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版
2014年6月6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董啟章，昨天撰文比較日本小說《小房子》與改編電影的細節。今天，董啟章分析原著小說中的反戰意識，並看看它以什麼方式呈現。
我在前文〈女僕的僭越與國家主義的敗亡〉中，談過中島京子的小說《小房子》和它的改編電影《東京小屋》的差別，並藉此探討了原著小說的用心。本文嘗試集中於小說的核心主題「欺瞞」和「秘密」，玩味個人歷史書寫(自傳)的問題及其時代意義。小說從兩個層次處理了「欺瞞」和「秘密」的主題：一方面是在故事的層面，描述了年輕女僕多喜如何自作主張收起了主人時子給外遇戀人板倉的書信，令二人無法會面，藉以挽救夫人的名聲。
多喜六十多年來一直把信件藏着，直至死後以遺物的方式被外甥的兒子健史發現；另一方面，在小說敘述的層面，作者也藉着多喜的自傳書寫欺騙了讀者，隱藏了多喜沒有送信的事實，令讀者相信多喜的記述，以為板倉依約來到紅頂小屋，在出征前和夫人正式道別，共同度過了一段最後的、無憾的時光。事實上，這個情節是老年多喜杜撰出來的。小說在最後的場面中，通過老年的平井恭一(當年的家中少爺)授命健史把那封信打開並讀出內容，揭示出當年的事情的真相。這除了是多喜一生的秘密，也是作者所刻意經營的、暫時欺瞞讀者的「詭計」。
以大眾小說的方式去回應
《小房子》很明顯是一個愛情故事，而電影改編版亦着力於當中的兩段感情描寫。當中除了時子夫人對丈夫下屬板倉的愛情，還有多喜對夫人的單純的主僕之情，甚至是同性之愛(小說在這方面更為明顯)。而無論是板倉還是多喜，都對在戰爭後期空襲中身亡的時子念念不忘，終生不渝。無怪乎影評人亦用一個「情」字來概括全劇的要旨。這樣看當然沒有錯。但是，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要把這樣的一個愛情故事置放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背景之下？如果單單是一個賣點、一個戲劇性的考慮、一個趣味性的設計，這不但意義淺薄，甚至可以說是倒行逆施，把沉痛的歷史和殘酷的政治化為充滿時代色彩的布景板，變相為軍國主義轉移視線。小說和電影當然不至於止。大家都可以看到，作者和導演如何通過主角們的經歷，呈現一個扭曲的時代對個人情感的壓抑，以及通過多喜的憶述和健史的質疑，反思歷史的真相及其再現的問題。簡單地說，大家都會認同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也秉持反戰的立場。
生於六十年代的中島京子，看來不太像是那種活躍於政治抗爭的小說家。她曾經於時尚雜誌工作，對世俗的民風物貌有敏銳的觸覺。後來成為專業小說家，寫作路線屬流行文學，作品既簡潔易讀，但又有精妙的構思和深刻的主題。二○一○年獲得直木獎的《小房子》，是她的「女僕系列」的最後一部，當中可見其「以小見大」的用心。對於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中島京子作過非常深入的研究，除了造就了她對那個時代鉅細無遺的寫實重現，也形成了她對歷史和國家主義的批判性觀點。中島京子不是大江健三郎那類政治活躍型作家，但這並不代表她不以自己的方式關心時局，並且以大眾小說的方式去回應。
要了解《小房子》的歷史觀，我們可以分別察看當中的公共層面和私人層面，然後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所謂公共層面的歷史，就是我上面提及的，在小說中涉及狹義的歷史方面的處理。多喜雖然親身經歷了戰前和戰時的日本，但她的認知具有先天的局限。她是個來自茨城鄉下的純樸姑娘，只有小學程度的學歷，在東京生活期間，對世界的大小事情的判斷都只能跟從男女主人的觀點。在這樣的條件下，她本人是不容易對當前的局勢有所覺悟的，而受制於這個局限，她到老年似乎也沒有培養出批判性的歷史意識。不過，她也從來沒有盲目支持軍國主義，但這只是出於她對公共世界的無知，和對私人(情感)世界的全盤交付。所以，嚴格來說，她沒有反戰意識。相對於多喜，她的外甥的兒子健史則代表新生代的理性和批判的聲音。他多番質疑姨婆的敘述美化了戰前的日本社會，又明確地對戰爭的不義表示反感。健史為多喜「無知」的觀點提供了「知」的對照，揭露了多喜的戰前美好東京生活的欺瞞性。當然，並不是多喜有意欺瞞，而是那個時代的日本人都一致地被欺瞞或者互相欺瞞。所以已成八十歲老人的平井恭一才在小說的結尾說：「那個時代，誰都難免做出違心的選擇。」
自傳與歷史
關於公共層面的歷史，小說的立場顯而易見。問題是，這跟當中的那個愛情故事有何關係？那純粹是個人被集體壓迫，情感被國家主義扼殺，這樣的一種單向的關係嗎？我認為，老年多喜之開始着手寫作自傳，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義。如果沒有「寫自傳」這個元素，單純是故事的敘述，小說的歷史觀就相當簡陋，而意義的層次也就會非常薄弱。自傳就是個人的歷史，私的歷史，和公的歷史看似相反，其實是互相映照。我們當然絕不可能說，多喜的私史是軍國主義的公史的微型版。表面上看，兩者毫無相似之處。身為女僕，多喜一直處於被支配的位置，和軍國主義的支配者成反向對立。不過，正正就是這種位置的反向對立，令私史對公史產生揭示性的力量。正如我在前文所說，多喜對主人時子夫人的愛戀，同時打破了異性戀和主僕從屬關係兩種規範，也間接是對軍國主義的絕對權力的反抗。當然，多喜對此並無意識，全不自覺，但這並不減損她的選擇的深層意義。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多喜的私人史的寫作模式。多喜被健史質疑「美化歷史」的部分，反而不那麼重要，因為她並沒有刻意美化，反而是忠於自己當時有限的視野，把她所耳聞目睹的民間生活情况如實寫出。這方面她可能受到國家政權的欺瞞，但她的寫作原意是忠實的。可是，到了她的自傳的結尾，她卻刻意地說了謊，進行了欺瞞。她隱藏了自己沒有替夫人送信的事實，還相反地杜撰出板倉依約來小屋會見夫人的情節，為兩人虛構出一個「美滿」的結局(縱使此後永別，但總算確認了彼此的愛)。奇怪的是，她隨後又把那封收藏了六十多年的信作為遺物留給健史，通過健史的追查和核證，終於揭開了她隱藏一生的秘密的真相，並對那刻意錯寫的個人歷史進行修正。
如何回應軍國主義
多喜的私史的模式可以如此總結：前代人(多喜)意圖忠實記述歷史，但對於自己因罪惡感而無法面對的部分，卻加以虛構和竄改，然後把證據留給後人(健史)，讓後人代為揭露真相，重新修正歷史。這和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及其延續勢力處理公史的模式構成對比：前代人建立進行侵略和壓迫的國家，系統化地欺瞞人民，完全失去判別罪惡和自我面對的能力，而後人則試圖毁滅證據和篡改歷史，以掩飾前人所犯下的罪行，最終離真相愈來愈遠。兩個模式呈現反向的對照。更有意思的是，私史中的修改或欺瞞是出於想像的補償(無論當年的過錯是出於對夫人的維護，還是對夫人婚外情的妒忌)，當中的責任承擔(終生的悔意)和自我犧牲是真實明確的。相反，公史中的欺瞞和篡改建基於對他人的宰制和侵害，也同時是不負責任的(毫無悔意、拒絕道歉和反省)。於是，私史中呈現出大公的情操(面對真相)，而公史中則暴露出自利的私心(逃避真相)。
當然，所謂的公史和私史不能在全部意義上也等量齊觀。例如在私史中，個人最隱密的情感無法理出終極的真相，而必須被接受為沒法解開的謎。相反，在公史中真相的追尋不容妥協，也不能藉由模稜和曖昧加以開脫。而確認公史與私史的差別，本身就是對個人情感的尊重和保護，否則一切又會回到公共對私人的壓制。
中島京子在《小房子》中利用多喜的私史對軍國主義的公史作出反向的和間接的批判，這也是她以小說的形式對世界作出回應的方法。要知道回應(response)本身，就是負上責任(responsibility)的意思。而她更提出，如果前人沒法面對真相和承擔責任，我們作為後人的，就要繼續那樣的工作，就算我們要面對的，是更多的錯誤和迷惘。
文．董啟章 編輯：袁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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