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自由主義相信什麼？許多人一定會說，自由。誰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如何保障這些自由？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競爭性市場。我之前發表的《市場、金錢與自由》和《貧窮、自由與公正》，挑戰了這種觀點。我的理由很簡單：市場中不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是有錢人較窮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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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點，引來許多篤信市場的朋友的嚴厲批評。為什麼呢？我猜多少是因為觸著了他們的軟肋。眾所周知，市場自由主義不遺餘力替資本主義辯護，甚至反對國家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醫療、房屋、失業救濟等基本福利，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意味著要抽富人更多的稅，而抽稅形同劫富濟貧，損害了富人的自由，而自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因此，即使面對嚴重的貧富懸殊，市場自由主義仍然可以聲稱，為了個人自由，這些代價都是值得的。自由，成了捍衛資本主義的馬其諾防線。
我的文章卻指出，這道防線並不存在，因為富人和窮人其實享有不一樣的自由。資本主義不僅導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也導致巨大的自由的不平等。這一事實本身並不否定市場有許多其他優點，但卻至少說明，「市場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每個人享有平等的自由」這一說法，其實是個迷思。迷思一旦被打破，市場自由主義遂不能再輕易以自由之名，一刀切反對國家基於正當理由而推行的社會福利政策。這也意味著，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自由右派要自由，自由左派要平等」的看法，其實頗為誤導。兩派真正的爭論，不在於要不要自由，而在於要什麼性質的自由，自由如何公正分配，實現自由需要什麼條件，以及誰來滿足這些條件等。
廓清這些理論誤區後，自由主義就不必無條件地和資本主義捆綁，並對後者導致的社會不公保持沉默或強為之辯。自由主義不是也不應是為現有體制及既得利益者服務的意識形態。相反，自由主義立足於自由和平等，有普遍性的道德關懷和對社會公正的堅持，既追求政治上的權利民主憲政，社會生活中的平等尊重，也追求經濟上的公平分配。我站在自由主義的角度批評市場自由主義，目的不是要取消市場或主張大國家主義，而是嘗試反思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恢復它的批判精神，並論證其在今天中國語境下的道德吸引力。
在這次論爭中，最關鍵的問題，是金錢和自由的關係。但絕大部份批評，似乎均未能準確把握我的論點，包括最近再次長篇回應我的王建勛先生。（見《市場是自由與公正的天然盟友》，《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2012年10月16日。）故我在此再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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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重溫一下自由的定義。當一個人能免於外在干預或強制而按照自己的意願行動時，他就是自由的。據此，監獄中的囚犯是不自由的，不論他是否罪有應得；同樣地，我們沒有自由在明令禁煙的場所吸煙，或收到稅單時不繳稅，否則會受到法律懲罰。這個定義，有時被稱為消極自由，也為市場自由主義者普遍接受。現在的問題是：在一個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社會，在其他條件相同下，窮人會否因為缺乏金錢這一事實本身，從而客觀上較富人受到更多外在限制，因而享有較少自由？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為方便討論，讓我舉一例。設想有兩個國家。A國法律規定，所有國民都不可以出國旅行。如果有人強闖邊境，會被警察拘捕。也就是說，A國人民沒有出國的自由。B國是一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所有人都可憑護照出國。富人有護照有機票，所以可以不受任何阻撓，順利通關上到飛機。窮人也很想去旅行卻沒錢買機票，結果在海關前被警察阻擋。他努力想闖過去，結果被拘捕。警察對窮人說：「根據法律，你必須用錢買一張機票，才能免受武力的強制上到飛機。錢，是你獲得這種自由的必要條件。」許多人以為，只要富人和窮人都可以申請護照，就已享有相同的自由。實際上是即使你有護照，卻沒有錢，一樣會受到強制而無法出外旅行。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富人較窮人多了行動的自由。
以上例子說明，A國和B國對自由的限制，其實都來自法律。要理解金錢和自由的關係，就必須將它放在特定的產權制度下來理解。B國實際上規定，所有私人財產都受法律保護，而在絕大部份情況下，金錢是使用及佔有他人財產的必要條件。金錢是市場的交換媒介，並由國家法律賦予其權威。許多人誤以為市場是獨立於國家的自足體系，其實市場的游戲規則，包括私產和契約制，都是由國家制訂並以武力維持。窮人沒錢而又想得到他人的物品，就會受到國家干預。
這就是我再三闡述的基本論證。這一論證如果合理，即表示在一個貧富懸殊且大部份財富集中在小部份人的社會，窮人較富人事實上少了許多自由，而這是某種法律制度下的結果。讀者須留意，這是一個內部批評：我是在接受市場自由主義對自由的定義的前提下，指出財富多寡和自由多寡的內在關聯，然後指出富人和窮人享有相同自由的說法並不成立。
但我必須強調，這一結論並不意味，窮人可以僅僅因為不平等的經濟自由這一事實本身，就有充分的正當理由要求平分富人的財產，更不意味著我們因此要否定市場和私產制度。但它意味著，如果市場自由主義真的重視人的自由，同時相信每個人都應享有相同（或相當程度）的自由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那麼一個貧富懸殊卻又反對任何財富再分配的市場制度，就不可能是它要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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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對我的反駁。一個最普遍的批評，是認為窮人根本不應享有強佔或搶劫的自由。例如王建勛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說：「如果流浪漢不試圖強佔或者搶劫商店裏的麵包，他的自由絲毫不會喪失。儘管他會挨餓，但這與自由的失去完全是兩回事。」王先生在這裏其實並沒有真的在反駁我。承認窮人因為缺乏金錢而因此缺乏自由這一事實是一回事，因為缺乏金錢而去搶劫他人是不道德的是另一回事。前者並不涵蘊後者，而我一直論證的是前者。事實上，許多國家正因為擔心出現後者的情況，所以才由政府提供各種福利，滿足公民的基本需要。
但王先生在這裏似乎同時想說，流浪漢只要挨餓而不去強行索取麵包，他的自由就不會有絲毫喪失，例如警察不會來干涉你。但王先生豈不是因此同意，如果流浪漢沒有錢而又想得到他人的麵包，他的自由就會受到警察限制？而錢，豈不正是令得他免受這種限制的必要條件？由此往下想，一個身無分文且饑寒交迫的流浪漢，和一個身在監獄的囚犯，是否同樣處於不自由的狀態？囚犯拚命掙扎卻不得其門而出，當然沒有自由。如果沒有他人好心施捨，流浪漢同樣不可能免於警察限制而得到衣服、食物和居所。在他的四周，私有財產法竪起一堵堵無形的牆，阻礙他得到這些物品。而對於富豪來說，這些牆卻可輕易推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王先生仍然堅持說富豪和流浪漢享有相同的自由，那著實教人不解。
我相信，王建勛先生真正在談的，其實是私有財產權，而不是自由。例如他說，私有產權在「保護權利人財產的同時，對他人施加了不得干涉或者侵犯的義務。」正因為他先假定了麵包是店主的私有財產，他才會說流浪漢不可以強佔或搶劫，因為這樣做侵犯了店主的財產權。所以，「任何人都不享有獲得某件特定商品的自由。如果一個人想要獲得某個商店裏的某塊麵包，他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也就是說，王先生是在確立了私有財產權的前提下來談自由。
王先生沒有意識到的是，一旦接受這種思路，他就不能再堅持原來的平等自由論證，因為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財產權在概念上有自由和不自由兩面：它保障了有產者自由支配他的財產的同時，必然也在法律上限制了其它人使用這些財產的自由。所以，當世界大部份土地及生產工具被一小部份人壟斷後，那些沒有能力和機會擁有財產的人，客觀而言，在經濟領域享有的自由自然少得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接受私有財產權在制度上的優先性，有產者和無產者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自由，而這正正解釋了貧窮和自由的關係：窮人缺乏錢，所以不能免於法律限制而去使用和佔有屬於別人的財產，因此缺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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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見得很清楚，王建勛先生實際上是在訴諸私有產權，而不是平等自由來為資本主義辯護。讀者看到這裏，或會感到有點意外，因為長期以來，在許多人的想像裏，在各種政治理論中，將自由放到最高位置的，正是鼓吹小政府大市場，反對任何社會福利的市場自由派。但我們現在卻見到，市場自由主派真正在意的，其實是私有產權，而不是平等自由，而前者不僅不會導致後者，反會在制度上合理化和強化自由的不平等分配。
這不僅是理論分析，更是無數人生活中的真實感受：殘酷的全球資本主義競爭，令土地財富生產工具愈來愈集中在大財團和大資本家手上，無數窮人在生存邊緣掙扎。他們承受的，不僅是物質的匱乏，同時是自由的缺失。他們生命中許多重要的門，因為貧窮而被一一關上。而我們不要忘記，關上這些門的，不是市場，而是國家，是國家在支持一種私有產權至上並以武力維持的制度。市場自由主義者卻告訴我們，對不起，這已經是各種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因為我們必須無條件捍衛私有產權。他們遂無法理解席捲全球的「我們都是99%」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人的憤怒和絕望，遂繼續活在自己編織的世界，並自我感覺良好。
或許有人會說，這都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那麼，我們就需要問，今天中國的農民、工人、失業者、老弱傷殘者，他們在生活中承受的壓迫和不公，包括過長的工作時間和過低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子女教育困難，醫療保障缺乏，居住環境困窘，日益商品化的社會關係，以及經濟自由的不平等，這些都和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無關？退一步，即使無關，那麼出路是否就是將中國變為更赤裸的市場社會，而不是在完善市場體制的同時，要求政府承擔更多責任，並以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式來分配社會資源？更重要的是，如果這就是自由主義的立場，那麼對於無數受壓迫的人來說，這樣的主義有何道德吸引力？如果自由主義所許諾的，只是個機會不均，貧富懸殊，階級對立，弱無所顧老無所養，人們活得沒有安全感沒有尊嚴的社會，那麼沒有人會願意成為自由主義者。
最後，市場自由主義者或會問，即使你所說都有道理，難道我們因此要全盤放棄私有財產制？不是。而是我們首先要問，私有產權為何如此重要？王建勛先生說得好，私有產權最終的目的，是「讓每個人都有獨立、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既然這樣，我們應該問下去：怎樣的產權制度，怎樣的資源分配，才能夠保證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從而活出獨立自由豐盛的人生？這是自由主義的關心所在，而市場資本主義不是它的答案。
註：出國旅行的例子，借用自Adam Swift,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y,2001),
p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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