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6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一九四二》:饑荒與民主和新聞自由

明報    2012年12月6日

從戲院走出來之後,心情一直十分沉重。

《一九四二》給人莫大的震撼

看的是馮小剛導演的新作《一九四二》。電影描述的是抗日戰爭期間發生於河南,一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大災難之故事。當時河南大旱,又發生蝗災,鄉民顆粒無收,飢寒交迫,為了活命,不得不離鄉別井,踏上逃荒之路,追尋一線縱然渺茫的生機。但可惜,戰爭,再加上官員貪腐,讓更大的苦難,以至死神,在逃荒的路上,冷酷無情的張牙舞爪。

電影拍得很沉鬱,只見逃荒的人群孤立無援地在大地上湧動,哀鴻遍野,給人莫大的震撼。災民最初都奮力求生,發揮中國人頑強的生命力,但隨着無盡的苦難,希望一點一點的被戳破,結果,或棄屍荒野,或販賣妻女,或淪為日奴……一個又一個的倒下,沒有希望,也沒有救贖。縱然偶爾迸發出半點人性勇氣、善良和尊嚴的火花,但在悲慘的命運巨輪之前,都被輾得剎那即滅。

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可恨

片中指出,天災無疑可怕,但人禍卻更可恨。如非國民黨官員貪腐無能,先向重慶隱瞞災情,到了災情遭揭發後,重慶忌諱輿論,被迫認真開倉賑災,但卻又遭這些官員上下其手,欺上瞞下,剋扣糧食,囤積倒賣,牟取暴利,災民又豈會走投無路。

片中的一幕,由陳道明飾演的蔣介石,叫來主管新聞的官員當面念社評,當念到《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評,當中揭發了河南慘絕人寰的災情,蔣聽後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避免家醜外傳,動搖國民政府的威望。

當年《大公報》的錚錚風骨

近日,香港《大公報》刊出一篇特稿,題為〈《一九四二》大公報記錄歷史〉,當中進一步憶述這段往事:

1942 年12 月28 日,《大公報》發表王工碧的長篇通訊〈河南災荒目睹記〉,為全國首篇就河南災情的詳細報道。文章記述,在初秋,賣兒女者尚多,那時一個少女或少婦還可以換百餘斤糧食,有論斤者,可賣至3元一斤,後來因買者絕少,已變為棄兒或送女。《大公報》同時配發的,還有時任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評〈天寒歲末念災黎〉。

到了翌年2 月1 日,《大公報》再發表張高峰題為〈豫災實錄〉的長篇報道,當中再提到,那時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報道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水、旱、蝗等天災給河南百姓帶來的痛苦,還揭露了當時人禍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次日,王芸生再配發長篇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社評指出:「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夠得到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結果,歷史裏的蔣介石,就如片中所述一樣,怒不可遏,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彼時正逢《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的榮譽獎章,王芸生美國之行被取消,停刊消息一出,民眾嘩然,亦令《大公報》復刊後洛陽紙貴,發行量從停刊前的6 萬份激增至10 萬份。

大饑荒中的記者鐵筆

從中可見,當年的《大公報》,確是一份風骨錚錚,為民請命,敢於為弱勢社群發聲的報章。

片中也記述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得知大饑荒的消息後,歷盡千辛萬苦,前往災區採訪,之後《時代》周刊刊出了他撰寫有關河南哀鴻遍野的報道,忌諱於國際輿論的壓力,才讓蔣介石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倉賑災。

從中可見,記者的鐵筆,在一場饑荒中,可以起到如何關鍵的作用。

這些電影情節和史實,讓我想起一個有關民主和饑荒的學術討論。

199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印度經濟學家Amartya Sen,孩童年代曾經歷過導致也是300萬人死亡的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因而不單對饑荒的悲慘,也對饑荒的成因,有深切的體會。他認為饑荒之所以出現,並不是純粹因為食物不夠,而更多的是因為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不平等和不公義,讓食物不能去到飢民手中,才會造成。1981年,他出版了《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對此作出深入的剖析,並把分析對象從孟加拉延伸至史上更多的饑荒,並得出類似的結論。

民主有助防範大饑荒

到了1999年,他又出版了另一本書《Development as Freedom》,進一步大膽提出:

「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
(No famine has ever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這是因為這些民主政府「需要贏得選舉,也要面對輿論批評,因而有極強烈的誘因去設法避免出現饑荒和其他人為的大災難」;
(have to win elections and face public criticism, and have strong incentive to undertake measures to avert famines and other catastrophes.)

「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
(a free press and an active political opposition constitute the best early-warning system a country threaten by famines can have)

而在同年他於學術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刊登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一文中,他又再指出:

「如果能夠嚴肅看待,饑荒其實是可以預防的,而一個民主政府,面對選舉的壓力,以及反對黨和獨立報紙的批評,便不能不如此做。毫不意外地,當印度在獨立之前受到英國殖民者統治,一直受到饑荒所折騰……但在獨立之後,建立了多黨民主和享有新聞自由的媒體之後,饑荒便一下子消失。」

新聞自由和反對派是最佳饑荒預警系統

Amartya Sen的具體研究資料不是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史上所有運行中的民主政體,從未有一個出現過大饑荒」,這個結論也有說得太盡之嫌,而遭一些學者與之商榷。後來他也解釋,他本來的意思是民主可以杜絕大饑荒,但卻不一定可以保證每個人都得到溫飽。

但無論如何,Amartya Sen的主要論點「新聞自由及活躍的政治反對派合組成最佳的饑荒預警系統」,卻普遍受到各界所認同,也為《一九四二》這套電影,以及當年國民黨在河南大饑荒中因缺乏監察而滋生的嚴重貪污,以及打壓新聞自由,因而讓饑荒雪上加霜,災民更加水深火熱,提供了一個最佳的學術理論註腳。

如能開拍《一九五九》,那才是真正的進步

《一九四二》描述了抗日戰爭期間那場導致300萬人死亡的河南大饑荒,然而,於1959至1961年期間,卻有另一場因狂熱和好大喜功而引發的大躍進運動,因而造成3000萬人死亡的全國大饑荒。如果有一天中國能開拍1959年那場死人更多的饑荒,那麼國家才算真正的進步。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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