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 - 六四屠殺27週年閱讀筆記

2016年6月4日

六四屠殺轉眼27年，今晚香港維多利亞公園仍會有支聯會主辦的燭光悼念晚會，參加人數估計仍將以萬計。

但許多香港年輕人已經決定與支聯會分道揚鑣：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是支聯會創會成員之一，以往學聯均會代表大專院校出席維園六四晚會，並上台發言。201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決定不以學聯名義參與維園晚會，在港大自行舉辦活動。今年，本土之火繼續延燒，學聯宣布退出支聯會，各大專院校學生會亦將自行舉辦六四晚會，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甚至質疑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端傳媒編按）

年輕人的「反叛」言行激起相當熱烈的爭論，許多親歷八九民運（在港支援也算是親歷吧）的中年人異常痛心，認為不應「再對年輕人客氣」，近日紛紛口誅筆伐。香港民進黨人楊繼昌這篇〈香港存亡 六四決戰——在犬儒與沉淪中拯救我城〉，得到許多讚好，相信反映了不少中年人的心聲。周保松這篇〈關於六四的幾點個人看法〉，在我看來非常空泛，但應該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安徒（羅永生）〈先做人，再做香港人〉一文同樣得到「毋忘六四派」大力讚好，但我認為無論是說理還是抒情，該文都是失敗之作。（這當然可能是因為我有成見偏見，但我相信許多一般讀者必須非常有耐心，才能認真看完該文。）

芸芸議論當中，我比較重視練乙錚先生這篇〈六四：我的大中華獨白〉，尤其是以下幾段：

//傳統泛民人才濟濟，但老實說，筆者還未見到他們對新出現的本土/獨派思潮與主張作出過系統的深入的、縱不一定令人信服也至少是認真的分析批判。沒錯，每一次年輕人太激進做了儍事說了錯話（例如最近因六四悼念起爭拗而觸發的「鴇母龜公事件」），傳統泛民就有話說，卻不過是以皮毛對付皮毛，意氣回應意氣，談不上認真。什麼叫「認真的批判」？大家或者可以看看馬克思、恩格斯。……

社運中認真的思想交鋒和批判十分重要，不僅關係到自身派別的理論建設和實踐成敗，還是一個對人民的命運是否負責任的問題。運動中遇到的棘手問題，很多都沒有現成答案，學院裏的研究常常追不上，社運人要自己動腦動手解決。然而，傳統泛民並未有效回應本土/獨派新思潮對原有抗爭路線的批判。此時此地的《反杜林論》還未書寫。面對30年來最嚴重的競爭與挑戰，包括對「六四維園會」這樣的招牌活動的衝擊，似乎有人的反應止於悲憤而安於怠懈。

但也有可能並不如此，而是有更根本的原因：2014年的抗爭和打壓在在顯示，原來的路線——「民主回歸」的政治綱領以及「和理非非」的抗爭手段，都已發揮到極致，卻完全碰壁。這不啻是一記重擊，便是清醒得過來，心智也不一定可以即時恢復。「君子有時而窮」。

怎麼辦呢？其一是依「古法」：窮則變。其二是從「西法」：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

練先生自認是大中華派，但面對香港新興的本土／獨派思潮，從不氣急敗壞；見到個別年輕人的過份言論（例如「鴇母龜公」論），也不會破口大罵。練先生從不「以皮毛對付皮毛，意氣回應意氣」，而是認真深入地嘗試理解新興思潮。相對之下，眼下香港學界年輕得多的壯年一代，不少人對六四問題、本土／獨派思潮的回應卻幼稚膚淺得多，一如練先生所說的「止於悲憤而安於怠懈」。

練文之外，陳永政這篇〈六四爭議反思──單一香港人認同不存在〉也值得閱讀，徐承恩在面書分享該文的按語，對願意深思的讀者應該頗有啟發。關心香港前途的人，也不應錯過陳永政日前這篇〈回應港獨，須正視其道德意義〉。

我個人看完這幾篇文章之後，寫了一點感想：

//人如果可以永遠停留在只講基本人道精神、抽象普世價值、歷史文化中國這種層次，也可以說是幸福的──即使在現實中遇到嚴重的質疑和挑戰，他只需要搬出那套言之成理、簡單易明、但脫離政治與社會現實的說辭，就可以維持良好的自我感覺，繼續在道德上自我榮耀，反正一切的質疑挑戰，都是來自很可能思想混亂、道德墮落的人。

但時移世易是由不得我們的。現實政治既是骯髒，也是複雜的。不是說你也要成為思想複雜、手段骯髒的人，但你必須明白：現實中的種種衝突和掙扎，背後往往有你不認識、不理解的情況。先別哭，也別笑，先試著了解。//

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民主永遠無望？

劉健威先生6月3日的《信報》專欄文章〈政治自閉症〉，我看完相當感慨，尤其是這一句：「八十後和更年長的人都知道，香港沒民主，是中國『一黨專政』的結果；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我認為香港是否有民主，絕非可以如此簡單地概括。如果你真的認為「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那麼2014年的佔領運動便是毫無意義的鬧劇──大家根本應該全力去設法結束一黨專政，怎麼能只爭香港一地之民主如此天真？

我也想起數年前的烏坎事件，大概當時應該有人去告訴烏坎人：「不結束一黨專政，烏坎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或許確實是這樣。如果你已經是某個命運共同體無法分割的一部分，獨善其身或許真的不可能。整個國家腐敗墮落，小小一個地方真的可能免於沉淪嗎？

但我想當年大概沒有人去告訴烏坎人：「不結束一黨專政，烏坎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正常的人應該是這樣想的：「結束一黨專政談何容易，不如就讓烏坎來做個民主實驗，看看是否能成為中國其他地方的模範。」

香港人爭取民主，也應該這樣想：中國民主，從香港開始。如果我們都抱著「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想法，都認為「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那幾乎是死路一條。

二十七年來，支聯會除了在香港搞六四悼念（以及六四鎮壓後營救若干中國民運人士），做過什麼去「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容我不厭其煩地引用司徒華生前的自白（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劉健威那篇文章也說：「在國際法理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找不到獨立的依據；香港和中國在歷史、文化、資源……都有着長期難以分割的關係，否定不了。」

我則認為國際政治、國際關係雖然也有一定的法理可循，但更重要的是政治現實，也就是形勢、實力與利益考慮。如果有朝一日中共政權崩潰，香港尋求獨立，不見得世界主要大國不支持（但香港的中華大一統派，可能會大力反對）。如果政治現實如此，你還怕找不到支持香港獨立的國際法理嗎？

至於「香港和中國在歷史、文化、資源……都有着長期難以分割的關係，否定不了」，則台灣大概也是這樣。當然，你可以反對台獨，但不要以為反台獨是一種崇高的道德立場，正如悼念六四符合人道精神，但譴責不悼念六四的人，不見得有多大的道德理據──何況香港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其實不是要遺忘六四。

香港年輕一代，基本上是不想香港成為中國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這的確是一種分離主義立場，在中共的宣傳中是十惡不赦的，但這種立場是否道德，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

我個人認為香港人這個族群理應自立自主，但就我有限的觀察，即使在關心政治、理應成熟且進步的香港中年人當中，大部分人對於香港的出路，仍陷於思想混亂的狀態，滿足於只講基本人道精神和抽象普世價值的層次。逾半個世紀之前，香港《工商日報》社論〈香港人豈能再不談政治〉（1964年10月30日）對香港人政治取態的分析，很不幸到今天仍然適用，茲節錄如下：

「香港有許多居民，平日都不大關心『政治』，而祇知著眼自己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工商界，他們多數有一種心理，認為『在商言商，不談政治』，是適應香港『殖民地制度』生存的最好辦法。由於這些淺薄觀念的作祟，以致許多人都對『政治活動』不求甚解，並且視為畏途。這與鴕鳥埋首沙堆，以為自己看不見獵人，就會得到『安全』實為同樣的可笑。因此在外界人看來，香港人的經商才智是綽然有餘的，但香港却不像一個有『生命』的都市，原因就在香港人對現代政治認識太可憐，幾乎表現不出一點自立自主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