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哲生大學同是念文化大學，他念英文系，我念森林系再轉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研究所我念戲劇所，他念淡江英文所。那時我和年輕的妻在陽明山一個紗帽山的山腰，租了一個光線明亮的屋子。合租的室友，是一個女畫家，獨自帶一個四歲的小女兒。有一天哲生和妻子到我們那屋子，他們是那女畫家的朋友。我記得他們坐在長條餐桌那邊，上方有一盞布罩的燈，他們的臉被那燈光暈染，我印象裏卻覺得這人的臉色很陰鬱。女畫家介紹我們認識，原來都耳聞對方之名。我當時已出了兩本短篇小說集，他好像剛拿時報文學獎，那篇小說非常厲害。但他說了一句，像盛夏眼睛突然轉進室內的暗黑，那樣一句話：「我很羨慕你。」羨慕什麼呢？我當時前途茫然，不知自己的文學夢還能不能堅持。
後來我吃胖，只要到鳳山當一個月兵，某個營內休假，在一棟樓的樓梯間，遇見他。那時我剩一禮拜就可以回家了，他卻還要當兩年兵，而且是抽到金門外島籤。他一臉暴幹我竟就要逃離軍中這窒息之地，我們抽着菸，然後他把我軍服前襟口袋那半包菸抽走。
之後他終於退伍，工作上比我順利許多，先在一報社當編輯，之後到《FHM》當主編，後來變總編。那時我已生了兩個小孩，沒有工作，想專注寫小說，但總為經濟所困。我們也各自出了幾本書，幾個朋友相約出來混酒館，都說着一些創作者耍酷的話。我注意到他是用菸紙捲菸，一根菸慢慢捲好，再悠着抽。服裝也比較有在城市混的品味了。也會說一些冷笑話。
之後那幾年，我好像夢遊者走進一片無光的沼澤，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就當了兩個嬰兒的父親，我父親則中風倒下，妻子也得了產後憂鬱症，且我們的經濟一籌莫展，好像年輕時那個只往着小說隧道正步前行，不用理會現實世界的文學夢，愈艱辛且茫然了。當時接一些爛劇本，或兼課（錢非常少），為這些營生已弄得筋疲力盡。某次，在金石堂辦了個出版人文學人的趴，我也被長輩帶去，但在那空間裏，大咖們拿着紅酒杯圍着聊天，或各出版社的編輯、企劃互相熟識而三兩哈啦。只有我、哲生，和一同輩的美女作家，我們都才三十五歲吧，平時也都不太和外頭打交道，站在一個牆邊，都頗尷尬侷促。我的印象，哲生還是像我第一次在陽明山遇見他，臉像在一個燈罩下，光裏反間眉骨鼻樑的陰影，他還是對我說：「我他媽超羨慕你。」我苦笑地說起自己的倒楣，疲於奔命：「我才羨慕你呢。」後來我趁空就溜走了，回家還要帶一個三歲一個一歲的小孩啊。
一周後，一個女作家朋友打電話來，哭泣着說，哲生自殺了。選擇的方式很怪，是在他公司附近，一個小樹林的一棵樹上上吊。據說是為憂鬱症所苦。當時我一直想，他在那人群中對我說那樣的話，是否在求救呢？我是否不應只顧着自己的不幸，拉他去找間酒吧，大家喝兩杯打打屁，會不會在他往那死蔭之谷躍下前，至少緩衝一下，踩個煞車呢？但其實我並不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幾年後遇到當時跟他要好的哥們，大家說起來都有類似的奇怪愧疚感，是不是當時在平時的距離，再多一分用心，越過那道玻璃牆，多關心他一下，拉他一把，有沒有可能阻止這個遺憾呢？
在哲生的葬禮上，一些同輩女作家哭泣着，我們這輩的創作者，性格中都有種疏離或孤僻，彼此之間平時無什連繫，或也因文學環境到我們三十多歲時，其實已衰壞，所以光為了謀生就耗盡心神，無法再如前輩們有一種文人的聚會、友誼。但一個同輩的離場，讓我們最內裏的靈魂，冷的打顫。後來我們幾個同輩的創作者，就是在那場葬禮後，大家約定，以後要定時相約聚聚。
作者簡介：台灣小說家，長篇小說《西夏旅館》曾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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