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6日 星期四

許驥專訪《一九四二》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雲:中國人是如何餓死的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2月6日

內地王牌導演馮小剛(代表作《集結號》、《唐山大地震》)的新作《一九四二》,講述民國三十一年發生在河南的一場大饑荒。這部電影,讓「饑荒」這個詞,史無前例地獲得關注,全國媒體以及網絡上,都充斥覑關於饑荒的討論。今天,這部電影在香港上映。此前,馮小剛和《一九四二》小說版的原作者、該戲編劇、內地著名小說家劉震雲(代表作《一地雞毛》)一起來到香港,與香港觀眾一同討論這齣戲,關於那年代數不完的饑荒,關於內地審查制度。

馮小剛說,在一個月之內,「為什麼要拍《一九四二》」這個問題,他被問了不下一百次。令馮小剛感到疑惑的是,據他了解,當年大導演Steven Spielberg拍《舒特拉的名單》,沒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拍這樣的一部電影。

「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

馮小剛認為,每個猶太孩子都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每年都在說,一直到今天,所以他們不會問這個問題,用這題材來拍電影,是理所應該的。但當年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中國人不知道,外國人不知道,連親歷者被採訪時都說記不清了。「我們是個善於忘記的民族。」馮小剛說,「這本小說,提醒你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也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你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西方人在面對這種絕境的時候,一定會問為什麼會這樣,是誰把我弄成這樣。我們民族在這種時候會想:因為我的命不好。甚至產生一種幽默感:早死早託生。這是句非常悖反的話,聽上去特別有希望,實際上是句徹底放棄的話。」

《一九四二》的原著小說叫《溫故一九四二》(以下簡稱《溫故》)。為什麼想到寫這樣的一部小說?劉震雲說,緣起是因為現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知名媒體人錢鋼教授。大約在一九九○年,錢鋼想編一部「中國近代災難史」,發現一九四二年河南有場旱災,於是找河南作家劉震雲去寫。劉震雲說,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河南在一九四二年曾餓死三百萬人。對這個數字,劉震雲說他沒有概念:「你很要好的朋友去世了,你會覺得悲痛,但是人太多了,就是個數字。」錢鋼說:「二戰時奧斯維辛集中營逼害猶太人,是一百萬人多一點。在河南,等於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缺少的是納粹和希特勒。」劉震雲被醍醐灌頂,馬上回到河南開始實地調查。但他馬上發現,很多當事人都已經忘了這段歷史。《溫故》中最經典的一句話是:「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劉震雲認為,遺忘有兩種,要麼這件事不重要,要麼發生太頻繁。在河南,饑荒顯然是太頻繁了。

馮小剛和劉震雲的相識,是一九九三年把劉的小說《一地雞毛》拍成電視劇時。有天,馮小剛的好友、著名作家王朔拿給馮小剛一本書說:「這是震雲新寫的一個中篇,特別有意思。」馮小剛一看,正是《溫故》。馮小剛說,他看完後感覺特別好,是個調查體的小說,馬上動了想拍成電影的念頭。

正式準備開拍是一九九九年左右,馮小剛找了好多導演朋友以及電影專家討論怎麼把它變成電影。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這部調查體的小說缺乏人物、情節等必要的電影要素,不可以改編成電影。馮小剛說,當時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沒有資金、考慮審查等等。於是,直到今年我們才看到這部電影。

但是,馮小剛和劉震雲一致認為,從一九九三年至今近二十年的等待是值得的。馮小剛說,近二十年來,劉震雲每隔一兩年,就會把小說改一遍,文本愈來愈成熟。而在此期間,他個人的導演經驗也豐富了。

劉震雲則說,近二十年他和馮小剛的變化很大,如果一九九三年開拍,他們的號召力都不如現在,根本拿不到兩億資金。更重要的是,一九九三年時他們只有三十來歲,容易憤青,那麼電影就會煽情,可能觀眾都會看哭。但是現在,他們懂得節制。電影中有不少令人發笑的場景,劉震雲說:「笑比哭還要苦。」

劉震雲說,在寫作《溫故》時,受訪人的遺忘固然令人心寒,但比遺忘更令他吃驚的,是河南人對死亡的態度。「如果是美國人餓死了,肯定要追問:為什麼會餓死人?政府到哪裏去了?但是河南人沒有,他們臨死前留下一句幽默。比如老張要餓死了,他想起三天前餓死的老李,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值了。」劉震雲認為,這種「幽默」的態度,是中國人最隱秘的生存秘笈。他說,沒有一個民族的死亡像中國這樣家常便飯。東周以來,河南旱災每隔三五年都有一次,每每都是易子而食、人相食。

當年被迫拍賀歲喜劇

別看馮小剛現在是蜚聲國際的電影導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拍的作品可接連被「斃」(審查不通過),比如劉震雲的《一地雞毛》,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過覑狼狽不堪的生活》等等。為了生存,馮小剛只好轉而拍賀歲喜劇,如今知名的如《甲方乙方》、《不見不散》、《非誠勿擾》等,都是這類電影。馮小剛說,拍賀歲喜劇不無裨益:這為他積累了很多人氣,也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馮式風格」,在重拾嚴肅題材電影時,也能吸引大量觀眾。

對很多導演來說,一旦形成自己的風格,就不敢輕易放棄,可馮小剛不這麼想。他說:「按照經驗,觀眾需要的是娛樂片,而且是製作愈來愈大的娛樂片。但是所有的經驗都是可以破除的。」馮小剛覺得鄧小平偉大,因為別人覺得不可能的事,鄧小平就要試。他拍《一九四二》,想看看一石是不是能激起千層浪。果不其然,電影在內地上映之後,整個社會都在討論一九四二年的饑荒,讓不知道這件事的人開始知道並討論這件事。

審查部門不愛看書

馮小剛說,《一九四二》這部電影,他用了最「笨」的方法去拍。首先,劇本不是在房間裏寫出來的,而是一邊實地探尋災民之路一邊創作,劇本是在路上完成的。其次,通常電影是按照地點去拍,在一地把所有此地要拍的戲都拍完,然後再到其他地方,但是這樣演員可能剛開始就要演結尾,馮小剛決定《一九四二》不要演員靠演技,而是靠體會去演,所以電影是按照時間發展順序拍攝的,像拉鋸戰一樣,造成財力、物力、人力的浪費。最後,馮小剛認為演員用了最「笨」的辦法去演,他們真的餓肚子,真的在災民逃荒的路上,從秋天走到第二年春天。拍攝過程中,演員又餓又冷,演技漸漸淡出,切身感受浮現出來。

重走災民路,也讓編劇劉震雲受益不淺。他說,沒有走過路的人不知道災民的感受,走一個上午就知道逃荒有多累,行路有多慢。觀眾或許會發現《一九四二》裏的台詞很短,那是因為劉震雲體會到災民要省氣力。他說:「省氣才能省力,災民不可能像哈姆雷特一樣抒發情懷。」

對於《一九四二》能夠通過審查上映,馮小剛說這是「社會在進步」的表現。但《溫故》在一九九三年就得以出版,則讓人意外。劉震雲說,《溫故》的出版完全沒有審查。他認為,這是因為審查部門不愛看書,書一看要看幾天,太累,電影只有兩小時,所以對書的審查比較寬鬆,對電影的審查比較苛刻。審查部門是事後知道這本書,可是來不及了。

劉震雲說,《一九四二》在北京和上海的觀影會場場爆滿,電影完後,觀眾遲遲不肯離開,直到字幕跑完。上海有位觀眾在看完電影後說:「看電影的時候,我忘記了導演是誰,看完燈一亮,才恍然大悟:導演怎麼能是馮小剛呢?!」馮小剛聽聞後說:「這是對一個導演最高的評價!」

「一九六二」還會遠嗎

早前在一檔電視節目中,馮小剛說如果中國再來一次文革,會比之前更加嚴重。那麼如果再來一次饑荒,情況又將如何呢?馮小剛說,如果不拍《一九四二》,不讓人知道歷史,再來一次就會重蹈覆轍。他說:「了解歷史真相,是避免悲劇重演的最好辦法。災難可能還會發生,但災難是否會演變成人性的悲劇,這和每個人的認識有關。這也是拍這部電影的目的之一。」

劉震雲認為,在現有體制內,知識分子有保存歷史的責任。有的人抱怨體制對知識分子的箝制,但他認為堅持很重要,《一九四二》堅持了近二十年,才得以搬上銀幕,就是很好的例子。劉震雲說:「中國這樣堅持的人多了,環境就好了。好的環境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別人賜予的。」

不過在《一九四二》拍攝的過程中,最大的遺憾是河南的變化太大,已經找不到原來的舊村落,關於河南的戲全是在山西拍的。馮小剛說:「內地農村基本上都拆得差不多了,到處都是白瓷磚、鋁合金、電視天線、太陽能。」劉震雲則說:「舊村落全都不見了,中國對歷史的毀壞很快,這也是(中國人善於)遺忘的一個原因。」

無論如何,二十年,兩個男人,一部電影,《一九四二》或許是當代中國難得的好電影,在中國開了先河。有了《一九四二》,就離「一九六二」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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