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 - 如果水有記憶 將述說多少冤魂？

世紀．十年以外   明報   2016年4月7日

大時代中如果你沒有被強制噤聲，你就會面臨另一個危險：在眾聲喧嘩當中因為大聲叫喊而聲音扭曲。發聲是毋庸置疑的，問題在於如何發聲。在高壓的氣氛下，藝術不得不挺身而出，處理如何發聲、如何記憶的問題，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兩部電影，《深海光年》與《長江圖》也恰恰與此相關。

南美洲的歷史是一個被迫遺忘、倒置的歷史，這點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說得很清楚了。比如說，關於智利，我們除了超市裏的廉價又好喝的智利紅酒，還知道什麼？智利導演帕特里克．古兹曼（Patricio Guzmán）一直致力於提醒電影觀眾另一個真實的智利的存在：既有殖民初期對原住民的屠殺、更有皮諾切特軍政府對阿連德支持者的酷刑和滅絕，無數的罪惡串連在南美洲這片最狹長的海岸上，人類選擇了遺忘，海水卻選擇了記住。

「如果水有記憶，水將述說多少冤魂？」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Raúl Zurita）說。古兹曼述說智利的水、宇宙間的水，實際上是替水述說那些被迫和水一起沉默的冤魂。這部紀錄片得到的獎項是柏林影展銀熊獎的最佳劇本——這是意味深長的，因為我們習慣思維中紀錄片與「編劇」是無關的，當一部紀錄片的劇本得到重視，實際上是在要我們反思：對歷史的敘述、對政治的審視可以採取怎樣的途徑。

考古者的想像與抉擇

一個影像工作者是一個藝術家也是一個考古者，他的考古是去拓寬民眾對歷史的想像、去面對自身在歷史共業當中的抉擇。就後者而言，紀錄片導演也是一個存在主義戲劇導演，就像卡繆一樣，通過把觀眾置身於角色的處境掙扎而迫使你不能成為局外人。

《深海光年》（原名直譯：珍珠鈕扣）涉及兩段至少會令智利人感到尷尬的歷史，巧合的是，兩段歷史的證物都是一枚鈕扣，珍珠鈕扣。印地安原住民「波頓」（Button）以一枚珍珠鈕扣的價格把自己「賣」給殖民者去歐洲見識了一番「文明」，殖民者輕蔑地以鈕扣來稱呼他，他回到家鄉族人也不再認可他，隨後就是原住民被殖民拓荒者屠戮的歷史；另一枚鈕扣出現在深海打撈出來的一段鐵軌上，這段鐵軌曾綁在被害的阿連德支持者屍體上，以便軍政府棄屍大海，被害者的鈕扣成為了那段白色恐怖的有力證據。

可以說電影本身就是這枚證物，它或許被沉下萬丈深淵，與殺害它的兇器共存，但它緊緊扣貼在鐵軌上，彷彿一隻拒絕遺忘的手。使它掩蔽的不止是兇手，還有民眾，民眾只看最耀眼的一瞬而假裝對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帶視而不見。藝術不一定就在大時代激蕩的當下發聲，不一定能從流放島上救出被折磨的靈魂，但它有責任在時間的流逝當中沉澱——沉澱黑暗、罪惡、人性，最後形成珍珠。

至於與這一段罪惡並置的對原住民倖存者的尋訪，倒是帶出了另一種世界觀，可以說是對另一種文明的安慰，也可以說是對白人「文明」的嘲諷。在這些依海為生的原住民的語言中，沒有和「神」與「警察」相對應的詞彙，他們說不需要。不需要立法者、執法者，無論他屬於天界還是世俗，原住民遵循的「法」只是天地星辰和海洋。導演用電腦CG虛構出一個充滿水的外星球讓原住民的魂靈安息，但原住民說人們死後靈魂自然就會成為繁星之一。

離開北京以後

同樣充滿詩意，在柏林影展奪得傑出藝術貢獻獎的《長江圖》也是一部不合時宜的電影。不合時宜一如片中那位並未露面的船工詩人，他所寫的詩落款都是1989年，詩的風格也屬於那個年代的靈性掙扎和對塵世的厭倦。電影接近結尾時一語道破天機：神秘的女主角安陸，1989年離開北京郵電學院……因此2015年的流浪者安陸只能是一個幻象，她未嘗不可以是《頤和園》裏的余紅或者李緹。

電影的敘述手法也更屬於那個仍然熱愛敘事實驗的年代，讓人想起神作《巫山雲雨》而不是二十一世紀的《三峽好人》。船工的詩、青年船長高淳的內心獨白，交織着一個與長江並行流淌的平行時空，被敘述者安陸也參與顛覆敘述，以那些真偽莫辨的鬼故事、佛學問答、在三峽兩岸山鬼般隱現的幽靈。我們看到一個熟悉法國新小說和博爾赫斯講故事的詭計的影像敘述者，他藝高人膽大，雖然他掌握的是已經「過時」的技巧。

楊超導演的輓歌野心沿襲自那個不顧一切追問終極價值的時代，這是給長江的輓歌，更是給八十年代的輓歌。使用菲林拍攝、由菲林時代的攝影大師李屏賓掌鏡，這是一個固執的儀式，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主義的形式應和，於是兩個月逆江而上的拍攝更多只能交付給天意。然而正是這種藝術態度，使電影在種種不可能當中獲得自由，如果說安陸象徵着自由，她也是八十年代中國永遠可望不可及的自由的象徵，因為不可能而尤為教人以生死相許。

1989年前後的中國，有時矯情得可笑，就像《長江圖》某些劇情和獨白那樣，但始終會讓人心頭一熱。三峽工程巨壩的影響如地獄之門讓高淳凜然顫抖，也同樣震懾了觀眾，我們突然明白巨變之前的三峽及那個舊的中國如此脆弱，被巨壩如鬼頭鍘刀一般攔腰斬斷。

以詩明志

1989年那個虛構的船工詩人一再用自己的詩表明，他不願意加入岸上的燈火輝煌，不願參與即將到來的「盛世」。他是安陸真正的戀人，而通過安陸與詩稿，他與二十多年後的高淳（八○後青年？）連接，甚至附身還魂於後者，高淳在幻象中看到與安陸同讀詩稿的詩人長得和自己一樣。詩稿雖然在最後飛散於長江江風中，歷史卻並沒有因此虛無，因為在江河變幻之外，尚有運轉不息的電影攝影機在記下。

我還是又再想起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他2013年曾經來訪香港參與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老詩人曾歷盡滄桑，寡淡言語，與之相反他的長詩《大海》卻澎拜稍無止息，綿綿不斷為智利海中的死者招魂。他如此念叨：

「驚人的誘餌從天降。驚人的誘餌

落向海。蟄伏之海，升抵罕見之雲

朗朗一日。驚人的誘餌

落向海。曾落下一次愛情

曾落下清澈一日在此刻之海。」

（翻譯：梁小曼）

當時對這個「誘餌」的隱喻不得其解，直到今天看了《深海光年》才明白，他寫的是被智利軍政府直升機從空中向大海拋下的異見人士的屍體。詩歌的招魂儀式並不轟動、不危言聳聽，甚至拒絕輕易的讀解，然而其回聲深邃漫長，就像電影裏水的聲音一樣，適於反芻歷史苦澀的味道。

文．廖偉棠／編輯．袁兆昌／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