣義的）「反佔中」為香港人赤裸裸地呈現出那麼完整的一幅「後民主回歸」（意味民主回歸幻象正式瓦解和終結）的香港生活走勢圖像——那麼真實的《1984》、《動物農莊》……那麼平常的人人過關、層層表態……那麼慣見的群眾鬥群眾，那麼精妙而無處可逃的語言偽術，卡夫卡式夢魘……那洶湧撲面的犬儒、認命與「反動」……那四處可聞的封建腐臭。

這正是時候，我們不應單去思考佔中是怎麼一回事，也要思量「佔中之後」是怎麼的一回事？

這是政黨、議員、政治家、社運分子、NGO工作者的事，也是知識分子、文化界、教會的事，更加是教師、媒體工作者、藝術家、以至每一個普通、平凡的香港人的事。

無論你們是否支持「佔中」，「佔中」之後，你們都怎麼辦？

文 安徒
編輯 方曉盈

朱凱迪 - 《前途解密30後》——愈解愈密？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北京引導香港政改輿論的最新說法是，普選香港特首涉及中國國家安全，因此務必要在提名程序設高門檻，篩走「對國家不安全」的潛在候選人。國家安全的危險主要指外國透過香港挑戰中共的專政地位，這面旗幟已成為北京壓制自由民主的萬應靈丹，只要國家有危機，連憲法保障的人權也可以懸擱不顧，何况一本小小的特區《基本法》。有需要時，想點解釋就點解釋。

這種把香港置於大國角力的政治觀，黎智英政治獻金事件是「通俗版」，上星期有線電視的特備節目《前途解密30後》則意外地成了「嚴肅版」，影響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節目以新近解密的英國政府檔案為基礎，涵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幾年的中英政治角力。《明報》早前已根據檔案報道過一次，有線電視的野心更大，希望以檔案為本，講述一九八四至今三十年的一國兩制歷史。為了補歷史檔案的不足，有線記者找來了十二位重量級受訪者，包括四位前中共幹部（周南、張浚生、陳佐洱和流亡美國的許家屯），一位匿名中共黨員、英國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代表包雅倫、香港代表則有李柱銘、陳方安生、李鵬飛、譚惠珠、曾鈺成、葉國華等。

儼如北京以勝利者姿態述戰功

然而，這種擺明以中英兩國官員和香港精英角度綜合的香港史，無論有多少檔案支撐，也不會有多少「新意」——英方於七○年代主動提出前途問題、續租新界或主權換治權等方案先後被否決，都是已被多次講述過。比較新鮮的是以檔案證明英國八○年代在香港推動代議政制，部分是出於牽制中國的考量——不過這點也一直是北京的判斷，並且利用來抹黑在香港實行民主。無論有沒有檔案解密，香港幾百萬市民被排除在整個談判過程，沒有辦法掌握自己命運這一點，並沒有不同。主持人也多次提醒觀眾這點。

記者似乎沒辦法在北京找到同一時期的政府檔案。有趣的是，雖然檔案沒有拿出來，但願意受訪的中方前官員明顯較英方多，包括近年先後出版回憶錄的周南、張浚生和陳佐洱（訪問很多時只是回憶錄的影像版），令節目儼然成為北京官員以勝利者的姿態憶述「香港外交戰」中獲勝的經過。北京是否早已料到特輯對他們的輿論戰有利，因此大開方便之門？

略過港人爭民主抗爭史

到了沒有英國檔案覆蓋的部分，特輯繼續以中英角力為主軸，於是北京的故事版本愈來愈突出，屬於香港的聲音卻更幾乎消失了，或者說，敘事多次違反了一般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譬如北京官員認為所有九七前的香港政制民主化都是英方的陰謀，特輯卻略過了港人爭取八八直選的抗爭，以及劉慧卿在九○年代動議全面普選立法會的嘗試，好像香港的民主真的只有英國人單方面在推動一樣。又譬如談到八九六四後的政治形勢，竟然是先由曾鈺成以一副客觀口吻把問題轉換成香港政界疏遠中共，之後再由周南洋洋自得地表述如何利用簽署新機場備忘錄的機會為中共突破六四後的國際外交封鎖。香港主流輿論在六四後對中共政權以及《基本法》的全面否定，以及爭取三百萬港人居英權的運動，也是消失無蹤。

最後一集來到九七後一國兩制的實施情况，特輯的論述變得更單薄。延續着大國角力的框架，英國人撤退後，北京彷彿突然間沒有了直接的對手，故事說不下去，而董建華執政的五年卻無端被多位受訪者視為特區的黃金歲月——還有比這個更遠離一般香港人經驗的觀點嗎？由北京欽點的無能特首，激起○三及○四年連續兩年幾十萬市民上街，最後被北京拉下台，然後北京開始違反《基本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到二○一二年梁振英上台後變本加厲。如果按特輯的敘事，一國兩制被破壞可是香港人以抗爭自招的！

英方代表包雅倫最後的說法也令人莫名奇妙，他說：「中國正落實一國兩制，並忠誠地按《基本法》行事……可以理解的是，關注高度自治的人，總禁不住設法測試自治界線，但問題是這樣做，會否反而削弱自治？這問題我不想回答。」他是在怎樣的提問下作出上述回答？所謂「測試自治界線」是指香港人現在爭取沒有篩選的特首普選的運動嗎？單看這個回答，我會以為連英方官員都認為一切對一國兩制的衝擊都是香港人以抗爭自招的，北京反而完全沒有責任。

整套特輯中，稍為脫離大國角力敘事的反而是那位匿名資深中共黨員。他評論到當前形勢是，沒有附和北京收緊對港政策的正當性，反而踢爆了北京利用香港的現實：「這三大基地（外匯、情報、革命）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講句不好聽的話，現在香港變成什麼基地？洗黑錢的基地、移民的基地。以前很多靠香港，現在不需要靠香港，所以對你不客氣。」

當年「民主回歸」今日「國家安全」

看罷《前途解密30後》，一股「愈解愈密」的鬱悶壓在心頭。雖然我絕對相信有線新聞部的獨立，但我確實感覺到，當困在大國外交的敘事框架，無論官方解多少密，也只能說出愈加複雜細緻的「香港人被擺佈史」，怎樣也講不出一段屬於香港人的歷史來。

為了試圖「解解毒」，我拿出馬嶽編著的《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的羅永生訪問，談的是當年中大學生會怎樣開始舉起「民主回歸」的旗幟，希望可以從香港人的角度對照中英談判（有線特輯裏恰巧也說香港政壇在八○年代開始團結在「民主回歸」的綱領下）。羅永生在訪問裏說：「整個『民主回歸』的論述，當時覺得我們很主動的提出，但我認識的現實應該不是這樣的！應該是有點醞釀，有一些學生以外的人，可以有效的帶出這些想法的人（影響了我們）。那麼他們的想法從哪裏來？其實是有協調的，我覺得這是中共統戰的其中一個方式……即是用學生運動的方式去推行一些政策，或者運動的口號，其實是配合共產黨政權的方向。我覺得『民主回歸』也是這樣。」

三十年前的「民主回歸」論讓香港進步青年主動接受主權移交，三十年後的「國家安全／大國角力」論又試圖說服香港市民為民族犧牲小我。共產黨的論述戰無孔不入，令人倒抽一口涼氣！

李怡 - 這是一場自由與反自由的鬥爭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16日

周三的「蘋論」，用了德國總理默克爾的一句話作題目：〈自由的秘密是勇氣〉，隨後見《蘋果》網頁的「蘋語錄」也用了這句話。而接下來的律師會會員大會，則有2,000多名事務律師，頂住威脅、恐嚇、利誘，實踐了這句話，顯示出一個人要實現自由，秘密只有兩個字，就是「勇氣」。生活在專政體制下的人，實現自由要冒着被監禁、被自殺、生計無着的風險，需要的勇氣很大；生活在至少仍有法律權利的香港，我們實現自由的勇氣不須太大，大不了失去在大陸發展事業、被老闆辭退，或者少了些經濟政治利益而已。然而，即使這樣，向來把「搵食」列為生存首位的許多香港人，仍然缺乏實現自由的勇氣。

律師會投票前，北京司法部、中聯辦及中資機構聯手為林新強箍票，已經毫無忌憚，許多大律師行也接到「命令」，要求律師簽授權書去撐林，這種授權票攻勢，使提出動議的三人小組都相信動議通過機會不大，小組成員之一的任建峰在會前說，「有咁大嘅機器喺背後，我哋根本完全冇期望」。儘管只要屆時律師親自出席投票可以使授權書無效，但一般相信這樣做的律師很少，因為這等於公然與自己的律師行對立，這不是跟自己的職業生涯過不去嗎？

豈料三個動議都以大比數通過。也就是說，即使大行，即使受到中共機構威逼利誘，但如任建峰所說，「香港原來仲有好硬嘅律師企出嚟，律師終於可以為呢個行業感到自豪」。

轉折點在哪裏？在於中共的干預。中共以為干預是對於挺白皮書、講共產黨很偉大的林新強的無可阻擋的助力，誰知是一股反作用力，因為這牴觸了受法律教育的多數律師的自由的底線。如果中共不出手干預，許多律師很可能懶得理會甚麼動議，但一干預，就使他們覺得這明明是律師會內部事務，竟被外部勢力以「奇形怪狀」的方法干預，提醒律師們對法治、對司法獨立、對自己的自由意志、對律師會的獨立運作的功能保持警覺，而積極參與投票支持動議了。

張曉明不久前說，批評白皮書的人「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過慮了」。律師會的投票結果顯示，除了大律師公會，連牽涉許多利益的事務律師也都「故意歪曲」或「過慮」了。

中共做的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蠢事還包括「反佔中」的大動員。兩個多月前，筆者與一些中環精英聚首，他們大都表示不想見到佔中，認為佔中影響經濟和社會正常運作；但前兩天，同一群人態度就大有改變，他們大都表示對「反佔中」一夥的醜態難以容忍，對梁振英以「個人名義」簽名反佔中覺得違反特首應有的操守，對中共通過種種機構強勢推「反佔中」反感，認為這是以政治經濟壓力去強迫市民扭曲自己的自由意志，也因此，大都認同佔中作為公民抗命的一種方式應該容許。

事態的變化就是如此詭異，如果「反佔中」派循正途去宣傳，讓市民以自由意志作選擇，效果即使沒有現在那麼誇張，但至少不會予人以背後有政治強權在推動之感。現在強權不僅幕後而且走到台前（張曉明公開說「你們為香港做了一件大好事」），就徒增市民對掌權者及其傀儡的惡感。明天的所謂大遊行，記者不妨採訪一下，參加者有多少人明白佔中與反佔中的真正含意，以及有多少人會鬧出「反中央」、「張融」這類笑話。

假普選方案，只要四名泛民轉軚就可以通過。對中共和港共來說，本沒有甚麼難度，尤其是不打算在2016年再選立法會的議員，延後利益對他們會更吸引。但必須給可能轉軚的泛民提供一些「民意」彈藥，於是搞反佔中的大龍鳳。但反佔中的幕後黑手呼之欲出，而台前的發動者又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使這場鬧劇表演徒增泛民轉軚的難度。現在泛民的主流趨勢是不能接受「袋住先」也。

終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昨天撰文指出法治社會的法官沒有主人，只忠誠於法律。白皮書要法官愛國，事實上就是要在法官頭上置放一個由中共黨去定義的「愛國」的圖騰。搞一個假普選，以及配合假普選的運作，包括白皮書，包括張融的反佔中，包括對律師會的干預，目的都是要摧毀香港人的自由意志。

這是一場自由與反自由的鬥爭。我們須時刻記住：自由的秘密是勇氣。讓筆者再引一段默克爾的話：「自由是我人生中最幸運的經驗，沒有甚麼比這更讓我振奮，沒有甚麼比這更能激勵我，沒有甚麼力量比自由更強大，更能給我正面的感受。」前晚律師會的投票，證明縱使「有咁大嘅機器喺背後」，自由意志仍是更強大的力量。（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 - 看施永青論香港政改，慨嘆昔日理想青年之墮落

2014年8月16日

http://www.am730.com.hk/column-222092

施永青：我們的社會當然應該容許激進派堅守自己的信念，但若然他們爭取的目標是屬於社會性的話，那他們就得尊重大多數人的意願，不應把自己的一套強加諸多數人的身上，希望他們知所行止。（am730，2014年8月15日，C觀點，建制派上街的影響）

Vic：民主政制之設立，正是要以制度保障多數人的意願得到尊重，正是要防止權力寡頭將「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

將在香港堅定爭取民主的人說成是「激進派」，將強調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說成是暴力罪行，將專制政權反民主的群眾動員說成是反映多數民意，將爭取民主說成是少數人將「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多數人身上」，這就是今日香港所謂的溫和理性聲音。

施永青近年談論香港政改，不斷宣揚歪理，鼓吹香港人投降，可恥之至。

相關文章：陳雲 - 民主制度的設立，不必詢問人民

李國能 - 白皮書惹憂慮應澄清

2014年8月15日

【明報專訊】1. 特首就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已提交報告，香港社會正殷切期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此將會如何作出決定。有決定後，政制改革進程將步入新階段。正如許多香港市民一樣，我對當前社會愈趨兩極化感到憂慮。在未來數月，我盼望社會大眾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內作出理性的討論，一切活動依法進行。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參與討論的政界各方人士都能以明智和務實的態度尋求妥協，妥協的藝術畢竟是政治的本質，也是社會最佳利益之所在。

2. 作為前首席大法官，我不適合參與政界中人這場極富挑戰性的討論，我只想和大家一起思索今天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的景况。

3. 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是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下的基石，這是舉世公認的，它是香港這一制內至關重要的核心價值。

4. 香港的法治涵蓋三大基要原則。首先，在法治之下每個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遵守同一套的法律，這和人治的概念有明顯的區別。

5. 其次，不論是市民與市民之間的糾紛，或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糾紛，都由獨立的司法機關公平和不偏不倚地裁決。司法獨立是法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是作為一個機構司法機關獨立於行政及立法之外，二是每位法官審案都是獨立的，無論是一位法官單獨斷案或數位法官合議斷案。

6. 其三，法治包括對人權給予有效保障。一如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的序言指出，人權必須受「法治」（rule of law）保障，這就把「法律之治」（rule of law）與「以法治人」（rule by law）區分開來。

7.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年6月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在香港引起對司法獨立廣泛的關注，這些關注是有其理據的。

8. 白皮書的英文版把法官列於''those who administrate Hong Kong''（i.e. administer）當中（立法機關成員也包括在內）。在香港，於權力分立的基礎上，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在廣義上可被視為政府的三大分支或三大組成部分，但立法和司法機關並不是行政機關的一部分，白皮書的中文版以「治港」一詞來形容，看來它的意思應是指這個廣義說法。

白皮書用''administrate''字眼不適當

9. 不過，白皮書的英文版用了''administrate''這個字，這是很不幸的，也是不適當的， 這個字在香港的一般理解是指行政當局，例如提及董建華政府、曾蔭權政府或梁振英政府時，英文都會採用 ''The Tung Chee Wah, the Donald Tsang or the CY Leung administration''。很明顯，司法機關不屬於行政當局（立法機關也不是）。這一方面最好能夠予以澄清，以消除任何因為採用''administrate''一字而引起的憂慮。

無公認愛國定義 法官只對法律忠誠

10. 可是，更加令人關注的，是白皮書內對法官應該愛國的要求。何謂愛國，並無舉世公認的定義。不同的人對愛國可能有不同的見解，同一個人可以被某些人視為愛國，被另一些人視為不愛國。

11. 由於白皮書是中央政府的一份官方文件，香港社會上廣泛認為其內容中論及的愛國要求，帶有親中央政府及親特區政府的意味，意指支持政府、與政府合作，及保護政府的利益。

12. 可是，在司法獨立的原則下，法官不應該親任何人或事，或反任何人或事，他們應該公平和不偏不倚。法官沒有任何主人，無論是政治上或其他方面，他們只對法律本身忠誠，他們對社會的服務在於能夠根據法律，公平及不偏不倚地判決糾紛。《基本法》規定，挑選法官是按他們的司法及專業才能來決定（第92條），法官獨立地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干預（第85條）。

13. 對法官而言，他們入職時要作出司法誓言的法律規定，已是足夠和合適的安排。按照這誓言，法官宣誓擁護《基本法》（《基本法》第1條就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法官履行職務時都全心全意遵照這誓言行事。

14. 雖然內地官員對香港司法獨立可能有不同於香港社會的見解，但我相信他們都明白和理解香港的看法。

恆久警惕乃自由代價

15. 我感覺到有些人對法治的前景較為負面，我不認同這種悲觀的看法。在白皮書發表後，香港社會各界都反映他們保持警惕，包括法律界，尤其大律師界別，這都是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正如西諺所言﹕「恆久警惕乃自由的代價」。在這個充滿政治爭議的時刻，維持法治與司法獨立作為香港不可動搖的基石，委實格外重要。

16. 我們不應忘記，儘管1997年前社會上有過很悲觀的預測，但法治與司法獨立在1997年後仍然長足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只要每個人都繼續保持警惕，我們就毋須灰心。

17.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2047年後的安排，到了2030年代初期，就要通過持久和透徹的討論加以解決，未來10年是邁向這段關鍵討論期的重要時刻。在充滿創意的一國兩制概念下，不能避免有內在張力和灰色地帶。自1997年以來，我們一直能夠有效地處理這些內在張力和灰色地帶，現在不該懷疑自己的能力。我始終相信，只要時常警惕，法治與司法獨立在未來的歲月仍會繼續蓬勃發展。

作者是香港特區首任首席法官（1997-2010）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The RULE OF LAW法治

梁家傑 - 別想做過海神仙

明報   2014年8月14日

月底於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處理是否在香港進行政制改革。盛傳中央會為特首候選人數目設上限，提委會將沿用現行選委會的四大界別組成，而提名門檻則規定在最少提委的半數。

在提委會產生辦法與現選委會無大分別的前提下，把提名門檻從2007和2012年的八分一，大幅提升至二分一，絕對是民主大倒退！香港人能在2017有真選擇，能更高度和公平參與選特首的願望將落空。若真如此，將是香港的災難，亦非中國之福。

六月底的「全民投票」有近八十萬香港人投了票，當中有近九成要求立法會否決不符國際標準的選舉方案。泛民立法會議員早有共識，界定何謂「篩選」，並願以公民抗命作為抗篩選的終極方法。請中央不要再心存僥倖，試圖以毫無誠意的恫嚇、誤導和語言偽術向市民推銷假普選，並企圖向泛民議員「撬票」，那只是妄想，只會徒勞。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普選」是「最終達至」的目標。既然中央視篩完才給香港人選為「普選」，一旦通過了以後，又怎會是中途方案？中央常說《基本法》不能輕言修改，2017年後又怎會兩樣？上兩次政改，北京已採「拖」字訣，令普選遙遙無期，早已失信於港人，還憑什麼要我們相信「袋住先」等下去，就能等得到真普選？

香港人要的不止是選票，而是真正的選擇。沒有民主，香港只會繼續不能管治，不合作的力量亦只會與日俱增。北京與其花時間想如何做過海神仙，不如面對現實，力求真正的政通人和。人大常委於月底不要一錘定音，保留足夠迴旋空間，並提出一個能讓最多選民，最大程度參與的特首選舉方案，爭取市民支持，尋求共識，才是尋求多贏的上上之策。

對於習近平主席來說，給香港真普選，最能爭取香港人對祖國的認同和歸屬感。同時，也可向國際社會表達中國不欲當專權獨裁者的信息，這對國家安全亦有益無害，何樂而不為？

蘇賡哲 - 族內歧視問題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8月14日

平機會要將大陸個人遊、新移民納入種族歧視條例保障範圍。現時的《種族歧視條例》保障異種族不受歧視，但大陸人和香港人屬同一種族，故平機會要進一步防止「族內歧視」。

數年前，我在加拿大電台通過長途電話和「才子」做節目。我問：「加拿大有中、港、台留學生，為甚麼每逢校園發生兇殺案，兇手總來自大陸？」可想而知，他的答案必定是「他們文明質素低」。節目做完後，有聽眾向加拿大廣管局投訴我們有種族歧視言論。廣管局要求電台答辯。「才子」表示不答辯，倘若法庭判他有罪，他願飛往加拿大坐牢。後來電台請律師答辯，提出我們及大陸留學生屬同一種族，而種族歧視指異種族歧視，不適用於事件。廣管局接受答辯。其後，沒有人因此要搞甚麼族內歧視條例。

此中可爭議之處在於，種族歧視是野蠻、不分青紅皂白地鄙視一個種族。而人出生為某種族是天定的、前設的、無可選擇、不能改變的，人的文明質素、文明行為是後天的、可以改變、可以自主選擇的。大陸留學生無疑絕大部分不是殺人兇手，他們因同一來源地兇手屢出以致受文明質素的批評，是否合乎情理的推斷？此外，若個人遊或新移民的不文明行為是普遍現象，不像殺人兇手那麼稀少，那又如何？鄙視人的不文明質素有沒有問題？

林夕 - 有陰司紙派，真係唔要？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8月13日

適逢鬼門關大開，近排別胡亂開電視，一開，目睹百鬼日行之餘，常常聽到有把陰聲淒厲，問，不斷問：「有票，真係唔要？」

夜深時覺得那是潘紹聰在做節目：有票你唔要，你要陰司紙？

白天陽氣盛，就氣盛起來，覺得那是質問：有票，真係唔要？唔好敬酒唔飲飲罰酒喎，賤骨頭，三分顏色上大紅，唔要唔好要吖笨。

在說什麼呢？又不是地產經紀廣告，見票即收。你當香港人都是貪婪的蠢貨，不斷在誘惑我們票啊有票啊，好平黃牛票啊，要唔要啊。當你不是空頭支票，是鈔票好了，我們也得看清楚是否偽鈔。《少林足球》有一幕，吳孟達拿着謝賢給他的支票，好型仔地拒絕：我係貪，不過唔止貪呢啲。然後教練就自組少林隊參賽去。袋住那張票先有什麼用？袋了就輸一世了，少林隊就沒機會出場了，我們就只得魔鬼隊對魔鬼隊了。

在說什麼呢？有票，當然要，搶着要，不勞你誘騙，那是基本法說好的，你不給試試看。一人一票，問題是給我們選一選的候選人，是由誰選出又如何選出，這關鍵那麼明顯，政府新聞處想混淆誰？你當那些票是提供給反佔中遊行的飯票？

在說什麼呢？「想變，2017有普選。」我們不要那張票，難道真的就可以把離譜的普選方案拉倒了？太抬舉了平頭百姓了吧。政府諮詢市民，然後得出主流意見普羅意見大多數意見，然後只等候上頭意見，我們就沒有意見了？

政府問我們要不要的那張票，有沒有意義，還看提名委員會的票。至於如何組成提委會，提委會多少人，多少票才可以出閘，這關鍵決定權不在市民，市民客串過六國大封相，舞完大龍鳳之後，就等大老倌的鴻門宴的結果，連看都沒得看。宴後貢品出爐，要不要，我們那票也不管用，還看赴宴的泛民在立法會那一票。泛民會看在我們四年一度那張選票份上，不會代我們收偽鈔？算了，泛民與廣泛市民只有泛泛之交，市民與他們又鬥善忘，票不票的，要不要，政府不如把那宣傳片放泛民議員家裏放房中放好了，何解要放到民間清靜地呢？

陳雲 - 荒唐的現代漢語教學

三文治   2014年8月12日

中國大陸用的現代漢語，不是現代中文，這個概念一直困擾香港的教育界。現代漢語是當代語言學的概念，來自當下的語言表現；中文（或漢文、華文）是文獻傳承的概念，來自傳統的語言應用。大陸教育當局主張的現代漢語，是指書寫的白話文及口講的普通話，學生可以割斷古代傳承，由現代白話學起。香港教育當局近年在中文教學概念裡，也認為可以孤立地學好白話文，不必讀古文範本及背誦舊詩詞，普通話更是在幼兒園開始教，然而，近年教出來的學生，語文水準如何呢？

教出來的結果，是學生不懂得中文，連語言裡面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得。

什麼是現代漢語呢？例如白話文學作品《紅樓夢》裡面這些寫：

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是我自己燙的就是了。」

香港的學生如果寫出這種句子，遇到遵從現代漢語語法規則的學校老師，眉頭一皺，紅筆一揮，就改成：

寶玉說：「我有些疼痛，但這還不妨礙事情。明日如果老太太問起，你們只說是我自己燙傷的就是了。」

至於寫「花紅柳綠」的同學，偶然也會遭到奇遇，被改成「花是紅的柳是綠的」。 這樣，中文省略主語的傳統給廢掉了，口語變成機械語。省略主語（例句的我、你們），是人情世故。疼與疼痛是兩回事。疼是感覺，疼痛是醫學描述。

中文講究的是傳承，從甲骨鐘鼎到現代白話文，詞彙和語法一脈相承，並無中斷。舊文獻只要將古文字轉成漢楷，就能讀通大意。《詩經•周南•關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我們現在文辭還在寫，口語還在講。《尚書•太誓》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般學生還能猜到它的意思，大概講的，就是天意與人心一致吧。

學英文呢，與學中文很不同。學英文，毋須學old English，middle English，直接從modern English學起就可以。現代英文寫the sun（日、太陽），古代英文（盎格魯•撒克遜語）是 sēo sunne ，除非是研究英文歷史，否則無必要學。成書於公元八世紀至十一世紀的古英語史詩Beowulf（《貝奧武夫》），首五行，大家看一下，即使懂得英文，也一字認不得，一句讀不出：

Hwæt! We Gardena in geardagum,
þeodcyninga, þrym gefrunon,
hu ða æþelingas ellen fremedon.
Oft Scyld Scefing sceaþena þreatum,
monegum mægþum, meodosetla ofteah,

現代英語翻譯是：
LO, praise of the prowess of people-kings
of spear-armed Danes, in days long sped,
we have heard, and what honor the athelings won!
Oft Scyld the Scefing from squadroned foes,
from many a tribe, the mead-bench tore,
（translated by Frances B. Grummere）

喬叟（Geoffrey Chaucer）在十四世紀用中古英文口語寫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序言的首四句，你好像認識這些字，卻讀不出意思來：

Whan that Aprill with his shoures soote
The droghte of March hath perced to the roote,
And bathed every veyne in swich licour
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
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

讀了現代英語翻譯，大概知道意思：
When April comes and with its showers sweet
Has, to the root, pierced March’s drought complete,
And then bathed every vein in such elixir
That, by its strength, engendered is the flower…（translated by Sheila Fisher）

中文傳承的是文字，用的是方塊漢字，不是語音拼寫，故此即使漢音從周朝到現在變異很大，漢字寫下來的《詩經》、《書經》，文言部分依然可讀（難讀的是周朝口語的部分）。漢朝之後，文言定型了，文獻更加容易讀懂。宋元的白話在明清定型了，《西遊記》我們現在也輕易讀懂，毋須句句註解或全文語譯。換了是英語，即使用早期現代英語口語（early modern English）在十六世紀寫的莎士比亞戲劇，一般初學文學的英國學生也必須讀註解本和全文語譯。

讀了《貝奧武夫》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對現代英語寫作，有什麼作用？很難講啊，起碼無法直接引用。但讀了唐宋古文、明清小品、文人筆記與白話小說，一定能施展出來，寫出好文章。

蘇賡哲 - 自比關公的新移民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8月12日

支持香港本土運動的人不明白，何以來自大陸的新移民大多認同中共政權，排斥本土運動。本土派一直認為朝廷利用新移民這種傾向來「溝淡」認同香港價值的老香港群體。

其實新移民這種傾向，不獨在香港如此，去任何地方都一樣。我常告訴本土派一個典型事例：千禧年北京和多倫多是○八年奧運主辦權最後競爭者。北京《環球時報》報道多倫多大陸移民對兩市競爭的看法。那些已經做了加拿大公民的大陸人表示，「從他們內心深處來講，更希望北京能獲得主辦權」；「第一希望北京獲得，笫二才是多倫多」；「自稱對北京的感情還是比多倫多強烈」；「作為出生成長在祖國大陸的移民，還是希望北京贏得主辦權」。

北京贏了後，多倫多本土加拿大人當然很沮喪，但那些大陸移民竟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北京勝利。加拿大主流媒體接到無數電話，表達當地人對那些大陸移民的不滿，指那些人是在慶祝多倫多的失敗，「他們來到我們的國家，我們拿出世界上最好的福利、教育和醫療保健給他們，但是，在我們失敗的時候，他們卻上街慶祝」。

在多倫多大學圖書館，有大陸移民要參加北京徵文比賽，纏着要我替他作文字修飾。我看他開篇就寫道，他在加拿大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我雖拒絕効勞，但這位自比關公的移民還是得了第一名。

蘇賡哲 評論員

吳靄儀 - 搞咁多嘢

明報   2014年8月11日

　反佔中氣勢大盛，民主派大受打擊，反智邏輯當道，爭取真普選說成以暴力破壞法紀，反佔中、「袋住先」，才是「保普選」。民調顯示，社會撕裂，「袋住先」與「企到硬」接近6/4開。香港怎麼走下去？

　 其實，形勢不妙是意料中事，居禮夫人名言：沒有什麼要害怕的，只需要明白。化繁為簡，民主運動，即是推動社會從不民主的制度走到民主制度，素來都是少數人推動多數人的工程，6/4開，36%已很了不起了。對面的55%，絕大多數不是反對民主理念，而是害怕運動會帶來很大的麻煩，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對民主派「搞咁多嘢」。然而，推動一個不民主但已有若干民主元素的社會走到民主制度，是一定要「搞」很多「嘢」的，而既得利益者及當權者，甚少會甘於被奪去任何權利，一定會奮力反抗。強擊弱，處於弱勢者當然感到吃力。要贏，就要設法扭轉強弱。

　 在明目張膽專橫腐敗的強權管治之下，若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滔天民憤就會扭轉強弱，但這不是香港的現况。港英管治，留下了一個普遍為香港人接受的架構，縱使迅速「禮崩樂壞」，但知道禮樂如何崩壞的人不多，而表面剩下來的仍然不少。因此，民主派要爭取的不是推倒重來，不是革命而是改革，這就要從探索、建立社會的核心價值做起。究竟我們要的「民主」，是基於尊重每一個公民與生俱來的權利與自由的民主，還是一個只講實用的「民主」，因為相信民主制度會帶來更有利 大眾的政策？據過去的民調結果，九七前後，都是後者佔了多數。既然如此，支持民主的市民，因為民主派「搞咁多嘢」而反對他們，就不足為奇了。

　只有以追求個人自由及自主權為基本信念的民主，最終才能為人民帶來真正的美好生活。香港民主新舊兩代因此要共同努力，「搞」更多「嘢」，和平改變社會。

余若薇 - 高官愛務農

明報   2014年8月10日

一年前，傳媒揭發負責新界東北發展的發展局長陳茂波涉嫌囤地，他家人在古洞擁有一幅1.8萬呎農地，有機會坐收逾千萬元賠償。他說買地目的是「休閒耕種」。

近日，傳媒揭發另一名負責地政的高官囤地手法更猖狂。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林嘉芬管轄範圍包括元朗，2012年2月發展局宣布檢討元朗錦田南用地，考慮發展為住宅區，兩個月後，林嘉芬與丈夫斥資1880萬元買入一幅8萬平方呎農地，位於檢討用地範圍周邊。今年4月，發展局宣布錦田住宅區擴大發展為新市鎮，7月，城規會批准林嘉芬申請其土地的地積比率加倍，可興建4幢村屋樓面面積共7840方呎，測量師估計利潤高達半億元。林稱，買地因為丈夫喜歡耕種，地政總署亦說林有申報，無利益衝突。公眾嘩然，已有人向廉署舉報。

事件除了涉嫌利益衝突，還有官官相衛。該農地上一手業主5年前也曾申請興建4幢村屋，地政署批示樓面面積最多3480方呎；申請人換作林嘉芬，地政署就說「按一貫做法」批准7840方呎。此外，城規會鄉郊小組審批林的申請時，有委員認為申請者是地政總署官員，應交由第3方仲裁以提高透明度，但小組主席兼規劃署長凌嘉勤認為毋須考慮申請人的身分，不採納委員的建議。

特首梁振英在屋企種花種菜，曾撰文自勉，耕種要有目標，選好時機，一步一步做，肯定有收穫。寓意深長，有慧根的下屬參透了。

終於明白，漁農界功能組別何故屹立不倒；亦解開一個謎，選出梁振英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漁農界選委佔多達60席，比起各佔18席的金融界、地產界更為舉足輕重，原來，因為特首與高官愛務農。

朱凱迪 - 城規會你憑什麼？（摘錄）

明報   2014年8月9日

過去幾日的報道，讓大眾看到平時不受人關注的城規會運作細節：

■城規會大會和小組都是由官員出任主席，除了由特首委任的非官守委員外，亦有政府部門代表出任委員，事件主角林嘉芬是鄉郊小組委員之一。

■城規會在「決策階段」的會議不公開，公眾不知道表決過程及委員取態。

■城規會委員在做決定時，主要是看部門的立場，差不多坦承自己是部門的橡皮圖章。這次地政總署認為批給林嘉芬的可建樓面應比上手業主更多，鄉郊小組約5分鐘就通過申請。

■鄉郊小組有20名成員，林嘉芬是其一，當林在7月25日由委員搖身一變成為申請人時，20名委員中，只有雷賢達出聲質疑：「不要介意我這樣問，因為申請人在地政署。」主席凌嘉勤回道：「申請人的身分並不屬我們考慮」，一句「KO」了雷，其餘十多名委員再沒有異議。

■當城規會的決定受輿論質疑，當日有份參與的委員，沒有站出來捍衛當日的決定。身兼委員的許智文教授只是評論說，城規會已盡了法例賦予的職權，彷彿決定跟他個人無關。

如果讀者了解香港殖民地歷史，就會發現上述5點都充滿殖民地行政主導的特色，今天的城規會活脫脫是1980年代引入選舉前的立法局翻版：（1）行政當局牢牢地掌握權力；（2）納入社會精英以增加正當性；（3）被納入的精英樂於做當局的橡皮圖章；（4）精英就算面對明顯不合理的狀况，仍然對當局相當馴服；（5）精英和當局分享了政治權力，卻不用為自己的決定面對公眾質疑和承擔政治責任。

城規會的決定涉及土地資源分配，無論是社區內的規劃申請，還是新市鎮建設，都和公眾利益息息相關，近年亦激起了市民非常大的參與熱情。在一個「循序漸進」邁向民主的社會，這個核心政策範疇理應率先民主化，城市規劃要由民眾選出來的政治代表負責決定，再配合以更深入廣泛的公眾參與決策制度。然而，我們卻見不到九七後的特區政府有任何將城規制度民主化的計劃，反而死抓住殖民地的「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像殖民地政府一樣繼續聯合社會精英壟斷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