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法治精神和香港面臨的危機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2日

本文不是要討論俗稱「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修訂草案，而是藉此草案及梁振英以身試法在其個人facebook上載他合唱《喜歡你》一事，探討法治精神和香港面臨的危機。

普世奉行的法治原則源自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的經典論述：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法治精神的經典論述

要「取得被統治者同意」，於是現代幾乎所有國家包括落後地區都採取民主普選制度。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誠如邱吉爾說，「民主是除其他制度之外的最差制度」，即由於人性的缺陷，人類實行的其他所有制度更差，所以民主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而民主產生的就是「取得被統治者同意」的政府，體現了主權在民，人民會認為這可以保障他們的自然權利。

為甚麼「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呢？因為天賦人權，個人做任何事情都是生而為人的自然權利。但人類組成社會就有了人與人之間的約束，比如個人的自由不能以損害他人的自由達致；而人類社會也產生壓制人的自然權利的專權制度。於是，進入現代文明，人類社會就訂下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確認了所有這些權利都是基本人權。

為甚麼「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呢？因為有固定任期的掌權者等於同人民訂立合約，人民將自己管理國家、社會的部份政治權利讓出來給當權者掌管；而合約也確定掌權者不得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比如《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有移居其他國家的權利。特首和高官在任內就沒有這權利。又比如人民有批評政府和討論公眾事務的言論自由，但政府官員卻沒有隨意發表意見或對人民意見反批評的言論自由，因為他們一開聲就是政治行動，牛頭角順嫂都可以評論股市樓市，但政府官員絕沒有言論自由去談論股市或叫人買樓。今年初，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批評《學苑》，他說他有言論自由，但他的批評本身就是在行使政治權力，為政府高官和建制派作政治定調，所以實際上是傷害了社會的言論自由。

當前世上基於法治觀念而建立的法系，包括普通法和大陸法。普通法又叫做不成文法，是幾百年來實行普通法地區的法官累積的判例，成為日後判案的依據。法官審每一樁案時也會詳細解釋他判案的理由，和分析以前的判例作為支持他判案的理據。「大陸法」指的是歐洲大陸，則重視編寫法典，強調法典必須完整，以致每一個法律範疇的每一個細節，都在法典裏有明文規定。但不論普通法的判例和大陸法的法典，都依據John Locke的原則。

給老百姓定出甚麼事不可以做，就意味此外的所有事都是人的自然權利，都可以做。非法治的人治體制是定出甚麼事老百姓可以做，這是由打江山取得政權的政黨施捨給人民的恩惠，沒有規定的都不可以做，而在實行上，往往是規定可以做的也不能做，例如回歸中國憲法的「08憲章」。

梁振英故意顯示特權

港英時代儘管沒有本地產生的民主政府，但沿用普通法的案例都以人權法為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英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香港人的自由和法律權利。

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提出使用他人版權作品的豁免範圍，有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模仿、評論時事、引用等六個類別。這是向公眾提出甚麼事可以做，而不是甚麼事不可以做。規定可以做之外的範圍廣闊，都不可以做，它產生的滑稽效果就是：你在網上唱一首歌走音，因屬戲仿而不算侵權，但如果你完美地唱一首歌，就會被控有罪。真正的法治應該是引入「開放式豁免」，即只要是非牟利或非商業創作，以及無傷害原作的版權利益，便不需負刑責。

正在這時候，發生梁振英上載其合唱短片的事，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兩度回應梁是否違例侵權，她指行政長官作為公眾人物，屬報道時事豁免範圍。這一說法進一步違反法治精神的另一條，即「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網絡23條顯示香港正走向法治精神的反面，即人治，其特點正好與法治相反：個人不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梁振英上載短片很可能是他故意表現他有超越老百姓權利的特權，或演繹香港將以人治凌駕法治。

這是香港的文明崩解，法治危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