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 - 大學的出路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4年2月23日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二十世紀初，曾對德國的大學制度做過深刻的省思，感嘆國家權力的擴張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直接導致大學架構的官僚化，影響了大學教育的方向，同時也由於強調「工具理性」的規劃，限制了學術的獨立性與價值取向。長此以往，大學就逐漸喪失了獨立思考的氛圍，成為維持國家運作的工具，以世俗性的社會需要馬首是瞻，甚至墮落成職場需求的供應鏈，只訓練有專業知識的技術工蟻，不再培養有文化反思能力的特立獨行人才。學術發展因為強調「工具理性」，着眼實用性與可持續性，鼓吹社會效益，也就日漸泯滅沒有實用性的獨立人格、批判思維與藝術修養。

近代的國家，是革除了「君權神授」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下，成立了有效管理與相互監督的國家機器，以法律無所偏倚作為執行的機制，客觀冷靜，不分賢愚，不論階級，一律平等。國家權力得以逐步擴張，得利於近代國族主義的勃興，經常操弄強烈的愛國情操，一方面拓展實質的政治統治與管理，另方面發揚精神領域的族群認同與依歸，相輔相成，互為表裏。國家政體與社會發展相結合，配合近代資本主義的勃興，以經濟增長為手段，倡言物質進步即人類之幸福，顛覆了傳統人文為本或宗教情懷為本的思維模式，發展了理性科學主義的盲目信仰，成了民眾膜拜的對象。

「工具理性的合理化宿命」

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模式，是精密核算的錙銖必較，是規避法律的無情貪婪，在可預期的範圍之內無限擴張，保證投資一定要有回報。只要不觸犯法律，為達賺錢的目的，一切蠅營狗苟，都因為「合法」而披上了「合理」外衣。這種精密無情的制度管理，其實是「工具理性」的異化，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滲透到政治與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公立大學當然在劫難逃，在學術管理上愈加精細化、技術化、機械化，向市場看齊，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提供兵員與彈藥。

經濟全球化影響了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也愈來愈迫使大學強調實用性。大學本來是容許「象牙塔」存在的一方淨土，卻因學術職場化的傾向，不可避免走上標準劃一的道路，把人文學、數理化科學、工程學、社會科學、醫學、法學、商學、生命科學、藝術學、文化產業學……都作為專業商品，一視同仁，不斷推陳出新，就像製造業工廠的生產車間，按照所謂「學術規範」批量生產，按期推向市場。

韋伯對現代化的「工具理性」傾向，對大學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憂心。現代大學強調知識專業化，排除人的主觀情感與價值判斷，為資本主義世界提供實用的科技產品，群策群力，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使得學術研究的目標與成果向着實用性傾斜，變成了知識工廠。學術研究的資助，來自政府的規劃或是財團基金的投入，研究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物質與利潤追求的一環，大學與社會經濟的聯繫愈來愈緊密。這種趨向，有短期的實效與利益，卻戕害了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學者也在學術機器的運作中逐漸異化，喪失了自我的夢想與追求，再也不可能侈言什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

作為一個探索客觀現實的社會學家，韋伯對現代學術異化的現象，呈現一種悲觀的、無可奈何的宿命態度，因為他清楚看到，大學官僚化是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必然進程，大學成為官僚化機構是「工具理性的合理化宿命」。怎麼辦呢？沒有辦法。既然是宿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進程，就不可能推倒重來，不可能靠着天真爛漫的革命手段來重建純粹的、獨立自由的學術環境。韋伯不是革命家，不相信「大破大立」的烏托邦夢想，他是冷峻的理性主義者，反對革命動亂。他看到的是人類追求物質進步與物欲貪婪的後果，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勢，無法逆轉。那麼，大學的出路在哪裏？韋伯說不清楚，我也看不到出路。只好在茫茫的路途中，為了依稀的未來，摸索着前進，知其不可而為之，能做多少是多少。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近著有《行腳八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