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 - 反恐法到底在反對甚麼？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31日

中國政府一再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反對恐怖主義不能搞雙重標準。我曾經撰文指出，中國政府宣傳的特殊國情，才是不折不扣的雙重標準。中國全國人大新近通過的《反恐怖主義法》，更是一個雙重標準的範本。

恐怖主義的定義多種多樣，但是聯合國相關組織和專家建議的「以脅迫一定人口、某個政府、或國際組織為目的，旨在造成平民或非戰鬥人員死亡或嚴重傷害的行為」，得到普遍的認定。針對無辜平民的襲擊，是其核心要件。

根據新華社報道，《反恐法》草案的最終版本將恐怖主義定義為「通過暴力、破壞、恐嚇等手段，製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脅迫國家機關、國際組織的主張和行為」。中國政府和專家對反對恐怖主義念茲在茲，幾乎不可能忽略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定。對其核心要件的忽略或者改寫，只能被視作刻意為之。在中國新法的定義中，襲擊平民的具體標準，被「製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這個模糊的定義取代了。了解中國法律的人都知道，符合這種模糊定義的行為太多了。一條批評政府的微博言論，也可以被認為是「製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的謠言。不少因言獲罪的異議人士，也都因為類似的原因被逮捕和起訴。這個恐怖主義的定義，幾乎是過去的「反革命罪」和現在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重複和補充。

正如外界所擔心的那樣，新的法律對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有了更加隨意的限制。監督、偵探和打擊恐怖主義與言論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在西方也是一個爭議話題。但是，首先它得是一個話題。也就是說，為了反恐需要，政府應該擁有怎樣的權限，如何盡最大努力保護言論自由，是可以而且應該得到充份討論的議題。在中國，無論新法出台之前還是之後，沒有媒體可以針對中國政府提出打壓言論的疑問。

就在《反恐怖主義法》出台的同時，法國記者烏爾蘇拉．高潔（Ursula Gauthier，又名郭玉）被拒絕簽證並遭到驅逐威脅，原因是她被指摘同情恐怖分子。高潔辯稱她的文章被中共官方媒體有意誤讀，自己並沒有同情恐怖分子。高潔的確在文章中指出，新疆的襲擊事件很有可能是中國對維吾爾人的強硬政策引發的。在西方民主國家，一個作者因為這樣的觀點而被驅逐，是難以想像的事，本身就是思想恐怖事件。

本質應是維護人權

高潔事件包含了國際輿論對中國政府的另外一個主要批評，那就是它壓制性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言論管制是一回事，民族壓迫首先是對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剝奪。西方政府反恐怖主義最基本的「政治正確」態度，就是不能借機搞族群歧視，不能針對某一特定的種族進行普遍性的限制。在中國，新疆和西藏長期處於軍事管制狀態，維族人和藏人僅僅因為民族身份，在外出旅行中就會受到特別的審查和限制，這是公開的事實。《反恐怖主義法》企圖將這個廣受批評的事實合法化，這顯然是為違背基本人權的雙重標準背書。

事實上，在沒有《反恐法》的時候，中共也從來不憚以最激烈的手段對付「脅迫國家機關」的人和事。一條微博可以抓人，七條微博可以判罪，一個網站可以終身監禁，中國政府既不需要法律來約束自己，也不需要用法律來向民眾交代。《反恐怖主義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做給國際社會看的，以為這樣可以堵住外面的批評。國際社會如何反應，本身就是反恐事業的一部份。

反對恐怖主義，其本質是維護生存、安全和自由的基本人權。反恐不是反對言論自由，不是搞種族歧視，不是維護極權政權。恰恰相反，只有恐怖主義者才反對這些基本人權。在討論中國《反恐法》的時候，首先應該弄清楚，它到底在反對甚麼，維護甚麼？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Clara Chan - 我只可以離開

明報   2015年12月31日

今天是2015年的最後一天。我很慶幸，在今年的下半年，決定自北京搬回香港，不用再受霧霾天氣困擾，終於可自由地呼吸着每口新鮮空氣。

北京霧霾問題也不是今天才出現，三年前我剛上京時聽說那時才叫厲害。還記得當時是一月的寒冬時分，新聞報道總結說一月的北京只有五天是晴天。我也記不了那段日子是怎樣過了，只記得霧霾最重的幾天，我是不用上班。當時，上京來探我的朋友，就替我自香港帶來豬嘴口罩傍身，有備無患。

此後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日子，隨時因霧霾天而被公司人事部勸告在家工作。在北京讀書的小孩，也享有全國其他城市小孩所沒有的突如其來的假期。猶幸在京第二年開始我已不停出差，大江南北四處飛，每個月停留在北京的時候約兩星期。但總有幸給我遇上霧霾天，飛機就是無止境的延誤再延誤。

2015年年初，柴靜拍攝的關於北京霧霾問題的特輯《穹頂之下》，再次惹起全世界關注。但就算視頻如何火熱，問題如何重要，大家也看不見市長甚至住在北京的習近平，對治理霧霾這個人類生存最基本的問題有何解決辦法。直到2015年尾，陸續開始有名人發聲，並以行動配合。導演賈樟柯在微博上宣告：「霧霾，下決心離開北京。」言簡意賅，一針見血。

這麼些年來，我在很多大城市獃過，工作過，也生活過，卻從未試過以逃亡心態離開一個地方。那種走遲一秒都不能的決心，是我這生人從沒有過的感受。也因着這幾年生活上的歷練，令我知道這世上沒有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你以為吸一口新鮮空氣是免費的嗎？在北京，這是奢侈品，較女士們搶購的包包還要渴市。這樣挑戰人類底線的城市，誰還有能耐住下去？

岑逸飛 - 共業

生命通識   2015年12月31日

經常聽人提起所謂「共業」，說是佛學名詞，其涵義似是不說自明。譬如有人說，香港回歸後現今社會的撕裂，是香港人的共業；中國的十年文革浩劫，是中國人的共業；德國出現了一個希特拉，發生納粹黨的惡行，是德國人的共業；甚至如今地球氣候的日益暖化，是二十世紀以來人類的共業。

聽來頭頭是道，但「共業」真的是佛學名詞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視乎站在什麼立場。「共業」是大乘佛教論及的，但原始佛教的《阿含經》就沒有「共業」的說法，至少佛陀在生時沒有說及「共業」，甚至談「業」也不多。而且一講「共業」，不得不先談何謂「業」及「業力」，這兩個名詞搞不清楚，則「共業」休提。

但一說到「業」和「業力」，就不是佛學專用，而是印度自古以來的宗教名詞。印度傳統宗教包括婆羅門教、錫克教、耆那教和佛教等，其中每種宗教都有提及「業」和「業力」，若要詳細研究，就會極為繁複。

「業」的梵文是karma，古代中國翻譯成「羯磨」，karma 的字根kar是「去做」或「去行」；「業」的巴利文是kamma，指「活動」或「造作」。在佛學用語的「業」，特別有「造作」之意，人們起心動念，對外境與煩惱，起種種心念去做種種行為，可分為身、口、意三類，一旦因緣成熟，會招感將來的果報，從果報看其原因，就有所謂業因；從業因到業果，就有所謂業力。換言之，業力是由業因與外緣配合形成了果報。

業力論在大乘佛學佔有重要地位，可是業力論經大乘佛學的詮釋又極難了解。業是造作，力是力量。由造作而產生的力量叫業力，本身是中性名詞，英文稱為karmic force。而在業力現象，果量可以大於因量多倍，世間不乏「小因生大果」的例子。事實上，一粒麥子所結的麥粒果實，何止百倍？

所謂「因緣果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但一旦計算時間，把兩塊錢存入銀行，僅以複利計算，數百年後就變成極可觀的天文數字。再以我們的身體而論，一粒精蟲與一粒卵子結合，不斷分裂形成人體的萬億細胞，但一因可生多果卻不是無限果，人體細胞生長到某一限度就會停止。所以眾生惡業不管多大，也不致召來無限苦果，無間地獄雖長也不是永恒的。凡間的有漏善業不管多大，雖能成為天人也不是永生的。

總而言之，講「業」或「業力」，可以愈講愈複雜，人的「身、口、意」三業造成行為，而任何行為都會自然產生力量，這種力量又促使人去作新的行為，而新的行為又產生新的力量，如此輾轉相續，不斷繁衍，形成螺旋式的業力圈，個人所作的業，稱為「別業」，眾人同類心念集合起來就成為一股巨大無邊的力量，稱為「共業」。只是這樣愈說愈遠或會容易掉進觀念的遊戲，甚至以為只須「眾善奉行，諸惡莫作」就能成佛，卻不知未能尋根只是治標。「業」之根是我執和無明，治本應從化除我執和無明做起。

陳文敏 - 送舊迎新

明報   2015年12月30日

又是一年將盡，儘管已沒像年輕時對大事回顧那麼雀躍，但在這送舊迎新的日子，總也會停車暫歇，給自己一點靜下來的時間，回顧一些好像已是很久遠，卻原來只是在不足一年內發生的事情。

去年這個時候，正在忙於完成在學術休假中的一些工作，以便迎接一個新的挑戰。那時候剛完成《香港法概論》第三版的工作，還得趕緊完成《香港憲法》第二版和與包致金法官合編的《憲法與人權》（均已先後出版），以及在賓大完成教學後一些學生評核的工作。隨後的十二個月發生了很多事情，一宗本來該是平常的任命，卻演變成為一連串的政治風波，不單涉及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和知識分子的堅持，更令自己對人性的真善和虛偽有更深刻的體會。

在這段日子中實在感激很多朋友的支持，特別是劉進圖、程翔、程介明、練乙錚、「法政匯思」的朋友、陳弘毅和港大的同事、陳方安生、港大校友關注組的葉建源、余若薇、梁家傑和一眾關心港大的朋友，他們都走在前線，仗義執言，為的都是一份堅持和信念。 還有很多其他默默支持自己的朋友，一張心意咭，一個電郵或短訊，總是暖在心頭。這陣子走在街上，總不時有不認識的朋友上前打招呼，一句支持，一個眼神，一下握手，一聲問候，得失之間，我想我得的實在太多了。最近有份周刊以自己「頂住」為標題，實在愧不敢當，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在一起堅持，在這紛亂的時代，理性的堅持和憑藉良知的真誠顯得特別可貴。

自九月開始我已重執教鞭，我深信只要有心，不論在什麼崗位均可以發揮。除了向同學闡述法律制度與法治外，我也希望以身作則，人生起落無常，重要的只是如何去面對。一年後，我仍是我，倒是當日的親中報章已遭合併。在平靜的課堂討論中，大家均會支持人權法治、程序公義等價值，唯有在風浪中才能真正考驗對這些價值的堅持，也唯有在風浪中才能真正認識知識分子應有（或沒有）的風骨。

在夜闌人靜之際，更希望藉此感謝一直陪伴身邊的家人，這段日子給她們帶來不少擔憂，風浪過後，讓我們更珍惜平靜的可貴。

李怡 - 本土意識大趨勢下迎來新的一年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30日

上周六的「蘋論」網頁有300多個留言，另在各網站也引起熱議。大多數留言對筆者提出的「休兵」建議都持否定態度，也有個別議論在懷疑甚至鞭撻筆者動機。在論政生涯中，兩邊不討好是筆者引以自傲的常態。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名言是：「知識分子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謊言的見證人。」說出人們不敢說及引起爭議的話，正是寫作人的天職。

至於民主前線的當事人，黃毓民、黃洋達、陳雲有所回應，另一方的泛民主派則繼續當雙黃一陳的本土派不存在，似乎要故意漠視筆者的建議。兩造支持者的網絡留言，大致有以下三個要點：

一是仍然糾纏過去對方的表現，認為若對方不承認以往錯誤，不糾正思維和路線，就沒有和解的基礎。二是認為彼此的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南轅北轍，絕無合作空間。三是認為彼此實力懸殊，泛民無論是資源、財力人力，立會議席，都佔壓倒優勢，沒有需要理會雙黃這樣的弱勢本土派。

不可逆轉的香港思潮

這三點乃基於過往的經驗與現實，但筆者的立意基礎在於香港社會政治的大趨勢，這趨勢就是本土意識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社會思潮，任何政治勢力都不能漠視並且必須因應。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也談及民建聯要本土化，蘇錦樑說大陸來港旅客減少是香港旅遊業的健康發展，財爺在網誌與梁振英唱反調，指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抬頭是一股正面力量，可以推動香港變得更好。儘管這些講法與近年本土思潮在於要對抗大陸化，是兩回事，但很明顯，一些較醒目的建制派都知道不能逆社會潮流而動。今年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對港中足球賽、港府高官、建制派與香港民間的兩極反應。而泛民議員的反應也與民意稍有差距。

習近平在接見梁振英時，說香港一國兩制出現了「新情況」，所指就是香港人要求命運自主的情況。從接見梁振英改變了座位安排來看，中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壓制這種新情況。有些論者從中共權力鬥爭的角度去解讀這次的座位安排，說表示習對江派的張德江不滿，並會禍及張曉明和梁振英。這真是美麗的誤會。中共從來對港政策都是統一於最高層次的。習近平上台後曾宣稱，共產黨員最重要的政治品格是「對黨的絕對忠誠」，已表明中共專制權力不可能放鬆，對香港社會的命運自主傾向，必然會大力壓制。中共意識中，對一國兩制已不是看成對等的兩制，不是1:1，而是1:0.03，即被中央統領的全國各省市之一。

財爺在網誌肯定本土意識數天，中共《環球時報》就刊出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樊鵬的文章，強調要警惕香港「新本土主義」，指「香港『新本土主義』勢力可能會與台灣地區、東南亞等國家『拒中抗共』力量合流，……同時不排除同台獨勢力合流的可能」，「其真實目的在於誘發香港本土意識，構造香港本土論述，最終實現所謂『香港完全自治』的政治目的」。

中共收緊對香港的高度自治，由「對黨的絕對忠誠」的人實行強硬路線，以壓制香港的本土思潮，是來年對港政策的主流；而本土思潮遍及香港，並在立法會選舉中成為最主要的政治訴求，則是港人抗衡大陸化的社會政治主流。

泛民主派不管過去如何，面對這種形勢，必須向本土傾斜，否則就難獲選民支持。泛民過去縱使對中共有過幻想，但在中共強硬路線和社會本土思潮的對抗中，向中共全面降伏都未必被接納，正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靠近本土是唯一出路。

揭櫫本土是共同訴求

面對中共壓制本土的強勢，揭櫫本土旗幟是所有民主派參選人的共同訴求。筆者並非要求城邦本土、泛民本土和泛民主派團結合作，不同的政團，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路線、鬥爭方式和意識形態。各派可以通過論壇公開辯論本土議題，並共同服膺於一個初選的民主機制，由選民和民調決定立法會的參選名單。技術上做法當然很困難，但是否完全不可以討論呢？同文李平在11月26日有一文《泛民宜盡早商討初選機制》，可以參考。

至於實力懸殊的問題，我們不能只着眼於當前的立法會現狀，更需要看社會的現狀和趨勢。論勢，固然有一時的順逆強弱；但論理，則應該相信理終可引領趨勢。通過辯論和初選，是唯一可以壓倒建制派的組織動員和強力部署的方法。畢竟民主派選民人數多於建制，而梁振英的劣政也沒有道理讓支持政府的建制可以在立會選舉得勝。

希望各路英雄認清形勢，為2016好好思考。（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添馬男 - 現代啟示錄：十年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8日

近期最受談論的電影，當然唔係以打洋鬼子做賣點的《葉問》，而是五位年輕導演製作的《十年》，電影由五個故事組成，以2025香港為背景，主題是虛構，但由於虛構得太過真實，因此成為話題之作。五個虛構主題是：（一）內地為求政治控制，通過國安法而自編自導一場恐怖襲擊，（二）城市保育走入絕路，香港標本化，失去生命力，（三）廣東話被邊緣化，（四）港獨運動下的自焚者，（五）下一代被洗腦及文革式篤灰運動來臨。

虛構題材真實得令人恐懼

電影雖然虛構尖銳的題材，但大家心底相信這一切正在、或將會發生，這才是真正令人恐懼之處。雨傘運動旺角衝突警黑勾結，南亞社團人士襲擊示威者，清路障之黑社會殺入金鐘，究竟背後誰人指使？沒有人追究。所謂本土派恐襲，上次大龍鳳破獲西貢爆炸大陰謀，恐怖分子今天如何？警察毆打示威者一年多仍未被起訴，普教中、初中歷史科新課程、少年軍、舉報藝人言行，這些不是虛構，而是新聞！特首述職要交詳細報告，主僕分清座次，乜唔係除國防外交，其他屬特區自治範圍咩？過去一年香港政治文明倒退之速，觸目驚心。我認為這一切都是為了2047五十年不變終結作準備。這才是真正的「過渡期」，過渡到兩制告終。香港人好天真，以為去到2047才會有變動，實際上這些變化已經出現，今後十年才是劇變開始。電影內重提當年鄔維庸「強姦論」：既然無法阻止，不如習慣享受。認命還是不認命，正在拷問每個香港人的靈魂。

左翼史學家推崇民族國家而貶低帝國管治，認為帝國主義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但放眼近現代非洲、中東及亞洲歷史，二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建立民族國家、推崇主權至上，但這些民族國家比帝國更不能容忍差異，包括文化、宗教、種族、價值信念的差別，於是用粗糙不堪的手段鏟除差異，大量種族屠殺、宗教迫害均在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的名義下進行。而帝國管治剛好相反，主要靠靈活地利用差異去建立平衡。例如蒙古帝國到大清帝國，皇帝均以喇嘛教保護人身份出現，藉以控制西藏，同時容許西藏宗教領袖實現真正「高度自治」。相反在今日民族國家名義下，對非我族類者作嚴密監視。香港曾經是大英帝國一員，帝國治術沒必要鏟除差異，由於英國在亞洲沒有所謂「正統文化」代表的角色，沒有需要灌輸大不列顛民族主義，更沒有必要同化香港。例如英國外派理民官，反而對新界代表的華南農村宗族文化有一種人類學家的興趣。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前提是尊重差異，而非用民族國家、主權至上一套來改造香港，消滅差異。今天年輕一代的憂慮，是他們感受到改變才作出吶喊，更重要是當2047那天來臨時，他們才不過四十歲左右。電影最後一段廖啟智說正因為他自己一代不斷「習慣」，才造成今天的局面，說出了年輕人對過去香港民主運動的批判。

大家都唔希望電影《十年》成為香港的現代啟示錄，問題是北京明白嗎？抑或是反過來搞大批判，指摘電影是宣傳港獨思想的毒草呢？

馬嶽 - 民無信不立

2015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很多人應該讀過上述這段出自《論語》的孔子的名言。用今天政治學的術語來說就是：一個政權的管治，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民的信任，比提供物質和維持武力都重要。如果用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着眼，現代政府的正當性不能建基於武力和提供物質生活，而必須建基於人民的某種信任。

這對今天的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是很好的寫照。特區政府已經陷入「沒有人信」的境地，所有由特區政府高級官員作的政策游說，都可能會適得其反。

誠信危機 自2012年始

這種誠信危機，其實自從2012年有人講過「我沒說過我沒有僭建」，便已開始。到了最近推銷版權法更是明顯，政府愈講，市民愈不相信。由梁振英和葉劉淑儀跑出來說相關法例不會影響言論自由，真正是知人善任了。政府官員說有關法例不會輕易作檢控，因而不會妨礙創作自由。但經過近年對群眾運動的選擇性檢控，對「不誠實使用電腦」罪的運用，對「七警」和朱經緯的處理手法，如何能期望民間有信心政府執法時不會有政治影響呢？大家都會覺得仍然相信的人，是飲得太多鉛水腦袋有問題了。

然後政府祭出2012年希望開展新職位時的絕招：叫議員「先通過、後檢討」。這裏容許我偷懶在此騙騙稿費，重抄一段三年前我寫的論壇文章：

「政府推出任何政策，面對公眾和議員質疑，政府有起碼的責任說服公眾和議員新政策建議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利多於弊』，如果做不到這步，政策便不應通過。面對公眾和議員各項的質疑和批評，無力說服反對聲音時，說『你先讓我通過嘛，然後再檢討和監察嘛』，完全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先通過、後檢討」的謬誤〉，刊2012年5月30日《明報》）

三年了，政府找藉口的能力一點進步都沒有。其實政府叫「先通過、後檢討」，態度上已是投降了，因為它承認了現在的法案是有不少問題的（和「袋住先」那種承認自己推出的是次貨的取態是一樣的）。那為什麼在立法會審議經年的法例你不先改好內容才拿上來呢？然後要先通過一個明知有問題的不能服眾的法案呢？法律有問題然後再檢討再修訂內容將來再提出在立法會審議通過，分分鐘是5至10年的事，為什麼要容許有問題的法例存在那麼久呢？

政府失信於民，不是朝夕的事。單以高鐵那事先張揚的超支，以及其他大型基建的不斷追加，議員和公眾以後都再不會相信政府提交撥款的數字是真正數字了。機場三跑預算約1415億元？按超支比例推算，也應該要2000億埋單了吧。你不用再搞什麼經濟分析來說政府沒有錢搞全民退保了，大家都知道你將來會沒有錢。所謂加稅來應付全民退保，誰信呢？政府怎會向工商界開刀來支付給老人家福利呢？要加稅，也是為了養一群大白象罷了。

香港現在可算是個半威權政體（semi-authoritarian regime）。近20年研究民主化的學者的重複研究的結果，是很多混雜型如半威權政體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因為制度和社會內往往同時存在專制和民主的特質，而這些特質互相矛盾。像香港容許民意自由表達，但政治制度上工商界佔有很大影響力，官員高高在上「離地」而沒有機制迫使他們施政要面對民意，本質上必然造成很大的衝突。

近年有關半威權政體的研究反映，一些比較成功的「維穩」的個案，關鍵往往是有強而有力的政黨。執政黨可以成功籠絡社會中不同的主要利益，透過利益分配（「派餅仔」）令主要利益團體支持政權（這理論上也可包括勞工階層）。當然這要持久並不容易，因為政府不一定可長期維持「派餅仔」所需的各種資源。

現屆特區政府最厲害之處，就是幾年來透過持續失信，令自己的盟友愈來愈少，自行將執政聯盟瓦解，到了沒有社會上有地位的團體或人物會出來維護政府政策，輿論上極為孤立的地步。三年多來，不要說傳統商界代表如自由黨了，就是建制派工會，從強積金對冲、標準工時，到今天的全民退保，經歷的只有持續的被出賣。

全民退保「諮詢」開始之日，受政府委託作研究的周永新即時開記者會反駁，令人慨嘆。對很多同情基層的民間團體而言，一直可能都覺得周永新的福利觀算是保守，和經常替政府說話了，但也逃不過被政府出賣的命運。只要你的言論不中政府的意，你就會立即變成「隨意說說」和「不是認真學術研究態度」了。這樣「用完即棄」，誰還會信任你呢？誰還可做你盟友呢？

「信心儲備」崩潰或永不能修復

2014至2015年發生的事應該表明，特區政府不能寄望警權和「蛇齋餅糉」來維繫政權，「足食」、「足兵」是不足的，因為「民無信不立」。人民的信心需要長時間積累，但這種「信心儲備」一旦崩潰可能永遠不能修復；財政儲備呢，反倒是很少短期內用完，而且可以慢慢賺回來的。政府高層不去擔心2016年如何挽回信心挽救管治，反而擔心2064年的財政儲備，果真是高瞻遠矚得厲害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吳靄儀 - 一條好漢浦志強

明報   2015年12月28日

聞判內地維權律師浦志強，兔死狐悲，十分難受。不是囚三年緩刑三年那筆，而是吊銷律師牌照，不能再執業。浦志強是訟辯律師，內地不作「事務律師」、「大律師」之分，若有此分別，按工作性質，他就是大律師，我的同行，今日他的遭遇，他朝很可能降臨到我的身上。今日，他見義勇為，敢言招罪，結果喪失了出庭代辯的資格，好比司馬遷之遭受宮刑之辱，國家權力如此專橫殘暴，個人如此無助，香港法律界遲早也會被公然處於極刑。事實上，香港情况已暗中變化，不過未至公開而已。

表面上香港法律界遠遠強過內地，大律師獨立執業，不須政府批准，只需獨立的大律師公會發牌，不受政府干預，律師會基本上一樣，只不過個人律師在律師行受聘者，受僱身分限制自由；但實際上，我們這個行業比內地法律界更脆弱，因為我們在殖民地普通法制度之下，一直是受保護的動物，主權移交，平穩過渡，維持不變，在法面前享有最高發言權，在社會上享有受尊重地位，我們鮮有嘗過被政權針對或視為打壓對象。但這一天終於來臨的時候，我們就沒有招架之力，有些人，甚至早已沒有了招架之心。法律界的力量，是高經濟能力加上專業專長，特立獨行，不須俯仰於人，但像所有自僱人士一樣，收入來源最終還是政府與賺錢商業機構，升斗市民縱付得起自己一方的訟費，也付不起對方的訟費，義務律師不能靠浩然之氣交辦事處租金。

反看內地的維權律師，是逆境中茁壯的勁草，像浦志強，本來修歷史科，志願做教師，因參與六四民運，不肯悔過，就永遠失去實踐志願的機會，生活潦倒，在蔬菜批發市場做工，終於要放棄教大學的夢想，然後屈服現實，改投法律界做助理，32歲始執業，脫穎而出，在法治落後的中國，在多宗官司中為人爭取言論自由公民權利，最後還是惹禍上身，但還意志頑強，依然頂天立地。

我相信這樣苦難中走過來的人不會銷聲匿迹，不能做律師，浦志強會找到新路向繼續為中國老百姓爭取公民權利，像司馬遷寫出《史記》。但願香港同業，包括我自己，跟緊這條漢子的路向，到黑暗來臨之際，我們全已有充分準備。

家明雜感：2015華語電影小檢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2月27日

【明報專訊】又是年底盤點時候，常說電影已死就死，偏偏2015年讓人眉飛色舞的還不少。以下是我的個人心水，從首輪的華語片選出，絕對的小圈子及黑箱作業（銳意跟濫用公權力的「藝術發展獎」看齊）。不求井然的十大，只求過目未忘。

最佳華語片：《醉．生夢死》

毋庸置疑的年度最佳，張作驥在風化官非的陰霾下，逼出了一部跟之前《暑假作業》及《爸…你好嗎？》截然不同之傑作。故事鑽進幾個低層人物核心，呈現出台片少見的糜爛台北，跟小清新背道而馳，既寫實又具詩意；形式自由，場景質感、意象豐富，「醉」字貫通全片，甚而聯繫李白詩詞《將進酒》。演員全部有超水準表現，演母親的呂雪鳳、演弟弟老鼠的李鴻其最厲害（李的首次演出）。細問始知原委，張作驥只此一家的工作方式，把演員及工作人員打成一片，在工作室生活，他親自下廚，讓彼此建立猶如家人關係。張再慢慢選角、跟演員構建角色，從現實提煉素材（角色都用上演員名字、植入他們生活經驗），着他們田野考察，老鼠在菜市場賣菜，碩哥往鴨店上班。張作驥一人包辦編導剪，敘事獨特，結局唏噓並見餘韻；其他出色崗位如攝影及音樂全部年輕人，難怪作品耳目一新。據說《醉》的預算為一千多萬台幣，即約《刺客聶隱娘》四十五分之一而已。

入圍名單：《刺客聶隱娘》、《迴光奏鳴曲》、《念念》、《百日告別》、《推拿》、《山河故人》、《智取威虎山3D》、《雛妓》、《五個小孩的校長》、《華麗上班族》、《哪一天我們會飛》、《踏血尋梅》、《十年》。

《刺客聶隱娘》，侯孝賢千錘百煉，聲與畫無可挑剔，這應是最具大自然氣息（鳥語蟬鳴等天籟不絕於耳）、最讓人置身現場（要3D才怪！）的古裝電影，比起胡金銓武俠片後期配音的年代，差距十萬八千里矣。是不是真唐代或可考，蹩腳的文言對白可斟酌，但「白雲深處有人家」的意境倒是古今皆然。只嫌《聶隱娘》像幅拼圖遊戲，要先覽「說明書」再看片，觀眾始可慢慢拼湊出大概模樣，惟戲劇難以入心。隱娘的遭遇，不加多些想像，談不上同情與共鳴。

台片土地人文精神高一線

台灣片今年有《醉．生》及《聶隱娘》兩部扛鼎作。年初在港公映的還有錢翔的《迴光奏鳴曲》，簡約、無聲勝有聲，陳湘琪好得沒有話說。張艾嘉的《念念》也不錯，用心寫片中幾個人物的心結，綠島四面環海景致優美，跟台北城鄉對比。總的而論，在港看到的台灣片普遍水平不錯，其土地感情、人文精神高港片一線。林書宇的《百日告別》也不例外，華語片直面死亡不多，《百日》可與幾年前的《父後七日》一莊一諧，正好分庭抗禮。商業片《我的少女時代》沒有驚喜，但繼《那些年》後又一次刀仔鋸大樹，成為今年香港第二大賣座華語片。香港人對台灣青春片的熱情，跟到台灣旅遊、泡溫泉、喝咖啡的風氣如出酬一轍，說穿了即文化認同；對強國愈抗拒，對寶島愈是迷戀，台灣商業片於是愈有機會大賣。今年台灣其實還有更多中生、年輕導演的耀眼新作，如鄭有傑的《太陽的孩子》及鄭文堂的《菜鳥》，不過沒正式公映，在此不贅。

大陸片被冷待可有多誇張？

大陸片當然不再覬覦香港這個小市場，再賣座的大片來到都不過爾爾，更多索性不來。像《港囧》等億元大片委實見面不如聞名，香港觀眾吃荷李活奶水大，《港》全無新意及賣點。大陸片被冷待可以有多誇張？在維基查了一下羅卓瑤的《暴走神探》，「票房」一項說「3月在香港一間戲院上映，首日票房共65港元，有一名觀眾」，愈是像工具書的輕描淡寫，愈有冷幽默的效果；別忘了，這可是曾經拍出《秋月》及《遇上1967的女神》的羅卓瑤！可惜我不是該名觀眾，錯過了《暴走》，還望羅沒被大陸影壇的醬缸文化拖累。在港公映的大陸片中，還幸有婁燁的《推拿》及賈樟柯《山河故人》，謹守年頭年尾，前者寫失明人士的愛慾交纏，後者回首與前瞻中國三十年，國人富有卻改變不了漂泊宿命。至於徐克的神怪武俠代表作《智取威虎山3D》，太多人先入為主了，無論評論如何讚美、說徐克暗渡陳倉，也擺脫不了電影的「樣板」及政宣形象。置放在中港矛盾激烈的當下，淪為被訕笑或唾棄的犧牲品。

港片還是靠明星開展

港片在「後雨傘年」較疲弱，欠缺一部擲地有聲、面面俱優的話題佳作。比較好的是年初邱禮濤的《雛妓》（然而按金像獎的標準它是去年影片）、關信輝的《五個小孩的校長》（全年賣座冠軍）、杜琪峯的《華麗上班族》、黃修平的《哪一天我們會飛》及翁子光的《踏血尋梅》。香港電影的尷尬是，它從前類型太強，觀眾看慣名人臉孔；現在工業式微，明星賣少見少，但很多項目還是靠明星開展。女星尤其青黃不接，憑今年的《五個小孩》及《哪一天》都是楊千嬅便知。《雛妓》的阿Sa算是難得地成功轉型，由歌手轉而躋身演員行列。新人與舊人同台的尷尬，《華麗上班族》、《哪一天》及《踏血》有點是不約而同：《華麗》兩個新人因為配音而打了折扣，但周潤發同時又失了星味，影片有點兩邊不討好；《哪一天》及《踏雪》的新人比明星中看，甚至獲得獎項提名，但電影行銷的焦點，往往又不在他們身上。

《十年》挽救「本土電影」之名

《十年》是今年港片奇葩，沒有明星（最為人熟悉的是廖啟智），論資本及資歷，難以跟以上各者同日而語。但五個年輕導演，偏偏說了很多人不敢說的話，在佔領運動後的2015年，提問時代、預示未來。「本土電影」的概念有一段時間了，這些年充斥不少立心不良貨品。有人眼見港人的身分意識日強，圖以「本土」之名魚目混珠，製作馬虎、消費懷舊，甚或自詡是獎項大贏家。當「本土電影」的誠信快要破產，今年終於出來一部《十年》。「禮失求諸野」，電影業界的既得利益者太多瓜田李下，《十年》示範了沒包袱的敢作敢為，風格十分多元，黑白攝影、文字意象、偽紀錄片……題材切中要害，警黑勾結、建制蛇鼠一窩、粵語被邊緣、抗爭升級、文革舉報之風回來，叫當下觀眾看得悲喜交集。值得留意，《十年》完全合乎金像獎資格（一年內公映超過五場的長片），該獎項明年如何「安置」這部敏感作，足可測試它的獨立性。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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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民主轉型中的黃毓民現象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6日

（按：蒙《蘋果》主事者包容，筆者《蘋論》一貫寫個人意見，較不顧及《蘋果》立場。本文尤其如此。特此聲明。）

異象自2008年黃毓民從新聞、名嘴轉入立法會跑道後，就一直翻騰立會，成為香港議會乃至社會運動的一個異象。所謂異象，不涉褒貶，不含評價。他從擲蕉開始，就以肢體配合語言，在議會口沒遮攔，不留情面地鞭撻中共和港府、建制派，詞鋒銳利，論述深入到肉。他以不停咒罵「民建聯，最無恥」而上台，早前在答問會問梁振英「幾時死」，又咒林鄭月娥「下地獄」，都語驚四座。他的立會發言在YouTube有很高點擊率。前年大陸網站上傳黃毓民在立法會關於拒捐雅安地震的發言，幾天已獲數百萬點擊。他對所有議案都認真研讀，發言鞭辟入裏，就以早前他提出對《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903項修訂和在立會發言而論，其對草案的細緻研讀分析，眾議員中相信無人能及。以論述能力來說，自吳靄儀退出立會後，黃毓民應屬第一人。

交惡自2010年開始，黃毓民的攻擊矛頭就兼及民主黨，後又波及飯盒會的所有泛民。黃毓民與鄭經翰交惡，與黎智英有嫌隙，近日更與鄭大班空中互罵。他出身傳媒，但近年在傳媒的空間頗受封殺。政治上，既左右開弓，而他自己組織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他可能也因個人強勢而先後退出。如果以「冠蓋滿京華」形容政商界的話，黃毓民可說「斯人獨憔悴」矣。

有輿論和傳言認為黃毓民縱橫四海、到處樹敵的狂暴，是造成民主派分裂的原因，做法「益咗共產黨」，於是以陰謀論去推斷，說黃毓民被共產黨收買了。過去有人說，黃與社團人士有關連，筆者半信半疑；有人說，他曾加入國民黨，筆者也半信半疑。但說他被共產黨收買，筆者就絕對不信。不是由於對黃的了解，而是基於對共產黨的了解和過往經驗。中共對於還不是它囊中物的人或機構，會千方統戰，稍對它有點善意，都不吝給好處；然而一旦你拿了它的好處，給了你金錢、實利後，你就是它囊中物，連「小罵大幫忙」都無法容忍，更何況破口大罵了。更忌諱的，是黃在2010年發動五區變相公投，這對中共來說無疑自決傾向，絕難容忍，必往死裏打。

關鍵撇開個人私怨，若不是用放大鏡看肚臍眼，而是從大處看，黃毓民與民主派最大的原則分歧在於2010年的五區公投，和其後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筆者不知道黃毓民本人是否認識到，五區公投的意識形態就是香港人的自主意識。這種意識在2009年反高鐵開始浮現，而五區公投就賦予了政治含義。有人認為，本土派緣於陳雲的城邦論，但那只是論述，成為實踐則是黃提出的公投。民主黨從原先承諾繼而拒絕參與，顯示了香港民主轉型在歧路上的杆格：舊有民主力量仍然寄望推進大陸民主而導致香港民主；新生民主力量則以立足本土爭取命運自主為推進香港民主的基石。這以後，經歷2010年政改和多次有關港中矛盾的社會爭議和立法爭議。本土意識和大中華意識遂成為民主轉型的紛爭焦點。

前景黃毓民縱受到主流民主派和媒體杯葛，個人風格縱有可議之處，他帶出的香港命運自主的本土意識，卻在社會越來越受支持，尤其年輕人。當然，更重要是中共的對港政策從反面推動了這種意識，使這股潮流在2014年觸發大規模的佔領運動，以及今年全體民主派對政改投下反對票。現在各政黨包括民建聯都說要立足本土了，儘管他們在涉及港中利益衝突時，不會以本土為優先。但本土意識漸成香港社會主流，則是所有政黨都看到了。

習近平在接見梁振英時，說香港一國兩制出現了「新情況」，是甚麼情況？從共產黨強調服從的黨性來看，所指就是香港人要求命運自主的情況。而從座位安排的改變來看，中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不得自主」。因此，香港人在「新情況」下抗拒一黨專政的侵凌，一定更困難也更激烈。

休兵面對2016年立法會選舉，若民主派要贏，所有民主政黨和政治人物就必須放下前嫌，相互休兵，以初選的民主機制來協調各區參選名單，以應付建制派的強力部署。只有這樣才可望得到傳統民主選民特別是新一代的支持，也讓選民可以不費腦筋去選擇。若仍然在民主陣營相互纏鬥、內耗，不僅整體而言會是敗仗，而且進一步給民主選民帶來挫折感。選民感挫折就陷民主事業於低潮。

筆者既無意也無能當和事老，民主派內關係複雜難纏，外在強權更難抵擋，謹以弘一法師名言寄語所有民主前線當事人：「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才是腳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馮睎乾 - 如果小王子來香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5日

儘管小王子已同玫瑰分手，但還是常常偷看她的Facebook。他最近發現玫瑰把個人資料上的「居住城市」更新為「香港」，於是從他的星球遠道而來，希望有機會再次遇上。

小王子抵港後，碰見一群上身僅披着皮草，下身穿孖煙囱、外罩透明圍裙的老伯，當街大唱「叻我至叻，叻我至叻……」，沒完沒了。小王子問：「你們為什麼老在喊這句？我的花最怕噪音。真懷念多年前在沙漠井邊，曾聽過滑輪的音樂，那實在太美了。」

「以前我們的唱片賣十萬張，你知道麼？」老伯們齊聲說：「你這小鬼，憎人富貴厭人貧。我們代表香港核心價值，五十年不變，就是愛這樣老調重彈。你接不接受也沒相干，因為這個國家不是你的。」

小王子說：「國家難道是你們的嗎？我每天給我的花澆水，也清理我的火山；因為我對火山有用，也對我的花有用，所以我才擁有它們。但你們五十年不變地製造噪音，能對這城市和國家有用嗎？」

「香港的老伯確實非常奇怪。」小王子一面上路，一面自言自語。

他在街上逛了一會，見到處都是商場、珠寶店和藥房，令他十分難過。這時有隻狼走到他跟前，眉開眼笑地說：「小朋友，今天聖誕佳節，你為什麼不高興？」

小王子指着四周的商場、珠寶店和藥房說：「這兒的人很富有，但似乎常常生病。我的玫瑰住在這裏，不是很危險嗎？」

狼沒有回答就走了。一小時後，狼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傳媒說：「昨晚平安夜倒數時，有個五歲小孩很焦慮地問我：『我長大後往哪裏種玫瑰？』我立即跟他說：『香港高鐵會盡早連接內地，擴大香港人未來發展空間，到時你可以回國內種玫瑰。那裏的空氣、水質和土壤都非常好，你絕對不用擔心。』他立即笑着跟我說聖誕快樂，令我非常高興。」

「香港的禽獸真是非常非常奇怪。」小王子一面看記者招待會的電視直播，一面自言自語。

他繼續在鬧市上路，比多年前在沙漠獨行時更加寂寞。因為這裏沒有漫天微笑的星星，只有滿街炫目的燈飾；沒有蛇會咬他的腳踝，只有手拉車輾他的腳背。小王子不敢奢望找到他的玫瑰，但期待能至少遇上願意給他馴服的狐狸。他已經很久沒有朋友了。雖然每天也上Facebook和用WhatsApp，但打字越多，他和其他人之間的誤解也越深。他看得懂大蟒蛇吞下大象的圖畫，但不管他如何用心去看，也無法看透那些可愛得不得了的表情符號，更不能跟一堆「讚」建立關係。

小王子終於被人潮捲入商場，奇蹟地跟他一直追尋的玫瑰擦身而過。只是經過精品店櫥窗時，他並未留意那所謂「小王子的玫瑰花玻璃罩」的擺設。如果他看到玫瑰變成這樣，難免會很悲哀。但願他只記住昔日家鄉的玫瑰，這樣的話，小王子就可以永遠追尋，也永遠年輕。

陳力行 - 愛與痛的邊緣－－淺說在囚導演張作驥電影世界

電影講座   2015年12月24日

張作驥第八部長片作品《醉．生夢死》，最近奪得金馬獎的四個獎項，包括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員、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和最佳剪輯，幾乎力壓大熱的《刺客聶隱娘》。電影的成績與評論口碑俱佳，惟獨票房失利，不禁讓人替整個創作團隊不值。今年聖誕檔期中，《醉》片分別會於24日和27日，在電影中心作兩場特別放映。趁這個機會，我會回顧一下因性侵女編劇現正服刑的張作驥其他幾近被遺忘的佳作，亦可從中審視《醉》片在導演作品之中的藝術高度。

早前出席了「鮮浪潮短片展」中，由原田真人主講的大師班。他向新生代的電影創作者表示，描寫電影人物時，應盡量做到一體兩面，更叮囑在場各位，ambivalence是電影創作的一個關鍵字眼。同理，若要撮要地闡述張作驥電影作品的精髓所在，就莫過於ambivalence一字。正如早前安娜在本報評《醉》片時便寫道：「電影裏激烈的愛恨糾纏、溫柔與暴烈同時赤裸呈現、低賤齷齪的生命與高貴真誠的深情並存並生。」換言之，很多時張作驥的電影世界，都建基於正反並存的對立面。要深入了解這股能把人心拉扯撕裂的力量，我們可把ambivalence劃分為張導戲中常見的幾種命題。

低賤與高貴

張作驥電影中最明顯的那一種ambivalence，可見於他對社會中最被忽視的邊緣人的描寫──日常生活中，根本沒有人會去關心他們，但他們仍要掙扎存活，見證生命之高貴。這種鮮明對比正好與身處的環境，息息相關。從《黑暗之光》（下稱《黑暗》，1999）的基隆港，到《美麗時光》（下稱《美麗》，2002）的眷村，再到《醉》片的寶藏巖（也是一條眷村）和景美菜市場，當中殘舊破落的屋宇、濕漉漉的小巷窄縫，都一再強調他們低賤的階級身份。

而這些地方的地理面貌又跟他們簡陋的居所，交織出層次極豐富的畫面與意思。像《黑暗》的開首，康宜（李康宜飾）在斗室中的窗戶畫畫，觀眾卻可眺望基隆港的空曠景致。康宜的住處是一所盲人按摩院，父母皆雙目失明，家中又有老邁的爺爺和智障的弟弟，所以她就像家庭的唯一依靠，父母出門便不能沒有她在身旁。換句話說，康宜就是活在一個連行動也受到諸多限制的世界，但她仍每天在窗口左塗右畫，似是嚮往着與她只隔一面窗的自由世界，渴望找到生命桎梏中的缺口。與此同時，窗內的陋室卻是她不可不回的家，是她的根。故畫面剪到另一個方向，流暢的鏡頭徐徐伴着她的步伐，回到飯廳與家人相聚。當鏡頭穿過侷促的長廊，胸口都會有種不能言喻的鬱悶，康宜卻能蹦蹦跳跳地遊走家中，像是對未來仍充滿期盼。

張作驥在取景上的心思，其實還跟一種很鮮活的東西聯繫着──語言。他戲中的低下層人物，不是操着台語便是客家話，卻比說字正腔圓的國語的人更富生命力。語言這一環在《黑暗》中更堪玩味。康宜家中所有人都是說台語，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為何她只選擇說國語呢？當然可能出於演員本身不諳台語，但從戲中看來，這更像是康宜的選擇，令自己有別於家人、黑道和身邊的小流氓。故她對阿平（范植偉飾）這個外省小子產生興趣，亦十分恰當。兩人處境之相似，是因為他們跟整個大環境格格不入，卻又不能貿然離開。

《醉》片雖然把地點搬回台北，卻完全不是我們能夠從大眾媒體上認識的台北，比《黑暗》的基隆更齷齪骯髒。當然，上禾（黃尚禾飾）、仁碩（鄭人碩飾）和老鼠（李鴻其飾）這幾個角色都不見得有任何經濟困難，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身份──男同志、男妓與菜販──或多或少都會惹來歧視的目光。就像一條渾濁河水中發臭的吳郭魚，或菜市場窄巷內的蜘蛛網，整個場景的氛圍，都映襯着他們被邊緣化的身份。

不過，《醉》片中寶藏巖的地理位置，與戲中家居空間的配合，都跟《黑暗》一樣天衣無縫。而運用得最特別的一處，無疑是那棟小樓房的露台。它可以讓上禾乘着風來吹口風琴及跟仁碩大跳辣舞；也可以是老鼠向啞巴援交女示愛的地方。即使在這露台不能看到優美風景，卻無礙角色表現發自內心的創意，亦進一步成為滋潤一段深厚感情的地方。儘管外表齷齪，卻依然優雅。而這種反差，激發我們對台灣地域文化的思考──即使作為一個不熟悉台灣社區的人，卻因地方跟人物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催使我們去查找更多那個地方的資料，以完成角色在銀幕以外的生命歷程。

蜘蛛與蒼蠅

在《醉》片中，老鼠說：「（碩哥）說他是蜘蛛網上的魔鬼。我那愛死他的表姊卻說，碩哥就像一隻蒼蠅，到處尋找寄生的對象。」這句話令我聯想到英國影評人羅賓伍德談及希治閣的《蝴蝶夢》（Rebecca）時，便表示鍾芳婷（Joan Fontaine）的角色，猶如蜘蛛與蒼蠅的共同化身──既是獵食者也是待宰的獵物，被束縛在自己所築羅網中。若將這說法套用在張作驥電影中，我們便不難明瞭角色們都有作繭自縛傾向。這種角色狀態，很有力地表現出他們在感情、價值、性格和態度上的對立。

而《美麗》大概較能說明這種狀態。戲中小偉（范植偉飾）和阿傑（高盟傑飾）是在同一條眷村長大的表兄弟，小偉終日視李小龍為偶像，阿傑則醉心魔術。當然，他們的興趣根本沒可能為他們帶來什麼收入，根本沒人看得起他們。當代客泊車的小偉後來被黑道老大賞識，給他和阿傑一把槍去替「公司」收數，但兩人的悲劇亦由此而起──這把手槍便成蜘蛛網般的意象。這把槍的原意是自保傍身，嚇阻他人，而非要摧毀別人。任阿傑如何桀驁不馴，我們仍不時見到他具童真稚趣的一面，還一直以魔術來逗人高興；但當阿傑拿到槍後，意氣風發，一發怒便拿槍指向別人，最後因為失去了一份自制，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一念之差，徹底扭轉角色的命運。

可是，《美麗》卻同時正面地活現「蜘蛛網」的意義。如小偉那位罹患癌症的孿生姊姊，整天看着色彩繽紛的魚缸，彷彿缸中的世界便是她的全部。從她的畫作，我們不難知道，她是一個喜歡看到大海的人。她看似在魚缸前等待死亡，但這其實是給自己的一個保護膜，把自身與世俗的一切分隔開。縱使她的生命卑微得像蜘蛛網上的蒼蠅，無法力挽狂瀾，但在那魚缸前，她便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人性的多面與複雜，在《醉》片又再起了與別不同的變化。像上禾這樣一個健康清新的高材生，白天在電影公司上班，晚上卻在夜店當舞男；仁碩在牛郎店上班時，看似很會討好女性，卻無法完全駕馭女友大雄；老鼠可稚氣地去取悅啞巴，內心卻有股無法遏止的暴力，隨時爆發。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醉》片的優點之一，就是將角色的背景濃縮起來，以大量back-story來支撐他們的生命。當故事一直發展下來，他們的過去便愈挖愈深，如老鼠和上禾的母親（呂雪鳳飾）怎樣死及仁碩曾割一顆腎給前女友等事。我們之所以能同情和理解角色，正因電影讓我們去想像他們生命的不完美，繼而成就出人性的寬闊光譜。

雖然導演曾說過，戲中每個人物都是按照「醉生夢死，愛恨情仇」這八個字來設計。但想深一層，幾乎每個角色都可包含這八個字的特質。他們可以同時是蜘蛛與蒼蠅、螞蟻與蛆蟲；而我們無法單以一種昆蟲，去詮釋各個角色之深度。

堅強與脆弱

在《美麗》與《醉》片之間，張作驥的創作水準開始不太穩定，而其中較佳的一部作品是《當愛來的時候》（下稱《當愛》，2010）。這是一齣極富女性主義色彩的電影，將女性能糅合脆弱與堅強的特質，很細緻地呈現了出來。戲中大媽（呂雪鳳飾）在老公黑面病發昏迷後，平時主持家中大小事，最具主見的她，卻突然精神崩潰。當二媽為她洗澡時，鏡頭慢慢拉開，讓我們看到二媽背部的紋身。同時，二媽感慨地訴說，當年大媽和黑面如何不嫌棄她的身世，讓她為這家人繼後香燈，更將她與別人生的女兒視如己出。縱使我們僅看到角色的背面，卻可窺見她們最脆弱的一面，還同時展現了兩人互相扶持的堅韌生命力。娓娓道來，就是人性中的慷慨光輝。

這種剛柔並濟的特質，往往源自一種強烈的痛楚。這種痛可以是關乎生死的皮肉痛苦，像《當愛》的妊娠之痛、《黑暗》與《美麗》中的角色的刀傷，抑或大雄用開瓶器插在仁碩的背，要他承受折磨至死的痛。然而，有些痛楚是無以名狀，沒有被放大起來的。一如《醉》片中母親一角，之所以散發出揮之不去悲哀傷痛，是因為我們看到她輕描淡寫道出整個角色的滄桑往事，還有是她對兩子愛得深入骨髓的感情。無疑的，當我們看到她酗酒後的潦倒樣子，便容易斷定她是很脆弱的人。但電影卻引導我們問，是她發生意外前，是如何活着，並忍受被丈夫拋棄及跟兒子分離的苦況。簡言之，張作驥電影裏的ambivalence，很多時就是要徘徊在愛與痛的邊緣。

本文只以ambivalence一字去理解張作驥的複雜與深度，自有不足之處。囿於篇幅，有關張作驥，特別是《醉》片，還有很多未能說清，像他電影中餘韻無窮的魔幻式結局、優秀的配樂和攝影，以至如何發掘演員等。不過，明年演藝學院電影電視系將會創辦一份學生刊物，最主要的內容便是跟《醉》片創作團隊的詳細訪問，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留意。

撰文 : 陳力行

岑逸飛 - 從間離看異化

生命通識   2015年12月24日

盧偉力兄是有心人，最近為「第四線劇社」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執導演出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名劇《沙膽大娘和她的兒女》。我說他「有心」，因為此劇與現時香港的時代脈搏，息息相關。沙膽大娘信奉的天條，與香港人歷來的核心價值一樣：「搵食」第一。然而營營役役，所為何事？沙膽大娘畢生含辛茹苦，愛兒護女，到頭來三個兒女都比她更早命喪黃泉。可惜她似乎沒有多少覺悟，劇終時繼續她的「搵食」路。「搵食」固然艱難，只希望觀眾在「搵食」之餘，面對香港的撕裂，觀劇後也能有所啟發。

此劇在內地譯作《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大膽媽媽」 不及香港譯作「沙膽大娘」傳神。1973年，香港的「大學實驗劇團」首次排演此劇，導演是許鞍華，劇本翻譯是劉天賜。賜官鑽研粵語多年，而「沙膽」這句粵語出自其譯筆，繪形繪聲，不失其「生鬼」本色。

「沙膽」是膽大包天。但「沙膽大娘」的德語原文Mutter Courage，其中Courage一詞的德語原意，在巴洛克時代指女人勾引男人的「心計」，與劇中大娘的風騷（三個兒女的父親都不同）頗為相配，但布萊希特更為大娘的浪漫加上註腳：是小人物為求生存的「沙膽」。

布萊希特只活了58歲，但一生創作48部戲劇，在歷史長河，除了莎士比亞，沒有人與他匹敵。他對戲劇的最大貢獻是其「間離」理論和「間離效果」。「間離」在德語是Verfremdung，而「間離效果」則是Verfremdungseffekt，英文一般譯作Alienation Effect，未能曲盡其意。Alienation原意是轉讓、疏遠或疏離，在哲學上則往往指「異化」，並且與德語的Entfremdung掛鈎。

Entfremdung在中文譯作「異化」，這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及其學生馬克思的常用語，但兩人對異化的見解不同，前者的異化唯心，從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之否定然後返回自身的辯證歷程；後者的異化唯物，從制度入手，異化是資本主義的禍害，人不似人，變成資本主義的賺錢工具，迷失了本性。

固然，布萊希特也曾深受馬克思的異化論影響，特別是當他追求第二任妻子海倫娜時，因海倫娜是共產黨員，令布萊希特也認真研讀馬克思的著作。但布萊希特其實並不很馬列，他不用Entfremdung而採用Verfremdung，似想另闢蹊徑，只着重戲劇的表演方法，不去高談闊論。所謂「間離」，是要讓觀眾與演員保持距離，不去融入角色，觀劇時在較抽離狀況下進行批判性思考。

布萊希特在二次戰後因在東德揚威，繼而被前蘇聯高捧，而被人戴上「左翼」帽子，但他其實比馬克思高一個層次。馬克思只看到制度，他則看到人性。在批判醜惡和偽善的同時，他進一步挖掘兩者的根源。在《沙膽大娘和她的兒女們》，他用間離法讓觀眾看到一對辯證組合，一方是絕對異化的沙膽大娘，她的「我執」和「我所執」，也就是她重視的財富和她的兒女，使她吝嗇一切付出；另一方是她的兒女，特別是她的啞巴女兒，最後她為挽救全城性命的慈悲心和不惜犧牲生命，呈現了沒有異化的人性光輝。

賀衞方 - 法律界的良知和勇氣在哪裏？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作為浦志強多年好友，更作為中國司法改革長期的推動者，我覺得有義務對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也在12月10日就這些看法寫信給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合議庭法官。

我看到用於指控浦志強的所有證據，即他所發表的編號共十二條其實只有七則的微博。我相信，不需要法學專業素養，稍具常識的人都會看出來，假如這也可以成為定罪和判刑的依據，豈不是讓人笑掉大牙？

涉嫌尋釁滋事的前兩條，完全屬於對公職人員或公眾人物的正常批評範疇。對於某發言人的有些嘲弄的言辭沒有越出批評的範圍。申紀蘭是全國人大代表，毛新宇是全國政協委員，浦志強認為他們缺乏履行職責的能力和表現，提出批評，這也完全是在行使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公民對於公職人員提出批評的權利。當然，浦的微博用語尖刻，也許讓受批評的人感到難受。假如他們認為這種言辭給他們的名譽權造成傷害，完全可以依據民法保障名譽權的條款提起民事訴訟。這跟尋釁滋事扯不上任何關係。

至於第三條，浦志強的微博針對的是2012年出版的一本書，項平的《中國大邏輯：沒有共產黨，為甚麼不行？》，書名之下還標註「一本中國人應該讀的書」。浦志強言辭激烈地批評了作者，說：「你寫出這種破書，簡直就是無恥之尤！要不是吳虹飛進去了，你的祖宗也會受性侵的！你讓我看着就特噁心！哼！」這裏的確有對執政黨態度上的不恭，但主要指向仍然是書的作者。我們都應該承認，歌頌共產黨的書也很可能是爛書或「破書」，作者也未必不是「無恥之尤」。更重要的是，浦志強激憤的言論也僅僅是對一本書作者的嚴厲批評，哪裏說得上是尋釁滋事？

至於涉及民族關係與民族政策的微博，浦志強對於地方政府在西藏、新疆的某些做法以及昆明火車站的殺戮事件的評論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他一方面旗幟鮮明地譴責恐怖行為，另一方面，他呼籲檢討我們的民族政策和現實做法，呼籲尊重宗教信仰和習俗，反對以「制人」的方式對待少數民族同胞。凡是讀過這幾條微博的人，都能夠感受到作者對於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憂心忡忡。

呼籲民族和解變煽動仇恨

然而，這樣的微博卻被作為煽動民族仇恨的言論，這真是不折不扣的顛倒黑白。《刑法》第249條規定的是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浦志強的言論指向恰恰相反，是期盼民族政策的改善以及民族之間的尊重與和解。作為一個漢族知名律師，他這樣的呼籲只會讓藏族、維吾爾族同胞感受到來自漢族的濃濃親情與善意理解，怎麼會在控方那裏變成了煽動民族仇恨？這裏還有沒有最起碼的邏輯和理性？

我與浦志強交往近三十年，一直很關注他所代理的一些案件，還多次共同參加一些學術論壇，屬於那種無話不談的朋友。根據我長期的觀察，浦志強是那種最誠摯的愛國者，因為職業的緣故，他對於國家政治法律制度建設有着最深切的關注，當然對於某些弊端也有着更痛切的感受。正是因為這種熾熱的情感，他的言辭才會如此不假修飾，直來直去。

在一些人看來，他的這種風格太不世故，會給自己招惹麻煩。但他義無反顧，百折不撓。讓我特別感佩的是，此次蒙難，公安、檢察等機構一年半的時間查下來，居然沒有絲毫經濟問題，也沒有其他任何違反職業規則的行為，只能拿出這區區七條微博作為指控證據，這也反襯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多麼優秀的一位法律職業者。

1978年我考入大學學習法律時，我們曾有一本名為《冤假錯案選編》的教學材料，其中收入了一些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典型冤案，絕大多數屬於因言獲罪、判決邏輯極度荒唐的案例。我們讀書期間，國家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以巨大的魄力平反各類冤假錯案，為黨和政府贏得了新的合法性基礎，也成為啟動我國法制建設的「開場鑼鼓」。那時，自己作為一個法律學生，真誠地相信今後我們這個國家不會再發生這類文字獄了。但是，後來的情況表明，這種期許顯然是過於樂觀了。

我當日在給合議庭法官的信中說，面對浦志強案，我們是否能夠創造一個里程碑，一個證明中國法律職業界仍然具有良知、勇氣和起碼專業水準的里程碑？全世界的目光都在聚焦這宗審判，看你們的了！但是，我現在看到的結果是：「合法行為被判非法，毫無法理可言。」

賀衞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滕彪 - 浦志強案的輕與重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備受關注的人權律師浦志強一案，以判三緩三暫時落幕。這個結果讓很多人鬆了一口氣：獲得自由，與家人團聚，不必在牢裏受煎熬，和原來被控四項罪名、最高可判無期徒刑相比，輕了很多。即使後來減為兩項罪名，也有可能兩罪並罰判處長期徒刑。和伊力哈木的無期徒刑、劉曉波的11年、劉賢斌的10年、郭飛雄的6年相比，緩刑畢竟讓外界覺得好接受一些。

但同樣這個結果，也實在太重了。浦志強已經被關押了19個月，原有的疾病加上糟糕的監禁條件，使他健康狀況大大下降，還要接受三年緩刑期間的種種限制，當局可以隨時再以違反緩刑規定為由將他收監。有罪判決使他失去了繼續從事律師執業的機會，這對一個具有豐富經驗、思辨和口才出眾的律師來說，是一個慘重的代價。

關鍵問題不在表面上刑期的輕重。一個公民，僅僅因為幾條微博就被關押，並安上煽動民族仇恨、尋釁滋事等可怕又可笑的罪名，這本身就表明，這個政權把自己放在了人類自由之敵的位置。浦志強這些犀利的微博文字，不但不構成任何犯罪，也不構成任何民事侵權，完全反映了一個法律人、一個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和批判的勇氣。根據這些文字，哪怕關押一天都是對國際人權標準的踐踏；即使僅僅靠考慮中國法律，對浦志強的關押和判刑也完全是非法。

但中共並不覺得「非法」是個多大的事情。浦志強案從頭到尾都是政治因素在操控，跟法官、律師的法律工作基本沒有啥關係。官方媒體顛倒黑白的報道、網絡五毛和水軍的抹黑和侮辱，無非是試圖貶低和醜化這位備受尊敬的民間英雄，降低他的影響。

浦志強自稱「美麗島律師，資深反革命」，挑戰勞教、雙規，代理政治犯案件，簽署《零八憲章》，公開紀念八九，對官方欽定的模範人物嬉笑怒罵，在新疆和西藏問題上嚴厲批評政府。他的名字和事迹經常見諸報端，在新媒體上更是粉絲眾多。他的智慧、領導力和道德感召力，都讓身居高位的當政者相形見絀。這恐怕才是他遭受牢獄之災的根本原因。

抓人之後，同樣是政治博弈。宮廷內鬥，國內的勇敢抗爭，國際的公開譴責，私下的斡旋和談判，也許也不排除體制內的良知人士的努力。最後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在多數情況下，中共把國際人權壓力當作耳邊風，但個別案件仍可見到明顯效果。僅在今年，女權五姊妹案件、高瑜案和浦志強案，都需要感謝國際正義力量的貢獻。

中共隨意操控司法

浦案和其他每個政治案件一樣，反映了中共操控司法的隨意性，人可抓可放，罪可增可減，程序可長可短，央視可上可不上，結果可輕可重；不管獄中還是獄外，待遇可好可壞。即使緩刑，也可生出多種花樣：高智晟幾度被失蹤、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在緩刑馬上就要結束的時候被收監。此類案件，在幕後操控者那裏，沒有甚麼可以預期的法治規則發揮作用。郭飛雄800多天不給放風、審判時臨時增加罪名，齊崇淮快刑滿的時候加刑八年，陳光誠出獄後仍遭嚴密軟禁，有全家人都被構陷入獄的哈達，有長期失蹤的秦永敏，還有從外國綁架回去的王炳章、姜野飛、董廣平，還有被折磨死的李旺陽、力虹、曹順利、丹增德勒仁波切、張六毛等等。

這種隨意性才是真正可怕之處。這極大地惡化了政治犯的處境，並增加了抗爭者的潛在風險。而這也正是專制政權想要的效果。浦案並不是甚麼試金石，它只是披着司法外衣的色厲內荏的新極權政治。它的蠻橫、荒唐和恣肆，我們在接下來的大量政治審判中還會看到。

滕彪
中國維權律師

李平 - 無罪被囚 有罪釋放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浦志強被裁定煽動民族仇恨、尋釁滋事罪成，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終於在被囚禁近600日後獲釋。這是維權律師的悲劇、中國法治的鬧劇：無罪被囚，有罪釋放，公民被套上刑罰的絞索，自由遙遙無期，還隨時可能成為黨國與西方交易的人質。

更可悲的是，海內外網站都出現了感恩的聲音，認為從高瑜獲釋到浦志強獲釋，再到微博沒有屏蔽浦志強、高瑜的搜索，這是當局對待異議聲音的一個進步。甚至還有人認為，高瑜和浦志強都有六四標籤，高瑜曾因報道六四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一年，浦志強是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大學生之一，他們的獲釋，或許是當局對六四態度有所軟化的表現。

這類附有平反六四幻想的感恩言論，貌似不是出自五毛黨，因此對輿論的誤導效果特別強，一是混淆有罪與無罪的界限，以輕判、人道掩蓋高、浦兩人無罪被囚的事實；二是製造對中共領導人的期望假象，減少對其形象的影響。

中國官方媒體報道浦案時，一是強調浦認罪悔罪，二是強調浦煽動民族仇恨的微博被轉發2,500多次、侮辱性的微博被轉發900多次，無非是要坐實浦志強不只有罪，而且是情節嚴重。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發佈的司法解釋規定，誹謗信息被轉發500次以上即為情節嚴重。如今，浦志強既未被重囚，還獲釋，豈不是要謝主隆恩？

浦志強與高瑜，雖然被控的罪名不同，但實質上都是因言入罪。浦志強的七條微博竟然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尋釁滋事兩大罪，高瑜公開中共「七不講」指示竟被指控洩密罪，都彰顯中國法治的荒唐。浦志強的律師尚寶軍在浦案一審時曾呼籲法官作出公正的判決，「方不致寒了天下的讀書人的心，更為當代中國的法律人保留一點顏面」。然而，從高案到浦案，當局的指控和法庭的判決，都剝下了中國法治的面紗。

異見者成中共外交籌碼

高瑜、浦志強先後無罪被囚，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死不認錯的中共當局於是又玩捉放曹的把戲，高瑜在二審時刑期由七年減至五年，並即時獲准保外就醫，浦志強一審被判緩刑而得以離開看守所。但是，前車可鑑的是，維權律師高智晟在2006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三年、緩刑五年，結果是迄今仍未獲自由。

事實上，中共拘捕、囚禁維權人士、異議人士，一方面是維穩的需要，罔顧憲法規定的人權，另一方面是要為應付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的批評製造籌碼，以釋放甚至放逐他們換取中共領導人出席重要外交活動。今年9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在Twitter上指：「習（近平）迫害女權分子，還在聯合國主持促進女權大會？真是厚顏無恥（Shameless）！」（https://www.facebook.com/appledaily.liping）

陳文敏 - 再談「一地兩檢」

明報   2015年12月23日

接上篇：「一地兩檢」初探

「一地兩檢」不單涉及香港執行內地法律的憲制問題，更困難的是國內實施出入境管制，國內人士離境須先獲批准，《基本法》亦明確規定，內地人士來港必須獲得公安機關的批准，這令香港的情况有別於世界其他實施「一地兩檢」的地區。

由於香港的地位特殊，若有內地孕婦打算來港產子，或內地人士來香港碰碰運氣找尋工作，或一些不法分子打算來港做些非法勾當，甚至是一些疆獨或藏獨分子，或一些民運或維權人士，他們只要弄到一張高鐵車票，便可直達九龍站，這會令在九龍站的內地出入境管制區面對沉重的壓力，一方面可能要進駐大量人手，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執法問題便會出現不少憲制問題。

特首高調指沒有「一地兩檢」高鐵便沒有經濟效益，這是否言過其實？當初政府考慮高鐵項目時，其實亦有考慮「兩地兩檢」。事實上，高鐵最大的效益是大大縮短了行程的時間，「歐洲之星」之受歡迎是因為只需三小時便可以由倫敦市中心直達巴黎市中心， 乘坐鐵路與乘坐飛機要提前往機場所需的時間相差無幾，而且中途接駁方便，而非「一地兩檢」。同樣地，高鐵大大縮短交通時間，前往廣州只需四十八分鐘，並方便接駁內地鐵路系統，令前往北京或上海只需八小時。只要在高鐵車站設專門檢查通道，過關出境只需很短的時間，「兩地兩檢」並不會減低高鐵的吸引力，涉及的困難亦遠比「一地兩檢」為低。

「一地兩檢」主要是處理在當地車站的出境的問題，故在倫敦上車可同時通過英國和法國的管制，但在巴黎上車則在巴黎通過法國和英國的管制，而非讓所有旅客湧到倫敦才處理出入境管制。同樣地，若要實行「一地兩檢」，便得同時在各高鐵沿線車站實施一地兩檢，這在實際上可行嗎？

在車上進行檢查是另一值得考慮的方案，當中一個困難是由九龍站到福田站只需十四分鐘，但若高鐵的對象並非短途旅客，那前往福田的旅客便得從福田的特別通道通關，在車上進行檢查只會在福田站後才進行，這又是否一個折衷方案？

李怡 - 在一個歡慶新生命誕生的日子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3日

明天是平安夜。聖誕快樂，慶祝的是聖嬰誕生，不管你是否信基督，聖誕就是一個歡慶新生命誕生的日子。

前兩天，香港傳媒報道一宗新生命誕生的故事。在香港任教師的羅太，今年7月往日本旅行因胎兒早產而入院。嬰兒出生時僅1.3公斤重，並有心漏及腦出血，留院深切治療兩個半月。羅太亦出現併發症輸血，幾乎把全身血液換兩次。羅氏夫婦替兒子改名「安然」，意思是在驚險中平安來到世上。由於母子均非當地人，醫療費驚人，但院方主動協助她申請特殊資助，近400萬港元的醫療費全數豁免。嬰兒出院時醫院送給她和丈夫的一份禮物：由護士撰寫及拍攝照片的嬰兒成長日記。「安然BB懂自己喝奶喇！」「他第一次不靠儀器可自己呼吸了！」讀到這個英語撰寫的成長日記，羅太稱眼淚忍不住滾滾而下。夫婦決定把院方原退回給他們的16萬元按金全部捐給醫院，以報答醫護人員及社工的協助。

一個愛心互動的故事

兩夫婦指日本醫護人員「尊重生命、誠信、關愛」，令他們深受感動。他們救護羅太和她的嬰兒，是應盡的責任，但為她申請特殊資助，和為嬰兒寫成長日記，則是在盡責之外的對病人處境的同理心，和基於對生命尊重的行為。盡救護之責已難得，對外地人的關愛更罕見。或許不是所有日本人和日本醫院都如此，但社會必然達到相當高的文明程度才會使這些事的發生並非偶然。

在大陸網上看到另一宗新生命誕生的故事。去年一列從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開行中列車廣播有一孕婦急產，需要婦產科醫生幫助。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執業的產科醫生李芊立即前去助產，嬰兒誕下後還陪同孕婦和嬰兒到南京某醫院。嬰兒被診斷為羊水吸入性肺炎，前後住院治療了40多天。孕婦家屬不僅沒有感謝李芊，還將她告到南京市法院。法院認定李芊不是在執業地點行醫即屬非法，須賠償新生兒住院費用人民幣1萬4千多元。李芊不服上訴，南京中院審理後駁回，維持原判。李芊的辯護律師問法官：「是不是醫生離開醫院就不可以救人了？」法官回答：「在執業地點之外的行醫即是非法，需要承擔民事和刑事責任。」律師再問：「在緊急的特殊情況下，醫生在大街上遇見急救病人，是否應當放棄良心，不予施救？」法官回答：「法律面前沒有特殊。」至今，李芊的案件仍然未獲重審。

「法律面前沒有特殊」嗎？在中國大陸，實在太多在背後黨政勢力運作下的特殊了。世界任何國家的司法，都有酌情權，在公共交通中發生醫療事故，任何一個醫護人員甚至不是醫護人員都會有人挺身而出搶救生命。如果出了醫院大門就不是醫生，街上見到任何傷病都與己無關，這個社會就冷漠殘酷到不適合人居住了。

兩個世界的鮮明對比

最近，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寫了一篇《中國的制度、文化、人性已進入惡性循環》的文章，微信傳播不久就被屏蔽了。小悅悅事件、老人倒地無人扶、食品安全危機等等使人們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作者認為，人性墮落、道德淪陷的基本背景是整個社會生態的惡化，因而僅從道德層面譴責公眾無德是避重就輕，要求民眾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美德也無濟於事。見危不援、見死不救的行為常常只是人們在權衡之後做出的自認為理性的選擇。道理並不複雜，在一個懲罰善良、制裁正義的制度邏輯下，如何期待每個普通社會成員有高尚的精神？如何指望老百姓有較好的道德水準？又如何要求公眾有人溺己溺的精神？

作者認為，在中國，這是制度、文化與人性的惡性循環，是「極權的惡」與「平庸的惡」的惡性互動，造成政治潰敗、社會潰敗、道德淪喪、價值崩解、信任無存，導致整個民族精神的衰敗和淪陷。惡性循環之源在於極權主義。權力是極權主義統治者唯一追逐的目標，天津爆炸、北京霧霾、深圳堆土滑坡，無處不表現出對於生命的不尊重。極權主義是由一個政黨以及控制這一政黨的人對國家及人民實施專制統治，以統一的國家控制整個社會，並由此而造成社會上普遍的「平庸的惡」的生活觀念。

不尊重生命的極權社會和尊重生命的文明世界是鮮明對比。

聖嬰降臨，兩宗新生嬰兒誕生事件，讓筆者想到香港正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政治上的歸屬，正把香港推向「極權的惡」與「平庸的惡」的互動；而舊日的文明，則繼續呼喚我們要力保一個尊重生命的香港。極權體制存在越久就越難改變，而大陸社會的「平庸的惡」也使越來越多香港人只好拒絕做中國人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趙崇基 - 官僚

明報   2015年12月22日

大學裏的學生拍短片交功課，想借校園的廁所拍戲，匆匆忙忙，大清早來電，說校園保安需要我的許可電郵，方准許拍攝。教訓了他們幾句，為什麼總要把事情拖到最後才做，知道他們在等，馬上傳了電郵給相關部門，希望他們幫忙。

回到學校，收到校園管理部門電郵回覆，聲稱一般情况下，禁止在廁所內拍攝。廁所不讓拍戲？好奇怪的規矩，於是打電話給那位職員。

為什麼廁所不准學生拍攝？職員說，那是因為廁所是用來大小便換衣服的地方，不方便。

關了門不就可以嗎，學校又不是只有一個廁所？職員說，那是規矩。

我問他規矩是誰定的？寫在那裏？沒有答案。職員接着說，學生填表申請後，我們可以在非繁忙時段關閉半小時，讓學生拍攝。

半小時？你知道拍戲半小時連打燈的時間都不夠？職員說我當然不知道。一個在媒體學院工作，負責借地方給學生拍戲的人，說自己不知道半小時拍不了什麼。

我說你盡量幫幫學生吧，校園他們也有份。職員說，我在幫他們呀，只要填好電郵附上的表格，寫上詳細資料，找學院負責人蓋印，將表格交給我們即可。

那麼，申請時間要多久？職員說，怎樣也需要幾天時間…………

學生跟我說，拍短片做功課，找演員借場地，處處都是錢，學生沒有收入，自然捉襟見肘，想不到在自己學校借地方，有時比在外面借還要難。

是的，官僚，有時比獨裁更可怕。

derekee@gmail.com

Vic：想起沈旭暉的一則貼文：

「大學官僚實在是永恆的好題材。網友分享：在港大，如果想在central classroom開大或開小一點冷氣，係需要填form，兩個工作天處理......」

黃偉豪 - 互聯網如何顛覆現實世界：聯繫行動的邏輯

2015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在立法會審議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真正使人感到驚訝的並非條例當中的爭議，而是很多議員對互聯網是如何缺乏認識。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及了解範圍，落後於科技的發展及它對社會的影響的情况，絕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十分普遍。近期一個重要的例子莫過於西方很多先進國家的領袖均不明白，為何單憑遊覽網站及互聯網上的溝通，可以使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決志加入一些極端組織，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誕生，甚至甘願在過程中，自我犧牲，連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也可以隨便放棄。

互聯網有能力顛覆現實世界、改變社會、推翻政府，甚至帶來革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的出現，更加成為了現今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由遠至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在眼前只結束了一年的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媒體均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

互聯網真正的威力，正正在於它並非單純是另一種的高科技溝通工具，而也是一有能力改變思考（mind changing）的工具。在學術研究中，互聯網能改變人類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已非新鮮的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早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這門專科。

回顧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所謂「網絡1.0」的年代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仍然主要是停留在較單向的溝通，缺乏互動的年代。可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卻隨着「網絡2.0」（Web 2.0）的降臨而產生。簡單來說，「網絡2.0」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是個人，包括了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對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及往往被忽略的是，互聯網亦能改變使用者的思想、價值及行為，在加強他們的原有信念和價值的同時，亦有使信念及價值更趨狹窄及封閉的憂慮。當人類透過互聯網改變世界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下，人類也被互聯網改變了！形成了一個分不清是人類主宰科技，還是科技到頭來操控了人類的既複雜而又尷尬的情况。

先談普通人也能透過互聯網影響世界這個比較簡單的一點，在有了社交媒體及有相似功能的網站後，基本上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全世界以低成本及即時發放自己的信息。這個功能在研究上常被稱為「去中介化」（de-intermediation），意即和過往的年代不同，任何一個人再不需透過任何的中介傳媒如電台、電視台或報紙，來發放自己的信息。而由於中介媒體已被消除，任何人想發放的信息均不會被删減，而能百分百原汁原味地向世界發放。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在「網絡2.0」的年代，在一夜之間，任何人均擁有了自己的電台、報紙及電視台，能力等同傳媒大亨。

「自己洗自己腦」的過程

可是，互聯網也在默默地改變了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在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及希望追求認同的天性下，愈來愈多的互聯網使用者並非透過它來增強自己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使自己變得更加開放和豁達，而是透過它來蒐集相同的意見及聲音，更有機會進而聯繫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把本身只存在於網上虛擬世界的構思，演化成現實世界的集體行動。如果把以上的過程視之為「洗腦」，有趣及諷刺的地方是這是一個「自己洗自己腦」的「自願」過程。

關於互聯網如何可以動員及啓動現實世界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這一點上，兩位政治學學者W. 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名為〈聯繫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的論文（註）上，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簡單地綜合來說，傳統上，任何的集體行為均逃不過面對「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意即即使大家均認同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目標、理想和爭取成功後的結果，但在私心下，難免有一種想不勞而獲、希望假手於人的心態，爭取的代價總是想由其他人而非自己來付出。我們便常常聽到「眾人的事便是無人的事」這句說話，即愈對社會及大眾有意義的事，便愈缺少人願意來做，當成果愈是自己也可以共享的，成本就愈想是由其他人來付出。

打破公共個人界線

根據兩位學者的分析，互聯網的神奇及驚人的地方，就是透過他們稱之為聯繫的邏輯，來翻轉及顛覆了我們對集體行為的傳統理解。互聯網能夠有效推動現實世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效地打破了公共及個人的界線，把集體的利益及價值完全個人化，使兩者的界線徹底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箇中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回音谷功能，由它所作的任何聯繫，即使是涉及與其他人的合作的集體行為，最終的性質也是一個尋找自己、強化自我價值、自己肯定自己的過程。

在雨傘運動中常提及的「沒有領袖」的情况，實質的意思是每個人均是自己的領袖，而不聽從於任何人。原本政治的集體行動也變成了「個人化」，在集體行動中，所為的再不是大局，而是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和體驗。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意結下，自己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便是一件更容易理解的事情。

在互聯網年代下，政治亦由「眾人之事」變成了「個人之事」，互聯網既顛覆了社會，也顛覆了學術的思維。最令人擔心的是由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思想改造及革命。一方面，它擴大了個人搜尋資訊的能力，加強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的聯繫，從而帶來更高的社會及公民參與。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科技的環境下，卻有走向更極端、更封閉及更個人化的可能性及傾向。雖然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使人變得更自信及對自己的立場更堅定，但在互聯網帶來更高度參與的環境下，它也帶來更多矛盾或紛爭，及顛覆了社會上原有的組織、秩序和架構。

註：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吳靄儀 - Just Kids

明報   2015年12月21日

假期將至，給大家介紹一本許鞍華欣賞的好書：Patti Smith 2010年著作Just Kids，此書紀念她與Robert Mapplethorpe的一段深情。喜愛搖滾樂的朋友當然熟悉鼎鼎大名的「搖滾樂桂冠詩人」Patti Smith，而留意視覺藝術的人都會知道1989年死於愛滋病的攝影大師Mapplethorpe，我對搖滾樂和現代藝術一無所知，從來未聽過這兩個人的名字，純粹是從傳記和文學的角度看這本書，要向讀者介紹，因為這本書的真摯感情和動人的故事，更因為這本書描劃兩個窮少年藝術家尋覓理想的患難之交，不離不棄，至死方休——其實死也不休，他逝世前對她說，比提，只有你能寫我的故事。她答應寫。十年之後，不忘承諾，為他出版了此事。在今天這個爭權奪利，愈來愈無情的灰暗世界裡，他們的故事，使我們重新相信人性的善良。

最感人的文字，永遠都是最直接而簡單的文字。本書引言第一句：「I was asleep when he died.」寥寥數字，已具震撼性，道盡兩人心脈相連，千古遺憾：為何他死的時刻我竟不在他身邊？為何我竟然沉睡，不知覺他的離去？成書之日，兩人早已各有終身伴侶，各在自己的藝術領域名成利就，書中誌記的，是她17歲，他20餘，在70年代的紐約的貧困相交，那些吃不飽、穿不暖、露宿梯間、寄居破房子，一起沉迷於為追尋夢想奮門的日子，平鋪直敘，毫無渲染，甚至有關Mapplethorp面對自己的性傾向，兩人關係逐漸變化，她的敘述，也是既不掩飾亦無批判，無視世俗，為憐惜對方而更深相親相愛。

就算是小說，能寫出這樣的愛情故事也屬罕有，何况真人真事？作者以書名告訴我們，當年，我們只是兩個孩子，在大人的世界歷險。鞍華欣賞作者的手法，但我則因這是真人真事，餘音不盡，仍追下去，看看這一男一女是誰，找她的歌來聽，找他的作品看如何驚世駭俗，從他們的作品從頭認識他們，從頭認識他們成長的那個世界。好書，應該是這樣。

李祖喬 - 悼：Benedict Anderson未完成的著作：印尼的基層世界主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2月20日

【明報專訊】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去世了。不少愛好人文社科知識的朋友，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想像的共同體》（1983），也可能聽過這類說法：「民族」並非從祖先承傳到今天的文化傳統，而是在近幾百年才慢慢由諸多因素組成的友愛關係，是現代的文化產物。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我們自古屬於某某民族」的政治宣傳，此書居功不少。

可是，最精彩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論證過程。大二時初讀此書，只有驚歎。我實在不想以拙劣的文字簡介此書，貶低作品的澎湃能量（就像我們都不希望好電影被劇透）。沒空讀書的朋友，可以先上網找找吳叡人教授的〈認同的重量〉。那是華文世界最好的導讀文章。而我始終認為，安氏有點像一位藝術家，我們不用單單聚焦於某件作品和概念，而是可以去認識他的創作歷程。

民族主義理論家，也是東南亞知識分子

安氏去世，歐美及華文媒體往往強調他是民族主義理論家。其實，視他為東南亞知識分子也同樣準確。安氏生於中國昆明、於英美受教育、拿愛爾蘭護照，但他研究、長期活動的地區始終是東南亞。有印尼學者說，安氏可以用爪哇語說笑話和思考，比印尼人更像印尼人。1972年，他因為一份著名的研究，分析了印尼大屠殺而被政府禁止入境。於是他轉而學習泰語。在泰國，安氏同樣認真看待文學和政治。他出版過有關泰國短篇故事的研究。也有泰國學者說，他談及1970年代泰國政變的論文，至今仍然是不能繞過的經典。1979年，美國國會邀請他為東帝汶（當時被印尼佔領）的情况作證，他開始接觸東帝汶獨立運動人士。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又促使安氏學習塔加洛語和西班牙語，深入研究菲國。1999年，安德森重回印尼。記者Scott Sherman如此形容他的回歸：「在雅加達一家酒店，62歲的安德森穿著淺色襯衫和休閒褲。300人——有印尼將軍、資深記者、老教授、學生和好奇的路人——包圍着他，緊張又耐心地聆聽。安德森用流利的印尼語，抨擊政府不敢正視當年的大屠殺。」

篇幅所限，不能詳談。我只想指出一點：安德森最有趣的地方，不是他寫出了被不斷引用、impact factor爆燈的民族主義理論；而是他在東南亞這個空間裏細心觀察事件、認真學習地方語言、連結人群、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以生產知識作為介入社會的方法，把地方經驗概念化成可轉移啟發其他文化圈的「普世」理論。每項行動環環相扣、互相啟發。

《想像的共同體》是明顯的例子：他寫書的出發點不是「好，我現在要建立一套理論」，而是他首先觀察到70年代末中國、越南和柬埔寨（都屬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戰爭，深深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論無法領略民族情感。而假使他沒有讀過菲國國父Jose Rizal的小說《社會之癌》，又大概無法建立「不認識的陌生人也可以身處同一民族時間」的著名觀點。所以，印尼《雅加達郵報》稱安氏為「印尼學家」（Indonesianist），而泰國《曼谷郵報》稱他做「亞洲學者」（Asian scholar）。安德森的書既是抽象的理論，卻也難以跟他在東南亞的活動切割。他曾說：「把現象理論化，好比觀察水滴。你首先只會看到水，但當你拿起顯微鏡，現象已完全不同。理論是理解長期現象的框架，但我感興趣的是人們的真實生活，而非抽象的理論。」

最後的概念：基層的世界主義

安德森最後所觀察的「水滴」是什麼？印度史學家Ramachandra Guha在《加爾各答電訊報》的悼文說，安氏有兩項未完成的研究：一，研究大英帝國如何把酋長國轉化成保護國、王國、及民族國家；二，研究一位活躍於20世紀初中期的作家Kwee Thiam Tjing。

在幾個訪問裏，安氏都說Kwee是他在現代東南亞中最崇敬的人之一。1963年，他在雅加達的二手書店找到Kwee的書。Kwee混合多種語言寫作：印尼語、荷蘭語、爪哇語、英語、福建話。他的政治立場屬於邊緣：以左翼姿態支持印尼獨立，卻又不是共產主義者。他批判荷蘭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又廣交來自帝國的朋友──包括一位在戰時駐守印尼、經常探望他母親（借此懷念自己的日本母親）的日本中尉。反帝的Kwee也支持中國，卻又討厭蔣介石、鄙視印尼華人貪婪、虛偽又膽小懦弱。而且，他也為自己不懂中文而自豪，甚至一生也沒離開過印尼。

安氏認為Kwee是位有趣的印尼民族主義者——追求獨立、從沒出國，卻又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義者。Kwee總是說，外國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印尼人必須保持開放心態、不斷學習，不要讓外地人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是，這不意味全盤接受外來事物，也不意味膽怯和懦弱。在幾個訪問裏，安氏反覆說這叫「基層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from below）。這種毋須移動、扎根地方的世界主義，跟去旅行玩樂是兩碼子事。2014年，安德森接受專訪時說：

「在大眾層面，許多人認為實現『世界大同』和旅遊差不多，一兩周的時間就可以從紐約飛到巴黎再到東京玩一圈。實際上，『世界大同』意味着在絲毫不放棄民族主義情結的情况下，對其他民族的人敞開心扉，暢談自己的價值觀和歷史…Kwee除了晚年為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女兒和女婿做保母之外，一生從未離開過印尼。他也從未去過中國，不過他從那些或善或惡的外國人——荷蘭人、日本人、英國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澳大利亞人——那兒受益匪淺。他閱讀極為廣泛，而且是個極左派的印尼民族主義倡導者，曾因言獲罪而被囚三個月。」

在香港看到安氏的「基層世界主義」，甚有啟發。近年，不少討論都受困於這種對立：在地的「共同體情感」很快被視為非理性的「排外情緒」；稍為「包容」和猶豫的態度又立刻被指責為不負責任的「離地」。要克服這對立，Kwee似乎是很有趣的案例——居於本土，追求社群自決命運，同時又可以帶着社群情結、不卑不亢地尊重、包容和虛心學習周邊文化的優點。明年7月，安氏的自傳A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將會出版。我們會得到更多線索。

文：李祖喬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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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睎乾 - 一拳超人的秘密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0日

如果吳克儉懂得將《一拳超人》當成《莊子》漫畫版來看，那麼即使他每月看的三十本書都是漫畫，我也會對他刮目相看。

《一拳超人》大熱，除了因為幽默惹笑、格鬥精彩，大概也因為主角埼玉的設定別開生面。小時看《龍珠》，悟空總得先被什麼史上最強的怪物虐打十集，看得人咬牙切齒，最後關頭才含淚變身，青筋暴現捏緊拳頭毛髮直豎兼全身變金，再循例報上必殺技名稱，搞一場大龍鳳才公式化KO敵人。但《一拳超人》徹底顛覆了這套路：無論面對什麼勁敵，哪怕是強大得彷彿連自己也怕自己的暗黑盜賊團首領「全宇宙霸者」波羅斯，埼玉也總是一副「是誰啊？」的表情，然後就一拳秒殺。看了幾集不禁訝異：這齣表面搞笑荒誕的格鬥動漫，內裏似乎蘊藏着豐富的道家哲學。《莊子》有一則：紀渻子訓練鬥雞，他認為霸氣的雞、聞聲而動的雞、疾視的雞都不是最強，最強是那隻呆若木雞的雞，任其他雞怎樣叫，牠也毫無反應。埼玉不就是這樣的一隻木雞嗎？

背景是怪物橫行的社會，埼玉本是待業廢青，獨居Z城的無人區，有次為保護萍水相逢的男孩而力戰螃蟹怪，繼而發現自己很有興趣成為「英雄」，就潛心苦練三年，終於突破人類極限，像小魚化為大鵬，成為獨孤求敗的高手。代價是頭髮盡脫。埼玉雖幹掉無數怪物，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一直不為人知。後來機緣巧合，收了改造人傑諾斯為徒，才得悉要加入「英雄協會」方獲公眾認可，於是抱着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入會。但體制內的英雄要按官方標準分為四等，由上而下為S級、A級、B級和C級。埼玉儘管宇宙最強，但常人看不透他的實力，入會考核時竟被荒謬地評為C級，而徒弟傑諾斯則屬S級。

埼玉掛牌成為英雄後，雖秒殺了幾隻連S級也收拾不來的怪物，甚至逆天得一拳打爆從天而降的隕石，救了全城居民，卻只恨他禿頭兼外貌平凡──作者把他的面孔畫得像小丸子爺爺那麼簡約──又永不居功，以致人氣持續低企。反而有些英雄長相俊俏（如A級第一位的「假面甜心」），或善於包裝（如S級中被譽為「地上最強男人」的King），即使毫無貢獻也大受歡迎。至此，大家應該看得出《一拳超人》那個荒謬的世界，其實就是我們身處的社會吧？

無論劇中人抑或觀眾都有同一疑問：埼玉為什麼這樣反邏輯地強大？他曾非常認真地披露「特訓」秘訣：俯臥撐一百次、仰臥起坐一百次、深蹲一百次、長跑十公里，天天堅持。連他的徒弟聞言也破口大罵，這分明是普通鍛煉，怎可能成為實力深不可測的一拳超人？然而這正是道家奧旨所在。《莊子》記「痀僂丈人承蜩」，可以類比：孔子路經樹林，見駝背老人用竹竿捕蟬，像隨手拾取那麼輕鬆，就問他有何秘訣，老人答：「手要定，你放兩顆彈丸於竿頂，練得不讓它們掉下來，捕蟬就鮮有失手；放三顆而不掉，捉十隻才會失一隻；放五顆而不掉，蟬就手到拿來了。捕蟬時，我渾忘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眼中只有蟬翼，能這樣專心致志，還會失手嗎？」孔子大為折服，對弟子說：「能用志不分，就可比擬神明了！」

以上故事闡明兩個道理：一，無論多麼巧妙的技藝，原理說穿了都是「阿媽係女人」般淺白，而訓練方法也不外乎將幾個簡單動作重複千萬次，直至熟能生巧；二，要專注於某事，將它做得淋漓盡致，就務必忽略世間其他事，也算是「等價交換」。《一拳超人》中，埼玉之所以是最強，不因為他的對手跟他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因為雙方根本有境界上的距離──埼玉是「興趣使然的英雄」，德全如木雞，精專如捕蟬老者，不在乎社會期望，懶理旁人目光，也不貪圖名利權力，甚至將死生置於度外，以致每一拳都非常純粹，唯其純粹，因而無敵。莊子又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形容埼玉也貼切不過。

埼玉強大的秘密，就是他只順着天性的「興趣」行動，別的都不屑一顧。多少人能做到為興趣而無視他人期望，甚至不惜玩命呢？誰又能真正找到興趣呢？我們逐步走向平庸而猶能沾沾自喜，大概只因為從未認識自己。世人所謂成功，不過是汲汲加入英雄協會，然後漸漸忘記何謂英雄；但埼玉老師教我們，能向着屬於自己的人生目標專心地打出一拳，你就是超人了。

李怡 - 向你們致敬！向你們致謝！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20日

《十年》公映了，儘管只有一家影院，但每天六場，連日場幾乎都滿座。

香港人會愛看這部影片，不是為了支持本土電影，不是為了尋求對本土意識的滿足感，而是電影能引起我們的共鳴。五個故事以寓言方式展示十年後的香港，恐怖，悲戚，但出發點是當前現實。正是香港的現實狀況讓敏感的電影製作人和編導演員預見到十年後的未來。電影無法不讓我們聯想到現狀，也無法不讓我們想到自己生活所在地的未來：我們社會真要這樣走下去嗎？我們願意看到未來這些景象嗎？我們要過那樣的日子嗎？我們願意自甘沉淪嗎？能不能改變一下？我們有沒有力量去改變？

在觀影時，你不能避免把自己置身於五個故事的情景中；離開影院，你不能不反覆為未來思量。電影提出了當前最值得思考的問題：究竟是為時已晚，還是為時未晚？如果你認為為時已晚，那就甚麼事都不要做，或趕快移民，或為個人利益勉強自己去迎合潮流，或坐以待斃。但也顯然有許多人不信邪，電影中一個角色說：「我做人不會去想我做的事行還是不行，我只會想對還是不對。」演員游學修說，我認為永遠不會為時已晚，即使出現電影中的十年後景象，也不會為時已晚，只在乎我們可以做什麼事去改變現實。

正是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使這一群只問對錯而不顧得失的年輕人，拍下這部2015年最重要的香港電影，向香港、向全世界，示範了香港人永不接受一個不合理的既成事實。向你們致敬！向你們致謝！

十年後的事，我怕看不到了。但只要活着，香港和她的未來就不能不時刻縈繞心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盧瑋鑾 - 唐滌生一腔心事——談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

2015年12月19日

【明報專訊】編按：對於唐滌生的劇本研究，歷來已有不少研究者下了功夫，但是現今用作研究的文字底本都非最原創的面貌。《唐滌生戲曲欣賞（一）﹕帝女花、牡丹亭驚夢》（簡稱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收錄了《帝女花》和《牡丹亭驚夢》兩個劇本，根據仙鳳鳴劇團開山泥印本，盡力重現唐滌生作品的原貌。新著邀得香港文學研究學者盧瑋鑾（小思）教授作序撰文論述，內容充實並具參考價值。

 葉紹德編撰、張敏慧校訂《唐滌生戲曲欣賞（一）﹕帝女花、牡丹亭驚夢》。

〔匯智出版提供〕

未說唐滌生先生一腔心事之前，先說仙姐（白雪仙女士）的一腔心事。

二十多年前，仙姐和我談起唐先生為「仙鳳鳴」創作的幾齣名劇時，往往在讚歎中，對未能留下文字本，感到遺憾。記得一次在文華飲下午茶，我們就想到能否把劇本出版的問題。我天真而快樂地盼望很快成事，當場草寫了出版計劃，還設想出版後怎樣開個學術研討會，讓唐劇由台上轉到案頭，由劇評轉到文評。誰料，知識產權未正式成為法例，卻已隱約設限，據說當年唐先生雖受薪「仙鳳鳴」劇團，負責班務及撰寫劇本，但作品權最終屬誰，當時沒有明文作實，日後一切就難處理了。如此一阻，出版文字本成不了事。仙姐一腔心事，多年來，也未見她再提起了。不過，有一件事不能不講：踏入二十一世紀，仙姐重振精神，親自策劃、劇本整理、指導演出的三齣唐劇：《西樓錯夢》、《帝女花》、《再世紅梅記》，均以她手擁的原創泥印本為據。由是可見她念念不忘，珍視之情。

為灌錄唱片配合出版的唱詞小冊子，算得上經過改動的文字本，還有經葉紹德先生修訂並加簡介導讀的《唐滌生戲曲欣賞》，也總算有個形似交代。可是，這兩套冊子，在書店並不被列為文學作品看待，且《唐滌生戲曲欣賞》也脫銷已久，故讀到的人不多。

對於唐先生的劇本文學藝術探究，歷來已有不少研究者下了功夫，寫過論文。只是我想他們用作研究的文字底本，均非唐先生最原創的面貌。經歷幾十年，就算根正原裝的「仙鳳鳴」演出本，也不斷經不同人手修訂——「仙鳳鳴」劇團晚晚演出後，必有檢討，並加修改。而日後各不同劇團演出，亦因應種種條件或多或少修改過，終非原創泥印本真貌了。

唐先生為「仙鳳鳴」劇團創作的名劇意圖，在各演出特刊中都顯現了不少，但許多人可能忽略了他未曾正面說出的一腔心事。這包括：一、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唐滌生致袁耀鴻信》、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唐滌生《寫在「仙鳳鳴」開幕前》（見《姹紫嫣紅開遍——良辰美景仙鳳鳴》纖濃本）。二、二○○九年十二月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梨園生輝」中所展出唐先生書法後的跋語（見《梨園生輝 任劍輝 唐滌生——記憶與珍藏》）。細意揣摩以上各材料，彷彿略可窺探唐先生對劇本創作要求、舞台演出安排等等的着緊程度。不過如細讀原創泥印本，則其對自己作品如何要求，對演出者的如何實踐表現人物感情，均一一呈現了。

改編而又具自創新意的作品，比一無倚傍的創作難度更高。唐先生執意取材古代戲曲傳奇，卻又處處賦予新生命，即隱含自己要說的話，有自己的主意，樁樁件件，嵌套得流暢自然。不細心的觀眾、讀者很輕易滑失錯過。在下筆前，唐先生心中對全劇已有通盤設計。除了唱詞口白外，無論布景、燈光、音樂、服飾、人物出場身段、表情，均能全寫在泥印本劇本中。編劇、導演、舞台設計、舞台調度等等，無一遺漏。所謂度身訂造，他的意念蓋罩全台。

故唐先生費盡心血的好作品，思維與文字技巧，一如雙面織繡，細針密線，粗心者看不到線頭駁口，雅致濃淡，實在「不易入俗子眼耳」（引自唐滌生摹王羲之《蘭亭集序》後跋，見《梨園生輝 任劍輝 唐滌生——記憶與珍藏》）。他必須等待善觀賞、善讀的知音。

唐先生創造了劇中人物，當然知道人物一言一動一靜，都有作用。故他十分講究演員怎樣演，在劇本中對演員，有詳細指導，因為必須靠演者拿捏分寸恰到好處，才足演活。可惜今之演者多沒看唐先生原創泥印本，就是看了，有些會因過熟而掉以輕心，有些自作主張演了個非唐先生心中人物，有些更不明所指而粗暴說：「演戲不是讀文章。」（見葉紹德《劇本在粵劇史的重要性》）。好的劇本，如無心同一轍的演者，正如《楞嚴經》說：「若無妙指，終不能發」的意思，多好的樂器，沒有善彈妙指，也難發好音。後來演者如能按本尋源，推敲句讀，當成妙指，奏出唐先生心曲。

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根據仙鳳鳴劇團開山泥印本，盡力重現唐先生作品原貌。

重現原貌？真是談何容易！看到新版校訂者張敏慧手捧「仙鳳鳴」開山所用泥印本——經不同筆迹不斷塗抹改動的《牡丹亭驚夢》，逐句逐字與舊版《唐滌生戲曲欣賞》核對、訂正，遇上泥印朦朧不清的字、或經人手用毛筆刪去的句子，都不厭其煩，細心設法尋出真面目。又或遇到泥印本的筆誤，她都堅執推敲追源。有時，對着一個迷濛的字，看了又看，放下提起，猜度幾天，忽然如生眼見寶，那雀躍之情，都令我十分感動。她用盡心力，以行動向唐先生致最高敬意。

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並把葉紹德先生對唐劇的簡介導賞文字配合刊出，正好為後人作一導航，宛似一葉輕舟，泛入唐先生心湖，飽覽筆下風光。

新版《唐滌生戲曲欣賞》出版，從「場上到案頭」（借用潘步釗之語），當俟有心人細演細讀。方圓唐先生拚了生命的不尋常一腔心事。

（作者是香港作家、文學研究學者。）

主編﹕潘耀明

編輯﹕張志豪

李怡 - 市民唯一相信的，就是梁政府不可信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9日

網絡23條在立法會審議了兩日半，結果連一個中止待續的議案都未表決，議案也沒有二讀，就因59次要求點人數，而要擱置三周再議了。點人數是民主派的另一種拉布手段。立法會本來是為審議和訂立法案而設的，現在變成了虛耗時間而無建樹地開會。而會場內外，民主派也相互攻訐，反網絡23條的集會人士更殺錯良民包圍在草案委員會出席及發言最多之一的毛孟靜。這種亂象，使人感覺立法會已不是辨明是非而是拖垮運作的議會，而捍衞網絡自由的市民也似乎群龍無首。但孰令致之？

田北俊一語中的

筆者認為有兩段話頗能反映當前的香港政治生態。

一是田北俊對於政府呼籲議員先讓草案通過，再就內容作檢討和作出修訂的回應。他問：為甚麼就不能把特首納入《防止賄賂條例》適用範圍先立法，「做住先」呢？這真是一語中的，把當前香港政治問題的癥結講出來了。

立法會審議的許多法案和撥款，不但社會缺乏了解，在議會更有極大爭議，但政府倚仗議會中建制派的多數暴力，一味要議員袋住先、過咗先，表示法案通過後可以再檢討。政改方案如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追加撥款也如是。

為甚麼不能袋住先、過咗先？田北俊的話點出要害，就是市民對梁政權不信任。如果是港英時代，甚至董、曾時代，這種不信任感都不會那麼強烈而普遍。三年前，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領導的檢討委員會已建議，規管特首的要求要與公務員看齊。蹉跎三年而沒有立法把特首納入《防止賄賂條例》適用範圍，不能不使人懷疑同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企業UGL 5,000萬港元事件有關，沒有立法廉署就不能調查特首。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梁特其身不正，是梁政權失去市民信任的癥結。

這種不信任延伸到政改和高鐵。政改讓人懷疑梁特要把中共的「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引進香港，高鐵追加撥款讓人懷疑梁特的最終目的是要藉高鐵實現一地兩檢，而向中共奉上香港的司法管轄權。「民無信不立」，當失去了市民的信任，那麼政府即使是做好事、說真話，人民也當你是做壞事、說假話矣。

民主派後知後覺

另一段話是民主黨黃碧雲說的，她解釋民主黨早前表示不會就網絡23條拉布，但其後就以「點人數」方式拉布，是因為當初認為修訂後的條例比2006年版本有進步，但聽取更多意見後，知道外界對政治有很大擔憂、對政府不信任程度很高，故支持中止待續，原則上不反對拉布了。

這段話顯示不少泛民議員對市民反應後知後覺，在草案委員會開始審議時，個別民主派議員常常不出席甚至退出委員會。但隨着政府藉議會多數暴力「夾硬嚟」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隨着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不斷升高，即使修訂後的條例有進步，也趕不上市民不信任程度的「進步」了。民主黨早前表示拒絕拉布，以及泛民沒有積極提出對草案的修訂，使反對網絡23條的市民對泛民也有了不信任感。這是造成民主派在議會相互攻訐，以及被集會人士包圍的原因。也就是說，追不上市民對梁政權的不信任感，是泛民主派得不到信任的政治生態。

現在市民似乎已經對一切都不相信了。他們唯一相信的事，就是梁政府不可信。

然而，儘管有民主派過去犯過許多錯，儘管早前他們對網絡23條的認知和敏感度不足，對市民的政治憂慮後知後覺，今天仍須承認他們是反對網絡23條的一股力量。在現時體制下，民主派在議會是少數，但不斷點人數和就有限的修訂積極發言，仍有可能把網絡23條的審議拖到財政預算和施政報告之後。有較長時間的社會討論，應有利於動員更多市民起來反對。

在《南早》被收購、主流媒體全面染紅的情勢下，保護網絡媒體可以繼續自由發聲，比甚麼都重要。沒有網絡自由，沒有言論自由，香港就沒有了創意。而自由創意，對於缺乏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香港，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唯一發展元素。（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 - 中共野心大於「世界互不聯網」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8日

這幾天最大的政治笑話，是中國正在召開世界互聯網大會。鑑於中國政府對境外眾多網站的嚴密封鎖，網民戲稱之為「世界互不聯網大會」。有人指出，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侵害，遠遠超過防禦性的封鎖，而是主動利用它來鞏固專制。事實上，中國政府的野心，還遠遠大過鞏固在本國實行專制，它要改變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

政治笑話並非博人一笑而已，它往往意味着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悲劇。網絡給人類帶來更多意見表達平台的同時，也給中共帶來了更加方便的思想管制工具，更多中國人因為發表言論而獲罪。相較於前互聯網時代，近年來幾乎所有中國政治犯，從劉賢斌、劉曉波、許志永、高瑜到浦志強，更少機會從事言論之外的政治活動，而都在發表言論時就被抓捕定罪。他們的言論大多通過互聯網發表。

網絡言論治罪日趨嚴厲。去年，若干人士僅僅因為在微博發表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一句話或者一張圖片，就遭到警察抓捕乃至刑事拘留。而浦志強僅僅因為七條微博，就被羅織四宗罪名拘捕。在新疆，僅僅因為手機裝了可以翻牆的VPN，就會被取消號碼。在很多方面，情況之嚴酷已經超過文革時代的荒唐鬥爭。

接受了宣傳任務的中國大小媒體，在所謂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期間，沒有探討互聯網時代的自由精神，甚至也不關心網絡技術的發展，而是炒作網絡名人含金量之類的惡俗新聞，把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雜草叢生描繪成繁花似錦，把中共的互聯網監獄鼓吹成人類「命運共同體」。

要在地球村合理化專制制度

曾經聲稱「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痛斥「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的習近平，比中共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更具有改變世界的野心。在江澤民時代，「與國際接軌」即適應國際遊戲規則是一個主流的命題。在胡錦濤時代，這個命題雖然不再顯耀，而代之以國內和諧維穩，但是國際規則仍然得到承認，不過辯稱中國因為「特殊國情」暫時不能參加而已。習近平上台以後，黨媒摧枯拉朽地批判了西方憲政之後，共產主義再一次成為人類的指路明燈。跟「世界馬克思大會」一樣，「世界互聯網大會」中的世界二字並非突發奇想，而是毫不掩飾地對世界指手劃腳。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理解互聯網的價值。儘管防火牆高大陰森，但是習近平在講話中也明確指出，網絡時代意味着世界成為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在這個難以阻隔互通往來的村子裏，只想在一家實行專制統治是困難的。要讓專制長治久安，必須要改變整個村裏的文明，讓專制制度不僅獲得妥協和讓步，而且得到理解，深入人心。

中共強調「互聯網主權」概念，改變了世界政治中的主權定義。即便在中國法律中，限制出境也只是適用於所謂危害國家安全或者逃脫罪行的特定「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互聯網主權概念中，全體國人都被當作犯罪嫌疑人限制出境。它的實質是徵用「主權」概念，讓國際社會接受中共對全人類進行言論管控。

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剛發佈的報告指，2015年全球共有199位記者因為工作被關押在監獄，其中超過一半（109人）來自網絡媒體。中國連續兩年成為囚禁最多記者的國家（羈押49人），並同時創下單年囚禁記者數量的新紀錄。無國界記者發佈2015年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6位。自由之家發表的2015年度全球網絡自由度報告指，中國網絡環境五年來持續惡化，在65個受調查的國家中位居榜末，還不如伊朗、敍利亞、埃塞俄比亞、古巴等國家。同時應該看到，中國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力，遠非這些小國可以相比，其野心遠遠大於「世界互不聯網」。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陳上城 - 鮮浪潮10周年：新香港電影

明報   2015年12月18日

在紀錄片《時間之旅》（Voyage in Time）中，意大利編劇托尼諾‧格拉（Tonino Guerra）和俄羅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討論年輕創作者應注意的地方，塔導提到電影是一門非常困難和嚴肅的藝術，電影要求我們奉獻自己。電影使用我們的生命，而不是我們使用它。在拍攝影像和放映都愈來愈容易的今天再看，塔可夫斯基的提點看似過分嚴苛。但這種謙虛和自省的藝術的想法，在這常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更顯珍貴。幸而近年在香港看到不少認真思考電影藝術的年輕導演，他們拍攝經驗不算豐富，但他們的作品往往誠實真摯，反映不同階層的人的複雜情感。而近數屆的鮮浪潮經常成為他們展示實驗成果的平台。

身為漁民之後的黃瑋納，拍出退休漁民夫婦生活的《他們的海》。程展緯將真實的保安經歷加上想像力，配合馬智恆對藝術的視野，拍攝出《瑪連箂的凝視》。葉文希對動物權益的關注，延伸到人類世界弱肉強食的問題，製作出風格甚強的《飲食法西斯》。《寂靜無光的地方》關注有特別學習需要的中學生的狀况，而學生的母親和老師所面對的困境，也平實地表達出來。一場關於欺凌的戲，冷靜內斂的場面調度，顯出導演黃飛鵬的謹慎和對人的關愛。

這些作品不單限於鮮浪潮短片節中放映，因為評價甚佳，影意志特意安排「七導八部短片選」，讓更多觀眾能接觸這些主流放映平台難以看到的短片。年輕導演除了拍出有價值的作品外，更重要是累積經驗，醞釀出更好的作品。上文提到的黃飛鵬和曾參與鮮浪潮的周冠威，各自為《十年》拍攝一段短片。《十年》組合了五位本地導演的短片作品，是近年香港難得一見的上佳電影。不論電影語言上的創新，或藝術創作中的政治醒覺，都顯示出導演們不再重複以往商業電影的成功法則。他們甘於冒險去探求電影的本質，對自己和電影有更深刻的反省。

除了來自香港的好評外，年輕導演陳巧真更憑以自己家庭狀况為題的短片《32＋4》，在國際知名的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獲得Principal Prize。這一眾創新的年青創作者不難讓我想起奧伯豪森宣言（Oberhausen Manifesto）。一九六二年，西德電影因着電視影像的成熟而大受打擊，廿六位青年電影人在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上發出的宣言，號召建立「新德國電影」。宣言提到「我們對創作新德國電影在精神性、形式和經濟上有確切的想法，我們準備好承擔經濟風險。舊電影既已死，我們相信新電影」。

香港的年輕電影人雖沒明確提出這種破舊立新的宣言，但他們所拍的作品明顯已不再按照香港主流電影的敘事和美學，嘗試創造出他們相信的電影藝術。在現在長期政治和藝術創作低壓的環境下，他們的努力無疑對香港電影發展有其積極意義。能否收取新德國電影般的豐碩成果，我們拭目以待。

日光 - 長崎

明報   2015年12月18日

長崎原爆紀念館裏有個鐘，鐘面扭曲，短針指着11時，長針踏着2分，1945年8月9日上午11時2分，美軍向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在浦上盆地上空爆炸，原子彈落在長崎市中心，包括長崎醫科大學，大學入口豎立了紀念碑，7萬多人葬身於高達攝氏3000多度的火海中；生還的許多受輻射影響相繼患癌。在長崎街道不時看見遺迹，戰爭的悲痛及遺害，未經年月褪去，猶在隱隱痛。

今年是長崎原爆70周年，剛巧也是松竹映畫120周年，84歲導演山田洋次的新作《母と暮せば》紀念松竹成立，更要為長崎原爆戰禍留下註腳，提醒人們戰爭的傷害。母親在原爆中痛失讀醫的兒子浩二，3年後亡靈突然出現，從那天起浩二不時出現於母親面前。電影上周於日本公映，雜誌Switch以此片為專題，訪問導演、飾演母親的吉永小百合、二宮和也、黑木華、配樂的坂本龍一等等，劇本改編自作家井上廈的「戰後生命三部曲」之一，廣島原爆和沖繩部分先後被拍成電影，餘下長崎原爆並僅以「若與母親同住」為題這文本，成了井上的遺志，山田得知故事後深受感動，決定搬上大銀幕。

山田來到平和公園，昔日原爆中心點，站在和平祈禱像前拍照。雕像由長崎雕塑家北村西望創作，人與佛的化身，表達愛與慈悲，輕輕闔眼是為原爆犧牲者祈福。照片上還有擺放在平和記念公園一塊浦上天主教堂的遺壁。這些土地背負着沉重慘不忍睹的歷史夢魘。

長崎市，日本重工業重鎮，江戶鎖國時期最早對外開放的地方，與荷蘭德國經商港口，也是三菱工業基地，其大型造船廠仍在運作，靠在港口的工廠代表長崎工業革命後的光輝歲月。乘船到軍艦島，如今殘垣斷壁暴露無遺，像荒廢的朽木一樣滄桑，難以想像日本第一座鋼筋水泥高層住宅大廈坐落於此，高峰時曾逾五千人居住，生活的痕迹都留在風化倒下的磚牆上。

桑普 - 聲援浦志強 盡公民責任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7日

在香港，律師維權暫時很安全，包括我在內的一眾律師，義助雨傘運動被捕者，毫無實質風險。但是在大陸，律師維權卻一直很危險，甚至只不過在別人家裏悼念六四亡靈，或者在微博上發表一下意見，也會被投進黑牢。中共這個邪惡政權，把義人關在牢獄裏，即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12月14日，浦志強被控「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一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一審。浦志強不認罪，法院擇期宣判。當然，中共集團要關押浦志強的真正原因，從來不是那七條留言，而是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法治意志和勇毅行動。這些年來，浦志強協助或辯護的案件不勝枚舉，包括陳桂棣及吳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所涉及的言論自由案、章詒和《伶人往事》禁書案、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唐慧案並藉此促使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等。

這些案件體現出浦志強法律論述的深度和廣度，以及直擊關鍵議題的敏銳邏輯思維能力，堪稱中國律師界奇才。習近平暴政集團如此害怕這位手無寸鐵、依法論辯的浦志強律師，長期羈押折磨，究竟是誰在煽動民族仇恨？誰在尋釁滋事？

浦志強不僅在法庭上展現律師的應有尊嚴與風骨，私底下更加行俠仗義，自掏腰包幫助無辜小民打官司，為受害人的孩子買玩具。對待加害集團的底層成員，他也不失幽默與溫柔，既邀請監視自己的國保一起觀看《竊聽者》電影，又向法官贈送《表達自由》和《美國傳播法判例評析》等書籍。這些說法和做法，絕對不是一個胸懷仇恨、膨脹自己的人所能說得出、做得出。胸懷理想、俠骨柔情、樂觀忍耐、百折不撓，浦志強的錚錚風骨令人肅然起敬。共產黨把浦志強關在黑牢斗室，卻把自己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管它如何咆哮推搡宣判酷刑，終將敵不過自己灰飛煙滅的死期。

失去言論自由意味失去一切

還記得浦志強於被捕前的2014年2月14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演講中，曾經說過這些話，實在發人深省：一、「我認為人權律師的目標應該是美麗島律師。我們這些人之所以沒有能像陳水扁那樣大展鴻圖是因為沒有一本《美麗島》雜誌，所以要捍衞言論自由，維護辦報的自由。」二、「中共建國以來六十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前所未有的改革必須是針對共產黨的。」三、「如果說習近平想防止黨（中共）長期執政所帶來的腐敗問題的話，那就不要長期執政就可以了。」四、「我用我自己對歷史的看法，我能夠痛切地感受到，只有沒有了共產黨，才能會有新中國。」這些看法一針見血，值得仔細回味。時至今日，當劉曉波、高智晟、許志永、王宇、浦志強一個接一個被關押的時候，我們更期待周永康、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一個接一個被清算。

浦志強說過：「言論自由令人神往，有了它不等於擁有一切，但失去它卻意味可能失去一切。」我更要指出：我們善用言論自由，仗義執言，聲援浦志強，才不會讓我們失去一切。暴政固可怕，沉默價更高。發揮我們的言論自由，通過各種意見平台和社交媒體，聲援浦志強、家屬，以及一切遭受中共暴政折磨的律師和公民，正是世界公民的最基本責任。

桑普
香港執業律師、政治評論人

李平 - 中共就是互聯網的痛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7日

第二次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舉行，主題是「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這個主題是中共想給自己的臉上貼金，但實質上是對中共的諷刺，一是中共求治不求通，防火長城是世界網絡互聯互通的最大障礙；二是願意與中共共建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寥寥無幾，只有八個外國領導人與會。

更諷刺的是，與官方人民網關係密切的微信公號「學習大國」，在報道中共總書記兼中央網安組組長習近平在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強調：「發展，就是發現痛點並消除之。互聯網的發展，也面臨這個類似掃雷、排雷的問題。」如此高級自黑的評論，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中共不就是互聯網不能互聯互通的痛點嗎？是時候消除之以求發展了！

中共成為互聯網的痛點，一是以網絡言論入罪侵犯人權，二是以防火長城阻止網民在中國與世界聯通，三是以敏感詞的屏蔽妨礙資訊發佈，四是供養五毛隊伍干擾資訊交流，五是禁止facebook、Google、YouTube等網企進入中國，六是培植黑客入侵外國政府、企業網站。中共如此逆世界潮流而動，網絡惡行數之不盡，還要呼籲互聯互通，這不只是葉公好龍，更是厚顏無恥。

硬銷「命運共同體」

中共要建網絡命運共同體，當然要拉些盟友撐場。官方宣稱有八個外國領導人與會，其實，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等六人是到中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總理會議而順道與會，另兩人是剛果副總理、湯加副首相，不見歐美國家領導人的蹤影，連聯合國代表、副秘書長吳紅波也是曾任中國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長的自己友。這個組合與其說是世界網絡命運共同體，不如說是中共自娛自樂的朋友圈。

中共要建的網絡共同體不是基於民主、自由、法治的普世價值，而是基於其吃飯不砸鍋原則。中央網安組辦公室主任魯煒早前被問及中國網絡審查問題時說：「我們不歡迎那些掙了中國錢、佔了中國市場，還誣衊中國的人。」這種論調只是習近平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說的延伸，其心態無異於暴發戶守着鍋，覺得能決定分給誰一杯羹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據統計，習近平自主政以來已在不同場合使用「命運共同體」這一詞語60多次。從博鰲論壇強調「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到中國與東盟、中國與非洲、中國與拉美—加勒比海國家要建命運共同體，再從在G20峯會上要各國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到在聯合國大會呼籲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不厭其煩地推銷這一概念，如今更兜售到互聯網世界。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沒有普世價值為脊柱的命運共同體，連利益共同體都談不上，只能算是行屍走肉的集合。

陳惜姿 - 豐衣足食的豬圈

明報   2015年12月17日

知道浦志強其人其事，是六四二十周年，香港記者陳潤芝出版《六四二零》一書，訪問了他。浦志強，1965年生，河北省唐山人，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八九民運時是中國政法大學研究古代法律文獻的碩士生，在天安門廣場度過了轟烈的晝夜，是廣場上最後撤離的幾個學生之一。

離開廣場後，畢業前他寫了一篇向黨交心的文章，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自認跟共產黨再沒關係了。但運動中的「錯誤」和「反思」後的堅守，讓他畢業時得到一紙嚴重警告，找正式工作有困難，只能到蔬菜市場打工。

他自學法律，1997年註冊成為執業律師。多年來為人權受害者奔走，每次看到他的新聞便會擔心，一個如此敢言的人，又屢屢跟政府作對，終有一天會被捕。

浦志強2014年5月被捕，扣留一年半後，本周在北京法院受審。門外幾十名外國記者，與外國領事如何被便衣公安推撞驅趕，世人都看到。今時今日的中國，財富令全球側目，但只看浦志強的遭遇，便覺得枉然了。在陳潤芝的訪問裡，浦志強談到中國人的自由。

「自由本來就不屬於我們，誰能說清楚我們有什麼自由？因報道孫志剛和非典被廣州當局陷害的《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出獄後寫道，我們所謂的自由不過是一間『豐衣足食的豬圈』，我覺得這句話相當到位，現實就是這麼回事。」

立場新聞刊出了浦志強之妻孟群的訪問，文章感人。令人鼻酸的一段，是夫婦倆在家看電影《逆權大狀》（中譯：《辯護人》），淚流不止。一向只想平靜過日子的孟群說了一句：「其實咱中國的辯護人更偉大，更不容易。」

梁家傑 - 別當三桂

明報   2015年12月17日

宦官當道的明武宗一朝，標誌明朝由盛轉衰，直至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最終讓大清得以統領中原。吳三桂這位山海關守將不單沒有守護領土，更加把中門大開去招引侵略，從此背負漢奸的罪名，遭身後罵名，且遺臭萬年。

香港的《基本法》也有一道山海關：正是其中第十八條，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外不在香港實施；附件三則只可納入「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香港之所以對內地的法規在港執行設下牢不可破的銅牆鐵壁，不許其越雷池半步，就是因為我們不想香港出現劉曉波、艾未未、浦志強等冤假錯案；不容內地公安在港抓人，危及我們珍惜的自由和權利。

梁振英斬釘截鐵的說高鐵必須內地公安在西九總站執法，就是要用高鐵撞破兩制間的保護牆，完成他「一國吃掉兩制」的政治任務。

袁國強說正研究將內地出入境、清關和檢疫等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但該等全國性法律根本不屬於國防與外交。若是因它們不屬香港自治範圍法律之故而引入，那麼尋釁滋事、反恐、國安等全國性法律，豈不是可以同一邏輯透過附件三引入香港？

政府經常提及，美國與加拿大、英國與法國也有一地兩檢，為什麼香港與內地在一國之內反不能成事？這實在有蓄意誤導欺騙之嫌。此四國在全球法治指數排名都位列頭二十名之內，不存在法治懸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們都沒有香港《基本法》同樣的憲法限制，不容對方法律在本國執行！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數位居十七，中國名列七十一，正因為法治懸殊，我們才要在中港法律領土之間築起保護牆。

梁振英和袁國強，企圖在兩制間一直保護着香港的銅牆鐵壁中打穿一個洞，與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豈非異曲同工？山海關一開，清兵必長驅直入；基本法失守，一國兩制定然崩壞。梁振英和袁國強的名字亦必變作三桂，成為破壞香港價值和制度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