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香港在抵禦「中國式病毒」的最前線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31日

習近平在英國受到隆重接待後，一個叫做「中國式病毒」的詞語開始在西方冒起。位於紐約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於今年6月3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提出這詞語；8月21日，他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長篇專訪，仔細論述了他的觀點。10月25日，習近平訪英剛結束，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發表對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的訪問，介紹9月間在外國關於「中國式病毒」的討論。簡而言之，習近平訪英引起西方對「中國式病毒」的關注。

甚麼是「中國式病毒」？所指的是中共國以黨國體制的腐敗，來危害西方和世界。「賄賂開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毫無道德倫理底線、將金錢置於自由、人權、環境、公平、正義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像病毒一樣在世界各地大舉擴散，而且勢不可擋。」何頻在美國國會說，與其他證人歷數大陸政府違反人權，希望美國主持公道不同，他是來「警告你們的——別說救大陸，美國能救自己就不錯了！」

以體制腐敗危害世界

大陸金錢外交、腐敗開路，「中國式病毒」對西方政界、企業界、文化界、科技界全面傳染。高伐林說，「政客和商人為了拿到定單、市場、支票，在大陸式的生意經面前就範，學會『搞關係』，聘僱『太子黨』，爭相巴結大陸官員。最近幾年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是大陸，倫敦書展主賓國是大陸，美國最大的紐約書展今年的主賓國，又是大陸，一個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卻在西方自由出版市場到處成為主賓國！有些西方企業例如facebook，直到今天還被大陸攔在門外，老闆照樣去歡迎習主席，桌上居然還擺着一本習近平的書——他們還沒有實際得到大陸的利益呢，只是出自對從大陸得到利益的想像，就足以使他們放棄民主自由的理念。」

「中國式病毒」的強大潛能，來自於它的低道德甚至是零道德優勢，來自於人性的貪婪和信仰的崩潰，來自於對負面人性的迎合和駕馭。別人花費巨資研發的產品，大陸隨意「山寨」；別人不敢做、不敢接的生意，大陸照單全收……。這種零道德優勢在大陸造成巨大「透支」：不僅是環境和未來，更是靈魂和良知。

可怕的是，西方世界由於經濟困境，正在對「中國式病毒」喪失免疫力，趨於功利，遷就邪惡。最新的例子，是英國在習近平來訪時，為經濟利益而放棄在人權問題上批評中共。

不過，人權、道德在西方民間仍有強大的價值基礎。習近平20日在英國國會演講就遭遇了逆風。議長在介紹習近平時說，「民主化運動象徵、也是人權象徵的緬甸昂山素姬女士曾經站在這裏」，他「希望中國不僅成為強大的國家，而且是給人道德靈感的國家」。在習近平十一分鐘的演講中，英國議員們一次也沒有鼓掌，在演講結束後也沒起立鼓掌。卡梅倫首相沒有佩戴同聲傳譯器，媒體指他可能預期演講只會是老生常談而故意蔑視。習近平關於中國四千年前已開始法治的說法，使八百年法治傳統的英國人哭笑不得。

西方國家都難抵禦「中國式病毒」入侵，那麼處於「中國式病毒」入侵最前線的香港，是否就得向病毒全面投降呢？在習近平訪問期間，英國幾間大學邀請黃之鋒前去演講，有輿論認為這樣做是為了平衡習的訪問。在香港媒體報道中，黃之鋒的演講幾乎沒有蹤影。但在一篇由旅英人類學博士哈光甜寫的文章中，我們看到香港年輕一代的光芒。

香港新一代道德力量

哈博士去聽的是黃之鋒10月19日在亞非學院（SOAS）的演講。他說黃的20分鐘演講乏善足陳，但問答環節卻讓人印象深刻。由於黃之鋒在演講中使用「country」來指稱香港，又用「self-determination」來描述香港的政治理想，於是在問答時有人（很可能是大陸學生）提出了一個問題：「你是不是支持獨立？你是不是一個separatist（分離主義者）？」哈博士說他為小伙子揑把汗，但想不到黃回答得很中肯。「他說這是一個可能的選項，但並不由他決定，而是要香港人自己決定，要香港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未來。」把一個公共問題還原為一個個人立場問題，然後再通過這種還原給人貼一個簡單的標籤，這既可能是出於無知，也可能是事先安排。

黃的回答不正是指向梁振英、馮煒光等要「給人貼一個簡單標籤」嗎？清晰的頭腦、面對問題的勇氣，顯示出香港下一代並不缺乏對抗「中國式病毒」巨人的道德力量。

與習近平演講後無人起立鼓掌相反，黃之鋒演講結束時掌聲經久不息，而且還有人吹口哨。黃不停地向觀眾鞠躬致謝，「九十度，誠懇得讓人覺得溫暖」。

這是習訪英後，西方和香港在「於無聲處」慢慢響起的驚雷。（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聽147個自焚藏民故事

2015年10月30日

【明報專訊】「德吉曲宗，40歲，女，自焚於康玉樹」，「拉毛才旦，24歲，偕21歲妻子次仁拉姆，自焚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仁青，17歲，男，自焚於降扎鄉」……這張名單，共有147個名字。在那美麗的青草高原，他們將自己燒成火球。聽之赫然，但自焚卻是絕望者唯一的希望：1989年，台灣評論人鄭南榕為捍衛台灣言論自由自焚死亡，其自焚處被稱為「自由巷」；2010年，突尼西亞青年穆罕默德布阿薊及因城管濫用職權而自焚抗議，揭開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但西藏147條生命燃燒殆盡，卻只飄散於藏區的彩旗之中，無人問。

「我不能在你身上再畫火焰了」

2005年，日本畫家井早智代（Tomoyo Ihaya）在印度進行獨立藝術研究，至今共到訪印度15次，她一邊研究藏傳佛教，一邊結交不少流亡藏人，2011年的冬天她開始以繪畫記錄西藏自焚者的故事，共畫了51張作品。當畫到第39張畫，有關一個49歲、叫作南拉才讓的男子時，她對他說：「我不能夠在你的身上再畫上火焰了，這讓我不停流淚。我只可在你身旁畫一盞油燈，希望這光將照耀你到那和平又自由的雪地裏……」

「看到西藏的圖畫時，我都覺得那裏美得像我的心臟被人揪住一樣：風景的背後藏着古老文化，綠色牧場，冰川雪水和那沒有盡頭的碧藍青天，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她到印度做藝術研究，一個叫Sonam的西藏人帶她到拉達克，並邀請她到自己家，使她與當地的藏人慢慢混熟。那段日子，藏人待她如至親，與她分享食物，又時時向井早說起他們的故事。快樂的回憶一直到2012年，井早在奧里薩邦讀到一則僧人自焚的新聞終結。新聞圖片上那團人形的火燒在井早的身上，「讀完新聞，我回到房間，覺得自己必須畫畫去分散痛楚，最先想到的是白色和紅色的影子，我用白色來冷卻與淨化他的痛苦。如果我什麼都不畫，我會崩潰」。五月，她自印度回到溫哥華，卻又自新聞上聽見西藏傳來的噩耗——一個女人帶着她的三個孩子自焚。此後，她開始繪畫西藏自焚者的故事。近數年來，在無數的夜晚，她以繪畫、哀悼、守夜，點起蠟燭，為西藏默默禱告。

「理解先於批評是很重要的」

井早智代的畫作將於今年的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中展出。是次展覽上亦會展出藝術家夫婦淋浪、淋漓的畫作《火柴人——獻給所有西藏自焚者》，詩人廖偉棠的詩作《觀察雪山的一百四十七種方式——為西藏自焚者而作》，以及西班牙導演Miguel Cano的攝影作品。淋浪與淋漓都是基督徒，但對藏人自焚卻心存敬佩。在兩人眼中，西藏天然資源豐富，藏傳佛教的精神支持着藏區文化，但漢人卻掠奪當地資源，摧毁藏人的語言和宗教，令人憤怒。「我們不走進他們的世界，會覺得自焚是肉體的苦難，但走進他們的世界，就明白對他們而言，宗教精神可超肉體之痛——理解先於批評是很重要的。」淋漓說。了解西藏問題前，淋浪與一般人一樣不明白自焚者為什麼將自己趕上絕路，到認識西藏後才知道他們有說不出口的委屈，只可以借傷害自己來換取西藏的和平與自由。在兩人的畫作上，有七支火柴，那是七個自焚者的臉，他們有的淡然自恬，有的狀極痛苦，有的從容微笑──在火將他們吞噬之前，他們不過是凡人，有和我們一樣的臉孔，有着對自由和公義的堅毅，而和極端組織拉不上邊。作品的右方，淋漓畫上一團蟻球，她愛蟻，覺得蟻是弱勢卻有強大的底蘊。「蟻群遇到火，強大的蟻會在外頭包着弱小的蟻，一場大火過後，蟻球外的蟻被燒焦，但球內的蟻卻因成員的犧牲而生存下來。」西藏在蟻球的中心，147個人努力在大火中守護這片淨土。

西藏節 下月中大舉行

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為第三屆舉行，策劃統籌人許先茗（多多）三年都是活動的策劃統籌人。碰面時，她背着大包印刷品，一頭是汗，步伐蹣跚。這個女子，多年來用行動聲援西藏運動，創辦關注西藏人權組織「香港與西藏同行」，主持西藏電影及文化節，花光積蓄，穿梭印度、西藏與香港之間。「我是個普通市民。像很多人一樣，從幾年前的皇后、天星事件，走到反高鐵，看見了社會的不公義，於是賣出三間補習社，用積蓄過這幾年『任性』的生活。」七年前，她加入香港社運，結交了內地的維權人士，他們關注西藏議題，於是她也一頭栽了進去。西藏問題複雜，但藏人的訴求卻十分清晰。「這147個自焚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說話，為的是希望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音，扶他們一把。」而她就是那個聽見他們呼喊的人。但西藏問題在中國政府眼中比香港政制議題更加敏感——淋浪、淋漓說他們打電話給多多，時時被勾線，西藏節的Facebook頁面又屢次被黑客入侵，發佈的內容無故「被消失」，就連向香港中文大學申請展址，也有「好心人」提醒中大學生會「話題敏感」，叫他們辦回在學生會自己的地方。多多說，這種事由她在中聯辦示威開始就一直存在，但她沒有理會，仍在印度自費辦西藏青年自強計劃，請八個藝術家到印度進行兩個月的藝術教育工作，花了一大筆積蓄；又在當地開設餐廳，支付比市面高的工資，希望藉以改善社區內的不公平勞工工資，又是一筆開支——當時她沒有想過停下來，但現在卻覺得累了。「我很努力去做，很多人卻只是迴避，我開始想，這樣做下去有沒有意思，是不是一個人做就夠……」這次西藏節，她選在偏僻的中大舉行，為着一個很浪漫的念頭：首次參與民運時，是黃永志、陳倩盈這班中大的學生打動了她。她的一切是在這裏開始的，她想在這裏結束……「我不做了，可能由另一個人來做可能會做得更好」，但她說起那些藏人，抖震的聲音仍是那麼的傷感。

《「凝」然是西藏》——電影節將放映六套西藏電影，圖片為電影《「凝」然是西藏》的導演Miguel Cano拍攝。（圖﹕受訪者提供）

自焚者故事——日本畫家井早智代的畫色調輕淡，感情細膩，每張都是一個西藏自焚者的故事。（圖：受訪者提供）

香港西藏電影及文化節2015

日期：11月2日至15日

詳情： hongkongstandwithtibet.weebly.com 或 http://www.facebook.com/HKStandwithTibet

文：黃雅婷

編輯：蔡曉彤

culture@mingpao.com

區樂民 - 求心安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30日

早上，來了一個老伯伯，坐輪椅；陪同他的，是一個更老的伯伯，仍走動自如。

我問更老的伯伯：「你是他的親人嗎？」

「他沒有親人，」更老的伯伯答道：「我是他的鄰居。」

診症後，我看看老伯伯的住址，直問：「你的病不是短時間內能痊癒，我轉介你到鄰近的政府診所好嗎？」

老伯伯還未開口，更老的伯伯便說：「政府診所已排期，還有大半年才輪到；他暫時看你，我替他付錢。」

「你真是一個好人。」我由衷地說。

「我是壞人。」更老的伯伯嘆一口氣道。

候診室沒有其他病人，我便好奇地問何出此言。更老的伯伯性情率直，細訴從前。

原來更老的伯伯以往是警察，退休近四十年。他說：「回望大半生，我做過對的事情，但也做過一些違心的事情。唉！那個年代，不做點違心的事情，很難生存。」

更老的伯伯退休後有長俸，數目不算大，但足夠過簡樸的生活，還可以有少許餘錢，接濟有需要的朋友。

「我不相信因果報應，」更老的伯伯道：「也不相信投胎或天堂之說。人到了這個階段，只想隨心而活；我發覺幫助別人，自己的心便會安樂。」

一個神父曾說：「天主造人時，把良心放進每個人的身軀，人若能按良心行事，即使沒有明認天主，也是奉行了神的旨意。」

梁家傑 - 「政治化」騙局

明報   2015年10月29日

區議會選舉臨近，街頭貼滿競選廣告，有些「傑作」叫人嘖嘖稱奇，例如隱形左派候選人的口號是「不講政治」，連建制派雙料議員爭取連任也高舉「拒絕政治化」格言。

議會是政治一部分，競選議員是爭取「從政」，向選民推銷的願景叫「政綱」，為市民爭取權益的成果叫做「政績」，做議員本來是政治的工作，但建制派愛戾橫折曲，將反對聲音通通標籤為「政治化」。

鰂魚涌有兩個神奇避雨亭，七呎闊的上蓋遮着五呎闊的基座，不單不能避雨，還佔去半條行人路，耗資21萬元公帑。觀塘要建5000萬元霸佔海濱休憩公園的音樂噴泉，政府日後還要承擔每年180萬元開支。

這兩個「燒錢」項目來自各個區議會的一億元社區重點項目。把持區議會的建制派不會將這些寶貴資源用來改善長者支援服務，或增加諮詢市民的機會，或紓緩交通擠塞及空氣污染，因為這些「政績」不夠大而無當，無法拍照來「成功爭取」，而如果有人不願同流合污，就會被標籤為「政治化」。

於是，關乎民生大事但質疑政府都變「政治化」，例如公屋居民追究鉛水事件的責任，林鄭月娥說是「政治化」；市民質問超支高鐵的一地兩檢進度，袁國強說是「政治化」；港大學生和校友捍衛自己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主，梁振英說是「政治化」。

高官事無大小以「政治化」去推搪公眾質詢還能理解，畢竟這個政府是沒有民意授權的小圈子選舉產物。但民選議員以「拒絕政治化」為政綱就教我莫名其妙，從政而不講政治，如同入學不求學問一樣，又或者他們的口號如同寶藥黨的假藥，以中立為名去助長政府為非作歹。

叫香港人不要「政治化」的人，其實最政治。梁振英就是把中共搞群眾政治鬥爭的一套完整的搬到香港來。主政三年，把香港撕裂得厲害；非友即敵，用道理來互相說服的空間幾乎完全消失了。

我真心向大家呼籲，請務必要在11月22日的區議會選舉踴躍投票，踢走寶藥黨候選人，爭取社區自主，撐起香港。

安娜 - 計算錯誤？

紙上聲色   2015年10月28日

我不能說我毫不享受《海街女孩日記》（台灣上映名為《海街日記》）。光是看明星就有夠讓你滿足了。四位女主角中，我較喜歡綾瀨遙，電影中她演大姊香田幸，淡薄妝容不突出美貌，平實的去演一個比其他三個妹妹更成熟、世故的女性，頗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覺。演四妹鈴的廣瀨鈴充滿活力，在戲中佔不少篇幅，也是相當的可愛討好。這部片中四姊妹的演員陣容，幾乎可以說是「無堅不摧」，除了綾瀨遙與廣瀨鈴外，還有長澤正美與夏帆飾演二姊佳乃與三姊千佳，正如朋友所言，「這個牌面可以攬盡由少年至老年的男性觀眾，總有一個對中你的胃口。」

有幾個朋友都說，今次是枝裕和有太多「計算」了──當然四位外貌稟性各異的女演員掛帥是箇中重要一着。我不知道「計算」會不會是一個太嚴重的指控，但是在電影院走出來，看風景看美女的快感慢慢退去時，細心思想，我對《海》片的不滿與失望只有愈來愈多。

整體而言，這部片比是枝上一部《誰調換了我的爸爸》要好，人物較豐富有趣，情節發展也較流暢。然而，他在《誰》片還有意圖去處理一個複雜、充滿矛盾的倫理議題，藉此去呈現不同人物迥異的態度與觀點，但去到《海》片，他似乎太過滿足於一種所謂「幸福」的心態。電影寫異母妹妹鈴遷進香田姊妹的鏞倉老家共住的故事，她們的生活中雖然避免不了種種的挫折、消逝與死亡，但值得慶幸的是，她們的生活裏仍有許多令人欣慰的瑣事，如一起吃冷麵、摘梅浸酒、看海、賞煙花，這些都令她們感到滿足和窩心，甚至可抵消生命中的不如意。正如佳乃對鈴的勸告：「找個男朋友吧！他會令再沉悶的工作都變得可以忍受。」為什麼這部戲會特別強調這種「簡單的幸福」或這種「幸福」在戲中有如此核心的位置？我相信與電影的另一個觀點有關──一切都是不可改變的。

電影推進時我們可感受到四時節氣變化及生死嬗遞，所有人間世俗事都是在這個框架下發生；既然一切的發生皆非人力所能逆轉，那麼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把握當下美好的事物。聽上去好像有點道理和意思，但在《海》片變成了一種即食、不假思索的生命觀。電影念茲在茲的是如何撫平傷害與不快，如何達致和諧無憂的境地。但在療傷前，我們不是應深挖細探，問清楚自己傷的痛的是什麼嗎？

新不如舊

20年前，是枝拍了他第一部長片《幻之光》，電影講一個婦人的丈夫無緣無故自殺，令她困惑難解，即使多年後，亡夫的牽絆還是緊纏着她。此片不急於追求一種內心和解，反而仔細地逐步描寫女主角的日常動靜與微小的心理變化。暗湧場場堆積，到高潮處一氣爆發：掀出往事的反噬、無法排解消化的懷念、自身的孤寂。同樣是講死亡施諸在生者的陰影及人情之欲斷難斷，《海》片就不見《幻》片的深情及漫長透徹的省思。特別是幸與母親一同掃墓，簡單的一席話就能消弭母女之間十多年的嫌隙與積怨，讓我覺得戲中寫的人情極淺薄兒戲。當然，拍一些討好、小確幸式故事不是過錯，但他可是是枝裕和呢！你可以說兩片的內容與立意並不相同，但即使如此，這兩齣最初與最新的作品相較，從任何方面來說是枝都是大大的退步了。

方志恒 - 在地抗爭 我們才能守住香港

2015年10月28日

【明報專訊】陳文敏的副校任命被否決後，特區政府又隨即宣布，委任「反佔中先鋒」何君堯和陳曼琪進入嶺大校董會。全面整頓和操控各大專院校，已經是寫在牆上的陽謀。

曾經聽一名中國專家說過，2003年後北京銳意加強控制香港，背後的思路有如當年國共內戰時，攻陷及滲透白區（國民政府統治區）的手法。到了今天，天朝宗主已經明目張膽，以統戰滲透為槓桿，全方位操控香港社會——即透過分派政治職位（人大、政協、各級公職）和經濟利益（港陸跨境商業活動），吸納大批建制精英，然後透過這些代理人，進駐社會各界組織（商會、工會、專業團體、傳媒機構、社區組織、學校團體），伺機而動執行政治任務。

一年前，早已被統戰滲透的律師會（表1），就由會長林新強吹響號角，踐踏法治精神，「瞓身」為「白皮書」護航；一年後，港大校委會的建制精英（表2），則無視學術自由，粗暴否決陳文敏的副校任命。由林新強事件到陳文敏事件，都折射着天朝宗主赤化我城這幅大圖像。

當天朝宗主步步進逼，難道香港人只能束手無策，坐看我城崩塌？

我們別無選擇 只能在地抵抗政治操控

政治，從來不只是存在於政制。面對鋪天蓋地的政治操控，民主運動不應再停留在「議會選舉運動」，而必須在社會各界別「在地抗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營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

由林新強事件到陳文敏事件，都顯示組織及動員「界別群眾」在地抗爭，是抵抗政治操控的有效方法。只是我們不應該在政治危機發生時，才匆匆成立「港大校友關注組」之類的臨時組織回應事件，而必須長期在各界別連結群眾。

佔領運動後，各專業界別陸續出現法政匯思、杏林覺醒等新團體，這些界別組織應該是在地抗爭的生力軍。我們需要發展出更多、更有規模，也更具動員力的界別組織，長期在界別內進行組織連結（例如廣泛組織業界人士關注政治議題）、監察制衡（例如追蹤研究業界組織委員的政經聯繫）及政治動員（例如協調友好參選業界組織）等工作；並且在發生重大政治事件時，以「公民社會聯線作戰」、「社會包圍政權」的方式，廣泛動員不同界別的巿民，合力抵抗政治操控。

革新保港，在地抗爭。唯有建立、鞏固以至擴大社會各界的民主陣地，香港人才能夠在天朝之下，打出一條革新保港之路。

延伸閱讀：〈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香港前途宣言〉：goo.gl/aAAKqv

（《香港革新論》網址：http://www.facebook.com/reformhk）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

陳文敏 - 無知與偏見

明報   2015年10月28日

最近看了一齣電影首映，由湯漢斯主演。故事以冷戰時期一件真人真事為背景，當時美蘇之間的間諜活動頻繁，一名蘇聯間諜被捕，為彰顯美國司法制度的公義，美國大律師公會委派湯漢斯作辯護律師。湯漢斯一方面要取得該名間諜信任，另一方面亦要面對來自四方的壓力。當時美國社會普遍認定該名間諜該被判死罪，湯漢斯代表該名間諜便等同賣國，有人甚至恐嚇湯漢斯和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和女兒也不明白為何他要接辦這宗官司，連主審法官也處處為難。

面對刑事指控，被告人有以律師代表的權利，在法律面前，他在判罪前仍被假定無罪。這些原則，往往在一些極具爭議的案件中受到挑戰。律師代表當事人，只在盡力維護當事人在法律下的基本權利和得到公平審訊的保障，律師代表的是當事人而非律師的權利，律師代表當事人是執行公義的一個重要環節，律師履行他的責任時並不需要認同當事人的行為。在電影中，湯漢斯只是在履行他作為律師的職責，並不等於他認同該名間諜的行為，卻因此受到社會、同僚甚至家人的非議和斥責。

在今天看來，我們或許會認為當日的美國社會很不公平，然而，數年前的香港社會何嘗沒有類似情况？當時李志喜資深大律師代表當事人質疑港珠澳大橋的環評工作，不少社會人士並不認同該訴訟，甚至因李志喜為公民黨成員便指稱公民黨為幕後黑手！李志喜只是履行她作為律師的職責，並不表示她認同當事人的行為，更遑論這和她的政黨背景有任何關係！

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支柱，但有些香港人對法律的無知也到令人吃驚的地步。在任何普通法制，終審法院發揮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少終審法院的判詞，追溯古今，縱橫中外發展，旁徵博引，本身便是上佳的論文著作，終審法院重視學術著作，打破學術與執業的分野，早於二十多年前開始。若認為首席法官只懂執業不懂評論學術，或以為影響因子適用於任何學科，或盲目相信早已被澳洲教資會放棄的期刊排名，恐怕只是井底之蛙的膚淺偏見。

李怡 - 何必曰愛，亦權利義務而已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28日             

大陸遊客在港因購物爭執遇襲身亡，事情真相一開始已十分清楚，是大陸一個300元超低團費的旅行團，在大陸東主的天馬國際旅遊營運下，大陸女團長、強迫購物的「影子團友」和應屬大陸移民的香港導遊與旅客發生購物爭執，而導致悲劇。承辦機構和有關人等都是大陸人，但大陸官媒卻帶動網民狠批香港。官媒聯繫到香港過去一年佔領運動、反蝗、反水貨、「鳩嗚」行動，指死人事件「進一步損害香港在內地人心中的形象」。

香港何以變成如此？

《人民日報》海外版文章說：「香港曾是亞洲四小龍之首，是華人心中永遠燦爛的東方之珠，無數內地人嚮往的地方。到了今天，內地人對香港的憧憬仰慕，逐漸摻雜了不解、不屑、憤怒，甚至還有恨鐵不成鋼的複雜情感。」文章最後慨嘆「香港，我該愛你，還是恨你？」

這句話，正好回答了大陸網民提出的一個問題：「回歸後的香港何以變成如此？」「回歸前」，從中共官方到大陸百姓，對香港都沒有愛與恨的情結，他們來香港都認為應遵守一個外人管治的秩序；而「回歸後」，從中共官方到民間的心態就變了，認為香港已是一個「自己人」的地方。費孝通曾指出：中國人社會就是「熟人社會」，而熟人之間就不是權利義務分明的關係，而是滲透着愛恨情結的關係。

近十年來，大陸旅遊團的負面新聞不斷出現，從惡罵到掌摑到打人致死。《人民日報》說「全世界都對遊客舉雙手歡迎，惟獨香港卻似乎對遊客諸多不滿，而敵意又特別指向內地遊客。不滿的源頭，無非是內地遊客擠佔了香港有限的空間和資源，以及一些文化上的小衝突」。

對這段話，需要作較深入分析。首先，香港人和世界各地一樣，在港英時代對所有遊客從來都是歡迎的，包括大陸遊客。其次，在97後，香港人對大陸之外的所有遊客也是至今都非常歡迎的。對大陸遊客不滿，是近十年的事。負面新聞也只發生在大陸遊客身上。其他地區的遊客，不是沒有文化差異，但就從沒有過這類負面新聞。

原因是：英殖時代的香港，已形成一個各行各業名實相符的文明社會，而社會運行也嚴格遵從着權利義務的規則。旅遊就是旅遊，購物就是購物，購物中即使有導遊抽成，也非常有限，絕不可能是旅行社或導遊的主要收入來源。

然而，近十年來，大陸由於道德淪喪，假貨橫行，加上一般貨價尤其貴重物品價格比香港高出幾成，於是旅遊就不再是旅遊而是購物為主了。而在幾乎一切都假的社會，也應運而生了匪夷所思的「零團費」旅遊團。香港旅遊發展局最近指出，目前只有15%的內地訪港旅行團參加團費較貴的優質「誠信遊」，其餘85%都是低團費或零團費。承辦香港旅遊的大都是大陸人或新移民辦的旅行社。大陸客有貪便宜卻死了心不購物的團友，於是購物爭執就不斷發生。入境團經營手法層出不窮，最新是團內由旅客兼任團長、「影子團友」的角色，代替以往導遊擔任強迫購物的「刀手」。

港英時代豈會存在？

這種扭曲的大陸旅遊團世界罕見。我們到任何地方旅遊，無論住宿、交通、飲食、購物，都知道遊客的權利，而世界各地的來港遊客，也遵守着權責分明的規則。零團費、以旅遊名義的強迫購物、刀手、坑客等等，都是反常社會的產物。香港也只是回歸「一國」之後，才會沾染此歪風，而政府無力監管到頭來卻被大陸惡勢力混罵。試想若在港英時代，豈容這種零團費的怪物存在？

97主權移轉後，中共國從官到民對香港的「我該愛你，還是恨你？」是一切困擾的根源。因為愛是感情，而感情是非理性的。愛不講權利義務，愛含妒忌，含佔有，含要求同樣的愛回報，含要求對方改變來遷就自己。港中交往，本來是對等的互利關係，輸港食物，賣水給香港，在香港購物等等都只是權利義務關係，但中共國「愛」字當頭，就變成一種恩惠了。零團費衍生的種種問題，要以名實相符的要求去監管，但扯到佔領運動等香港內部的自主自保運動，就是大陸人「含佔有」意味的愛恨情結作祟了。

香港若仍處於英殖時代，那麼她仍然會是「無數內地人嚮往的地方」；而現在內地人對香港「摻雜了不解、不屑、憤怒的複雜情感」，就是由於回歸帶來的愛恨情結所造成的。（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滕彪 - 株連未成年人 中共下流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26日

未成年人也未能逃脫中共政治株連的魔掌。郭飛雄、陳光誠、高智晟的未成年孩子都曾受到不讓入學或者在監控下上學等騷擾。安徽的政治犯張林1989年之後五次入獄，至今仍在獄中。而最近一次入獄，直接原因竟是為女兒爭取教育權利。10歲的張安妮2013年2月27日下午放學時被四個不明身份的強壯男子從小學帶走，在合肥市琥珀山莊公安派出所單獨關押3小時，其間遭警方不人道對待，其後不准她回該學校上課。這引發了眾多維權人士前往關注的「小安妮事件」。

位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2015年10月發佈報告《維權律師的子女究竟遭遇了甚麼？》，列舉了一些維權律師的孩子受株連的事件。報告總結說：「就施害手段而言，在人身自由方面，包括綁架、強迫失蹤、拘禁、毆打、禁止入學、單獨訊問、貼身監控（如押送上學）、禁止與外界通訊、騷擾（如重複傳喚）、禁止出境等。在心理和精神打擊方面，則包括辱罵、恐嚇、威脅、污名化其父母、孤立、當眾羞辱、被迫目睹父母被毆打或被警方帶走等。」高智晟、李春富、江天勇、余文生等律師的未成年孩子都親眼目睹父親被毆打、被辱罵。

骨肉分離 剝奪自由

著名人權律師王宇之子──年僅16歲的包卓軒，在父親陪同下準備前往澳洲留學時，在北京首都機場被綁架，其護照被沒收、電話被搶走。包卓軒被強行帶到天津後，數次遭到國保的暴力毆打。10月初，包卓軒因無法忍受當局持續的監控、恐嚇及騷擾，在另外兩名維權人士的協助下試圖離開中國，被中國當局從緬甸帶回內蒙嚴密禁控。鋒銳律師事務所另外兩名律師的孩子出國留學的計劃同樣被破壞：于合金律師的兒子、劉曉原律師的兒子都被拒絕給予護照。目前仍處被失蹤的人權律師李和平，其15歲的兒子、5歲的女兒被禁止離境。

我個人也有類似遭遇。2014年哈佛大學法學院邀請我做訪問學者，我準備全家一同前往。但臨出發前，太太和女兒從深圳前往香港時被阻攔，無法出境，後來從天津試圖離境，再次在機場被阻。問原因，回答是：「你們自己清楚。」數次交涉無果，家人團聚看起來遙遙無期。無奈之下，只能選擇冒險偷渡。這事敍述起來很簡單，但8個月的骨肉分離、毫無預期的等待、被剝奪自由的羞辱、偷渡的驚險以及給孩子造成的傷害，非親歷者難以體會其中的痛楚。

中國拿政治犯、良心犯的親人甚至拿未成年人家屬做人質進行要脅，實在下流。它的喉舌們反誣海外勢力拿未成年人家屬做政治籌碼，豈非無恥之尤？

野蠻極權體制標誌

一般來說，在專制體制下選擇成為民主人士或人權捍衞者，應該清楚從事這一事業的風險，並且對此有所準備。和其他多數維權者一樣，我經歷了被吊銷律師證、被停課、被開除、被軟禁、被綁架、被酷刑和被關押，每次越挫越勇，即使連續兩個多月遭受肉體和精神酷刑，也未崩潰。但當國保拿我的兩個年幼的女兒來威脅我的時候，我就面臨極大壓力，被迫寫下悔過書、保證書之類。

在我的經驗裏，爭取自由的公民們最難以平衡的，就是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的衝突了。很多妥協、屈服、沉默，甚至放棄，是在害怕父母、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或者已經遭到迫害之後而不得已做出的選擇。中共特務們也自然清楚這一點。當喝茶、軟禁、勞教、關押和酷刑都無法讓我們屈服、無法讓我們停止抗爭的時候，為了達到最大的威懾目的，將種種痛苦施加到我們的親人身上，就成為他們常常採用、熟練運用的手段。至於法律、程序、人性、尊嚴，統統都不在他們考慮之列。這種政治株連，也是中國至今仍未脫離野蠻的極權體制的標誌之一。

（中共的政治株連 下篇）上篇連結

滕彪
中國維權律師

【法廣RFI】不會回到文革 不須武力擴張 但大陸病毒正蔓延

法廣《北京話題》欄目報導   2015年10月25日

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先生在美國國會作證，首次提出「中國式病毒」這一概念。最新出版的《內幕》雜誌，以5萬多字的篇幅，全文刊載了9月20日大陸研究院對何頻「中國式病毒」的研討發言。這次的「明鏡書刊」節目，我們就請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先生來介紹關於「病毒」的討論。

*法廣：高伐林先生，「中國式病毒」這個概念是怎麼提出來的？

高伐林：這個概念，是何頻在2015年6月3日美國國會的中國委員會聽證會上提出來的。隨後，8月21日，他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齊之豐的長篇專訪，更詳盡地闡發。何頻在中國研究院的研討會上回顧說，他一直很困擾：30年來為什麼這麼多學者對大陸的分析和預測，被後來的事實證明並不準確？是不是我們研判大陸問題用的道德的、學術的、政治的標準和框架，可能不對？他從迷惑中萌生了「病毒」的念頭。

在研討會上，旅美學者馮勝平回憶了當時旁聽何頻作證。他說，與其他證人曆數大陸政府違反人權的劣跡，希望美國主持公道不同，何頻表明，我來這裡不是「告洋狀」的，是來警告你們的——別說救大陸，美國能救自己就不錯了！

法廣：「中國式病毒」，指的是什麼呢？

高伐林：何頻的「中國式病毒」，為分析大陸問題提供了別開生面的新視角，讓觀察者跳出了此前左的或右的分析框架：大陸確實是「和平崛起」，習近平無意武力擴張，並不想復辟「文革」，不會回到共產主義，更不想當希特勒。然而，與大陸模式相伴而生的「中國式病毒」，是用另一種方式，一種人們沒有想到、更沒有警惕的方式，核心是黨國體制之下的腐敗，來危害西方和世界，不是轟隆隆的衝擊，而是靜悄悄的腐蝕。它對世界形成了比武力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另類嚴重威脅。成吉思汗用騎兵征服世界，英國用炮艦征服世界，大陸正在用病毒征服世界，掏空普世價值和世界通行的遊戲規則，文明世界有可能被吞噬。

法廣：「中國式病毒」有這麼厲害嗎？

高伐林：研討會發言者列舉了大陸金錢外交、腐敗開路，對西方政界、企業界、文化界、科技界全面傳染的癥狀。政客和商人為了拿到訂單、市場、支票，在大陸式的生意經面前就範，學會「搞關係」，聘僱「太子黨」、爭相巴結大陸官員，這方面例子舉不勝舉。就說出版吧，最近幾年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是大陸，倫敦書展主賓國是大陸，美國最大的紐約書展今年的主賓國，又是大陸，一個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卻在西方自由出版市場到處成為主賓國！有些西方企業 例如Facebook，直到今天還被大陸攔在門外，老闆照樣去歡迎習主席，桌上居然還擺著一本習近平的書——他們還沒有實際得到大陸的利益呢，只是出自對從大陸得到利益的想象，就足以使他們放棄民主自由的理念。
 
法廣：「中國式病毒」勢如破竹的秘訣何在？

高伐林：學者們分析了「中國式病毒」的強大潛能，來自於它的低道德甚至是零道德優勢，來自於人性的貪婪和信仰的崩潰，來自於對負面人性的迎合和駕馭。樹若無皮，必死無疑，人不要臉，天下無敵。別人花費巨資研發的產品，大陸隨意「山寨」；別人不敢做、不敢接的生意，大陸照單全收……這樣的 國家不成功，什麼國家成功？

但是，「中國式病毒」造成大陸巨大的「透支」：透支的不僅是環境和未來，更是靈魂和良知。

法廣：「中國式病毒」是誰「試製」出來的？

高伐林：它向全世界擴張，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自然擴散」的甚至是集體無意識的過程，把大陸國內那些見不得陽光的做法，變成了國際間交往的潛規則。「病毒」並不是大陸哪個當權者的創造發明，並非中南海的主觀故意，或許他們自己也始料未及，是各種主客觀因素因緣際會，例如大陸國力增強和大外宣發力、大陸富豪財力雄厚之後要對外擴張，要修改甚至推翻他們認為不利於己的規則，堅信「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信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等等因素。

會上發言者還紛紛指出，西方社會對「中國式病毒」的蔓延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法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認為？

高伐林：隨著價值觀的解體，西方社會正在對「中國式病毒」喪失免疫力，趨於功利，遷就邪惡。就在最近，我們看到「中國式病毒」在西方發 作的更多癥狀：聯合國大會前主席收下大陸政協委員等人的賄款高達130萬美元；大憲章的國家——英國，在習近平來訪時，為經濟利益而放棄在人權問題上批評大陸……「中國式病毒」，似乎接近了古代兵家所推崇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乘境界。

法廣：研討會還討論了什麼問題？

高伐林：圍繞「中國式病毒」，涉及各方面話題。例如，「中國式病毒」對世界文明究竟危害程度和規模如何？「中國式病毒」與中國模式究竟 是什麼關係？「中國式病毒」是來自毛澤東路線，還是鄧小平路線，或者是毛與鄧的惡果的疊加？等等。美國加圖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夏業良關於「中國式病毒」是來自製度還是文化的設問，引起大家熱烈爭論；學者羅小朋指出，何頻是想超越意識形態的話語和道德話語，警告世人：「中國式病毒」在全球化時代的傳播，可以成為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一個具體的實現通道；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說，西方現在有個詞叫「軟實力」，指的是靠精神文化產品弘揚價值觀，吸引其他國家人民；而何頻的「中國式病毒」正好相反，顛覆現存人類文明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則，可以從學術上定名為「負能量軟實力」。

（索菲/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採訪報導）

何頻專訪：中國式病毒威脅世界文明

作者 齊之豐 
美國之音   2015年8月21日

 明鏡集團創辦人何頻

病毒是一種很奇特的生物。實際上，人們對它能不能算是生物都有爭議，因為病毒不像其他生物一樣可以自己繁殖，而是必須借助於它所入侵的寄主生物細胞的原料和遺傳設備來繁殖。

換句話說，病毒首先入侵寄主，成為寄主細胞的一部分，然後利用寄主來繁衍自己。病毒的這種奇特的生存和繁衍方式使它可以大舉擴散，無藥可醫。

典型的病毒擴散是人類流感病毒，病毒入侵人體細胞，成為人體細胞的一部分，但被病毒感染的人，抗生素愛莫能助。於是，病毒在當今世界也成為形容大舉擴散、勢不可擋的事務的常用比喻，如病毒式營銷，電腦病毒等等。

如今，在討論中國崛起問題給全世界帶來的種種機遇或挑戰時候，「中國式病毒」的說法也開始流行起來。最初明確提出「中國式病毒」論的是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

在何頻看來，眼下世界各國的政界和學界討論中國的崛起，爭論／辯論中國的崛起究竟給全世界帶來的好處多還是害處多，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文不對題，或說是見木不見林；實際上，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事實；中國那種賄賂開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毫無道德倫理底線、將金錢置於自由、人權、環境、公平、正義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價值觀更是像病毒一樣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國家大舉擴散，而且勢不可擋。

作為明鏡集團的創辦人，何頻的新聞和出版理念是，媒體應當是社會公器，新聞和書籍出版必須兼容並包，必須全面真實地提供各種信息讓公眾和決策者可以做出判斷和選擇。與此同時，何頻也認為，媒體努力追求兼容並包、全面報道，並不妨礙或不應妨礙媒體人擁有自己的價值觀，沒有價值觀的媒體人無異於沒頭蒼蠅。

「中國式病毒」論明顯地反映出何頻的價值觀。他認為，在堅持獨裁又熱衷於利用市場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當今中國是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獸，中國式病毒勢不可擋的擴散有可能顛覆我們所知的文明世界；人們必須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反思世界文明，反思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嚴重缺陷和問題。何頻認為，正是西方國家的這些內在問題使中共政權得以坐大，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讓中國式病毒得以流毒全世界。

無獨有偶。2008年，美國記者裏查德．貝哈爾在一篇有關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擴張的長篇報道中，也使用了人體寄生蟲痢疾內變形蟲（Entamoeba histolytica）的比喻——那種寄生蟲入侵人體，使人體免疫系統失靈，讓人開始時不會有什麼不適的感覺，但等到感覺不好時已經大事不妙。在貝哈爾看來，中國對非洲的經濟援助以及在非洲的經濟擴張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貝哈爾同時也承認，在非洲進行經濟擴張的同時，中國確實也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其他國家所不能或不願提供的大筆經濟發展援助）。

貝哈爾將他注意焦點集中於中國對非洲的影響，何頻的中國式病毒論則是說中國對全世界、對世界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基礎影響。

何頻上世紀80年代即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政治改革、農村發展、文化發展戰略的長文，近年則出版了《可以確定的中國未來》、《中國：政改還是政變》、《中國預言》等專著。記者和評論撰稿人出身的何頻喜歡用生動直截的語言來陳述事實，表達觀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解釋他的「中國式病毒」論之餘，他也鮮明地表達了他強烈的個人觀點：

「誰會去真正去查股市的黑幕呢？當然不會的。江（澤民）家溫（家寶）家劉（雲山）家的股值，足可以令已被抓的那些貪官汗顏。清點那些被抓貪官家裏搜出的現金，燒壞了點鈔機，但不就是幾個億嗎？與人家百億、千億能是一個級別嗎？所以我說，不要隨意將被抓的貪官叫『老虎』，你把省部級那種老鼠叫老虎，不是侮辱人家政治局裏的真老虎嗎？」

「我開玩笑說，（日前被判死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同志多不容易呀，在軍中行賄受賄、吹牛拍馬、弄虛作假那麼多年，才好不容易撈了個中將；你劉源（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當了幾年兵，你的上將又是怎麼得來的？誰更腐敗，誰更無恥呢？」

中國與中國式病毒

問：你是什麼時候或為什麼想起病毒，並把病毒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的？

答：過去三十年，我們沒有停止過對中國作出分析、判斷與預測，在某些具體事件、某些層面，也許有過準確的掌握，但從整體趨勢上，我沒有看到有誰的洞察力穿透了毛澤東去世之後這三十年，沒有人在三十年前預言到中國變成這個樣子：經濟力量如此強大、政治如此腐敗強硬、社會道德如此混沌墮落。

雖然政治學算不上嚴格意義的科學，但政治學者們還是努力建立了一些可以衡量國家發展的框架、模式，可這些模式沒有一個能套得上中國。有人從歷史中尋找案例，還有些人以文明潮流、普世價值、政治倫理、經濟規律等等來評估中國。但在今天的中國現實面前，他們無一不顯得空洞無力，甚至淪為被人嘲笑的話柄。

七、八年前或更早一些時候，我提出了「重建中國未來的想像」的觀點，不久又寫了《2021：中國民主化來臨》。我試圖引發人們的思想激情，能夠對中國模式作出非官方的、獨立的解釋。我覺得這種解釋對探索中國應當有一個什麼樣的未來非常重要。但中國的自由派和左派多年來幾乎都沉醉於互掐、互相妖魔化，同時又為一部又一部的狗血現實劇亢奮不已——當然，他們的這種理論爭吵、他們與社會的互動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可以說也是在培植現代文明社會的基因。只是我注意到他們很少檢視自己。

他們也很少討論一些我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例如：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發展究竟為什麼超過了我們的想像、預見呢？誰在1976年預見到了中國三十年之後經濟總量會成為世界第二、政治體制三十年之後更為堅硬？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發展還會出乎我們的想像、預見嗎？為什麼我們討論的框架、模式會在中國問題上一再失靈呢？是政治立場模糊了我們的視線嗎？還是我們的政治立場本身就有問題？

我自己也在黑暗中摸索這些問題摸索了很久，直到有一次與朋友聊天時感覺突然看到了亮光。

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與人餐敘，可以說是working lunch。我常到世界各地去，對景點興趣並不大，重點在尋找可以聊天的人。當然，我所在的紐約才是「全球聊天中心」，各個地方的人都會前來，所以我每週都有好幾場與人餐敘的機會。我不喜歡穿西裝打領帶的那種浮華聚會。如果幾個人隨意找家餐館咖啡館，可以天南海北的聊天，是一種美好生活，也使我在那種場景下思想變得活躍。

坦率說，多數情況下都是對方找上我的。對方可能是商人富豪，可能是敎授作家，也可能是官員平民。我不需要他們的支票、選票，甚至也不需要給對方留下什麼好印象。所以，我的談話常常可以無所顧忌。同時，我也從這些背景不同、價值觀不同的來客那裏獲得觀察中國與世界問題的不同視角。

「中國式病毒」便是在這樣的一個場合隨口講出來的。聽者當時愣了一下，很快反應過來，跟我說「你這個提法算是把中國問題點透了」。當時的具體時間我現在忘了，可能是去年甚至前年。後來我在與更多的人餐敘時又繼續講這個「中國式病毒」論，當然不斷地加料。

有從事政治學研究的朋友特別激動，說把中國的發展模式歸納為中國式病毒，這個觀點不但具有政治學意義，從根本上點破了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而且可能影響世界戰略趨勢，類似於文明衝突論和歷史終結論。他們建議我寫成文章甚至專著。這樣的評價自然有些誇張。我不具有亨廷頓、福山的學術素養和工作條件，但我也相信我提出的問題未必就沒那麼重要。

今年六月初，在美國國會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上，我第一次公開、正式提出了「中國式病毒」論——中國已經和平崛起，而且已經開始向全球擴張；全世界包括西方對中共病毒式的侵蝕不但沒有應有的警覺和應對之法，而且還一直在幫助、成全中共，中共領導人現在是世界舞臺上最受歡迎的來客；支票、市場使政客和商人無視人權，從而使中共踐踏人權更無所顧忌、更為放縱。我相信，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而不扭轉的話，人類文明的基石可能遭遇比熱戰、冷戰更可怕的摧毀。

我並不是奢求我在美國國會所說的話會有立即的反應。我之所以選擇在美國國會而不是某個學術會議講我的這個觀點，是美國國會具有公眾性和歷史記載性，而我也不需要依照學術要求表述和獲得學術認可。

中國式病毒典型症狀

問：你先前讀過貝哈爾的關於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擴張以及他的痢疾內變形蟲的比喻嗎？

答：沒有看過貝哈爾的那篇文章。

西方媒體對中國近年在非洲的擴張報導、評論很多。它們更多地是從攫取佔有經濟資源的角度進行報導和評論，也有個別文章講到中共的政治影響。我們知道，非洲從來是中共外交的一個支點。毛澤東時代便利用了非洲的貧困，需要外援的一些非洲國家成了中共一切政治行為毫無保留的支持者，雖然這種支持只是在聯合國會議一國一票的表決中湊個票數，或者發表中共外交官事先為他們擬好的說詞，但這就足可以在中共媒體上作為「國際力量」來利用了。

簡單地說，毛時代中國是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支持。毛澤東死後到鄧小平死前，中國與非洲基本處於休眠期，中非貿易額在10億美元左右。到江澤民掌權，開始用投資來換取非洲的自然資源，然後將非洲作為中國新市場來開發，現在已經將非洲作為中國模式的一個延伸、測試，等於是將非洲部分國家殖民地化。現在，中非貿易額超過了1600億美元。

美國意識到非洲地緣政治的變化，奧巴馬總統訪問肯尼亞的返鄉之旅便是想強化美國在非洲的戰略利益。不是說奧巴馬的動作太晚了，而是中國模式更容易在非洲受到歡迎和生根。或者，套用一句中共的習慣用語：更符合非洲的實際。

因為非洲本來就是一個低人權的地方，一些國家就是軍政權甚至是原始部落，跟中共這一套不講人權只求發展的模式，不正好配套嗎？我好像看到過一個報導，某個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在非洲比美國更受歡迎。這種事情我一點也不驚訝。如果你從中國前往埃塞俄比亞，你發現這就是中國，你也打不開谷歌、臉書。

當然，中共的雄心不止在非洲。「新中國」不能只出現在非洲。

問：言歸正傳，在你看來，中國式病毒在中國的典型症狀是什麼？

答：一開始我們就討論了我們過去為什麼不能準確把握中國的問題。因為我們總是在用已知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並預言其發展趨勢。問題是，用封建王朝、用社會主義、用資本主義甚至用法西斯等一切國家形式的標準，都沒辦法說清楚中國的政治屬性。

事實上，中共自已也從來沒講清楚中國現在是什麼。什麼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這種理論上的含糊不清和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的胡言亂語當成國策，是中國價值混亂、體制混亂的症狀和根源，也是中國全面貪腐的症狀和根源。

然而，這又恰恰是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沒有垮臺、在蘇東波中沒有崩潰，反而在經濟上持續高速增長，只用了二十多年功夫便將中國變成了經濟大國，甚至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之一的根本原因。

中國式病毒之詭異

你用什麼政治學理論、經濟學理論可以解釋這一切？如果西方的理論不能解釋，那麼支持中共的理論又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嗎？同樣不能。從學理的意義上，中共的理論根本就不能算什麼理論，它只是對領導人的講話作詮釋，只是自說自話。它不能在中國的公眾平臺上自由審視、討論，更不能質疑、批評。它只能算暴力的輔助工具，如同中共的媒體，是宣傳工具，是暴力工具。它可以批評別人，但不容別人批評。事實上，中共內部有幾人相信它的理論、宣傳？他們只相信這是欺騙人民必要的工具。

問題在於，中共在這種糊裏糊塗的理論下，在沒有改變政治體制的情況下，建構了與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政治倫理、經濟關係。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無法無天、一窮二白。現在的中國是有法、有天、有錢，但法是惡法、天是霧霾、錢是贓錢。

在1949年以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沒有真正的選舉，沒有真誠的協商，但它卻有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

一切權力完全由中共壟斷把持，主要由官員和聽命於中共的偽代表組成的人大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交給它的各種任命、通過由中共各利益系統交給它的法律法規。這個過程中民眾沒有參與選擇、沒有討論反對的機會。但是中共的黑箱作業卻通過人大變成了中國公民必須接受的「合法性」和各種法律。

與此同時，中國的政協其實就是一個名利場。各路富商大賈或名流不是來與中共協商什麼政治，而是以成為其委員作為一種被官方認可的頭銜，可以拿來炫耀，或拿來當保護傘。中共則利用這些名流為其政權貼金。這種陽光下的醜陋交易，兩方演得冠冕堂皇。

有人將中國的政協、人大類比於西方的議會上下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這種類比其實是徒有其表，不倫不類。但中共用其表便可號令天下。每年的「兩會」，它還就裝模作樣地開，幾千個記者也裝模作樣地報導。只有稍微有點職業自尊的記者才拍幾張與會者打瞌睡、美女給主席臺上諸領導倒開水的照片，或者追問一下毛（新宇）將軍、李（小琳）委員這對活寶。但你嘲笑、諷刺有什麼用？人家明年還照樣如此開。

看看中共的法律系統，公安局、檢察院、法庭、律師、司法這樣的機制，表面上看起來貌似和大部分正常國家也一樣，但真正運作起來則是南轅北轍。中共的各級法律系統不只是上面還有一個黨的政法委，而且各部門還有黨組織，根本就沒有什麼互相制約，都是在黨的名義下互相串通。如果你律師不肯乖乖成為其為一部分，或者你不去行賄，那你就總是寸步難行，甚至得身陷囹圄。

從道理上講，既然如此，還弄這麼多部門幹什麼，還要這個律師職業幹嗎？為什麼不乾脆一切由公安局辦了算了？抓人、審判、監禁一條龍？可中共不這樣做。它告訴你，它要「依法治國」呀！但它不告訴你前面還有四個字：依黨治法；也不告訴你後面還有四個字：依國治民。依黨治法、依法治國、依國治民，這才是中共法制建設的完整套數。你瞭解了這一點，也許會說這法有什麼用呀？但中共就是用這種惡法，叫反對者生不如死，死也不得好死！

病毒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領域還不是同樣荒唐嗎？那個朱鎔基至今浪得好名聲，好像是一個強者、改革家。他將幾百上千萬的國企職工趕下崗，又將國企賤賣給權貴家屬、關係戶，成就了多少超級富豪？誰會將這些帳算在朱總理身上？他還將自已的著作（其實都是些吹牛皮的職務講話稿）版稅捐獻出來給社會，贏得更多美名。那點版稅與朱享受的常委待遇、他孩子的收入比起來，夠一個零頭嗎？

中國股市這幾個月很熱鬧，我看了一下，這是什麼股市呀？一些炒股的朋友，幾乎都說自己有內線，而且也不忌諱吹。股市漲也漲停，跌也跌停，為國護盤，惡意做空，警察進場，敵對勢力……沒什麼邏輯，沒什麼事實，沒有什麼專業，一片混亂。我問一位朋友，為何不乾脆弄國庫券算了？你猜對方怎麼說？不搞股市不好撈呀！如此又如何呢？反正，股市不會徹底崩盤呀。

誰會去真正去查股市的黑幕呢？當然不會的。江（澤民）家溫（家寶）家劉（雲山）家的股值，足可以令已被抓的那些貪官汗顏。清點那些被抓貪官家裏搜出的現金，燒壞了點鈔機，但不就是幾個億嗎？與人家百億、千億能是一個級別嗎？

所以我說，不要隨意將被抓的貪官叫「老虎」，你把省部級那種「老鼠」叫「老虎」，不是侮辱人家政治局裏的「老虎」嗎？

好玩的是，各方將反貪視為新君的德政，將王岐山更是神化上天。其實，為什麼那麼多官員腐敗，關鍵是中共這個體制是鼓勵腐敗的體制。沒有腐敗誰會當官？如果你不為腐敗而當官，那更恐怖！現在拿幾個不順眼的人當成「貪官」來治，卻又贏得了反貪名聲——天下就有這麼多人信這樣的糊塗道理。

我開玩笑說，（日前被判死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同志多不容易呀，在軍中行賄受賄、吹牛拍馬、弄虛作假那麼多年，才好不容易撈個中將；你劉源（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當了幾年兵，你的上將又是怎麼得來的？誰更腐敗，誰更無恥呢？

那個專門反腐敗的紀委明明是個濫權無度的腐敗衙門，卻裝成一身正氣，還能贏得掌聲！

可以說，從政治理論、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經濟行為，在中國都是不合倫理、不合邏輯、不合天理、不合民意。但它就是這樣在運作，而且將經濟弄得很紅火，弄得全世界都眼紅，弄得它還可以嘲弄民主國家、民主政體。

嘗試給當今中國定義

講不清當今中國的體制究竟是什麼東西。它不是真正的封建王朝、不是真正的個人獨裁國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不是基於政治理想、不是基於宗教信仰。它以前不知道今天會變成這樣，現在不知道未來會變成什麼樣。這是一個建立在歷史謊言基礎上、虛設了現代政治結構、利用宣傳工具騙人騙已、用社會主義控制國家經濟又用市場為權貴謀利的國家怪物。它破壞正常的人倫、法理、宗教、自由、人權。它偷換執政黨與國家的慨念，讓人們愛國其實是愛黨，卻公然宣揚軍隊絕對由黨領導而不是國家擁有。它功利、勢利，沒有底線，只要為了中共權力和權貴利益，它可以出賣一切，可以一切胡來……

你可以給當今中國一個什麼定義？

我試著這樣定義：一個用暴力控制、用謊言宣傳、用利益腐蝕、沒有任何固定主義、信仰的國家形式，它摧毀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達自由，沒有法律和道德底線，只求將獨裁執政黨與領導人的權力和權貴利益最大化。我認為這種國家形式對當今世界許多國家、許多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它的影響四處蔓延。我把這叫做中國式病毒擴散。

當然，我也不敢自詡我這就把問題說清楚了。事實上，中國式病毒不只是國家形式，而且是一種社會形式。它侵入了很多中國人的肌體和心靈。我相信太多的人對此都身有體會，但都無能為力，感覺只能這樣混下去，沒辦法，沒轍。因為這種東西很能破壞人們的免疫系統，讓人們對它無能為力。這不是病毒又是什麼？你還能找到更合適的詞嗎？

對當今中國的認識盲區

問：你認為，在當今世界，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和辯論都有什麼大盲點或致命性缺陷？這種盲點或缺陷的成因是什麼？

答：很多人都喜歡以史論今，講的人頭頭是道，聽的人也認可「以史為鑒」這種邏輯。演講者往往喜歡講故事，講一個典故，顯示有學問，又通俗，皆大歡喜。

我有點懷疑歷史重複論。雖然人性的故事幾千年變化不大，但把價值、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來用進行歷史類比就太簡單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之下發生的事，邏輯結構有根本差別——以前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現在分同時在合，合同時在分，分合不用那麼「久」了，而且變化的內涵也不是那麼單一、黑白分明了。

歷史的功用當然是更多地瞭解我們的先輩。另外，某些因政治或其它因素被掩蓋、被扭曲的歷史當然也要還原真相，伸張正義。歷史的教訓也有某些警示作用。但歷史的效能現在被誇大了。有的人還利用歷史來搗糨糊，自欺欺人，為政權提供合法基礎。例如中國人比較喜歡講「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為什麼就不問問什麼地方「自古以來就是別國領土」呢？中國人很自豪：「中國是五千年文明古國」，但他們為什麼就不問問中國今天為什麼如此不文明、反文明？或者為什麼不問問：中國今天還算一個文明國家嗎？

有時被歷史一攪，反而模糊了我們對今天的認識。這麼多年討論中國崛起，有很多是基於歷史的教訓：歷史上似乎沒有一個國家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的。就近代史而言，日本、德國的肌肉發達了，便發起了侵略戰爭。所以，防止中共軍事擴張，就成為擔憂中國崛起的主要考量。這個期間，中國軍費持續增加了，尤其是幾個穿著軍裝其實是文工團員的「軍事專家」在電視上亂喊叫，等於給中國軍事威脅論提供了證據。

當然，中國軍隊在南海、東海活動明顯頻繁，解放軍武器裝備更新、提升也很顯著。但中共離真正具有全球軍事投射能力、或者敢於在東海南海打一大仗，還很遙遠呢。就是在中國本土，且不說軍隊連在國家的法統地位都沒有，只是一支中共的私家軍，單就軍事意義而言，軍隊的腐敗之嚴重比官場的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軍隊的結構還停留在二戰時期、國共內戰時期。而中共的假想敵人，比甲午戰爭時期清王朝的敵人多多了。

我曾經設想，中共在東海南海的軍事行動也就是打算「走個火」。我有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擦槍為了走火。或者，與菲律賓交一下火。但到現在，走火的事還沒發生。

戰爭是改變政治格局、地緣戰略最粗暴、最迅速的方式，但弄不好也會迅速將玩火者自己毀了。所以，我認為中共對打仗還是會非常謹慎，會盡力避免的。但這主要不是它沒有能力，或者膽小，而是它不需要打仗。

為什麼不需要？道理很簡單。現在的中共政權不是殖民歷史時期的德國、日本——發起一場又一場戰爭，征服一個又一個國家，像當年的德國、日本一樣，多難呀，代價多大！佔領人家土地，麻煩又有多大！今天爭奪土地，只有以色列、巴勒斯坦還死不相讓，那是宗教的驅動力。對於大部分國家而言，佔領人家土地還有多大意義？

今天中國只需要帶上支票——有時候支票還是空頭支票——便可以得到他國夾道歡迎，就可以擁有對方的土地、資源、技術、勞工……它還要用武力幹什麼？

我不是說中共沒有軍事野心，但現在其軍事重心是防止國內民亂和國際干涉。它也在加速發展現代軍力，不過在可見的十年或更長時間內，它並不需要用軍力為中國崛起保駕護航。它耀武揚威的目的是給民族主義打興奮劑，或用來欺負、威懾老百姓。

所以我說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不是傳統上、歷史上的那種崛起。它沒有向他國開一槍，也沒有一個國家向中國打一炮。它的確是在和平環境中，成為了經濟超級大國。

對中國崛起的很多討論沒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有很多因素，我現在只從歷史、軍事角度檢視一下。我在前面也講到，分析中國出現失誤的另外一些原因，是專家們用了專業標準、模式。中國的崛起恰恰是反標準、反模式，而且是反道德、反傳統。

中國病毒外國症狀

問：你對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很不以為然，建議把他的新書的書名《與中國打交道》改為《如何討好中國領導人》。你也認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是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在你看來，他們也是受了中國式病毒的侵害了嗎？

答：中共常強調「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能照撤離外國」的一套，也常用一句話斥責異議分子：「與境外勢力勾結」。但大家都知道，共產黨並非國產貨，照搬的是蘇俄一套。而且，人家自己都拋棄了，但中共不顧中國國情還在堅持用其表殼。

從中共建黨開始至今，不是直接接受外國人的領導，拿外國人的金錢物資用於暴力推翻本國的政府，便是千方百計找外國人來撐場面。今天在中國的外國人就更多。隨便一個什麼爛電影破電視節目都找來一堆洋面孔。有個中國遊客對我開玩笑說：難怪西方社會秩序那麼好，恐怕是西方的壞人都跑到中國了。

如同中共在非洲如魚得水，西方一些沒有道德底線、無視中國人權惡劣、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人，是會很喜歡今天中國的。而基辛格、保爾森這樣的人，不但從中國獲利獲名，還要當中共的吹鼓手，因為這樣會獲得更大的名利。基辛格從毛澤東吃到習近平，期間還跑到重慶去為薄熙來站臺，誰在臺上他就拍誰的馬屁。中共也非常重「情義」，從來將基辛格當成寶。因為基辛格跟著中共、是吃定中國的一面旗幟，不能倒。

保爾森是後來者。你看他書中描述的中共領導人，都是那麼可敬、可愛、可親，有智慧、懂分寸，西方領導人中找不到這樣一批賢人能人。當然，保爾森書中也有一個他不以為然的領導人。誰？已在獄中的薄熙來。如果薄還在臺上，保爾森還會對他有微詞嗎？他那本書《與中國打交道》是本「指南」，告訴你怎麼討中共領導人歡心。所以我建議他更直接些，書名不如叫《如何討好中國領導人》。

基辛格、保爾森何等聰明、精明呀，他們知道拍中共領導人馬屁不會使他們在多元的美國失去什麼，卻絕對可以在中國得到巨大好處。他們是中國式病毒的感染者，也是中國式病毒得以擴散的媒介，甚至是中國式病毒的一部分。沒有他們，美國不會有那麼多人跟著被感染。

中國式病毒來源

問： 我們再說中國。你覺得中國式病毒主要來自哪里？是來自毛澤東（徹底蔑視人權）？鄧小平（黑貓白貓實用論）？江澤民（悶聲發大財）？胡錦濤（什麼都不在乎的不粘鍋）？

答：中國式病毒主要來源於鄧小平，而不是毛澤東。對毛、鄧的歷史地位、歷史影響的問題，我與很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看法不同。

的確，毛澤東在政治舉動上新鮮東西不少。他擅於在政治上打遊擊戰，讓同僚們互相殘殺。他擅於利用群眾，讓群眾鬥群眾，他自己成為萬獸之王。他有似乎像樣的權謀術國學修養，但他的政治思想、標準又來自蘇俄、共產國際。他是一個暴君，同時是一位讀書人，一位浪漫詩人。他那套烏托邦的東西，確實符合很多人的理想，但大體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沒有本質差別。幾乎每一個共產黨國家，其主要創始人都和毛澤東差不多。

毛澤東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並不大，除了巴爾幹島，亞洲幾個國家，沒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執行毛的路線。

雖然我對毛的那套是全部否定的，但不可否認，在毛的時代、蘇東的時代，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的確是人類的一種理想探索，一次失敗得非常徹底的試驗。無數人的生命、靈魂被試驗掉了。因此，否定毛、否定蘇東也相對也就容易很多。

鄧小平不同。他不是讀書人，沒有浪漫情趣，只會打一手悶牌，還有實用主義。「改革開放」使他獲得巨大名聲、尊敬，但他仍是在毛澤東的陰影中，因為毛太高大了。表面上，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繼承者，他的治國思想建立在毛澤東遺產之上。其實，鄧小平對中國的影響比毛澤東更巨大、更久遠，對中國與世界的傷害更難以修復。而且，在人類政治史上，他有很壞的原創性。

鄧小平沒有可以講得清楚的理論、思想。他就是幾句口號：「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我前面講過，這幾個句話就是中國今天一切的亂源，或者說是中國式病毒的根源。

如果他這幾句話是在現代文明政治、現代法治之下的表述，還說得過去。但鄧小平的先導詞是什麼？堅持中共黨的領導！就是一切都要在一個獨裁黨的控制下進行：它叫你捉的老鼠你才可以捉，它叫你摸的石頭你才可以摸，它認可的一部分人才可以富——同時，它隨時可以翻臉。

毛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破產，鄧小平就是用這幾句話救活了中共，而且將中國變成了經濟總量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國家。但也是這幾句話，使中國整個社會也包括中共進入了一個遠比毛澤東時代價值、道德、政治、社會行為更為錯亂、更為腐敗的時代。經濟大發展不但沒有為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提供動力，反而為中共政權拒絕、嘲弄人類文明提供了支持。

至於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只不過是中國式病毒的傳播者。江澤民傳播得起勁些，胡錦濤弱勢些。江胡都不會在歷史上有什麼地位。他們在任上提出的各種口號，什麼「講政治」、「三個代表」、「八榮八恥」、「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無一不淪為政治笑料。

而習近平，政治上尚未定型。雖然他口上講了些毛語錄，也有一些毛式行動，包括他的反腐行動，但他只是試圖對鄧小平遺禍作些清理、修正、調節，並不是要回到毛時代。他也不可能回到文革時代。如果真回到毛的文革時代，轉型反而更容易些。

我要再回過來強調鄧小平為什麼對中國、對全世界危害更烈。首先，雖然他與毛澤東並非絕對對立，但他繼承了毛的部分病毒，又生成了自己的病毒，毒性加倍，所以危害更大。再者，毛澤東的病毒有一道東西牆相隔，西方有足夠的警惕、卯足勁對抗和封殺；而鄧小平的病毒是誘惑人的，沒邊界的，所以往往難以警惕，傳上身都不知不覺。

西方國家能否抵禦病毒

問：病毒入侵人體，比如，感冒病毒入侵人體，是無藥可醫的。感染病毒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能聽天由命，全要看自己身體原有的抵抗力能否抗過病毒。你覺得西方國家還有什麼身體抵抗力可以抗中國式病毒嗎？

答：西方當然有抵抗力。西方國家無論如何，不管經濟不好還是政治亂爭，但它們的民主、自由的基石仍在，因此還是有一定的反侵蝕能力。尤其是，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國民一朝震醒，民意一下子便可能逆轉，例如珍珠港事件。

中共當然在避免重複日本軍國主義、德國納粹的過激錯誤。但中共還是忍不住暴露自己的狂妄、野心，近年來愈來愈明顯，使西方已經有所警覺。

美國在這方面依然擔當了領袖者的角色。在亞洲的再平衡戰略，連李光耀都認為是必要的。南海、東海緊張局勢，等於提供了美國與亞洲國家聯手反制中共的機遇，使中共連亞洲領袖都當不成。

中共這次進行大閱兵，這麼多西方國家領導人拒絕參加，顯示西方國家開始建構底線。

但現在的問題是，西方還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模式」是一種病毒，正在從很多方面侵蝕世界。如果未來多一些事件顯明病毒的存在，西方一旦警醒，我對其抵抗力量還是有信心的。

病毒來自西方乎

問：你當然可以說，中國式病毒很厲害，把西方都弄得沒轍。但也有人會說，中國病毒其實是來源於西方，中共政權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產物，中共的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手法大都是借鑒蘇俄，中國病毒其實是西方病毒的翻版。對這種說法，你要怎樣回應？

答：中共只有兩個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現在習近平當政，是「毛鄧混合」時代，還是他具有他的原創性，他有多少原創性，對這些問題目前人們還不清楚。我前面已經講了，毛澤東時代還是一種理想價值，與很多同時代國家的探索是相同的，或者說來源蘇俄。如果這也是一種病毒的話，那這種病毒基本死了。

這些年，很多國家出了問題，但是不管是暴力抗議還是和平抗議，幾乎看不到什麼人提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前幾年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活動，也沒有人提這個口號。共產黨意識形態、共產主義病毒已經在全球失去了感召力，失去了可以復活的土壤。

鄧小平弄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斯大林式社會主義。他是將共產黨的獨裁、社會主義的極權和資本主義的貪婪做了嫁接、融合，培植出人面怪獸。這種令人難以抵禦、防不勝防的怪獸或病毒，便是中國模式。

這應不是鄧小平預計的結果。他就像實驗室裏缺乏預見性的科學家，沒有預想到試管裏跑出了這麼一頭怪獸。他如果還在世，也可能驚慌失措。

然而，歷史的罪責，鄧小平逃脫不了。

我覺得需要強調的是，不只是蘇俄，而是西方國家也參與了中國式病毒的製造。他們以為改革開放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開放和民主，結果卻是經濟開放培植的經濟力量反而成為中共鞏固其獨裁統治的本錢。西方的技術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直接成了中共控制民眾的工具，成了對付外部世界的武器。

美國在這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國希望支持中國的人權進步，另一方面，又希望和中國政府合作、搞好關係。

在我看來，美國與中國政府合作還是占了絕對主導地位，這是尼克松、基辛格時代所確定的對華戰略所決定的：支持中國發展，牽制蘇俄。老布什在1989年「六四」之後派出特使給了鄧小平最急需的外援，也是基於這個邏輯，雖然幾個月後證明老布什是錯誤的，但是美國至今也沒有拋棄這個戰略。

這個戰略一天不完全拋棄，美國的對華政策就不可能逆轉。中共反而是這個遊戲的最大玩家，既利用美國，也利用了俄羅斯。換句話說，美國和俄羅斯都幫助了中國式病毒的生產、擴散，而美國的作用更大。

病毒疫情有多嚴重

問：你顯然是認為中國式病毒在中國和全世界的擴散跟各國政治制度的缺陷有關，但也跟人的本性有關（人傾向於自私自利）。你是不是覺得這世界沒救了？換句話說，你認為中國式病毒疫情有多嚴重？你對控制這種疫情的前景是樂觀還是悲觀？為什麼？

答：我是民主的堅定支持者。但我依然認為，民主制度有很多缺陷，而且修補能力並不像我們原來想像得那麼好、那麼強，也沒有那麼及時。多年前，我提出要警惕「制度崇拜論」，指出民主制度的固化、官僚化、遊戲化，也有被操弄和玩弄的危險。現在看來，民主制度的領導人和民眾比較短視、急功近利，可能是其更糟糕的缺陷。

民主選舉的領導人任期短，急於滿足民眾的要求——經濟是最關鍵的要求。中共的現金、支票、市場，具有難以抵擋的吸引力。這也是人性的脆弱。西方國家的人權防線便被金錢衝垮了，很可恥，但這是現實。雖然從中長期看，西方由此受到的傷害更大，今天卻沒幾個人在乎。

中國式病毒正在全世界蔓延，不僅僅是投資設廠、搶奪資源，而且從教育、新聞、影視、文化等意識形態方面開始滲透。這個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卻是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紐約書展的主賓國；這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不准西方記者在中國自由採訪，限制給《紐約時報》簽證，自己卻在世界各地大辦媒體；這個國家的教育完全由黨控制，卻在全球辦起孔子學院……就連一向勇敢嘲諷政客、代表自由精神的好萊塢，也向中國政府屈服了。最近幾年，好萊塢沒有一家大公司攝製批評中共的電影！

中共主導的亞洲投行也是一個典範的例子。英國率先背叛了美國，於是美國的盟友一個個投向了中共的陣營，理由無它：都想從中得利。

中國政府今天侵犯人權、壓制民眾自由，可以說是近二十年最嚴重的時期。71歲的女記者高瑜被莫須有的罪名判了重刑，幾百個律師被關押、訊問……而另一方面，中共領導人在世界各國都受到歡迎，中共領導人在中國也得到相當多民眾的支持。

情況在惡化，還在更嚴重惡化。但我還是持樂觀的希望。但我眼下的樂觀並不是基於奢望世界的覺醒、反制，而是因為我相信中共自身也中了它自己的病毒，而且恰恰是它自身中毒最深，已經沒有救了，可能比它感染、傳染的國家最先倒下去。中共病毒中毒的最突出症狀就是腐敗。

習近平的反腐敗到現在只是表面文章，只是抓了一些「小老虎」，或者叫「大老鼠」，真正的「大老虎」是那些政治局常委家族，他們才是真正的「大老虎」。他們比周永康、比郭伯雄更貪更腐敗，但習近平、王岐山還能抓幾個？

反經濟腐敗換來了更可怕的政治腐敗，這是權力不受制約的必然結果——不是經濟腐敗，就是政治腐敗，而中共現在是兩者皆盛。腐敗使它沒有辦法建立內部平衡生態，永遠靠陰謀詭計，靠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永遠是你死我活，永遠提心吊膽，提防著隨時可能政變。

不進行體制的根本改造，腐敗不可能清除，病毒不可能清除。中共政權的崩潰過程，估計比蘇聯東歐崩潰要悲慘多了。

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的社會。一方面，道德墮落了，中共一切政策、制度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會陷入一個爛泥塘；另一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民智已開，已經不對中共的一切抱有任何希望，不再支持中共的任何政策、舉措。這兩股力量的同時增長，會使中共的統治成本必須無限增加，最終突破其臨界點。

問：最後我想再問，從進化論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最厲害的病毒也是難以長久生存的病毒——病毒擴散勢不可擋，造成寄主死亡，死絕，病毒也就滅絕了。你認為中國式病毒會有這種結局嗎？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答：簡言之，病毒是有自己的生長本能的，它不管宿主的死活，一遇適宜條件就瘋長，所以中共的病毒，害了中國、害了世界，最終也會害了中共自身。

中國式病毒當然會滅絕，否則就是人類文明的滅絕。我擔憂的是，人類為此要付出多大代價？

中國式病毒之所以迅速蔓延，說到底，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低劣，如同野草容易生長、低等生物容易繁殖，它不是正常物種，而是變異物種，它對人類文明衝擊和干擾的程度，取決於文明社會何時警醒，取決於文明社會用多大力度、何種方式圍剿它、消滅它。

如果還容忍它成長、蔓延幾十年，我擔心即使那個時候加以殲滅，對人類造成的傷害已經難以估量、難以挽回。如果21世紀的世界由「中國模式」來主導，那人類受傷害的程度不會亞於一戰、二戰，它可能使整個民主體制也產生畸變。

事實上，最近全球出現的反民主風潮，一些國家重回威權體制，一個重要因素，正是中共崛起的示範作用，而西方國家早幾年的經濟衰退是反效應。

現在「中國模式」已經走出國界。如果它能夠更「柔和」地處理好與各國政客、商人乃至民眾的關係，那其力量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用「馬歇爾計劃」來類比習近平當局推出的「一帶一路」，那是貶低了中共的雄心。

我前面講了，我並不是那麼悲觀，之所以不那麼悲觀，是因為我看到了：中共自身體制也中毒了，中國社會也中毒了，中共陷入錯亂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意識到中國模式危害性的人越來越多。

對未來的展望

問：關於我們今天所談的中國式病毒問題，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答：在討論當今中國，討論中國式病毒問題的時候，我覺得還有一些很有趣也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考慮，比如，如何看中國體制內有良心、有能力的人。

從國際視野來看，坦率說，我對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改善、政治轉型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比較失望。但我覺得西方文明孕育的科學進步，會出現對付中國式病毒的解藥。

相比政治，我更關注科學研究、技術發展。現在科技比政治更有力量改變世界、改變速度、改變時空、改變價值、改變生命，當然也包括去除病毒。

我有很深的危機感，但我並沒有絕望。我相信中國終究能去毒，接受人類普世價值、共同規範，成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因為這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唯一活路。

李怡 - 梁澤東「幾時死」是真命題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24日

前天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黃毓民議員向梁振英提出「很多選民給壓力我，叫我問他一個問題」，就是問他「幾時死」。黃國健議員隨即表示質疑黃毓民的提問冒犯特首，要求主席曾鈺成裁決。曾鈺成作出的裁決是：「黃毓民議員的發言，我認為行政長官完全是可以回應的。」會後曾鈺成表示，議員的提問是否恰當，應交給特首、主席和市民判斷，「唔需要黃議員教佢哋（其他議員）邊啲應該講、邊啲唔應該講」。他又指，無人會認為問梁振英「幾時死」是真的問題，但答問會與平日大會質詢的性質不同，議員除質詢政策外，亦會藉機向特首表達意見，是「政治對答」，與其由他裁定議員的提問是否合乎規程，倒不如交由特首決定是否回答，「議員嘅提問係咪恰當，特首答得精采唔精采，市民係聽到」。

問題講的是政治生命

筆者贊同曾鈺成的裁決。儘管問題表面看來是冒犯性的，也無法期待梁振英可以明確回答，但一來這是許多市民情緒上的意向，二來這問題本身不是講梁的真實生命，因為沒有人關心他有多長壽，也沒有人會預知他有多長壽，這問題講的其實是梁的政治生命。問題的真實含義是：你的政治生命何時終結？你還要害我們多久？我們還要忍受你的管治到甚麼時候？

這問題其實與有問無答的答問大會中多位議員的提問是相互呼應的。

單仲偕在答問大會上就梁振英2011年宣佈參選特首後，仍以戴德梁行董事身份與澳洲工程企業UGL簽訂秘密協議，換取5,000萬元報酬的事件，追問梁振英上任時有否申報，「喺內地你應該被雙規喇」。又問梁有沒有向首席大法官申報利益？會不會去自首？雙規，自首，講的是梁的政治生命。

梁國雄議員要求梁振英就五項問題擇其一回應：公開持有99.9%股份的英屬處女島離岸公司的業務詳情；收受澳洲企業UGL5,000萬港元的「秘密費用」；曾說有外國勢力介入佔領行動的證據；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這些問題都直指梁政治生命之要害。

建制派的王國興議員提出梁要如何在餘下任期履行競選承諾，取消強積金對沖，惠及全港「打工仔」。「餘下任期」應指政治生命終結。

鍾國斌議員就代表工商界、中小微企向特首「追數」。提出梁在競選政綱中提到的有關提升和推廣香港的批發產業，支持香港廠商轉型，檢討不利營商環境的法規和行政措施等幾項，三年施政都全部走數。

李卓人議員也就梁在競選政綱中的兩件事向689「追數」：一件是他承諾逐步取消強積金和遣散費的對沖，二是立法標準工時。李卓人質疑梁是否想拖着自己政綱落實，告訴大家，「我要有時間做」，然後博連任。即延續政治生命。

整個答問大會，大多數的發言，甚至部份建制派，都集中在梁特三年政績「走數」，他的謊話連篇，他的醜聞在大陸已夠資格「雙規」更應查辦，他不是香港人的特首，他在香港是執行北京給他的「去殖化」命令，將大學校園變成「梁粉俱樂部」。而有迹象顯示，他正配合北京對香港的強硬路線，爭取延續他的政治生命即連任。講到連任，李卓人說：「你唔好嚇我！」

終結梁澤東非偽命題

因此「幾時死」明顯是指「政治生命」，那就絕不是偽命題，而是真命題。而梁振英在立法會主席裁決下的回應是引用毛澤東的詩「牢騷太盛防腸斷」，印證了一些議員出席答問會時舉起由梁振英與毛澤東拼出的「梁澤東」的頭像，也印證了黃毓民所說的「三年多以來，倒行逆施，弄得天怒人怨，神憎鬼厭，但是他不但不知愧恥，還要睚眥必報，以鬥爭為樂」，這些不也都是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十七年的所作所為嗎？

梁澤東「幾時死」？確是廣大香港市民的心聲，大有可能是包括建制派和大部份公務員的心聲。而他的連任，真箇是：「你唔好嚇我！」（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滕彪 - 中共政治株連越演越烈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22日

中國維權律師王宇的16歲兒子，被中共當局從緬甸跨國追捕，抓回內蒙，令中共的政治株連再受關注。一人犯罪，家族成員也受牽連、受懲罰的制度，在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體制下長期盛行。令人憤怒的是，中共近年的株連邪風有越演越烈之勢。

秦始皇的《焚書令》中就有「以古非今者族」的規定，「族」就是滿門抄斬的族刑。族刑有三族、九族之分，解釋不一，具體適用時相當隨意。至明初，方孝孺因拒絕為朱棣草擬即位詔書，被滅了十族，株連九族之外，另加弟子門生，罹難者達870多人。族刑連坐制直到清末變法時才被廢止。

但好景不長，中共建政之前就常常採取株連做法，1949年建立遠超傳統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之後，在鎮反、反右、土改、文革等歷次屠殺和政治運動中，把株連做法發揮到登峯造極的程度，製造了空前的人間慘禍。文革結束之後，階級鬥爭思維、蔑視法治人權的一貫手段並未結束，尤其針對被列為政治敵人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株連親友甚至未成年親屬的做法，數不勝數，進入21世紀後更越演越烈。

2005年我與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調查山東臨沂暴力計生事件，發現存在極其普遍的株連。費縣村民房鐘霞因躲避強制流產，她的親戚被抓了22人，包括三個孩子、一個孕婦和一個70多歲的婆婆。有的鄉鎮不僅株連親屬，而且株連鄰居，甚至實行全村連坐。在全國各地執行計生政策的過程中都普遍使用株連手段。挺身而出揭露計生暴行的陳光誠被構陷入獄，他的妻子袁偉靜和孩子被軟禁在家多年，與外界徹底隔絕，並多次受到野蠻的毆打。

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全家人經常受到軟禁、人格侮辱、強制帶離、跟蹤和騷擾。實施非法監控的秘密警察甚至住到他的家裏。有一次，高智晟妻子耿和到市場買菜，國保們跟蹤得很近，稍一理論，國保就一巴掌打過來。耿和後來又遭毆打，她的衣服被扯破，牙被打掉一顆，滿臉是血。

以家人作要脅

2010年獄中的劉曉波獲諾貝爾獎之後，攝影家、畫家劉霞就一直被中共軟禁，與外界隔絕，每周只准在監控下外出一次購買生活必需品，長期的軟禁、威脅給劉霞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而中共如此虐待劉霞的唯一理由就是劉霞是劉曉波的妻子。即使在國內國際持續的抗議之下，當局至今仍未解除對劉霞的非法軟禁。

著名維權人士胡佳的妻子和女兒也經常受到軟禁、跟蹤和騷擾。飽受酷刑的湖南民主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後，他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趙寶珠至少三次遭到強迫失蹤。內蒙古異見人士哈達的妻子新娜和兒子威勒斯多年來一直受到國保的跟蹤、監控、拘捕和關押。71歲的資深記者高瑜被指控洩漏九號文件而獲刑七年，當局同時逮捕了他的兒子趙萌用以威脅高瑜，在兒子被當作人質的情況下，高瑜被迫違心地認罪悔過，並上央視受辱。

身在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維族記者肖赫來提．霍休，其在新疆的家人遭到當局報復，三個兄弟均被關押，三弟已因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五年。多次獲諾獎提名的維族民主人士熱比婭，流亡海外後，她的兩個兒子被抓。中共曾託人向她警告說，如果她不擔任世維會主席，她的兒子會輕判，否則將重判。結果，2006年11月26日熱比婭被選為主席，第二天她的一個兒子就被判刑七年。

中共在西藏同樣採取了野蠻的株連手段。2009年至今，境內至少有142名藏人自焚，要求基本自由和人權，要求當局准許達賴喇嘛回家。而很多自焚者的家屬被捕、受酷刑、被安以罪名投入監獄。2012年8月7日，27歲的卓嘎措在甘肅合作市合作寺自焚身亡後，當局強迫他的丈夫承認是夫妻糾紛問題，但卓嘎措的丈夫拒絕接受，被當局拘捕。四川阿壩州若爾蓋縣達扎寺鎮婦女貢覺旺姆於2013年3月13號自焚身亡，當局要求她的丈夫卓瑪嘉向外公佈他妻子是因夫妻不和才選擇自焚，被拒絕後，當局立即將卓瑪嘉拘捕，後來竟以「故意殺人罪」將其判處死刑。

中共的政治株連 上篇

黎廣德 - 管治敗壞新指標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22日

「高大賣海港」並非一男子的符咒，而是近期最能反映管治敗壞的新指標，亦是今日香港勢危的寫照。「高大賣海港」一字一指標，從財政紀律、環境管治、土地管理、公眾參與機制至學術自由，猶如五根毒刺插入香港心臟。這些毒刺不是歷史，而是現在進行式，每一位香港人無論是否知情都身處其中，大部份更身受其害。

高，是指高鐵工程超支惡化，不但每位港人最少要拿出1.2萬元才能埋單，更因鐵路工程的合同支付責任已超出立法會批准的550億元：路政署配合港鐵用「數字偽術」掩蓋真相，不向立法會追加撥款又不宣佈停工，涉嫌違反《基本法》第73條。這是公然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強迫香港人找數，破壞幾十年來建立的財政紀律，立法會議員范國威要求緊急質詢，卻被田北辰等建制派議員帶頭否決。

大，是指港珠澳大橋工程不但是人工島漂移七米延誤不報，更被揭發官官相衞、有法不依：環保署擅自九次放寬環境許可證條款，更在傳媒揭發路政署擅自用拋石方式取代原有較環保的鋼筒海堤後，乾脆說改動建造方法屬於工程細節，連修改環境許可證的程序也省略。同一時間，路政署明知承辦商三年來非法排污也不通知環保署執法。環評與監管制度名存實亡，規章法典淪為官員愚弄市民的工具。

賣，是指大窩坪賣地：這片毗鄰獅子山郊野公園的原綠化地帶地皮上月招標出售，是梁振英「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戰績。發展商若要在這2.1公頃土地上建屋，須鞏固12公頃滿佈巨石的陡削山坡，兼且氣候變化令山泥傾瀉風險日增，連政府顧問報告也表明不能保證技術問題可以解決，還有兩宗司法覆核官司正排期處理，政府不會擔保地皮出售後能夠起樓。結果沒有本地發展商敢出高價，中資財團世茂房地產首次在港單獨中標，響應鄭耀棠所讚賞的梁振英「有前冇後、打死罷就」精神，但將來會有多少業主和居民被「累死」？政府地契聲明不負責。

海，是指尖沙嘴海濱的黃金地段，康文署以活化星光大道為名，把面積比星光大道大五倍的維港海濱未經招標交新世界集團管理。私相授受的手法實在太露骨，連海濱事務委員會也公開批評，政府被迫宣佈搞幾個月「深化諮詢」，誰知所謂公眾諮詢不准談招標不准推翻設計，更由尚未有名份的財團與康文署共同主持，只招待獲邀人士進場。假諮詢對特區政府而言不是新事物，但今次假戲也不願真做，連政府指引也踐踏在地。

倒退腐敗或成新常態

港，是指香港大學委任副校長風波，中共砌詞封殺陳文敏教授，意圖在港發動學術界整肅運動。封殺理由越荒唐，越能凸顯當權者希望傳達的訊息：「順我者昌、逆我者貶」。梁振英用盡特首兼任大學校監的權力，踐踏學術殿堂的尊嚴，從最近委任嶺大校董的人選可見港大並非特例，整肅的對象是全港大學。

這五根刺從不同方向直入香港心臟，噴出兩劑毒液：一是滲透，影響所及橫跨港人生活各層面，糟蹋公共資源、破壞生態環境、危害人命財產、公共空間淪喪、縱容徇私舞弊，令專家學者成為政權附庸；二是麻木，管治者想令普羅大眾對制度崩壞習以為常、視而不見。

梁振英政府千方百計，就是要香港人放棄程序公義和公平公正的底線。有人會說事不關己，有人會說無能為力，這正是專權者最希望看到的兩種反應。一旦香港人對惡行無動於衷，特區管治便逐步與內地城市看齊，倒退腐敗成為新常態。

面對全球暖化加劇，各國領袖剛簽署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宣言，表明「我們可能是有機會拯救地球的最後世代」。面對一國兩制崩壞，今時今日的香港人亟須自勉：「我們可能是有機會挽救文明體制的最後世代。」

黎廣德
公專聯政策召集人

吳靄儀 - 港大的使命、坎坷與前途——與周永康校友共勉

2015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港大文學院同學周永康，10月8日在《明報》發表評論〈命運不自主——香港大學離自主與解殖有多遠？〉，痛擊港大前世今生，制度上一貫為政權服務，從來都不尊重學術自由，亦無院校自主，殖民地時代如此，特區成立，變本加厲，改變架構，加強直接操控。他認為港大前途，繫於修例去殖，堅決抗爭。

把港大罵得一錢不值，我這舊生讀之，簡直大感豪情似舊時。我認同文章結論，然而對文章的立論與邏輯未敢盡同。簡而言之，如果港大當初創立，就是為了「培養在華買辦精英」，為了讓本地部分華人與殖民地政權「瓜分權力利益」，而1980年代以至九七前夕，這所大學，宗旨不過是為訓練「有用的僱員」，那麼港大又有何核心價值，有何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傳統可以守護呢？連月風波，又有何值得驚異憤怒之處呢？如果港大自始至終，徹頭徹尾都不過是殖民地工具，那麼去「殖」之後，還有什麼剩下呢？這一場抗爭，能以什麼為基礎呢？

我認為，這場仗值得打，港大值得愛護，正因為她有守護理想的百年傳統，在功利洪流之下仍然屹立不倒。守護理想從來不易，港大從來都不是無垢無陷，只是歷來不乏不甘淪落的守護人，在不同時代，港大都仍然發揮了守護思想自由的作用。我相信，現在又到了關鍵時刻，需要我們挺身而出，盡一己之責，守住港大，令港大能守住香港。

建校之初的理想

1989年，我為明報訪問其時港大校長王賡武，談論港大與治港人才。王賡武不同意港大的任務只是作一所高級職業訓練學校，儘管這已成為世界潮流。他提及港大建校之初就有一個遠大的理想，要為中國的工業化及現代化服務，但在着重工程、科技、醫學的同時，還要繼續中國文化傳統。港大的第一任校長伊艾略特，就是一位著名的東方研究學者，他創立了港大的中文學院。王賡武這樣對我說：「港大建校之初，已尋求在文、理之間，在東西文化之間，及在現代化與傳統之間，得到溝通與平衡。」

但港大的命運坎坷，動人的理想，因為中國內地局勢變化而胎死腹中，香港的有錢人家，寧願把子弟送回內地升學，不然就「放洋」到西方名校，看不起這所本土大學。戰後，港大應否續辦也受爭議。1949年開始，港大才在環境所逼之下，逐漸成為主要為香港人，特別是香港中產服務的大學。「港大一直窮困不堪！」王賡武說。1950年代，政府注入資源，只是用以培訓政府及工商界的人手。然而，他認為，港大要成為一所「真正的大學」，因此必須重視學術研究，重視質素，他要港大培養出除了勝任自己專業工作之外，還要是有獨立思想、有遠見的人。

九七在望，如何為「港人治港」打造治港人才是迫切問題，這位港大校長認為領袖天生，然而大學的任務，是培訓優秀的人才：「其中一些人成為政治領袖，其他人會成為輔助政治領袖的專業人才，只有有了這些專業人才作為基礎，一個政治領袖才能對社會作出承諾，才可以使他的抱負及理想變為事實。」他叫人不要輕視港大培訓出優秀的公務員的任務，因為社會不單需要領導人才，也需要與這些領導人合作的人才，否則社會就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或者有人認為王賡武校長的理想過於實際，然而，港大在這方面的確做出了成績，或許他的目光不夠高深遠大，沒有想到要港大為抗爭培植人才，可是，獨立思想、堅持原則的人，遇到踐踏自由的粗暴干預，早晚會走上抗爭之路，就如寧願喝下午茶談風花雪月的港大人如我，也會逼上梁山。

在諸多限制下力圖追隨使命

就算終致成立現時校委會架構制度的2003年《Fit for Purpose與時並進》的改革建議書，本來也是基於一個面對嚴峻現實而拒絕消沉的遠大理想，就是令大學在國際競爭日益劇烈的形勢下，達到保障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目標，保障大學校園內有一個鼓勵自由辯論、自由探討思想及研究領域的健康環境（見報告21至25段）。這才是精簡架構的目標purpose，亦唯有保障院校自主才能守護學術自由，才能發展蓬勃，才能吸引一流人才與資源。當時呈交報告的有識之士，想未料到如此架構，落在肆無忌憚的濫權者手裏，會變成蹂躪港大學術前途的利器！

由是，我們可以看到，政權從來都有盡地利用港大同時限制港大自由發展的意圖；港大從來都需要在諸多限制之下力圖追隨教學與研究的理想與使命，在這個無休止的角力之中爭取成績與支持。港大的生存與素質，在於我們在緊張關頭能付出多少力量，贏取到多大的社會認同。我們看到，過去十多年，即使在視港大為必去之而後快的「殖民地精英」堡壘的當權者虎視之下，港大仍發揮了重大作用，法律學院培訓出大量不但勝任工作，更深受法治精神薰陶、思想獨立的法律專業人才。

什麼是我們要做的事？

今次副校風波的重大結果，是清楚暴露了現行大學管理架構制度上的重大漏洞，就是當特首濫權任意以校監身分行使大學條例之下的權力，以達到其違反大學利益的政治目的的時候，無論多麼明顯不當，亦不乏甘為工具之輩去執行任務，而港大條例也無任何條文可以制衡、制止、制裁，俾使港大能保護自己。這斷不是因梁振英一人，或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一事而修改法例，而是此事、此人，已足以暴露法例的缺陷，足以暴露缺陷的後果重大，足以支持法例必須修改。何况梁振英自己矢言，法例一日存在，他都有「不可迴避的責任」，即是表明一日不修改法例，他一日都會照樣利用這些權力達到政治目的。

事既如此，往下來什麼是我們要做的事？周永康要「去殖修例」，說的是《香港大學條例》，這與港大畢業生議會9月1日通過的決議一致，但面對同樣危機的不但是港大，嶺大、中大等其他大學命運相同。另一個做法，是前任法官王式英在10月9日港大集會上建議的劃一立法，訂立保障學術自由的《大學條例》。他的立論基礎有二，一是港大條例訂立之初沒有預見條例能導致這個後果；二是在《基本法》第137條之下，學術自由受憲法保障。王式英最大的憂慮是，本港法官漸多出自港大法律學院，政治控制法律學院，終致侵蝕司法獨立。

先決條件是得市民支持

修法只是方式，只是當前奮鬥的一步，更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得到廣大市民支持。王式英建議的做法的一個好處是劃一立法，能減少紛爭，藉此重大原則，號召所有院校成員及公民社會一起討論。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梁振英，不是與港大作對的校委，而是校內的一片沉寂，絕大部分人不願分辨是非，或是害怕惹禍上身，在白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我們能不能打動這些人，令更多人願意參與，發起廣泛深入民間的全民商討，讓所有人都能夠投身於改革運動之中，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目標。

李怡 - 佛門污穢與香港淨土的沉淪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21日

定慧寺醜聞，使香港人對佛門污穢大開眼界，情節曲折足以拍電影。但搗破醜聞的翁靜晶說此案還會有新進展，包括釋智定背後可能有集團運作，以及事件或涉高級警務人員。換言之，仍有連場好戲。

大陸移民的人妻釋智定涉嫌假結婚、打扮摩登、進肉食、在外過夜、委託別人買豪宅，又疑挪用寺廟善款等，已經絕不像出家人了。被義工指她「大花筒」時更「發爛渣」說，「你們不要『迫狗跳牆』，我不是善男信女，也不是省油的燈！」之後更說「殺了你埋在寺院是沒人知。」很難想像這樣的話出自一個寺院住持之口。殺氣騰騰的「不是善男信女」，怎麼會是佛家子弟？

定慧寺事件的底蘊

如果只是一個人的行為，倒也罷了。事情還牽涉到寶蓮寺住持兼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釋智慧。儘管佛聯會急忙發聲明撇清，說定慧寺並非佛聯會會員，該會會長釋智慧並非定慧寺董事，但最新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釋智慧仍是定慧寺有限公司董事，而兩名懷疑與釋智定假結婚的大陸來港人士，包括前任「丈夫」釋智強及現任「丈夫」釋智光，與釋智定本人均在寶蓮寺出家。釋智光更在寶蓮寺任要職。翁靜晶說她曾就善款失落之事向釋智慧求助，釋智定瞬即知道，可見二人關係密切。釋智定甚至說︰「大和尚（釋智慧）他甚麼也不同意，付錢給他就同意。」釋智慧對翁靜晶表示對事件毫不知情，但反問翁：「你係咪信佛先？信佛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信佛就聽任藏污納垢？

《蘋果》刊登一張釋智慧和釋智定的合照，二人神態親暱。作家鍾祖康在面書上就這張照片解讀：「從人妻釋智定笑容甜蜜並軟身輕偎大和尚釋智慧，和釋智慧欣然笑納這照片的身體語言看來，我絕對不敢低估兩人之間的關係。」

釋智慧2005年任寶蓮寺住持至今，亦是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1997年當選第九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2002年連任，今年獲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他的這些身份背景，實在已揭示了定慧寺事件的底蘊。

有聽眾致電D100，說九七後寶蓮寺早已全面被赤化，原有的僧侶被置於邊緣地位，現時的ＣＥＯ及僧侶是從大陸來的幹部化身。這些幹部以各種方式（包括假結婚）來港再「假出家」成為僧侶，自然也不會遵守齋戒、色戒，出現釋智定這樣的「不是善男信女」的花俏尼當寺院住持也是必然現象。現在香港做佛事的，很多都是大陸短期或長期來港的商業僧侶。翁靜晶說可能有集團操控，應該說八九不離十。香港的佛門相信已全被中共操控，據報道，寶蓮寺住持釋智慧因健康問題決定退休，由另一個大陸移民淨因法師接任，並會於下月15日舉行陞座典禮。釋智慧還是香港人，他的位置索性讓大陸人取而代之也。

至於大陸的佛教界，已經完全皈依於無神論的中共絕對權力之下。佛門已非淨土，許多佛寺都以商業手法經營，門票收入和香火錢（有上一炷香收六千元的）提供了豐厚的收入來源。佛寺的和尚其實大都是上班族，下班照樣有老婆孩子過日子。不久前，人大代表、少林寺住持釋永信，被自稱少林弟子的釋正義實名舉報，稱釋永信有雙重戶籍，包養數名情婦，與尼僧釋延潔有私生子。相信釋永信非個別事件，其他大和尚與他恐怕也是程度不同或未被揭發而已。

拜物教攻陷佛教界

無神論的共產政權不信任何宗教，甚至壓制和摧毀人民的真正宗教信仰，近期的大拆十字架就足以說明對真正宗教的敵視。中共信奉的是金錢、權力、色慾的拜物教。這種拜物教已全面攻陷大陸的佛教界，並以僧侶名義侵佔香港原屬淨土的佛門，傳播污穢。

香港社會原來各行各業都名實相符，謹守本份，當主權移轉到689深受感動的五星旗下，毫無宗教信仰的假僧侶就進佔香港佛門，劣幣驅逐良幣，劣僧驅逐良僧，帶來烏煙瘴氣。就像我們聽到生活在不知法律為何物的中共國的所謂法學專家，大言炎炎指導香港法官應如何判案一樣，使人感到法治社會面對人治侵凌的不知從何說起的悲哀。釋智定豈是一人？定慧寺豈是一寺？佛教界豈是一界？它代表的是文明被野蠻吞噬的趨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健民 - 因子遊戲與社會責任

2015年10月19日

【明報專訊】港大陳文敏事件，令人心寒之處，不單是校委會在人事任命問題上不按學術自由的原則，對持份者欠缺合理交代，還有是李輝這類學者赤膊上陣，攻擊陳文敏學術水平不足。

李輝教授是否狂妄無知，大家心中有數，但他以「影響因子」判斷他人學養高低，並非胡言亂語。事實上，今天大學對教授的聘任和提拔（除了一些行政位置），幾乎就只看他們出版的學術文章的期刊的地位（以被引用次數而評定的影響因子或impact factor）。教學一塌糊塗、對大學和社會漠不關心的學者，「因子」夠強一樣可以平步青雲。明乎此，就明白李輝教授為何如此趾高氣揚。

學者的地位當然難逃學術群體亦即同儕間的評價，用出版文章數量乘以「影響因子」的確是一套「客觀科學」的評估方法，如果單看「研究表現」來比較學者的能力，不能不說這是最權威的指標。當然，有些大學自信心充足，對這些「因子」可以一笑置之。我看見李輝教授在《城市論壇》一面揮動左手、一面說自己的「因子」比陳文敏強200倍的時候，我想起我耶魯大學的老師Juan Linz在一次午餐聚會時，亦是用左手揮動一本小書，說他只出版了這本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大學仍任命他為最高地位的Sterling Professor，勉勵我們用心去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研究。不過，在研究民主化理論的學者都知道，Juan Linz在這本書以外寫了大量文章，只是因為篇幅太長，一般學術期刊難以刊登，結果有些成為「地下經典」（如"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一段日子後，才被修改和刊登在期刊或書籍。Juan Linz對西班牙民主化的研究和對南美洲民主進程的影響，學者和從政者有目共睹，而耶魯大學亦相信自己有能力判斷誰是真正優秀的學者。

排名比併 頂尖大學受衝擊

不過，這些故事所以娓娓動聽，是因為他代表一個時代的告終。全球大學排名比併，即使最古老、最頂尖的大學都受到衝擊。要比併就要量化指標，學術文章出版數量、知識轉移數量（如專利的註冊）、國際化（如海外學生人數）等自然比起抽象的教學質素和社會貢獻更能影響大學的排名，甚至資源的獲得。稍具批判力的學者很易看到這種評估體系的缺陷，但學術既講求客觀中立，沒有更有效（valid）的系統出現之前，因為其可靠（reliable）／可操作性，學術機構只會繼續玩此遊戲。

「因子遊戲」消耗大量資源

但許多市民不知道，香港的大學在玩這些「因子遊戲」時，其實消耗社會大量資源而未必對社會有重大貢獻。這種衡工量值的方式始於梁錦松領導教統會的年代，當時李國章任中大校長，一群教授對這種發展趨勢深表憂慮，在一次閉門會議中，一位音樂系教授指出保存和研究粵曲應是香港學者的使命和優勢，更符合中大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但期望這種研究在西方最頂尖的期刊發表是有點強人所難。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往往不明白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要講求人類思想和行為通則以外，還有是在地的適切性。但全球學術中心既在西方（以社會學來說是在美國），全美頂尖的期刊便是國際頂尖的期刊，美國學者研究本土問題所歸納的理論往往變成整個學科的前沿。這並非說其他社會的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在頂尖的社會學期刊發表，譬如近年中國研究的文章在該類期刊陸續出現，但香港研究文章卻絕無僅有。這除了是因為學術研究的水平外，中國問題引起的全球關注，其總結出的社會規律的重要性，都與政治和文化上處於邊沿位置的香港不能同日而語。

這種追求在最高「影響因子」的期刊發表文章的結果，是香港學者對本土研究卻步，大學在聘任年輕社會學教授時寧願「投資」在研究美國、中國或者跨國研究的學者，主要是看重其在高「因子」期刊發表文章的潛能。但香港的《基本法》、房屋、移民、民主化、身分認同、社會衝突、貧富懸殊、文化保育等等問題迫在眉睫，卻因為連紮實的基礎研究都缺乏而無法進入深度的公共對話和政策辯論。有像陳文敏教授研究基本法的，可能影響本土學者、律師，甚至法庭對某些條文的理解，但全球關注香港基本法的學者數量有多少？互相引用的機會有幾高？但難道我們要因為Google Scholar的引用率而放棄對基本法的研究？最可笑的，是幾年前我和一位官員午飯，席間她投訴說納稅人花了大量金錢養活香港學者，卻見不到有多少研究成果有助解決社會問題。可見政府一面主導的衡工量值和國際化方向，無意間摧毁本土研究，卻倒過來埋怨學者對香港沒有貢獻。

衡工量值 摧毁本土研究

這種「因子遊戲」對香港學術影響之深不單是壓抑本土研究，中文寫作和書本文化（有別於期刊文章）亦深受衝擊，不能在此一一討論。這種「學術殖民化」的傾向本來應該列入陳佐洱的「去殖」工程內，但現在連帶大陸和台灣學界都走上此路，真不知如何挽狂瀾於既倒。我只期望稍有社會責任的政策制訂者和大學管理層，在追逐大學排名的同時，思考一下是否要根絕本土研究和中文寫作。而對於已獲終生聘任的教授們，在追逐「因子」的同時，想一想對這片養我育我的土地的責任。難道學界中的李輝還不夠多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吳靄儀 - 委員會的主席

明報   2015年10月19日

 

立法會是屆選舉各委員會主席，建制派幾乎一手包辦所有正、副主席，表面上「大獲全勝」，其實是將議會進一步降格。

過去，自立法局至立法會，選主席有兩個主要考慮因素，一是制衡，二是才幹，兩者都是參考英國下議院的傳統慣例。下議院作為憲制上至高無上的立法機關，制度必須公平，行事必須有序，必須發揮制衡政府的作用。公平，體現於權力分享及程序公開；今日在朝，明日在野，在朝在野應享同等權利；制衡，是執政黨顧及大體，不能為所欲為。議會整體運作合憲，有賴各委員會主席的品格和才幹，失禮於人，即是損害議會地位。國家大事，委於庸人之手，執政黨亦民望盡失。下議院設立跨黨派委員會負責遴選各委員會主席，固然是各黨派談判、角力之場，但同時保障任主席者要有一定的水平；重大的委員會如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因其負責監察政府開支，並實際上是副議長，主席有例來自反對黨派；第一副主席才是執政黨人。

立法局雖為殖民地議會，特區成立後立法會在《基本法》之下亦非至高無上，但有體有制，亦一貫以參攷最高民主議會守則自居。立法會之初，內會及財委會主席雖為建制派，但也盡量由建制色彩較淡者擔任，着重為眾望所歸，副主席依例來自民主派。不成文慣例，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不由身兼行政會議議員者擔任，此慣例由曾鈺成打破，因為建制派無人勝任。曾鈺成當選立法會主席之後，按《議事規則》，主席不是該委員會成員，委員會主席，遂由不熟行的譚耀宗出任。

建制派沒有議會文化，身兼政協、人大委員者多，大陸制度移植特區，「主席」成為身分象徵、權力職位，於是出現了大批對議會程序無知，對公共事務亦缺乏認識的議員倨坐神枱，醜態百出，令立法機關淪為鬧劇之場。要建制派及其幕後靠山了解並認同民主議會文化當無可能，事實上泛民亦有心無力，立法會沉淪已是定局，除非2016大選扭轉乾坤。

卓文 - 官到無責膽自大

夾心人   2015年10月19日

政務司司長林太在立法會鉛水事件上，表示「官到無求膽自大」。我認為將「求」改為「責」，更符合民情。

未談林太官威，先重溫上月一件國際醜聞。德國大眾汽車廠，被揭發在柴油機車排放測試系統作假。本來不合規汽車，經過軟件調整下，可以順利過關。事件曝光後，公司CEO宣布辭職。雖然有此決定，他強調改動軟件是工程部門自把自為，他對弄虛之事毫不知情。請辭是為違規行為負責，符合公司利益，希望挽回公眾信心。

港德兩事表面看不可相提並論。前者是制度不足，後者是部門有心瞞騙。從管治角度看，大眾CEO真是無辜。他一不知情，二是下屬之下屬犯錯，很難和他拉上關係。反觀特區，既然承認制度有問題，有關設計及執行官員當然難辭其咎。不過私企CEO選擇為事件負全責，特區官員之首則聲大夾惡。除了口惠說無迴避責任外，一眾官員好官自為，繼續享受高薪厚祿。筆者補充，大眾CEO決定不是他個人情操特別高尚，大部分私企，若所為影響公司業績及形象，高層一定有人為事件負責。同樣，在其他文明地方，若同樣鉛水事件出現，很難想像沒有任何官員受到懲處。

除問責變成無責外，我又不明官員如何無求。不要說林太住在山頂官邸，擁有龐大權力，其他高官亦享高薪厚祿。大抵無求都是得個講字，或者特區詞彙與別不同。問責制始於2002年，初期尚有高官承擔下台。發展下來，所有事故，除了一兩句道歉外，全部不用負責。高官面皮愈來愈厚，膽子也愈來愈大。筆者建議，將制度改為「厚皮口惠制」，更為貼切。

郭梓祺 - 在火星腳踏實地——《火星人》的小說與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18日

【明報專訊】早前趁《火星人》（The Martian）電影上映前，先讀了韋亞（Andy Weir）的原著小說。書和戲雖都不是我最喜愛的類型，結局也無驚奇，感覺卻比不少打着「科幻」旗號的作品出色。堅實的科學知識不單沒窒礙想像，反刺激人在規則之下發掘潛在可能，營造細節，為故事建立真實感。然後想到，science fiction直譯其實是「科學小說」，上網查過，有人提出，但不流行。《火星人》便不真那麼「幻」：獨個流落火星的開場或屬狂想，但主角鑊尼要日復日在緊絀資源下設法續命，種種籌措，寫來便腳踏實地。他試圖自給自足的正是沉實的薯仔，簡直具象徵意味。

在蒼涼處境中天天吃薯仔，要是貝拉塔爾（Béla Tarr）做導演，可能是一部太空版的《都靈老馬》。列尼史葛（Ridley Scott）路數不同，節奏爽快，一方面能保持原著的克制，一方面又捕捉到其幽默感。友人家楡說電影最好的是不需英雄；需要科學知識，而不是愛，還引用了台灣作家賀景濱在小說〈老埃的故事〉的一段話，對題又有趣：「人類每逢身處絕境時，最後想到的必定是愛的力量。所有的詩集頌歌裏，少不了這個字眼；戲劇、小說、電影的高潮，更喜歡用愛做為打開僵局的鑰匙。現在愛已變得像治療感冒的口服液，似乎碰到任何人生疑難雜症，只要打開一瓶愛液喝下就夠了。」愛不是大力菜。

小說的計算

相較電影，《火星人》小說更少愛、更多計算、更寫實。科學上的細節和推算的過程都較詳盡，例如怎樣在那既定處境中造水，便近於物理課堂。鑊尼示範如何結合H2O，中途因計錯數而爆炸，焦頭爛額，但重點應該是反省：「It's obvious now, in retrospect.」還有自嘲：「I'm a botanist, not a chemist！」既然沒死去，便再嘗試，盡力在當下做最佳的決定——他也是為這原因，從未怪責把他遺棄在火星的隊員。

地球上同樣充滿計算。美國太空總署在未能跟鑊尼聯絡前，只能靠比對模糊的衛星圖片，估計他下一步的動向，再在地球加以配合。應對傳媒時也要做好公關，每句話都得小心，同時又要想辦法向國會申請資金。錢固然重要。書中寫到而電影略去的，是過了一些日子之後，即有記者問到金錢問題：拯救行動是否有金錢上限？花幾多錢才是太多呢？可以預計，負責回答的官員當然會說人命無價。但她也不忘從經濟角度說，鑊尼這次求生之旅，將為人類帶來的火星知識，就肯定多於前後幾次任務的總和。

但更實在的問題，應是在故事關鍵處，本可袖手旁觀的中國，為何會突然派「太陽神號」協助美國？電影處理得較含糊，好像是為全人類的太空探索出一分力，也可能是中國為了展示實力，送美國一個人情，順帶贏取世人掌聲。小說寫來就明確得多。首先，美國一直不知道中國「太陽神號」的性能，是因中國國防部刻意散佈假資料。到中國要跟美國談條件時，頭腦也很清醒：美國人或許感情用事，美國政府可不，才不願為一個人的性命付出太多。結果開出的條件，就是要美國在未來的計劃中，安插一個中國太空人到火星去。

電影的影像

列尼史葛略去此筆，大概有市場考慮。但他在另一些地方的省略，則是善用了電影這媒界的特質。例如，為什麼主角鑊尼能如此樂觀，永不放棄？太空人雖然受過特訓，心理質素應會異乎常人，但小說仍特借專責的心理學家，為鑊尼的開朗性格補寫幾句。電影就不需要這補白了，這也是選角和演出做得出色時產生的力量。因為那是麥廸文，兩下舉手投足，或樂此不疲的自言自語，都自有說服力，可免去嘮叨的解釋。

電影改編當然不只為將小說變成影像，但有些地方拍了出來，確有更強效果。求生過程中，鑊尼全靠掘出那部「探路者」（Pathfinder）才能與地球聯絡。那是1997年美國送到火星的太空船，早已完成任務，給棄置火星。十幾年前的尖端科技，而今回看已幾如古董。小說用了不少篇幅形容鑊尼使用起來的不便，看書時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但經電影處理，便直接明白其中限制，以及他化解困難的巧妙。沒有這早已隱沒的先行者，鑊尼也就不會找到回家的路。是的，都是一關一關捱過去，有時會發怒和沮喪，但過後還是要冷靜想辦法，不是靠發夢或夢醒、外星人或上帝、可以超越科學的主觀願望，或泛濫的愛。

文學與科學

前引賀景濱那段話幾乎有警世意味。他的創作經歷和他筆下的小說一樣奇特，文科出身，鍾情數理，兩本小說都大量關於科學的討論，又似總想掙脫不經思考的寫作方式，對陳套的敍事總是懷疑。短篇小說集《速度的故事》出版後久未創作，到寫長篇《去年在阿魯吧》至中途，正替書中角色籌劃一場虛擬葬禮時，得知已患癌症第四期，《去年在阿魯吧》的後記〈虛構對現實的反撲〉讀來儼如小說。賀景濱曾謂寫《去年在阿魯吧》是要觸碰電影的極限，主題雖不相類，但那虛虛實實間跳躍的靈動，使我想起比利時導演多梅爾（Jaco Van Dormael）的電影。

《去年在阿魯吧》書末另附訪談〈小說源始〉，賀景濱對文學、哲學和科學的價值有精彩描述，從人腦的思維模式講起；小說是不會死的，因為大腦永遠會為我們準備下一步，總在想然後：「是我們這樣，小說才會這樣。」他對寫作的基本取向，則或可見於他引馮內果的一句話：現代作家不碰科學，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不敢談性那樣虛偽。

反過來，有科學底子的人多寫好看的小說，或也有助拯救科學家在小說和電影裡根深柢固的陰森形象：要不就是終日躲在實驗室研究如何毀滅地球，要不就是厲害的研究再次不小心被人拿來做壞事，如叮噹的法寶一樣，總是弄巧反拙，然後低頭自責。《火星人》的作者韋亞因恐懼症而不能坐飛機，筆下的鑊尼卻飛到火星去，用平實的故事呈現科學精神，幫助人看清這個奇妙世界。

編輯：林越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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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damon - Hong Kong Pop Is Dead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18日

【明報專訊】討論了七八年，我敢寫香港音樂是名存實亡了，這次要闡述的原因是主流音樂欠缺獨立音樂的養分。這次執筆長篇大論，是想以獨立音樂與主流音樂的關係來解釋香港音樂死亡的原因，並加以筆者卑微的個人音樂經歷，為樂壇的討論提供一個新觀點。

作為一個八十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音樂迷，我不是沒有為香港廣東音樂感興奮過。我的音樂青春期有幸始於九十年代尾二千年頭，正正是香港音樂創意上的活躍期。那時候打開電台，你仍可以聽到八九十年代活躍的歌手的新作，張國榮、張學友、王菲、黃耀明甚至難頂一點的黎明；同一時間你可以聽到古巨基、盧巧音、陳奕迅、楊千嬅等的新聲音；甚至是獨立的AMK、Huh!?、阿龍大及往後的有耳非文或The Pancakes。當然，你打開的不能是任何一個電台，是推動獨立音樂的商業二台903。

成也903敗也903

說起香港音樂，903是不能忽略的。商業二台在九十年代更新其定位及形象，標榜為年輕人電台，改名為「叱咤903」，推動原創華語音樂，打破香港改編音樂的情况，進展為原創音樂作主導。903叫自己做年輕人電台，口味上及眼界亦確實年輕獨到，與無綫及港台等都有不一樣的取向。無拿過無綫最受歡迎獎項如林憶蓮、倫永亮及方大同，都在903奪得過男女歌手寶座；而在無綫稱霸的劉德華更是從沒有拿過903的男歌手金獎，可見903的次文化定位，有逆行文化Counterculture的企圖。

903的九十年代全盛期幫了不少獨立樂隊推廣，扶助過不少新晉歌手，推廣過不少小眾音樂，是不少好音樂的搖籃，是大紅歌手成名前的試金石，是流行音樂的探熱針。他們不同時期充滿個性的口號及宣傳，如鼓勵DIY自家創作等亦教育了年輕聽眾。陳奕迅華星時期能冒起，全靠903；楊千嬅的傳奇音樂事業，亦多得903；或是獨立單位如The Pancakes、林一峰和at17能獲得強大的聽眾層，亦不得不多謝903，903以一個權威機構給予了這些新晉歌手一定的權力肯定。

不過，香港樂壇可說是成也903敗也903，二千年中期開始903開始忘記了「年輕人」定位，被「商業」完全取替，推廣的歌手或歌曲與其他電台開始大同小異，不是陳奕迅就是容祖兒，大台播呢首佢哋又播呢首，逆主流文化的定位崩壞，標誌着香港唯一肯推廣年輕次文化、教育聽眾的電台亦失守，令新晉音樂人及獨立音樂人的上遊平台都喪失掉。

缺環境有心人資源

音樂的發展講究很多元素，環境及周邊配套是新音樂能成功發展的必備元素。以英國為例，主流電台像BBC Radio 1播放的歌曲都是主流悶蛋歌曲，不過，它們卻出了個John Peel，可說是非主流音樂教父，在傳統大台推廣獨立音樂及非主流音樂，邀請新晉樂手現場表演，音樂教育了無數聽眾，令無數年輕人聽到更多非主流音樂。同時他們又有Tony Wilson，傳奇傳媒人，創辦Factory Records，推動Manchester曼徹斯特的音樂文化發展，將Factory視為文化投資而不理經濟回報。他們又有Geoff Travis，創辦獨立音樂唱片行及廠牌Rough Trade，與主流唱片行抗衡。

香港不是沒有有心人嘗試推動獨立音樂發展，在九十年代尾就是二千年頭香港的音樂豐盛期，就有黃耀明在1999年成立人山人海這音樂廠牌，在主流樂壇活躍並影響了當時的音樂風格發展，彭羚、楊千嬅以及簽約東亞後的何韻詩都是由人山人海的陣容及內涵發展出來；AMK主音關勁松在903當DJ之餘，亦在2004年成立維港唱片，一系列結他及shoegaze樂隊活躍一時，My Little Airport就是當中的成果；又或是由媒體人BFSH成立的廠牌、唱片行89268都在獨立音樂界帶來了一陣春風，旗下的假音人在獨立音樂圈亦締造了短暫的legacy。可惜的是近十年的香港就是沒有已成名的傳媒人敢於或願意帶頭做不一樣的音樂，再沒有新動力帶動音樂發展。

近十年獨立音樂成果，就僅有在獨立經理人公司Ban Ban Music處理下，音樂監製周博賢主導下的謝安琪在○五年以半獨立女歌手身分跑出。謝安琪取得商業成功，迅速在○六年簽上新藝寶，同時保持以周博賢作音樂軍師作音樂，僅用主流音樂人擔當單曲及少數作品，成功在○八年推出音樂代表作【Binary】，成為在容祖兒、何韻詩後成功走上一線的女歌手；周博賢不謹成為熱門監製，其民謠pop rock及草根社會題材亦成為樂壇新潮流。

獨立推動主流八十年代到千禧

獨立音樂與主流音樂不能分割，相生相益。獨立音樂的發展往往推動主流樂壇，而獨立音樂單位正正是主流唱片公司的挖角對象，成為日後成功的主流歌手。香港主流流行音樂死水一潭，正正就是因為沒有獨立音樂的小流泵入新鮮水源；香港主流音樂人只有商人沒有像英國一些一心為音樂發展的人，業內人士思維守舊不進取，正正就是令潭水愈變愈濁的原因。

八十年代香港樂壇的成功是來自一班年輕、西化的音樂人從不同流行音樂取經而創造出來的音樂成就，是可與世界流行音樂接軌的各式音樂。中式小調民謠、簡單直接而精緻的日式流行、歐美的新浪潮、或是像林子祥的世界、藝術流行甚至是流行搖滾及日後的R&B，你都可以在八十年代的音樂地形裏頭找到。

到九十年代初的流行音樂是香港唱片業營運的成熟期，不止張黎劉郭四人的定位名確立體，當時歌手的定位及聲音亦相對地分明，商業成功。九十年代音樂當然不能不提王菲，王菲的傳奇及成功不止是她的優美聲線及獨特唱功，而是王菲向歐美搖滾、獨立及另類音樂取經，在音樂內容、音樂個性甚至歌手性格都展現不妥協、與世不容的態度，令「王菲」這兩個名不僅定立了華語新聲音，更是一種音樂態度。

九十年代尾創意蓬勃期

九十年代尾隨着香港主權交移，整個香港創意工業亦經歷了一次大震盪，不止八十年代的幕前人減產外，不少以前活躍的媒體人亦移民淡出，包括音樂工業，這亦造就了一班新音樂人冒起。九十年代尾可說是新音樂人嶄露頭角的時刻，亦是香港另類、獨立音樂正式與主流音樂正式合流的時候，不止主流新音樂名字像伍樂城、王雙駿及雷頌德崛起參與新歌手的音樂外，大部分新晉歌手都有獨立音樂人參與製作。

獨立樂隊Black & Blue出身的盧巧音與由浮世繪的梁翹柏成合作伙伴、古巨基有Black Box的林健華、莫文蔚亦在1996年因音樂監製郭啟華及一眾獨立音樂人的合作而在音樂上成形——以及，當時的華星唱片，幾乎是以獨立音樂廠牌精神與美學運行的唱片公司。

面對着所有已成名的歌手如鄭秀文及梅艷芳等離開或淡出，華星由Evi Yang帶領的A&R部門則背城借一，積極採用獨立音樂界的單位，旗下歌手如何超儀、楊千嬅與陳奕迅，就是用獨立音樂式包裝及製作，製作出不一樣的流行歌手。楊千嬅的音樂事業成功正是香港樂壇的一個變數︰她在華星的音樂絕大部分音樂都由獨立音樂人及新晉音樂人打造，不止人山人海、AMK的四方果及關勁松或Slow Tech Ridden，還有Eric Kwok及改變香港音樂環境的陳輝陽。楊千嬅的Play It Loud Kiss Me Soft仍然是香港樂壇其中一張最具實驗性而取得商業成功的大碟。Evi Yang的奇妙A&R風格不停留於華星年代，她往後轉到EMI後主理的Shine及薛凱琪亦充滿個性，在香港樂壇留下印記。

全球化音樂人要忠於自我

在資訊開放全球化的世界，除了歐美流行，J Pop或 K Pop外，還有近年樂壇發展得更好的台灣，樂迷選擇眾多，基本上本地音樂的重要已被淡化；香港樂壇亦注定像全世界大多數地方的本地樂壇一樣，給國際流行佔據了大多位置，商業成功再不是必然事。香港音樂工業不能再獲大利已是不能改變的事實，香港音樂要生存，除了要保留香港音樂的獨特音色及個性外，或者更重要的是能夠放下迂腐的運作模式，不再迷戀於市場或公式化的流行旋律或主題。若然一些經過計算的音樂都不能取得商業成功的，那就證明這些商業音樂是失敗，沒有存在價值的——這就是現在香港主流樂壇的可悲情况。

香港樂壇現在面對的問題，首先是獨立音樂不健康，令主流音樂沒有任何衝擊及新方向。主流樂壇而言，音樂流水作業，每個歌手都是倒模餅印；唱片公司的人迂腐沒視野，除欠缺音樂知識及自省能力外，更沒有方向沒想法；更甚的是沒有已成名的行內人敢擔當大旗，打破樂壇僵局。獨立音樂而言，大前提是沒有健康環境成長，同時亦因為獨立音樂人不夠個性，亦同樣不思進取，亦未能用音樂觸及大眾，製造能夠傳唱的流行大作，攻入主流。

個性是音樂或任何藝術的重要元素，香港樂壇無論是主流又或是獨立音樂，個性總是被克制及不鼓勵，令到大多數音樂單位都是以世界仔女圓滑懂事的作風處世，都是迎向所謂「大紅大紫」的紅館意識形態進發，正正是香港樂壇變得悶蛋的原因。觀及世界流行，英美的流行音樂仍能有不錯成績，仍能有歌手走出，還不是有賴歌手的個性，英國的Adele、Paloma Faith或Sam Smith，美國的Lady Gaga、Nicki Minaj或Taylor Swift，全都不再僅是唱歌了得的「歌手」，而是真實、敢言、代表着自己或某一種社群聲音的流行歌手。

香港樂壇已死，但不代表沒有重生的空間。痛定思痛，香港音樂人若然敢忠於自我，誠實製造音樂，香港音樂還是有機會再次蓬勃，建立獨一無二的HK Pop聲音——至少這是我的希望。

（文章是筆者看罷BBC Four最新音樂記錄片Music For Misfits: The Story of Indie後撰寫）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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