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賡哲 - 可笑的頒獎

太陽報   2014年6月28日

華人社會倣效諾貝爾獎而為港人熟知的是邵逸夫獎。不久前台灣企業家尹衍樑也捐資設立「唐獎」，它的單項獎金比諾獎高，而尹衍樑雖然是土木工程出身，但「唐獎」有漢學獎和法治獎；電影人出身的邵逸夫卻只設立科技獎項，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

不過，正如諾獎的和平獎及文學獎比其他獎項特別容易招來議論，今年「唐獎」的漢學獎頒給余英時，也引起台灣人熱議。我認為余得此獎絕對是實至名歸，恰當之至。余先生一向以來，是堅定的反極權學者，他不止在著述中對極權制度有毫不留情的批判，還在實際行動上設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援助流亡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他發現陳寅恪的作品，充滿一九四九年沒有隨妻子唐篔奔赴香港，反而召她回穗，以致陷身苦海遭受迫害的悔恨。聽余英時的啟示，就知道《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寫給妻子的懺悔書。台灣人反服貿，余也一針見血指出，反服貿和經濟得失沒有關係，只是台灣人不願受中共控制的抗爭。他又認同香港和台灣的前途，應由港台人民決定，和大陸人無關。凡此種種，使我覺得余先生是新亞書院最傑出的學生。

可是「唐獎」當局，還有丁邦新之流評選委員雖然將獎項給了余英時，卻硬要說這是純學術考慮，和余的政治觀無關。一個言行合一難得之「士」，被他們閹割為學界蛋頭，太可笑了。

蘇賡哲 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