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離訪問舒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天安門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1日

【明報專訊】「我好衰唔衰拍了一套《沒有太陽的日子》，所以每一年六四都成為我的包袱！」 舒琪爽朗笑道，話語間，沒有一種自恃的光環。

九○年，舒琪完成了香港碩果僅存以六四為題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電影從沒公開放映，悄然隱身在一片鬧哄張狂的港產片背後，安候在歷史的斗篷內；每年的春夏之交，像懷着某種上承的使命，一次又一次，步舞台前，傾身展現印刻在心底一隅的幕幕永恆影像。

人的腦海，是一間電影院。影像、對話、氣氛、情感、觸覺，都可以盛載於記憶的膠卷之中，編輯整理，藏於心房。

牢記、忘卻、剪去、刪改，都是個人選擇。舒琪說：「選擇堅持的，就堅持下去。」

二十五年前的團結一致

二十五年前的五月，學運的熱潮在整個古老國度流瀉，即便是長久隔在一河之外的小島城民，都被黑壓壓的廣場人潮佔據心神。舒琪記得那個時候，整個香港，特別是文化和演藝界，有一種同舟共濟的心志。曾赴北京與好友導演王小帥一起遊行的他，把在《經濟日報》以寫影像為題的專欄寫成天安門實况小說，一如劇本般的激情主觀描寫，卻從沒被刪被抽，「因為這件事令所有rules都無所謂了，只要你投入，能夠在整個運動中幫忙，就容許你做任何事。個個作家都開天窗，編輯不會打電話來問，有種同仇敵愾。」隔了好久好久，人們終能在那些同在的景象中發現，香港人，能如此團結。

坦克車．開槍．逃亡的聲音

共同的記憶中，也包括一片漆黑：「看電視，軍隊入城，噗一聲，一個長時間的漆黑畫面，但你聽到聲音，是坦克車的聲音、開槍的聲音、逃亡的聲音。」舒琪的記憶，總以影像鋪展。他記得，槍炮穿空的那個晚上，自己在客廳中奔走來回，瘋狂地致電給朋友、同學，國內的外國的，他知道自己需要把這片漆黑，告訴世界。翌日，他把正在應日本NHK之邀而製作的紀錄片的主題，改為六四。從個人家庭開始，舒琪再找來好友張堅庭、葉德嫻、文雋上鏡，好友黃仲標擔任攝影師，不到一星期便埋班。影片開場羅曼菲在《輓歌》中的自轉獨舞，也是因緣際會受杜可風與林懷民之助而拍成的，「那時候人人都很generous，想作品讓更多人知道，不用簽合約，無agreement，『（扮林懷民）用吧用吧！』許多人也如此，覺得可以參與和發表，能夠平衡一些激動情緒。」

拍攝，作為一趟思考旅程

《沒》片被認為是舒琪個人的六四。他記得，紀錄片在沒特定計劃的自由狀態下完成，任省思與情緒通過影像迸發交織。國家、自由、民主，他無意以影片解拆這般宏大概念；要發掘歷史在個人身上的刻鑄，必須回溯生活，捕捉當下的受感，「經過這件事後，香港有什麼不同呢？其實不會的，那麼大的城市，但我想看到一個不同的香港，會是怎樣呢？」而香港和六四，到底有何關係？心頭繫着這些疑問，舒琪展開了他的一趟探索與思考旅程。涉海潛洋，訪問不同人物，觀察不同光景：那新豔藍海、奇異樹影、喧嚷的唐人街，「去到澳洲，從酒店出來，就見到很靜，靜得一架車也見不到，一直眺望過去都是平坦的，到遠處，跟天空連成一線。你有種很不同的感覺，我想捕捉這個感覺。」幕幕與那夜無關的生活，情緒底蘊下卻抹不去創傷的千絲萬縷；正正是這些無關與距離，更能開闊對六四的思考。

參與燭光晚會 有否政治覺醒

回看《沒》片，多處思考與當下緊緊呼應：對國族身分的省思、對民主人權的覺察，甚或對港人參與學運的批判。近年，六四燭光晚會被批評為「自瀆式」不思進取的空虛儀式，恍如宗教手勢一樣無力貪乏。早在當年已有此種反思。在重建民主女神像運動中，藝術家黃仁逵也曾指出香港學生的參與很多時只出於為「心安理得」的附和，卻沒有真正意識到民主女神作為反建制的一種挑釁象徵，一遇恐嚇便退縮，他說：「上了街就好開心，下次有事又上街，這不是一個政治覺醒。」

這種港人懦於犧牲的品性，與當時的移民潮遙相呼應。六四後，不少人移居他國，或領取別國國籍當買「政治保險」。影片以舒琪自己的家庭出發。大哥將與一家移民離港，二哥長居澳洲教書，只剩他與老媽在去與留當中踟躕。當二哥問他要不要移民一兩年買個政治保險，他背着鏡頭說：我做不出來。「我不能過這條底線。對我來說，買政治保險，不是一個正義的行為」，「我不能夠說你是錯的，但這是integrity的問題。如果我真的移民，就要移架啦！如果我只是買條後路，即是騙人！我不能夠揸住兩個護照，邊個啱用就拎邊個出來。」二十五年後，舒琪依舊思言行一致，「我很感謝我媽咪和學校對我的教育。我媽是一個好正直的人，有正義感，這影響我很深。」

因着電影 了解中國

對氣節的固執，老土得來，令人惜敬。十多歲開始寫影評，已是左派統戰的對象。他第一次回大陸，就是由左派帶他到廣州參觀人民公社。到達大寨，只見成班工人在吃大鑊飯，一碗碗黑色的米，就是一群刻苦熱血的工農們的維生食糧，「我們那時覺得，食那種食物，是與有榮焉。那時共產黨的理想是很appealing的：為國家建設，大家一起刻苦，相信一個理念，就是平等，人民作主。」那個時代，整個世界的紅潮燒得正盛，左派理論解拆世界，把資本主義視為必須攻訐的意識形態，即便是高達的La Chinoise也是高舉「紅簿仔」。然而，鍾情電影的舒琪，自大學後益發感覺到左派文藝的空洞樣板，而文革與改革開放對左派支持者更是重大打擊，在質疑與失望之中，他與國家、政治，漸行漸遠。

把他帶回中國的，卻又是電影。八十年代早期，中國政府把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重新開放，舒琪得以多次回大陸看片與訪問明星，因而耳聞目睹許多文革故事。有一次，他去探望導演田壯壯，「田壯壯阿媽叫于藍，是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廠長，也是延安分子，根正苗紅，年輕時是當紅女明星。那時見她發現她一邊面沒了感覺，原來是文革時被人打，打到半張臉都死了。」又一次，他跟路上認識的民工回家吃飯，發現他的家人在文革中都遭受巨大傷害，不論是身體，還是心靈，「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真的，就連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個受害者，是一個巨大痛苦下的受害者。」穿梭在一個個生命被摧毁的記憶裏，他才覺悟到這件既遠又近的歷史事件所帶來的根爬結底的傷痛，「這令我重新思考中國是什麼，再回想到六七暴動、滿街菠蘿的時候。你感覺到它正要來到，你有必要去認識它。」

刻痛再思六四 從投入到退縮

不論是文革還是六四，歷史事件對每個個體的生命，都有不同意義，舒琪笑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天安門！」對一些人來說，天安門是凝固着理想的活碑，紀念無私純正之義；對更多的人而言，或許早已封塵積垢，化於冥土。六四過後，城市的恢復比想像中快；生活，永遠有其削平情緒的橫蠻之能，「香港人最大的特質，就是自私。」舒琪的觀察，如他一貫對電影的評論，尖銳、坦直至痛處，「香港人對自身的利益很緊張，那是他的底線。如果你可以讓他保有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什麼都不理。公義和Integrity，這麼大的字眼，香港人到一個地步是，他可以毫不理會，如果他的自身利益受到保障。」

捐錢，買個心理安慰

年復年的，他到不同大學播放同一紀錄片，一再反覆思辨他的「天安門」，有個刺痛反思：六四與香港的關係，很可能始於香港人對前途的不安。中英聯合聲明後，如日中天的港人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限；想到那將要壓在頭上的共產黨，令港人產生了巨大恐懼，「香港人擁有太多，就害怕失去。面對共產黨，面對不可逆轉的現實，一旦學生運動出現，就似見到有希望，真的相信這個運動去到那個層次，是可以改變到中國的命運。」也許，不少港人並非全心相信民主人權，只是潛意識，想買一個夢、一個保險、一樁投資，「香港人最叻就是捐錢，買一個心理安慰。潛意識中，他們是希望透過這樣，去推動學生的民主運動，如果學運成功，就能改變他們自己的命運。」當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與東華籌款也別無二致，「今日你付一百元，會在熒光幕上物質化地呈現出來，變了一堆帳幕。我們就像在贊助一個活動 ，但我們坐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支援民運以改變命運，又有何不合理之處？「合理，但一旦這個夢碎了，而那個衝擊是這麼具體而危險的，你就會明白」，「香港人以往很自信，但原來有一件事可以很快把你的自信打到崩潰。那個覺醒，令你知道原來夢是假的，你意識到所有政治和國家的事，最好跟你無關。你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做了這麼多事，原來，脆弱到一開槍，什麼都沒有了，因此退縮特別快。」

一無所有 而毋懼

二十五年來，到底當日「覺醒」的人，到哪去？香港憑藉當日的刻痛，又改變多少？舒琪從不樂觀，他形容，現在香港是「爛仔社會」，人的不安愈來愈嚴重，犬儒之性愈來愈普遍，各家自掃門前雪，議政論事繼續只在安全位置，在面書寫一個status、like了即是支持，數罵他人發泄後已感滿足，「香港人太聰明太現實，無改變過」，「現在香港人是無，就更加更加退縮。為何silent majority那麼多？經歷了這麼多事，何以沒有一個意識的喚醒？」

年輕人是最大希望

港人年年紀念六四，卻也是換來一個荒漠，一城犬儒。到底六四又有多大意義？「有！你睇吓年輕人！他們是我們的最大希望。」二十五年前後，歷史的牽頭者都是一無所有的學生。舒琪坦言，成年人太世故，放不開的太多，最後也是懦弱，「我們如果無，就不知如何生存。我們擁有過，知道擁有的好處，擁有的甜美何在，但他們從來沒有，亦沒有想過要有。」無所有，即無所懼。

舒琪說了一幕場景：日前的紀錄片放映會上，有學生坦言，面對當下香港的困局，束手無策，「學生也不知怎算，去遊行無用，可以點？怎料有個學生舉手說，「尋日我放學搭船返澳門集會，有二萬人示威，香港係澳門人口十三倍，我番去，即係有十三個人返咗去，三個人就係三十九個返去啦！」說着，露了個老懷安慰的笑。

他說，自己不是樂觀的人，卻也不會絕望，「我的信仰告訴我，這個世界沒有一定。」

關於香港人身分

在高舉「香港人」身分的當下，舒琪卻坦言不明白何以要那麼強調香港人的身分，也不認為重視「本土」就要捨棄與其他文化接觸互通的機會，「去到最後都是人，你不能把人一概而論。你不能容許自己讓這些觀念去阻礙你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想法或行為，因為事情沒有絕對。」

當日在《經濟日報》的專欄文章，收錄成六四實况小說《天安門演義》。讀着，就如一幕幕廣場歷史的再現。當中熾熱的情緒與文句，可以想像，人的靈魂被燒炙的傷痛，沉積在心房暗角。舒琪坦言，每年到六四燭光晚會都無法忍受主持人一副哭喪臉，但「參加的普通人，是一種純粹的堅持，作為提醒，那件事真是很痛。看見這麼多人，你覺得，那件事還在他體內。」（圖×陳淑安）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影片撮圖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