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14年3月2日
「我為什麼要當記者?因為我想要更接近真相。」好多年前看過一個美國資深記者的自傳,書名與作者已不太確定,但這句話就深刻得一世記着,原文是nearer to the truth。
真相永遠無法完全知悉,但新聞工作者總會比一般人知道得多一些。要說新聞業吸引人(至少是當年選擇當記者的我)獻身,這才是最大的誘引。愈知道得多就愈知道,在公眾與事實(甚至不是真相)之間,有多麼遠的距離。記者在這兩者之間,只能盡力而為。他們難免被當作是真相的代言人,承受了比普通市民更多的清醒與知情,時刻應付各種挑戰,來自個人內心與外界的。
新聞工作者遇襲,除非僅涉私人恩怨,否則就是有人意圖遮蔽真相、斬斷披露真相的中介者,阻止更廣大的公眾知情。或許會有更陰謀論的猜測,在這樣高度政治化的時局,任何能挑動洶湧民情的事件都可成為某種政治籌碼,背後涉及難以看透的政治利益交換或局勢操盤也說不定。
但不管怎樣,對新聞業者的任何襲擊都不可容忍。然而我們卻也不能把追蹤真相的責任全數寄託記者身上,不該由任何人代替自己去撥開迷霧。如果黑暗勢力是要讓真相被掩埋,最好的反抗就是拒絕無知,主動做知情者而不是愚昧局外人。知情的人愈來愈多,才能形成有效的保護傘,庇蔭文明社會發展。
事實是,普通人對邪惡的想像遠遠不夠,對現實的了解遠遠不足。在很多次的憤怒以後,還是只能繼續憤怒,這是香港的理性,也是香港的悲情。站出來的人,還需要更多,更多。要比那六千人,那十萬人,那五十萬人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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