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7日 星期六

董啟章 - 東京小屋:女僕的僭越與國家主義的敗亡

世紀版   201465

【明報專訊】編按:山田洋次《東京小屋》在早前揚威柏林影展,黑木華(演家庭女僕)獲得最佳女主角獎。今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著名香港作家董啟章,數年前在美國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認識電影原著小說作家中島京子,早已讀過小說;看到電影的改動,有話想說。今明兩天,董啟章以文學分析的撰文細說電影與小說兩個文本的差異與效果。

香港讀者認識小說家中島京子的《小房子》,很可能是由於日本著名導演山田洋次的電影《東京小屋》,又因為當中飾演女僕的年輕演員黑木華奪得柏林影展最佳女主角獎,而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小說的書名源自美國插畫家維吉尼亞.李.伯頓的繪本The Little House (1942),所以直譯《小房子》最為恰當。小說於二○一○年出版,並獲得第一百四十三屆直木獎。翌年於中國內地首先出了簡體版中譯本,名為《小小的家》,繁體版最近才在台灣推出,名為《東京小屋的回憶》,頗為平板累贅。對於電影改編《東京小屋》,影評一致讚賞導演的功力和演員的表現,並且普遍認為十分忠於原著。我同意在大取向方面--諸如反戰和反思集體主義對個人的壓制、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違心」之行,以至於堅守「情」作為生存的終極價值--電影和小說可以說是一致的。而在故事、人物、場景和對話方面,電影也很大程度遵從原著。不過,正因為如此,兩者有分別的地方便更為明顯。

小說以外的電影情節

最大的差異,在於時子夫人和丈夫的下屬板倉正治的感情關係的描寫。有影評人認為,電影對二人戀情的呈現有一種東洋含蓄之美,但與小說相比,電影其實還是太外露了。時子在板倉第一次到訪,看見對方第一眼,就已經忍不住在女僕面前大為讚歎,完全失去自控。這在小說裏是沒有的。事實上他們第一次見面在社長位於鎌倉的別墅,而作者只是淡然交代,板倉跟時子的兒子逗樂時,時子不時往那邊望去,似是怪責他們過於吵嚷。對於兩人暗中發展出情愫,小說極盡克制之能事。又因為多喜的敘事觀點的限制,最為露骨的時子到訪板倉住處的場面,都沒有任何描寫。而電影中時子在房東懷疑的目光中爬上板倉居處的樓梯,板倉還煞有介事地向樓下表示不必送茶,那種滑稽而明目張膽的情景,就原作者的標準來說肯定是過火了。事實上,在小說中,時子夫人的聲譽受損的程度非常有限,還遠遠未至於被家族長輩召見並訓示。這更顯見在那樣的社會中,就算事情還未真的外揚,內心的壓抑其實已經非常巨大。電影中的時子夫人比較急色,她的婚外情比較像是個人的因素所致,而小說中的她則更明顯是「大和撫子」的標準底下的犧牲品。

原著的女僕形象

原著中女僕多喜的前主人,小說家小中先生向她講了一個女僕的故事,非常精彩地總結了女僕這種身分的本質:主人的朋友和主人是學術上的競爭者,假如一天這位朋友在主人家裏遺下重要的學術論文手稿,女僕發現後應該如何處置?在不知情下不小心把重要手稿燒掉的,是愚蠢的女僕;在主人吩咐下燒掉手稿的,是平庸的女僕;而最聰明的女僕,是不用主人吩咐而能主動猜測主人的心意,代主人做出他不敢或不便做的事情,然後自己承擔全部責任。這個故事直接促成了多喜後來私自把時子給板倉的信收藏起來,令兩人沒法見最後一面。但多喜的做法和那個故事中的女僕不同。小中口中的女僕展現的除了是聰明,也是一種超級的奴性--為了迎合主子的心意而不擇手段。相反,多喜所做的其實是違背她的夫人的意願的事,而她竟敢更進一步,自作主張,作出什麼才是對主人有好處的決定。這很明顯是僭越,而在這僭越中,她徹底地顛覆了主僕的不平等關係。她為主人作主,但又為這樣的僭越付出代價--主人的離棄以及一生的自責和內疚。故事中的女僕的行為其實是愚忠,而多喜的行為則是自我犧牲--她替夫人承擔了跟愛人斬斷關係的痛苦。這犧牲暗示了多喜和時子之間再不是僕人和主人的關係,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的關係。電影刪去了那個充滿暗示性和對照性的故事,代之以一個女僕為男主人掩飾婚外情的故事,雖然更為貼題,但卻也遠為粗淺和乏味了。

小說引述《黑薔薇》

由這個關鍵的決定,引向多喜對時子的真正感情的問題。電影在這方面又再一次降低了調子。原著中時子的好友睦子有更重要的角色,在電影中她卻只是出場一次。在那個場面中,多喜忍不住向睦子講出夫人可能有外遇的秘密,而男性化打扮的睦子卻曖昧地向多喜表示理解和同情。但電影的處理只止於睦子個人的性取向和她對時子的可能的戀慕,小說卻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更大膽。在小說中睦子還引述了吉屋信子《黑薔薇》裏的一段話,也就是女人在男女之愛之外,第二條道路是同性之愛,而第三條道路是維持獨身,在工作中尋求人生價值。這段引述在電影中略去,而同性愛的暗示也因此而被削弱。同性愛所指向的不只是睦子,還有多喜。多喜對時子的感情,不只是主僕之情,而多喜之所以收起時子給板倉的信,除了為了保護夫人的清譽,其實也包含她對夫人強烈的愛意和妒忌。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在電影中也被改掉了。在原著多喜的自傳敘述中,她並沒有寫出自己沒有替夫人送信。相反,她寫第二天板倉依約來到紅頂小屋,和夫人度過了一個下午。小說讀者讀到這裏,很自然地信以為真,以為二人如願以償,在板倉出征之前好好道別。這樣的設計令小說結局章的懸念增強,而最後健史(多喜外甥的兒子)讀出多喜收藏的信件才赫然發現,姨婆當年原來沒有送信,而之前讀到的那段戀情的完結是假的。結局章的力量完全建基於這個謊話,以及謊話的揭穿。可是,電影來到送信那一幕,就無法不立即道出事實,往後健史再揭開的,其實早就不是秘密了。通過虛構來修改歷史這一主題,因此而付諸闕如了。

把戰前日本美化?

小說的結局章(也即是多喜死後健史追尋往事真相的部分)筆鋒突轉,懸念十足,非常精彩,相反電影卻在這裏陷入拖泥帶水,滲雜着過多的說教和流淚。小說中的健史的角色比較疏離,對姨婆多喜雖有關心,但說不上熱情。兩人之間有較大的隔膜和代溝,難以互相理解。在理性上,他對多喜的歷史敘述多番作出質疑,說她把戰前日本美化,無視於軍國主義的陰暗面,但他自己其實也不具備深入了解長輩的情感世界的條件。在後來的追查中,小說的健史的態度也比較克制,雖然表現出好奇和關注,但遠遠未及電影中的他對前人感同身受,同悲同哭的程度。那種隔代的情感互通,無疑是前輩導演山田洋次的美好願望,但對中生代作家中島京子來說,顯然不能不投以懷疑的眼光,或至少是持保留的態度。

事實上,小說對整個結局章的處理,呈現出強烈的距離感,甚至帶點冷峻的幽默。首先,就從戰場倖存歸來的板倉的設計來說,小說中他以Shoji Itakura的名稱成為了一位頗具名氣的漫畫家,而且走的是邪典的風格,作品充滿黑色幽默甚至是殘酷的色彩。這絕對不是電影中的他所成為的畫風溫馨的油畫家。在小說中漫畫家Shoji Itakura死後,人們按照他遺稿中發現的草圖,重建出一座西洋風格紅頂小屋,作為他的紀念館館址。那就是在戰爭後期東京空襲中燒毁的平井家的房子。伴隨建築草圖被發現的,還有一份五十年代初的手稿,裏面以連環畫的形式繪畫了一間小屋中的生活情景,而小屋裏的人物只有兩個女性和一個小孩。兩個女性關係不明,既似姐妹又似朋友,在最後一幅畫中手拖着手,還狀似一對戀人!這就是主僕關係的終極超越,通過旁觀者板倉的眼光呈現出來。在漫畫家Shoji Itakura的這部從未發表的作品中,世界之冷酷和個人情感之溫暖,對比躍然紙上。這也是作者對國家主義及其歷史的另一巧妙而有力的批判。很可惜,這一層在電影中也不留痕迹。缺少了諷刺性的距離感,電影結尾流於通俗的溫情,情意雖真,力量卻反而薄弱了。

上面的比較所呈現的,與其說是優劣的對比,不如說是取向和觀點的差異。縱使電影本身也相當優秀,而山田洋次的人文關懷也非常值得敬佩,我還是覺得不能因此而忽視和埋沒原著作者的獨特用心。是以為文在這裏加以點出,供讀者和觀眾參考。

文.董啟章  編輯 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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