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賡哲 - 處處靈光的把戲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0月31日

和中央不同調的政壇人物，其實曾鈺成比田北俊走得更遠，不過田是外圍，曾是嫡系，要動曾代價比動田大得多。曾鈺成最新的金句是針對梁振英的佔中有外部勢力介入論，他說：「我睇唔到有，真呀，事實呀。可能佢睇到，我睇唔到。佢睇到好多，我睇唔到。」最後這句聽在梁營的人耳中，應該最為刺耳。我的體會是曲線指很多東西是生安白造出來的。

發起外部勢力介入佔中的輿論攻勢，是朝廷和香江府衙付出龐大心血的心戰工程，有人甚至說這是為解放軍清場作民心準備。曾鈺成居然唱反調，其實比田北俊叫特首考慮下台更難容忍。朝廷寄望這一招能解決問題，固然因為他們得天下有賴蘇聯的外部勢力，亦因為這一招有其好使好用的功能。

納粹頭子戈林說過：「無論是民主還是法西斯，無論是議會制度還是共產專政，人民是很容易被領袖使喚的。實在太容易了，只要你告訴他們有外敵威脅，然後把反對派全打成不愛國，或說他們導致國家陷入危機就行了。這個把戲，在哪裏都一樣靈光。」一九五九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大選前，就以揭發美國人給他的政敵人民聯盟五十萬元，而贏得不少選票。當年李光耀是握有真憑實據的，而戈林宣稱只要用嘴巴講就有效了。現在，顯然有人認為在香港搞戈林這一套同樣靈光。

徐家健 - 奴隸制度下的法治？

免費早餐   am730   2014年10月31日

香港有不少精英分子語不驚人誓不休，最近的例子有（查史美倫）：「以1861年美國解放黑奴，大約100年後，1968年黑人才可獲投票權，我唔係話香港都要100年先有民主，但係爭取民主需要時間，2017唔得啫，你點知2022無？點解唔袋住先？阿爺依家話俾你，你都唔要？」贊成「袋住先」的大有人在，要尊重。說爭取民主需要時間亦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可以理解。但引用美國解放黑奴百年後黑人才獲投票權做例子，我只有O嘴再O嘴。

第一個O嘴，是如此三言兩語總結美國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未免過分簡化。當年美國內戰結束不久，其實已在1870年通過憲法修正案第15條給予黑人投票權。只是幾年後南部個別州份還以顏色通過所謂Jim Crow laws，不但把有色人種隔離，更大大提高他們的投票成本，當中包括投票前先交稅和要識字等。

這些歧視性投票門檻，除了顯著降低南部的黑人投票率，就連其他「經濟貢獻」較低的白人亦被拒諸投票站門外。如此依法治州，一依便依了近一個世紀。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後，1965年聯邦政府才正式通過《選舉法案》，令實施多年的Jim Crow laws不再合法，黑人的投票率隨之大幅上升。

第二個O嘴，美國、黑奴、100年、投票權，究竟是說給誰聽的？支持「袋住先」的人，不用知道外國「黑」勢力爭取了100年的是投票權還是廢除投票門檻，也會繼續支持袋袋平安。

反對「袋住先」的人，聽到黑人冇投票權的比喻，卻要不是聯想起自己同奴隸一樣冇提名權，便是會諗到爭取投票權要靠打足幾年的內戰、廢除投票門檻有賴死人收場的民權運動。但這樣除了進一步撕裂社會，對香港究竟有甚麼好處？

今天撕裂香港社會的，還有港人對法治的狹義和廣義兩個不同解讀。

說過了，廣義的法治要符合政治道德，而狹義的則只在乎制度穩定可測。收窄分歧的第一步，是討論時避免雞同鴨講。漠視道德的法治定義其實並無不可，只是要留意這種法治在奴隸制度下一樣可以存在。故此，狹義的法治不會是現代社會追求的唯一目標。犧牲狹義的法治去換取自由民主，從「亂世佳人」到「我有一個夢想」都曾發生過，值得與否見仁見智。

就如不同人對「袋住先」有不同看法， 隨便找個亂世佳人中代表大地主「功能組別」的南方白人問問，他會答你Jim Crow laws袋足100年也嫌少。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劉健威 - 文字的黃昏

作者面書   2014年10月30日

作為一個文字人，我感到香港的自由空氣愈來愈稀薄了。要是五年前記者訪問我，我會說，回歸以來沒感受到表達的限制和壓力；但現在我會說，無形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大，不但不知專欄什麼時候會停掉，人身安全也受威脅。

我是七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的，那時中國處於歷史上最黑暗時期──文化大革命；即使如此，我在香港仍可自由寫作，罵共產黨而無所畏懼。當時有位朋友叫陳志強，左傾，他在《盤古》雜誌上寫擁護文革的文章，我就在《中國學生周報》跟他持相反觀點論戰。有一天，他來找我，叫我小心一點，因為他在廣州被扣留軟禁了七天。後來他停了筆，人也不知哪去了。但我沒改變過立場，繼續寫作，依然每年回國內旅行去。因為我相信共產黨有他的原則，不會隨便打壓香港的獨立文字人──附共者如陳志強、羅孚，被當作家奴，例外。

但今天的共產黨改變了。第一，它加強了對香港傳媒的控制，現在香港大部分傳媒都被收編了，獨立文字人發表空間愈來愈小。

第二，它用了群眾鬥群眾、放狗咬人策略──對付法輪功，收買一群反法輪功的人去牽制；你佔中，它又弄一群反佔中的。又找一些貌似更激進的人去扯泛民的後腿。

更骯髒和可怕的是，有人利用黑社會和暴力來對付文化人和示威者──《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迄今未破案；黑社會去反佔中和包圍《蘋果日報》。沒有證據，我不敢說這是中聯辦所為；但我很難相信，中聯辦不知其事和內情──因為那至少是邀功者所為；面對香港政治生態被暴力、黑社會污染而坐視不理，中聯辦難卸其責；蔡東豪因恐懼而結束《主場新聞》，豈事出無因？

所以在四十年寫作生涯中，我從未感受到這樣大的壓力；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哀──要是香港喪失了表達自由，是絕不宜生活下去的。


Vic：人必須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才算有真正的表達自由。說香港仍然自由，法治無損（或法治因港人抗爭而受損）的人，是還未死醒或別有用心。

Clara Chan - 這一代的人

明報   2014年10月30日

上周往倫敦出差，碰上香港的發展商和品牌代理商。他們知道我現今在北京工作，問我看到香港現今的景况，會否慶幸自己在他鄉工作生活。會問這個問題，前設是他們是反佔中，認定香港現在搞成這樣，就是一心要搞亂香港的人幹的好事。

這些老闆們，代表的明顯是香港一群約50至60歲人的大概意見。他們都是香港社會上的一群既得利益者，或許他們受的教育不多，但就是乘了香港經濟環境最好的順風車。八九十年代香港最風光最好景的日子，他們都在壯年時遇上了。好運氣加上工作上拼搏努力，就讓他們坐享今天的榮華富貴。誰要搞亂香港，只要令樓價稍跌一兩成，他們真的可以跟你死過，用盡方法去剷平所有佔中路障。

他們對當前佔中這群人的想法是，要爭取民主可以，但不代表要我用身家性命財產陪你癲。也不用說到那麼嚴重了，只是弄得一天到晚也塞車都夠煩。究竟政府何時才清場呢？

這群人，說白了，都不過是自私精，恃老賣老的老頑固。說不明白學生們或公民抗命的人的原因，根本他們從沒嘗試去了解他們的立場。他們就只管拋出一句話，為香港好，就不要跟中央對着幹，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反正一切也不會改變，就繼續以往的日子，大家好好過生活。也就是說，不要改變我的現狀，包括一切的好處和榮華富貴。

可是，世界真的不一樣了。連你們都已經換上全新的智能電話，學着跟你們在倫敦讀書的子女，在社交平台上溝通聯繫了。年輕的一代，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有自己的一套思維模式。世界是他們的，命運也是他們自主的。香港人和在國內生活的中國人的最大分別，是香港人從來沒有奴性，也敢於為自己爭取該有的。

梁家傑 - 迂腐與犬儒

明報   2014年10月30日

身處於大時代，面對大是大非，總會將人的本性盡展。公民抗命運動開始至今，見證到很多光明勇敢、守望相助的故事，但同樣見證到很多迂腐與犬儒。

近日，有很多像我一樣受惠於香港經濟騰飛的中年人，質問佔領者，為何以往港英時代不問民主，今天回歸後卻激烈爭取？又批評，像我們生於黃金盛世的一代人，不就是在政治現實的空間中默默耕耘、胼手胝足，捱出頭來？為何到了這一代，卻要如此理想化、激進，不能如他們般理性、務實？

對於此等質問，恕我不能苟同。英殖時期，絕大多數華人只能屈於當一名次等公民，我們無從選擇自己的前路。但回歸後，我們已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為何我們還不能當家作主？再者，殖民地時期的宗主國奉行民主政制，即使港英政府行事再霸道，總要依照民主制度行事模式被要求問責。今天的一國卻是一個封閉的權力政體，中共政府更從來沒有認真處理兩制的歧異，使香港人回歸後愈來愈不快樂，雨傘運動代表着多年未舒緩的壓力一次過爆發。梁振英兩年治下，香港固有價值不斷褪色，制度更出現禮崩樂壞。

田北俊不過說了一句「梁振英應該考慮辭職」，北京都要撤去其政協委員職務，可見香港再沒有講真話的自由。早些時曾面聖的富豪因未出言反佔領而遭新華社發稿責難，連沉默的自由也不復存在！

凡此種種，年輕一代最是切身，感覺也最深，最痛。

香港公民社會成熟。當我們看見自己的權利一次又一次被踐踏；眼見不公平政制下政策傾斜、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眼見年輕人即使再努力亦敵不過地產霸權的侵蝕，難有出頭天；眼見花盡制度內一切方法，都未能爭取到公平的制度，香港人因忍無可忍，才爆發出今天堅定而持續的公民抗命。

近日有學者以近乎訓斥的語調，說學生的不是，恐怕是捉錯用神。希望他們都能放下迂腐與犬儒，以同理心、同情心，從學生作本位，就會看見，該訓斥的，從來都只有霸道的當權者。

古德明 - 香港小雷音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30日

九月二十三日，香港市長梁振英談到大學生的普選呼聲：「大學生希望盡快實現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我完全贊同。」十月二十三日，律政司長袁國強談到留守街頭爭取普選的民眾：「留守者應遵從法院頒布的禁制令，離開街頭，否則將破壞香港法治的基石，影響深遠。」梁、袁所謂普選、法治，使人想起曹魏的「禪讓」。

中國傳說的禪讓，本來指天下薦賢，天子欣然讓位，一如《論衡》卷下說的「堯（帝堯）老，求禪，四嶽舉舜（諸侯推舉大舜）」。三國時，曹操挾天子令諸侯，漢獻帝所親多見誅戮，連伏皇后都難逃毒手。獻帝眼看皇后被拖走，垂淚說：「天下寧有是耶！」不過，曹操死後，獻帝還是不能不演一齣禪讓大戲，盛稱曹氏威德，下詔「禪位於魏王（曹丕）」。曹丕受禪禮畢，笑對群臣說：「舜、禹（禪讓、受禪）之事，吾知之矣。」（《後漢書》卷十、《三國志》卷二裴松之注）

今天，梁振英、袁國強之論普選、法治，一如曹丕之嘲弄禪讓。

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十月二十三日就香港普選事宜發表的文告，「普選須包括投票權以及競選權」（universal suffrage...includes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right to stand for election）。中共假「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之手，閹割了港人的競選權，把「人人投票支持中共所選」叫做「普選」，還說這才符合香港《基本法》，還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無中共簽署，香港不必遵從。當然，《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訂明，港人「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三十九條也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但中共只會效法曹丕，笑對港人說：「普選之事，吾知之矣。」

至於法治，據聯合國秘書長二零零四年發表的報告，包括legal certainty and avoidance of arbitrariness， 即《貞觀政要》卷八唐太宗說的「理國守法，事須畫一」，也即香港大學法律學教授戴耀廷說的「有法必依」。這條法治最基本原則，過去十七年香港當局做不做得到，昭昭在目。就以最近一個月來說，黑社會奉當局號召，不理會法庭禁令，圍堵《蘋果日報》報館，律政司長熟視無覩；黑幫毆打和平集會者之後，還和警察握手言歡，呼嘯而去。同時，和平集會者撐起雨傘，卻可以算是「毆鬥」或「襲警」，紛紛被捕；而法庭一頒布街頭集會禁令，律政司長就馬上挺身而出，譴責不聽令者「破壞法治」。然則誰在破壞「理國守法，事須畫一」的法治精神，誰在力求䇛起法治，三尺童兒都會判斷。套用漢獻帝一句話：「天下寧有曲護黑社會之法治耶！」

《西遊記》第六十五回小雷音寺之內，有如來佛，有五百羅漢，有三千揭諦等等，卻原來都是妖精變的，孫悟空「仔細觀看，見得是假」。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也有「法治」，也要辦「普選」，但即使沒有孫悟空的火眼金睛，天下都可以看到：這個香港，分明變成了小雷音寺。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關信基 - 回應徐神父的〈對佔中和爭取民主的反思〉

2014年10月29日

【明報專訊】《公教報》10月12日刊登了徐錦堯神父的文章〈對佔中和爭取民主的反思〉。其表面目的是澄清6個概念，真意是批評佔中示威者一無是處。可惜概念的澄清並不嚴謹，批評理據亦不充分。

首先，文章的第1點「真正爭拗的，不是『真普選』對『假普選』；而是X%的普選對Y%的普選（即不同程度的普選） 」和第2點「不是『有篩選』對『無篩選』；而是篩多篩少的問題」把當中「真普選」和「無篩選」兩組概念等同起來，而視真假或有無的爭拗是多餘的——「因為在所有現存普選制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限制」。神父對「限制」和「篩選」的概念都是以數量定義的，而他對別人強調「普及」與 「平等」的選舉以及「合理」與 「不合理」、「限制」的區分卻視若無睹。「普及」與 「平等」有時候還可以爭拗為多少的問題，但「限制」合理與否則屬於質素命題。就選舉而言，這是關於「有真正意義的競爭」是否存在。正因如此，泛民才那麼在意提名權和被選舉權是否有不合理的限制。

徐錦堯神父第3點指出「不是『符合國際標準』與『不符合國際標準』的爭論，因為根本沒有『絕對的國際標準』」，至於理由，他只說「報紙已曾詳細論證」。神父巧妙地加上「絕對」這個形容詞。不過，這種形容詞對判別是非本來就沒什麼效用。更何況人家根本也沒要求過符合「絕對的」國際標準的普選。退一步說罷，也許神父是接受「相對」的國際標準的。希望他讀過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966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希望他接受這些國際法規起碼是「相對」的國際標準，因此也同意「普及」與 「平等」的選舉不能只限於一人一票的投票權，還包括被選舉權。

是否民主有學理規範

神父說「所有民主國家的普選方案，都不盡相同」。要準確分析兩件事物的異同取決於分類時採用的「具體」相對「抽象」的概念層級。談到民主的選舉制度時，具體方案可以不同，但任何特定方案是否符合民主精神是則有學理規範，不容武斷。選舉是否民主，關鍵在於兩大原則：「參與（亦稱包容性）」和「競爭」。「參與」是否「普及」和「平等」不在於多少同類人群投票，而是取決於多少不同類群體能否參選。同樣地，「競爭」是否「普及」與「平等」主要不在於多少同類人群之間的競賽，而是看多少不同類群體，尤其是反對派，能否下場競逐（註一）。

關於神父的第4點「不是『有良心的示威者』對『沒良心的政府』」，良心這個概念根本沒得到澄清。整段文字只是指摘有人說話過了頭。可是，佔中與反佔中的雙料運動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在如此規模的群眾運動裏，有人把話說過分了實在不足為奇。不過從徐神父整篇文章看來，實難擺脫對一方隱善揚惡，而對另一方則隱惡揚善的嫌疑。

是否能輕率地做出結論？

神父的第5點和第4點其實沒什麼差別。重要的是「星期六晚黃之鋒一句：『衝呀』，才是一連串燥動的開始」這一句。換言之是指摘黃之鋒沒「良心」。有的人看一個複雜的現象時，往往只挑一兩件個別事件而概括整個事件或當事人的全貌。這種做法會觸犯以偏概全的謬誤或把眾多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簡單化的偏差。佔中與反佔中的雙料運動是一個漫長、迂迴和充滿意外的過程。時間長短是分析深淺程度的取捨。深度的分析應包括2003年的7‧1遊行，2012年7‧29開始的反國教科運動，和運動目前的形式終止後的未來日子。前者可能是今天中央政府態度強硬（忍兩次了，不可有第3次）的背景，後者則暫時難以推測。至於運動過程的迂迴也不簡單。其中主要的是公共空間的被迫轉移。神父提到黃之鋒的一句：「衝呀」，不過卻忽略了他的另一句「重奪公民廣場」。這廣場位於政府總部東翼。當初政總及立法會建築群「門常開」的設計是讓這廣場成為公民集會的空間。政府因為反國教運動在此展開，今年7至8月間修建兩米高的鐵欄把它封閉起來。政府意料不到的後果是把日後的示威者趕到政府總部附近，開闢了一個新的「自由廣場」。跟着，警方第一時間用胡椒噴霧制服及拘留黃之鋒接近48小時，結果讓示威人士數目激增因而要往金鐘站附近馬路擴散。最後，過早使用催淚彈也超預期地鼓動接近20萬人參加抗議，導致今天這個公共空間遍地開花的示威場面（註二）。簡言之，從整個雙料運動發展至今的整體形象看來，誰該先負責和該負責多少是否能那麼輕率地做出結論。

神父最後的一點「不是『民主』對『不民主』之爭，而是人人口頭上都說民主，行為上卻變為追逐權力」，同樣也偏離了文章的主旨——澄清概念（這裏是民主）。真正企圖是責難「追逐權力」者。他們是誰？神父說是「人人」，即所有人，實際意圖是指佔中示威者。有什麼證據說佔中者追逐權力？如果不需要證據，那麼反佔中示威者不追逐權力嗎？本質上是壞事情嗎？權力取得的合法性才是關鍵問題罷？神父把「權力」定義為「犯法，你奈何不了我」的囂張。這是什麼邏輯？不談邏輯，談可能性——執政者有沒有另類的囂張？追逐權力？

註一：其中道理可參閱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第一章，第一到九頁。本書有中譯本，以台灣出版的質量較佳。

註二：公共空間的分析受益自張潔平（2014-9-30）的〈佔領香港筆記——從廣場到馬路的72小時突變〉,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68/article/1913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榮休講座教授

李怡 - 請梁振英放過香港人吧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9日

最近許多人都問：佔領運動如何收場？何韻詩在她的文章中說：「別的我不知道，但我肯定，這不是完結，而是一個開始。」

是甚麼開始呢？不屬於民主派的沈旭暉教授日前說：從社會層面來看，這次很明顯是一代人建構一個新的身份認同，這一點是很清晰的；另一就是把許多普世理念傳揚開去。

因此，所謂開始，就是以本土身份的廣泛認同為基礎，向全社會傳揚民主自由法治的普世理念的運動。這是有待鞏固的運動的真實成果，不是自我安慰。

但是，就運動的具體目標來說，要求人大常委收回8.31決定，要求在2016年立會選舉廢除功能組別，要求在政改討論平台中必須有公民提名元素，中共港共對這些訴求並無絲毫退讓迹象。佔領各區的市民看不到一丁點實際成果，即使雙學三子提出退場，他們也不會退。

據說中共給港府的指令是「不流血，不妥協」，目前若不妥協，佔領者就不會散去，有人估計中共在APEC之後有可能出動駐港部隊鎮壓，但國際媒體紛紛到各佔領區現場採訪，見到的是佔領者的平和、互助、幽默、創意，即使面對不懷好意的反佔領者，都釋放善意，而且與八九民運時學生以自殘的絕食逼當局讓步不同，這次各區佔領者表現出來的可以說是「快樂的抗爭」。被國際媒體譽為世上最文明最善良的雨傘運動，中共下毒手的成本絕對比天安門屠殺大得多。因此，流血的可能性很小。

既如此，中共要如何解開這個困局？可行之策是拖，拖到佔領者疲乏，拖到市民厭煩，是否就可以解決？但拖也可能產生另一後果，就是累積社會更大不滿，給未來的新抗爭凝聚更大的反對力量。

現在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讓梁振英下台了。這不會因撤回人大決定而使中共失顏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政府高官和建制派議員不致為了「挺梁」而繼續蒙恥蒙羞，公務員執法和服務市民的職責不致於不再被尊重，至少香港政局在短期內可恢復平靜。

過去一段時間，中共已經盡全力「挺梁」了。其中包括由習近平會見富豪團。但會見以後，這些富豪即使有說反佔領的話，也只是輕描淡寫，尤其是沒有一人表示「挺梁」。原因除了他們與香港市民有共同價值標準之外，更因為他們的生意大都在香港，不可能刻意違背市民意願，儘管他們也不能不顧忌與中共與港共的關係。

另一個民情指標是一些著名藝人歌手的態度，他們中許多人都要顧及大陸的市場，但他們更需要緊貼香港市民的心聲，他們的藝術才有生命力。儘管仍然有許多藝員沒有表態，但一線藝人如周潤發、梁朝偉、劉德華等的表態已不簡單，更別說何韻詩、黃耀明、杜汶澤的投入與堅持了。

因此，不管反佔領宣稱收集到的真假簽名有多少萬，也不管戴口罩的反佔領示威者如何虛張聲勢，香港民心所趨十分清楚。

最近，梁振英兩次講話的低級錯誤讓世人吃驚，一次是說讓低收入的港人有提名選舉權，將帶來施政向窮人傾斜的風險。發表這種明言機會不平等的言論，別說在西方國家必須道歉和下台，即使在專權政治國家，領導人縱使這麼想也不敢這麼說。香港的富豪儘管享受政治免費午餐，也不致於說這種蠢話。另一次是為修補失言而說出宗教界體育界無經濟貢獻的反常識的話，昨天他又補鑊說，對於較早前的言論引起社會關注，「不好意思」。特首講話引起社會關注，不是好事嗎？怎會「不好意思」？

如此語無倫次，絕非正常人，他縱有能力也已失去信心。

前天中大民調公佈梁振英最新表現評分38.6分，昨日港大民研公佈他最新評分為38.9，兩評分相近，均創上任以來新低。港大民調亦顯示，18至29歲受訪群組，有87%反對梁振英出任特首。

建制派議員田北俊日前表示，現時佔領行動的市民連禁制令都「當佢冇到」，泛民又在議會內進行不合作運動，認為梁振英即使繼續餘下任期，恐怕亦「乜都做唔到」，建議他向中央請辭。田北俊在23條立法時的關鍵一擊，使人相信他的判斷。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說：「當一個政府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說假話，做壞事。」這段話成為西方諺語，叫塔西佗陷阱。

如果中共還想香港特首為中共做些事說些話，他們應該明白何謂塔西佗陷阱。而如果梁振英還想為香港人做一件好事的話，他能想到塔西佗陷阱，請辭就算是放過香港人的好事了。儘管我們對此沒有甚麼盼望，但真是受夠了。

去掉梁振英，當然解決不了政改和港中矛盾的深層次問題，但至少可以使佔領運動暫時「收科」。以後，就是何韻詩說的一個開始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區家麟 - 有關獅子山的幾件事

2014年10月29日

【明報專訊】每次聽到「獅子山精神」，總有點納悶，覺得不妥。

首先，需要「正名」。所謂「香港精神」的詮釋，源自香港電台1970年代首播實况劇《獅子山下》的故事，而非一座「獅子山」。一直在講的那個「同甘共苦，攜手踏平崎嶇」精神，應為「獅子山下精神」，而非「獅子山精神」。

名字，事少；正本清源，也請大家回憶一下，究竟《獅子山下》講什麼？

《獅子山下》一劇，是當年基層市民的寫實故事，有時間的話，香港電台網站有大量經典重溫，你會發現，《獅子山下》中，平凡百姓的故事，題材其實很多元。當中很多小人物，確實樂天知命、艱苦奮鬥、努力工作、任勞任怨；但是《獅子山下》也有邊緣青年吸毒故事、海外留學港青的故事，有丈夫嫖妓後擔心染上性病的小品，《橋》一集，更談居民抗爭，出現相信是香港電視史上第一次堵路抗議大場面，一些篇章，則論述市民的權利。新浪潮導演的嘗試，由表達方法到故事鋪陳，都一新耳目，成為香港劇作經典。

《獅子山下》寫實劇，記錄了香港從一個難民社會的顛沛流離中，由過客心態，家不成家的處境，慢慢凝聚生根的過程。故事裏，描繪人性各方各面；但是，近十年來流傳的所謂「獅子山下精神」，抽取了合用的一部分，重塑提煉、重新詮釋，成為政治宣傳主旋律。

只要翻查一下慧科新聞的資料庫，千禧年之初，報章上，幾乎沒有「獅子山下精神」的字眼，只有寥寥幾個紀錄。把「獅子山下精神」重新發掘的，是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於2002年度發表的財政預算案，當年金融風暴與科網泡沫爆破餘波，預算財赤高達700億元，梁錦松高歌「獅子山下」，勸勉港人共度時艱，曾得到掌聲，成為一時佳話。

無疑，數十年後回看《獅子山下》，是香港成長軌迹，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回歸前，曾有一波懷舊，屬民間自發，在一個年代終結的「大限」前，回首前塵，感懷一番；但近10年來，「獅子山下精神」，成為建制主導的心戰策略，官員與傳媒頻頻念誦，潛台詞就叫人刻苦耐勞、「以前都係咁捱」、不抱怨言、努力自然有回報、生活自然有改善。

畢竟，這些已經是四五十年前的「精神」，對新一代而言，不能理解，無甚意義，更惹起反感。

不朽香江名句 有新意義

往日，努力得到相應回報；今天，努力是否有好的回報，更視乎運氣；運氣多寡，往往取決於你是否選對了父母。

往日，用人唯才；今天，順從屈膝叩頭者優先。不信？問問那些大機構工作的朋友如何被迫簽名反佔中。

往日，厄困中求多掙錢改善生活，人之常情；今天，自我催眠至窮得只剩下錢，於是出現「有錢才配有權」，「體育宗教無經濟貢獻」等冲昏頭腦的亂語。

往日，追求溫飽是主旋律；今天，溫飽過後，追求的，是一個公正選舉制度下庶民的尊嚴。

香港人，仍然刻苦耐勞，無畏無懼，不屈不撓。上星前，寫着「我要真普選」巨型直幡，被攀山好手釘在獅子山頭的峭壁上，確確鑿鑿地告訴全世界，時代已經改變，不朽香江名句，有新意義。

雨傘運動，確立了香港新一代敢想敢做、不畏強權、創新、求真、自主的精神；獅子山故事，新篇章誕生。

方志恒 - 責在當權者 不在無權者

評台   2014年10月29日

佔領運動處於膠著狀態，身邊好多朋友都相當著急，希望能夠找到出路。這一段時間，感激一些政界及傳媒朋友的錯愛，還會想起我這個蛋頭學者，前來詢問我的看法。我沒有甚麼錦囊妙計，因為今天香港的困局，其實並不在於沒有解決方案，而是當權者根本不準備解決問題。

八三一後，我寫了一篇短文〈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指出人大決定宣告了「民主回歸論」的終結，中間、溫和、對話路線已經走到盡頭。我們都很清楚，佔領運動至今之所以能夠一呼百應遍地開花，正正緣於人大決定將最溫和的政改方案也封殺了，也把港人三十年的民主治港夢扼殺掉。

讓我們靜下來想一想，人大決定公布了兩個月、佔領運動持續了一個月的今天，北京的對港政策有沒有調整過？政改方案的改革空間有沒有擴大過？答案當然是完全沒有。面對港人強烈的民主訴求，北京及港府其實有多種解決方案 ── 大動作諸如重啟或凍結政改五部曲，以至在人大框架內以「新九組」直選提委會等等 ── 但至今都未有作出任何實質回應。

這就充分說明了，至少到現階段為止，北京其實從未準備與港人和解，它要的是佔領者的「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 ── 所謂的「不流血、不妥協」的方針，就是看扁了佔領運動不可能長期持續，將佔領運動視作港人的情緒宣洩，認定市民發洩過後一切自然回復正常，那麼北京及港府既不用背上武力鎮壓的惡名，也不用在政改方案上作出任何讓步。

我明白很多朋友，心裡都在擔心佔領運動持續下去會失去民心，害怕學生被武力鎮壓，也憂慮香港會陷入自殘困局；是的，當前局面的確叫人憂心忡忡，佔領運動的策略也急需檢討，但如果我們一廂情願地呼籲佔領者撤退，無論出發點是如何為學生著想，客觀上也只是配合了當權者的圖謀。

曾經有一位民主派前輩跟我說：「香港的政治生態，其實就如一面鏡子，映照出北京的對港政策。」這句話說得真好。今天，對話之路走盡、中間派退場、社會全面對立、全民抗命方興未艾，不過映照出北京一左二窄的對港政策。

我們都希望走出困局，但解困之匙由始至終都掌握在當權者手上，而不在那些為了爭取民主而前仆後繼的無權者。

方志恒
寫在佔領運動滿月之日

Vic - 佔領筆記：英國歷史檔案與無恥的中共謊言

2014年10月28日

寫這篇筆記，是因為看到明報即時新聞「北京50年代警告英勿在港搞普選」，內文提到：

據《紐約時報》報道，日前由英國國家檔案館公開的有關文件顯示，中方曾強力警告英方勿採取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甚至威脅如果英方在港引入民主，改變現狀，中方將採取行動解放香港。1960年，負責香港事務的中方高官廖承志曾警告，「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採取積極行動，解放港九新界」。

其中一份文件顯示，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告訴英國軍方，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都會被視為是「非常不友好的行為」和「陰謀」，因為中國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地位發生任何改變。這些威脅使得英方最後被迫擱置普選的推動。

因為明報報道最後提到台灣自由時報，我好奇之下，將自由時報的報道找出來看，發現當中並未提到紐約時報。

我根據明報網頁的網友留言，找到紐約時報這篇文章「HongKong Democracy Standoff, Circa 1960」，看完之後確定其提到的英國檔案，其實早在2014年1月11日，便有筆名毛由來的香港史愛好者，在網媒輔仁媒體詳細講述了，文章題為「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

我很樂見主流傳媒，尤其是公信力很高的紐約時報，報道英國檔案揭示的歷史真相，因為如果單靠網媒的文章，影響力始終有限，尤其是因為很多人認為網媒內容質素參差，缺乏嚴謹的查證與編輯把關，所以不大可信。

中共的宣傳機器不斷宣稱，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餘年，從沒給予香港民主，香港的民主是「回歸祖國」後中國的恩賜。這種鬼話不但多數大陸人和不少香港人深信不疑，連一些弱智的外國人，例如不入流的所謂英國學者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也將這種謊言寫進文章，廣為宣傳。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香港科技大學成名教授說：「北京可以對著這麼多香港人，不知羞恥地說謊，我個人十分震驚，因為香港人對於政權移交前，英國與中國政府就香港政制民主問題的鬥爭記憶猶新。」

成名教授未免有點大驚小怪，因為厚顏無恥、顛倒是非正是中共的傳統。任何關心時事的人，都能看到中共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非常和平的香港佔領運動。中共自己是勾結外國勢力的鼻祖，近來卻不斷誣陷香港佔領運動勾結外國勢力。10月26日反佔領的「藍絲帶」暴徒毆打記者，政務司司長譴責暴行，新華網的報道標題卻是「香港官員譴責佔中者襲擊記者」。中共拿出大量維穩費，聘用人渣垃圾反佔領，但中央電視台的報道卻賊喊促賊，請來大陸人扮演香港街坊，轉述其朋友被人用錢脅迫參與佔中，「兩天收了2500元」！

中共是一個反民主的專制政權，這是常識。中共希望在港魚目混珠，推行假普選，激發激烈抗爭，勇敢的香港青年跑上獅子山頭，於懸崖上掛上十層樓高的「我要真普選」標語，一天時間便被香港土共政權拆除，可見共產黨如何憎恨真普選。中共的嘍囉周融在香港「幫港出聲」，捏造民意反佔中、支持假普選，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好意思在與學聯代表對話時，引述作為香港民意反佔領的證據。其實要知道香港真正的民意很難嗎？一點也不難，如孔誥烽教授先前提議，政府只要辦一場公投，全民公決政改問題便可以了。但是中共是決不會允許全民公投的，因為它是一個本質上反民主的殘暴政權。支持這樣的政權，是人渣所為。

區家麟 - 自種的孽

潮池   2014年10月28日

佔領運動一個月，目光如豆的權貴力量，不會靜思己過，總是諉過於人。

搞出一個大頭佛，死不認錯，沒半絲歉意，然後諉過「外部勢力」，最新藉口，諉過「對青年的基本法教育不足」、諉過中學通識科講太多政治，年輕人不夠愛國，急忙研究削減中學通識科的政治內容。

只要走到佔領區細心看看，自然會明白這場運動有大量年輕人參與的社會背景：財閥與建制力量僭奪政治權力，令貧富懸殊加劇，社會流動減少，他們是最大受害者；扭曲的政改論述，明示暗示要屈服、歪理連篇，香港的建制傳媒與內地的喉舌，不堪入目的片面報道與赤裸謊言，如何叫人愛國？更令人深刻認識權貴的手段，失去一代的民心。

佔領區內，抗爭藝術大爆發，你會驚嘆年輕一代創意驚人；回看日韓，創意產業不是得把口，在產業轉型期開拓新天地，給新一代重奪未來。反觀香港，則從根基處扼殺；香港電視一役，一男子以莫須有之理由，拒絕引入真正競爭，電視業乃創意練兵與實踐的搖籃，繼續縱容一台獨大，論「阻人搵食」，一男子的決定，阻礙一代年輕人搵食。

昨天種下的孽，今天苦果自吃。一代年輕人已經覺醒，試圖閹割通識科，等同捨本逐末，開啟另一個新戰場；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誤判形勢，不停點火，這個政府，樂此不疲。

丘亦生 - 思歪14K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7日

「由1997年至2009年，香港人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了33.5%。然而，同一段時間內，人均住戶入息最高10%群體的收入上升了64.7%，但是收入最低的10%卻下跌了22.2%。付出與回報不相稱，使相當部份市民無法感受經濟增長帶來的得益，結果造成社會群體利益分歧擴大。」這段說話，出現在梁振英的競選政綱內，同樣在政綱內的，是出現了21次的「窮」字。不知道當日以為遇到知音的普羅市民，今日又有何等滋味。

CY上周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時透露，不可能推行公民提名，因為這「會令政策向月入低於一萬四千元的基層傾斜」。我不知道這是否Freudian slip，但聽者肯定O晒嘴。

打工仔努力生產　收入反跌

政策向基層傾斜，其實有何問題？誠如梁特首當日政綱所言，回歸十多年來不少普羅市民的收入追不上經濟增長，更遠遠落後於上層的商界精英，付出與回報不相稱，是因為懶惰嗎？不上進嗎？看看數據，香港自2002年至2011年間，打工仔的生產力每年上升3.4%，超越新加坡、美國及德國。即是，儘管做得比別人更起勁更用心，但不少人的收入仍然不升反跌。

造成基層收入呆滯的原因有很多，譬如全球化及新科技對低收入職位的取締，這是一股很強的趨勢，並非每個人勤快一點靈活一點便可以化險為夷，現在連超市收銀也可能被機器取代，難道叫他們轉行寫Apps嗎？政府在政策上多體貼他們，讓全港近半打工仔在不利的環境中不致越墮越後，不就是為政之道嗎？

何況，所有政策都涉及分配有限資源，根本就避不了帶有傾斜性，不向半數打工仔傾斜，那向從業員寥寥可數的漁農業傾斜又有何道理？港英時代人稱「魔僧」的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在其著作《繁華底下的貧窮》中便曾提出，基本法159條條文中，有34條是維護工商界利益，但有關社會保障的條文卻含含糊糊，即使以最慷慨的理解方法，也只有7條，涉及勞工權益的，更只有3條。天秤本來就向工商界嚴重傾斜，問題也於回歸以來逐步浮現。

CY提醒你　有票不如有提名

「14K」心態反映的，是擔心一旦基層對特首選舉的影響力大增，便會令香港淪為福利社會，公共財政江河日下，甚至步希臘後塵。先不論不少福利國家如加拿大、澳洲等依然無穿無爛，說真普選會導致福利橫行，也缺乏根據。普林斯頓大學教授Martin Gilens及西北大學教授Benjamin Page今年中發表的研究，追蹤了美國當地2000項關於政策的民調，發現當主流民意與精英（收入最高的10%）有分歧時，經濟精英的取向往往主導往後幾年的政策變動，幾乎沒有例外，意味即使存在民主機制，經濟精英對政府政策仍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要稍為擺正天秤，隨時是漫漫長路。

CY今次還是提醒我們，「袋住先」與「提名機制」孰輕孰重，原來有得選特首，連影響候選人在施政上向你傾斜都做不到，實效遠不如有得提名來得重要。「有票， 真係唔要？」的說法可說已被CY廢了武功。

蘇賡哲 - 教師掌握解釋權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0月27日

捧高通識科，貶低中史科，是香江教育官員自鳴得意的傑作，不料實行至今，才發現以大、中學生為主力的佔領行動，就是通識科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的後果。在幡然悔悟之下，據聞建制派議員與特首尋求釜底抽薪方法，有人建議將中史科恢復為必修科，通識改為選修，較具體的做法是教育局初步建議，先將通識科最具爭議性的「生活質素」和「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合併，涉及香港政治的內容，從原本的百分之二十五減至十八。又建議增加《基本法》、「一國」觀念、中國經濟起飛、中國歷史等內容。

這些建議都是小修小補，尤其在目前風頭火勢之下提出，更屬不智。以前英國人管治香港，盡量不談政治意識教育，不提英國政治文明對世界的正面影響，因為沒有必要，香港人只要向深圳那邊看上去，就是最佳政治教育了。

特區府衙教育官員以為講講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恥辱、講講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便可以萬眾歸心。他們沒有想到，人大常委會可以狎弄《基本法》，隨意釋法，但在課堂上可以「釋科」的是教師，他們只要一句「我們甚麼時候選舉過人大代表來代表我們」，或者一句「我們參與過訂立《基本法》嗎」，就可以教出大量周永康、黃之鋒了。如此不自量的政權要洗人腦只會得到反效果，他們最聰明的做法是取消通識、中史，只教數理化。

南方朔 - 台商促使了台灣退化！

2014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2014年，是台灣工業安全、公共安全及食品安全等大崩壞之年。最大的事件有3宗，一是台灣資訊業大廠「日月光」將有毒工業廢水排進高雄後勁溪，嚴重污染河川農田和海洋；二是化工大企業「李長榮」造成地下管線大氣爆，造成巨大死傷，大馬路也被炸開，變成了一條河；第三就是食品業大亨「頂新」集團的食用油風暴，至今未了。這3間公司都不是小公司，都是台灣的頂級大公司，它們同時也是在中國的大台商。照理來說，這些大公司出了那麼大的事故，一定會受到司法的嚴懲。

日月光案高層緩刑 公司罰款不高

但上個星期，台灣的司法卻有兩個決定，使台灣人跌破了眼鏡，大失所望。

第一個決定是10月20日高雄地方法院對「日月光」亂排廢水案作出宣判，該公司4個負責的高幹，分別被處1年4個月到1年10個月的徒刑，但都緩刑，公司的老闆張虔生則無罪不必起訴，該公司觸犯了法律，也只被判罰款台幣300萬元。「日月光」是個每年營收2000億的超級公司，老闆張虔生也是台灣排名十幾的大富豪。這個公司犯了那麼大的案子，沒有人坐牢，罰款也只300萬，這不是離譜又是什麼！因此這個判決一出，台灣真是一片嘩然，認為司法只要一碰到大公司大老闆就自動會轉彎。

第二個決定是，10月21日台北地檢署宣布，它對「頂新」公司涉及的「大統」劣油案已偵辦完畢，決定起訴，「頂新」食用油老闆魏應充被求刑15年。台北地檢署的決定起訴，同樣也跌破人們的眼鏡：

（一）過去一年多，台灣的食品安全問題不斷，關於食用油問題，最早的「大統」劣油案，接着是「強冠」公司的餿水油案，最後也最大的「頂新」的工業油和飼料油案。其中最早的「大統」案，它開始於去年10月，台灣的檢察系統對「大統」辦得很快，十幾天就起訴，今年7月「大統」董事長高振利已被宣判12年徒刑，罰款3800萬。「頂新」在「大統」案也有份，但卻拖了一年多才起訴。至於「頂新」涉及的餿水油和工業油飼料油案，至今仍動向不明。

因此，「頂新」涉及「大統」案，「大統」公司快速起訴並重判，「頂新」卻一直拖延，拖了一年多才起訴。台北地檢署表示，這是因為「頂新」帳目複雜，才拖了一年多。但由起訴的內容，卻看不出它有多複雜。台灣媒體報道，「頂新」涉及「大統」案部分，是因為「頂新」自從案發被調查起，就一直透過關係和台灣政府談條件，它願意捐出一筆錢給政府成立食安基金，用捐錢來換不起訴，台灣政府最初似乎也接受了這個條件，但後來「頂新」的弊案不斷出現，最後甚至引發全民公憤，政府終於不敢接受捐錢換不起訴的條件。正因為政府一直在觀望談判，所以對「頂新」的起訴才被一直拖延，直到最後已拖不下去，只得起訴。因此，由「大統」很快起訴並重判，而「頂新」則一直拖延，已顯示出台灣政府出了大問題。

台灣司法看對象辦案

（二）那就是台灣司法原來是看對象在辦案的。「大統」並不是大公司，只能算是地方性的小財團，它缺少了黨政關係，所以政府的檢察系統和司法機關辦起來，沒有壓力，所以迅速起訴並判決。但「頂新」集團卻是台灣的第二大富豪，它在兩岸一年營收4000億，又是台灣最大的門面「101」董事長，「頂新」的魏家已可算台灣的商人皇帝，他們搞出黑心的食用油弊端，台灣的政府和司法對他們家當然必須特別關照，如果不是「頂新」的油風暴，一個接一個鬧得沒完，政府已袒護不下去，否則「頂新」一定會拖得過去，不會被起訴。

因此由富豪商人張虔生亂排廢水不被起訴，只輕罰300萬；而「頂新」鬧出那麼大的風波，它的起訴居然拖了一年多，這其實已印證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司法碰到了巨富豪商，就會自動轉彎。前幾年，哈佛大學名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出了一本《錢買不到的東西》，該書的台灣漢譯本是我寫的導讀。

該書指出，當今的世界，金錢的權力愈來愈大，社會的一切規則都向金錢傾斜，有錢可以買到各種特權，甚至於有錢可以買罪。台灣「日月光」被輕判，「頂新」拖了一年才被起訴，用台灣話來說，這是司法對超級大公司犯罪有「大小眼」，意思是標準不一。

台灣的富豪大公司受到司法的偏袒，除此之外，由於「日月光」和「頂新」又是超級大台商，他們的犯罪其實還有另一種意義。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努力招商，由於中國發展較遲，它對設廠的勞動條件和環境標準都較低，去中國設廠，亂排廢氣廢水，大概很少被取締，這乃是中國空氣污染和河川污染極為嚴重的主因。除此之外，去中國投資生產食物點心，中國的規定也比較鬆，只要不會吃死人或使人立刻生病，中國政府大概也睜隻眼閉隻眼，因而台商遂能大賺其錢，成了富豪。只是這些大台商習慣於中國的低標準後，遂把中國的低標準帶回到台灣。「日月光」把亂排有毒廢水帶回了台灣，「頂新」把劣油也帶回台灣，由於它們都是幾千億的富豪公司，台灣的政府和司法對它們也偏袒，台灣的工業安全和食品安全遂自然而然的加速退化。因此大台商並沒有促使台灣進步，反而是加快了台灣的退化！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林和立 - 中共是勾結外國勢力的鼻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7日

中共打擊反對力量與異己有一套撒手鐧：凡拒絕聽命於黨中央的政治勢力與知識分子都會被扣上「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習近平兩年前上台後用「中共夢」為幌子大力鼓吹極端狹窄的民族主義，墨水有限的憤青與憤佬一聽到有人，尤其是「飽受美、英帝國主義荼毒」的港人膽敢勾結西方試圖在特區發動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便會條件反射地破口大罵，並主張解放軍把這些數典忘宗的叛徒打個稀巴爛！

自雨傘運動爆發後，中南海大員不去檢討中共對香港民主發展的極左路線，便由當過廣東省委書記的副總理汪洋聲討外國在港搞顏色革命。狼英與董伯伯更繪影繪聲地說甚麼香港佔中分子與反對派串通外國顏色革命搞手在香港炮製反華與顛覆中共政權的陰謀。無他，根據他們聲稱「老美忘我之心不死」的邏輯，無論習總與狼英賣港集團都不需要為他們扼殺香港核心價值的政策負上任何責任。

但北大人與港共、以致大批建制派應聲蟲好像忘了，中共是靠勾結外國勢力起家的。請問馬克思、列寧、史大林是中國人或是老外？中共成立後接受了蘇共的大量援助，最要命的是老毛與其他接受過蘇聯專家言傳身教的第一代領導繼承了列寧與史大林的獨裁基因，到今天中共奉行的仍是列寧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的高度集權兼寡頭專政制度。中共建國後聽從莫斯科指使參加韓戰，結果百萬志願軍屍橫片野；其後北京忠誠地推行千瘡百孔的「蘇聯模式」來搞建設，導致經濟焦頭爛額。十多年前江澤民與莫斯科談判中俄邊境糾紛，竟然默認俄國自十九世紀侵佔中國相等於四十個台灣面積的土地而不予追究！

中共高層天天責難老美的「反華圍堵政策」，卻因為紅色資本集團極端自私的需要而讓美國掌握大量可以威脅國家安全的機密。自八十年代從鄧小平的兒子鄧質方開始，高幹子弟紛紛或明或暗地把財富轉移到美國，其中取得美國國籍與居留權的更成千上萬！同時，這些紅色紈絝子弟利用他們在國內的特權夥同美國金融大鱷在中國大發橫財。美國中情局與其他特務機構不難通過這些有「美國關係」的太子黨取得足以左右中國政局的絕密資料與檔案。

不要忘記，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的主要原因是讓香港繼續成為中國引進西方文明與跟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的窗口。老鄧更曾表示要在沿海地區「多搞幾個香港」，以加快大陸的現代化。想不到過不了兩三代，中共的極左勢力抬頭，習總所謂「顏色革命」的根據是土共用有色眼鏡把港人與包括美、英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交往「異化」為罪證。習總與其他二十一世紀老八路正在神州推行黯淡無光、蒼白得要死的偽社會主義，難怪他們看不慣香港雨傘廣場那色彩繽紛的民主光環！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林卓廷 - 如此特首 如此走狗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7日

香港淪喪，居然到如斯田地！

梁振英繼發表貽笑國際的「選舉不能向收入14K以下人士傾斜」論，再指宗教界和體育界「沒有任何經濟貢獻」，遭特首如此公然羞辱，試問兩個界別中的保守挺梁人士情何以堪？

更甚者，一向標榜「要和平、反暴力」的反佔領市「氓」，居然在警員林立、眾目睽睽的情況下，公然圍毆四名記者和攝影師。最諷刺的是，沒有施襲者被即時拘捕，而一直狙擊記者的市「氓」，事後居然與在場警察熱情握手，大喊支持警察。市民看在眼裏，難免質疑警「氓」關係何以如此和諧融洽？

別以為只要不繫黃絲帶或藍絲帶，就可置身事外。官方喉舌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評四大富豪獲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後未有明確表態反佔領。身為超級富豪居然連「不表態」的自由都沒有，香港是否正開展「文化大革命」，要人人公開向黨交心，與一切「牛鬼蛇神劃清界線」呢？

香港之淪喪，不民主制度固然是問題根源，可恨的是大量奴才鷹犬，憑藉制度的蔭庇，顛倒是非黑白，助紂為虐，死抱政治特權，謀取重大私利，殘民自肥，導致貧富極為懸殊，基層市民難以透過努力付出向上流動，社會嚴重撕裂，民怨極深。

梁振英作為鷹犬之首，一直挑撥社會矛盾，分化基層和商界，學生和警方，抹黑佔領運動幕後受外部勢力介入，對於自己收受數百萬鎊利益的嚴重醜聞卻左閃右避。最諷刺的是，「腳痛」下台的董建華居然擔任挺梁主帥，指梁的醜聞「道德操守無問題」。一個民望破產、黯然下台的董建華，力挺另一民望破產、醜聞纏身的梁振英，較當年霍英東先生「我挺董」更為荒謬！

至於一眾街頭鷹犬，打着反佔領旗幟，收取維穩費以金錢收買人頭，甚至招攬黑社會，當街毆打佔領人士和記者，行使暴力踐踏法治。有關暴行除了令市民更同情佔領運動，更凸顯反佔領運動的公「氓」質素，更絕不能與和平的公民抗命運動相提並論。

無可否認，佔領運動確實阻礙部份市民一段時間的日常生活，但不民主政制和一眾鷹犬已令香港急速沉淪至近乎不宜居住的境地，如果我們不把握今次大規模佔領運動良機，掃除蔭庇一眾鷹犬的不公義制度，獅子山下的香港人和我們的下一代，只能繼續活在是非黑白不分的時代，眼白白看着鷹犬作惡，抬不起頭！

林卓廷
民主黨總幹事 

陳雲 - 爭取民主，源於信仰

轉角   am730   2014年10月27日

爭取民主的香港人駐守旺角，封彌敦道，是有道德依據的。政治主宰了我們社會的公共生活，民主就是給你選擇如何生活下去的權利，投票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我們為其他人爭取民主權利，是毋須其他人同意的，爭取民主的時候，我們不介意阻礙一下其他人的日常生活。

民主就好像消防員阻止一個人跳樓自殺一樣，消防隊不須詢問那個人是否願意給機會救助，消防員也毋須詢問街坊是否同意，就封鎖了那條街，在街上張開救生氣墊，直至那人被救出為止。民主是甚麼？民主就是給大家選擇，如何活下去。我們為你爭取了這個選擇之後，你可以棄權，但你不能阻止我們為你爭取這個選擇，因為我們相信，自由選擇權，是人的尊嚴所在。我們爭取民主而佔領街道，就好像消防員救人而封鎖街道一樣，毋須做問卷調查，毋須投票通過。救人一命，可以毋須理會那人怎麼想，毋須計較自己的得失，見到有人要死了，我們馬上去救。

這種超然的行為動機，是超越理性思考的，屬於信仰的範疇，故此我們旺角佔領區出現關帝神壇，出現耶穌教堂，是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在裡面的。爭取民主，就是爭取決定我們自己如何生存下去的權利，我們用甚麼方式生存下去的權利，這是《易經》講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也是耶穌基督講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沒信仰的人，難以爭取民主。崇高的政治是非理性的，超乎理性的。向極權政府爭民主，我們用理性推算到這一步，再向前行，會有很多危機，很多障礙，需要非理性的力量。非理性是經過理性思考的感性，這種感性是我們的尊嚴所在，不惜拼命一搏。

佔領區的關帝神壇，是我弟子見到一些類似幫會的人在滋擾和平靜坐示威的人，該用關公來克制他們，令他們良心受責。關公是忠義化身，所謂義氣，是人家手無寸鐵，你去打人，這叫勝之不武。不論江湖中人或警察，都不應勝之不武。

旺角的基督徒在陣地設立聖法蘭西斯小教堂。聖法蘭西斯（聖方濟各）愛好和平。以戰求和，這是一所戰地教堂。以心靈而論，這是曠野教堂，顯示耶穌在曠野受到試探，堅定信仰。信徒用一種古老的泰澤祈禱共融法，藉「默想、靜默和短誦」與上帝直接建立關係。在我們正正需要堅定信仰的時刻，或基督信仰受到考驗的時刻，我們設立神壇或教堂在街上。歷來的香港民主鬥爭，都不敢昭示信仰的力量，不敢高舉神靈，這次旺角民眾做到了。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林夕 - 逼上獅山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6日

那真是一道淒美的風景，懸掛在獅子山巔的巨型標語：「我要真普選」。

美麗在獅子山這圖騰終於得到了新生：從前強調為豐衣足食而努力不懈，現在要用努力艱辛寫下的香江不朽名句，已經比衣食足更上一層樓，甚至倒過來，衣食未必足，卻知道了什麼叫榮辱。牛一樣地苦幹，如果活得像豬一樣，吃飽了就昏睡，又有什麼意義；更何況，現在勤奮如牛，只怕依然活得像蝸牛，往上慢慢有得爬，比較好命的，背着那蝸居如業隨身。

而淒涼在於，如此樸素簡單的五個大字，管你什麼外國勢力，誰與誰勾結，誰給誰煽動，正如吳康民說：顏色革命？言重了，只是爭取本來說好了的，我們只是要爭取真普選，爭取兌現一個給卑鄙地破壞了的莊嚴承諾，不是要鬧什麼革命，竟然給簡單又粗暴地抹黑，又催淚又威嚇，鬧了那麼久才撈得一場對話、一部錄音機的倒帶、一個補充報告。

我們的政府，以撲殺於萌芽階段的效率，滅了這道風景，卻更像一則淒厲的寓言。爭取真普選，反佔領者應該都不好意思反對，市長也說，這是政府以及全民的共同願望，拆得如此性急，除非心虛，大家對真假各有定義，正如民建聯全名也叫民主建港聯盟。於是難免起疑，如果愛港之聲之流組團上山掛的標語是愛國愛港、堅決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擁護人大決定，這道風景會否一樣短命，陳淨心又會不會出醜，鳩叫拉得。

不畏艱辛掛這標語的幾個非法份子干犯了什麼來着？好像是在郊野公園範圍內非法展示標誌，這是警務處說漁農署說的。沒關係了，反正現在很容就會犯法，動不動也會破壞法治，然後，不是因為這五個字刺眼，消防處說是標語太大，有危險。風從北方來，特別大，真普選塌下來壓不死人，壓壞了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沒關係了，那隻一樣是larger than life的吹氣黃鴨，惹得許多人圍觀，萬一圍欄給推倒了，也一樣很危險，所以以後任何大型物件都不應懸掛，連年宵都應取消，總之香港從此很危險。

沒關係了，反正香港容得下周融陳淨心、容得下化身環球時報評論員的議員高官巨富、容得下鸚鵡豺狼，容得下讓人嘔心的嘴臉，竟然容不下我要真普選五個字。沒關係了，香港終於擁有全新的，因短暫而變永恆的地標，比中環摩天樓更動人心魄。沒關係了，朝花、夕拾，造夢的，覺醒了，蒙蔽的，矚目了，被逼上獅子山的，消失了，消失的，記住了，記住的，不朽了。

謝鳴謙 - 雞蛋列傳：局外人的沉默──簡介《沈從文的後半生》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26日

【明報專訊】提起沈從文的後半生，很多讀者都要感嘆，唉唉，如果沈從文沒有「轉業」就好了。不是說考據古代文物不好，但同樣的事別人也可以做，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長河和邊城風光，卻只有他才能寫得這麼淳樸動人。不過，看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我們或會有另一種想法：和同代的作家相比，沈從文已經算是幸運了。中共建政以來，知識分子統統捲入政治漩渦，若非依附政權成為嗜血的獵人，就大有機會成為別人口中的獵物。這30年的政治動亂，因為「轉業」，沈從文都捱過去了，而且不但捱過，更在種種限制之下有所開拓，成為中國古代服飾的專家。

沈從文於1950年申請加入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自此擔任古文物研究員。但在研究之外，沈從文還需兼任「解說員」，有關他這方面的工作，王[予予]的回憶最為有趣。話說1953年這個年輕人到北京旅行，於某天到歷史博物館參觀。當王[予予]走到「歷史出土文物」展區，一個中年人突然主動上前，指着眼前展櫃內的幾十面銅鏡，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講解完了，還約好第二天再談另一個題目，但年輕人第二天還是覺得意猶未盡，結果連續看了一整個星期才把區內的展櫃逐個看完。王[予予]一直不好意思問這個熱情的「解說員」尊姓大名，臨別之時才恍然原來他就是沈從文。後來這年輕人立志研究古代文物，成為獨當一面的專家，亦是協助沈從文撰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得力助手。

作家用筆由「思」到「信」

不過，當時的王[予予]肯定看不出這開朗的中年人曾在4年前經歷精神崩潰，是一名自殺不遂的倖存者。1948年12月解放軍包圍北平之際，沈從文早已顯露憂鬱之色，在一封寄給大哥的信中，他寫道：「北平可能不至於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亂糊塗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鬱，為三十年所僅見」。不久又在另一封信寫道：「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沈從文可謂先知先覺，知道在中共治下，作家都必須對黨的規條絕對信從，否則就只能「擱筆」或被「毁去」。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前後，有人在北大貼出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大字報，點名批評沈從文是「桃紅色」作家，用文字「作裸體畫」，又說他在抗戰期間高唱文學「與抗戰無關論」，抗戰後又大喊「反對作家從政」，實在是「為反動派而活動着」。這張大字報令沈從文深受困擾，在一篇文章末段，他寫道：「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經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毁也會瘋去。」情緒反覆的沈從文終於在3月29日反鎖家中，喝下煤油並以剃刀割脈，幸好有人及時回家，才能將他救活。

康復之後，沈從文的心境徹底扭轉過來，彷彿已經認識死亡，對一切都不再懼怕。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生命似乎已恢復正常……悲劇轉入謐靜，在謐靜中彷彿見到了神，理會了神」、「一個無辜善良為人毁害時，一個重囚最後時，可能都那麼心境慈柔」。他自此重新出發，投入歷史文物研究，所以王[予予]見到的才會是一個開懷善談的沈從文。

但為什麼要研究古文物呢？沈從文寫過，除了喜歡工藝品的技術與美學，他也欣賞生產者的心：「對製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於作品中，他的勤勞，願望，熱情，以及一點切於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他最關注的終究是人，這份對人類的同情和關懷，一直貫穿他的文學創作與文物研究。明白了這點，也就可以理解他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的想法。

1951年沈從文隨團到四川參加「土改」，運動中觀看了一場5000人大會。開場時，他看見400個被捆綁的地主，被手拿刀矛的群眾押着走，這些人全由一面紅旗引路，在田野間打着鑼鼓列隊而行，拉成一道極長的線。目睹此等奇景，他想到：「人人都若有一種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當身邊人都為「分土地」而陷入狂喜，他卻保持清醒，用一種悲憫的目光觀看世人；亦無怪乎他為「土改」日夜開會的時候，心思都放在一個在附近山頂看見的老人身上：「這個老人像是和這個動盪的社會完全不相關，在山頂上釣魚，多奇怪！」

政治浪潮中極力遠離動盪社會

在其後的政治浪潮中，沈從文就像那個在山頂獨釣的老人，極力遠離「這個動盪的社會」。如在1953年的一次全國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了沈從文，毛澤東對他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過幾天胡喬木寄了一封信給他，表示願意為他安排，但他最後還是拒絕了。又例如「反右」剛落幕時，周揚在一次文藝界「飯局」中提議：老舍公務繁重，應全力投入「全國文聯」，至於「北京文聯」的主席之位，可以讓給沈從文。他聽後大吃一驚，立即站起來說：「這不行。我還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台盤的人」。

可是沈從文真的能避開政治的魔爪麼？當然不能，只是程度小一些。先不論那些沒完沒了的檢查文章和小組會議，那是所有人都要身受其害的，這裏只談1964年，毛澤東的的兩句胡言亂語如何令《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出版戛然而止。就在幾個月前，毛澤東訓斥文化部，說戲曲舞台上都在宣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封建餘毒，必須好好檢查，並要大力提倡社會主義藝術。於是在歷史博物館的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要將《服飾資料》的內容重新編排，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部分減少，以突出勞動人民的地位。於是這本書的編寫就此中斷，直到1981年，才由香港商務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名出版。

平情而論，和其他大作家相比，沈從文在「文革」的遭遇算不上最壞的一批，大字報、檢查交代、抄家、批判會、下放幹校的滋味，他都嘗到了，但咬着牙根也可勉強度過。沈從文回憶這段日子時說，他解放前不依附國民黨，解放後也沒有加入中宣部等官方組織，因此和人結怨不多，黑材料也少，革命小將才沒有把他列作重點對象。此外，於「文革」前後，沈從文如何為不同原因而發聲或沉默，亦是值得留意之處。

雖然以下兩次所謂「發聲」，用今天的眼光看來實在有點瑣碎，但在一個動輒得咎的年代，要為友誼和真理出一點聲，也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在1972年，沈從文從湖北幹校回到北京，突然記起老朋友「反動權威」巴金，於是託人給巴金夫婦寄了一張5頁長信；據巴金憶述，當蕭珊讀完這封信，感動不已，含着眼淚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是蕭珊死前收到的最後一封信。另外，在1973年，文學研究所的吳世昌發表了一篇研究《紅樓夢》中的「雀金裘」的文章，沈從文讀後認為不妥，給他寄了封頗為嚴厲的信，批評他只是引書抄書，忽略了文本與文物間的互證，「一件實物都不接觸，怎麼能碰得着問題？」這兩封信如落入「別有用心」的人手上，後果真不堪設想。

但其實這兩封信都只能算作例外，「文革」中的他常懷憂慮，甚至在之後幾年，他也是過得戰戰兢兢。1979年有很多人已獲得平反，沈從文亦收到不少來信，說要研究他的文學作品，但對這些好意，他一律拒絕，因為他「擔心說公平話的人，將來會吃虧」。同年有人在報章發表題為〈贈沈從文同志〉的詩，也令沈從文大為不安，因他認為某些批評家的「權威性」近乎天命，絕不會動搖，他「得順天命，始能得到保平安」。

守住底線沉默也是力量

為求自保而沉默，究竟有沒有錯呢？若翻開沈從文的少作《記丁玲》，或會有一番感想。該書在1933年出版，執筆之時他誤以為投身左翼的好友已遭國民黨殺害，遂在跋中寫道：「活到這種國家中，年青人不止感到死亡無時的害怕，也應感到安然而活的羞恥。你們若知道沉默是你們的恥辱，你們就應當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認這個現象」。這是前後矛盾麼？為什麼20年後的沈從文沒有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認中共的現象？不過現實是，沈從文已經老去，亦失去了曾有的激情。「文革」之中，最值得佩服的，當然是敢於抗爭的青年如林昭和遇羅克，但沈從文雖與政權妥協周旋，卻始終能分清善惡，至少沒有淪為周揚、郭沫若或馮友蘭般的朝廷鷹犬。身處亂世，不是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敢於反抗，但至少不要委身對方陣營，成為壓迫別人的共謀。說句不合時宜的話：面對強權的威逼利誘，若能知所進退、守住底線，沉默也可以是一種力量。

文 謝鳴謙

編輯 麥少菁

生活達人：蜘蛛仔重鑿獅子山精神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26日

掛幡

 拆幡

登峰達人蜘蛛仔（林俊源攝）

【明報專訊】這不是一九七九年的獅子山下，是二○一四年的獅子山上。人們不再在山下唱歌，人們決定要爬山上掛幡。

掛幡的人有十四個，ABCDEFGHIJKLMN，香港人，二十至四十歲，廣東話都帶點懶音，都識唱《海闊天空》，都有facebook帳戶。

他們有些互相認識有些不，花一個星期組隊分工買布上漆，夾手夾腳做了這塊八米乘二十六米的「我要真普選」大直幡，其間爭拗過標語的用字，心火盛時彼此說過些髒話發泄。

最後於周四上午十一點幾，正式將直幡懸掛在獅子山的峭壁上，面向了這一整代的香港人。

事成之後，匿名的十四壯士在YouTube發了短片承認責任，自稱為「蜘蛛仔」，是「普通到震的香港人」。

朝來暮去，這塊大標語屹立在山面向香港二十四小時後遭拆掉，ABCDEFGHIJKLMN各自在電視上看着消防員再走一次他們前一天的步伐，然後把直幡收回；很多人看着直播唔捨得，但他們看着卻笑了。

記者給蜘蛛仔打電話：「咁快拆咗，我直頭想喊。」蜘蛛仔：「拆咪拆囉，唔使傷心，無論咩地方，都可以再掛起真普選。」

記：「例如？」蜘：「晾衫架、課室壁布板、或者，額頭囉。」

是的，每一個香港人，都是一座獅子山。

14個蜘蛛仔的力量

周四清晨七點，一行十四人集合，八點半上到獅子山。直幡重十公斤，游繩每條長六十米，各人屏息靜氣，投入工作。那朝天陰潮濕，風很大，石頭上鋪了一層水氣，必須小心行事。五個人逐一游繩峭壁，慢慢將布邊的繩索扣好，當直幡抖出了頭兩個字「我要」時，行山友開始多，有人議論紛紛。蜘蛛仔繼續沉默，謹慎行動，另有幾個幫忙拍攝短片的人，則在對開山頭記錄他們的一舉一動。

當直幡揚出了大半時，十四人中唯一一個有帶自己手機的蜘蛛仔，忍唔住手在獅子山上開了facebook，一看，大驚，喊了出來：「嘩！出嚟啦！」他首先見到何韻詩share，再往下看，發現不得了，整個page都給獅子山上洗版了。「我哋好滾動，好振奮，那一刻才覺得我哋應該做對了事，我哋想幫大家打氣，似乎做到了。」

「作了最壞打算」

過程本來順利，直到十一點左右，標語快要懸好時，他們卻收到風指有人報警，山下有大批警員正朝山頂進發。「那一刻開始驚，有人仍在標語的最下面，未爬上來。」Andreas說，他們憑常識認為，若來不及撤退，起碼不要讓警察看見他們觸碰任何標語或繩索，至於刑責，原來他直到事後上facebook才知悉：「睇到話係坐三個月及罰款三千蚊。」他把「及」字拉長，問他之前十四人有何共識，他說：「作了最壞打算，但不代表企喺度唔走畀人拉呀。」

下山時，被阿sir問，真係驚

Andreas是其中一個負責繩索安全的人，因此他要留到最後待攀山者都爬上來了才能離開。但彼時警察已經在下包抄，十四人各自完成自己崗位的任務後，便無聲離去，彼此不打招呼不作眼神交流。當他孭起背囊走下山時，中途便遇上三個軍裝兩個便衣，正正打一個照面，阿sir問：「你係咪掛banner嗰個？」Andreas說：「我嚟行山。」此時另一個頂着肚腩、手上拿住攝錄機的便衣喘着粗氣說：「唔好再爬上去啦！那邊好難上架！」

當下低着頭走掉，他說其實那時候腳抖得厲害：「斷正喎，個心真係驚。」然後一路行再碰上幾個疑似漁護署的人，互相怪責某人蛇王睡着了，令他們遲了趕來：「個個都行到塊面青晒。」接着是一大班記者，六七架電單車，還見到剛才在山上碰見過的行山友，他頭也不敢抬。

掛幡過程 有驚有險

十四個蜘蛛仔，Andreas是代表。YouTube那段承認掛幡的短片，裏面穿蜘蛛服的人便是他，因為兩個他說話都有懶音，所以容易認。他也真有點怪責自己：「的確有人話段片講嘢有懶音，早知學好廣東話，講咗咁多年都係咁。」

記者跟這個高大的八十後，一起坐在添馬公園的草坪上。他由清晨上獅子山至今，已經十幾個鐘，但看起來仍然精力充沛，其間他的電話響了三十幾次，全部都是記者的missed call：「記者真係好誇張，狂轟炸，一個普通人突然間要答咁多記者問題，好唔慣。」

這班蜘蛛仔的職業背景來自音樂界、教育界、社福界；有些是平凡人，有些是公眾可能認識的人；有些攀山年資深，有些只是喜歡行山。十四個人一星期前齊腳，其中五人負責攀山，直幡是自家製，因大家都是生手，所以有點倒瀉籮蟹：「我哋又唔係長毛！未做過咁有組織性的事。」

直幡幾隻字何其難寫

最難是要計算字體幾大，然後企企理理的用筆起草：「幅布太大了，沒有位將它平放來工作，所以一直唔sure效果得唔得。」他們用投影機把字體影在直幡上，再用筆把字體勾勒出來，然後逐個字上色，做了兩日兩夜：「辛苦到不行，我哋以為會搞唔掂。」

其間最大的爭拗是，究竟該用哪一句口號？他們想過用一些「爆」的句子，也想過用挖苦式的，例如詆譭一下梁振英，最後覺得搞一場如此的大龍鳳，卻是把梁振英送上獅山，實在是天大的浪費。

「我要真普選」就係咁簡單

「開始時我們覺得我要真普選好行（貨），後來想通了運動捱到今日，出了好多雜音，我們希望幫它聚焦，講出最原本最直接的初衷，老土唔老土不應該是考慮。我們要真普選，就係咁簡單。」

九二八催淚彈第一役 獅子山第二役

這場轟動facebook和香港的光復獅子山運動發生翌日，蜘蛛仔Andreas穿回那件蜘蛛戰衣，蹲着以政總門常開為背景，讓我們拍訪問照。原來這班蜘蛛仔本來想用V煞代表他們，但念及V煞屢被污名，最後才決定起用殺傷力似乎較低的蜘蛛俠：「我們不想帶有威脅性，不要挑機，因這個不是我們的原意。我們要用蜘蛛俠出頭，是不想把人英雄化了，大家只是盡自己的所長做些事，不斷為運動打氣。」

他哲學系畢業，阿媽經常用wechat轟炸他，給他傳什麼「為何你的仔女不應該佔中」的千字鴻文。於是這一個月來，他回到家只舉筷食飯飲湯，少說話，凡事嗯嗯嗯回應。參與獅子山一役是人生第二次昇華，第一次昇華則是九二八的催淚彈事件。那天他一邊上班眼睛沒有離開過手機，得悉放催淚彈時講了一聲：「癡線。」然後跟老闆說，他不走不行了，說着竟頭也不回。

醒了，哭了，又繼續往催淚彈走去

去到干諾道，口罩眼罩都在背囊裏，他拿着相機爬上石壆還在用手動變焦，接着砰一聲，透過鏡頭他看見一大團煙雲，腦海想的是「嚿雲邊有咁快到」，惟下一刻他的眼睛已經睜不開來。「隻眼睜唔開，想跑都跑唔到。」此時阿牛曾健成拿着大聲公在他旁邊行過，叫中彈者不要跑最緊要定，唞一陣沒事。他用盡力把眼睜開了一條線，唯一見到的是阿牛原來穿著人字拖，一步一步行得施施然：「佢應該食咗彈，但勁淡定，鐵人，好堅。」

他的眼淚鼻涕和痰都湧到臉上的出口位，不知哪裏有好多隻手給他遞水遞濕毛巾，歇一下待回魂之後，他醒了，哭了，但掉頭又向催淚彈走去。「那一下個個都好熱血，大家流晒馬尿，但又一齊行番入去，場面超現實。」

催淚彈夜，與「戰友」客人一席話

催淚彈他連吃了幾趟，由干諾道、夏愨道，至大會堂。他說：「第一次吸完驚，第二次吸完痛，第三次仲驚你咩。」直到半夜他累了，在路邊休息，卻碰上一個平時沒兩句的工作上的客人。兩人打個招呼，在滿是硝煙的戰場上，那人竟然說：「我好欣賞你啊，想送你一本周保松的書。」而他回說：「他新出那本書我買了，你留着送給其他人。」

無知才恐懼 「真係覺得香港冇問題？」

他當售貨員，佔領運動開始後，他看着客人買東西時，心裏有聲音在喊：「我仲響度賣嘢？香港人的消費還不夠多嗎？點解我仲響度賣嘢畀人？」然後他為自己找到一條出路：「我氹客人落去佔領區睇，無知才恐懼。有大陸客問Sogo係咪好危險，我誘導佢，畀資訊佢，叫佢行落去睇，影幅相都好。去到你就會明白。」

蜘蛛仔Andreas說，有時他也很迷惘，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上可如何立足：「我應該點行落去？有朋友做地產撈得好，有錢租樓，生活舒服，但生活係零，只有打機。」而他自己一個月賺萬零蚊，個個月都只是剛剛夠，生活往上的流機會毫不樂觀。「在獅子山上一刻，我真的在諗什麼才是獅子山精神。大家咁樣捱，但大家得到的是什麼？我哋真係以為香港乜都有？我哋真係覺得香港冇問題？」

拆掉無所謂 直幡已經遍地開花

「我要真普選」這幅十層樓高的標語，在獅子山上始於二十三號十一點幾，終於二十四號一點幾。十公斤的重量、二十六米的長度，給消防和民安隊人員移走後，塞入一個超大黑色垃圾膠袋裏。十四蜘蛛仔事後發表宣言，他們說，聽聞標語感動了香港人，但同時香港人的支持也感動了他們。

獅子山上的直幡給拆掉，那便讓直幡在香港每一處開花，在你的窗台上、T恤上，背包上、額頭上，因為每個香港人都是一座獅子山。

文 鄭美姿

圖 林俊源、資料圖片

編輯 蔡曉彤 

相關資料：獅子山頭掛直幅 我要真普選！

家明雜感：《點對點》貴在不正常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26日

【明報專訊】有人說，要讓佔領運動結束，盡快回到正常生活。但什麼才是「正常」？

天價的縮水樓正常？全街都是珠寶店正常？

永遠的行色匆匆正常？貪得無厭的消費及物欲正常？

社區全面被同化，生活方式給大集團及連鎖店壟斷正常？

街道擠迫、車水馬龍、空氣污染正常？犬儒正常？

甘於現狀正常？各家自掃門前雪才正常？

正好相反，佔領運動教我們對香港耳目一新；在「不正常」的佔領區內，反映了鮮見的「正常」：香港人原來並非漠不關心，在此你看到守望相助、耐性與品味（這方面反佔領者完全給比下去了）。佔領者自我要求嚴格，自治效率極高，地方井然有序，「可持續發展」絕非空談。年輕人充滿幹勁、承擔及創意，他們不辭勞苦，運動細節照顧得異常周到，「一代不如一代」之說不攻自破。關於佔的創作洋洋大觀，由文字、圖像到影片，情詞懇切到幽默挖苦兼備。街道的可塑性遠超想像，公共空間、野餐場地、演說台、民主牆、讀書組、補習社、單車徑……在那裏徒步感覺自由。物資供應、提供的服務像個大同社會，天地有正氣。大圈小圈圍坐，隨時論政、講故事，一個接一個拿起咪高峰，到處是有理有節的演說者。從前讀澳洲作家David Engwicht的Street Reclaiming，羨艷，覺得遙不可及，在港只能紙上談兵。今天重奪街道，才明白「不正常」的可愛可貴。給大陸說爛的「和諧社會」，此地由民間一力打造了。

香港、香港人從此不再一樣，有點覺得一切都會迎來新時代，「香港電影」應該不例外。黃浩然導演的《點對點》4月在電影節首映，今天才正式公映真好。面對時代更替，《點對點》提出生活及空間的另一種可能。不只觀眾了，即使對創作者他們，影片的意味比半年前一定深遠更多吧。

七十後導演個人投射

在《點對點》中，陳豪飾演的主角黃雪聰很「正常」麼？辦公室的閒言閒語、八卦、唱K他沒興趣。他是「外歸」中產設計師，生活無憂。他不開車，拒當「樓奴」（「咁辛苦搵錢番嚟，點解唔做啲其他嘢？」），電影裏面一棟快要蓋好的豪宅叫「岸居」，我們都笑了。雪聰頗不吃人間煙火的，閒來愛四處踱步，觀察、拍照。他主張「慢活」，不把「效率」掛在口邊，有廢物回收的習慣（同事對他把空樽洗洗才扔掉，感到不以為然）。雪聰像我們一樣，放假愛旅遊，但他不是一般吃喝消費，而是到台灣踩單車環島；貼近海岸，賞覽自然風景。不得不承認，杯葛TVB很多很多年後，《點對點》令我對陳豪另眼相看。電影中他溫文儒雅，瀟灑的孑然一身；總是不慌不忙的，臉上常掛笑容，在女孩跟前有時顯得腼腆。很久沒在香港電影看到如斯直率、可愛的男生。久未露面的邵仲衡飾演陳豪好友，角色比較勢利務實，看上去更「香港」，但絕不討厭。邵在片中對陳不停抱怨，然而朋友叫到還是義不容辭。邵仲衡的本色演出真逗趣（演藝圈容不下他多可惜），一見他我就笑不攏嘴。他跟靜態、古肅的陳豪，儼然一對正氣的活寶。

惦念老香港

黃雪聰最重要的還是念舊，他搬屋後久久執拾不好，拆箱把玩舊物沒完沒了，把自己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時光。他不像很關心政治，但執著歷史回憶，對皇后碼頭的抗爭耿耿於懷（此細節有點牽強），也參加每年的六四維園集會。如果黃雪聰真有其人，我敢打賭他今天一定到金鐘的佔領現場（是的，他比較不像旺角的留守者），以一身白領打扮落手落腳掃街、或向學生送飯。雪聰最惦念成長的七十年代，包括《兒童樂園》及荔園大象等集體回憶，還有1972年10月的銅鑼灣大丸百貨的煤氣爆炸事件，雪聰的姑姐因為那場意外斃命。姑姐生前對雪聰很好，所以四十年來他念念不忘。陳豪跟黃浩然同是七十後，黃雪聰一角是黃的個人投射（姑姐故事正來自他本人）；看片如見人，可想而知黃浩然是個性情中人。《點對點》的主題是記憶、鄉愁，在變化急遽、人們健忘的今天彌足珍貴。自由行今天「血拼」的銅鑼灣名店坊，乃昔日大丸所在，銅鑼灣那時候更有「小東京」美譽。對老香港而言，大型百貨公司是認知世界新奇事物、生活時尚不可或缺的窗口。影片提醒我們了，大丸早已不存在，紅色小巴車站卻仍以此命名。我們習以為常，沒意識到這亦算一種念舊現象。正規公營服務不可能用上的地名，竟然在相對市井的小巴中傳承下來了。

地鐵站牆壁畫出各區圖案

當然，懷舊在今天已蔚為熱潮，甚至變成商機，「集體回憶」幾個字有點陳腔濫調。現在老店結業，都招來一批拍照、到此一遊的觀眾。《點對點》聰明在不停留在某些一窩蜂的懷舊符號。由《兒童樂園》的點線畫出發，雪聰想出了在地鐵站牆壁畫「點線畫」的主意，由點點拼湊成代表各個地區歷史的圖案，像柴灣的「魚」、銅鑼灣的「煤氣」、美孚的「大象」（代表調景嶺的可是「青天白日旗」？）。我們不應只做時代見證、被動的感懷老店結束，倒應像雪聰一樣製作自家地圖，在生活痕迹被洗刷淨盡的公共空間，重寫歷史，重塑回憶，重奪話語權。

剛好是當下佔領運動一個重要命題。佔領地區不獨被規管得井井有條，空間的命名亦不停在跟官方角力。抗爭者強調要奪回的「公民廣場」，政府屢「正名」為「東翼前地」。還有「光明磊落的暗角」，一定更快被官方遺忘，因為它令「不偏不倚」的警方自打嘴巴。除此以外還有獅子山上的「我要真普選」旗幟，雖然只短短掛了一天，網絡所見，已延續到所有「獅子頭」上了，好像連Google地圖亦作標示（網絡又是另一個戰場了）。「暗角」的DIY路標被移除了，我們還會銘記於心。在香港人心中，巍峨的獅子山，會跟醒目的黃黑掛幅扣連在一起。還有「連儂牆」，「遮打自修室」——今天的中學生，二三十年後一定記得在干諾道上過學長的補習課。提起「不偏不倚」的警察不得不佩服《點對點》，看片時覺得它怎麼對警察有點懷恨於心的，今天佔領運動之後回想，影片其實有「先見之明」。陳豪及邵仲衡在寶雲道「推」單車，以及陳豪夜裏在地鐵站石柱上預備噴圖案，遇到的警察都不是好惹的。

在橫街小巷追蹤對方點線畫

《點對點》由黃雪聰的「塗鴉」帶出另一個重要角色，蒙亭宜飾演的小雪，一個從長春來港教書的女子。跟很多大陸旅客比較，小雪亦毫不「正常」。她開始時候不出外，不喜歡逛街、購物，對旅遊景點沒興趣。後來漸漸願意走出去，轉的是小巷橫街。她看到了香港作為「購物天堂」的另一面，也因此發現了雪聰留下的點線畫。小雪循線索追問下去，隔空跟雪聰比IQ，還找起世紀初的界石來，加深了對香港的了解。《點對點》雪聰及小雪兩個人物，好像奇斯洛夫斯基電影的平行時空（我們這一代受奇氏影響很深，黃浩然應不例外？）彼此不認識，總是擦身而過，向左走、向右走，但彼此的心很接近。他們的共通點是，在城市樂得逍遙，沒有惶惶不可終日，有一套自家生活法度。佔領運動不是說「別忘初衷」？坦誠很重要，別為了利益出賣自己，雪聰與小雪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在焦躁的香港竟如此心安，他們比較「不正常」。但《點對點》說得很清楚，這跟財富多少沒關係，來自做人的自信，是你我皆可覓得的生活智慧。

獨立影圈人演出撐場

喜歡《點對點》的清新，沒有大起大落，宛如白開水，顏培珊動聽的歌聲應記一功。影片所有演員皆中看，除了陳豪及邵仲衡，還有飾演校長的邵音音，演小雪同事的林子聰。邵音音未忘前事，若有所思；林子聰插科打諢，替影片添上不少歡樂。《點對點》還窺見了獨立影圈的團結，崔允信、黃修平、曾翠珊、蔡甘銓、金佩瑋等粉墨登場。《大藍湖》的in-joke除了他們觀眾不懂笑吧？不過熱熱鬧鬧的，大家盡點綿力也好。

公民抗命、公民意識覺醒後，香港電影可迎來一個嶄新時代？以後要撰寫香港電影歷史，2014年會像1989及1997一樣變成發展的分水嶺？若是，還原基本的《點對點》便開時代之先河了。

文 家明

編輯 蔡曉彤

蘇賡哲 - 從對手說幸與不幸

溫哥華星島   2014年10月21日

人生在世有良朋好友當然好，有旗鼓相當的敵人，也是一種幸運。「既生瑜，何生亮」似乎有怨，但如果不「生亮」，只是生了一堆小流氓，瑜即使可以取勝，也會大見失色。

我更喜歡羊祜（字叔子）和陸抗這一對稍為後期的瑜亮。他們各自帶領晉吳大軍想吞吃對方，但兩人都才德兼備，深受手下和百姓愛戴。瑜亮比的是智商，羊祜、陸抗更要比上人格和道德感召力。陸抗送酒給羊祜，羊祜手下警告酒中可能有毒，他不以為然，傾壺便飲。陸抗病了，羊祜叫人送藥給他。陸抗的手下也說，可能是毒藥，陸抗笑道：「豈有酖人羊叔子！」服藥後翌日，病就好了。

「豈有酖人羊叔子」是陸抗對羊祜人格的瞭解和信任，後來有人寫詩，還整句套入詩中。就因為羊祜不會使用下三濫手段來毒死對手，這樣的敵人才有他的支持度，才是可敬而又可怕的對手。和這樣的人旗鼓相當的對峙，在戰陣上互相輝映對照，是一種光榮。

香港雨傘運動是絕地抗命，參加者冒著催淚煙、胡椒噴霧、警棍扑頭的危險，挺立在街頭呼求真正普選。他們可能被捕、被定罪，留下刑事案底，犧牲個人美好前途，喪失專業資格，但人人堅持到底絕不退縮。有位已移民美國的大學女生，只因為14歲前在香港生活，留下美好記憶，專程飛回香港睡在佔領區街頭，負責處理示威者的垃圾，先把垃圾分類，一個塑膠水瓶，分成瓶身、蓋子、瓶上黏附膠紙三部分，因為膠質不同，這樣才方便回收循環再造。觀微知著，這樣的示威者絕對文明，絕對不會燒汽車、打破商店玻璃。旺角彌敦道佔領區兩旁的金飾珠寶店，全都照樣開門營業，他們對這些世所罕有的示威者非常放心。

可是，示威者遇不到旗鼓相當的對立面。反對他們的人荒謬得令人發笑。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說，示威者帶雨傘就是攻擊性武器。「以我所知，民國時代，雨傘就是攻擊性武器」，他看過黃飛鴻劇集，關德興飾演的黃飛鴻就是拿著一把雨傘和「奸人堅」對打。 他還詫異地問：「難道立法會的同事們都沒有這種基本歷史知識。」我倒是詫異他為甚麼沒有留意，武俠小說裏比黃飛鴻更厲害的武林高手，還會摘葉為刀，樹葉都是攻擊性武器。這種「基本歷史知識」他也沒有。

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得到一張警員滿臉傷痕的照片，如獲至寶地用來宣傳佔中示威者的兇殘，後來大家都知道，這是電視台的劇照，飾警員的是演員胡烱龍，臉上傷痕是特技化裝效果。如此荒唐的指控，連美國《時代》雜誌也引為笑談。

一幀雨傘的圖片，被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和「愛港力」的負責人指為裝上刀片，被示威者用來傷害了多個警察。藝術公司「Wall」不得不發表聲明，說雨傘只是他們一件裝置藝術品，叫《魔法師的雨傘》，曾經在土耳其和南京展出，根本不是示威者的雨傘。

同樣是鍾樹根，拿出一張越戰時越共挖來對付美軍的陷阱，說這是示威者用來對付警察的。這種自己毫無常識以為別人傻的伎倆被揭穿，依舊可以氣不喘臉不紅，繼續去尋找示威者的「罪證」。他們還找「演員」控告示威者堵塞街道，令他們初生女孩在律敦治醫院失救。其實這醫院並沒有婦產科，醫院也說沒發生過此事。

有這麼荒謬可笑、低水平的反對者，是雨傘運動的不幸。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蔡玉萍 - 撕裂了什麼？

2014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言語就是政治。佔中20多天以來，每天新聞鋪天蓋地，各方人馬踴躍發表評論，當中有幾個用語和觀點不斷被反覆論述，包括：

1） 佔中撕裂香港；
2） 佔領運動的學生被操控；
3） 透過既定體制下的程序爭取改變是理性，以佔領爭取改變就是非理性。

這些觀點驟眼看很有道理。首先關於「佔中撕裂香港」的觀點，在這次佔領運動中，我們的確看到香港政府與市民的關係達至冰點、不同世代如父母與子女就佔中有不同意見、前線傳媒工作者發公開信批評管理層自我審查、前線警員與示威群眾的衝突等等。「撕裂」一詞包含對事件的因果判斷，當使用此詞語時，我們在不知不覺間把上述的表象都諉過於佔領運動，直指佔領運動是這些深層次矛盾的始作俑者。事實上，佔領運動頂多是一個藥引（trigger），把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引爆暴露，絕非造成這些矛盾的成因（causal factors）。更貼切的說法是，佔領運動是這些深層次矛盾遲遲得不到解決而導致的結果。

用「撕裂」一詞形容佔領運動之於香港社會的影響實是倒果為因，混淆藥引與成因。香港政府不是因佔領運動而失去施政合法性（legitimacy），早在董建華年代，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因着扭曲的選舉制度已無日無之地在議會及街頭受到挑戰。社會學家呂大樂在2007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在社會引起廣泛迴響，就是因為當時很多社會人士已驚覺世代間出現鴻溝：八九十後對戰後嬰兒一代所建立及擁抱的中環價值的質疑、對日益不平等的社會的批判、對四不象的政治制度的失望早已存在，佔領運動只是令到社會上的「大人」不能再對年輕人的不滿視而不見；太陽真的又升起了，但在這個太陽下，大人們已經不能再裝聾作啞了。前線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管理層的緊張關係早在六四後已開始出現，到2012年李旺陽事件，《南華早報》員工質疑總編輯自我審查、至今年《明報》員工成立工會與管理層對質，及至今次無綫電視百多位編採人員發公開信指摘管理層偏離新聞自由的原則，佔領運動只是一面鏡子，把某些媒體管理層的自甘淪落清清楚楚地呈現在公眾眼前，再一次敲響了新聞自由可能轉瞬失去的警鐘。

說參與佔領的學生被操控，就更令人摸不着頭腦。佔領運動開始已20多天，一直呈膠着狀態，就正正因大部分的參與民眾是自發的上街，不聽命於任何一個組職或領袖，因此令佔中發起人及學聯學民都不敢為退場定下條件，或作任何重大決定，深怕會被參加佔領的學生及市民指摘是「騎劫運動」。至於泛民，他們在這次運動的位置一直就很邊緣，倘說他們有本事操控佔領的學生及市民，實在是欠缺說服力。如果在這次運動中真有群眾被操控，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反佔中人士，媒體不是一次又一次揭發反佔中人士很多時連自己要反對什麼也不甚了了嗎？

再相信愈來愈不正常的體制是否理性？

或者因為這次佔領運動是由學生主導，很多評論都是基於對年輕人的偏見來論斷這次運動，例如會把佔領運動看成是情緒發泄或一時衝動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決定。但觀乎學聯代表與政府官員的會面，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學生的沉着、理性及冷靜。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在正常情况下，透過既定體制程序爭取改變是理性的決定，但問題是當這些體制程序已愈來愈不正常，當學生市民眼見香港社會一直引以為傲的體制及程序，如廉潔的政府、持平的媒體、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正被快速的蠶食（如政府強推23條及國民教育、媒體編輯在光天化日被斬、廉署的醜聞一波接一波），再相信這個愈來愈不正常的體制是否理性？不止一次聽見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及市民說他們走上街頭實是因為退無可退，我相信退無可退的意思是，市民不能再對一個不理性及被扭曲的制度再存有幻想及期望。在這意義上，佔領運動對希望改變建制的市民學生而言可是一種理性的策略。

但街頭運動有一天是必須要結束的。因此當政府與學生的對話已走出了一小步，我希望雙方可繼續對話及談判，希望政府官員拿出領導人應有的魄力、 勇氣及智慧，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現時的危機，不要輸掉了香港，不要輸掉了我們年輕的一代 。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智傑 - 跟中央玩Show hand

2014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發展至今，愈來愈似一場香港學生組織跟中央政府「玩Show hand」的牌局。其實這場「政改牌局」，本來應有其他人參與；但他們不是輸光籌碼，就是籌碼少得不敢下注，又或在韜光養晦，等待下一次派牌的機會。

特區政府輸得最慘

特區政府恐怕是這場「政改牌局」中輸得最慘的一個。大家心裏明白，他沒有「下注」的權力。中央定下的政改框架，他只能照單全收——如果你現在還相信特區政府撰寫的報告能左右中央對國家安全的顧慮，那我真的無話可說。况且， 特區政府更於「9．28」事件之後，把口袋裏僅有的幾塊大洋都賠上——民眾大規模佔領道路、警察成為磨心、公務員就佔中表態出現內部分裂、連法院的禁制令都成為一紙空文。特區政府在這場「政改牌局」，真的蝕得「入心入肺」。

至於泛民政黨及其友好，在「佔中」運動啓動後，很快便淪為「茄喱啡」——他們一現身，便「騎劫」之聲不絕。他們在立法會有票，理應是最有資格下注的人。惟形勢比人強，他們於政改投什麼票，以至對佔領運動及政改談判的立場，早已身不由己——選舉年在即，2003年「七一效應」前車可鑑，一旦站錯邊、說錯話，便隨時墮馬。他們大抵不敢下注，只能看着群眾的情緒起伏隨機應變，最多只能在學生組織的耳邊囉囉嗦嗦，勸說他們要如何出牌。

相較泛民主派，建制派則是一群只能在「牌局」旁吶喊的人。他們的籌碼，跟特區政府一樣，主要在中央手中。無論意見如何，只要中央一聲令下，便自動歸位。我亦不見得他們能左右中央對國家安全的考量。至於其他的外圍組織或人士，無論如何大聲，又或贏得一時的掌聲，大抵都是沒有什麼本錢可直接參與「牌局」。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社會還有一些所謂「有分量」的「中間人」。不過，在政改戰意甚濃下，韜光養晦或暗裏發功，相信會他們的選項。

於是在這回「政改牌局」中仍有能力下注的，便剩下中央政府和學生組織。學生組織的「Show hand」有多大力量，視乎佔領運動的氣勢。不過佔領運動曠日持久，正招惹愈來愈多的尖銳矛盾。雖然有民調顯示支持佔中的人多了，但我們亦應留意民間一些怨恨和厭戰情緒會如何發酵。

如何防止自己的「底牌」被「捽走」（佔領運動淪為香港社會內部互相廝殺），又要使中央「唔去」，不要亮出一些大家都不想見的「底牌」（例如解放軍、又或下令特區政府強硬清場），是惹人煩惱的事。中央媒體不斷口出惡言，大概是警告對家不要「玩 Show hand」。但問題是，這麼多市民已為佔領運動「押」上了自己，學生組織又怎能「唔去」？

中央和學生組織都不會選擇「唔去」，「政改牌局」懸而未決。其他在場的人，有的勸架、有的繼續吶喊、有的謀求下台階，避免雙方「Show hand」時場面一發不可收拾、有的光着急、有的或者在一角韜光養晦。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呂秉權 - 黨大於法的依法治國

2014年10月25日

【明報專訊】在內地採訪，經常遇到司法不公，無法無天之事。

曾經在北京採訪一宗民事訴訟案，開庭前幾天，苦主（原告）和被告居然可以各自私底下與負責審訊的法官接觸，直接踩入法官辦公室私密摸底。這種事內地沒有明文禁止，各地相當盛行。

來自法治之區的我，帶着血肉之軀，心怦怦的跳，覺得不可思議，心想法官應該公正無私，獨立判案，神聖不容干預，可敬不可碰，他會杜絕任何貪污受賄的機會，不能瓜田李下，要有看得見的公正。

但實情是，我跟隨被訪者找到了法官的辦公室，敲門而入，確認對方就是主審法官後，這位掌人命運、操生殺大權的法官竟習以為常，並對小民教路該怎樣說怎麼打，但說了一半又不說，欲言又止，彷彿暗示大家應該明白行規，自己看着辦，當事人之後亦一度問自己是否應該有所表示。

短短會面，苦主和律師已多番游說，講明觀點，希望法官信納，但對方沉默不語。我們只能見好就收，識趣離開。隨即，被告一方偕同律師奪門而入，與我們的律師電光火石間眼神交鋒，再全速與法官親切打招呼。從身體語言來看，對家律師應該與法官較熟絡，而法官口脗亦熱情得多，在門外亦能聽到他們的聲浪。

請教內地律師朋友，怎樣才能打贏官司？如他自己要請律師會怎麼請？

他們說，不是要找什麼高學歷、辯才無敵的金牙大狀，最重要是找一位跟主審法官甚至是政法委書記相熟的律師就是了，最好大家是親戚或舊同學，有實力不如有關係，錢能解決到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依此良方，一般案件（除了政治案）總可十拿九穩。

在內地跟法官搞關係是公開的秘密，去年的上海法官被揭發集體嫖妓事件，爆料人就是懷疑因為法官收了對家茶禮，令自己的商業糾紛案件受到不公處理而怒爆醜事。

輕判案件有價有市，買通官員，分分鐘自己判刑10年亦可不用坐一天牢，有錢使得鬼推磨。某些腐敗的政法委書記和法官，會迂迴找第三者收錢、接受豪宅、旅遊嫖妓款待、收受購物卡、名表珠寶、冬蟲夏草、茅台等利益。有上海法官被揭發一人持有4疊樓、內蒙有政法委副書記收21套房，而大老虎、中央政法委前書記周永康更因嚴重貪腐被查，外電報道涉貪金額可能超過1000億。凌駕法律，可以是一門大生意。

司法不公、知法犯法的毒瘤不單是貪腐的問題，還是制度上黨大於法的問題。

四中全會絕口不提「依法治黨」

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布，23次提「依法治國」，13次提「黨的領導」，其主體和重點是中國共產黨以法律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由黨領導才能依法治國，黨對法律具有絕對凌駕性。所以公布可以提「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提1次），但絕口不提「依法治黨」，令不少法學家失望。

黨大於法體現於政法委書記仍可插手判案，以政治代法治；黨大於法體現於當案件或個案涉及政治、人權或所謂「國家安全」時，黨委仍可用專政暴力手段，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對境內外敵對分子鬥爭，無法無天；黨大於法體現懲治大老虎時，永遠會黨紀先於國法，甚至為了不嚴重損害黨的形象，人為地將犯眾事實局部呈現，貪間廠變了貪粒糖。

《中共黨章》的「總綱」表明，「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中國憲法》第5條亦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可惜四中全會公布，「依法治黨」提也不能提。

公布強調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法治隊伍要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

依法治國，在4個「忠於」裏，法律敬排末席，法官先要考慮黨和國家的利益，最後才能忠於人民和法律。這究竟是在講黨治還是法治？

如果昨天說「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那麼今天只能說「中共是中國最大的公民黨」。 

李怡 - 佔領運動滿月，抗爭遍地開花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5日

佔領運動快將滿月了，金銅旺三區人群仍未散去，獅子山頂懸掛「我要真普選」的巨幅標語，中大民調顯示，市民支持佔領的比率大幅上升，超過反對佔領的比率，這不僅在香港社會前所未有，而且也破了全世界社會運動的紀錄。

Photo Credit: Lam Yik Fei  Getty Images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所有社會抗爭運動無不擾民，儘管抗爭人士認為他們的行動是為了全社會爭取公義，但大部份人民只是為生活、為家計、為生存而營營役役，沒有空閒理會這些全社會的話題，又或者覺得這些大眾的事多自己一個不多，少自己一個不少，因此漠不關心。即使洶湧澎湃如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儘管自由派媒體每天大幅報道、評論支持，但社會大眾還是覺得擾亂了他們的日常生活，所以沒有任何民調顯示沉默大多數是支持這類運動的。1963年，美國執政民主黨把民權法案提交國會，甘迺迪總統說他會因此輸掉連任機會，結果是他把命賠上了。1964年大選，儘管在甘迺迪遇刺的悲情下民主黨獲勝，但共和黨贏得多個過去從未勝出的南方州分，原因是不少南方人不滿民主黨對民權運動的支持。

香港自從佔領運動以來，無可否認對市面交通造成不少影響，市民每天關注事態發展也減少了消費意欲。一些行業生意受損，因而發聲反對佔領，或申請法院禁制令，或自己動手拆路障。我們認識的朋友當中，必有不少人反對繼續佔領活動，他們也都是善良市民。有人估計拖延下去，社會對佔領運動的不滿情緒會增長。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支持佔領的市民竟然高達37.8%，比上次調查上升7個百分點，反佔領市民為35.5%，比上次下降10.8個百分點，由此而使支持佔領人士首次超越反佔領人士。這是一個社會運動獲沉默多數支持的紀錄。其實即使政府以一個毫無公信力的親政府民調的數字，說反佔領的市民有70%，也屬全世界社運的普遍現象。現在支持社運的超過反對的，則可以說是奇蹟了。由此可見市民是真正開始覺醒了，人心難再回轉。

董建華出來撐梁振英，想平息佔領運動，一個甘心當花瓶的列名國家領導人，說的話毫無新意，與之前的梁振英和林鄭一樣，對香港風起雲湧的佔領運動訴求沒有一絲回應，只是一味說聽到了。這麼大聲都聽不到，難道是聾的嗎？問題是聽到要回應呀？董又一味誇大佔領運動對經濟的影響，甚麼酒店訂房少多少，來港投資持觀望，只是嚇人而無實據。這些經濟下滑，誰都知道最大因素是受全球經濟特別是大陸反貪的緊縮影響，國際金融界至今仍然沒有人認為佔領運動會動搖投資者對香港信心。

佔領運動延續一個月而沒有降溫迹象，佔領者也沒有出現彈性疲乏，韌性戰鬥來自人們的誠意與犧牲精神，另方面也因為政府的表現太不堪了。以周二與學聯對話來說，我們清楚看到學聯五子態度真誠，講話條理清晰，可以看出都出自肺腑；反觀政府高官，以英文名字稱呼學生，說表示親切，而其實是做作和虛偽，因為對方跟你不熟，而且是談判對手，有何親切可言？學生禮貌地稱呼你們做司長局長，你們也應該以「某同學」來稱呼才得體，直呼其英文名而看直播的公眾也大都不知你指的是誰，這故作親切不是也太虛偽了嗎？

梁特既說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外國勢力參與佔領，又說月入14,000元的人沒有參選權，他都着着實實地在破壞政府對話五人組的表演成果。中共黨報連日來對佔領運動的污衊和來自深圳的大媽的介入，應是把佔領運動的支持率持續推高的主因。

佔領運動使社會撕裂嗎？確實在許多人的家庭中，同事關係上，都因支持或反對佔領而起紛爭。但這種現象，是社會關心政治的表現。因政見不同而反目，在世界各國都常出現。但香港社會則長期對政治議題冷漠。這種冷漠，是由於港英時代我們天然得到自由法治的保障，毋須為自己為社會爭取權利，以至回歸到專權政治之下，仍不醒覺，仍然只顧自己賺錢過日子，終於我們受到大陸政經社侵凌的遭遇了。因此，撕裂正表示社會的政治冷漠在消退。它促使我們在家庭、職場、社會有更多對政治議題的談論。我們應該在盡可能不影響彼此關係的狀況下，不迴避這種討論，這將使香港成為真正具備發展民主的公共空間的社會。

從獅子山的標語，從著名歌手藝人的力挺，從社會的廣泛討論，佔領運動即使有放有收，但已經在香港形成遍地開花的局面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區家麟 - 香港，有一群「獅子山下」精英

絢麗荒涼   潮池   2014年10月24日

梁振英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訪問，直率地表達，政制發展所謂「均衡參與」，不是「比人數」，否則候選人就一定「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

前文後理，就是不信任窮人，謂真普選會導致福利主義；政治要由富人主導，窮人是二等公民，不配享有真普選。

這種白鴿眼是怎樣煉成的？

前幾天，我和一位五十多歲，已移民海外，見過世面的香港人，閑聊了幾句。他有一點慨嘆，提醒了我。（下文是本人對這想法的演繹。）

他說，香港，有一群「精英」，大概就是梁振英，這種六十歲前後的香港人，他們佔領各種公職、大機構、專業組織的高位，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生於安穩的香港，受惠於殖民統治，享受過高等教育，讀完書，成為專業人士，出身時，是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中國內地，剛經歷十年文革，這群香港人，環顧四周，整個神州大地，就只有自己這群年輕人讀過書。

他們搭上順風車，爬得快，成為年輕才俊，不是因為特別醒，並非智慧特別過人，只是因為，全中國就只有這群年輕人讀過書，他們沒有對手、沒有競爭，又適逢改革開放，亟需人才資金。這一代人，尤其與中國有業務來往的，例如地產商、廠商、基建公司、事務律師、會計師、測量師，他們在傾斜的政治制度下，得享免費盛宴，更是權錢兩得，扶搖直上。

這群人，受惠於香港的黃金年代、受惠於中國的落後愚昩、受惠於十年文革無人讀書，然後，覺得這個香港是他們自己開創的，殘酷競爭就是成功之道。他們意識形態保守、膜拜資本、藐視不能在社會階梯向上爬的人，認為窮人就係抵死，窮人就係懶，處身社會底層，乃自作自受。這一群精英，傲慢、離地、脫節。

他們，大概是呂大樂寫《四代香港人》，第二代香港人中的最上層。他們確實「自我中心，自以為是，有指點江山的傲慢」，他們部分人經歷過兒時的艱苦奮鬥與弱肉強食，然後出人頭地，歌頌「獅子山下精神」，深信成就全靠自己，而忘記時代給他們的運氣。

當然，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那一代人，有很多心水清的人，例如告訴我這個看法的朋友，他早年移民美國，有深刻感受，像他這代人，在香港好醒，去到外國，人人都讀過書的地方，這一些傲慢的香港人，不見得有何突出，就是普通人一個。

這一代人的子女，部分就是香港的典型離地中產，不少富家子弟，住在中環灣仔跑馬地的上等人，他們痛罵佔領運動十惡不赦，因為阻住晒，阻住他們帶子女上學、阻住子女上興趣班，阻住他們行商場購物，阻住他們的正常生活。而他們似乎並不相信，他們的正常生活，建基於其他人的不正常生活之上。

部分中產家庭的子女，則眼看自己如何努力，都不能追得上父母輩的成就，不可能不靠父母而延續自身的優越生活；無父母庇蔭的，住劏房蝸居，夏愨道「香港營」的涼風，自然是更自由的清新空氣。

權錢關係網固化，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新一代惘然；而那一群建制精英，一方面推崇「獅子山下精神」，告訴年輕一代「以前都係咁捱」，叫人繼續任勞任怨，最緊要和諧；另一方面，則死抱著傾斜的選舉制度，普選以假亂真，抓緊既得利益。

真普選，就是要搖動這一個龐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他們有先天優勢，早已壟斷議會，操控傳媒，主宰公權力，收買專業組織，更與暗黑勢力合流，他們全方位凶狠反撲，乃必然的事。

本來，階級利益的糾纏、世代之間的矛盾，可以放諸一個公正公道的選舉制度中，用選票解決；然而，權錢苟合，制度傾斜，廿多年來商討路盡，弱勢者的唯一選擇，如今，就只剩下走上街頭。

或是，爬上獅子山頭，釘上巨幅橫額，向全世界宣告：時代已經改變，新的獅子山下精神，已經誕生。

圖：Schindler Leung 獅子山X星之軌迹X我要真普選

陶傑 - 送別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4日

一九四一年，中國抗日戰爭已值艱苦年代，香港新亞書院的唐君毅，那一年才三十出頭，遇到一位智者歐陽竟無。

歐陽竟無是江西人，清同治年出生，精通佛學，是中國哲學家熊十力的老師。他本名歐陽鏡湖，在中國開設佛學院，主辦佛教雜誌「內學」──「內」的意思，是內心的修煉。日軍侵略，他將學校由南京搬去四川，名「支那內學院」，精研印度佛教傳統、梵文，編印大藏經。

歐陽竟無是唐君毅父親的老師，在中國倫理裏，是太師輩份。這一年，歐陽竟無已經七十歲，戰事危急，遇到了逃難來四川的唐君毅。唐先生後來記述：

「他要我住在支那內學院，長為其弟子，並為我安排生活。我當時不肯。他於是大怒，但在怒氣中，忽然聲帶悲惻，說：『我七十年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只是想多有幾個路上同行的人。』我聽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八字，便不覺深心感動，俯身下拜。歐陽先生亦下拜。」

後生向太師下拜很自然，為什麼前輩也下拜呢？唐君毅說：「這只是佛家的平等之禮。當夜我仍離開了支那內學院，上船回家。這時歐陽先生的一學生，送我上船。時霧籠江畔，月光如水。這學生倚船欄向我說：今天是歐陽先生全副真性情呈露，你將如何交代？我只有遠視江水，默然無語。」

這是百年中國文化人的傷心意境，唐先生寫得情深，歐陽大師也傷痛中有慈悲。

「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只是想多有幾個路上同行的人」，我想起這句話，看到視頻上習近平開文化座談會，中國作家和導演共聚一堂──當然其中並無一向異見的「公共知識份子」──習總對如何文藝創作，發表高見，台下的文化人，個個恭寫筆記，鏡頭掃過去，只有瑞典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莫言，兩手交扠擱在桌上，面無表情，並無筆錄。

莫言不記筆記的姿態，在人人抄寫的環境裏，至為突出。

中國文化百年，後來確實在黃泉道上。支那內學院在「解放」後三年關閉了，熊十力在「文革」中鬥爭自殺。歐陽竟無往生早，避過此劫，唐君毅南來殖民地香港，建立新亞書院繼承香燈。「我只有遠視江水，默然無語」，不但無語，天人永隔，山河傾圮，也無淚了。

區樂民 - 疑似客觀報導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3日

資深傳媒人說：「對任何人做任何指控，起碼用『相信、涉嫌、懷疑』。」

我信任權威，如果我是前線記者，會按指示這樣報導新聞。

十月十七日，旺角發生懷疑警民衝突，一群身穿疑似香港警察制服的生物，雖然未經DNA分析核實，但相信全是人類，跟數目更多的疑似示威者，可能發生了多次肢體碰撞。由於我站立的位置和懷疑的碰撞相距大約十公尺，我又沒有儀器量度兩批疑似人類是否真的有物理接觸，所以是否有碰撞仍屬懷疑階段。

但見一個身穿便服的疑似男人倒地，右肘撞向鐵欄，並發出相應的聲響，相信這次碰撞真的發生了。這個疑似男性人類的右肘頓時冒出鮮紅色液體，合理推測是血液，我嘗試上前詢問他是否流血，但被人群擠開了。

疑似警察接着向涉嫌非法集結的疑似市民發射相信是胡椒噴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是製蛋糕的鮮奶油或聖誕節用的人造雪。我對這名發射噴霧的疑似警察說，我是一個很客觀的記者，可否讓我看看他的委任證以確認身份，但他似乎太忙碌，沒有理會我。我在此報導完畢，將時間交給新聞部。

如此報導應該最客觀了，但正常人會怎樣想？

資深傳媒人又問：「你是人家心裏那條蟲嗎？憑甚麼？」

我不懂回答，因為問題太奇特了。按現有的醫學知識，就算我是人家心裏的蟲，也不能了解人家的思想。一條蟲憑甚麼能明白一個人？

黎則奮 - 習近平的何伯遜選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3日

史無前例的問責高官與學聯代表對話，雖然事前公眾沒有期望，過程沒有驚喜，甚至沒有火花，基本上只是雙方各自表述，理據亦是耳熟能詳，但學生卻是贏得清脆利落，高下立判。

原因很簡單，因為學聯代表說的都是真心話，反映參加和支持佔領運動的絕大多數市民的心聲，所以清心直說，並無虛言，鏗鏘有力，得到電視機旁觀看直播的廣大市民的喝采和共鳴。

反之，資質不一定比後生可畏的學弟學妹差，人生練歷和政治經驗肯定比後輩高，卻因為捂着良心說假話，言不由衷，無論怎樣花言巧語，裝扮得如何誠懇親切，亦無法打動民心，說出個所以然來。

林鄭月娥以為可以勸服學生呼籲群眾撤離佔領區的奢望固然落空，所謂「激進派」利用對話抹黑學聯（以至學民思潮）是「中共卧底和特務」，合謀與港共政權消滅運動的陰謀論述和攻訐亦不攻自破，惹人訕笑之餘，只能自討沒趣。

平情而論，以林鄭月娥為首的政府代表團只是傀儡，並無真實的話語權，口是心非或口非心是，在所難免。林鄭月娥提出一早向傳媒放風的所謂「讓步」，包括考慮向港澳辦提交人大常委會決定以來的政局報告，以及設立多方位平台吸納各方意見，並且承諾第二階段政改諮詢會廣開言路和2017年後政改仍會繼續等，都是緩兵之計，旨在向學生提供下台階的誘引，以便他們有體面和尊嚴地退場。殊不知學聯固然沒有能力呼籲群眾退場，運動沒有實質成果，政府不願在原則上讓步，他們相信亦不可能接納，否則整個運動就是白搞了，學聯亦會成為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

「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冇得打，一來是幕後企圖操控的梁振英虎視眈眈，不容林鄭月娥超越政府也就是689自己的底線，即不可接納梁振英引咎下台的要求和人大常委會撤回8.31決定，二來習近平「不流血、不妥協」的指示一天未改，覬覦特首寶座的林鄭月娥也未敢越雷池半步。

因此，不管本土派和城邦派如何大吹大擂、自圓其說，香港的政局始終不能擺脫中國大陸的因素，必然是中共權鬥的延續，未來進一步還是退兩步，基本上決定於大權在握的習近平如何破局。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習近平每天都會聽取香港局勢的最新匯報，親自指揮反佔領行動。「不流血、不妥協」的戰略，一方面制止江系和部份團派支持的689政權武力鎮壓，另一方面亦希望以時間換取空間，利用本港的反佔領民間輿情，逼迫佔領者退場。

可是，習近平真的是低估了港人反抗的韌力，不明白今次運動一如火山爆發，銳不可擋，連始作俑者事前亦難以預料，全因是社會累積和壓抑多年的三大矛盾──貧富懸殊、世代之爭和中港衝突──總體爆發，覆水難收；即使以武力強力鎮壓下去，亦只能壓抑於一時，卻絕不能解決問題、舒緩矛盾、化解危機，並且肯定後患無窮，只會為下一次更大型的爆發累積政治能量而已。

如果香港對中共還有剩餘利用價值，中央不能夠容許香港社會全面潰散和承擔資金和人才大量流失的代價，中共唯一的選擇就是捨棄最終也要捨棄的梁振英，同時放寬政治限制，讓香港可以真正實現沒有篩選的普選。

民主普選當然不是萬靈丹，不能即時解決目下的深層次矛盾，但只要是真正的民主選舉，現時的民主/反民主矛盾便即時消失，而任何候選人，不管是甚麼派別、有甚麼政治傾向和以甚麼途徑提名參選，都必然需要一個跨階級、跨世代和跨（地域）族裔的聯合政綱和聯盟，才有可能取得最大多數市民的支持，奪取行政長官的寶座。屆時，基於選舉政治現實的考慮，現時五花八門的政治爭拗都會成為過氣的假議題，全都要丟進歷史垃圾桶裏去，還怕甚麼外國/外部勢力、港獨和城邦以至任何離經叛道的政治主張嗎？

這是習近平的何伯遜選擇（Hobson's Choice），即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信焉。

黎則奮
時事評論員

獅子山頭掛直幅 我要真普選！

2014年10月23日

「香港蜘蛛仔」: 獅子山上的海闊天空



照片來源：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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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 - 新聞自由的量變與質變

2014年10月23日

【明報專訊】剛好20年前，香港發生過「亞視六君子」事件，6位亞視新聞部中層人員，因不滿電視台試圖禁播一段由西班牙攝製隊拍攝到的六四清場片段，集體辭職以示不滿。往後20年間，香港的新聞自由每况愈下，認為自我審查問題嚴重的市民和新聞工作者的比例有所上升，但罕見新聞工作者對自己機構就個別新聞事件的處理集體地和公開地表達不滿。所以，上星期三無綫電視新聞部員工發公開信，對管理層就一宗警方懷疑毆打示威者的新聞的處理手法表達不滿，事件是有特別意義的。

新聞工作者不會經常對自己機構作公開批評，一方面當然有飯碗的考慮。但同時，從新聞社會學的觀點看，新聞機構上層和前線員工之間在新聞自由和自我審查問題上的矛盾沒有更經常地爆發出來，是因為機構內部有一套「遊戲規則」，讓自我審查和專業主義之間的衝突不會太過強烈和表面化。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指出的是，新聞機構管理層的政治和社會觀念比前線新聞工作者保守，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大部分新聞機構的老闆，都是社會政治經濟領域內的精英，是「建制」人物，所以他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態度亦通常較為保守，而老闆自然會傾向選擇跟他們態度較為接近的人坐上重要的位置。這不一定涉及人們為了「爭上位」而改變自己的立場。任何群體中都會有較為保守的人、較具前進思想的人，和較為激進的人。新聞工作者這群體亦不例外。較保守的人有較大機會坐上重要的位置，是一個結構性的現象。

控制和反抗間的微妙平衡

那麼，政治和社會態度較為保守的媒介高層，如何管理較具前進思想的新聞工作者？60年前，美國社會學者Warren Breed就以「新聞室的社會控制」為題，探討新聞機構內部的權力運作（註1）。Warren Breed指出，新聞機構內部有很多潛規則。新入職的記者通過日常跟上司的互動、對自己機構所生產的新聞內容的觀察、跟同事之間的閒聊等，很快就會了解到這些潛規則。而大部分的記者在大部分時候，由於不想影響工作評核也好，不想跟同事和上司對立也好，不想令工作變得複雜也好，都會遵守這些潛規則。但另一方面，由於潛規則始終不是明文規定，新聞工作者也可能作出策略性的對抗，這便形成了一種機構內的互動，在控制和反抗之間出現了微妙的平衡。

筆者幾年前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借用Warren Breed的分析框架來討論香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現象（註2）。文章的重點是指自我審查往往涉及一個機構內部的互動過程。這裏可簡單地以一位電視記者所提供的故事做例子。該記者憶述，有一次負責董建華年代七一遊行的報道。他在剪輯新聞片段時，一位高層到了剪接房站在他後面觀察他工作。記者指出該高層從來不會直接觀察剪片過程。但高層也沒多作指令，只是到了一個鏡頭出現示威者連續呼叫4次「董建華下台」的場面時，高層就明言要把那一幕縮短至示威者只連續呼叫兩次「董建華下台」。

該記者懷疑高層在自我審查，是非常合理的。首先，整個過程不尋常，偏離了日常工作常規，而這情况又偏偏在處理七一遊行這種政治新聞時出現。在同類型新聞的處理上，機構內部亦從來沒有類似的慣例。同時，指令的客觀效果的確是減弱了該段新聞對政府的批判力度。

不過，這事例也說明幾點。第一，自我審查難以證實。該記者也承認他沒有證據證明該高層的意圖，而如果該高層已經內化了某種判斷標準的話，他可能衷心地不認為自己在進行自我審查。第二，指令沒有要求記者完全刪去示威者呼叫「董建華下台」的畫面，大部分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涉及的是淡化權力擁有者的負面報道，而不是對負面新聞完全不作報道，這亦加強了證實自我審查的難度。第三，在分秒必爭的新聞工作中，記者很難停下手上的工作來跟上司爭論。第四，那些疑似自我審查的指令，往往都會有一些專業或技術原因作包裝。在以上的案例中，如果記者真的質疑高層的指令，高層可能的辯解之一，就是指電視新聞要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傳送最多資訊予觀眾，所以示威者的同一句口號沒有必要重複4次。記者不一定同意這說法，但要「拗贏」上層不容易。

所以，只要高層的意圖不要太赤裸，指令不要太離譜，手法不要太粗糙，前線新聞工作者就只能在心裏繼續懷疑和批判，以及在工作時策略性地應對。說到底，雖然工作受到掣肘，但記者在前線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能說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所以，一般情况之下，與其跟上層反面，不如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力。

新聞自由的質變

問題是，個別新聞機構自我審查的狀况，已經嚴重到一個大部分普通市民都看得出的地步。筆者於8月底本欄目的一篇文章中，報告過一些調查研究的數據：讓香港市民在一個由0至10分的量表上評價不同媒體類型和社會政治組織能否代表民意，香港市民對電視新聞的評分，由2012年的6分，急跌至2014年的不足4.5分。在這環境下，個別新聞機構的新聞工作者在前線往往要承受極大壓力，而其中電視新聞記者又特別容易被認出。終於，上星期三的那宗新聞成為了一個引爆點（tipping point），打破了機構內部原本就可能很不穩定的表面平衡狀態。

至於那宗新聞的處理手法本身，其實道理應該很簡單，記者依據鏡頭所見作出一個事實性的描述，又沒有加入有價值取向的形容詞，怎會有問題？如果說「暗角」和「拳打腳踢」有主觀成分，那麼新聞中經常出現的「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不也有主觀成分嗎？若說當事人已作投訴，但案件未進入司法程序，哪裏來影響審判和藐視法庭的問題？再者，電視台會否前後一致地用同樣方法處理類似情况？當佔領結束之日，佔領人士被捕或自首時，新聞會否將這幾星期發生的事情簡化為一句「懷疑他們曾經佔領街道」？

正面點看，這次前線員工發聲，至少可以減低一些市民對一些機構裏的記者的誤解，亦希望可以促使管理層反思一些新聞內容的處理手法以至機構內部的新聞政策，管理層應該明白，這種對立頻繁出現，不可能不嚴重影響機構的運作。但如果新聞機構不修正做法，新聞界連「你有你嘗試箝制，我有我嘗試突圍」的格局都維持不了時，香港的新聞自由的變化就不是量變，而是質變，即不止是排名下降，指數下降，認為自我審查問題嚴重的市民比例上升等數量上的變化，而是遊戲規則的轉變。

註：

1 Breed, Warren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4), 326-335.

2. Lee, Francis L.F. and Chan, Joseph Man (2009).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1), 112-133.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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