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關子尹教授退休，在中大的最後一課，講室擠滿學生，也有舊生回校聽課。
在中大求學時，我也曾去旁聽他的課。幾個要好的同學很迷哲學，開學時，一群人結伴去聽課，關是系上明星，每堂都滿座，遲來的還要坐樓梯或地上。後來雖然沒人真的選修這門課，但也堅持旁聽了一個學期的西方哲學。
那時我們討論起來，都連名帶姓的叫「關子尹」，並沒有任何不敬之意，只覺得理所當然，就如我們說尼采笛卡兒康德，都不會康德教授尼采先生那樣別扭的。也許那時候，我們已經把自己放在知識長河裡，作為平等的個人去思考問題。
這些朋友都喜歡電影，那幾年我們也拍了一些實驗電影，這似乎是新聞系學生必經的階段。總之，我記得那些都是題材很嚴肅的作品。存在是我們經常思索的課題，黃很喜歡高達，也喜歡薩耶哲雷，他拍了一部短片，融合了兩者的風格（這倒是我的詮釋），我無法忘記那段風格凌厲的影像。他搞放映會，大家也很認真對待。我那齣劇情片，想來也是難得，片中主角們討論的問題，現在也仍不知如何回答。
那時我們活在自己的世界，成天想着藝術與哲學，在安全區裡過着現今必然被標籤為「離地」和「頹廢」的生活。我們愛恨分明，像關子尹這樣的翩翩學者是我們喜歡的，也期許自己成為這樣的大人，有觀念有思考。
畢業好些年後，我才在台北一家書店看到關寫的一本文集，關於他早逝的愛兒。後來，牛津出版了他的學術著作《語默無常》，我也找來看了。我自然早已知道，人生裡有許多是哲學無法解答的問題，哲學不提供答案，它只是一條不斷辯解、追尋的道路。而我總會記得，講堂上哲人的身影，風華正茂卻憂思滿懷，我們曾以那憂傷為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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