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 - He is the Force

2016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外篇．山木》

2000多年前，莊子已經告訴我們，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

調查報道的幕後英雄

很多人都知道，揭發美國「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的《華盛頓郵報》新聞報道，是調查報道的始祖與典範。

兩位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起初只能像「盲頭烏蠅」般亂衝亂撞，例如，他們起初手上只有一個名字「Howard Hunt」，那就什麼與他有關聯的都不放過，甚至包括他在白宮圖書館的借書紀錄。後來，他們又追查爆竊者的戶口紀錄，追查支票和金錢的流向，從而順藤摸瓜地追查爆竊者的上線，但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記住那是電腦仍未普及的年代，例如當你知道簽發給爆竊者支票上面簽發者的名字，下一步，你可能便要打開厚厚的電話簿，搜索這個名字，再逐個同名同姓的打電話去碰運氣。

就是如此，兩人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每天工作16到18小時，一星期工作7天，長年累月如此，結果締造了一個報業的傳奇。兩人後來接受訪問時反覆指出，他們之所以能夠揭穿真相，在於願意花上大量心力在浩如煙海的零碎資料中，不嫌大海撈針，鍥而不捨，抽絲剝繭。

但今天我想談的，不是這兩位記者。兩人的投入、毅力和膽識，固然令人動容；但其實同樣功不可沒的，還有背後一個人，那就是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

好的總編輯為前線記者遮風擋雨

這位總編輯，一方面，放手讓兩位年輕記者去幹，而另一方面，更以他的深厚經驗肩負把關的角色，以防出錯，那就會被政府抓到小辮子，把《華郵》報道的公信力藉機摧毁。當中如何拿揑平衡，考的就是功力。

當時兩人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一往無前的年輕記者。如果沒有資深的前輩，在他們背後把關，在適當時候收一收韁，兩人隨時會因為急於求成而累事，連一些不太成熟以至錯誤的報道都出了街先算。要知道當時尼克遜政府對《華郵》恨之入骨，恨不得抓到他們在水門事件報道上的失誤和錯處，以把這份報章的公信力來個迎頭痛擊，徹底摧毁。這愈發突出布拉德利這位總編輯的角色和重要。

伍德沃德憶起布拉德利時說：「他的存在，就是一股力量。」（He was a presence, a force）布在採編流程中，永遠扮演把關以及質疑者的角色，永遠提出反詰，永遠提醒伍是否已經做足查證工夫。伍說當時最怕聽到的，就是布的那一句：「後生仔，這段新聞你仍未做足工夫讓它可以出街。」（You don't have it yet, kid）

除了把關得宜之外，作為《華郵》的總編輯，布拉德利的另一功勞，就是頂住如山壓力，讓兩位記者可以不受干擾的繼續採訪水門事件。尼克遜政府曾試過以無數骯髒手段來整治《華郵》，差不多全面封殺《華郵》的採訪，例如：官員不會接受《華郵》的採訪；官員不會跟他們的記者、編輯吃飯交往；就算《華郵》打電話給政府，人家也不會回電；郵報的記者甚至不能參加官方宴會，哪怕是最資深的那位，只能在新聞室坐冷板櫈。但布的脊骨夠硬，就是不會為了政府的關照、為了換得政府放料，而以扼殺自己屬下的採訪作為交換。

簡而言之，記者在前面衝，而這位總編輯卻在後面為他們遮風擋雨。

明報調查報道成功背後

為何要寫一大段布拉德利？因為，據《明報》人所說，上周突然被明報以「節省資源」為由而解僱的執行總編輯姜國元，最欣賞的報人，就是這位《華郵》總編輯。

如果要說調查報道，我夠膽講，明報是全港芸芸眾多媒體當中做得最好的。

例如本周一，在香港報業公會的周年頒獎典禮中，明報偵查組所做的「長者遭脫光露天等冲涼」報道，便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去年，在同一個頒獎典禮中，也是由明報偵查組所做的「權貴離岸公司調查」報道，以及「地政高官買地爭議」報道，分別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和亞軍。前幾年明報偵查組所做的唐英年及梁振英兩人的僭建事件，更轟動了整個政壇，改寫了香港的政局。上周三明報偵查組五大版的「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同樣在香港引起廣泛迴響。

能夠做出這些調查報道，那自然是記者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的辛勞工作成果。正如本周一陳星在明報編輯室手記所寫〈明報人〉一文中所透露，「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是靠偵查組記者埋首於浩瀚的文件堆中，不知日出日落、挑燈苦戰所做出來的。

但正如前述，如果記者後面沒有報館高層，為他們把關，為他們遮風擋雨，這些調查報道是不會修成正果的。而這些高層當中的表表者，就是姜國元。

潤物細無聲

明報的記者好友告訴我，阿姜出名好人，永遠與人為善，且十分信任同事，願意放手給他們幹，不會因為題材敏感而橫加刁難。另外，每次有重大調查報道出街之前，他們難免都會戰戰兢兢，生怕出錯，反招話柄，甚至遭人反撲。但每當想起有阿姜把關，大家心裏就會踏實得多，因為他們相信阿姜的經驗和判斷，如果他看過認為沒有問題，那就應該可以過關，大家可以放心。所以，阿姜無疑就是newsroom裏的定海神針。此外，他也為同事頂過不少壓力，守護編採自主。如今員工提出自削福利，也要省下資源給報館重聘姜國元，不會無因。

阿姜並不是作風高調的人，所以讀者或會對他感到陌生，但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他對同事的提點和守護，潤澤了不同年代的明報人。

近日，看了阿姜眾多明報舊同事寫的文章，分享與他共事的經歷，例如：田心的〈安裕這個人〉、譚蕙芸的〈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幾代新聞人〉、王明倫的〈姜國元的靦腆 安裕周記的慰藉〉、梁美儀的〈無裕不安〉等等。

這都讓我明白，只要阿姜在明報的newsroom，「He is the force」。

認真 反而會受到懲罰

布拉德利當年能修成正果，成了報業傳奇人物，也可以在《華郵》做到終老。但卻不是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可以這麼幸運，還要看他們活在怎樣的土壤上。

近日，讀到朋友區家麟的文章〈你認真，會受到懲罰〉，當中的一段：「抱持理想、敢說真話、堅守原則的人，在這片土地，會受到懲罰。香港，似乎再容不下一個安靜的編輯室，讓記者們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心裏不禁黯然。

就如莊子所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2000多年前，莊子就為中國人的命運寫下預言。

容我清清楚楚的再說一次，我認為以「節省資源」為由來解僱姜國元，是讓人難以理解的，因為對於愛護明報的朋友來說，包括讀者和員工，都會認為阿姜是明報最寶貴的資產之一。安裕所寫的專欄，是很多讀者（包括我），每周都會追看的，也是我們之所以成為明報忠實讀者的一大原因；而熟識明報員工的朋友也知道，阿姜是員工的精神領袖，幫大家頂過很多壓力，是報館運作的中流砥柱，是維繫大家士氣的定海神針。如果要為了節省那一點點薪水，而把他解僱，那無疑是捨本逐末，恕我無法接受明報管理層的說法。

不需權貴美言 只需手足肯定

布拉德利離世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致哀說：

「對於布拉德利來說，新聞，不止於是一個專業，它更是我們民主運作的中流砥柱。」（For Benjamin Bradlee, journalism was more than a profession——it was a public good vital to our democracy）

「他成立了一個標準，一個誠實、客觀、一絲不苟的報道標準，就是這個標準，鼓勵了無數人投身這個行業。」（The standard he set——a standard for honest, objective, meticulous reporting——encouraged so many others to enter the profession）

我不期望香港的特首，會有胸襟和識見說出這番話，去肯定我們一些堅守崗位的新聞工作者，更相信，姜國元對此亦絕不稀罕；但我相信，阿姜離開明報後，記者留在他桌上的一紙感言：「你的經驗，你對新聞的熱誠，是後輩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他在明報工作10多年的最大安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李怡 - 小蒼蠅如何變成大象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8日

經過大半個月的文宣拼湊，機管局對行李門事件發表調查報告，試圖對保安局長和民航處長為梁特護航的言論合理化。其主要論點，就是機管局宣稱，「代客送行李入禁區」是航空公司有權提供的禮遇送遞服務（courtesy delivery），並非特權，一年有517宗。

如果一年有500多宗同樣的事，那麼當時梁頌昕和梁太提出要求就不會被機場職員斷然拒絕，不會勞動到梁特要與國泰職員通話之後，事情才有轉機，不會是好幾個傳媒試行都得不到同等待遇，更不會事情擾攘一個月才提出這種「禮遇送遞服務」的理由和有多少宗數字，這樣的論據和數字不是應該一早就提出來嗎？

公民黨成員、民航機師譚文豪昨天提出，機管局報告有一頁「香港航空保安計劃」的附件，其中第6.2.10段指出：All screening of cabin baggage shall be conduct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senger。意思是：所有安檢程序必須在乘客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用的雖然是「shall」，但沒有提出可以例外的情況。而且用「all」，並非如辯解者所說，同行同檢只是針對第二次安檢才必須，第一次沒有作這樣的規定。

這份「航空保安計劃」是「限制文件」，譚文豪表示之前未能從公開途徑獲得。這次作為附件揭露出來，等於把整份報告槍斃了。昨天機管局還死撐，指相關規定只是針對手提行李進行第二次安檢，由於事件中的行李毋須進行第二次安檢，故行李物主毋須在場。但文件明明寫着「All screening」呀！

至於一年517宗，究竟有哪一宗是與行李門相同的事件？如果很多都相同，何以梁頌昕和梁太最初提出時會被斷然拒絕？何以傳媒試行「特事特辦」全不受理？機管局能否提出那怕一宗類似的事件作佐證？

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委員黎玉嬋說，航空公司過往提供的禮遇送遞服務，雖會幫貴賓送行李入禁區，但必定會與物主同行，一起過安檢，航空公司職員清楚知道不能幫乘客帶行李入禁區。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早前與機管局會面所得資料，該517宗個案，全部是經失物認領程序處理的失物，辦理需時，決非如梁特家人，在一個小時內完成程序並將行李送到手中的個案。

國際航空安全規定，所有安檢都必須同行同檢，機管局報告的附件「航空保安計劃」也列明所有安檢必須同行同檢。現在因梁特家人的行李門事件，機管局表示第一次安檢毋須物主在場。在報告末段更因此事而提出日後如何優化方便乘客，此一順應立法會盲毛提出要改例的建議，真是嚇壞了空服員和乘客。黎玉嬋擔心正如可以更改毒菜標準令毒菜進入香港一樣，所謂方便乘客的措施，若擴大到人人都可以用，勢將造成很大的安檢漏洞。

事情其實已清楚，就是特首家庭為自己方便而要機場職員違反安檢條例為他們服務。在梁特與機場職員通話後獲得特事特辦。如果是一個在民主體制下向市民負責的特首，事情被捅穿之後，若能就自己及家人因愛女情切而做了不當行為公開道歉，那麼這件事就會在公眾原恕之下很快成為過去。但不肯認錯，還要進行政治化妝，甚而要掩蓋過失，那就讓雪球越滾越大，使小蒼蠅變成大象，還要機管局、保安局賠上公信力為特首家庭塗脂抹粉，更因提出考慮修改條例而全面損毀香港國際機場的良好信譽。

689把損壞機場信譽的責任推給為行李門抗議的示威人士。沒有特首的行李門，哪有示威？示威者的用心也不過是為保住香港國際機場的聲譽而已。如此倒果為因這世界尚有是非乎？（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岑逸飛 - 莎翁與馬羅

生命通識   2016年4月28日

4月23日是世界閱讀日，世界各地大小機構、書店、圖書館都有舉行活動慶祝。閱讀日最初的意念來自國際出版商協會，後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95年起確定為此日，希望推廣閱讀和寫作，以及提升版權意識。

至於為何要確定此日？據說因為此日也是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逝世紀念日。莎翁於1616年4月23日逝世，留下許多傳頌千古的名作。2016年更是他逝世400周年，全球各地都有紀念活動。

首先是莎翁故鄉英國舉行各種大規模紀念活動，包括大型戲劇、歌劇、古典樂表演及電影改編等。英國《獨立報》更報道了十宗莎翁鮮為人知的生平軼事，包括其生日不詳；與妻子安．海瑟薇（Anne Hathaway）是姊弟戀（比他年長8歲）；其父親是品酒師以及他的家族成員多是文盲等。

在世界文學史上，莎翁與希臘的荷馬、意大利的但丁、德國的歌德，被譽為人類文學的四大寶藏。在莎翁筆下，他塑造的人物性格不是單一的，而是多色彩和立體的，寫出變幻複雜的人性。他的作品永遠耐讀，不斷地被解讀、詮釋和演繹，400年來歷久不衰，因為裏面的內容實在太豐富，不僅有文學，更有哲學和歷史，以至自然科學，可謂無所不包。

莎翁在今日可謂無人不識，但想起了與莎翁同期的另一個劇作家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據說當年比莎翁更聞名，然而今日已幾乎無人提及，讓莎翁盡領風騷。馬羅是與莎翁同年出生，但莎翁在世時沒有馬羅的名聲，要在死後二百多年才聲名鵲起。若要認識馬羅，可前往英倫島東南部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筆者在千禧年曾去過，那裏仍可找到馬羅的遺風。

馬羅的父親是造鞋匠，他是拿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攻讀，有名校背景，不像莎士比亞年輕時只在劇團裏打滾。馬羅是學苑派的創作人，擅長寫無韻詩（blank verse，即不押韻但符合所謂「抑揚五步詩」的要求）和悲劇。論創作才能和技巧，馬羅應不亞於莎翁，難怪有學者質疑莎翁劇作可能出於馬羅手筆。

一般論者認為馬羅與莎翁之間存有「瑜亮情結」。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寫諸葛亮三氣周瑜，害得氣量狹窄的周瑜吐血身亡，臨終前仰天長嘆：「既生瑜，何生亮？」實則此事全屬子虛烏有，是作者為美化諸葛亮而虛擬，且歷史上的周瑜，心胸寬廣，但小說故事深入人心，周瑜氣死一事也被塑造成「瑜亮情結」的成語。

其實以周瑜來比喻馬羅也是對馬羅不公，馬羅的問題，可能不是才華不及莎翁，而是英年早逝，且他因參加反宗教的秘密組織而被政府通緝，犯下彌天大罪，官非纏身，最後更被人刺死，年方29便已撤手塵寰，但莎翁則活至52歲，莎翁寫的四大悲劇，即《奧賽羅》、《哈姆雷特》、《李爾王》和《麥克白》，全是44歲後的作品。這些悲劇挖掘了人性的陰暗面，可是若沒有相當的人生歷練，怎也寫不出來。馬羅可說是死得太早，若天假以年，焉知他寫不出更精采的作品？

陳廣隆 - 相逢恨晚 春夢遲來 新舊婚外情好戲連場

電影講座   2016年4月28日

相逢恨晚、猜疑悔恨，是愛情和婚姻的最大考驗。我們都希望自己能夠、渴望伴侶可以從一而終，長相廝守，排除一切誘惑，可是現實總是難如人意，一次工作上的邂逅、舊同學的重遇，情慾萌發，就可以掀起許多波瀾，教人輾轉反側，挑戰道德與感情的底線。七年之癢也許易熬，可是10年、20年、30年以上的婚姻呢？中年人以至老年人的感情世界，定必更加複雜，若說長久的愛情建基在彼此的信任，一旦發現原來他不夠愛我/我不夠愛他，那又可怎麼辦？

說到探討婚外情的經典傑作，影迷們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大衛連導演的《相逢恨晚》（Brief Encounter, 1945）。許多人只記得大衛連中後期的史詩式大作，但他中前期的小品往往更堪細嚼，1999年英國電影協會（BFI）票選百大本土電影，排第2的就是《相逢恨晚》，第3才是《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 1962），後來2004年再選，兩者排名才互換。故事中遇上婚外情煩惱的是女方。羅拉本來家庭幸福，孩子可愛活潑，一日在火車站遭煤屑迷住了眼，束手無策之際，偶遇一位同樣在候車的男醫生，善良的他以巧手為她解除痛苦。後來兩人再次不期而遇，即感互相吸引，從此兩人約定每逢星期四會面，然後一起到公園散步、划船、看電影、吃午餐，一切看似平淡，卻是浪漫甜蜜。醫生的優雅、謙遜、體貼和誠意，在羅拉心湖泛起陣陣漣漪；羅拉的樸素、溫文、和順與柔情，也令向來以禮教自持的醫生怦然心動。

理智與感情

《相逢恨晚》的男女主角都只三十來歲，但在舊日早婚的年代，不少這個年紀的中產男女已成家立室多年，有兒有女，已算是今天的「老夫老妻」。故事背景是1938年，那時戰爭陰霾、傳統束縛，均教人傾向保守安定，不敢造次，何況離婚再戀？華人世界的婦女對此必不陌生，男主外女主內的枷鎖甚至更加牢固。不過《相逢恨晚》動人心肺處，並不在於高呼女性自主、戀愛自由，而是其含蓄的浪漫、苦澀的傾心。羅拉雖然深愛丈夫，從不抱怨，畢竟感到婚後生活沉悶，相夫教子的「工作」日復一日，缺乏驚喜變化，乍遇良人，年輕時的甜蜜想像容易在潛意識中與眼前知己重疊，難免亂了心湖。「飛沙入眼」的情節也許「老土」，但關懷體貼，永遠教人心動，更難得的是性格相近，情投意合，也許就像坊間那些愛情作家所言，timing才是至關重要的。

要細味《相逢恨晚》，就要看大衛連如何處理不同的timing，深化「恨晚」的主題。從羅拉與醫生起初兩次相遇，到後來每周一次約會，每個timing都是短暫的，但也是甜美的，然而相見漸密，為人發現的機會漸增，好幾次幾乎被人撞破，只得說謊避嫌，那些timing，刻着的則是羞恥的印記。後來，兩人互通心曲，醫生帶羅拉到外出未歸的朋友家中，正當情癡神醉，慾念即將衝破理智之時，房門忽然響了起來——主人回來了，這又是一個教人難忘的timing。羅拉從後門倉皇逃走，此時她感到一切都完了，想告訴丈夫，卻又游移不定。醫生苦苦糾纏，只為告訴她自己即將動身去非洲行醫。誰也不知應怎麼做。背叛各自的家庭一同遠走高飛，還是來忘掉錯對，慧劍斬情絲？可是情絲又如何才能斷？

到了這一步，他倆之後所有timing都只能是哀怨。兩情相悅，但為了各自對家人和伴侶的感情和承諾，只能自我克制，不能逾矩；中年人的第二春，往往是甜蜜真摯的，也往往是無奈哀傷的。大衛連優秀之處，正是在於能細膩地拍出兩人這種理智與感情，又能緊緊結合甜蜜和哀愁的情調。事實上，電影一開始聽見羅拉以畫外音敍述這段浪漫記憶，觀眾就知她最終會回到丈夫身邊，但中間的掙扎和轉折，始終是那麼耐看，教人沉吟細思。故事結尾醫生決斷乘車離開，羅拉惘然若失，雙眼空洞，畫面旋轉傾斜，反映她心裏的紊亂，她隨之衝向月台，火車轟鳴經過，她方明白剛才幾乎墮軌，到底是無意識的舉措還是有意想自殺，留待觀眾判斷，這一幕是教科書級的心理描寫，無論看多少次都如斯微妙。更妙的是羅拉從回憶回過神來，雙目無神，身旁的丈夫見狀，竟明白她適才的心思，擁着她道：「感謝你回來。」這份包容真是多麼成熟、智慧、深情呢！

真誠而純淨

《相逢恨晚》寫的男女情事，是如此樸實、真誠、純淨，不摻雜經濟因素（如妻子抱怨丈夫貧窮）或破裂關係（如早有家暴、不忠、不和等事在前）等問題，不貶抑任何一人，是後世無數同類影片的楷模，舉一可知三。不過塵世間的愛情，從來就不單純，婚外情往往萌於越界的情慾，《相逢恨晚》未解羅衣，已換來畢生的恥感，只輕輕觸碰到這個話題，要到了20年後，大衛連導演的《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 1965）才敢啟齒──在故事前段，齊瓦哥與娜拉數度擦身而過，暗生好感，多年以後，各自已結婚，卻因「革命」洪流所逼同在軍旅中共事，終在血泊中建立了共患難同理想的情誼，然而要分別時齊瓦哥意圖表白，娜拉仍壓抑着說幸好兩人並未做出違背雙方家庭幸福的事，可見「性」仍舊是可犧牲的慾求，直至兩人千帆過盡歷遍劫難，才決意衝破身心枷鎖，靈與慾方得到結合，蘇共內鬥的魔爪反而成就了兩人可歌可泣的關係，也不得不說是傾城之戀吧！

靈與慾結合

後來的電影就不再迴避性議題了，眉目傳情，轉瞬已在枕伴，如何不讓慾蓋過情，從人性角度掌握婚外情的問題核心，是繼後的編導們的考驗。以此考量，奇連伊士活自導自演的《麥迪遜之橋》（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1995）絕對是難得通透的精品。那是發生在六十年代艾奧瓦州鄉郊的故事，梅麗史翠普是意大利裔的家庭主婦法蘭西絲卡。丈夫帶子女外遊數天，獨守空閨的她遇上了到此工作的奇連伊士活，他飾演攝影記者羅拔，後者偶來問路，兩人互有好感，當晚已把酒言歡。

羅拔走遍大江南北，率性又幽默，不羈卻斯文，深深吸引着女方，而女方儘管讀書不多，然成熟風情極迷人（梅麗史翠普本來不太喜歡原著小說，但為了挽救走下坡的事業，即增肥20磅，又參考不少意國女星的神態，演出相當成功，蘇菲亞羅蘭就笑說她以演技盜走了這個本應屬於她的角色），善良無機心、事事好奇的性格也教羅拔傾心。她明知對方是個浪子，情難留住，但羅拔說兩人有如命中注定的一見如故，一生人只有一趟，終令對方溶化，夏日不僅蒸出一身熱汗，也燒掉彼此的心房，於是纏綿繾綣，鴛鴦戲水，中年人的床上戲拍得如此醉人，實在要佩服導演的功力。

感情經過肉體的昇華，更加難捨難離， 但在這場感情中，清醒的是女方。羅拔曾說癡迷就是癡迷，不需要任何理由，女方卻提醒他不省思為何癡迷，只是自我陶醉，逃避責任。《麥迪遜之橋》的基本結構和主旨命題，都與《相逢恨晚》相近，但後者欲言又止，法蘭西絲卡卻敢直率說出他倆的戀情只能以此方式在心中長存，一旦遠走高飛，所有東西都會消失，換句話說，timing縱對，也不代表可以永恒。

法蘭西絲卡多次訴說她對愛情與婚姻的看法，皆見睿智。最後羅拔站在雨中靜候她回心轉意，女方雖肝腸欲斷，始終堅忍到底，這幕教人想起德格拉斯薛克導演的《斷腸春夢》（There's Always Tomorrow, 1956），片中男主角有美貌嬌妻及孝順子女，但中年偶遇舊愛，竟想與她離開原地過新生活，但女方知此情難久，最後忍心將他棄於雨中。奇連伊士活肯定參考過這部傑作，才能活現中年人的愛情哲思與困局，連法國人都大加讚美，《電影筆記》細選九十年代最佳電影，《麥迪遜之橋》位列榜首。

另一種出軌

其實，出軌不一定真有肉體接觸或實際交流，回憶與猜疑，破壞力也可極深。現正上映的《緣來他不夠愛我》（45 Years ），就講湯葛特連與夏綠蒂藍萍飾演的老夫老妻，本來恩愛親厚，正要辦45周年結婚紀念，但突然傳來消息，說找到男方少年時墮崖失蹤的前女友冰封了的屍體，他表面上不悲慟，卻忍不住緬懷舊事，女方發現原來前女友從未離開過他的心。一晚她終按捺不住，對他說：「我一直以為你有了我已足夠，但現在我有點懷疑你是否這樣想。」這句話說來是多麼的沉重，40載傾心專注的愛，原來可能建基於一個前設（如果丈夫的前女友沒死他，倆可能已成婚，那就沒有自己的位置了），那確實是不易接受的事。

不過，愛是否「足夠」，縱使是一直如膠似漆的老夫老妻，雙方的定義也許依然不同，我們是否相信對方最愛的是自己，但同時接受對方心中還有另一個人（儘管這個還有的程度，無法說實）？「專一」到底是何物？是心理狀態（有了唯一，連回憶也不可有第二）還是有時間的標準（必須一生一世）？《相逢恨晚》的丈夫原諒了妻子有過的離意，《緣來他不夠愛我》的妻子卻不接受丈夫緬懷故人的異心；這當中未必有何是非對錯，也許是男女不同，也許是價值觀各異，但好電影提出的問題總是像水滴頑石般一下一下地向我們敲問——本文不是提倡婚外情，但若感情不招自來，我們持守的到底又會是怎樣的原則？希望各位讀者能從這幾部新舊佳作中得到啟發。

撰文 : 陳廣隆

黃世澤 - 安裕被炒與南洋報殤

2016年4月27日

一直廣受《明報》讀者喜愛的安裕，肯定是《明報》的重大資產，《明報》要開源節流竟然裁掉他，簡直匪夷所思。而專欄作者們開天窗，竟然被強加「編者按」，這種不尊重作者的做法，簡直破《明報》歷史的紀錄。

對筆者這個南洋來客而言，這種粗暴清理不聽話員工的手法並不陌生，皆因現時《明報》的母公司世界華文傳媒集團，處理馬來西亞旗下兩份報章《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的異見評論人的手法同樣粗暴，不難看出這次安裕被裁的實際元凶，其實就是不斷用虛偽口號自我推銷的張曉卿，甚至鍾天祥也只不過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在馬來西亞中文報界，有不少學識淵博、深具份量的評論人，像李萬千、楊白楊、丘光耀等，這些人公開批評張曉卿與執政黨成員之一馬華公會聯手收購《南洋商報》，令馬來西亞中文媒體言論自由消失，公開呼籲作家們罷寫《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這些評論人立即遭到《星洲日報》封殺，沒可能刊登他們的評論固然不在話下，但更離譜的事卻在連他們的相關報道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這些作家被迫害時，鍾天祥都還未擔任《南洋商報》總編輯，因此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張曉卿的慣用伎倆，不論鍾天祥還是陳天祥，只要他要聽老闆的話，都會用同一手法對付安裕。

張曉卿視傳媒為政治工具

當然，張曉卿這樣自閹報章根本是自殺行為，《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銷量越來越差，在互聯網上，有很多馬來西亞人會付費訂閱《當今大馬》（Malaysiakini）的中文、英文或馬來文版，但沒幾個想看《星洲日報》或《南洋商報》，因為張曉卿只把傳媒當成他的政治工具，誰會自掏腰包買一堆沒營養政治廣告回家？假若張曉卿真的珍惜《明報》的賺錢能力，特別《明報》這品牌對挽救世界華文傳媒集團在馬來西亞惡劣形象的價值，為何要裁掉在巴拿馬文件相關報道上表現出色、不偏不倚，日常專欄得到各方愛戴的安裕？張曉卿不尊重讀者和新聞自由，讀者亦沒有必要去尊重張曉卿，亦因此世界華文傳媒集團在全球各地報刊的公信力亦越來越爛。

筆者可謂看《明報》長大，寫作生涯亦在《明報》校園版開始，也經常穿梭家鄉南洋與香港兩地。鍾天祥只聽老闆話，筆者理解，那是南洋老一代人的忠誠侍主之道，筆者不敢挑戰他。那筆者請鍾天祥的老闆張曉卿以情在人間、正義至上（《星洲日報》格言）的精神，向馬來西亞、印尼、香港三地讀者解釋一下多次與世界華文傳媒集團相關的新聞自由事件，特別是安裕被炒這件事，而不要拿鍾天祥當擋箭牌，每天在編輯室面目無光地上班。

這次《明報》粗暴裁掉安裕的做法，既無情，亦無義，公信何存？張曉卿若然真的尊重《明報》讀者，應親自向公眾道歉。而要讓《明報》真正成為一份具公信力的獨立報章，一如英國《衛報》一樣，在眾籌越來越成熟的今天，《明報》如能改由公眾共同擁有，成為一個獨立公共報章將會符合公眾利益。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駱以軍 - 哲生

世紀．失物招靈   明報   2016年4月27日 

我和哲生大學同是念文化大學，他念英文系，我念森林系再轉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研究所我念戲劇所，他念淡江英文所。那時我和年輕的妻在陽明山一個紗帽山的山腰，租了一個光線明亮的屋子。合租的室友，是一個女畫家，獨自帶一個四歲的小女兒。有一天哲生和妻子到我們那屋子，他們是那女畫家的朋友。我記得他們坐在長條餐桌那邊，上方有一盞布罩的燈，他們的臉被那燈光暈染，我印象裏卻覺得這人的臉色很陰鬱。女畫家介紹我們認識，原來都耳聞對方之名。我當時已出了兩本短篇小說集，他好像剛拿時報文學獎，那篇小說非常厲害。但他說了一句，像盛夏眼睛突然轉進室內的暗黑，那樣一句話：「我很羨慕你。」羨慕什麼呢？我當時前途茫然，不知自己的文學夢還能不能堅持。

後來我吃胖，只要到鳳山當一個月兵，某個營內休假，在一棟樓的樓梯間，遇見他。那時我剩一禮拜就可以回家了，他卻還要當兩年兵，而且是抽到金門外島籤。他一臉暴幹我竟就要逃離軍中這窒息之地，我們抽着菸，然後他把我軍服前襟口袋那半包菸抽走。

之後他終於退伍，工作上比我順利許多，先在一報社當編輯，之後到《FHM》當主編，後來變總編。那時我已生了兩個小孩，沒有工作，想專注寫小說，但總為經濟所困。我們也各自出了幾本書，幾個朋友相約出來混酒館，都說着一些創作者耍酷的話。我注意到他是用菸紙捲菸，一根菸慢慢捲好，再悠着抽。服裝也比較有在城市混的品味了。也會說一些冷笑話。

之後那幾年，我好像夢遊者走進一片無光的沼澤，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就當了兩個嬰兒的父親，我父親則中風倒下，妻子也得了產後憂鬱症，且我們的經濟一籌莫展，好像年輕時那個只往着小說隧道正步前行，不用理會現實世界的文學夢，愈艱辛且茫然了。當時接一些爛劇本，或兼課（錢非常少），為這些營生已弄得筋疲力盡。某次，在金石堂辦了個出版人文學人的趴，我也被長輩帶去，但在那空間裏，大咖們拿着紅酒杯圍着聊天，或各出版社的編輯、企劃互相熟識而三兩哈啦。只有我、哲生，和一同輩的美女作家，我們都才三十五歲吧，平時也都不太和外頭打交道，站在一個牆邊，都頗尷尬侷促。我的印象，哲生還是像我第一次在陽明山遇見他，臉像在一個燈罩下，光裏反間眉骨鼻樑的陰影，他還是對我說：「我他媽超羨慕你。」我苦笑地說起自己的倒楣，疲於奔命：「我才羨慕你呢。」後來我趁空就溜走了，回家還要帶一個三歲一個一歲的小孩啊。

一周後，一個女作家朋友打電話來，哭泣着說，哲生自殺了。選擇的方式很怪，是在他公司附近，一個小樹林的一棵樹上上吊。據說是為憂鬱症所苦。當時我一直想，他在那人群中對我說那樣的話，是否在求救呢？我是否不應只顧着自己的不幸，拉他去找間酒吧，大家喝兩杯打打屁，會不會在他往那死蔭之谷躍下前，至少緩衝一下，踩個煞車呢？但其實我並不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幾年後遇到當時跟他要好的哥們，大家說起來都有類似的奇怪愧疚感，是不是當時在平時的距離，再多一分用心，越過那道玻璃牆，多關心他一下，拉他一把，有沒有可能阻止這個遺憾呢？

在哲生的葬禮上，一些同輩女作家哭泣着，我們這輩的創作者，性格中都有種疏離或孤僻，彼此之間平時無什連繫，或也因文學環境到我們三十多歲時，其實已衰壞，所以光為了謀生就耗盡心神，無法再如前輩們有一種文人的聚會、友誼。但一個同輩的離場，讓我們最內裏的靈魂，冷的打顫。後來我們幾個同輩的創作者，就是在那場葬禮後，大家約定，以後要定時相約聚聚。

作者簡介：台灣小說家，長篇小說《西夏旅館》曾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

安娜 - 自將磨洗認前朝

紙上聲色   2016年4月27日

接上篇：折戟沉沙鐵未銷 

隱形賊王季正雄一段最堪玩味，三段之中以此最為內斂沉鬱，對季正雄的心理描寫更見有曖昧處。季正雄沒有卓子強的大想頭，九七大限將至他還只是打算帶兩個旗兵打劫一間小金舖。季正雄與旗兵在馬會裏部署，準備乘警車駛走後行劫金行一段，我以為是全片最亮麗完熟的一場戲。表面上整場戲沒有任何衝突交鋒，但實質上季正雄的內心卻經歷了最關鍵的掙扎，他原本確信的觀念都給動搖了——這些要點從一連串調度、演出、剪接的精準配合下都豐富地體現了。

季正雄選了三T派彩逾億的賽馬日下手，兩個在投注站待命的旗兵不知三T是什麼，也漸漸給四周狂熱的人群感染，像着了魔的向小熒幕凝神吶喊。投注站外的季正雄也察覺到這一股失控地投入橫財夢的氣氛，他往對街望過去竟連警車中的警員也在打開馬經，然後幾個解款員挽着錢箱在他面前走過——連小市民的目標都是以億計時，季正雄為什麼還要為一百幾十萬去打劫小金行？本是要行動的瞬間，季正雄猶豫了；他連殺人都能面不改容，但叫他卻步的竟是內心價值觀的傾倒。

三位賊王最後各自走上絕路，都來不及碰面了。在電影正式結束前，三個主角的生死尚是懸而未決之際，創作者加插了一個教人百感交集的尾聲：我們以另一角度目睹三賊王當日在風滿樓內原來曾邂逅，然後畫面就接上連串回歸新聞片段，包括彭定康女兒哭別香港、皇家警察更換徽章、解放軍進駐等。聯繫兩段影像的是一段從回歸典禮節錄的聲帶——先是一輪掌聲，然後查理斯王子讀出：「We shall not forget you, and we shall watch with the closest interest as you embark on this new era of your remarkable history.」電影將聲畫重新配搭後，掌聲就變成了獻給三位賊王，而查理斯王子句中的「you」也可順理成章的理解為三大賊王——我們不會忘記犯案纍纍的卓子強、葉國歡和季正雄。這個安排提煉出極強的反諷味道，甚至可說是一個反叛的姿態。

罕見歷史感

影片結尾包含了一種拒絕全盤承認由上而下灌輸的正史的意味。如果權威的歷史要我們記住九七回歸是一個普天同慶、重投祖國懷抱的時刻，那麼這部片反向的提出卓、葉、季三個儼然成為都市傳說的人物同樣值得寫入史冊；三大賊王的生存與消亡，在戲中與香港回歸被並列在同等重要的高度。《樹大招風》除了製作嚴謹，還有一種港產片鮮見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不是倚仗一堆舊時代的符號，而是來自對電影故事與時代關係的思考。

電影最後能把戲劇情節與歷史背景結合得如此精妙，且有弦外之音，並不易得。我們怎樣去書寫我們的過去，我們有權選擇；我們要怎樣記憶我們的歷史，我們能有自主——《樹大招風》苦心經營的尾聲，無疑把整部電影的格局和層次提升了。

電影調子灰暗，似是處處無望，但不要忘記最後一句說話提及「embark on this new era of your remarkable history」——多麼振奮動聽啊！而且，既然我們面前已有《樹大招風》，那個「embark on this new era」也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想像；許學文、歐文傑、黃偉傑都會是我們要「watch with the closest interest」的人物。而一切的回望與追認，同時間也是為了給未來找更正確的道路。

李怡 - 拒絕再為梁特惡行埋單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7日

特首梁振英昨再批港獨，指有小部份人鼓吹香港獨立或自決，是要700萬人來「埋單」，一起承擔政治及經濟後果，明言會失去中央信任及支持。

《蘋果》即時新聞出了這段報道，網民的留言就一面倒地表示：極小部份（689）人選梁振英做特首，要700萬人埋單！梁特為「顧全大陸」而執行的政策，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大白象工程，就要700萬人埋單。作為香港特首一家人不檢點，要全香港機場嘅安檢地勤機管局同你埋單，賠上香港機場國際級嘅美譽變成下九流機場……

講到近年興起的港獨和自決定思潮，就想起了一段往事：1984年剛剛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後，我去新加坡旅行，與幾位在新大任教的學者談話，話題不可避免談到香港前途。有台灣去的學者表示：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不該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作出抗拒反應。來自香港的哲學研究所教授翟志成說：「如果過去三十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不會有人反對中國收回香港。如果今天有香港老百姓不能接受中國收回香港，那麼這些香港人不應該感到這種想法有民族主義罪咎，中國領導人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接受共產政權直接間接統治，卻以堂皇理由去指摘他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番話，說得先前那位學者無詞以對。

這番話，也影響我一直以來對政權與民權的主次關係的看法：我們思考問題時，究竟應以每一個市民的切身感受為出發點，還是應該以虛無縹緲的國家民族大義為出發點？

港獨問題也可以套用上述的思維：如果回歸以來，中共國確切遵守《基本法》22條的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按《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如果中共國不是一再粗暴地以違反《基本法》程序規定的方式進行人大釋法、決定，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選舉；如果中共國不是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全面侵凌香港社會，導致市民怨聲載道；如果中共國不是欽點一個從品格到能力都不堪的特首去顧全大陸而損害香港人權益……香港不會有人主張港獨。如果今天香港有人主張與中共國分離，主張獨立，那麼即使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也不應該覺得提出這主張的人大逆不道，而是中共領導人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中共國的高幹已絕大部份把親屬、財產移往外國，如果香港特首、高官也把財產放置離岸基金，子女都到外國讀書工作移居，卻以堂皇的「愛國」理由，要香港人接受中共在香港的間接統治，接受種種淪落而不容提出自主自決主張，那就是「以理殺人」。

梁特正正是要港人為中共港共在香港的所有惡行埋單。提出港獨或自決者，正正是要拒絕日後再為梁特惡行埋單。我們所想望的，是他自己趕快在香港社會以至在人間埋單。（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黎廣德 - 台山核電：切爾諾貝爾陰魂

2016年4月26日 

【明報專訊】30年前今日凌晨，位於烏克蘭北部普里皮亞季鎮的5萬名居民正在熟睡，早上起來上班上學，一切如常。他們懵然不知，3公里外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正在噴出比廣島原爆多400倍的放射物。再過了一整天，即事發後36小時，居民接獲疏散通知，當局告訴他們毋須收拾細軟，因為3天後便可以回家。

再過了一天，距離切爾諾貝爾1100公里外的一個瑞典核電站響起輻射異常警報，但瑞典工程師確認電站沒有泄漏，開始四處追查輻射源頭。當天晚上，前蘇聯電視台播出一段20秒公布：「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意外，其中一台核反應堆受損，已就意外影響執行補救措施，並對受影響居民提供援助，同時成立委員會調查。」廣播時剛好是事發後69小時。

當時手握大權的前蘇聯政府決定，五一勞動節慶典在距切爾諾貝爾100公里外的烏克蘭首府基輔市如常舉行，只是巡遊時間從4小時縮短至2小時而已。

此後幾年，因切爾諾貝爾核災而疏散的總人數達35萬，永久撤離地帶面積相等於4個香港，受嚴重核輻射污染的土地逾10萬平方公里，在受災範圍的500萬居民中估計有4000人因癌症提早死亡，但因輻射污染擴散至歐洲多國，具體影響難以估量。

這些陳年舊事，究竟與港人何干？

兩大漏洞 獨步全球

多數香港人每天營營役役，不會記掛就在距離赤鱲角機場100公里的台山市，兩座全球裝機容量最大的核反應堆快要投產，但不幸出現兩項獨步全球的漏洞：一、台山核電廠所用的歐洲EPR新技術在輸出國法國，尚未獲得當地核安全局全面批准，而原定全球第一台在芬蘭2005年起建造的反應堆至今投產無期；二、台山核反應堆盛載核燃料的壓力容器，跟興建中的法國弗拉芒維爾核電站所用的壓力容器，是由同一家法國工廠同一批次鍛造，但壓力容器頂蓋和底部鋼材去年被發現衝擊韌性遠低於安全標準，經過一年測試後仍然不合格，兩周前法國核安全局要求再深度測試至今年底，再定奪需否拉倒項目。

負責投資興建台山核電廠的企業是中廣核集團，它在網頁上有關台山廠建設的最新公布是在今年初：「1月27日23時30分，隨着SED供主泵軸封水的停運，台山核電一號機組冷態功能試驗正式結束，並由此成為世界首台完成冷試的EPR核電機組。」中廣核集團在1月27日當天通過新華社廣州分社發出的新聞稿還有以下一句：「目前一號機組已經成為全球首台開始冷態功能試驗的三代核電技術EPR機組並全面進入系統聯調階段，二號機組處於安裝高峰期。」

距離1月27日至今已3個月，沒有人知道台山核反應堆如何「系統聯調」，甚至是否裝滿核燃料，因為中廣核不公布，中國國家核安全局也一言不發。

半億人口 承受風險

綠色和平德國核專家布尼爾上周抵港，他憂心忡忡地忠告：「當反應堆運作時，壓力容器不斷受高溫高壓和輻射衝擊，鋼鐵逐漸脆化，該EPR壓力容器有機會在反應堆設計壽命完結前突然碎裂，加上EPR裝機容量一般超過1600兆瓦，燃燒率高，儲存更多的放射性物質，一旦爆發嚴重輻射泄漏事故，可能釀成史上最嚴重的核災。」

沒有人能準確預測核災發生後的確切影響，因為要視乎當時的風向、天氣和地勢而定，但我們知道日本政府在福島核災後曾經考慮疏散遠至160公里的東京市。

萬一切爾諾貝爾同級的核災在台山發生，我們可以用客觀數據對比：廣東省人口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584人，是烏克蘭每平方公里90人的6.5倍；台山一號反應堆裝機容量1750兆瓦，是切爾諾貝爾出事的4號反應堆1000兆瓦的1.75倍。按此推算，出事後撤離區域為7350平方公里，等於6.7個香港或2.2個台山市範圍；總受災人數為5700萬，超過廣東省一半人口。

以上一切是否危言聳聽？但願如此。但切爾諾貝爾或福島出事前，烏克蘭和日本官員均信誓旦旦表示核電站百分百安全，當地民眾也深信不疑。今天香港人對中廣核集團有多大信心？對中國國家核安全局有多大信心？相信大家無從判斷，因為根本資訊不全，而「黑箱作業」正是隱瞞真相的代名詞。

驅散陰魂 為時未晚

核電安全不僅只看硬件，人性的怠惰自滿和貪婪怯懦，會令最完美的設計在最不應該發生的地方出事。有日本地質專家在福島核災兩年前提醒東京電力公司，核電廠設計沒有考慮新發現的海嘯數據，但公司和官員都置之不理。2008年大亞灣核電廠的反應爐控制棒被「卡住」影響安全操作，但廠方未有向外通報，這是不祥之兆。

如今台山核電廠的可怕之處，是硬件和技術未過關已經準備投產，遑論人為操作失誤。

由此觀之，台山的安全隱憂比福島或切爾諾貝爾更甚，因為中廣核集團在逾500億元人民幣項目投資中佔七成股權，自然有巨大利益誘因不顧一切盡早投產；國家核安全局則與核工業關係過度密切，難以發揮獨立監管的作用。這項監管漏洞不僅由國際原子能機構在2010年派遣國際專家赴華執行綜合規管檢查時已經指出，更由過去一年台山廠的紕漏全由法國核安全局發現而中國核安全局一直噤聲的事實中得到印證。

這些關乎幾千萬人性命財產的決定，香港絕非沒有角色。

在港上市的中廣核電力公司佔台山核電51％股份，因此台山廠的延誤或存廢對它是股價敏感消息，中廣核不向公眾及時通報是否違規？港交所不勒令它通報是否失職？證監會應否介入調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設有「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為何不把核電安全納入議程？保安局長黎棟國有沒有要求國家核安全局出面解釋？港區人大政協委員為何不向中央匯報真相？

要驅散切爾諾貝爾陰魂，便得制止台山核電廠投產。今天為時未晚，但時日無多。

作者是長春社理事

李怡 - 虛偽七事，望返自己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6日

 

在689主政下，港府已開始毀壞「法的統治」傳統，依從人治的中共國的官媒指示辦事了。日前《人民日報》刊登文章質疑港府無採取法律行動對付港獨，林鄭月娥即配合《人民日報》，表示任何鼓吹港獨行為違反香港法律，律政司一定會依法處理；袁國強也隨即表示執法機關正循《公司條例》、《社團條例》及《刑事罪行條例》，去調查港獨違法問題；黎棟國被問到哪些行為觸犯刑事條例時，他叫市民請教自己的法律顧問。

能否據《刑事罪行條例》檢控港獨言論呢？儘管有關條例提到叛逆、煽動等罪行，但港府若就言論提檢控，就會使法院要就這個條例是否違憲作審查。《基本法》第39條有關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在香港實施的條款指明：「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即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牴觸。」因此，依《基本法》第39條，法官會作出怎樣裁決，幾乎可以預見。在香港仍然實行司法獨立的情況下，希望律政司盡快對香港民族黨作檢控，以構成案件先例。

這是前政治助理陳智遠在facebook上講的香港「虛偽七事」的其中一事：「口說尊重法治，卻會先說某人犯法，被問到確實犯了哪一條法例，就話會從幾方面研究下再答你。」所指的就是林鄭、袁國強、黎棟國的近日言論。

另外的「虛偽」事也呼之欲出，包括：「拿着英美澳加護照，然後叫人認識中國，罵人為何沒有國家意識。」「買斷商場，瘋狂加租，然後說小舖仍有人情，歡迎多多光顧。」「叫你有創意、critical thinking同打破舊框框，但當影響自身利益，就說你離經叛道、沒有規矩、無大無細不知莊閒，是典型『廢青』。」「鼓勵你擁抱文化、尊重歷史，但當保育阻礙發展，就說社會需要向前，只可拆掉舊物。」「先罵人怪獸家長，縱容子女，但當權貴子女擺明濫用特權，又辯說為人父母總會幫子女解困，情有可原。」「口說希望社會多元，希望年輕人嘗試走不同的路，但甚麼『傑青』、『明日領袖』，仍是以搵到幾多錢、家底有幾厚、識得幾多人為潛準則，與他們創造了多少社會價值完全無關。」

這位前政助慨嘆：「究竟香港做錯了甚麼事，有一代人可以用一代的時間，就令我城由國際視野、執行力、生活質素到價值觀，每一個範疇都淪陷？」

香港做錯了甚麼事？其實早幾天，這位前政助為了古蹟辦將舊皇都戲院評做三級已經說出來了：「香港呢個城市最可悲嘅一樣嘢係，我哋最好嘅腦袋，都淨係識去諗點樣賺最多最多嘅錢：幫自己、幫大企業，除了＄以外，再沒有其他。我哋成日話內地人窮得只剩下錢，但望返自己，喺保育與及文化層面，難聽啲講句，我哋其實都一樣。」

不只是保育，所有的「虛偽七事」，在某程度上都是香港人一味向錢看縱容出來的。

李怡 - 給黃之鋒的機會與忠告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5日

黃之鋒以他的名牌效應推動成立的「香港眾志」，連日來受到媒體、建制派、溫和民主派和激進本土派的連連非議。許多意見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見，都值得深思。但這時候，我想到的是去年區議會選舉擊敗老樹盤根的48歲當選者徐子見的當選感言。徐子見說，他在傘運中，對學生為爭取民主走到前線抗議及警方暴力感到痛心，自覺昔日的政治冷感，有份造成今日的政治惡果，責任應由中年人承擔，「贖罪感好強」。從贖罪感而反思，友人談到多個選區的候選人都自動當選，於是他奮起挑戰鍾樹根。

如果說，中年徐子見對自己年輕時的政治冷感造成今天這種社會沉淪局面感到罪疚，那麼當年支持「回歸」的民主派是更應感到罪疚了。我雖然自中英開始談判以來就一直反對回歸，但對當年未能喚起民眾也時感不安。今天，我們看到年輕人挺身對抗香港沉淪，中老年人即使不能站在年輕人前面擋子彈，至少也不該在他們身後扔石頭。年輕人會犯錯，會幼稚不成熟，但應該給他們機會。黃之鋒十四五歲就站出來反國教，難道成年人不應該感到有愧嗎？

其次，我對於所有參與政治抗爭的人，不管是溫和還是激進，也不管他們有過甚麼錯誤，我都不忍深責。因為我只是寫文章指指點點，總不如那些挺身而出的參與者作出犧牲。論政者對掌權者固然應該永遠採取置疑態度，但對反抗者則應該盡可能寬容。

儘管寬容，但也應該提醒任何參政者，只有謙虛才會帶來進步。即使他們還年輕。香港眾志成立日的種種甩轆，以及文宣、銀行開戶、域名，尤其是以「十年後自決」來迴避當前在年輕人中熱切關注的香港前途的終極主張，引來眾多批評。黃之鋒認為是公關危機，並說這是由於「公眾對政黨的基本要求，還有社會對政治人物的標準，絕對跟學生組織差天共地」的緣故。意思是過去的學民思潮是學生組織，公眾的要求和標準較低，現在成立政黨，公眾的要求和標準提高了，對應他們的表現因而出現落差。

這是一種卸責的說辭。實際上，幾年前的反國教，黃之鋒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絕對超越了所有政黨。而今天公眾對「香港眾志」的表現，標準並沒有比學民時期更高，只是期望與學民時期相同，甚而稍遜都可以接受。然而，實際上與過去比是差了一大截。而最根本的問題，是面對香港目前的政治形勢，「眾志」沒有提出一個前瞻性的目標，而是如政客一般去迴避目標。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年輕人的政黨，沒有告訴社會他們要爭取達致怎樣的香港前景。比之梁天琦之清晰，陳浩天的壯志，「眾志」給人沒有長大就老了的感覺。

黃之鋒多年的社運抗爭，已經不算是初生之犢了。經驗與光環會是一個人的資本，也會是一個人的負債。能夠擺脫負債只有真正的而不是口頭上的謙卑。我在「眾志」成立那天去參加了，中途與何韻詩、畢明離場，就是想告訴他們這個訊息。（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添馬男 - 悼《明報》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5日

《明報》張曉卿怒炒姜國元，表面睇係另一次干預新聞自由，但香港人善忘，姜國元事件是劉進圖事件的下集。2014年1月劉進圖調職，當時發生一件事，就係《明報》做咗一個調查報道，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南德意志報》、台灣《天下》雜誌合作，將聯盟取得關於權貴在BVI開設離岸公司隱藏財富硂逃稅的內幕公諸於世，而涉及的調查對象包括中共現任及前任政治局常委，報道出街後不久劉進圖被調走，跟手就發生當街遇襲重傷，當然刀手好快拉到結案，但成件事主謀及動機仍然是一個謎。

兩年後下集上演，姜國元是劉進圖昔日的好拍檔，在《明報》乃一時瑜亮。姜國元再次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合作，香港《明報》將巴拿馬律師行外洩的BVI公司文件資料進行調查，核實文件上簽名的股東嘅身份，最後發表了五版的詳細調查報道，姜國元立即被解僱。

從表面證據觀之，這些離岸公司調查是導致《明報》近兩年來兩位同層「被離開」的最大可能原因，如果香港記者要真正捍衞新聞自由，包括記者協會，吳曉東眾籌的新聞調查組織，其他獨立的網媒，大家聯手將這些BVI公司文件核實身份調查，甚至可以眾籌聘請姜國元做調查的領軍，因為伸手入《明報》者，相信是怕再查下去的結果。

張曉卿是個生意人，1995年收購《明報》後，一直尊重本地新聞工作者，上手張健波及馮成章主持編輯部，合作無間。他委派來自馬來西亞的兩位代表張裘昌與翁昌文，是低調好人，在頭十多年少有聽到內部衝突事件。系內媒體有明確分工，《明報》取態中間偏泛民，《亞洲週刊》親建制，甚至甘作喉舌。

接位高層立場或有變

《明報》高層立場一直被視為親泛民，回心一想，若是市場定位是中產及知識分子，怎可能親建制或做喉舌？張馮二人退前是培養劉姜二人接班，一個管編務一個負責內容，現在整個接班計劃經已被終止，《明報》直接由來自馬來西亞的鍾天祥主管內容。為何過去一直尊重本地新聞專業的老闆會在這幾年有重大改變，馬來西亞媒體人估計與旗下常青集團在廣西欽州中馬工業園及貴州中馬工業園有龐大投資有關，當大陸投資越大，風險越高，香港《明報》的新聞自由空間就越細。

澳洲傳媒Financial Review早前報道，中國阿里巴巴的老闆馬雲有意繼《南華早報》後洽購《明報》，估計當劉進圖與姜國元均離開《明報》編輯部崗位後，《明報》由新聞取向到報社立場改變的空間自然大增。目前鍾天祥在公司內神憎鬼厭，武功已廢，連專欄作者開天窗也想抹走，實非聰明人作風，他難再管下去。《南早》染紅前便物色定聽教聽話的老總，香港從來不缺聽老闆指揮的傳媒高層，相信《明報》好快會調走鍾天祥，換個香港傳媒人接手，而《明報》又一切回歸正常，猶如兩年多前劉進圖調職、遇襲、掛藍色絲帶，然後一切恍如沒有發生。

今天香港，其實已不需要知識分子！

卓文 - 毒苗共業

夾心人   2016年4月22日

大陸黑心疫苗事件繼續發酵。根據報道，國務院決定懲處不同部門官員，執筆時已有357人被撤職降職，刑事拘留202人。除此之外，內地政府還強調要加強制度監管，設立疫苗物流全程追溯制度，強化儲存運輸冷鏈要求，再增設疾控機構云云。

筆者對此感覺無奈。首先國務院沒有提到被懲官員屬何級數，既然沒提，可以想像是地方低級官員，又是「刑不上大夫」傳統。至於加強管制，更加是欺負民眾無知。首先內地已有「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專職監管疫苗。若所言屬實，是否表示CDC之上再設部門？衙門愈設愈多，權責更加不清，出事時反而可以推卸責任。至於加強物流要求又是廢話連篇。內地藥業已有清楚倉庫物流指引，現時問題不是沒有法例監管，而是很多人有法不依，這方是癥結所在。

撇開制度監管，今次最令人擔憂是人心腐敗問題。按照一般藥品程序，在每一個運送環節，包括藥廠、代理、醫院採購部，及醫生護士，都要檢視日期。現在過期疫苗牽涉時間長達5年，18省份，數量200萬支，期間經過大量業界人士，若說沒人發覺，很難令人信服。筆者更加相信，這些人視若無睹，這點才令人震驚。

正如事件曝光後，當局強調過期藥物無毒性，呼籲國民不用擔心。參與者亦可能抱着同樣心態，認為藥品至多無效，不義之財，賺得心安理得。不過患病者服藥目的是治療，若然服用無效藥物，這和慢性謀殺有什麼分別？醫護人員天職是拯救生命，違反這個原則天理不容。現在集體不顧病人安危，只向錢望，這是一個共業，中國前景很難令人樂觀。

安裕周記：安裕這個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大約十年前，安裕開始在《明報》「星期日生活」撰寫「安裕周記」專欄，當時我是編輯室裏的小薯記者，當知道安裕原來就是每日審改我幼嫩文字的上司，那刻不禁低頭滴汗，身旁的女同事則流露仰慕眼神：「他真是才情橫溢啊。」

我記得每個周六早上回公司時，已見安裕埋首寫周記。小薯記者的腦袋像垃圾桶一樣混亂之際，安裕已經寫完三千字長文。我曾多次向他請教秘訣，他總是輕輕一笑：「你要好知道自己想寫乜，諗通之後自自然然寫得出。」

後來我明白，安裕輕輕鬆鬆的背後，是他數十年來在新聞界的實戰經驗，還有博覽群書的學識修養，沒有這深厚內功，根本不可能寫得出如此具氧分，在亂世能夠滋潤人心靈的文章。

「安裕周記」是安裕整個人的折射。周記的靈魂，是按當前社會大事，引用歷史借古諷今。如果你是他的忠實粉絲，一定記得幾個經典人物經常出現在他筆下，現實中安裕的身影，也盛載着這些前人的信念。

九年前一個周六早上，我因為採訪遇到很大挫折，安裕走來跟我說：「我介紹你看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他講完就行開。電影記載兩個《華盛頓郵報》菜鳥記者，發掘水門事件這宗殿堂級調查新聞的經過，記者鍥而不捨的毅力和熱誠，是安裕要我學習的。

但其實安裕最欣賞的，是拍板讓這宗大醜聞刊出的時任《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安裕曾經多次在周記讚揚他，作為良心報人頂住各方壓力的道德勇氣。安裕自己也一直效法布拉德利，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一個有承擔的領導。安裕是決定每日報章頭條的大腦，近年報社歷盡連番起伏，但在前年佔中時，《明報》連續七十五天以雨傘作頭版緊貼局勢，為報紙的facebook專頁贏得二十四萬人likes，也在歷史滔滔江河上，以報人之身在關鍵時刻定下報紙之格。

安裕不單是布拉德利，也是奧斯卡最佳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中，建議《波士頓環球報》記者，調查神父性侵案的編輯馬帝拜倫（Marty Baron）。安裕極強的邏輯思考能力和廣闊視野，總能夠帶領前線記者，聚焦新聞重點。2008年四川大地震，到災區採訪的記者一度失去聯絡，安裕因擔心失眠多夜。後來他知道記者安全，隨即引領他們深入調查一個個豆腐渣工程的來龍去脈，結果記者的報道就如Spotlight團隊一樣贏得多個新聞大獎。

精通日文的安裕，最心愛的作家是推理大師松本清張，尤愛《日本的黑霧》。這本著作是松本調查戰後日本真實發生過的一宗宗懸案，用他的推理智慧揭露案件與當時在日的美國右翼勢力，跟日本政商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安裕佩服松本對社會的關懷，也是他認為一個人最堅實的精神面貌。

我這個小薯記者初出道時撰寫人物專訪，安裕看過後總是說：「寫得唔好，再寫過。」講完之後又即刻行開。起初我不明白什麼是好，後來我在安裕的行文中知道答案：一篇好的人物故事，是藉着人的闊度，來帶出社會的深度，正如松本清張的小說健筆不忘緊扣社會。安裕也很喜歡台灣作家劉大任，劉因為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在美的博士學位，他那義無反顧為祖國而戰的情操，令安裕每提起他便要敬禮。

布拉德利、馬帝拜倫、松本清張、劉大任，安裕透過他們，流露自己作為報人的最大信念：改變社會不公。

這幾年社會流行兩句話：劉進圖被襲時新聞界大聲反抗「They Can't Kill Us All」、爾冬陞頒金獎像予電影《十年》時所說的「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這兩金句其實多年前已出現在安裕周記，安裕解釋過它們在美國人心裏的深層意涵。

安裕書寫歷史，希望用前人的故事來感召讀者關心當下社會。二戰之後的中、美、日近代史他最擅長，如果有人搞一場尼克遜總統前世今生的Talk Show比賽，安裕攞硬冠軍，另一個他sure win的人物，應該是周恩來。

有一次安裕問我覺得紐約是個怎樣的城市，那年我首次到「大蘋果」只看到很表面，就答：「咪成個旺角咁。」安裕就話：「紐約是全世界最有人性的地方。」他年輕時做過駐美記者，對紐約這個成長地有很深的感情。後來我有機會到紐約逗留數月，明白安裕所說的「人性」，是即使我大大聲聲在街頭講廣東話、或者上課時講無文法的所謂英文，這個自由城市的人，都不會公然投以歧視目光。

安裕書寫《紐約時報》和《滾石雜誌》時，核心是帶出美國自由派關懷人性的精神。他所強調的人性，並非那種曲高和寡的書生頭巾氣，而是一種活生生的真實感覺。我舉一個例子，安裕很喜歡許鞍華和杜琪峰的港產片，因為兩人的鏡頭都緊扣香港社會。他最愛的電影角色之一，肯定包括《秋天的童話》船頭尺和茶煲，那不單是一個愛情故事，還有八十年代安裕經歷過的紐約華人情懷。

說安裕的情，十年的周記裏，有兩個日子大家想必有印象：六四、年結。每年六四，安裕一定會寫一篇《人民不會忘記》，用他的成長足印來悼念六四這個心痛的日子。十二月底，他會寫一篇《傷逝》來對過去一年逝世的人表達尊重。

讀者可能覺得，安裕很嚴肅也很沉重，曾經有人問我：「安裕夠八十歲未呢？」正如我所說，安裕是個很有感覺也很貼地的人。在平日的相處中，他心情好的時候，會一邊食花生（是真花生）一邊走到後輩的座位滔滔不絕談他做記者的故事（部分談過數十次而他不自覺）。他幾乎每日都跟一班男同事眉飛色舞講足球、講食咖喱食鰻魚飯，世界盃或者奧運更加不得了，他會在電視機前大叫大笑。

他的最高境界，是在緊張關頭作為領導那種處變不驚的風範。911那天，他說自己看完兩架飛機撞向世貿，隨即灌下兩大支凍水就專注思考。安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就是這幾天《明報》人所說的一支「定海神針」，讀者在他的行文之中，想必也感受到他這股氣度。

安裕是我們一班小薯心目中的男神，但十年間，他從來都沒有因為外界對他文章的讚賞而高調蒲頭。若不是上周他做了新聞人物，很多人到今天也不知道安裕的真正身分，曾經有無數人在Google查問「安裕是誰」，也有不少人欲邀請他曝光在鎂光燈下，他一律拋下三個字：「唔使理。」

安裕肯定沒有想過，自己會登上他最愛的《紐約時報》，我想低調的他，會因為做了焦點人物而周身唔聚財。這幾天很多人擔心他，但安裕這樣具深度、廣度、闊度的一個人，其實，又使乜擔心？

但，安裕離開編輯室之後，《明報》人貼了一張紙在他的電腦屏幕上，寫道：「你的經驗，你對新聞的熱誠，是後輩最寶貴的資源！」我在facebook看到這張照片時，眼淚長流不止。2016年的初夏，香港失去的，不止是一份老牌報章的一個執行總編輯，而是守護香港的一個寶貴靈魂。

文：田心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馮睎乾 - 由中國第一份「報紙」說起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4日

《明報》解僱姜國元後，他的舊作名句便在網上熱傳：「報人信膺一管筆比一桿槍強，這是面對橫逆敢於挺身而出的勇氣；偉大的功勳不僅在於把總統拉下馬，亦不全在於與右翼政權力拼，而是『在晉董狐筆』的節操。」所謂「在晉董狐筆」，指晉國太史董狐對大臣過錯直書不諱，事見《春秋左傳》。前人想抬高報紙地位，往往拿它跟據說是孔子修訂的《春秋》相提並論；從這角度看，不妨說《春秋》是中國第一份「報紙」，而孔子就是它傳說中的總編。

這份地位超然的「報紙」辦得如何？《春秋》頭號粉絲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包拗頸的王安石則詆之為「斷爛朝報」，即甩皮甩骨地抄錄皇帝詔令和群臣奏議的文件。我沒有王安石那麼激，立場較接近史學家劉知幾和趙翼，即以懷疑眼光看待所謂「春秋筆法」。例如「董狐直筆」，只能說是剛直地維護禮法，卻不能說是客觀地直陳事實。晉靈公是昏君，趙盾是良臣，靈公兩度想買起趙盾，趙無奈着草，逃到邊境時，聞說趙穿殺了靈公，就折返掌政。董狐於是寫「趙盾弒其君」，宣示群臣。趙盾認為老屈，急急抗辯，結果被董狐秒殺：「子為正卿，亡不越竟（逃亡未過國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中國頭號意見領袖孔子後來點評：「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然而以上的詳盡報道僅見《左傳》，《春秋》只有一句：「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我認為有幾分似標題黨。董狐的正直，我佩服；「趙盾弒其君」儘管語焉不詳，畢竟有point。問題是：若今日所見的《春秋》真是孔子所修，那麼孔子就是雙重標準，因為春秋筆法何止不直，有時還曲到圓，假到震。試舉兩例。

一、《春秋》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據《春秋》，楚王是自然死亡。但據《左傳》及杜預注，楚王是被叔父楚公子圍用冠纓絞殺，事後楚公子圍更冷血地幹掉楚王兩個幼子。如此喪盡天良，《春秋》只輕描淡寫一句「楚子麇卒」，任由公子圍逍遙法外；可憐趙盾不過沒有討賊，就被寫成罪魁禍首，是甚麼玩法？其實《春秋》有所謂「不告不書」準則：當時各國互通消息，他國使者來報告甚麼，本國史官就記錄甚麼。有人想操控「國際輿論」，就發布不盡不實的消息，跟今天一樣。《春秋》某程度上是古代Facebook的塗鴉牆，資訊良莠不齊，既有萬人like爆的董狐直筆，也有河蟹後的國際新聞。

二、《春秋》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據《春秋》說法，魯隱公是自然死亡。但據《左傳》，羽父最初勸隱公幹掉弟弟公子允，隱公不肯；羽父就反過來聯合公子允，派人殺掉隱公，再立公子允為君，即魯桓公。《春秋》是魯國史書，但本國弒君醜聞永遠略而不提，何「直」之有？分明違反孔子的「良史」標準。但《春秋》勝在有《公羊傳》。據《公羊傳》解釋，儘管《春秋》沒提及弒君，但其實已暗示了：原來國君死後，《春秋》依例會記下葬，現在不記下葬，就是故意隱諱弒君一事。換言之，你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從《春秋》不寫甚麼來看懂它想說甚麼。這就是春秋筆法。

可見「董狐直筆」並非《春秋》常例，至少魯國《春秋》不是──據《墨子》所載，當時尚有「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列國《春秋》，但現存只有魯之《春秋》。《左傳》說：「諱國惡，禮也。」《公羊傳》說：「《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說來說去，河蟹就是硬道理。由漢唐開始的「邸報」到晚清刊行的《官報》，「報紙」都是統治工具，用來頒布政令，談不上新聞自由，這方面中共實堪稱華夏文化的繼承者們。

華人民辦報紙興於清末，最早有1874年由王韜創立於香港的《循環日報》。當時民報多以鼓吹革命為宗旨，清廷乃立法禁制。《大清報律》第十四條：「報紙不得揭載：詆毀宮廷之語，淆亂政體之語，擾害公安之語，敗壞風俗之語。」犯法又點呢？第二十三條（！）：「違第十四條第一、二、三款者，該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處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監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罰金；其情節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

今天姜國元只是革職，鍾天祥沒有被捕，愛國人士還不出來為中共的文明進步喝采？

吳靄儀 - 解僱安裕，《明報》自戕

端傳媒   2016年4月22日

身在外地，聞安裕（姜國元）被《明報》總編輯鍾天祥深夜解僱，即時生效，不禁愕然。《明報》政治立場飄忽，公眾越來越不信任，每次妥協，老讀者永遠希望只是一時，信任《明報》員工之中堅守原則的一輩，會阻得住《明報》沉淪，會挽回公眾的信心，終會令《明報》反彈。

安裕就是其中表表者。我每看《明報》最灰的時候，《星期日生活》仍是充滿活力，一手活潑報導愉快健康的新時代生活，一手刊登無畏無懼爭議性的評論與訪談。無畏無懼，不但是指題材，也是指篇幅和深度，不怕讀者嫌枯燥，有信心《明報》的讀者正是要看有深度的文章。

安裕，就是寫那些文章的一枝健筆，更是堅決保持《星期日生活》這個愉快地不妥協風格的人。《星期日生活》是我每個星期日都預留時間享受的讀物，安裕是我最欣賞的作者之一，是令我這名《明報》舊人最感安慰的存在。

我不知道《明報》當局明不明白，《明報》的公信力和對新一代的意義，有多大是有賴《星期日生活》，有多大是有賴不時有不畏大陸當局、不畏本地權貴的新聞報導，因此，有多大有賴作為《明報》執行總編輯的姜國元。解僱姜國元，《明報》最直接是傷害《明報》自己。

鍾天祥的解釋是，非關政治考慮，只為節省開支。 如此毫無邏輯之言，只會侮辱讀者的智慧；人才是報刊最重大的資產 ──即是主要「生財器具」。《明報》是僅存的又保守又現代，又做新聞又做重分量評論的報章，砍伐人才，《明報》沉淪，有什麼經濟效益可言？不是自戕是什麼？

都說裁安裕，是為政治理由，因為安裕就是太堅、太令當局不安，鍾總編輯奉命投誠，於是要「斬」安裕。那麼這輩要收買《明報》的人也是花冤枉錢。沉淪了的《明報》值得幾文？很快就是一個過時的名字。收買、投誠等等，都是老故事，我這名白頭宮女，不知見過幾多回。

上一回，2014年初，調走劉進圖，就是為安插鍾天祥，要不是當時新聞界及《明報》員工抗議，要不是劉進圖飛來橫禍，引起了全世界強烈譴責，關注新聞自由，《明報》當時就要沉淪而非反彈了。但《明報》因禍得福，幾經辛苦，又多多少少回復公信力，得回讀者一些信任。

《明報》的身價，在於她的聲譽。聲譽破產的《明報》，有什麼值得收買？香港還欠缺這樣的報刊嗎？

我深知，《明報》高層，總是有一些半自欺的想法：妥協一時，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我不相信這種東西，做生意有很多種，辦一張公信力破產的報紙，是天天公開侮辱自己一次，有什麼意思呢？與其日漸沉淪，不如光榮結業好了。

安裕不會消失，新聞自由能繼續存在，是因為有他這樣的人。我深信，安裕是有出路的，我期待他在他處有異軍突起，我只是為尚守在《明報》的新舊同事神傷，只是擔心《明報》，甘作瓦全，有負英名。

（吳靄儀，前《明報》督印人、副總編輯，香港執業大律師，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公民黨黨員）

世紀．The Master：只想拍電影的人 山田洋次

明報   2016年4月22日

編按：日本名導黑澤明完成《一代鮮師》劇本時，山田洋次是他第一個讀者。從搬演超過20年的《男人之苦》，到愛情電影經典《幸福的黃手帕》、顛覆傳統武士形象的《黃昏清兵衛》，都是山田洋次代表作。放下導演筒，山田洋次執筆寫作，談創作，談生活，談文化。近月，有出版人引進作品到台灣。今天，本版載錄山田洋次的書寫世界，看看他影像以外的關懷。

《幸福的黃手帕》緣起

拍攝《幸福的黃手帕》的契機，是聽了幾年前美國紅極一時的民歌〈繫條黃絲帶在老橡樹上〉（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e Oak Tree）。正確說來，首先是聽到有一首歌詞是這樣的歌。歌詞的內容是：一個年輕人搭巴士旅行時，遇到了一個剛出獄的男人，男人表示自己正在回去找妻子的路上，他和妻子已經分手了，他曾寫信給對方說如果現在還是單身過日子，就請在庭院的橡樹上繫條黃色絲帶。

我光是聽到歌詞，眼前就能浮現橡樹上的黃色絲帶像花朵般盛開的畫面，覺得這真是一首很棒的歌。不久後我聽了那首歌的唱片，發覺故事雖然很沉重，但歌曲卻很輕快、清新，有着愉快的旋律。我當時心想：「原來如此，如果能這樣拍電影也不錯。」同時又覺得那首歌帶有民間故事的色彩，充滿了精彩的故事性。聽到那首歌是在三四年前，當時我認為美國人一定會將這個故事改編為電影，拍成類似《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1969）的電影。可是後來一直沒有動靜，我才心生那就由我來拍的念頭。

《虎豹小霸王》的故事也是根據流傳在美國各地的民間傳說而來的。事後調查，寫下黃色絲帶這歌的原作彼得．漢密爾，在文章中一開始就提到：「這是流傳在美國各地的民間故事。」

當然，這首歌已經深植在美國人心中，我無意直接將它變成日本的東西。說到比較難處理的地方，比方說日本不像美國那麼遼闊，就算北海道再大也無法跟美國相提並論。而且美國各州之間就像不同的國度，有不同的民情，無法呈現出那種距離感，就是改編的難處之一。然而儘管有些牽強，我認為將舞台設定在北海道，應該還說得過去吧！

至於為什麼這樣的故事會打動我們的心呢？我想是因為現在的社會和生活中，風景已經變得像散文一樣，缺乏詩意。就算是在車站道別，車窗也完全緊閉，更不會響起汽笛聲。而且以前從東京到大阪，就像去了遠方，如今卻當天就能往返。儘管社會變得十分便利，卻也明顯喪失了故事性。也就是說，現在的社會無法成戲，也無法入畫。如今的社會已經不允許離別時彼此從車窗伸出手交握，汽笛一聲響起更增添離情別緒的哀傷等場景。

相對地，這個故事充滿了戲劇性、故事性，而且那種想擁有同樣體驗的憧憬，是現代日本人所希求的，也強烈刺激了我們。

的確，這個故事沒有曲折的情節和意外的發展，也沒有戲劇性的結局。但我總認為沒有那些也能拍成電影，我也透過同樣的方式拍出了《男人之苦》，其他電影也都是在那樣的理念下完成的。《男人之苦》的劇情沒有任何絕妙的起承轉合，有的只是充滿個性的人物。阿寅一回到故鄉，就會出現一個美女把他迷得團團轉，他拚了命地追求，但最後還是被甩了。每一次都是同樣的模式反覆再三，像《男人之苦》這樣的拍攝手法過去從未有過，至少可以說沒有成功的例子。可是就像我剛才所說，我相信即使是這樣也能拍成電影，《幸福的黃手帕》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拍出來的。

阿寅和我們

渥美清先生的年輕時期是在淺草的小劇場中度過的，他演藝生涯的起源大概就是淺草吧！「觀眾從觀眾席上伸出手來，演員從舞台伸出手去握住觀眾的手。」一如他曾這麼說過的，渥美清的一生都在工作中貫徹這句話。有些演員就像藝術院會員一樣偉大，也有些演員與其說是演員，更像是傑出的文化人，可是像他這麼親民的演員卻很少見。大概不會有人錯喊渥美清「大師」吧！觀眾作夢也會不覺得他是藝術家或天才，只會認為他是身邊一個平凡、風趣又愉快的人，可以隨意拍拍他的肩膀，要求和他握手。而他也會笑臉相應，一邊握手一邊與大眾併肩走在一起。他終其一生沒有背叛過從淺草時期就喜歡他、支持他的觀眾，認定彼此是永遠的伙伴。這就是渥美清的偉大之處。

為誰而創作？為自己還是為觀眾？這個問題經常困擾着我，直到看着渥美清這個人我才有了答案。從他身上我看到為人就是為己，為己也等於是為觀眾，而他也將這一點正確地傳達給觀眾知道。當阿寅口中說出：「勞工朋友們，你們的生活真貧困呀！」那些被揶揄的勞動階級觀眾不僅不會生氣，反而還哈哈大笑，因為他們完全理解渥美清這個演員的人格。這跟那些畫醜妝、扮蠢樣刻意逗觀眾笑的藝人，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

對觀眾阿諛奉承、迎合討好，藉此博君一笑的精神並非搞笑喜劇才有。要讓那些頭腦不怎麼高明、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的病態知識分子笑其實很簡單，而且也不乏這樣的作品；但逗那些一輩子腳踏實地、認真做事過活的人笑，讓他們感到快樂，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認為傾盡畢生心力，為逗他們笑、讓他們快樂而努力是值得尊敬的，如果藝術誕生了，那麼肯定是先有了這份努力吧！

所謂的藝術絕不是歪理詭辯，也不是費人疑猜的圖畫謎語，應該是讓人心胸開闊、心情舒暢，可以看得更寬廣、更高遠的東西才是。我認為讚賞好的東西好是困難的事，因為好的東西太過理所當然，每個人都能看得出來。

手提方形行李箱的阿寅獨自走在寬闊的草原上，累了就躺臥河邊歇息，醒來又繼續上路旅行。畫面上有浮雲、有流水，觀眾看着浮雲沉浸在幸福中，望見流水不禁悲傷地流淚——拍攝《男人之苦》時，渥美清先生和我經常這樣聊着：「好想拍這種電影，希望有一天能拍這樣的電影。」

此時此刻更讓我想起了柳田國男說的那句話：「藝術是為了娛樂人們。」

■世紀．info．山田洋次

1931年生於大阪，童年於中國滿洲度過。1954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同年進入松竹電影公司擔任助理導演，1961年以《二樓的陌生人》步上導演之路。1969年《男人之苦》系列開拍，之後陸續推出《家族》、《故鄉》、《同胞》、《幸福的黃手帕》、《兒子》、《學校》等多部代表作。2002年以《黃昏清兵衛》一舉奪得日本眾多電影獎，並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延續2006年《武士的一分》的票房佳績，2008年柏林影展參賽作《母親》亦蔚為話題。2010年的《春之櫻》獲邀成為柏林影展閉幕片，並獲頒導演特別貢獻獎。2013年以《東京家族》向前輩小津安二郎致敬，2014年以《東京小屋的回憶》獲柏林影展最佳女演員銀熊獎。此外，亦獲得紫綬褒章、朝日賞、勳四等旭日小綬章、文化功勞者、文化勳章、東京都名譽都民顯彰等榮譽。近作有《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麻煩家族》。

文．山田洋次／譯．張秋明

 

 

 

書名：只想拍電影的人；作者：山田洋次；譯者：張秋明；出版：新經典文化／台北，2016.03

劉銳紹 - 從財產之密到「炒姜」之密

2016年4月22日 

【明報專訊】前天上午看《明報》，刊登了巴拿馬文件揭露一批權貴在海外有隱形資產的新聞，不禁拍案叫好，為明報恢復生氣感到一絲希望。豈料，不久就聽聞明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被突然辭退，心裏第一個反應是：「出手太突兀了吧！」

我不是說上述兩者有關，眼前暫無證據證實有關，但長期積累的因素是不能忽略了——那就是新聞價值觀的較量，以及新聞價值觀與現實的較量。這不單是新聞界人士應該關注的問題，而且是全港市民都應該關注的問題。如不關注，目前仍享有的一些新聞空間也許會進一步收縮，直至不再存在。

單靠當事人申報已不能堵漏洞

先說巴拿馬文件披露的財產之密，可見上至中共領導層及其王親國戚，下至香港富豪及其後代，不少人在海外擁有隱蔽資產，關係千絲萬縷。從現實的角度看，在商業社會中，這類事件長期存在，只是大家心照不宣。况且，在海外設有離岸公司不是罪名，即使用來避稅（有人美其名為「節稅」），不是逃稅，也不是犯罪。所以，被揭發海外隱蔽財產的權貴，一點實質傷害也沒有。他們甚至認為，「聰明人才會使用這些醒目的方法，懂得法律才能鑽營這些機會」。一般人對他們的行為無可奈何。

不過，這類事情也教懂了老百姓很多東西。例如，有些人口說「愛國」，但原來在海外卻報稱外國人，到底他們愛的是什麼國？是真心愛國還是因利益而愛國？是長期愛國還是忽然愛國？市民心中有數，北京也心中有數。即使這些人馬上重申是「中國人」，相信也會在公眾心目中打了折扣，他們日後擔任公職時也會受到質疑。

又如，其中一些人表示，他們的離岸公司已作申報，因此已是清白之身。不過，「已作申報」只是手續上的程序，但這些離岸公司的具體業務卻沒有詳細披露，當中是否與公職有利益衝突？不得而知。這是否等於他們身家清白呢？在他們還未清楚交代之前，他們在道德上、形象上已經自我損毁。當然，他們可以說「道德與我何干？形象於我何義？」但這豈不是自欺欺人嗎？

從政府的角度看，也應該考慮如何改善。現時單靠當事人自行申報的制度，已不能堵塞漏洞了，必須加強監管，例如：漏報和瞞報將有什麼懲罰措施？

此外，老百姓還會從這些資料中看到「政商合一」的事例。雖然未有證據證明政商勾結的不法行為，但從他們的關係網中，已看到在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的「錢、權、勢」交易。更有甚者，大陸的名卿巨公、達官貴人近年來利用香港作為金錢跳板的事例愈來愈多，以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要派駐專人跟進。這種趨勢會否影響和破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呢？確是茲事體大的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杜絕和預防。

在外國，巴拿馬文件已導致政要「一身蟻」。冰島總理貢勞格松成為第一名下台的政要，英國首相卡梅倫正面臨巨大壓力。在台灣，快要上台的民進黨也說，將把擱置多時的「反避稅條例」列為優先法案之一，國民黨和時代力量也表示支持。不過，這種情况會不會在中國發生呢？

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的唯一作用

可以預言，雖然巴拿馬文件也披露了一些與中國高層有關的隱蔽資產，但他們仍然可以穩如磐石、雷打不動。首先因為中國全面封鎖消息，即使報道巴拿馬文件，但卻刪去中國政商人士的部分。其次，即使老百姓用自己的方法知悉實情，但也沒有任何方法動搖權貴的地位和利益。還有，倘若風吹草動，官方馬上打壓，全然忘掉經常掛在嘴邊的「反貪腐」宣傳。所以，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的唯一作用，就是當中共高層發生宮廷內鬥時，這些材料就會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最典型的例子是，當薄熙來和谷開來被鬥倒時，他們的離岸公司就成罪證之一；至於鬥贏一方的海外利益，則繼續潛埋吧。

從上述財產之密的現實與無奈，轉看明報的「炒姜」之密，同樣也有無奈之處。按香港法律，只要資方按照勞資法例辦事，就可以不需說明原因，甚至無緣無故炒人，就像當年「六四」後我被《文匯報》炒魷魚一樣。不過，資方有權，但是否等於資方有理？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與姜國元認識30多年。那時候他是《大公報》的體育記者，我也偶爾採訪體育新聞，因而認識，令人深刻的是他的體育人物訪問。在阿姜的筆下，體育人物不一定是硬繃繃的鐵漢男兒或巾幗英雌，而是有性格、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物。也許這種透過人物來體味人生的探索，不斷磨練，後來成為阿姜的神來之筆，在他以「安裕」為筆名的文章中盡露光芒。

縱有狂風逼葉落 精誠托月有枯枝

阿姜後來駐美採訪，觀察世情，擴大視野，打下堅實的功力。我經常說：「新聞的功力是浸出來的、熬出來的。」阿姜就是典型。這從他回港後的多宗新聞處理上可見一斑。在涉及港人重大利益及價值觀的新聞上，如20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2012年反國教事件、跟進李旺陽「被自殺」等，阿姜也是以新聞規律和大眾認同的普世價值作為報道的依據。在這些新聞中，他給我最大的觸動是，他出身左派，但早已從左派的條條框框中脫胎換骨。為什麼有些左派中人或者忽然愛國的人，仍然在左的思維下沉醉不醒？而阿姜卻可以跳出來呢？原因很簡單，就是阿姜選擇獨立思考，才有獨立於官方利益以外的行為。

如今，他被開除，我對他有話說：繼續做你的阿姜！撐你！

對鍾天祥，以及背後有決策權或影響力的人，我也有話說：你們趕走的不是姜國元，而是你們的讀者；你們說要開源節流，但沒有搞好新聞的領軍人物，要開廣告之源也是難事；如果你們沒有充分的理據「炒姜」，你們日後面對的情况可能更僵。

對明報的員工，我也有話說：也許「將軍一去，大樹飄零」，有人想到良禽擇木而棲，但你們願意看見你們長期固守的長城毁於一旦嗎？你們眼前是一場陣地戰。不戰而走？還是戰至最後一寸陣地？仗不打，怎知一定會輸？

對明報的讀者，我也有話說：請你們用雪亮的眼睛，繼續觀察和監督明報的表現，好的讚，壞的彈。這是你們的消費者權益，也是你們保衛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責任。

以上的話，即使明報以後不登我的稿件，我也要說。最後，以當年我被打壓時寫的詩作結：「縱有狂風逼葉落，精誠托月有枯枝。」

（編者按：《明報》集團4月20日就此事的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

李怡 - 議事規則是民權基礎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2日

孫中山先生將《羅伯特議事規則》繙譯並改名為《民權初步》，因為開會、議事，包括法庭審訊，是民權的基礎。沒有完好的開會規則，或開會不尊重規則，或動輒按政治需要修改規則的社會，就是未有民權的社會，也就是未進入文明或從文明倒退的社會。

《羅伯特議事規則》厚達六百多頁，且簡介一二。

規則之一是：「不許質疑動機──不能以道德的名義去懷疑別人的動機。」不管指控他人是「投機」還是「私心」，都是對動機的質疑，是道德批判。

為甚麼不能質疑動機？首先因為動機是摸不着、看不見、不可證實的東西；就像我們說不能誅心，因為心之為心，即不可問。其次開會要審議的不是某個人，而是某件事情，對動機的懷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對議題的偏離；第三，利己是人類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個人利益並不為過，所以指責他人的動機毫無意義。

法庭審案除了謀殺案要追查犯案意圖之外，一般案件都只重證據而不問動機。尤其是牽涉言論自由，美國大法官道格拉斯反對以「鼓吹」和「煽動」為言論定罪，因為「鼓吹」和「煽動」講的是意圖，而意圖是十分難證明的東西。一旦走上了以意圖、動機去判斷是非之路，社會就會墮入「每個公民的自由都受到危害」的境地。最近中共外交部駐港官員提出把「鼓吹」和「煽動」港獨列為刑事罪，正正就是以動機論來扼殺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羅伯特議事規則》另一要點是避免不同意見者的對罵和爭執。在美國國會、法院和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如果一個人對某動議有不同意見，他表達自己的意見時，要向會議主席（議長）說話，而不能向意見不同的對手說話。法庭上當事雙方的律師也不能直接對話，因為一對話法庭就會變成吵架的場所。《羅伯特議事規則》規定，律師只能和法官對話，向陪審團呈示證據；而陪審團按照規則自始至終是「啞巴」。不同觀點和不同利益之間的針鋒相對，按規則不能直接實現而要間接實現。

《羅伯特議事規則》經過精心琢磨而設計，它的基本精神有以下幾點：

一、平衡：保護各種人和人群的權利，包括意見佔多數和意見佔少數的人，甚至是每一個人，從而最終做到保護所有這些人組成的整體的權利。

二、對主席（議長）權力的制約：全體成員按照自己的意願選出主席，並將一部份權力交給主席，但是同時，避免主席的權力過大，避免主席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全體成員頭上。

三、多數原則：多數人的意志將成為總體的意志。

四、辯論原則：所有決定必須是經過充分而且自由的辯論之後才能作出。

五、總體的意志自由：在最大程度上保護總體自身，但也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護和平衡每一成員可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行事。

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法庭審案的規則，基本上都沿用《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原則和規定。行政會議就不知道了。（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岑逸飛 - 節制貪愛

生命通識   2016年4月21日

在禪修班常聽到法師講craving，這個英文字不同於一般所謂desire（欲求），而是在欲求之上，加上intense（強烈的）、urgent（迫切的），甚至是abnormal（不正常）的意味。可見欲求過多，craving 就來了。

這使我想起荀子講性惡。所謂性惡其實是人欲，並不與孟子的「性善」站在同一層次的對立面，因為孟子從不否認人欲的存在。荀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欲求本身應無問題，問題出在荀子說的：「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所謂「無度量分界」，就是讓欲求毫無節制，任其擴展。

荀子講欲求，還有一個令人警惕的字眼叫「順是」，意思是順着欲求需索而不去適可而止。故荀子說：「生而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其中的「順」字，便有「順勢」涵義。「順勢」的能量可以無限，因為它會以幾何級數增長，以至出現「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現象。

英文的Craving ，翻譯自巴利文的Tanha，梵文是Trsna。Tanha 的字面意思是thirst（口渴）。渴而欲飲，本來不是壞事，若按照經濟學供需上的「邊際遞減律」，飲至某個程度，止了渴就停飲。但這種情況似乎只見於動物，例如獅子，吃飽了就不會再追逐食物，只有人是例外，最明顯是人對錢的渴求，絕少人會怕錢多，總是愈多愈好。

中國佛教或將Tanha譯作「渴愛」，筆者總是覺得未能曲盡其意。「渴愛」是表相，表相背後還有一種推動力，就是「貪」，是人性。所以與其說「渴愛」，不如說「貪愛」。古德常說，「無明為父，貪愛為母」，哲學性的解釋，無明是體，貪愛為用，無明是根本，貪愛則發揮滋養的作用。貪愛的問題，在於貪愛會引發瞋心，貪愛的沉迷又成愚癡，「貪瞋癡」三毒都通過貪愛的發酵而來。

對貪愛的警覺性，道家的老子與佛陀是不相伯仲的。老子說「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是沒有染色的生絲，「樸」是沒有加工的原木，老子借此二者來比喻要現其本真，守其純樸，不為外物所牽，而方法則是「少私寡欲」。寡欲是初步，終極則是無欲，手段是對貪愛節制。老子對節制的重視，可在《道德經》裏找到：「罪莫大於可欲，禍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可惜老子說的僅是原則，節制的具體手法如何，他也沒有說清楚。

談節制貪愛之道最精察的，應是《易經》的節卦，其中提及不節制貪愛的弊處：「不節若，則嗟若。」《象傳》的解釋是「不節之嗟」，即不肯節制貪愛的人只會長嗟短嘆，後悔莫及。但即使肯去節制，又分幾類，有所謂苦節、安節、甘節，不是凡「節」必佳。

節制必須是自動自發，不是別人強迫。荀子通過「隆禮」來節制貪愛，尚屬一種教化，可惜他的學生全都滑向了法家，用法律搞節制，是苦節，結果是「凶」；「安節」是節得安心，結果尚是「亨」；只有「甘節」，即節而自得其樂，才是上上大吉。

長平觀察：推！「偉大的中國故事」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4月19日

廣州曾經有一位記者被人笑話，因為他的報道總是這樣開頭：「××做夢都沒有想到……」即便是那位記者，做夢都不會想到，有一天新聞報道可以這樣寫：網友們做夢都沒有想到，推特（twitter）官方人士向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發出邀請：「讓我們攜手合作，向世界講述偉大的中國故事。」

這句話讓很多推特用戶目瞪口呆。他們沒有看錯，說出它的人是推特新任命的首位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陳葵（Kathy Chen）。她走馬上任之後，在推特上首先和央視及新華社互動示好，儼然是面對公眾的「就職演說」。

中共宣傳機器講述過無數「偉大的中國故事」。它在餓殍遍地時講述過水稻畝產上萬斤，它在紅衛兵街頭槍戰時講述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又在「六四」民主運動被鎮壓時稱它是「反革命暴亂」。今天，它在講述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堅決拒斥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觀」。

對於同屬「大中華區」的港臺民眾來說，當下央視講述的最「偉大」的故事，莫過於長期出版中共政治禁書的銅鑼灣書店股東「自願」從境外偷渡到中國大陸向警方「自首」或者「配合調查」，在央視及其合作媒體上公開認罪，並宣稱要放棄外國護照；以及中國警方從肯尼亞押運臺灣「犯罪分子」到大陸，並讓他們上央視認罪。

和很多西方人想像的不同，央視從來沒有滿足於只對中國大陸人講述這些「偉大的故事」。作為中共「大外宣」政策的執行者，它一直在全世界尋找合作夥伴，向全人類推銷這些故事。中國政府把四分之一的人類控制起來，主宰他們的新聞和文化消費，然後用這個「巨大的市場」作為籌碼，配合騷擾、威脅、拒發記者簽證及網絡防火牆等手段，逼迫境外媒體合作。

因為貪婪或者恐懼，境外媒體對中共順從合作並不意外；但是很多人以為推特會是最後一個。和其他不接受中共審查的媒體一樣，推特早已在2009年被中共封鎖。作為網絡時代的自媒體代表，它被追求言論自由的中國網民稱為「永不打烊的自由小酒館」，很多人堅持「翻牆」使用。

幫助過濾政治敏感信息？

「想不到你這濃眉大眼的傢伙也背叛革命了！」正如喜劇演員陳佩斯的相聲名句所言，陳葵的發言令這些忠實的推特用戶感到驚愕。他們並不在乎推特從未對他們表示過感激，但是也無法接受這樣的冒犯和羞辱。他們表達了強烈的質疑和抗議，並在美國白宮網站聯署請願書。

這還不是最黑色幽默的地方。網民搜索發現，陳葵具有可疑的中國軍方和公安背景，曾擔任北京冠群金辰軟件公司任總經理，一家由美國網企與中國公安部合資成立的公司，其產品之一是郵件過濾。過濾什麼呢？陳葵解釋說：「……還有可能具有法輪功或者政治敏感信息或者不良信息，我們會有內容上的過濾。」這些產品顯然令中方感到滿意，陳葵獲得「2004年度中國信息安全保障突出貢獻獎」。

隨後，她又加盟疑因幫助中國政府建立網絡防火牆而廣受質疑的美國企業思科，出任其中國公司高級副總裁，工作任務包括「特別致力於與政府各部門及其直屬機構建立良好的政府關係」。

這也是一個「偉大的中國故事」：很有可能，一個曾經幫助中國政府封鎖推特的人，被聘為推特的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而她並不是中國政府的「叛徒」，而是公開宣示繼續和它合作。

即便如推特官方所說，陳葵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拉企業廣告，而不是平台建設，她的工作經歷及「就職演說」讓用戶感到厭惡和擔憂，仍然不言而喻。

中國政府也在努力「連接世界」

去年底，在巴黎為媒體同行做培訓時，我為自媒體給出了自己的定義。我舉例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作為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我創辦了一份信息雜誌，自己編寫內容，自己送到印刷廠印刷，自己發行，並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儘管那時還是鉛字排版，但是我稱它為「自媒體」。而如今中國大陸的微博、微信等被中共宣傳部門嚴格監管的社交媒體，無論它通過多麼先進的互聯網和手機發佈信息，也很難稱它們為真正的「自媒體」。

自媒體之「自」，或者說新媒體之「新」，並不在於其生產和發佈技術。技術只是為它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讓它能夠補充及挑戰精英控制的傳統媒體，相對獨自自主地發佈和傳播信息，為普遍人提供發聲的平臺，而且每一個聲音都可以等到更加平等的對待。臉書（Facebook）和推特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做到了這一點，成為新媒體的典範。這也正是它們被任意操控輿論的中國政府封鎖的原因。

只有改變其根本特性，接受中國政府的審查和控制，這些新媒體才有可能不受阻攔地進入中國大陸，成為和那裏的眾多網絡媒體一樣，以新媒體之名，行專制操控的傳統媒體之實。否則，無論紮克伯格去北京街頭呼吸多少被污染的空氣，也無論陳葵成為推特用戶的頭一天就多麼熱烈地與新華社及央視擁抱，除了讓現有用戶感到不安及受辱之外，不會有別的收穫。

陳葵在推特上用中英文貼出傳統「中國結」，表達「連接你我」的意思。「連接世界」也是紮克伯格的口頭禪。且不說一邊宣揚「連接」一邊討好封鎖信息的專制政權有多麼虛偽，這種低級的心靈雞湯還掩蓋了如下事實：中國政府一邊封鎖信息，一邊也在努力連接世界，孜孜不倦地向全人類「講述偉大的中國故事」。因此，如果這心靈雞湯不想騙人的話，只講「連接世界」這一方面是不夠的。

安娜 - 折戟沉沙鐵未銷

紙上聲色   2016年4月20日

記得幾年前看過劉德華主演的《風暴》後，其中一個最大的感受是覺得戲中火力強勁的悍匪及把鬧市轟得翻天覆地的兵賊駁火實在非常不合時宜。我們已有多久沒在港聞版讀到械劫案？現在隨便一宗商業詐騙或貪污案，所涉金額都能輕鬆超越打劫金行、銀行、解款車所得的數字。另一方面，那種槍林彈雨式的場面我們在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還沒看夠嗎？當省港旗兵已成往事，陶醉於官能刺激的香港人已變成一個失去自信與充滿焦慮的族群，舊時代的那一套警匪片模式就顯得荒謬可笑。

許學文、歐文傑、黃偉傑聯合導演的新片《樹大招風》其中一個關鍵成就，正是它update了警匪片類型，令它追上了當下的時代呼吸。電影由杜琪峯策劃並向3位新導演出題，以卓子強（陳小春飾）、葉國歡（任賢齊飾）、季正雄（林家棟飾）三大賊王會否合作為全片骨幹；3位導演各自拍攝一個賊王的故事，然後3段交錯混剪成為公映版本的《樹大招風》。

電影雖然以三大賊王為主角，但在戲中你不會見到他們驍勇威猛一面，也沒有痛快淋漓的連場激戰。籠罩全片的是一股挫折感與失敗的情緒。電影設定為九七回歸前夕，那是重犯大盜們的最後光輝日子。卓子強算是三賊王中最成功的一位，開首一段我們就見到他風騷地從大富翁手上接過30億元。然而，銀碼對卓子強來說已非關重要，他只想找更高更險的難關去挑戰。經過一番折騰，終於讓他想到要炮製一場三大賊王合作的大龍鳳，不過，在籌備過程中，卓子強縱使是資金充裕人腳老練，但他卻遇上前所未有的諸多阻滯。他的親信老狗在事情鑽入死胡同後勸他打消主意，立刻逼得卓子強要動手打人還把手機摔爛了，其焦躁已是無可再忍。最後回到內地的卓子強意外撞死了一個無辜者，把一貨車的炸藥跌在道上。連串霉運下，他仍未心息，還要把炸藥一箱一箱地抬上貨車，箇中也是滲透着一種徒勞的無力感。

層層遞進

葉國歡一段講他轉行走私電器到內地，此段多用對比去寫他在新環境所受的屈辱及今非昔比。電影安排了三場情景類似的戲寫葉國歡先後與工商科長、海關科長及局長食飯，講他在官員面前卑恭以求走捷徑解決生意上的麻煩。三場戲層層遞進，葉國歡每次都帶一個花瓶去疏通，每次他都只想食鹹菜扣肉，不過對方的官威一次比一次大，每個都用更跋扈的氣焰把洗手不幹的賊王壓下去。

不過我更喜歡的對比是兩個點煙場面；一種不期然滋生的恥辱感都給濃縮進這個含蓄的手勢裏去。初段葉國歡坐船回內地另起爐灶，船家恭敬地喊他一聲歡哥然後為他點煙，鏡頭跳進葉國歡的手部特寫，他輕拍兩下船家的手以示心領好意。及後葉國歡在海關貨場接回一批被檢貨物，兩個閒散一旁的關員向他示意要煙，葉國歡不敢怠慢馬上落車為他們供煙點火，然後其中一個關員拍拍葉國歡的手說，「行啦行啦」。這一下來得自然，關員也非有意去輕視葉國歡，但正因如此，才讓他猛然醒悟他在不知不覺間已由受人尊崇的大哥變成隨傳隨到的小弟。



下篇：自將磨洗認前朝

趙永佳 - 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

2016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本土」意識呈「井噴」現象，不少打着「本土」旗號的政治組織相繼成立。「回歸人心未歸」的說法一時間又掛在不少人的嘴邊。其中，本土政團都是以年輕人為主，而且一個比一個激進，甚至有人標榜要「香港獨立」、「自決」。究竟為什麼回歸以後，港人反而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甚至年輕人更有抵制、抗拒的情緒？坊間有不少流行說法，本文希望從長期趨勢入手，嘗試解開「人心背離」之謎。

中大和港大的民調機構都有對身分認同問題作長期追蹤研究。雖然有建制和內地人士對這類調查頗不以為然，認為調查港人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是偽命題，是自設陷阱、自找麻煩，不過，個人認為這些調查，雖然有其局限，但對幫助我們掌握長期趨勢卻有莫大裨益。另一方面，幸好有這些調查數據，我們才有可能解開香港人心與中國漸遠之謎。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身分認同的「本土化」集中在年輕一代。附圖是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每年4月與10月的長期調查作成，以「當談到你的身分時，你覺得你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這問題，來量度「香港人」和「中國人」認同（註）。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中國身分認同近期的急挫，集中在30歲之下的年輕人（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成年人）。30歲或之上的中年、老年層，雖然在佔中之後的中國認同都有下降趨勢，但和年輕人「插水」般情况還是不可相提並論。

其次，如果我們細心審視數據長期趨勢，會發覺在回歸後，特別是2006年之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比較多的人數比例是慢慢上升，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紀較大的人士也一樣。現在看起來可能有點匪夷所思，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間，港人對中國，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感覺都在不斷改善。在SARS之後，中央政府對香港推行自由行、CEPA等優惠政策，協助香港經濟復蘇，再加上歷任總理的朱鎔基、溫家寶的形象親民，國家經濟也蒸蒸日上，港人的認同感也大增。

港人非「天然獨」 受事件政策媒體影響

轉折點是2008年。在4月份的第一次調查中，有41.5％的年輕受訪者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為回歸以來最高，也是自1998年本系列調查開始以來最高。同期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僅僅過半（51％），也是歷年最低。但到了下半年，10月份結果出來，我們見到認同感轉勢向下，大跌至33.8％。雖然2009年下半年曾經反彈，但2010年又再逆轉。自此就拾級下跌，再到了「反國教」（2012年下半年）之後，就更屢見新低。2015年10月最新數據是在30歲以下受訪者當中，「香港人」佔79.1％，「中國人」只有11.3％！不光是中大的數據，港大民調中心的結果也是大致相似。

回顧過去10多年間港人認同感的起落，有一點很清楚，港人並非是「天然獨」，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國。港人的身分認同，尤其是年輕人，會有相當的波動，並受當時重大事件、中央對港政策，甚至媒體所影響。香港人雖然大多是「炎黃子孫」，與內地華人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但因為在殖民時期與內地區隔，而且社會政治制度，以至文化習俗都出現相當差異，因此港人有點本土意識，毫不出奇。在2006至2008年間，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強了對中國的認同，只不過是在2008年後，環境因素逆轉，再在社會運動推波助瀾之下，香港年輕人遂出現「本土」的轉向。

希望說明的是，建制派毋須過分悲觀，本土派也不能過分樂觀，誤認本土思潮會從此在港成為雷打不動的主流，但應該小心尋找身分認同逆轉的原因和條件。如果我們確認了2008年是重要轉折點，有些一向認為是重要的因素就可能變得不太重要。這裏我舉3個例子。

首先是新高中學制和通識，在2009年才開始推行，而且認同調查對象是18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應已完成中學教育，通識科「教壞」青年人，令其背離中國明顯不是事實。

第二，互聯網或網上新媒體的影響，在今天可能是為本土意識推波助瀾的重要背景，但我們不要忘記2008年不但沒有網媒，連臉書都還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國信息，當時還是主要從主流媒體，尤其是相對保守、中庸的電子媒體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轉向」，並不能算到互聯網或社交網絡的帳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貨客橫行的問題，在2008年都還未成為社會焦點。擴大自由行（一簽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實行，因此說「自由行是本土意識的觸媒」，在現在看來是理所當然，當時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為何2008年是轉折點？

因此，我們應該對現在很多有關青年人「本土轉向」的流行論述再加驗證、討論，因為未能「對症」，就不能「下藥」。我無意否定任何解釋，但在這裏希望提出一個比較少人談及的假設。毋庸置疑，香港從回歸以後，大力在學校推動各種形式的國民教育，也在社會上不斷宣傳愛國意識，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國」的分量都比殖民時代重了很多。在回歸後首個10年，可以見到港人，甚至是年輕人，中國認同都比殖民時代有所加強。正因為回歸後國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頗有成效，令年輕一代普遍對中國的印象不錯，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較，他們更關心、留意有關中國的信息。

不過，歷史往往是「辯證」地前進。社會在這段時間，卻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傳中國光明進步的一面，而沒有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國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問題一樣，「成年人」對一些禁忌愈避而不談，年輕人愈好奇，而當我們不能控制、封鎖資訊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會主動搜尋（如色情網站）。在中國問題上，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國民教育當中，只有光明的中國，而沒有陰暗面，當他們接觸到「另一面」的中國的時候，除了感到受騙之外，還會覺得混亂，而不知如何解讀在他們面前充滿矛盾的信息。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殖民時代成長的港人，反而會有較為穩定的中國認同感，因為我們大都有一個「落後」中國的印象，來和現在比較。

依此思路，我們也可理解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轉折點。大家可能還記得那一年是北京奧運年，在8月份，全港都在為中國（和香港）的健兒打氣。而在同年5月份，四川發生大地震，也觸動了很多港人的感情，我們也捐助了一筆頗大的款項到災區。就算是當年的「六四」晚會，參加人數也達高峰。但正當港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國的時候，卻又爆出了多件在香港被廣泛報道的負面新聞，如因「豆腐渣」工程引起的傷亡，和救災過程的一連串醜聞事件。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國在奧運首次奪得最多金牌之後，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當時就有評論將兩者相提並論，指「體育大國」卻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長是如何的諷刺。

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

所以，香港青年人抗拒中國，其中一個深層次因素，應該是我們的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要知道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不可能令年輕人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中國是發展中社會，必然充斥着各種的不足，就算主流媒體沒有「加鹽加醋」，中國也必然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正因我們沒有「準備」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那些負面因素，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再加上互聯網的興起，和幾次社會運動的詮釋，中國甚至就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變成了「邪惡帝國」，對她愈離愈遠。

全面、正確地了解年輕人轉向本土的心路歷程，我們才有機會令他們，或更年輕的一代發展出一種健康的中國想像來面對中國。如何令他們立體、冷靜地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光是向他們單向宣傳中國的光明面和情感認同，不單是未來香港國民教育的重點，甚至可能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

註：透過結構性問卷量度香港居民身分認同，必須留意問題設計對受訪者回應的重大影響，詳細分析可參考尹寶珊、鄭宏泰〈身分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刊於趙永佳、葉仲茵、李鏗編（2016）《躁動青春：香港新世代處境觀察》，中華書局，127至142頁（www.chunghwabook.com.hk/Index/book_detail?id=1683，試讀）

作者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