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很多人應該讀過上述這段出自《論語》的孔子的名言。用今天政治學的術語來說就是：一個政權的管治，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民的信任，比提供物質和維持武力都重要。如果用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着眼，現代政府的正當性不能建基於武力和提供物質生活，而必須建基於人民的某種信任。
這對今天的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是很好的寫照。特區政府已經陷入「沒有人信」的境地，所有由特區政府高級官員作的政策游說，都可能會適得其反。
誠信危機 自2012年始
這種誠信危機，其實自從2012年有人講過「我沒說過我沒有僭建」，便已開始。到了最近推銷版權法更是明顯，政府愈講，市民愈不相信。由梁振英和葉劉淑儀跑出來說相關法例不會影響言論自由，真正是知人善任了。政府官員說有關法例不會輕易作檢控，因而不會妨礙創作自由。但經過近年對群眾運動的選擇性檢控，對「不誠實使用電腦」罪的運用，對「七警」和朱經緯的處理手法，如何能期望民間有信心政府執法時不會有政治影響呢？大家都會覺得仍然相信的人，是飲得太多鉛水腦袋有問題了。
然後政府祭出2012年希望開展新職位時的絕招：叫議員「先通過、後檢討」。這裏容許我偷懶在此騙騙稿費，重抄一段三年前我寫的論壇文章：
「政府推出任何政策，面對公眾和議員質疑，政府有起碼的責任說服公眾和議員新政策建議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利多於弊』，如果做不到這步，政策便不應通過。面對公眾和議員各項的質疑和批評，無力說服反對聲音時，說『你先讓我通過嘛，然後再檢討和監察嘛』，完全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先通過、後檢討」的謬誤〉，刊2012年5月30日《明報》）
三年了，政府找藉口的能力一點進步都沒有。其實政府叫「先通過、後檢討」，態度上已是投降了，因為它承認了現在的法案是有不少問題的（和「袋住先」那種承認自己推出的是次貨的取態是一樣的）。那為什麼在立法會審議經年的法例你不先改好內容才拿上來呢？然後要先通過一個明知有問題的不能服眾的法案呢？法律有問題然後再檢討再修訂內容將來再提出在立法會審議通過，分分鐘是5至10年的事，為什麼要容許有問題的法例存在那麼久呢？
政府失信於民，不是朝夕的事。單以高鐵那事先張揚的超支，以及其他大型基建的不斷追加，議員和公眾以後都再不會相信政府提交撥款的數字是真正數字了。機場三跑預算約1415億元？按超支比例推算，也應該要2000億埋單了吧。你不用再搞什麼經濟分析來說政府沒有錢搞全民退保了，大家都知道你將來會沒有錢。所謂加稅來應付全民退保，誰信呢？政府怎會向工商界開刀來支付給老人家福利呢？要加稅，也是為了養一群大白象罷了。
香港現在可算是個半威權政體（semi-authoritarian
regime）。近20年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的重複研究的結果，是很多混雜型如半威權政體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因為制度和社會內往往同時存在專制和民主的特質，而這些特質互相矛盾。像香港容許民意自由表達，但政治制度上工商界佔有很大影響力，官員高高在上「離地」而沒有機制迫使他們施政要面對民意，本質上必然造成很大的衝突。
近年有關半威權政體的研究反映，一些比較成功的「維穩」的個案，關鍵往往是有強而有力的政黨。執政黨可以成功籠絡社會中不同的主要利益，透過利益分配（「派餅仔」）令主要利益團體支持政權（這理論上也可包括勞工階層）。當然這要持久並不容易，因為政府不一定可長期維持「派餅仔」所需的各種資源。
現屆特區政府最厲害之處，就是幾年來透過持續失信，令自己的盟友愈來愈少，自行將執政聯盟瓦解，到了沒有社會上有地位的團體或人物會出來維護政府政策，輿論上極為孤立的地步。三年多來，不要說傳統商界代表如自由黨了，就是建制派工會，從強積金對冲、標準工時，到今天的全民退保，經歷的只有持續的被出賣。
全民退保「諮詢」開始之日，受政府委託作研究的周永新即時開記者會反駁，令人慨嘆。對很多同情基層的民間團體而言，一直可能都覺得周永新的福利觀算是保守，和經常替政府說話了，但也逃不過被政府出賣的命運。只要你的言論不中政府的意，你就會立即變成「隨意說說」和「不是認真學術研究態度」了。這樣「用完即棄」，誰還會信任你呢？誰還可做你盟友呢？
「信心儲備」崩潰或永不能修復
2014至2015年發生的事應該表明，特區政府不能寄望警權和「蛇齋餅糉」來維繫政權，「足食」、「足兵」是不足的，因為「民無信不立」。人民的信心需要長時間積累，但這種「信心儲備」一旦崩潰可能永遠不能修復；財政儲備呢，反倒是很少短期內用完，而且可以慢慢賺回來的。政府高層不去擔心2016年如何挽回信心挽救管治，反而擔心2064年的財政儲備，果真是高瞻遠矚得厲害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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