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十年後：學得最多和失去最多是甚麼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日

獲金馬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的賈樟柯電影《山河故人》，是一部深入觀察大陸人的生存狀態與處境的好電影。影片以1999、2014、2025年三個時間點，描述大陸人一輩子離不開悲愁的命運，而命運又是由他們的性格所決定。十年後的2025年，背景是大陸的大款已移民澳洲多年，他家放了黃河的畫，喝高粱酒，抽中國煙，儘管找不到敵人，卻買了象徵自由的手槍。但他不知道自由是甚麼，停不了的專橫專制暴怒。在中共國體制下長大的大陸人，基因裏的自由已被閹割，到了西方，還是可悲地殘障。

周日港大畢業生議會就校委會事件投票，有來自大陸的應屆碩士畢業生崔小姐對記者說，港大是讀書的地方，陳文敏事件令學校變得政治化，「唔關我事」，她批評港大學術排名已大幅下跌，但學生仍「搞呢啲政治嘢」。她指即使民意傾向反對李國章任校委會主席，仍「唔覺得民意一定啱」，又強調自己不會投票。她來自黨委領導的大陸校園，甘心接受一黨專政的政治化，認為理所當然，而面對港大陷入被港共政治化的危機，卻反對港大畢業生的自主行動。她只關心與她身份地位有關的港大學術排名。

香港十年後的想像

有港大畢業生表示，像崔小姐這種看法，在大陸生中絕對是多數。香港八大院校收大陸學生每年逾1.6萬人，他們畢業後多留港工作。加上以優才計劃來港者，這些專才已逐漸佔據社會管理層要津。而每天150名大陸移民，以習慣專權政治下的奴隸型意識形態，根據《山河故人》的十年後想像，十年後的香港會是怎樣的社會狀況呢？

香港正好有一部本地製作名叫《十年》的電影，獲本屆亞洲電影節推介，在電影中心間歇性地專場放映。可能由於資源不足、缺乏宣傳，未見大眾媒體報道，但間歇放映卻場場爆滿。資深影評人舒琪說：「很激動。毋庸置疑地，這將是今年最重要——如果不是最好——的香港製作電影。」

電影由5位年輕導演拍的5部短片組成，分別提出十年後香港可能出現的問題。周冠威的《自焚者》提出會出現為了爭取香港獨立的自焚者。歐文傑的《方言》提出本地方言衰微，的士司機不講普通話不能生存。郭臻的《浮瓜》講當權者自製恐怖活動以達致國安法立法。黃飛鵬的《冬蟬》提出，當保育意識走到盡頭，我們還能保護甚麼？伍嘉良的《本地蛋》講賣蛋都犯法，是因為本地兩個字犯規。

十年，五個香港故事，既是預言也是寓言，是一個不想見到的香港將來。

《十年》的網頁，將「為時已晚」和「為時未晚」中的「已」和「未」兩個字叠在一起，告訴我們，現在若還「為時未晚」，那麼就不要等到「為時已晚」了。

預告片中，一位女子說了一句話：「這十年來，我們學得最多的，是陰謀論，而我們失去最多的，是信任。」

青年參政重燃希望

不止是十年後的感慨，自08年以來，我們已聽到太多民主陣營中的陰謀論，不是說哪一個黨是建制派B隊，就是說哪一個從政者是共產黨的卧底，或誰誰誰有紅色背景。以筆者的經驗去判斷，所有陰謀論的指控都是胡扯。中共連「小罵大幫忙」都無法容忍，豈會放一個卧底每天對它大罵？中共為達到某個短期目的，與反對派作些妥協是會有的，但豈會讓反對派當他們的B隊？中共是連A隊都不完全信任的極權者。所有的陰謀論，都為了爭奪支持民主的選票資源而炮製。本來，做好自己才是爭取選民之道，自己做不好卻以陰謀論抹黑對手，真是無出息之至。

對民主派參政者，選民在過去十多年，曾一次再次地寄予希望，但陰謀論打掉了許多希望，也使不少市民失去對民主派的信任。今天，民主派能夠獲得剩餘的支持，只因為建制派太衰。

區選後，傘兵中有組織的，只有青年新政，基於政黨最忌政黨的原理，青年新政就成為被陰謀論施虐的對象了。有指召集人梁頌恆任大學學生會會長時與中聯辦官員相熟，成員游蕙禎在大學時曾到《大公報》實習，另一成員袁方曾加入民建聯，於是「染紅」、「民建聯B隊」等陰謀論就滿天飛了。

青年參政，要犧牲對個人事業前程的付出，我們敬佩、支持都來不及。他們是我們被粉碎了多次希望之後的新希望。別說他們的過去有過甚麼可非議之處應該寬容，即使今天他們與中聯辦、與建制派有所接觸，也要等他們真的作出市民不想見到的妥協，我們才要批評。為了維持民主大佬的地位，就要扼殺一個新崛起的青年政團嗎？

別忘了，在炮製陰謀論的同時，也失去了市民的信任。這是電影《十年》提出的教訓。（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