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軒 - 被錮身鎖命的香港活雞業與中港「禽流互動」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2日

【明報專訊】必須先旨聲明，「錮身鎖命」這說法，來自樹仁大學的張少強教授，年前他出版文章〈錮身鎖命：中國對香港的食水及食物供應〉，打開了冷戰時期以來的歷史黑盒子，理論化中共政權如何逐步掌控香港的食水與肉類供應，緊握香港的生命線，在中港矛盾日益加劇的當下，這領域勢必成為拉鋸的戰場。中港間流動的不只是人與資本，日常食用的都可被牽扯進中港政治裏。相關爭議，近年已屢在東江水、五豐行供港豬肉牛肉等問題開展（甚至奶粉問題也可算在其中），涉及價格與經濟，影響民生。中港食物政治的另一大課題，則關涉安全與健康，有毒蔬菜、違規食品等問題其實九七前後已存在，而食用雞供港因與變幻莫測的人類禽流感病毒扣連，更是最尖銳的矛盾所在。在「後沙士年代」，港人意識到大陸的食物安全和公共衛生，在不對稱的地方中央關係下，可以讓這城市在大國疫情出現時防衛乏力，失去主導權。過去數月廣東省廣泛爆發禽流感，內地活雞繼續流進香港，定必讓人遙想起沙士時內地隱瞞疫情的種種，加上同期香港養雞場一直安然無恙，來自佛山的「瘟雞」忽然導致年近歲晚無活雞，中港「活雞政治」的計時炸彈終於爆發了。

雞農將一車港產活雞駛往禮賓府，「活雞佔中」的說法不脛而走，一時間社交網絡上群情洶湧。是否facebook帶來的錯覺？印象中公民社會與政治人物，站在本土活雞業身後打氣聲援，既為業界抱不平、為吃活雞的習俗辯護、亦捍衛本地農業的景象，從1997年首次爆發H5N1禽流感後，聲音從沒有如此顯著而團結過。《大公報》與《蘋果日報》撞上了「過年無活雞」的頭條，各大報章異口同聲質問政府為何讓「港雞」受「陸雞」牽連，在1月29日早上立法會的特別會議上，不論來自什麼黨派的議員質詢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時，執住的都是這一點。大眾、傳媒及政客不斷提出分流處理（以形成雙重檢疫與批發制度）及完全停止內地活雞供港（以本地雞自供）的建議，前者當局只說定會多加研究，對當下問題於事無補，後者當局一時以自由貿易為由否定可能，一時則完全迴避，絲毫不回答其可能性。在禽流感襲港、也是主權移交16年多後的香港，這樣的閃避注定被認作是「出賣港人利益」。「本土派」議員范國威所書的揮春「港雞優先」與「港人港雞」完全捕捉了香港活雞業與政府角力的新時代演繹。

無視雞業的「反思」論

本來港府對中港衝突處理不善，已成常態，然而特首梁振英面對具體的活雞分流問題和雞農無比憤怒，竟草率拋下一句「要反思是否非吃活雞不可」來應對，還是讓人瞠目結舌。這回答比較像是高中生答通識試卷時不熟歷史和政策發展、又不能上網查資料時，草草應對的答案。香港人從1997年起已被迫一直「反思」這問題，整個活雞行業數萬人的生計十數多年來被這「反思」主宰及「搓圓撳扁」，無數官員公務員「反思」過後研究和制訂了不同的政策方案，好不容易平衡了生物安全、社會風俗和業界生計達至如今本地活雞業低風險而勉力倖存的狀態，如今香港社會竟要應回到起點、重頭反思？難怪在除夕日有活雞批發商跳海抗議：回首過去萬般留難折騰，只為倖存，只換來「反思」之說，憤恨之情可以想像。當今的本地雞場、批發市場及雞檔已不是十多年前的模樣，在不少人承受政府軟硬兼施、威迫利誘及輿論壓力而放棄本行後，留下來的都是打過木人巷、身經百戰，對禽流感和生物安全深入認知而高度警覺的「香港活雞業」從業員，日復日致力在風險和監管下做到最好。無視這一點、無視他們與政府十多年來互動而得的政策，是政治近視和失憶。同時，新近的事實說明，如何讓身經百戰的本地活雞業，脫離數量不多卻牽制香港公共衛生的內地活雞，是順理成章的研究方向。順藤摸瓜，就會發現十多年來中港區隔以制禽流感的建議被提出過卻不獲正視，後來活雞業縮至現在的規模留存下來也是特區刻意經營的結果。特首和高永文局長着人反思，得先從反思這漫長的16年說起。

1997-2002 不問源頭 只管「清洗」

香港食用的活雞只有來自本地農場和廣東省的農場，活雞的流動是切切實實的中港關係。但將活雞的流動和香港的雞隻供求視作中港政治一部分，牽涉課題極廣，論者須認知本地雞農的日常運作、內地輸入雞苗的因素、廣南行供應活雞的配額、活雞從批發市場到街市的生命周期等等。要疏理16年來活雞供求的互動，才可適切理解何以來到今天會有不再輸入內地活雞、自給自足的呼聲，以及理解為何在此刻再提「中央屠宰」實是無視歷史。本文只能勾勒這16年來一些關鍵發展，讓讀者評理。

源頭討論不了了之

自1997年底首次爆發禽流感有港人染病，最終6人死亡，政府宰殺全城130萬隻活雞開始，不論是醫學界、業界與當局都非常關注H5N1（當時的病毒種類）的源頭，隱隱然指向的是，只要弄清楚哪地的農場和批發市場是高危的雞隻感染來源，就能對症下藥。然而，此後數年監察機制尚未完全建立，一旦在街市發現染有禽流感的雞隻、或有市民感染，政府只能立即以殺雞的手段應對，不論是針對單一街市或更大規模的殺雞行動，都是以「撲殺」的理性來處理。其時活雞業對於源頭不明的問題已是叫苦連天。更重要的是，港府面對內地的活雞來源，雖已適度介入檢疫工作，參與廣東省的檢疫機制，以及通過抽驗在邊境把關，但仍遠不及它在香港所能進行，高度在地與強制性的介入。因此，在1997年到2001年期間，即我們可稱為禽流感政治的第一階段裏，政府的焦點每每放在本地雞農與雞販的衛生，通過無日無之的清洗，希望避免不知從何而來的禽流疫症，同時加強病毒不幸降臨時殺雞的效率與清洗的強度，因這是政府在當時對禽流感認知未深時依靠的手段。到2001年禽流感再次顯著爆發，本地活雞業怨聲載道，只因幾年來未能區別出禽流感的清楚源頭。

一方面由於有關禽流感傳播的科學研究尚未明朗，另一方面是「到街市買活雞」是清楚可見人禽容易接觸的途徑，港府與港人的焦點漸漸落在這較高感染風險的空間，有關源頭的討論不了了之，完全被「是否繼續吃活雞」的抽空討論取代。當然，在2002年全港尚有800多個雞檔的情况下，探討購買現宰雞的買賣行為如何改變，無可厚非，也是快刀斬亂麻的方向。但一連串的問題與零售一環緊緊扣連，包括內地供港活雞的恰當數量（當時每天約10萬隻）、香港養雞業的適當規模和管制（當時香港有近160個雞場）、什麼為之「中央屠宰」（其時這概念仍是混亂不清的）、禽流感的源頭等，無法只針對零售層面港人的選擇和比較可見的街市空間。當局在2002年急急引入前所未有的內地供港冰鮮雞，就是想有雄心地通過提供在超市可購到的「近似選擇」，單單在消費一環着墨。可教人意外的是，冰鮮雞在當時並無減少大眾對活雞的需求，可說反映了港人購買多少活雞，更受其時社會氣氛影響（如節日、有病毒爆發與否），冰鮮雞暫沒成為活雞的替代品，反而讓香港總體食用的雞量更多了。

2002-2004 後沙士時代 中港周旋

在2002年到2003年，即使禽流感出沒前後，更一度出現港人對活雞需求甚殷，但內地不願輸入活雞給香港的問題。可說是那些年首次出現的活雞角力了。部分內地農場一方面嫌香港檢疫太嚴厲、把問題看得太嚴重，另一方面嫌棄香港「禽流感城市」的國際形象，以免其他海外市場罷買其雞，寧願明哲保身，不供香港。同時，港人首次發現供港的內地活雞配額不受自身控制，即使需求大增，對方亦能拒絕增加入口數量。確實，2002年前後，香港像是受到詛咒，本地雞場接二連三出現禽流感，殺雞行動一波又一波，源頭何在的討論銷聲匿迹，活雞業與政府都忙着自保，施加在農場與街市雞檔的衛生管制愈加嚴苛，前者嚴格圍上天羅地網防雀網，雞農所費不菲，後者被規定休市3天清潔，經營更難。身在其中的從業員總算熬過去了，這是禽流感政治的第二階段：港府在可以檢疫監察的環節上都採「至怕萬一」的態度，疫苗及環境衛生多管齊下。在沙士前夕廣東省傳有禽流感之際因加緊監察而被指「大香港意識」，後復有港人到福建接觸雞隻後染病死亡，福建官員矢口否認病毒在該地出現，反指香港才是源頭，追查無門。活雞業則在冰鮮雞、市民驚懼和「更衛生的要求」間掙扎求存。

港雞農力求脫離內地

然後，沙士來了。「後沙士時代」，先是港人意識到面對疫症，這城市對着泱泱大國，可以何其無力。2004年到2008年期間，奪命禽流感不斷在亞洲各國及內地爆發，香港人心惶惶。即使禽流感沒實質在香港出現，周邊國家若有爆發，港人對活雞的需求也會忽然減少。問題是，一旦需求急促減少，街市與批發市場的活雞就開始囤積，這比起街市本身是否衛生、農業是否安全，所帶來的禽流感風險更大得多。剛好在10年前的農曆年，就出現內地農場在香港需求減少之際不願減少輸港雞的事件，令香港有大量活雞囤積。香港往往通過限定與調節本地雞場的出雞量來解決這難題，但相對廣東省每天入口多達10萬的雞隻，影響力始終不夠。

經過1997年到2003年的「嚴打」，不少香港雞場已達生物安全的高規格。內地禽流感每有爆發，香港禁內地輸入雞隻，本地150個雞場所養的370萬隻活雞就擔起大旗，維持供應。那時已不斷有雞農提出，供港的內地雞苗也停頓，本地雞場總會完全清空，有遠見的雞農遂開始大力投資受精蛋設備，希望完全自給自足。2004年起的幾年裏，內地「幾日一小爆」，香港政府不斷徘徊在停入與復入內地活雞之間，時有被議員指摘「禁得太遲」是出於政治考慮；本地雞農則默默地繼續供港。梁文道曾撰文〈香港準備好了，中國呢？〉，明確指出香港的雞農雞販已整裝待發，在新世紀禽流感的威脅下高度戒備地賣活雞，威脅在於北方（勞永樂醫生亦提出相同觀點）。原本香港政府有個選擇，大力支援「準備好」的香港雞農發展受精蛋設備以脫離對內地雞苗的倚賴，簡化生物安全的結構，形成徹底分流。

2004-2008 殺雞殺牌 中央屠宰討論

但這機會一去不返。沙士是兩面刃，既讓港人稍稍提高疫症警覺，亦讓香港政府大力推行上而下壓來的衛生大計，後者就包括不再讓雞販賣活雞和縮減整個供應鏈的意志。一聲令下，港府不惜代價，先要讓雞販減半（至400檔）和雞場生產量減半（至185萬隻），中央屠宰和分區屠宰ABCDE方案爭持不下，簡單的減法就成了政府的焦點。原來全港農場只准養185萬活雞的數字，來自政府對一日內有能力殺雞數目的估算，既教人失笑，也遺忘了多年來花在提升全部本地雞場安全的心血和資金。在交牌死線推了又推，加上當局竟提出「一有多過一隻雞感染就全面取締」的威脅，香港活雞業在一番現代化與壯大之後，多次在內地停供活雞時挺住香港所需，忽爾要被強行壓小規模。一下子，散養家禽被嚴禁、港府絕不再發雞場牌照，香港最終剩下29個先進雞場，仍奮力撐起養120萬隻活雞的數量，時維2006年。

雞量不再反映「吃的需求」

在此之後，中國禽流感依然爆發不斷，時有人類感染，但供港持續，港人港府對病毒的驚恐，某程度轉嫁成本地活雞業承受的後果。當局雖終於開始為內地供港活雞的數量定上限，但時時在節日前後隨意增加，又不斷因內地永劫回歸的疫情停供復供，變相折騰了本已被中央屠宰計劃威脅的本地活雞業。至2006年，每天供港的本地活雞2萬、內地活雞2萬，已不再反映到什麼「吃的需求」，兩者都是被製造的既定規模。現在回看，總以為那是一個階段的終結，在中央屠宰如箭在弦，立令上馬的背景下，這2萬加2萬的活雞數字本在等候成為「鮮宰雞」（在攝氏7度保持鮮活，有別於攝氏0-4度的冰鮮雞）的日子。

豈料天意就是弄人，以為一切到達「新平衡」後，2008年保安道街市莫名其妙出現H5病毒，「一次意外」，天翻地覆。當局殺雞後，以無比意志再拿出10億收牌，雞販要麼交牌，「終極結業」（政府語），要麼實施街市日日清，活雞不能過夜。留下來的120多個雞檔，實在有非人意志，別忘了當時中央屠宰的未來仍在等待他們。當香港只剩下這個數目的雞檔，可處理的活雞數量也大減，內地供港數量終減至今日我們認知的每天6000至7000隻，香港雞場亦至此供應比較多，達每天萬多隻。2004到2008年，是為禽流感政治的第三階段，歷史看似終結，只待中央屠宰的結局。

來到今天，要重新討論？

再一次強調，現今的供應量與港人「吃的需求」絕無掛鈎，那是多重威迫利誘收回牌照後，既定的雞販可處理的活雞數量。2008年後留下來的雞檔每天最多可處理約2萬活雞。這本應是個讓香港改為活雞完全自給自足的良機，政府沒選擇那條路，是因為現有本地農場真的無法供應這個數量？（即使政府的底線是不再發牌，是否有可能通過別的機制讓產量達至自給2萬？）是因為內地的配額在無禽流感時一定要維持？（即使反覆地禁雞復雞會帶來極端的行政煩厭？）這些都是近日示威與公眾不滿所帶出的背景問題。更有趣是，2008年後，整個活雞行業從雞農、生產規模到街市運作，在10多年的介入下已風險低至無可再低。也是因為規模小得難以置信、安全系數大增，2010年特區政府極明確指出中央屠宰的需要「已經不存在了」。林鄭月娥就任現屆政府的政務司長後，更曾公開提出，因有了「活雞不過夜」政策，加上2008年誕生的活雞業新格局，已「不是適當時候就是否全面禁售活雞討論」。不知道當特首和高局長對公眾指要反思是否吃活雞時，林鄭司長有何感受？

林鄭曾提討論禁售不適時

萬萬想不到在歷史伙似終結之後，2009年至今，禽流感政治會進入第四階段，而且劇情才剛剛開始。原本一隻染有禽流感、來自內地的活雞，只會讓香港活雞業進入21天既定的禁售程序，悄悄地繼續之前的循環。可是，對本地農業復興的關注、本土意識抬頭、中港矛盾到達臨界點、政府認受性跌至新低、社交網絡對政治的新影響，種種因素加起來，讓一隻染有禽流感、來自內地的活雞，變成了一隻蝴蝶，帶來連串莫測的效應。在展望之後的可能、介入其中、聲援業界、或像特首般呼籲反思前，我們必須重溫活雞業與禽流感在香港去日苦多的16年——這個複雜故事。

文 黃宇軒（hinhope@gmail.com）
編輯 方曉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