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蕙芸 - 記者的共業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3日

【明報專訊】一個月前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凌晨時分，我獨個兒坐尾班港鐵，到調景嶺體育館的點票中心。進場時，有保安員要求搜查我的隨身物件，才恍然大悟，今次選舉在「旺角衝突」不久後舉行，氣氛有點緊張。搜完袋後，看到兩條通道，一條是給「記者」，另一條是給「公眾」。當晚有消息指，當局對「記者區」收緊管理，凡是它認為不符合其定義的非主流傳媒記者，均「不獲邀請」進入記者區。我不過是一介新聞系老師，早有心理準備以平民身分進場，所以就聳聳肩，接過職員發的一張「號碼籌」，走進公眾席。

從家裏到點票中心的路上，我不無焦慮，生怕公眾席籌派完會被拒諸門外。果然，當我進場時，整個公眾席已擠滿了人，要找個位置都有困難。公眾席位置不佳，距離宣布結果的「大台」最遠，簡直是「山頂位」。記者區呢？卻面積偌大，佔了整個場館約三分之二。但記者區的使用人數卻與其面積成反比：記者區小貓三兩；公眾席卻有人滿之患。

再觀察多一會，我發覺「記者區」和「公眾席」的分野，若以區內活動為標準，今天這種「劃界」顯得蒼白無力。當日我看到的情况是「公眾席」有大量人士進行各種採訪活動。大學新聞系的學生，他們身分不被當局認可，擠在公眾席作即時報道；我的學生指着一名網絡紅人說：「你看，他在使用facebook最新的live功能，現場直播。」我看到這個年輕哥仔把iPhone鏡頭對準自己，嘴部不停郁，挪動身子作三百六十度拍攝。我也遇到自己一直有拜讀的網絡媒體，他們的記者趴在木櫈上，扭曲着身子打稿。4年前的立法會選舉在赤鱲角亞博館開票，當晚我也在場，卻沒看到公眾席出現這種人人採訪的盛况，顯然這幾年傳媒生態發生了質變。

相比公眾席的熱鬧，記者區顯得冷清。當晚有一幕是這樣的，無綫電視台的直播攤位最接近公眾席，它放了一部平板電視，熒幕向着公眾席。整個晚上，無綫播放點票數字均以細字標出：「資料來源：民建聯」。在場市民議論紛紛：「有無搞錯？民建聯參選喎，點解引述佢哋數字？」主播曾解釋，這些數字比官方公布的更快。我曾做過記者，嘗試理解當中邏輯，估計是民建聯在各點票站駐了人，能最快把數字匯報，但我亦覺得，即使數字夠快，傳媒亦要顧及公眾觀感，怎能給人一種偏袒某政黨的印象？

當我思緒仍糾纏着的時候，觀眾席忽然起哄，群情洶湧齊喊「無綫新聞，是是旦旦」。我回過神來，望望表，剛好凌晨2時半，才發現他們的叫囂是衝着無綫記者陳嘉欣，她當時和攝影記者在遠處做直播，最初鏡頭還選定公眾席作背景，但當「是是旦旦」口號如海嘯般襲來，她唯有移步離開公眾席範圍，鏡頭轉向拍攝記者區的空櫈。我曾做過電視台記者，目睹這情况，第一感覺是替這名記者難過。如果我是她，一定覺得委屈：「我又無做錯，做乜噓我？」但很快，我又明白群眾的憤怒。

群眾的信息：記者不配有特權

遠的不要說，單看這晚，場地佈置了一條「楚河漢界」。這條分界，劃出一個「記者區」和另一個「公眾席」。記者區設施完備，有枱有櫈有電掣，幾間電視台還有專用直播攤位。記者區可以接觸各候選人，公眾席則必須等候選人自發走近才能訪問（當晚只有楊岳橋及梁天琦這樣做）。設施上，公眾席十分簡陋，只有幾張木櫈，兩區中間還有保安員站崗，生怕公眾會硬闖記者區。

在這個點票中心裏，從空間上、資源上、access（接觸面）上，被認為是「記者」的人享受了某種特權。而這種「特權」不是「奉旨」的，是基於社會共識，認為記者是替公眾利益辦事，他們監察權貴，報道事實，為民發聲，所以理論上整個社會應該給記者採訪上的方便。但明顯這晚群眾的信息是：「（某些）記者們，你們不deserve這種特權。」有人或覺得，當晚公眾席上叫口號的只是個別激進者，但我在現場感受到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頗有代表性。我當時有種頓悟，「記者」這身分不是有權的人說了算，公眾是否認同你也是一個重要參考指標。常言道，記者最重要的財產是其credibility，公信力，有時是來自機構多年的track record，有時是一個記者多年來採訪累積而成的戰績。今時今日，部分傳媒機構失去公信力，體制外的自由記者，可能還得到尊重。

不滿主流媒體的人，在社會是少數嗎？近年我出席公眾場合，向不同背景的人解釋記者工作。當中有學生、公務員、教會人士、社運人士。無論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一致口徑是：「記者偏頗、不夠中立」；當中他們最想知道：「新聞自由大晒嗎？有沒有辦法投訴記者？」別誤會，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往往教育水平高，而且態度誠懇，他們的表情是一種大惑不解。面對着這麼多挑剔，我第一個反應和TVB記者被噓的感覺或許差不多，心裏只有委屈：「我自己做記者咁多年，採訪生涯已盡力做到公正持平，點解你哋對記者印象咁差？」最初我還覺得只要做好自己，就不需理會別人，但漸漸當我解說愈多，愈發現行外人的質疑是一個普遍現象。

記者罪過多 公眾牢牢記着

我思考了這個問題好一段時間，得到的部分答案是，這或許是一種「記者的共業」。讓我們撫心自問，記者行業有沒有人做過有損專業的事？答案是肯定的。那些年「還有突發新聞」的時候，假扮社工問死者家屬拿遺照的，有；明明受訪者談的是ABCDE，報道出來變了FGHIJ的，有；因為政治或經濟上的因素，有意無意寫好或唱衰某些被訪者的，有；因為貪快疏忽不小心寫錯資料又沒有向受影響的人道歉的，有；更加別說娛樂版狗仔隊侵犯藝人私隱了。這些問題可能是業界少數瑕疵，卻令公眾牢牢記着。那末，即使你和我沒有做這些事，我們坐記者這條船的，業，是報回來每一個記者身上的。

你問我，香港有沒有有良心的記者，答案也是肯定的，我自己認識不少。他們學歷高，卻掙一份可恥的低薪，在艱難的生態下為着崇高的新聞理想而奮鬥。他們遠赴內地或海外，冒着生命危險採訪天災人禍；他們在傳媒機構日益收窄的採訪空間中，出盡吃奶的力尋找新聞自由的一片天；他們始終相信新聞價值，堅持做吃力不討好的偵查報道。近日奧斯卡最佳電影《焦點追擊》上畫，同業們在戲院暗自拭淚，除了為劇情哭，也是為自己的堅持而感觸。然而當我接觸「圈外人」愈多時，卻發現「行內」和「行外」人對新聞界有一種嚴重的認知落差。

傳媒教育非常糟糕

關鍵是，香港的media literacy教育做得非常糟糕。我在多場講座中解釋傳媒運作。即使簡單如「記者證」是如何簽發，大家都如接觸到新大陸。當大家聽到，香港沒有官方機構發出「記者證」，大學新聞系也沒有替畢業生發「記者證」，因為不少新聞機構會聘請非新聞系畢業生。故此，一般記者證是由「傳媒公司」發出的，即使「香港記者協會」也是自願參加，沒法子包括所有記者。這些在記者業內屬「常識」之事，在普通市民心目中竟然聞所未聞。他們以為記者像社工和醫生，有組織監管和發牌，不少人聽到實情都O了嘴。

然後，我只要略略解釋「中立」「客觀」的複雜性，大家又會把嘴O得更大。我舉例，早前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在議事堂讀出的WhatsApp信息，指銅鑼灣書店失蹤店員是去坐了「洗頭艇」到內地「宿娼嫖妓」。結果，兩間電視台以不同手法報道。詭異是，把聲帶平鋪直敘引述的一家似乎夠晒「客觀中立」，但其實卻把失實信息傳播開去；另一家在引述時把旁白寫得有引導性，反而提升觀眾警覺性，令報道更公平。另一次，有紀律部隊成員向我反映「記者不中立」，我舉例回應：「旺角衝突當晚，有攝影記者曾以身體擋住示威者，以免沒裝備的警察繼續被打。如果講純粹中立，記者根本不應介入事件，那位記者就是做了不中立的事。」我強調，我不是去判斷這攝影師做的事是對還是錯，而是想證明「中立」是很複雜的事。這人聽後深思良久，沒有答話。

更複雜的操作，如新聞機構不應向警方和法庭提供原始採訪錄像和筆記；新聞報道什麼時候應具名，什麼時候可匿名等操作，普通人根本摸不着頭腦。所以，公眾對記者的不滿有時是基於對記者行業的不了解，一種認知上的偏差。而當我嘗試向他們解釋一些行內操作背後的理念，不少人聽了都轉向諒解。弔詭是，若記者的天職是要與人溝通，把信息傳遞，我們似乎沒有好好把這個行業的操作和邏輯解釋給公眾知道，即使解釋了，公眾似乎沒有接收到。在記者忙得連吃飯睡覺都沒時間的日程裏，我知道要求他們給公眾教育顯得奢侈。但觀乎每次新聞自由受威脅，我們義憤填膺一次又一次發聲明，不斷指新聞自由遇上了寒冬，結果卻好像落入了黑洞，依我觀察，除劉進圖受襲之外，大部分情况未能引起市民廣泛關注。說白一點，香港傳媒行業好像出現了「關公災難」。我無意批評同業不夠努力，事實上業內工會如記協一直努力推廣行業形象，但遺憾是，至少我碰到外界的人對行業的誤解仍然不少。而當這個誤解的鴻溝一日存在，記者出外採訪，只會受到更多不禮貌待遇。

主流「沙石化」 公民記者走更前

科技的改變，也令記者忽然出現大量競爭對手。年初二事件後，有一說法是：「記者是抗爭中的沙石」，那時的說法是指記者在衝突中受傷是無可避免。但我卻聯想到另一種意象，其實記者這行業近年漸漸走上「沙石化」之路，在一部分公眾心目中淪為可有可無的工種。隨着科技進步，普通人都可以做報道。社運人士如朱凱廸到嘉湖山丘進行「以泥還泥」行動，他自己可以開手機直播，不需要等你傳統媒體青睞。主流記者疲於奔命，以有限的人手與全港網民鬥快，衍生一些叫「車衣」「炒台」的工序：記者減少出外採訪，在電視機前看直播寫稿，只希望任何一宗新聞發布不會慢了一秒。有時，「炒台」「炒稿」能夠快速生產搶眼球的新聞，我知道有媒體向廣告商承諾一定數目clickrate，記者寫新聞時面對如經紀般的「跑數」壓力。

一些剛畢業新入職的年輕記者曾反映，因為資源的緊絀，「上司不讓我出外採訪」、「一個月可能只有三次機會出外採訪」。當記者離棄現場，不重視現場採訪這門技藝，明顯記者這行業走歪了，但主管們都表示，人手不足又要「填版」和「填airtime」，是無可奈何。諷刺是，當主流媒體記者愈來愈變成冷氣房裏的鍵盤戰士，一些公民記者／網民卻湧到現場。自稱「獨立攝影師」蕭雲的現場文字紀錄，坦白說，要比一些主流媒體的出品更有可讀性。有主流記者無奈地承認：「別人始終在現場，這是值得肯定的事。而我們呢？在公司看直播來寫稿。」

記者「沙石化」的另一事例，是新聞內容已沒法回應社會脈搏，與年輕人世界脫節。2月20日晚梁天琦造勢晚會上，多名網絡紅人撐場。事後有資深記者坦言，除了議員之外，他完全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更難堪是，當晚《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一度把出席造勢晚會的YouTuber司徒夾帶誤寫為「玄學家司徒法正」，後來才修正，這宗笑話被網民訕笑良久。

主流傳媒結構性自閹

為何主流媒體沒法回應時代？除了是科技改變，更重要還是新聞行業在政治經濟壓力下已一步步自我閹割。一些在傳媒有幾十年經驗的管理層私下異口同聲承認：「主流媒體已經沒希望了。」綜合大家意見，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已去到結構性，不是個別一宗新聞有沒有審查，而是廣泛存在於體制中：給記者有限資源作長時間勞役，令記者身心俱疲，變得有心無力；大量聘請年輕沒經驗新人，放棄聘請有專業訓練的新聞系學生，獲留任的記者往往較「聽話」。主管玩弄專業話語，動不動要求記者要「平衡」要「中立」，要求記者面對市民排山倒海的「投訴」，要求他們浪費精力不斷作出過度平衡，犧牲了新聞的批判性和可讀性。於是，新聞內容愈來愈保守，來來去去都是那種格式語調，記者不敢作有角度或有稜角的解讀，敏感的題材不碰為妙。新聞不再「新」，不再「真」，沒有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反而網絡上的消息或許雜亂無章，卻偶會貼近生活，觸動人心。

所以，無綫一台獨大，港視不獲發牌，亞視「執笠」，商台新城最後一秒才獲續牌，紙媒歸邊，港台在無資源下硬食亞視頻譜等，都只是整個行業被無形之手操弄下衰敗的表徵。還記得3月24日港台節目《千禧年代》上，港台高層解說接收亞視頻道情况。我聽到光火，明明資源不足，新節目只三個，其他時段只是重播，但管理層依然堅持港台員工「士氣高昂」。以我所知，港台新製作的晚間電視新聞節目，竟由電台部負責，在沒資源又短時間要出街壓力下，員工惟有啞子吃黃連硬着頭皮死撐，無主播不夠廠房都繼續製作，更無奈的是普羅市民根本不明白製作電視新聞的難度，只知不好看便罵；那邊廂，卻有另一間公司港視，明明有財有人有製作，發牌依然遙遙無期。對於我城傳媒人的辛酸，我覺得荒誕到令人麻木。

文：譚蕙芸

圖：網上圖片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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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新界東補選點票當夜，點票中心公眾席上大批市民向無綫電視記者陳嘉欣齊聲高呼「無綫新聞，是是旦旦」。（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