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離 - 車廂裏，隔海對望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9日

【明報專訊】我無法忘記一個場景。

作為港鐵常客，對乘客死站車門周邊不肯走進車廂以方便自己下車的情况不免熟悉，遇此種種，大伙兒總是啞忍過去，覺得擠一擠，幾個站，就下車，沒必要與人起事。然而在無數次擠迫的其中一次，車廂中間空位極多，而站在車門附近的乘客抵死不肯移動，令剛進車的乘客擠得面容扭曲，包括筆者。被兩個大叔的腹腩擠住的我忍不住，但仍語帶禮貌的向把守車門間的乘客請求：「唔該可唔可以行入少少？裏面仲有好多位，呢邊太迫啦。」

話音未落，被擠的乘客以一種驚怖的目光盯向我，彷彿我是隻破壞和諧的出頭鳥；而把守近車門柱位的乘客，轉向我，一臉無溫無感，如充耳不聞，繼續屹立原地。

我不能相信，這樣的生活小節，能令自己難受得雙眼盈淚；不能相信，香港人，已被磨蝕到這個樣子。

香港和香港人 變了

剛嫁台灣丈夫移民美麗島的友人阿美對我說：「台灣再迫也不會覺得難受。」在香港土生土長，五年前隻身赴台攻讀傳理系的阿美，跟我描寫台北捷運的日常景觀：魚貫排隊守秩序，寧願站着也空出博愛座，半個在車上吃食的人也沒有，「我剛到台灣，坐捷運吃香口膠，有個女人拍拍我，問我是否不是台灣人，然後跟我說，台灣捷運不可以吃香口膠。」有沒有半點咒罵或怨氣？「無，她非常友善的提醒我。」那是一種無條件的，對人的尊重。

阿美說，當初來台讀書，是因為在港選擇少，無法讀到心儀科目；畢業後決定定居台灣，除了因為老公是台灣人，還有就是，仍有往返香港的她覺得：「香港已經跟我當初離開的時候差距太大了，我覺得自己可能沒辦法適應。」

「香港人被迫到變質」

「五年前我離開的時候還有很多街舖，還有十二蚊魚蛋粉，不是滿街我根本不會買的金舖和名牌，坐火車地鐵不用整天被人家碰撞和打尖。」景物流逝，最重要的，是也人變了，「那時候，香港人比較溫和，現在有部分已經變得很極端。」阿美像端起一面鏡，照向對岸的家園，及家園裏被巨力擠得面容扭曲的人，「我覺得香港人跟大陸人最大的分別，是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但有些人已經是無理智地罵，我覺得好難過。香港人有部分被迫到變質了。」

壓迫的生活，令人失去對他人最基本的尊重，恐懼與憎恨足以令一個人變質。筆者記得一個異變的剎那。某天早上八時，短短由觀塘至九龍塘的行程中，每個站也洶湧擠上幾個人，把本來擠在車廂中的個體再行壓迫，我被擠得面貼牆，認為看見沒有位置卻仍要硬擠進來把他人壓得窒息的人，自私粗暴恬不知恥，冷靜構思着，應設立一個公營機構，把這些一臉愚昧而無恥的惡民系統性地監禁或處理掉，這種管理人口質素的政策如果存在，世界便會回復莊整靜好，秩序暢順。這種與種族清洗無異的想法，的確在高壓車程中悄悄於我腦中成形，每次想及，皆驚恐於自己的改變——或不是改變，而是在快速無道的轉變與巨力的壓迫下，被誘發的惡性。

尊嚴

「香港人最大改變是變得很負面，心中雖然追求自由，但肉體為了生活只能夠做機械人，而在香港可以喘息的地方又愈來愈少。」阿美說，近來的港人台灣瘋，她很明白，台灣的空間比香港多，而普遍台灣人也對香港人不抗拒。她說，移民來台的港人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尋求出口的人，為了逃離香港的都市壓力，追求生活，不少因為想以較低成本創業，買個機會，便來台打拼；另一種是生意人，為了港台間的商機而定居市區，兩邊飛，賺港幣在台灣用，「但兩者有個有一種附加價值，就是尊嚴。在香港，很多香港人覺得一直被打壓，但來到台灣就完全不同了，沒有人看不起你，沒有人會覺得你要靠他開飯，也沒有人會來搶你的東西。」

美麗島的想像與現實

不少人感覺當下香港猶如熱鍋，政治紛爭無日無之，不如到對海平靜地，不涉江湖事，但阿美說，來台後，她對當地的政治文化也要很敏感，「台灣藍綠色彩分得頗清楚，整天都會聽到人家討論，但要習慣別胡亂發表意見，因為如果有談及他們支持那一方的壞處，老一輩真的會跟你拗到底。」除了政治藍綠分隔，覆蓋台灣的「中國因素」也愈來愈強，「來台灣第三、四年開始，覺得台北開始愈來愈似香港。」物價飛升，國外集團瘋狂投資，還有香港人的夢魘——高樓價。SARS後十年間，台北市預售及新成屋每坪平均房價由39萬元升至83.9萬元台幣，郊區房價也從每坪11至12萬元升至20至30萬元。當中，大陸人投資炒房已不是新鮮事。即使大陸人在台購房受限於「543條款」，但中資公司資金往往以第三地公司的名義回台投資房產，特別是豪宅。今朝君體也相同，阿美說。憧憬移民台灣的人，對這片土地，有多少了解、多少的愛？是否也願意為這地的不公，前仆後繼地抗爭？

「現在，台北生活都不容易，台灣其實遲早淪陷。」阿美歎道。我不敢想像，那些無溫無感的冷漠的臉，也要在台灣捷運上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