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6日 星期日

謝鳴謙 - 雞蛋列傳:局外人的沉默──簡介《沈從文的後半生》

星期日生活   20141026

【明報專訊】提起沈從文的後半生,很多讀者都要感嘆,唉唉,如果沈從文沒有「轉業」就好了。不是說考據古代文物不好,但同樣的事別人也可以做,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長河和邊城風光,卻只有他才能寫得這麼淳樸動人。不過,看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我們或會有另一種想法:和同代的作家相比,沈從文已經算是幸運了。中共建政以來,知識分子統統捲入政治漩渦,若非依附政權成為嗜血的獵人,就大有機會成為別人口中的獵物。這30年的政治動亂,因為「轉業」,沈從文都捱過去了,而且不但捱過,更在種種限制之下有所開拓,成為中國古代服飾的專家。

沈從文於1950年申請加入北京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自此擔任古文物研究員。但在研究之外,沈從文還需兼任「解說員」,有關他這方面的工作,王[予予]的回憶最為有趣。話說1953年這個年輕人到北京旅行,於某天到歷史博物館參觀。當王[予予]走到「歷史出土文物」展區,一個中年人突然主動上前,指着眼前展櫃內的幾十面銅鏡,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講解完了,還約好第二天再談另一個題目,但年輕人第二天還是覺得意猶未盡,結果連續看了一整個星期才把區內的展櫃逐個看完。王[予予]一直不好意思問這個熱情的「解說員」尊姓大名,臨別之時才恍然原來他就是沈從文。後來這年輕人立志研究古代文物,成為獨當一面的專家,亦是協助沈從文撰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得力助手。

作家用筆由「思」到「信」

不過,當時的王[予予]肯定看不出這開朗的中年人曾在4年前經歷精神崩潰,是一名自殺不遂的倖存者。194812月解放軍包圍北平之際,沈從文早已顯露憂鬱之色,在一封寄給大哥的信中,他寫道:「北平可能不至於毁去,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亂糊塗中毁去。大家都心情沉鬱,為三十年所僅見」。不久又在另一封信寫道:「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沈從文可謂先知先覺,知道在中共治下,作家都必須對黨的規條絕對信從,否則就只能「擱筆」或被「毁去」。

19491月北京「和平解放」前後,有人在北大貼出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大字報,點名批評沈從文是「桃紅色」作家,用文字「作裸體畫」,又說他在抗戰期間高唱文學「與抗戰無關論」,抗戰後又大喊「反對作家從政」,實在是「為反動派而活動着」。這張大字報令沈從文深受困擾,在一篇文章末段,他寫道:「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經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毁也會瘋去。」情緒反覆的沈從文終於在329日反鎖家中,喝下煤油並以剃刀割脈,幸好有人及時回家,才能將他救活。

康復之後,沈從文的心境徹底扭轉過來,彷彿已經認識死亡,對一切都不再懼怕。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生命似乎已恢復正常……悲劇轉入謐靜,在謐靜中彷彿見到了神,理會了神」、「一個無辜善良為人毁害時,一個重囚最後時,可能都那麼心境慈柔」。他自此重新出發,投入歷史文物研究,所以王[予予]見到的才會是一個開懷善談的沈從文。

但為什麼要研究古文物呢?沈從文寫過,除了喜歡工藝品的技術與美學,他也欣賞生產者的心:「對製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於作品中,他的勤勞,願望,熱情,以及一點切於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他最關注的終究是人,這份對人類的同情和關懷,一直貫穿他的文學創作與文物研究。明白了這點,也就可以理解他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的想法。

1951年沈從文隨團到四川參加「土改」,運動中觀看了一場5000人大會。開場時,他看見400個被捆綁的地主,被手拿刀矛的群眾押着走,這些人全由一面紅旗引路,在田野間打着鑼鼓列隊而行,拉成一道極長的線。目睹此等奇景,他想到:「人人都若有一種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當身邊人都為「分土地」而陷入狂喜,他卻保持清醒,用一種悲憫的目光觀看世人;亦無怪乎他為「土改」日夜開會的時候,心思都放在一個在附近山頂看見的老人身上:「這個老人像是和這個動盪的社會完全不相關,在山頂上釣魚,多奇怪!」

政治浪潮中極力遠離動盪社會

在其後的政治浪潮中,沈從文就像那個在山頂獨釣的老人,極力遠離「這個動盪的社會」。如在1953年的一次全國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了沈從文,毛澤東對他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過幾天胡喬木寄了一封信給他,表示願意為他安排,但他最後還是拒絕了。又例如「反右」剛落幕時,周揚在一次文藝界「飯局」中提議:老舍公務繁重,應全力投入「全國文聯」,至於「北京文聯」的主席之位,可以讓給沈從文。他聽後大吃一驚,立即站起來說:「這不行。我還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台盤的人」。

可是沈從文真的能避開政治的魔爪麼?當然不能,只是程度小一些。先不論那些沒完沒了的檢查文章和小組會議,那是所有人都要身受其害的,這裏只談1964年,毛澤東的的兩句胡言亂語如何令《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出版戛然而止。就在幾個月前,毛澤東訓斥文化部,說戲曲舞台上都在宣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封建餘毒,必須好好檢查,並要大力提倡社會主義藝術。於是在歷史博物館的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要將《服飾資料》的內容重新編排,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部分減少,以突出勞動人民的地位。於是這本書的編寫就此中斷,直到1981年,才由香港商務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名出版。

平情而論,和其他大作家相比,沈從文在「文革」的遭遇算不上最壞的一批,大字報、檢查交代、抄家、批判會、下放幹校的滋味,他都嘗到了,但咬着牙根也可勉強度過。沈從文回憶這段日子時說,他解放前不依附國民黨,解放後也沒有加入中宣部等官方組織,因此和人結怨不多,黑材料也少,革命小將才沒有把他列作重點對象。此外,於「文革」前後,沈從文如何為不同原因而發聲或沉默,亦是值得留意之處。

雖然以下兩次所謂「發聲」,用今天的眼光看來實在有點瑣碎,但在一個動輒得咎的年代,要為友誼和真理出一點聲,也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在1972年,沈從文從湖北幹校回到北京,突然記起老朋友「反動權威」巴金,於是託人給巴金夫婦寄了一張5頁長信;據巴金憶述,當蕭珊讀完這封信,感動不已,含着眼淚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是蕭珊死前收到的最後一封信。另外,在1973年,文學研究所的吳世昌發表了一篇研究《紅樓夢》中的「雀金裘」的文章,沈從文讀後認為不妥,給他寄了封頗為嚴厲的信,批評他只是引書抄書,忽略了文本與文物間的互證,「一件實物都不接觸,怎麼能碰得着問題?」這兩封信如落入「別有用心」的人手上,後果真不堪設想。

但其實這兩封信都只能算作例外,「文革」中的他常懷憂慮,甚至在之後幾年,他也是過得戰戰兢兢。1979年有很多人已獲得平反,沈從文亦收到不少來信,說要研究他的文學作品,但對這些好意,他一律拒絕,因為他「擔心說公平話的人,將來會吃虧」。同年有人在報章發表題為〈贈沈從文同志〉的詩,也令沈從文大為不安,因他認為某些批評家的「權威性」近乎天命,絕不會動搖,他「得順天命,始能得到保平安」。

守住底線沉默也是力量

為求自保而沉默,究竟有沒有錯呢?若翻開沈從文的少作《記丁玲》,或會有一番感想。該書在1933年出版,執筆之時他誤以為投身左翼的好友已遭國民黨殺害,遂在跋中寫道:「活到這種國家中,年青人不止感到死亡無時的害怕,也應感到安然而活的羞恥。你們若知道沉默是你們的恥辱,你們就應當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認這個現象」。這是前後矛盾麼?為什麼20年後的沈從文沒有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認中共的現象?不過現實是,沈從文已經老去,亦失去了曾有的激情。「文革」之中,最值得佩服的,當然是敢於抗爭的青年如林昭和遇羅克,但沈從文雖與政權妥協周旋,卻始終能分清善惡,至少沒有淪為周揚、郭沫若或馮友蘭般的朝廷鷹犬。身處亂世,不是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敢於反抗,但至少不要委身對方陣營,成為壓迫別人的共謀。說句不合時宜的話:面對強權的威逼利誘,若能知所進退、守住底線,沉默也可以是一種力量。

文 謝鳴謙
編輯 麥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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