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 - 城西書話

明報   2015年9月30日

城西書話，一個優雅的名字，帶有一分文人雅士的溫文浪漫，一分樸實清淡的典雅書香。城西，應該是遠離城中的喧鬧繁華，沒有追名逐利的紛擾。日落西城，斜陽映照，在古樸的書室內，騷人墨客聚首一堂，以四壁圖書鑑今古，讓思維馳騁於天地塵世，游走於書香卷籍中，這正是大學令人神往的地方。

不知是大學那位同事想出如此優雅的名稱，城西書話是大學圖書館舉辦的一系列講座，每次邀請一位作家，在圖書館內以對談的方式談到書本、創作、人生。這系列極受歡迎，可惜最近已停了一段時間。上星期法律圖書館和港大通識課程合辦了另一系列以法官為主的講座，第一位嘉賓便是包致金法官。講座也是以對談方式在法律圖書館內舉行，當晚座無虛席，有來自不同學系的同學和校友嘉賓，大有城西書話重現的雀躍！

包致金法官自退休後致力於寫作，兩年間已寫了四本書，當中兩本更是漫畫形式，以輕鬆幽默的筆觸和透過他創作的鱷魚朋友的對話，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介紹法治和抒發他對法律制度的觀點。退下法官位置，他可以更加暢所欲言，例如有人指法院是否制定太多法律，鱷魚朋友便回應，總要有人做這些工作，尤其是當立法會正忙於審案！

當晚包致金法官便談到法治與民主，他以往曾認為只要有司法獨立、有憲法保障人權和三權互相制衡，即使沒有民主仍可以有法治，但近年的社會發展令他修正了這觀點，認為民主與法治乃相輔相成，沒有民主，法治難以長久維持。他又寄語年輕人要以合法方法爭取憲制保障的權益。被問到年輕人如何裝備自己以迎接未來的挑戰，他說做好自己的本分，法律學生成為能幹盡責的律師已是在維護法治，我則加一句勸勉同學多看書，知識才是進步的根源，虛心聆聽不同的觀點，小小學問才是最危險的。也有同學問推倒基本法重來是否合適，他不贊同這樣做，我則引述《日月貞忠》一書內湯瑪士摩爾爵士回應亨利八世欲斬除所有法律障礙以容許他離婚時說：當你斬下最後一株樹後，魔鬼轉身撲向你時，你還可以在何處藏身？ 

陳健佳 - 「拳打腳踢」報道的背後

立場新聞   2015年9月28日

【文：資深記者陳健佳】

佔領運動期間，無綫新聞獨家拍攝到七名警員涉嫌暗角打傷公民黨成員曾健超，那十多分鐘的片段，讓全港市民見證驚心動魄的一幕，更即時令外界對無綫新聞得到正面支持。無綫記者在佔領區採訪不再受到唾罵，而是獲得市民送上食物打氣，甚至有市民送金牌讚揚新聞部。

不過，該宗報道引發編採部七十多個員工聯署，表示不滿管理層曾修改報道內容，是無綫新聞部罕見的員工集體行動。後來，有份聯署的中層、參與該宗報道的員工，被調職到非前綫工作，有員工視為秋後算帳。

本文透過訪問員工，了解無綫在佔中前後處理新聞的方針，及七警報道來龍去脈。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早於佔領運動前，無綫新聞部已經很小心處理佔中的新聞。

佔領前夕

據員工表示，管理層早已將佔領運動定性為非法活動，所有涉及佔領的新聞，不用想一些美化運動的角度。其中一次，是有同事在直播時引述參與行動人士稱被警察毆打，無綫新聞及資訊部總監袁志偉便喝止，話「點解未求證消息」。

有另一位記者在8月，報道一個泛民記者招待會，引用公民黨梁家傑的一個 Bite，也引起老細不滿。「後來老細在公開場合下，口頭指控記者屬泛民的人，幫泛民說話，以後不可以讓該記者做政情、示威及公眾集會的新聞。」

佔領期間

佔領開始兩周後，佔領區人士認為無綫的報道偏頗官方立場，令採訪隊工作時遇上阻滯。「當時遍及四個佔領區，金鐘、銅鑼灣、旺角和尖沙咀。外出工作的記者裏外不是人，在外邊採訪集會者會被人鬧，一出『咪牌』就被人鬧。在旺角採訪佔領區時，更曾被示威者追着破罵。為免工作受滋擾，同事像在內地採訪時，用黑色膠紙貼着咪牌上的無綫標誌。又或者進行訪問時，請受訪者夾一個不會顯示咪牌的小型咪。」而調動人手時，也不敢安排女記者到人流較雜的旺角區採訪。

七警事件

10月14日，編採部由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與一位年資淺的記者在公司，另有兩位編輯部同事。當晚更表時間是晚7時至翌日早上7時。佔領以來一向負責早更的何永康，是首次當夜更。

一般來說，晚更編採部的人手相對日更少，高層例如袁志偉於日更工作，晚更則由較中層員工「睇檔」作決策人。而當晚就由何永康睇檔。

當時佔領踏入第三周，佔領區已擴散銅鑼灣和旺角，夜更的負責人主要留意警方與示威者衝突事件，旺角是最熱門，所以傳媒機構也會駐紮重兵守旺角。不過，編輯部當晚收到消息，指警方會改在金鐘行動驅趕示威者，於是何永康將旺角兩採訪隊調到金鐘迎戰。

晚上12時，進一步確認警方會在15日凌晨1時，在金鐘有清場行動。

背景：凌晨2時多，警方開始趕走龍和道的示威者

無綫有四隊攝影隊在金鐘，他們拍攝的片段同步傳送到將軍澳無綫採訪部，何永康與當夜更的三位同事負責「收片」，即是一邊看傳送回來的片段，一邊寫文字報道出街。

大約凌晨4時一刻，一般人熟睡的時間，編輯部還燈火通明，大家還金精火眼從四部攝影機拍攝的片段中找尋新聞點子。突然，編輯部兩位同事叫了一下，「影到差人打人喎」。何永康也上前仔細了解詳情。

他們向負責拍攝該片段的攝影師查詢，對方也致電公司確認拍攝到有關片段。由於畫面現場較黑暗，大家不許有任何差池，於是反覆再看，連剪片同事也一同在剪片房的四十多吋大電視螢光幕反覆再看。螢光幕清晰可見一位示威者被抬到金鐘添美道一個暗角位置，遭七位身穿有警察字樣背心的男士揮拳及腳踢。

「拳打腳踢」報道出街

早上6時的晨早新聞，頭條為七警向示威者拳打腳踢。6時38分，辦公室電話響起，編採部同事接聽後，大叫：「老細話唔出得街呀！」後來第二個電話打到編輯部有同事將已上載到無綫新聞Apps的七警暗角報道下架。期間，並沒有任何管理層跟何永康通電話表達對報道的意見。何永康按照更表，早上7時拖着疲憊身驅下班。

早上9時，新聞部熱鬧起來，例行的編採會議上，七警報道成為討論焦點。袁志偉提到用上「拳打腳踢」的字眼，於是有編採部人員有所考慮下執稿，刪去「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用腳踢示威者。」直至同日下午，警方出新聞稿指懷疑有警員使用過份暴力，由於有官方定性為過份武力，管理層即時安心，在稿內加入「其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

同日下午3時左右，新聞部同事對管理層處理報道的手法發出聯署信。

聯署事件

傍晚，「一群無綫新聞部記者的公開信的聯署信」在網上出現，最初版本有40多名為人熟悉的記者名字出現。

「我們認為，截至早上七時前的報道字眼，是對過程作中立客觀描述，當時報道如下：『一名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由六名警員帶走。警員將他抬起，帶到添馬公園一個暗角位，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警員最後帶走示威者，整個過程歷時近四分鐘。』然而由早上七時起播出的版本，「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這段描述被刪去。直至時近中午，才重新加入「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一句。」

聯署後第二日，袁志偉召開員大會分享意見。「三小時會議，有同事收貨，認為上司願意聆聽，而且語氣好，算是認低威。有些則好嬲，認為要繼續跟進，部份則是中間派，有點迷惘。」大會上袁志偉同時公佈有 hardship allowance（勞苦津貼），有些人覺得管理層借此好消息來沖淡原本討論改稿的題目。

聯署事件似乎已告一段落，不過還有下文，負責七警事件報道的何永康，他的上班更表，由佔領以來一向早上5時開工，改為早上9時到晚上7時的正常更，意味他不再有機會做決策人角色。至10月20日，何永康更被調離前線，轉職首席資料搜查員。

七警之後

「七警報道」引起全城震憾，公眾對無綫新聞部由負評變正評，好感度大增，原本被佔領區示威者窮追猛打的無綫採訪隊，突然被戴上光環，「有示威者在佔領區派麥記時，無綫記者也有份收到。也有人整咗個金牌仔讚揚無綫記者，有次在佔領區交給無綫的記者，表示謝意。」

不過，親政府人士卻甚為不滿，認為無綫播出七警涉毆打的片段，有認為是惡意中傷警隊，也有人認為無綫沒有播出曾健超疑向警方倒水的片段，是偏頗處理。於是無綫前線人員，一下子又遭親政府人士攻擊。

筆者也曾目睹無綫記者被圍攻事件10月19日，反領人士在維園舉行集會，多名集會人士走到無綫記者前面指罵他，指他們沒有公正報道曾健超事件。該位記者重覆稱報道是由管理層決定，但集會人士仍不滿意，湊熱鬧包圍人士越來越多，記者及攝影師也被包圍而動彈不得，要由大會職員開路才能脫身。

當時在無綫新聞部任職的前綫人員說，新聞部開始收到接連不斷的投訴電郵。「每日返公司開電腦，老細會 Update 外界的投訴內容，老細會將原文投訴內容 for all 傳閱。然後只會講一句『如果冇事就由佢，有就檢討下。』」被投訴的同事名字也顯示出來，對於佔領期間每天上班12小時的記者來說，這種無形壓力更令工作百上加斤。

總結

七警報道至今風波未完，七位涉案警員尚未被起訴，律政司表示還要諮詢獨立法律人士提供意見。

至於無綫新聞部，已經是另一光景，參與當日報道的何永康，當日聯署的何文雯、林子豪、林昭儀、陳亮均、彭國柱、談美琪、伍家謙；主播蔡雪瑩、高芳婷等都已離職。

文章原刊於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的《傘下人．情．事》—香港記者佔領採訪集思

安徒 - 為了帝國的去殖民化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最近中聯辦及靠近中央的一眾大員、學者，在香港掀起連番爭議性的話題。由張曉明的香港「三權不分立」論，到強世功、陳佐洱等的「去殖民化」論，引來不少反響。這些「出格」的言論看似來勢洶洶，咄咄逼人，但是空氣中交鋒一兩回合，敢問究竟北京對港是否有新的政策、新的鬥爭目標時，卻又見老調重彈，新瓶舊酒。

所謂特首「地位超然」之說，為的不外乎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連英國駐港領事也忍不住要在自己的臉書曲線嘲弄；而所謂香港要「去殖民化」的說法，背後還是跳不出愛國歷史教育、完成23條立法等早已老掉牙的問題。

陳佐洱主理香港事務那麼多年，如果說今天香港原來還有「去殖民化」這個重大政治任務還未開始、尚未完成的話，首先要問責的其實正是他老人家，難道他屆此退休之年還想給自己找麻煩，開自己玩笑？

事實上，陳佐洱應該比誰都清楚，「殖民地」三個字是整個香港問題最敏感，最不能碰的部分——用英諺來描述就是「房中的那隻大象」。無論是九七之前還是九七之後，誰要認真的在香港去搞「去殖民化」，就要揭開歷史的傷口，把眾人「衣櫃中的骷髏頭」暴露在陽光底下。首當其衝的其實不是民主派、反對派，而是建制派。

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

先莫說所謂建制陣營之所以能夠形成，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在回歸前後，處處保護和延續這批「殖民餘孽」在殖民時代所享有的特權和地位，就是那一批曾經有過貨真價實「反殖業績」的「老左派」，也早已跟隨永遠英明偉大的黨中央的指示，收起六七「反英抗暴」時期高舉的「反殖」大旗、改頭換面、「重新做人」。

這些「老左派」當年就是因為追趕「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一時「極左」狂熱，違背一向在香港低調發展、廣交朋友，配合中央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方針，反而為了急於「去殖民化」而毁掉了大半生。今天又再來一個「去殖民化」，究竟是供奉還是嘲弄？難怪出身純正、根正苗紅的本地左派領袖曾鈺成也急於直言所謂「去殖民化」的言論與中央立場無關，更毫不留情地指出陳佐洱是過氣高官，目前並無香港事務公職。言下之意就是一於要及早劃清界線。

這就構成香港現實中一幅怪異的圖景：那些身先士卒，曾為終結香港殖民地狀態，真的拋過頭顱、灑過熱血的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倒是來自北京的青年教授，對香港的「去殖」卻是情有獨鍾，為香港的「去殖民化」打造洋洋灑灑的一套大論述。

為了緊貼這套京人「去殖」論的思路，筆者把擱在書架上多年的強世功論著《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重讀一篇，發覺十分有趣。

王者視角品評帝國的技藝

書中打響頭炮的第一章，討論金耀基知名的「行政吸納政治」理論，直指金氏此說雖然捕捉了港英體制的運作特質，但卻以「行政」之名掩蓋了香港「殖民政治」的本質，然後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品評一番。他認為金耀基把殖民政治的政治性質（由誰統治）的問題中立化地描述為「行政」，也由之而抹煞了六七「反英抗暴」的反殖民意義。為了突顯金氏論述對「殖民統治」的淡化處理，作者竟然援引了托派作者吳仲賢（筆名毛蘭友）激進的反殖言論。（很有可能，作者並不了解當時香港的親中左派對托派的反殖論是如何忌憚。）

平情而論，強世功對金耀基的批判並不為過，筆者也曾經把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論連繫上劉兆佳一系列的其他分析，指出它們同屬於英國「晚期殖民主義」階段，為了光榮撤退而把殖民主義進行「管理主義式改造」的論述。這些論述的目的自然要將殖民主義中性化、行政化。不過，當強世功要還原這體制的「殖民政治」性質時，他要爭奪的其實是誰是香港行使統治力量的主權者，而不是這套殖民治術有什麼非要解拆、推翻的問題。

恰好相反，當作者在下一章哀嘆當年「反英抗暴」中的左派是如何遭到慘痛的失敗，甚至無奈地要接受「團結一致向前看」而陷入歷史的失語、「無言的幽怨」之後，他並沒有沿着他「去殖民化」的思路，試圖為這些歷史犧牲者重新尋求正義，探索後殖民、後帝國的可能性，反而是在往後幾章站在坐擁天下的王者／主權者的視角，以欣賞的角度去品評英國人的「帝國的技藝」，讚頌它們如何聰明、有效。甚至揚言謂：「在這方面，我們確實要向當年的大英帝國學習。就此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頁68）

「去殖」為了帝國輪替

很顯然，這種「去殖民」的方向，並不是為終結殖民、終結帝國而立論，反而是為了帝國的輪替、帝國的取代。事實上，強世功的思路，正是當今中國知識界天朝主義的濫觴。他們不再追求共產黨人過去信奉的全人類解放、剝削的終結、階級的終結，也不把眼光放在追求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他們甚至認為民族主義是過時甚至是有害，因為他們認為「民族國家」只是西方近代的發明，真正要追求的是另一種非西方主導的普世文明、建立另一種「帝國」，以抗衡西方的帝國主義。

他們認為共產黨人領導了革命，其實只是不自覺地實現了中華文明復興的使命。為平等社會主義理想折騰了幾十年的中國社會，只是不覺意地完成了「帝國建設」的早期工作。與其說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它的信仰和合法性基礎，他們寧可鼓其如簧之舌去辯說，共產黨有比階級鬥爭、取消私有制等馬克思主義使命更高遠偉大的「天命」，只有這種「天命」才是真正的授權，而不是狹義的西方式議會民主選舉。

如此這般，這派「天朝學人」就可以把文明、天下、帝國、去殖、革命、民族、共產、國家這些概念自由組合，重新打造適合新時代天朝政治的意識形態。在狠狠批評帝國、殖民之後，又公然展露他們對帝國技藝的羨慕與崇拜。

「政治是遺忘的藝術」

他們對理論和概念自由拆解的迷戀和能力，有時也會令自己忘其所以，例如強世功在書中力圖挖掘被金耀基掩埋的香港殖民統治性質，但過了幾頁，讀者又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否定香港的殖民性質，並且說道：「英國佔領香港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商業貿易和經濟利益……由於英國佔領港的目的不是殖民，加之英國人認識到香港與內地是在種族和文化上融為一體，難以殖民。」與此同時，他又會在另外的章節大力讚賞中國外長黃華當年在聯合國要求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除名的演講，認為他堅持「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的說法充滿智慧。

究竟為什麼一個「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的殖民地的「去殖民化」問題，不在九七（還在掛米字旗）之前提出，付諸方案逐步落實，但在九七後的五星旗下，卻又要翻舊帳又來個「去殖民化」，是否說明強世功也同意「歷史不能忘記」？

可是，當你翻開他談及只剩下「無言的幽怨」的反殖左派，應如何面對失語的痛苦的篇章時，你會看到他寫道：「心靈的和解，人心的回歸，需要時間、耐心、理解和寬容……時間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政治乃是一門遺忘的藝術。許多問題隨時間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問題被解決了，而可能是被遺忘了。以至於在香港回歸十年之際，很少有人提到香港的『去殖民』問題（我只見到馬家輝在《明報》上撰文談及這個主題），更沒有人提及六七反英抗暴運動。」（頁38）

這本書出版於2008年，今年是2015。香港的政治果真在倒退之中，這些高官大教授們竟然都忘了「政治是遺忘的藝術」。但香港人也要多謝陳佐洱、強世功、張曉明等吹皺一池春水，把我們從夢中叫醒：香港原來還未「去殖民化」！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家明雜感：《醉．生夢死》 張作驥傑作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 張作驥編導的《醉．生夢死》是我今年看過，最讓人心碎的華語電影。

遺憾它沒有正式公映，只在上半年的電影節映過，最近於同志電影節再放，得睹的觀眾少之又少。《醉》值得留意的焦點之一，是它在6月的台北電影節贏得百萬首獎。該獎項劇情片、紀錄片同台競逐，台灣紀錄片一直強勢、題材及風格多元化。《醉》是六年以來，終於可以吐氣揚眉的劇情片。對上一次劇情片的大贏家是戴立忍的《不能沒有你》。《醉》及《不》的共通點，是對弱勢的關注。這多少顯示了獎項的人文定位，以及張、戴等中生代導演，如何緊貼社會脈搏。

《醉．生夢死》注定不會大受歡迎，不在其同志題材（說實話並非本片重點），而是它的基調十分淒涼。它說邊緣人物的故事，鏡頭鑽進尋常巷陌，譜寫世事錯綜複雜的因果，看罷叫人久不釋懷。它沒有這些年台灣片常見的正能量，欠缺《聶隱娘》的話題性，沒有叫座的明星、玉女。於是《醉》亦正好說明，當今台灣片藝術光譜之闊、水平之高，有別於媒體的熱捧、觀眾的想像。

母子不和

《醉．生夢死》是個家庭故事。父親早跟女人跑了，剩下母親（呂雪鳳）一人把兄弟帶大。她本來是南管劇團花旦，惟劇團沒落，後來當上了媽媽生……這都是電影的前事。影片故事正式開展時，兄弟已經長大，不用依賴母親。母親由弟弟老鼠（李鴻其）照顧，她足不出戶，終日酗酒，總是念念有詞的癡人說夢。母親雖與弟弟相依為命，然而母親酒後情緒化，母子並不和睦，相當愛恨交加。一時媽媽摟着兒子起舞，一時怨懟的互相責罵。媽媽怪責兒子不肖，比不上大哥；弟弟埋怨母親偏袒哥哥，因為他從小到大都是好學生（建中、台大畢業）。幾場戲之後，我們才見哥哥上禾（黃尚禾）登場，對白說他從美國回來。上禾喜歡男生，在美國戀情碰壁，一度嘗試為情自殺，未遂才黯然回國。兩兄弟從性格到外形南轅北轍，上禾健碩、為人很積極，每天駕單車到台北上班；老鼠非常慵懶，瘦骨嶙峋的，凡事愛理不理，沒有正常工作。

這時候，兩兄弟還有一個同屋碩哥（鄭人碩）。碩哥比兄弟年長，相貌、身形不俗，在夜場當舞男。碩哥為人爽朗，出門總悉心打扮。碩哥對女友千依百順（他專長逗女人歡心），女友名大雄（！），是上禾及老鼠的表姐。老鼠什麼都滿不在乎，跟哥哥關係很差，對碩哥倒是十分尊敬，把他奉為學習的楷模（父親缺席的填補）。三個男人，寄居在台北一所毫不體面的小房舍。《醉》的選景一絕，據說那處叫寶藏巖，影片呈現的社區、菜市場及建築，十分市井、破落、老舊。房子的空間非常局促，衛生環境欠佳，紗窗外一地垃圾，還有垂死掙扎的初生老鼠。諷刺的是，每當角色爬出窗外又別有洞天。寬闊的簷篷可供閒坐、抽煙，遠眺是永福橋的河濱，環境開揚，一望空闊，為窒悶的世界提供一道排解出口。不過，對白亦交代了，屋子對着的河水很髒，那裏釣到的魚很臭。

母親的死

《醉》敘事蠻特別的，看到後面才知道，片首母子共舞原來是回憶片段。上禾回家、碩哥來住的時候，母親早已撒手塵寰。母親的死是意外、是慘絕人寰的悲劇，跟她酗酒成性有關係，也跟家庭的分裂有關係。電影敘事沒說清楚的另一前事，是老鼠曾跟碩哥到高雄混，並在那裏闖了禍。哥哥在美國、弟弟在高雄時候，神志迷糊的母親疏於照顧，才發生致命意外。影片差不多結尾時，把意外事件交代了，場面不寒而慄。只能說，母親很命苦，被丈夫拋棄、獨力湊大孩子，最後苦無依靠，更且不得善終。張作驥對家庭的關注、對女性的同情貫徹始終，但《醉》稍稍跟前作《爸，你好嗎？》、《當愛來的時候》及《暑假作業》不同，更貼近之前的《美麗時光》。這次，張不賣勵志溫情，跟流行的台灣電影背道而馳。他的電影世界可以很冷酷，卻因此更寫實，令觀眾想的更多。

夾敘夾議說了一大段《醉．生夢死》的本事，其實還沒劇透，上述是故事及人物的設定而已，接下去還大有文章。可見《醉》的人物關係異常複雜，並強調凡事的因果循環。《醉》妙在編排，有些事情不明言，但不礙觀眾理解；有些改變敘述的次序而生懸念，觀眾需靜心看罷，始可弄明底蘊。母親生活糜爛，老鼠了無生氣，哥哥選擇到美國，都是冰封三尺的結果。只看角色行為，我們可以說誰放浪形駭、不珍惜生命、不思進取、背棄家庭……知道前文後理後，批評便不輕易出口。張作驥同情他筆下人物，凡人皆有遺憾與苦衷，成長的情結困囿一生。連平日玩世不恭、享受人生的碩哥亦不例外。說穿了，「意氣風發」不過是自我保護的外衣。後面他的異性戀情聖形象「破滅」，對老鼠有極大的衝擊，老鼠結局迸發的行為，是以變得合理。有說，片名「醉、生、夢、死」四字代表了角色的不同狀態，一個女人加三個男人；「醉」是母親，「醉」字後有間隔號，「生夢死」分別代表上禾、碩哥及老鼠。《醉．生夢死》看到最後，四個人物都有血有肉，各有各的坎坷路途。

邊緣人

邊緣人物或許不止四人，老鼠的女友（張寗）是個完全不作聲的援交女孩，跟老鼠的關係微妙，若即若離的，盡在不言中。她應不是啞巴，有一幕她向老鼠求救，大抵是嫖客粗暴，老鼠接電話即趕到現場，只是我們聽不到電話對答而已。這幕戲的剪接利落，老鼠兇狠動刀，我們看到的已是手刃結果；沒有多餘對白，畫面信息剛好，想像起來更可怕。援交女孩的造型特別，總是拿着一個可以開開合合的膠球玩具，欣賞張作驥在寫實中加入豐富想像。除了援交女孩，影片後半段突然出現的兇巴巴女子紫嫣也是，戲分不多，第一次出場身分成謎、不懷好意，後來她跟碩哥女友大雄見面後，觀眾又另眼相看了。

《醉．生夢死》徘徊於寫實與想像之間，攝影自由，意象豐富，整體眼前一亮。除了前面說垂死的小老鼠、發臭的魚，還有火柴盒的「寵物」螞蟻（有一兩次它真像在演戲），菜市場的豬頭，窄巷滿佈蜘蛛絲的光管，以至最後一瓶賠上性命的紹興酒等。配上南管優美、歷盡滄桑似的唱詠（跟母親角色的命運構合），味道異常獨特。差點忘了，《醉》片開始時，還摘引了李白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詩詞得意盡歡的意境，與影片的千奇百怪的末世意象，交織成一幅無以明之的後現代拼圖。喜歡電影的結局，從另一角度舊事重提，人物生活的「窄縫」形象化起來了（活用場景）。最末畫面有詩意，餘音裊裊。

窒悶房子

《醉》的演員好得沒話說，演母親的呂雪鳳戲分不多，但予人印象極深。飾演老鼠的李鴻其，更是本片的偉大發現！報道說，李有京戲底子但沒演戲經驗，陪女友試鏡反被看中，竟成了影片的第一男角。他毫不用力，揮灑自如，愛理不理的少年演得入木三分，出場都很注目。這位「廢青」的情感很有層次，跟母親鬧得不快時，淚水出賣了他冷冷的表情。他的獨白是內心話，不用裝胸作勢，語調便誠懇許多。他看見女友被抓，加上所有不快事的積壓，在街頭怒不可遏，目光如炬，跟前面判若兩人。張作驥很會為老鼠安排，好幾次他的行為令人忍俊不禁，比方用啤酒罐吸大麻（？）。他對女友體貼，知情識趣，忽發奇想的拍拖點子層出不窮：地上以火燒出「LOVE」字，狂吃香蕉及狂喝益力多，真是前所未見。

《醉．生夢死》看到別的電影影子？場景貼了《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海報，角色的遊戲人生來自該片？另亦有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張作驥首次拍同志片向它借鏡了？無巧不成話，一幕老鼠用攝影機拍螞蟻，瞥見電視屏幕日期，年份竟然是「2046」！《醉》自由的運鏡方式，對環境質感捕捉，相對幽閉的故事世界，的確有點像王家衛的電影。不過話得說回來，張作驥在《醉》的尖銳、沉鬱甚至冷酷，記繁榮社會被遺忘的一群，寫出一個個深具血肉、叫人萬般同情的悲劇人物，又跟王氏大異其趣了。

（按：《醉．生夢死》為同志電影節節目，10月10日將在百老匯電影中心加映一場。）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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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天 - 為什麼信總順利寄到目的地？——評陳冠中《建豐二年》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 假如1946年國軍在四平街大捷後沒有跟中共和談，改而直搗黃龍，中國人的命運將會如何？假如中國沒有變色，老舍趕在1968年擊敗川端康成，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今時今日的中國文學地圖又會怎樣？歷史沒有假如，但創作可以，陳冠中的新小說《建豐二年》便是從各個歷史轉折點出發，書寫出一部跟當世時空平行的華人史集。

《建豐二年》的書名直解是蔣經國當上總統的第二年，以其字為年號，讀者立即聯想到傳統中國帝制，作者意圖毋庸多說。書名副題「新中國烏有史」，也清楚點出了作者的選擇；本來是alternate history，指向異托邦，是中性的，用上烏有史（Uchronia，脫胎自烏托邦／理想國Utopia），便有理想史的意味。作者在媒體訪談中明言他是「重寫讓人期待但最終沒發生的歷史」，褒貶諷史之意，呼之欲出。

虛實對應 複合閱讀樂趣

閱讀《建豐二年》的樂趣是複合的，一方面讀者可直接透過不同角色的遭遇浸淫於其敘事世界，欣賞各種想像可能，玩味一眾挪移橋段（例如身為影迷，對沙治奧里昂拍出《中國教父I：往事篇》充作中國冬季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乃不禁莞爾），另一方面難免拿情節與實際歷史一一對應。不熟悉歷史的也許會被挑起搜集材料，重新認識史實的興趣，於是由閱讀一本小說延伸到其他非虛構作品，包括一系列人物傳記、歷史檔案、方志掌故以至稗官野史。

虛構和非虛構兩層之碰撞，一旦觸發了比較意向，閱讀過程大可轉變為一場找差別的知性遊戲——真實的張東蓀沒有死在香港，他的遺作是什麼？孫立人的真實下場究竟如何？蔣經國1979年停寫日記的歷史真相是什麼？真實的胡金銓不能完成《華工血淚史》，拍攝計劃後來怎樣了？願意的話，資料派立刻樂死了，隨時引發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謂的「資料狂熱」（Archive Fever）。（例如我在細節和文題中找到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譯者藍公武兒藍英年撰寫的《那些人那些事》痕迹，興奮了好一陣子。）

聰明和野心成正比的陳冠中以此碰撞打開了一個大格局；九個人物，七段虛擬紀事，儼然重寫新中國的學術思想史（東蓀）、軍事史（立人）、政治史（建豐）、商貿史（浩雲）、（反）殖民史（平旺）、文學史（樹森與歐梵）和電影史（麥師奶與麥阿斗）。

曖昧歧義 小說旨趣

讀者找出種種虛實差別之後，自然進而追問為何有這些差別，然後推測出箇中的曲筆、諷喻，怎樣以統治者相似心態，借國民黨來罵共產黨，反過來再罵國民黨，如何把擦邊球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至。作者的抒情和想像快感，表達歷史發展和國人生活的「應有之義」，躍然紙上，娛樂知性，糅合有度。香港人讀《建豐二年》，除了覓得董建華、麥太麥兜、列入陳版現代文學史的本地作家名字等小趣味，最大感受的，可能便是作者匠心獨運，把解放後中共和西藏政府訂立的十七條協議移植過來，成為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港人治港藍本，並把「回歸」年份提前至1984年（原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年），既回應了作者前作《裸命》的部分布置，更似有香港早該解殖的暗示。

《建豐二年》首尾以1979年12月10日的紀事貫串，這一天是聯合國的年度人權日，真實歷史那日則發生了台灣美麗島事件。書末兩版中央社通稿報道的北平群眾非法集會，固然可以視為直指寶島抗爭，從內地角度，何嘗不可是寄意2008年同日簽發的《08憲章》？香港人循「後雨傘」解讀的話，更大可扯到2014年金鐘佔領區清場前夕的風景。由是，七個領域的烏有史集，最後遮藏的，難道不便是華人抗爭史了嗎？不過話說回來，一切說穿了便不再有趣，小說本就以曖昧歧義為王道。何况，《建豐二年》的最終旨趣和想像對應其實均不太重要。所謂烏有史，勝義本不在以虛寫實，埋實於虛，而在於其製造的一場符號遊戲，在持續操作（包括本有敘事、隨後的連環解讀、詮釋和引申發揮）中一再產生新的意義。評論者叫這作「信總可順利寄到目的地去」。

偶然總可想像成必然

電影、戲劇和文學的文本裏，不論信的內容是什麼，信封有沒有寫上正確地址，信件總會到達它該到達的地方。為什麼呢？其中一個解釋便是想像的力量。情况就像任何偶遇都可想像成必然。一對男女在某時某地邂逅結識，不難覺得兩人結緣是「冥冥中的安排」，一旦誕下子女，也可能會認為注定如此。想像可讓任何收到信件的人覺得他／她便是當然收信人。同樣，烏有史的威力，就是讓讀者覺得他們讀出來的想像意義，就是作者放進去的當然信息。

信總可寄到目的地的另一個解釋，便是任何內容的「確義」總是那有待發掘出來的。信件的「真正」內容總是比寫信人意圖所說得要多。用心理分析的術語表達，便是在被壓抑的回歸之前，人們根本不曉得什麼被壓抑了。激進一點說：在被解讀出來之前，任何虛擬歷史都沒有意義，諷史沒有諷刺的對象，烏有史也根本不存在！是以，1979年12月10日的「實義」、《建豐二年》反共與否、香港動畫人物麥太和麥兜轉成廣州麥師奶和麥阿斗後的價值......統統都等待那「被壓抑的回歸」，等待「被完成」。而當這回歸隨着每個讀者的閱讀而最終出現，讀的人不免掩卷而悟，因為歷史的可能同時是行動的方向，不想光消費《建豐二年》，光作精神自愉的讀者，他們終歸是有選擇的。

文 朗天

編輯 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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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雨傘一年：壞消息與好消息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6日

雨傘運動，有人認為應該稱雨傘革命，其實兩者沒有太大分別。革命可以是非暴力的顏色革命，運動也可以是顛覆性甚至帶肢體衝突的抗爭，如五四運動、美國獨立運動、民權運動。傘後一年，傳媒與關注團體紛紛找發起或主導傘運者發表感言，幾乎所有主導者都認為傘運失敗，或坦承行動失誤，或指未能團結。

成敗

但是，當傘運發動時，發起者和參與者，有多少人認為佔領會達到令中共收回8.31決定這目標？不僅筆者從來不認為一次大規模運動就能使龐然大物的強權會收回錯誤的決定，而且相信絕大多數參與運動的市民都不會天真地認為一次抗爭就改變命運。儒家對人生有義與命的分際，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對參與的大多數市民來說，傘運絕對是一次不顧成敗得失的義舉。它在香港以至世界的意義，就在於我們幾乎是不自量力、可說是螳臂當車的一次偉大行動。因此，當我們以最大的忍耐和堅持而得不到可見的成果時，我們可以檢討行動的組織力、策略性，與廣大市民的溝通與影響，但不應該因本已預料到的失敗而沮喪至忘記了我們所作的是不計成敗得失的義行。

傘後

傘運的目標若是推翻8.31決定或梁振英下台，這些目的當然沒有達到。但傘運使本來鬧分歧甚至有「只求入閘不妨妥協」的泛民，終於齊心否決假普選的政改，也使當權者要在香港推行「中國式選舉」的目的沒有達到，而且還鬧出8：28被否決的大笑話。推行真普選和推行假普選的目的都沒達成，可以說是雙輸。但傘運參與者之輸應有心理準備，而假普選的輸則是「功敗垂成」，相比之下後者是大得多的失著。

9.1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會員大會，有關副校長任命的動議投票。9,000多名基本上屬於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的港大畢業生，有八成人反對中共港共在背後發功的校委會對任命副校長的干預，而這種干預又同傘運有關。港大畢業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投票結果，不能不說是傘運的影響。

然後是球迷噓國歌及守和國足所顯示的香港民心取向。

傘後香港社會，正如今年3月村上春樹所說：「你們走過的路，已化作事實留下來，沒有人可以無視這些事實。世界亦會根據這些事實而改變。」

世界會不會繼續改變，在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是重大考驗。

分歧

傘運後，民主派繼續分裂，尤其是大學退聯行動，使在傘運中支持學聯的市民頗有「親痛仇快」的感覺。但這是民主運動的正常現象。尤其是這樣大型的、市民自覺參與的運動，被推到台前的領導者或礙於經驗，或缺乏理論知識，或對強權仍有幻想，或與自覺參與的市民缺乏溝通，而作出種種錯誤決定。如同學聯正在作組織改革一樣，這些在突然發生的大型運動中的錯失，從宏觀來看是會在日後糾正的。惟有認為本土化會給予中共實行強硬路線藉口的說辭，則必須予以駁斥。當中共把傘運提出的「命運自主」都貼上港獨標簽，它對港人治港的干預已經沒有需要藉口了。就像當年把謝雪紅按中共要求提出的「台人治台」也打為台獨一樣，港人治港遲早也會被打為港獨。

民主派的一切分歧，都應該在「命運自主」的旗下統一起來。只有事事向北望、俯仰由人的奴性，才應該被堅持「命運自主」者排斥。

慌亂

與民主派的明爭相比，中共港共和建制派的暗鬥，以及在傘後的慌亂，真是不容低估。張曉明、饒戈平、陳佐洱一反過去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正面評價，忽然大放厥詞，胡言亂語，威脅香港人認為最重要的司法獨立，使現任和前任首席大法官也不得不出言駁斥。大陸媒體又忽然針對香港首富李嘉誠，把他依法作出的商業決定扣上政治帽子，使不少對李嘉誠有敬慕之心的市民增加對中共的疑慮。中共繞過特首，直接派高官來港與泛民溝通，曾俊華獲習握手，帶出梁振英未必連任的訊息，並使各路人馬開始爭奪。總的來看，傘後中共港共對香港的管治已失去準則，對未來走向沒有拿揑，人事佈局更亂作一團。

前景

傘後的壞消息是：香港人的命運自主之路，會更艱難兇險；好消息是：這條路，以香港為家的人們，尤其年輕人，是走定了，不會回頭，不會再向奴隸主乞求恩賜。（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瑋康 - 三權分立 三權合一

2015年9月25日

【明報專訊】自從「特首超然三權論」出現後，爭論頗多。最近爭論重點，由特首權力位置問題，變為香港的普通法框架內，究竟是否有三權分立（trias politica）。換言之，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3種權力，每一種權力是否獨立於另外兩種權力？論及三權分立，便令人回想起幾年前曾經流行的「三權合一論」，要求三權要配合首長施政。

三權分立問題的兩個層次

三權分立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是事實問題，究竟香港政制是否實行三權分立？有人認為，由於香港法律條文在回歸前根本無三權分立，回歸後的《基本法》也沒有「三權分立」的字眼，所以香港政制從來都無這種分權觀念。其實有無三權分立的字眼並不重要，關鍵是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是否實質按三權分立原則運作。其實我們只需問兩個問題，便知香港政制是權力分立還是合一。行政長官是否有權，可以隨一己意願決定立什麼法，而不用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是否有權要求法官，在涉及政府的訴訟，要判政府勝訴？稍為對香港情况了解的人都知道，不論是回歸前的港督，還是回歸後的行政長官，以至政府部門，根本無上述的權力。雖然特首是整個香港最高級的官員，但這個身分不等於權力集於一身。

或者有人再解釋，三權分立觀念只應用於主權、憲法，地方法律不適用。但這種解釋都不成立，因為不理政府規模、法律層次，凡有權力運作，三權分立在民主制度內都有規範意義。而且綜觀其他民主國家，所有地方政府都按三權分立原則運作，不是只有主權國家層次才有權力分立的情况。雖然香港不是主權國家，甚至政制只有部分民主，但政府、立法會、司法系統的實質按三權分立原則運作。香港政制已有三權分立的規模是鐵證，根本不能用法律條文無三權分立為由，去否定權力分立的運作。

其實整個爭論之所以引起這麼大迴響，不在於三權分立的觀念難以明白，而是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三權合一引起的禍害，三權分立對治這種禍害的有效意義。這些問題便指涉三權分立問題的第二個層次——我們為何要接受權力分立的理據。主張要權力合一的人，認為在上位者有良好意願，希望有一番作為能改善社會。但由於權力不足，在上位者不能發揮其良好意願，由此便推出要三權合一，配合在上位者的施政。換言之，好人做好事要大權在握，才是道理。而且按傳統中國思想，一般人都認為在上位者都是有道德之人，一定比一般老百姓品行好，知識也比平民高；所以一般人都不會抗拒政制的權力合一設計，也不會去反省獨裁帶來的禍害。

人性與權力的關係

但主張好人做好事要權力合一的人，根本不了解人性與權力之間的關係。雖然人性可以往善方向發展，但要經過長期意志工夫鍛煉，絕非天生聖人誠意正心。凡掌握大權之人，都敵不過「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的大關。一旦獨攬大權，好人都變壞人，做出來都是壞事居多，原因就是意志軟弱，不能克服權力誘惑。更何况掌權之人的見識都是一般而已，絕非完美。按中西歷史，獨裁者為了實現所謂的理想，於是推動全民運動，其實都是把國家推向毁滅方向，帶來大規模人為災難。我們怎能預設，在上位者每位都是聖人，有完美見識，一定會帶領國家走向正確道路？

三權分立的重要之處，就是要權力互相制衡，避免獨裁者為社會帶來的大禍害。權力互相制衡，除了要避免犯錯，還提供機會，互相修正對方的錯誤。正如上述所言，我們根本沒有理由預認在上位者有完美見識，有錯便要改，而不是一錯再錯，勉強要求社會所有人都要繼續往錯誤的方向前進。到錯誤演變為災難，一發不可收拾，要修改也無從說起。

作者是旅德學者

長平 - 面對中共 綏靖害人害己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4日

有位美國資深記者在Twitter這樣描述習近平訪美：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正在招待監禁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國家領導人。不僅如此，這位獲獎人可能還得裝着甚麼都沒有發生，和這位監禁者暢談友誼。

在習近平訪美的過程中，虛偽的場景遠遠不止這一幕。在訪問首日的演講中，習近平聲稱「願意和美國就打擊網絡犯罪建立高水準的聯合對話機制」。在場的大多是中美商界精英，一個比一個聰明，難道他們不明白，中國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網絡犯罪者？該政權公開組織的網絡防火長城（GFW）、對異議人士電腦的攻擊和大量的網絡五毛黨，難道不是應該打擊的犯罪？

這類「皇帝的新衣」似的偽術還體現在中國使領館組織的歡迎習近平訪美的策略上。中國使領館給美國留學生組織等下發文件，詳細佈置「熱烈歡迎」的任務，包括標語、照片和服裝，以及如何阻止抗議者。不僅如此，他們還派遣大批人員以「清華大學校友」等名義，在習近平車隊並不經過的地方「夾道歡迎」，誤導法輪功等抗議者。參與者得意洋洋地在社交媒體上宣稱，「以聲東擊西的策略」，「光榮地完成了領館／組織交給的任務」，讓習近平的車隊「從一條安靜的小路安全離開機場」。為了躲避抗議者，竟然在美國打起了遊擊戰——這個偷偷摸摸從機場溜走的人，真的是白宮將要款待的貴賓嗎？

習比前幾任領導人更強硬

習近平上台以來，不僅社會矛盾蜂起，當局以空前未有的強硬手段維穩，而且一直被宣傳為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經濟指標，也亮起了紅燈。自以為無所不能的中共集團，派出公安部副部長帶隊維穩股市。然而，股市毫不留情地對「槍桿子裏出證券」的做法進行了戲弄和報復。它比俯首聽命呈現APEC藍、閱兵藍的天空還難以馴服，並沒有出現中共高層期待的閱兵市和訪美市，而是照樣大幅下跌。然而，找到「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習近平似乎不再需要「經濟自信」，比前幾任領導人都更加鄙視市場經濟，重拾「實現共產主義」牙慧，也比前幾任領導人都更加強硬地對待曾被視作必須學習的市場經濟鼻祖西方民主國家。

《紐約時報》引述專家分析稱，不同於前兩任領導人的被動守成，習近平「表現得更願意與外界產生摩擦」，「似乎對達成協定相對不那麼感興趣」。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習近平訪美前夕發表的講話，意在預告習近平在中美關係中一些重要議題上的立場，「他的語氣聽起來有些挑釁」。

毫無疑問，西方民主國家在傳播民主自由理念、聲援獨裁國家的抗議運動以及庇護政治受難者等方面，承擔了一些人類文明基本的政治責任。然而，面對一個治國無能而態度強硬的獨裁領導人，西方政客們再一次表現出軟弱無能。聰明的奧巴馬總統總能在不需要勇氣和擔當的一些議題上，表現出超前的勇氣和擔當。而在直接影響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最需要白宮明確表達態度的中國領導人來訪之際，白宮外面的傳統抗議地點拉法耶特廣場是否開放，竟然會成為話題。

據深受中共迫害的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披露，就在習近平訪美當日，高智晟發信勸阻她赴華盛頓會見美國副國務卿。高智晟在信中說：「在那貌似文明的舉觥相慶中，人類正義、人類尊嚴及良知都有了具體的賣價。反人類罪犯們愈發昂首挺肚，早忘了他們臉上永不能褪去的血污，成為事實幫兇的那群政客們為此搭上的則是人本當有的良知與廉恥。」信中言辭之激烈，有人懷疑其真實性。但是高先生幾年前就曾痛斥過西方政客對中國政府迫害人權人士的冷漠。

人權要靠自己爭取。要求西方政客更加強硬地對待中共，似乎有些不合情理。然而，歷史教訓一再告訴人們，人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邪惡想要吞噬的是全人類的良知。西方政客不僅需要幫助中國人，更需要面對自己的良知，幫助自己國家的人民免受獨裁政權侵蝕。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綏靖政策最終害人害己。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區樂民 - 幻覺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4日

周先生患有思覺失調，一個月前，他由哥哥陪伴來看我，處理別的毛病。診症後，我問周先生：「精神病控制得好嗎？」

「大致穩定，」周先生答道：「可以到哥哥的公司上班，做一些簡單的差事。」病人的哥哥是貿易公司的老闆。

「那就好了。」

「可是上班途中，」周先生說：「路人極不友善，常常罵我。」

「罵你甚麼？」我皺皺眉。

「說我是強盜、色狼、騙子等等。」

我瞄瞄病人的哥哥，他即說：「當然沒有這回事，他卻不肯相信。精神科醫生調整了藥物，但弟弟依然認定路人罵他。」

「有沒有想過打這些路人？」我直問周先生。

「打人是犯法的，我不會這樣做。」

「當你聽到指罵時，可曾問哥哥是否也聽見？」

「他說沒有，但我估計他是說謊來安慰我。」雖然周先生患精神病，但也有他的邏輯。

「不說這些了，」周先生改變話題：「下周我和哥哥去德國遊玩，你想要甚麼手信？」

我想了想，作出提議：「別費心買禮物，只希望你留意一件事情，如果你在德國聽到很多路人罵你是強盜、色狼和騙子，你便可以肯定那是幻覺。」

「為何可以肯定？」周先生問。

「因為你聽不懂德文，絕大部份德國人也不會說廣東話。」我解釋。

今天周先生來電：「我相信那是幻覺了。」

我笑道：「這是最好的禮物。」

陳祖為 - 香港政制是三權分立嗎？

2015年9月23日

【明報專訊】早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表示，香港的政治體制並不是實行行政、立法與司法的三權分立，而是中央政府直轄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此語一出，旋即引起各方爭議。其中，有論者說只有美國的政治體制才完全符合政治學對三權分立的要求（註一）；有說香港是三權互相制衡，而非三權分立（註二）； 亦有說我們不能說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有各自的權力，就簡單地歸類為「三權分立」（註三）。一時間，一個在政治學中甚為易懂的概念，落在香港具體政治環境中反而卻愈說愈亂。

權力分立的基本意義

我們常說的三權分立，英文為separation of powers，其實直譯應當是「權力分立」或「權力分離」，當中並無「三」的意思；但無論我們是說三權還是五權分立（註四），其目的和基本意義皆甚為明確：我們要防止統治者獨攬所有權力，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of powers）是非常危險的；當所有權力被一個政黨、一班人或一個政治領袖所壟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就危在旦夕，因此，權力必須分散而置，用以防止獨裁專政的出現。

這就是18世紀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提倡分權學說的基本理由。孟德斯鳩在《法意》（The Spirit of Laws）一書中指出，歷史說明任何人當擁有權力時，就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權，就必須施以有效制衡（註五）。孟德斯鳩說，每一個國家有三種權力：立法權、有關國際法事項的行政權，以及有關民法事項的行政權（即司法權）。若這些立法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手上，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掌權者將可為所欲為，甚至制訂和執行暴虐的法律（註六）。同樣道理，司法權也要跟立法、行政權分立而治。

美國制訂憲法的時候，就是參考了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明確訂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並互相制衡的政治體制。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Madison）就認為，權力集中永遠是自由的嚴重威脅。他說：「把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一手中，不論是一個人、數個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我們也可公正地稱之為暴政。」（註七）要防止暴政，就要把權力分散，並使權力與權力之間互相制衡。但麥迪遜同時指出， 孟德斯鳩的分權思想並沒有說三權需「完全分離」（"totally separate and distinct"）（註八）；相反，麥氏認為三權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連繫和融合」（"connected and blended"）（註九）才能達至互相制衡（"checked and restrained"）（註十）。

三權分立的原則

在政體設計和具體操作上，三權如何分立而又適度連繫以達至互相制衡，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做法。若從大體原則上講，有以下幾點。第一，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人事不重疊；例如，行政機關的官員不能同時是立法機關的立法者或司法機關的法官。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三權各自有獨立的產生方法；例如，行政首長和立法機關的議員是分別由獨立的選舉產生，產生方法互不相干。第三，各機關需要在一些事務範圍內交叉重疊，才能發揮互相監察制衡的作用；例如，行政機關有法案否決權或提案權，司法機關有司法覆核權（judicial review），立法機關有彈劾行政首長及調查行政失誤等權力。

三權分立同適用國家地方政體

明白了上述三權分立的原則，我們當可釐清一些誤解。首先，三權分立是容許三權在一些職能上重疊，藉此產生有效的互相制衡作用。其次，三權分立沒有三權平等的意思，它主張的是把權力分散和作出有效的制衡，三權分立是可容許其中一權享有較大或較多的權力；例如，依據美國憲法，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長、外交首長、三軍總司令，享有極廣泛的權力，但美國仍然是三權分立。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較大、憲政地位較高，便說香港政制不是三權分立。第三，三權分立的核心意思是權力分散和制衡，這適用於國家政體層面，亦適用於地方政體層面。例如，美國每個州也是三權分立的政體。我們不能說因為某地方政體不是主權國家，便說三權分立並不適用。

現代政治學所說的三權分立，大抵就是上述的意思（註十一）。今天，法律界在討論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時，他們所指的是司法獨立於行政和立法機關。在此狹義下，英國也可以說是奉行權力分立。但對政治學學者來說，司法獨立是既定的，他們更關心的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權力關係。目前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主要的政體模式都是總統制（presidentialism）、議會制（parliamentarism）或兩者的混合體（如法國）。在總統制中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權力和產生辦法是分立的，而在議會制中兩者則是融合的（fusion of powers），由立法機關產生行政機關。所以，在行政立法機關的關係上，英式議會制並不行權力分立。

香港政體明顯是三權分立

雖然香港特區不是一個國家，亦不是一個民主制度，但我們仍然可以問，特區的行政、立法關係，是傾向哪一種政制模式？從基本法的規定來看，香港特區的政體，明顯是三權分立，傾向總統制而非議會制或混合制的。理由很簡單：

第一，特區的行政和立法的權力是分散而置的，特區行政長官（及其他政策官員）和立法會兩者的產生辦法或權力來源互為獨立，各自以不同選舉或任命方式產生。

第二，行政和立法機關人事不重疊，例如，根據《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第4.1節，司長和政策局長均不合資格被提名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雖然特區政府的行政會議有吸納一些立法會議員這項安排，但這並沒有明顯背離三權分立的原則，因為行政會議只是為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的諮詢組織，沒有制定或執行政策的實質權力。

第三，特區的行政和立法機關在管轄範圍內部分職權重疊，且互相制衡。例如，基本法的第74條給予行政長官一些專有的立法提案權（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立法）及限制立法會提出法案的權力（涉及政府政策的立法提案須得行政長官同意），以及第50條說明「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可解散立法會。但與此同時，基本法第52條亦說明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則行政長官必須辭職。而第73條亦賦予立法會在行政長官嚴重違法或瀆職而不辭職時，可彈劾行政長官，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以上種種皆說明特區政體顯然是行政和立法互相制衡的體制。

第四，當然，特區司法獨立是另一符合三權分立的制度。基本法第19條訂明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第85條則規定香港的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院亦可透過司法覆核來制約行政、立法部門的行為。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由獨立委員會推薦，立法會同意，行政長官任命。但為確保司法獨立，基本法第89條訂明「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况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

因此，說香港特區不是三權分立，是混淆概念，不符基本法規定。鄧小平在基本法訂立前曾說過香港不搞三權分立是一回事，但基本法所規定的政制是什麼則是另一回事。北京官員和學者多年來都說，香港特區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我認為，我們只能說在基本法的政制規定中，有些機制（如行政長官提案權）是為了強化行政長官的主導作用而設，但不能因此說這就是有別於三權分立的行政主導政體。充其量是三權分立下偏向行政主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在基本法規定下，從來都是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分立而互相制衡，此基本格局一直未變。

註一：〈劉兆佳：「行政主導」或「三權分立」？〉，《端傳媒》，2015年9月18日，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5-opinion-lausiukai-separationofpowers/

註二：〈饒戈平：部分法官誤解基本法〉，《now新聞》，2015年9月15日，取自：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51005

註三：張志剛，〈糾纏三權「分立」 不如認清「分寸」〉，《經濟日報》，2015年9月17日，取自：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a38d566-7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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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例如，孫中山提出的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及考試的五權分立

註五：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ed. David Wallace Carrith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Book XI, Chapter 4.

註 六：同上，Book XI, Chapter 6.

註七：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 Clinton Rossiter（New York：Signet Classic,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3）, No. 47, p. 298.

註八：同上，No. 47, p. 304.

註九：同上，No. 48, p. 305.

註十：同上，No. 48, p. 308.

註十一：讀者若有興趣探究三權分立的意思和學說，除了可參考各本政治學入門教科書外，亦可閱讀M. J. C. Vile,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2nd e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作者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安娜 - 楊德昌與侯孝賢交滙

紙上聲色    2015年9月23日

熱熱鬧鬧地談侯孝賢的同時，不如也談談楊德昌。這兩個台灣新電影的領頭人物，在創作路途上曾過有一個交滙點，那就是1985年的《青梅竹馬》。楊德昌的處女作《海灘的一天》備受讚賞，但他並不滿足，反而激發他要再進一步，用有限的資源去證明自己與一眾新銳電影工作者的真正實力。侯孝賢不但負擔了《青梅竹馬》一半的資金，還當上了男主角，與蔡琴合演了這部電影。

熟悉楊德昌的會知道他那種冷靜、抽離的目光。楊德昌其中一個最為人稱道的優點，就是他能以手術刀般鋒利準確的筆觸，切割出當代社會由政經環境至個人心靈狀態的面貌，勾勒出老幼貧富各類人物的缺憾與局限。《青梅竹馬》的主線是阿隆（侯孝賢飾）與阿貞（蔡琴飾）的情感起伏變化；阿隆經營舊式布店，家人都移居到美國，阿貞則在建築樓當特別助理。電影零散地描寫發生在阿隆與阿貞身上的日常事情，好像探望舊友、到卡拉OK與酒吧消遣、回家與家人吃飯等，從兩個主角散出枝葉，旁及三代人，既有傳統本土的文化亦見來自美日的海外影響。

難忘電影構圖

我總覺得《青梅竹馬》跟其他楊德昌的電影有點不一樣。寫經濟發展與物質豐盛所帶來的內心枯竭，寫現代化令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寫城市生活裏溝通之難，這些《青梅竹馬》有，《海灘的一天》與《恐怖份子》裏也有。相較之下，《青梅竹馬》再多一點的是人物在情感上真摯的表達與探索。這一點，我相信與侯孝賢跟蔡琴兩位非一般的主角有關——他們當時在各自的領域裏已具名聲，但出演電影主角還是頭一回。

侯孝賢與蔡琴本身的外形與氣態都是傾向質樸，他們都能夠散發直接而強烈的感情，這一點在講義氣行事衝動的阿隆身上不難看見，但即使是講究裝扮、刻意收藏心思的阿貞，我們也能窺見她的心靈是時常敏感地感受着身邊發生的一切。

我第一次看《青梅竹馬》時，深深烙印腦海中的是電影的構圖。從主題/內容上而言，楊德昌對角色的處境份外敏感（他們的經濟環境、階級身份及隨之而來的特性與限制）；同樣地，在畫面構圖上，楊德昌也格外注意如何在場景之中安放角色。那些窗框、門框、百葉簾的線條整齊地將畫面切割，遠景中由上至下平行並列的幾條長走廊呈現出抽象的線條美感——這一種形式上的雕琢大大提升了《青梅竹馬》的吸引力以及藝術水平，甚至有人因此以安東尼奧尼的電影與之相比。

不過，重看的時候，我覺得戲中最有力量的是兩個阿貞倚到阿隆身上攬緊他的肩膀的場面。第一次是阿貞跟與她關係曖昧的同事小柯見面後，回到家中，淡淡的問阿隆為什麼不問她去了哪裏，然後阿隆只是輕輕拍一拍她的手將她的煩惱打發掉。第二次是阿隆與人在酒吧打架後，回到家裏，阿隆問阿貞是不是想起他少年時與人爭執。在工作場域與朋友面前，阿貞或是個冷面高效率的能人，或者可以陪笑陪玩擅於交際，但惟有與阿隆獨對時，阿貞才能夠展現出她脆弱的一面，她才能夠說出壓得最深的恐懼──對未來的憂慮、對孤獨的害怕、對情感狀況的不安。阿貞倚着阿隆的時候，也是她真實赤裸的時候；這一個看似沒大不了的姿勢，對於終日封鎖自己的感情的阿貞來說，已經是她最努力嘗試去建築溝通的親密姿勢了。

李怡 - 去殖民化等同去中國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3日

陳佐洱關於「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的張皇言論，引發社會熱議。陳表示，香港沒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又讓「去中國化」死灰復燃，氣勢囂張。他顯然認為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是對立的東西。

搜尋維基百科「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條款，就找到香港殖民地有四個時期，包括葡屬香港（1514年－1521年），英屬香港（1841年－1941年，1945年－1997年），日佔香港（1941年－1945年），還有中國香港（1997年－)。第四時期的解釋是：「在香港自治運動和部份政治學學術研究中，或反對中國共產黨統治香港的人士，香港殖民地時期也包含1997年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據此觀念，近年興起的香港年輕人的「去中國化」，也等同於「去殖民化」。

殖民地兩個主要含義

殖民地的含義有二，一是宗主國向殖民地區大量殖民，二是將宗主國的政治權力加諸殖民地。Colony，源自古羅馬的一個村社「Colonia」，隨着羅馬統治地域的擴大，這一羅馬村社的權力逐漸推及到新征服地區，演變成殖民制度。

歐洲國家對亞、非、美各洲有幾百年的殖民歷史。1853年，中共的祖師爺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提出殖民主義有「雙重使命」，即破壞性使命和建設性使命，「建設性使命」包括向殖民地輸出資本、技術，進行建設，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把法治帶入原本落後的地區成為管治基礎。

陳佐洱表示香港沒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記者問陳依法是指法的哪一條，陳答不出。港英時代，英國沒有向香港大量移殖英國人，97前統計，在香港的英國本土人士，比美國籍的還少。「去殖民化」若指97後，則《基本法》倒是有條文明確規定不容許宗主國大量殖民，以及不能將宗主國的政治權力施加於香港的，就是第22條。這一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這是阻止宗主國把政治權力施加香港的「非殖民化」條文。22條又規定：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需要批准，而來港定居人數就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認」，也就是香港本地政府有入境話語權，即防止宗主國對香港大量殖民。

待到97主權移轉，習慣不管不舒服的中共官員要守住22條就難了，近幾年對香港的干預越來越張狂，越來越明顯，中共早已把22條的規定置諸腦後了。而大陸人進入香港或移居，中共也從來沒有徵詢過港府更遑論市民意見，18年累計大陸新移民已佔香港人口十分一，使香港在房屋、教育、醫療、福利等負擔日益沉重，影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若從人口移殖和權力凌駕這兩個殖民地定義來看，稱中共國為香港的殖民主，並不過份。若要依法「去殖民化」，所依的只能是《基本法》22條。

倘若「去殖民化」是指要去掉港英殖民地時代的制度，讓政制、法治、司法都改行中國式，那麼這並不符合《基本法》第5條規定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和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因此，如果香港要依從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民主專政去進行一黨篩選的普選，那是違反《基本法》的。

香港人本不抗拒回歸

97主權移轉時，香港人的民意取向絕大部份儘管無奈但也並不抗拒回歸，但隨着中共對第22條和第5條及其他對《基本法》的踐踏，香港遂興起了抗拒中共干預、去中國化的本土思潮，民調顯示市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逐年下滑，抗爭活動舉龍獅旗也是近幾年的事。舉龍獅旗只屬言論自由範圍，真正「氣勢囂張」的是違反《基本法》22條及5條對香港的「殖民化」政策，這種政策導致香港社會越趨普遍的「去中國化」意識。

北大教授張千帆在《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一文提到蘇格蘭獨立公投，他說：無論結果如何，「英格蘭和蘇格蘭都會心平氣和地接受，誰也不會為此鬧到動刀動槍的地步。……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般不會對領土主權過份在意，因為這些問題跟自己的生活沒有甚麼直接關係，無論統一獨立都還一樣要過日子；而為了領土打仗卻和自己關係很大……。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國家的領土沒有甚麼分裂的威脅，因為國家不靠僅僅武力維持主權，也要依靠優越的制度。如果這套制度能夠給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國內沒有各種特權、歧視、衝突、危機，相信大家都願意同在一個國號下過日子」。

為甚麼香港的「反殖民化」等同「反中國化」？為甚麼藏獨、疆獨、台獨、港獨這麼多地方的人不願意在同一個國號下過日子？是甚麼人、哪一個政權更應該反省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湯家驊和狄志遠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2日

中共九月三日閱兵天安門，香港民主黨員狄志遠、公民黨前黨員湯家驊昂昂然應邀出席，飄飄然如沐天恩。狄志遠一回香港，馬上宣布退出民主黨，將另組政黨參加立法會、區議會選舉，這不奇怪；奇怪的是湯家驊，準備如常出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會議，遭會議召集人梁家傑邀請離場，竟然憤然作色說：「這是把我視作民主派外人嗎？」

湯家驊、狄志遠是民主派，東施、無鹽就可繪入百美圖。

二十六年前，同樣是天安門之下，中國民主女神像在中共坦克車輪下化為齏粉。現在，天安門猶是也，共產黨猶是也，湯家驊、狄志遠卻不遠千里，去為屠民坦克車吶喊助威。狄志遠甚至說：「觀兵座上，聞到軍車的汽油味，動人心弦。」那汽油味，一定還帶點肉香。六四那天，中共坦克雄師把不知多少小民輾成醓醢，而那醓醢之味，混和汽油，歷久彌香，所以狄志遠才那麼興奮，如吸迷幻之藥。假如單是汽油味，香港那裏不可以聞到，狄志遠應是司空聞慣。他和湯家驊現在還以「民主派中人」自居，怎不是咄咄怪事。

但狄志遠組黨參選，則合情合理。第一，這個黨一定富而且貴，其富貴之狀，有利中共招安公民黨、社會民主連線等等；第二，新政黨只要瓜分民主派部分選票，令民主派選舉失利，就可記功，有何難哉。 

吳靄儀 - 尚未成功

明報   2015年9月21日

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會員大會，以7800多票通過校友關注組所提議案，大家大感鼓舞，可是「革命」尚未成功，那邊廂，已有「消息人士」向傳媒披露，9月29日校委會開會，勢必否決陳文敏的委任。同時，校委會下令調查學生成員犯規泄露機密，證據是《學苑》刊登了校委會以12票對8票，押後處理副校委任。這可謂惡人先告狀，校委會主席自己不依守則公開交代理由，卻去紀律學生成員泄密，而且如要紀律泄密，何不先懲處向《大公》、《文滙》泄密，誹謗陳文敏之人？

通過議決之後，需要做的跟進工作之一，是向校委會傳達會員大會的意見，敦促校委會加以尊重。雖然無人能阻止校委會否決一位明明是眾望所歸的合適人選，但主席梁智鴻，起碼要全面向大學、校友及社會整體，交代這是基於什麼理由、為何合理及符合大學最大利益。校委會成員守則，再三強調校委會須公開問責，要保密的只是討論的過程和內容，不是決定的理據，及所考慮的因素。

正如陳景生資深大律師、港大名譽大學院士所說，如此校委會組成，作出什麼決定都不出奇。力抗歪理而失敗的校委會成員，為免同流合污，可以按照守則第5‧34段的第一及第五點，要求將他們的反對意見及關注，正式紀錄在案，更可要求主席對外公布及解釋決定之際，說明有反對的聲音。留下紀錄，成為檔案，永遠都不能抹掉，總有一天公諸於世，真相大白。

是制度？是校委會的結構？還是人的問題？追溯至原本啟動改革的2003年Fit for Purpose報告，就知道原來的良好意願落空，是執行任務的人背棄了以保衛學術自由為使命的精神。報告苦口婆心，引用了世界各地大學的意見，其中一條（附件C第15段）說道：「'Whistle-blowing' within the law where it seeks to expose honestly judged malpractice or wrongdoing should never be a disciplinary matter……」第41段：「Pressures for greater openness are considerable and should be respected……」校委諸君，好自為之！

卓文 - 香港廢中廢老

夾心人    2015年9月21日

今天是港廢三部曲最後一章。香港青年被部分成年人標籤為廢青，筆者身為中年，不怕利益衝突，反而認為特區多廢中廢老。觀察所得，這一族有以下特徵。

他們普遍教育程度高，個別甚至是教授級，絕大部分是中產富裕階層。不過除了學術或專業領域外，其他見識和「維園阿伯」相差不大。他們對中國有情意結，認為國家強大重於一切。雖然現在所得大多源自英殖制度，但他們甚少感恩。他們可能在外國受教，不過除了大學學位外，西方邏輯和獨立思考卻又未能吸收。

這群被時代寵壞的大精英混蛋，一方面相信成就是個人努力，不提過往制度優勢。但對於新一代爭取權利，又大不認同，覺得年輕人須配合國家發展。他們最喜提「獅子山下」精神，不過忘記當時環境和現在完全不同。以往拚搏和同舟共濟精神，其實都是身不由己。這族經常流露對港過往「貢獻」，認為若沒有當天辛勞，香港也不會有今日地位。不過他們也忘記自己不是義工，享有高薪厚職。他們只是安守本分，沒有較其他人付出更多。

廢中老普遍還有個通病，是鄉愿。因為是熟人，明知看法不對，為免「傷感情」，也不作原則上爭論。另外他們也明哲保身，怕得罪人，很多事也不願意表態。至於另一極端則是不甘寂寞。部分過氣精英經常緬懷昔日光輝，自以為對港有功，擺老資格，不願離開舞台，經常藉當年身份指指點點。他們忘記「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做惹人討厭。對新一代來說，隨着社會變化及日新月異科技，這群實際可能只是小事不做、大事又做不來的可憐蟲。

徐承恩 - 將華夏非政治化的香港國族主義：與謝孟謙先生對談

以書會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得聞謝孟謙先生於9月13日為拙作寫了篇情理兼備的書評，提出了一些嚴肅的挑戰。如今筆者戰戰兢兢地嘗試回應，希望能使豐富輿論中對香港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討論。

謝先生擔心「香港民族」一詞會為中共利用，把香港與中國52個少數民族類同，將香港從一國兩制之特別行政區，矮化為一國一制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此乃筆者不察，未有考慮到中文「民族」二字之岐義。Nation, Ethnic Group，意義大不同，卻都可譯作「民族」。拙作的「民族」，實為Nation，故再版時已改為「國族」。國族者，乃是一群從精英至基層，皆自覺共享同一公共命運之社群。他們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標：國族成員要按現代平等價值，共享政體之主權，創建國民自治的（準）國族國家。筆者之主張，在當權者眼中自然極為政治不正確：既然香港本土認同急速蛻化，那麼未來的香港政治，就必須要以公民平等參與的香港國族為主體，藉此令香港人共享主權。

縱然香港位處華夏文化圈，可是香港要吸收哪些華夏文化、學習哪些西方文明，必須以國族主體來作決定，而不能先驗地將任何價值假設為香港的國民價值。此話何解？

世上本無正宗華夏文化

事關世上本無正宗的華夏文化。華夏文化不是一種文化，而是一個文化家族（Family of cultures），由一群有共同文化特徵、卻各擅勝場的子文化組成。許倬雲院士指出華夏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奠立時，乃多種地方文化的集合。儒家思想源於周、魯兩國之文化，道家思想源於長江流域的文化。諸子百家的思想，乃是不同的地方文化。華夏文化成形後，其邊界自黃河流域向外擴張，但位於華夏邊緣的族群，卻將先祖假借為失落的華夏遺民。邊緣族群的本土文化假華夏之名延續下來，如此各華夏子文化必然有地方色彩，沒有所謂正宗可言。而在華夏帝國旁邊亦會產生各種與華夏文化類同的異國文化，比如是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文化。正統論者會說這些邊陲文化是假扮華夏的「蠻夷文化」，但實情是華夏帝國內部之華夏子文化皆是如此，難言那個版本更為正宗。各個子文化之高下，當取決於其文化成果。

南北朝為華夏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永嘉之禍後，文化精英隨晉室南渡。長江流域當時屬華夏邊陲，乃晉帝國於37年前從孫吳取得之新疆域，如今晉室於異域苟存，其處境與播遷台灣的中華民國頗為相似。雖然文化精英大多南渡並成為地方望族，當地庶民卻多未受華夏文化薰陶。是以在東晉年間，我們既看到王羲之精緻的書法傑作，又能看到雕工拙劣的碑文。這樣南朝的文化，最終也必然是東吳化的華夏文化。即或如此，這種不正宗華夏文化亦能修成正果，在吸收來自海洋的佛教文化後，創造出璀燦奪目的六朝文化。

而北朝之文化發展，亦不能以一句文明淪喪概括。雖然文化精英皆南渡避禍，華夏庶民文化卻仍得以流傳。憑着工匠之巧手，華夏之書法文化仍可見於華北之碑文，可見華北縱為「蠻夷」統治，高手仍然在民間。這種兼具華夏精粹與庶民風情的北魏楷書，乃是舊香港常見的招牌字體，這也許並非偶然。統一華北的鮮卑族積極吸收華夏文化，又受西域文化影響，之後融合為絢麗的隋唐文化。鮮卑化的楊堅建立隋帝國後，吞併南方了的陳帝國，繼位的楊廣則修建連貫南北的大運河。取代隋帝國的唐帝國，開國皇帝李淵亦為鮮卑化漢人。之後南北兩種華夏子文化沿着大運河互相交流。華夏文化之登峰造極，見於趙宋天水一朝，而宋帝國的文化，卻是由兩種不正宗的子文化融合而成。

各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

華夏文化之輝煌成就，乃各種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之成果。然而將漢地與滿、蒙、疆、藏等地視為大一統中華帝國之想法，本非出於華夏。第一位欲將漢、滿、蒙視為政治整體去經略的，很可能是契丹的耶律阿保機，而當時契丹尚未全面吸收華夏文化。最終蒙古的忽必烈實踐了阿保機的夢想，而朱元璋其後又將由遊牧民族建立的中華帝國據為己有。明帝國將朱熹理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把具地方多元色彩的華夏文化，改造為強調皇權道統、以位份尊卑維繫集權統治的吃人禮教。這種將華夏文化與大一統中華帝國綑綁的作風，又為清帝國所繼承。

此時華夏文化雖然餘暉未盡，卻日益衰微。當華夏文化強調正統、強調劃一，並眨低地方的華夏子文化，對正統的追求只會令華夏文化失去活力。如余英時院士所言：「我覺得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的政治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大傳統太強，把所有小傳統都吸進和取代了，見不到個別的地方文化……比如說，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到了近代，國共兩黨都將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視為現代化的障礙。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時，反傳統的左派當道，與主張弘揚傳統文化的章炳麟意見不合。到蔣中正執政時推行新生活運動，才保留了半套強調威權的華夏文化。中共更是「破四舊、立四新」，把傳統盡皆摧毀。可是，這兩個共和政體就是沒有丟棄大一統的「正統」觀念，都念念不忘的要將地方文化消滅，奢望要延續中華帝國的光榮。縱然國民黨起家時承諾保護地方文化，掌權後卻以訓政之名改弦易轍。中共則透過打壓方言一類的政策，以黨國文化取代大部分地方原有文化。當華夏與正統政治劃上等號，最終只會丟失華夏，只剩專權的正統政治。就算沒有國共兩黨，中國仍會被反傳統之威權者把持。

須有獨立自主國族意識

華夏文化要復興，就要丟棄「正統」觀念，放棄與任何政治單位掛鉤的幻想。要抗衡大一統的鏟平主義，重振各地方深受華夏文化薰陶的子文化，像香港、台灣這樣的地方就必須確立獨立自主的國族意識。在國族自主的保護下，國民方能自由地按志趣參與文化活動：或是發揚華夏文化、或是引進西方以及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文化。最終要發揚那些華夏傳承、引進那些外來文化，應由自主的國民定奪。擺脫「正統」觀念，催生活潑的地方文化，方能令華夏文化浴火重生。

也許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本人的立場：我今生、來生，皆不作中國人；但期望此後生生世世，都能做鑽研華夏文化的漢學家。

延伸閱讀：

Liah, Greenfeld (1993).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許倬雲（2009）。《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出版。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

杉山正明（2014）。《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黎蝸藤 - 中國要向日本道歉嗎？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 安倍終戰七十周年講話，既承認了日本的侵略，表達了繼承歷届政府反省和道歉的立場；同時又表示，戰後與戰爭無關的後代不需要反覆道歉，但應以史為鑒，為和平做出更大貢獻。這篇在日本國內和國際被高度評價的講話，卻被中國指為道歉「不直接」，又認為「不需反覆道歉」不可接受。日前，日本有政客針對中國作出了回擊：中國怎麽不為元朝侵朝侵日道歉？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時語塞。

二千年各有不義 無謂糾纏

回看歷史，中日之間有着長達2000年的交往歷史，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和平的，交惡只有四次，總年份不過幾十年。第一次是唐朝侵略並滅亡百濟（朝鮮三國之一），作為百濟盟國的日本出兵朝鮮，幫助百濟抵抗中國侵略和復國，被中國在白江口之役擊敗。中國顯然屬非正義的一方。

第二次就是元朝侵略日本。13世紀，元朝兩次征日，但被日本頑强抵抗和幸運的「神風」所挫敗。不過，平心而論，這不能完全算在中國的頭上。因為元朝其實是蒙古侵略中國的「蒙據」時期。元的領土遠遠大於之前「中國」的範圍；有專家考據，「大元」這個稱號是蒙古帝國的漢譯；元朝時中國人是最下等的民族，其性命和一頭驢相當（蒙古人殺死一個南人只需要賠償一頭驢）；元朝不用中國的儒家治國，而大量採用中亞人輔助蒙古人執政；統治階級上層官員既不懂漢語也沒有意願學習；被朱元璋趕出北京後，元繼續存在多年（中國歷史書上稱為「北元」），與中國為敵，甚至俘擄了中國的皇帝；大清的國統被認為是得之於元而非明（皇太極自稱得到元傳國玉璽故建立大清）；最重要的是，現在蒙古國才是舉世公認的蒙古帝國的繼承者。所以對此最直接的回擊就是，要道歉，找蒙古去！

儘管如此，中國在元朝侵略日本時也擺脫不了幫兇的責任，第二次元日戰爭時，大量的漢人海軍是侵略日本的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要中國道歉也並非沒有道理。而且，中國很多「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邊疆領土，都是元朝時才歸附「中國」的。一個兩難問題是﹕如果不承認元朝是中國的，「自古以來」的理論就失去基礎。中國不能既認定元朝是中國，又否認元朝擴張是中國的對外侵略。

第三次是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國出兵相助。這是日本的不義之戰，正好和中國唐代侵略朝鮮引發的白江口之役相提並論。

第四次就是近代中日的戰爭。從甲午戰爭到二戰結束，斷斷續續大約50年時間，日本是不義的一方。但中日的交惡，並非始於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尤其是日俄戰爭後，很多中國人把日本視為黃種人的偶像，紛紛東渡日本求學以及找尋强國之道：包括孫文、梁啓超和魯迅等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有在日本的求學和活動的經歷。中國人反日，其實是在民四條約（二十一條）之後的事，如果從1915年開始算，那麽中日交惡僅僅30年時間而已，其中還有大約一半時間是處於和平狀態。

以上就是中日之間的交惡歷史。四次衝突，兩次中國不義，兩次日本不義，算是打個平手。如果要糾纏道歉，還真是糾纏不清。

寬待歷史恩怨 是為現實交往

其實，中國歷史上最該道歉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越南和柬埔寨。限於篇幅，這裏討論一下朝鮮的情况。從漢朝開始算，中國侵略朝鮮的次數數也數不清，而朝鮮對中國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即使進入近代，中國還嘗試進一步侵略朝鮮。1882年，中國取得在朝鮮的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1884年，中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在仁川設立租界（日本和西方在朝鮮設立租界反在中國之後）。1884年，中國干涉朝鮮的內政，扼殺了以變革和現代化為目標的甲申政變。中國國內不斷有吞併朝鮮的呼聲，比如袁世凱就密電李鴻章說：「思日本既能廢琉球，我又何不可廢朝鮮改行省？」若非日本的制衡，朝鮮恐怕早已被中國吞併。中國後來把甲午戰爭美化為幫助朝鮮對抗日本，但朝鮮人如果不是傾向日本，也至少是袖手旁觀。因為日本要讓朝鮮「完全獨立」，而中國還想繼續把民族覺醒的朝鮮當作自己的附庸，肯定是更不得人心的一方。直到民國，還有「愛國學者」鼓吹要「收復朝鮮」（地理學家葛綏成著《朝鮮與臺灣》）。

二戰之後，朝鮮發動侵韓戰爭。中國也出兵朝鮮對抗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聯合國軍。在安理會的決議案中，明確中國為「侵略者」。由於中國的參與，共產主義政權在朝鮮延續到今天。朝鮮戰爭誰是正義的一方？正如奧巴馬所說，看看NASA的衛星夜景圖就知道了：三八綫一邊燈火通明，一邊暗淡無光。現在，韓國成為亞洲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之一；而朝鮮卻仍然處於封建統治之下，除了肥胖得行動不便的領袖外，每個人都瘦骨嶙峋。朝鮮人民的悲慘狀况，金家自然是最大的責任者，但助紂為虐者難道就沒有道義責任嗎？

如何認識歷史上的罪孽？如何平衡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偉人曼德拉樹立了極好的榜樣。面對黑人要求報復白人的呼聲，他力主「認識真相，放下仇恨」，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南非成為彩虹之國。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認識歷史，不隱瞞不歪曲，但不把歷史作為現實政治的工具，不把歷史上的恩怨變為現實交往的障礙。我們同樣要清楚認識到，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元朝，現在沒有打過一場戰爭的「日本國」也不是窮兇極惡的「大日本帝國」。雙方都應持寬容之心。

家明雜感：《華麗上班族》 虛景情真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華麗上班族》下周才公映，本文不劇透，只想說說那台虛擬佈景。

杜琪峯繼《孤男寡女》、《單身男女》等後，再以辦公室為題，一改從前善用實景拍法，把新作帶到片場（挑通眼眉的「電影場景迷」，看杜琪峯電影竟無用武之地）。《華麗》極目一看，一屋一樑、一花一樹全部「人工」，是從零到有的拼湊而成，有點回到「片廠」年代的味道。據報道說，場景在番禺搭建，單佈景就花了四千多萬。《華麗》源自林奕華、張艾嘉的同名舞台劇；杜琪峯的電影版，索性運用舞台般的虛擬場景、燈光效果，把辦公室打造成疑幻疑真的「舞台」。

上班族的摩肩接踵、行色匆匆、明爭暗鬥、各懷鬼胎，統統在這個「舞台」上演。戲裏，摩天高層商廈、行政人員的直達電梯，是「社會流動」、「向上爬」最形象化的表述（角色的噩夢是電梯向下飛墜）。《華麗》故事末了，有人黯然謝幕，有人歡快登場，進進出出，舞台、人生不過如此。論電影與劇場的認真結合，讓形式互相滲透、語彙互相碰撞，《華麗》說不準是香港首次（多年前有「春天」系列，惜電影感不強）。這樣好玩，兩者本來各有特性，劇場抽象無妨，舞台可以非常簡約（戲曲舞台更甚）；電影相對較保守，傾向寫實主義。即使當年片廠的室內搭景，亦巨細無遺把生活的枝節重現。現在《華麗》反借用劇場作法，以「暗示」（suggest）取代「呈現」（show），以虛代實，得出與別不同的奇觀效果。

《阿郎的故事》班底重現

說《華麗》的辦公室為「舞台」絕不為過。作品搬上銀幕轉為歌舞類型，因此《阿郎的故事》二十六年後，羅大佑、杜琪峯、張艾嘉與周潤發再度合作。影片藉歌曲抒情及敘事，把白領世界寫得更larger than life。片首一眾打工仔無伴奏高唱「沒有時間、沒有空間」基本定調，這是個異化勞動的故事。四個主角李想、琪琪（岑寧兒的配音很動聽）、大偉（陳奕迅）及蘇菲（湯唯）各有solo，張威（張艾嘉）渴望當何太太亦憑歌寄意。畫面很動態，不止演員又唱又動（但沒跳舞），攝影機經常在軌道滑來滑去。杜琪峯一直想拍歌舞片，他的槍戰片講究起伏節奏，《文雀》曾揚言向積葵丹美致敬，這次《華麗》重頭到尾，想必淋漓盡致。特寫鏡頭也是電影專利，捕捉人物細微的情緒反應，爭風吃醋眉梢額角的變化，調情的耳語與身體動靜，有別於劇場版本。杜琪峯好像嫌虛擬場景不夠「疏離」，還要角色偶爾對着鏡頭說話，打破電影的第四道牆。不能不提，因為電影的特寫本質，《華麗》電影版於是非cast明星不可了。

由「實」到「虛」 一場電影實驗

電影與劇場互動的例子，影史上俯拾即是。歐洲電影像阿倫雷奈的《穆里愛》（Muriel）、英瑪褒曼的很多片子；日本市川崑1963年的《雪之丞變化》、篠田正浩1969年的《心中天網島》（六十年代的日本新浪潮委實前衛），以至當代像馮提爾的「美國系列」《人間狗鎮》（Dogville）及《地獄莊園》（Manderlay）。《人間》及《地獄》是簡約的極致，地上畫好線條，暗示出牆壁與大門的空間區隔，演員便在空空如也的台上演戲。華語片不是完全沒有，台灣劇場名導賴聲川把《暗戀桃花源》搬上銀幕便是。不過，《暗戀》是戲中戲，兩齣戲共同排演惹衝突，排戲的舞台仍是寫實空間。除此以外，我還想到了方育平《半邊人》在劇院上演的結局，台上的故事虛構，師徒的感情很真實。

佈景或實景、虛構及紀錄的真真假假，不能一本通書到老。說穿了還是那句老生常談：「藝術是讓我們認識真實的謊言。」（Art is a lie that makes us realize the truth）創作上，「虛」與「實」就是如此玩味，「Fiction」及「Non-fiction」的界線從來含糊。如果虛擬的劇場可以感染觀眾，電影為何不可能？從這裏看，杜琪峯由《單身男女》的「實」，過度到《華麗上班族》的「虛」，本身就是一次電影藝術形式的實驗。

我們成了時間的奴隸

《華麗》把場景搬到片廠，將辦公室虛擬再現，另一個優勢是迴避了具體城市的指涉。影片野心不小，title sequence的動畫擺出香港、上海及台北的地標建築，證明故事沒特定影射，晚期資本主義的勞動異化，放諸四海任何階層皆準。還用多說麼？舉世的都市生活早被同化，大中華怎會倖免：一式一樣的急趕節奏、擠逼空間；一式一樣的生活與消費模式、全球化的快餐與咖啡店。《華麗》佈景縱使虛擬，聲音則十分寫實，製作人聰明利用都市的環境聲填補觀眾想像：街道熙來攘往的車聲人聲，地鐵不勝其煩的廣播聲、關門提示聲，便利店店員有形沒神的問候語，聲音加起來又有機械韻律，置身中港台根本無大差別。《華麗》的聲音還教觀眾辨別室內、室外，辦公室寂靜，嘈雜的是街道、樓宇露天（抽煙）位置。而一系列聲音中，最重要的還是鐘聲。《華麗》諷刺我們成了時間的奴隸，「時鐘」由形到聲無所不在。對白不斷提醒我們「時間」，好像李想上任後的「三個月」期限，琪琪母親蘇醒的「15分鐘」……故事亦爭分奪秒，有角色說「打兩個電話多兩個月糧」，然而冷不防，雷曼危機下一刻便掩至。虛擬辦公室佈景的中央，就有個不停轉動的巨型時鐘，說明它才是一切的主宰。再一次，這是在片廠搭景才造出的效果。

電影超現實的擺出龐大、夢魘的時鐘，不期然想起了費茲朗的《大都會》、卓別靈的《摩登時代》，Terry Gilliam受《一九八四》啟發的《妙想天開》（Brazil）、高安兄弟的《影子大亨》（The Hudsucker Proxy）吧。這些電影有什麼共通之處？都在說人類與生俱來即被時間宰制的命運吧。今天，恭喜香港、恭喜我們，遲來的慶幸了，此地出品的《華麗上班族》譜寫我們時代，加入成為一員。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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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 - 《玩轉腦朋友》 今年最影響人心的動畫

movie chic，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今年暑假，好多人看了《迷你兵團》，實在太可愛了，忍不住不看。但暑假過後，今年真正最受歡迎的動畫才浮現——到了今天，不少人仍在談論的，是《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

早前看過《蟻俠》之後，令我再次對3D電影感到怕怕，怕眼睛被勞役，又怕畫面亂飛弄至耳水不平衡，所以看《玩轉腦朋友》時，選了2D英語版。但要看2D英語版亦委實不易，但因為場數太少，即日票買了幾次都買不到好座位，要放棄，證明這類「正常」版本其實有不少人捧場。連番買票不成，開始替自己難過，香港什麼事情表面上都好像有很多選擇，其實是沒選擇，被迫接受，連看電影都一樣。香港電影院的「3D片政策」就是好例子。

我知道，再想下去，大腦的Sadness又會跑出來，把所有記憶玻璃球都變成藍色。Sadness並不霸道，但總是喜歡無聲無息跑出來，然後向大家說句對不起，因為她又做錯了事，影響了一個人的大腦反應。《玩轉腦朋友》描寫都市人情緒，無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都是一矢中的，準到無朋友。

動畫主角是個小女孩，因為要隨父母搬到三藩市居住，離開成長的家鄉，出現情緒波動。由小孩子做主角，當然是希望小朋友觀眾有共鳴，但再看下去，小朋友就開始不容易掌握故事的核心思想——控制情緒智商。看電影時，坐在前排的兩位小朋友，開始時還在格格笑，但愈看愈沉默，當故事解釋到core memory及personality island時，連我的腦袋都要轉了幾轉，才能繼續看下去，小朋友變得沉默，也是情有可原。（當然就算看不明，其實也無阻繼續看下去的興致）

Joy、Anger、Sadness、Fear、Disgust——人只得這五種情緒嗎？當然不是。人的情感種類繁雜，《禮記》就歸納成七種：喜、怒、哀、懼、愛、惡、欲。可能安排七個活在大腦的朋友，實在太多，不利說故事，迪士尼動畫於是略為簡化，又合併了一些情緒，由這五種在小朋友身上常見的情緒做主角。而主角中的主角，就選了Joy小姐。

Sadness激發起Joy

《玩轉腦朋友》根據「情緒智商」發展理念，讓「正能量」、「正向思想」一個人，獨戰四個「負能量」、「負面思想」。這場腦力大戰，以一戰四，就有看頭了。Joy小姐不是戰鬥格，其餘四人也不是什麼野心家要置對方於死地，五個人，其實像一家人，有時合作，有時嘈交，當有事情發生，即是主角小女孩面對不同事件和困難時，情緒開始波動，大腦五個家人，就會開始角力，教小女孩用什麼情緒，去應付困難。

一邊看，一邊替Joy小姐感到疲累。她無時無刻為了維持情緒平衡，而疲於奔命。或許是Anger先生太霸道，但更多時，是Sadness妹妹像隻冤鬼，總是陰魂不散。Joy小姐為了拯救小女孩的負面情緒、核心記憶及各個性格小島，於是挺身而出，走出大腦控制室，闖入另一個大腦未知的領域，展開一場生死時速，要與時間競賽的任務。

喜與愁的存在與關係

其實Joy小姐才是動畫主角，從另一角度看，她也像個偉大的母親，時刻展現母愛。《玩轉腦朋友》的女性力量是很強大的。五種情緒，有四種屬於女性角色，或許是因為普通認為女性情感較細膩，亦同時較情緒化。所以就像主角小女孩，面對生活變化，難掩情感起伏，情緒大起大落。但《玩轉腦朋友》又不是要貶女性讚男性，唯一男角Anger，胡亂發惡，被嘲腦袋太小，即是無腦。把亂發脾氣的人，等同為無腦，也是很有趣的刻劃。五種情緒中，最令別人難受的，就是亂發脾氣，因為要別人承受自己。故事後段由Anger主導了大腦控制室，小女孩就變得蠻不講理，甚至生人勿近，當然這段充滿衝突的情節，亦特別妙趣橫生。

Joy跟童年記憶大玩偶一同墮進黑暗的舊記憶廢墟，這段戲，就難免令Sadness主導了觀眾的大腦，因為實在傷感。把不快的事情忘掉，值得令人高興，但同時把很多成長過程中，值得記念的片段、親情、友情、生活感覺都一併掉進廢墟，就非常可惜。這段戲不單是整部動畫的高潮，也是大腦記憶一場戰爭，Joy要逃離黑暗的廢墟，假如逃不掉，正能量、正向思想大概也會從此在大腦消失。

愈深入地思考《玩轉腦朋友》的故事設計，就愈了解Joy與Sadness的存在與關係。假如不是Sadness無時無刻出現，就不會明白Joy發揮母愛的可貴。Sadness的出現，反過來激發了Joy的能量。她們是互相依存的。

時刻都要把憂傷趕快轉化成喜樂，是一件叫人累的事，看見Joy的經歷就知。人總是有情緒嘛，不宣泄一下，繼續強顏歡笑，恐怕歡笑過後，只是埋下了更大的情緒炸彈，終有一天爆炸。不過，當想起這部動畫，同情一下Joy的勞苦，也有助紓解困悶情緒。是的，母愛很偉大，不要將之掉進黑暗記憶廢墟。《玩轉腦朋友》不是看完笑完就算，而是進駐了觀眾的大腦控制室，成了可能是最影響人心和情緒的動畫。

【讀書好×果籽】寫手出書 爆政客語言偽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9日

 《The Speechwriter》一書揭露了美國政客與幕僚相處真實一面，
作者認為只有信任下屬及指示清晰的老闆，寫手才可寫出令人讚嘆的演辭。

朋友介紹看Barton Swaim新作《The Speechwriter：A Brief Education in Politics》一書時，有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觸。寫手一職佔了我工作生涯大半時光，1991年離開研究院後便投身於此。寫新聞稿、報章投稿、書信、辯論演辭、記者會發言提綱、政治廣告文案，由立法局議員幕僚開始最後成為行政長官的寫手。翻開《The Speechwriter》一書看到作者種種可笑、可悲故事，他對政客的觀察，猶如回帶翻看自己的寫手歲月。

Barton Swaim本是大學圖書館職員及英文系博士，一天見到州長報章投稿，用了錯誤的比喻講述政府預算制訂過程，於是就寄上個人履歷及一封簡單求職信，寫道：「我不懂州政治，但我懂寫作，你需要一個寫手。」很快得到州長桑福德（Mark Sanford）聘用，這個政治初哥的奇妙之旅由是展開。老闆桑福德是何許人？他一度被視為奧巴馬連任的競選對手，是共和黨州長協會主席，黨內實力派中堅。就在仕途一片光明之際，2009年親手炮製一場「行山風波」，最後被迫下台。州長用公帑去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日與小三幽會，卻編造了去行山謊言，最終被記者撞到踢爆，更大鑊是情慾電郵曝光：「我愛你古銅色的身體曲線，愛你臀部的曲線，你在晚間微弱燈光下擁抱自己身體（或你兩個重要部位）時，足以挑起人情慾的美態……」州長的老土情色文字成為笑柄，而「行山」自此在美國政壇就成為政客婚外情的代名詞。

政治語言的本質

作者當初成為州長寫手，有種接近權力的亢奮及浪漫想像，心想掌權的州長片言隻語皆出自我手，多威風！但近觀政客真面目，與想像自然有別。香港近三年來，經歷梁振英「政治教育」，終於明白何謂政客「語言偽術」。但大家不要就此認定政治語言就是謊言，政治語言的本質應該是「廢話」，而非「大話」。對這位英文博士而言，第一個衝擊是政客的寫手並不是要創作出驚天動地、感人肺腑的演辭，而是用「滑頭」、「庸俗」的廢話，令政客講咗等如冇講，目的是與爭議保持距離、好似表態但實則不表態，保持選擇在手。這種策略香港官員稱為「Ring fencing」，即先與爭議作區隔，以觀形勢發展才作最終表態。

作者認為政治的本質就是令語言失去原本的意義，也可理解為一種偽裝。例如「超然」不等如「凌駕」，那麼「超然」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又例如香港官員說「不排除重新招標的可能」，這就是「滑頭」政治語言，表面聽落似乎聽取民意，重新招標，但細心想想，官員根本沒有任何承諾。又例如常用的「優化」，明明是政策失誤要修改，卻用上「優化」一詞逃避承認失敗，又例如政客沒有計劃部署就叫做「成熟一項推一項」。作者指出政治語言的「蹺妙」，是盡量用多字及可作多種詮釋的文字，"Words are useful, but often their meanings are not. Sometimes what you want is feeling rather than meaning, warmth rather than content."對一個語文高手最諷刺是發現政客需要的，是懂得濫用文字及口水多過浪的寫手。

炒雜碎的廚師

Barton Swaim明白到自己只是州長槍手，只不過州長沒足夠時間寫稿，才交由他作替槍，事實上根本不需要依靠他的寫作能力，對政治修辭運用的理解是工作阻礙多於助力，因為政客通常認為自己能力高於幕僚，他們創作的字句更神聖不可侵犯。後來作者學精了，懂得收集州長的慣常用字及句子，如"given the fact that"、"very considerable"，在適當段落加入，即使是多麼生硬及無聊，他心裏絕不欣賞州長的用字，例如常用"Indeed"一字，因州長相信可令平庸的句子看起來「有啲嘢」。作者總結廢話當道是因為政客每天事無大小，懂與不懂，都要作快速回應，媒體的要求越來越大，時事回應的準備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便形成「廢噏當秘笈」，流水作業，將州長昔日言論草草炒埋一碟便上枱。書中有不少八卦內容，描述桑福德的自我中心、刻薄、貪小便宜，活靈活現。

桑福德2013年復出成功晉身衆議院，由此可見政客的政治語言，雖屬廢噏居多，但選民也是易呃易𠱁之徒。所以擅於運用語言偽術者，不應因民望低而灰心，說不定兩年後，香港市民早已忘記了上次的經歷。

撰文：劉細良
編輯：李寶筠
美術：楊永昌  

李怡 - 法西斯並未遠去，就在身邊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9日

張曉明關於特首地位在三權之上的言論，社會已有許多批評及護航的聲音，但張在6月底才表示今後會自動收聲，何以又在這時候提出他自知「會引起爭議」的談話呢？卻未見有人論及。

中共歷來對香港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予以正面評價。特區成立10周年時，胡錦濤來港表示特府全面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了生動現實」。15周年時，胡來港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前天，梁振英回應張的超然論，也表示，「中央政府一直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依法施政當然是包括《基本法》內的每一條條文，包括不干涉司法獨立的條文施政。」

與過往評價唱反調

但張曉明顯然認為特區對《基本法》未「全面落實」，也就是未實行特首至上，所以才說那樣的話。饒戈平批評香港法官未能準確理解《基本法》，也表示他認為高度自治的方針未獲全面貫徹。他們分明與歷來中共領導人對港人治港的評價唱反調，要扭轉「全面貫徹落實」高度自治的過往評價。

香港人也認為高度自治未能落實，那是指中共從暗到明對特區內部事務的干預；張曉明等則針對現實，反對現在已實行的三權分立的自治，要讓特首銜中央之命無制衡地在香港施暴。換句話說，就是港人認為香港按《基本法》自治不足，中共則認為自治過了頭。

張曉明和饒戈平的話，反映了中共政權的本質。

9月4日，即北京大閱兵的次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發表一篇文章，他引用日本學者前口俊之的《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說這本書直觀地反映了戰爭和新聞的關係，展現了一個國家要走向法西斯，首先就是要廢掉民主、管控新聞，因為這兩者是國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礙。

張文說，「決定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在於國內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國家之間之所以不會打仗，歸根結底是因為國家的重大決定最終要對多數選民負責，而人民一般不想打仗，因為平民百姓承受着戰爭的代價，而得不到戰爭的好處。」專制政權「不僅自己想打仗，而且會利用掌控的宣傳機器對人民洗腦，把他們也忽悠起來認同領土主權的重要性，心甘情願替自己做炮灰。侵華戰爭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滿蒙權益論』，說『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好像不佔領東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現在看來，這些說法當然是純粹瞎扯。戰後日本也沒有滿蒙，資源跟原來一樣貧瘠，不也發展得很好嗎？」

他說，「法西斯好比一種病毒，一度侵襲過日本和德國，而它的變種也相繼侵襲了俄國和中國。如今，德日都已經成為憲政民主國家，從根本上擺脫了這種病毒。……反過來，『大饑荒』、『文革』這樣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首先就是因為沒有基本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一個國家可以發生任何事情，包括戰爭。不要以為戰爭結束七十年，法西斯就離我們遠去了。只要新聞自由和民主制度沒有確立，任何人都不能打這個保票。」

張千帆文章的題目是：《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沒有遠去，就在身邊。張文被大陸網頁轉載並推介。《中國青年報》原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認為，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就一直是法西斯國家。「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的嚴格管控以及一定程度上對法律的無視，都是經典的法西斯特徵。」

只講實力不講道理

但張文也很快就被屏蔽。官方的《環球時報》發文批駁這篇文章「淺薄」，是「譁眾取寵」式的「自黑」，但甚麼道理卻說不出來。《環時》又發表一篇文章《究竟誰是最大的民主國家》，宣稱「中國的民主也是真實的、有效的民主形態。由此，我們必須理直氣壯地說，中國才是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國還是民主治理比較廣泛而又有效的國家。」

張千帆的文章說：「對於專制者來說，是否打仗從來不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只是一個實力問題。」同樣，對專制者來說，憲法、《基本法》也不是法律條文問題，而是實力問題；邏輯還是中國邏輯，民主還是中國民主，高度自治還是中國式高度自治，行政主導還是中國式行政主導，港人治港已全面落實還是要再添磚加瓦，也都不是就事論事、憑現實來詮釋的，它仍然是實力問題。

只講實力不講道理，是黑社會邏輯，也是法西斯邏輯。張曉明這番話，何以主權移轉之初中共沒有人說，而現在才說呢？這就是答案。（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鄭明仁 - CO968/120/1：香港淪陷時期史料解密 羅旭龢「奉旨」通敵

世紀版   明報   2015年9月18日

香港歷史檔案館數以萬計藏品之中，「羅旭龢爵士檔案」堪稱研究香港史的上佳材料。羅旭龢乃上世紀港英年代和日佔時期的傳奇人物，在政壇上，他經歷了由天堂跌落地獄的不歸路；在個人名聲上，他從港英政府最信賴的盟友，變成英國政府眼中的「殖民地叛徒」。因為他在香港淪陷期間充當了首席華人代表，積極和日本軍政府合作，成為頭號附敵者，英國政府於香港重光後把他打入地獄，一度要以「賣國」罪名起訴他，羅最終可能被問吊；羅旭龢在危急關頭亮出「免死金牌」，證明他是獲港英高層授意跟日本人合作，英國政府最後決定不起訴他，但要他絕迹官場，永不錄用。本文是筆者根據英國政府開立的羅旭龢爵士檔案，重構英政府如何清算羅旭龢，而羅旭龢如何替自己辯護的經過。

羅旭龢（Sir Robert Hormus Kotewall, 1880-1949）雖然是歐亞混血兒，但以華人自居，在官府任職時因表現出色而獲英國殖民地部賞識，官至布政司署首席文案。羅旭龢離開官場後擔任多間公司董事，他因居中斡旋協助港英政府解決1925年省港大罷工，成為港英政府寵兒，以後很多涉及華人的重大事務，他都參與決策，很快便躍居首席華人代表。日軍侵港前，他曾一度與國民政府駐港代表商討聯手保衛香港的可能性。香港淪陷後，以羅旭龢為首的百多位華人領袖很快便被日軍控制起來，指使他們組成華民代表會協助日本軍政府「以華制華」，自此，羅旭龢便經常以首席代表身分出席官方場合帶領會眾高呼「天皇萬歲」，且帶頭聯署通電催促重慶蔣介石政府盡快和日本議和，實際是叫蔣介石投降。羅旭龢在日佔期間的所作所為，當時的報章都有詳細記載，風頭一時無兩，然而，這亦埋伏了戰後英人對他的殺機。戰後英國重新接管香港，不少曾經「落水」的華人領袖紛紛返回港英政府身邊，當時正值用人之際，政府也就寬待他們，沒有作出大範圍的秋後算帳。不過，英國政府指身為首席華人的羅旭龢身懷「通敵賣國」重大嫌疑而要接受調查。

遠東區殖民地叛徒？

英國殖民地部於香港重光之始便特別為羅旭龢開設了一個專檔（CO968/120/1），名為Colonial Renegades in the Far East Individual Cases : Hong Kong Sir Robert Kotewall（遠東區殖民地叛徒。個案：香港，羅旭龢爵士），這個機密檔案長達163頁，內容包括殖民地部與港英政府交換對戰後處置羅旭龢的進展、羅旭龢提交的自辯書等等。這個檔案給人的印象是，戰後殖民地部亟欲以「賣國」罪名將羅旭龢繩之於法，數次催促港英政府答覆如何處置羅旭龢。其中，殖民地部於1945年11月21日向港英政府拍發電報：「殖民地部希望知道是否已對羅旭龢爵士採取了任何行動，及有何建議……」而在此之前的10月4 日，英國「欽差大臣」麥道高向殖民地部助理次官Gerald Gent提交的報告中，指出羅旭龢在淪陷期間的所作所為，確已激怒了很多人，建議殖民地部根據英國法律處理。不過，在更早之前的9月15日，麥道高已去信Gerald Gent，表示暫時沒有證據可以對付羅旭龢，只能讓他慢慢消失，而麥已告知羅必須解除所有公職等候進一步調查。

麥道高（D.M. MacDougall）在戰後出任華民政務司，並曾署任輔政司，他在處理羅旭龢事件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英國夏愨少將搶先回港接管政權，而早在1944年英國殖民地部已成立「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為收復香港後重建民政鋪路，麥道高被委任為小組主任負責安排和統籌光復香港後的補給和政務事宜。1945年10月，麥道高向Gerald Gent 提交了一份「香港整體狀况報告」（General Report on Hong Kong），就香港各方面情况作出報告和評估。麥道高在報告中特別撰述「內奸與附敵者」（Quislings and Collaborators）一章，他在附件中開宗明義說：「表面證據顯示，幾乎所有社會領袖都和日本人有這樣那樣的同謀合作，只有一個人雙手是完完全全乾淨的，他就是周峻年，因為他在香港淪陷後很快便逃離香港前往澳門。」麥道高在報告書中特別點名羅旭龢指他在淪陷時期的行為事後招來很多非議和指控。

律政司與「叛徒」會面？

殖民地部把羅旭龢列為第一號打擊對象，因為他是整個淪陷期間和日本人最積極合作的一位。羅旭龢自知大禍臨頭，早於重光後一個月的9月12日向港英政府呈交了長達66頁的自白書，細述早於1920年代已協助政府化解省港大罷工困局，證明自己忠於英國、有功於英國，最重要的是他在自白書公開了他為何被迫和日本人合作的秘密，原來他和周壽臣、羅文錦、羅文惠等華人領袖在香港淪陷後很快便被日軍軟禁起來，羅旭龢憶述，1942年年1月1日，他們在華人行李忠甫的辦公室討論日方提出的合作建議時，有人走進來說North先生（那魯麟，淪陷前港英華民政務司）想見羅旭龢，羅旭龢走出房間，見到North、Alabaster（魏伯達，港英律政司）、Fraser（傅瑞，港英防務主任）在一起，之後，大家進入一個擠滿人的房間。羅旭龢憶述，North低聲向他和周壽臣說：「為着香港市民的利益，我們必須照着日本當局的要求去做。」North並表示日方會邀請羅旭龢等人合作，這對社會有好處。羅旭龢向North出示一份草擬稿，這份草稿的內容是根據日本人較早前提出的建議所寫成的。內容大致是：「過去5年我們親眼目睹同胞經歷戰爭的慘况，我們很痛心，我們渴求和平到來，因此，任何能促進日本與中國的和平友好的事，我們都誠意盡力協助。同時，我們願意盡力協助香港日本政府去維持治安，保護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在Alabaster和Fraser面前，羅旭龢向North讀出這份草稿，North同意內容「無害」，大家應該簽名作實。Fraser插嘴道：「為了香港社會的利益，他們（日本人）叫你們做什麼就做什麼。」「間中還可以跟日本人玩一玩詭計。」並揚言：「不用怕，我們幾個月就會回來。」

「叛徒」與日本合作

羅旭龢等人的合作方案很快便被日本軍政府接納，沒有任何修改。1月2日，合作方案在羅旭龢等7位華人領袖下簽署生效，簽署儀式後，日本人表示從今以後大家合作做事，大家是朋友了。翌日羅旭龢與周壽臣再次談起和那魯麟等三位港英高官會面經過，羅、周都相信這三位最高級官員是代表英國政府說話的。之後，這批社會領袖便按着這些指示去跟日本人合作了。但英國人並未能像想像般「幾個月就會回來」，羅旭龢坦言沒想到這樣一合作竟然持續了近4年。羅旭龢在自白書裏用了不少篇幅訴說他「寄人籬下」、不時受到日本人奚落的苦况，但仍竭力為華人請命。他用了這段話作為自白書的結語："And now, I have told my story - not in defence of my actions, but in hop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may prevail."（現在，我講完我的故事，我不是要為自己過去所做的辯護，而是希望事實與公正得到彰顯）。

死後再成為新聞人物

有份授意羅旭龢跟日本人合作的那魯麟於戰後離開集中營，復任華民政務司，他於1945年10月離任，在返英前夕分別會見了中西傳媒，發表聲明正式替羅旭龢及周壽臣平反，《華僑日報》當時是這樣報道那魯麟的聲明：「余（那魯麟）當時（遭日本人扣押時）曾希望日當局許以自由，俾可稍竭綿薄，負責折衝，冀為華人稍減其痛苦。無如事與願違，最後亦須被押於集中營。不得已於未押之先，與前防務主任傅瑞先生，前律政司魏伯達爵士，一同往晤羅旭龢和周壽臣兩爵士及其當日諸同事，代余肩其責任，羅周諸君子，因此而忍辱出任艱鉅，受盡日人無數壓迫與凌辱……不知者非徒不表同情，反因是而發生誤會，諸多譭謗，加以不堪入耳之言，令余對於羅周兩爵士，暨其當日諸同事中心抱歉之深，實非褚墨所能形容，誠以此中誤會，是不應有也，今此中真相已水落石出，此種誤會當能煥然冰釋，茲當臨別贈言，謹籲請全港民眾努力合作，以克復當前困難，共謀本港之復興，『與中英之親善，進而保持世界之和平』。是則余深切之期望。」那魯麟一錘定音，英國政府認為不應對羅旭龢再窮追猛打，決定不起訴他，條件是要他從此絕迹江湖，羅旭龢案就此了結。根據檔案披露，英國政府其實早已知道羅旭龢等人是獲港英高官授意和日本人合作，為何於重光不久仍要追殺羅旭龢？筆者認為這是英國政府「棄車保帥」策略，旨在迫使這位頭號附敵分子下馬，好讓其他附敵代表過關，對從日佔時期走過來的平民百姓也好交代。1945年10月開始，日佔時期排名第二位的華人代表周壽臣便取代羅旭龢成為首席華人，羅旭龢從此退隱山林，直至1949年5月23日心臟病發死亡，才再度成為新聞人物，5月25日出殯當天，致祭的中外名流官紳及親友達二千餘人，港督葛量洪特派代表送殯，對羅旭龢作最後敬意，也算是對其生前為殖民地服務的肯定。

1945年英國政府為了清算羅旭龢，
特別為他開立「殖民地叛徒」檔案，此照片為該檔案封面。

■後記：香港歷史檔案館所存的羅旭龢檔案乃英國檔案局原件副本，英方一直列為機密文件，至1996年始解密。筆者獲嶺南大學劉智鵬博士的提示，得睹檔案的全文，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1977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先後任職電台及報館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副社長。退休後研究歷史，並攻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課程，2015年獲頒授碩士學位。

文．鄭明仁／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