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媒體把焦點放在郎朗與李雲迪的國籍上，認為他們的成就，是華人能於西方藝術世界中吐氣揚眉的莫大光榮，我看大可不必；至於兩位「鋼琴王子」互視對方為假想敵，更是無謂。
■李雲迪簽約EMI，在2010年出版專輯易名YUNDI，其演奏亦如去掉姓氏般顯得無根。
原因之一，是郎李兩位，只能依賴演奏炫技作品為主，內裏卻空洞無物。當然，黃金時期的大師亦有炫技之時，但他們炫技之餘亦展露出藝術上的涵養，如Cziffra的舒曼，連Cortot也嘆服；Richter彈奏的巴赫，淡樸韻味令人難以忘懷。可是李雲迪只予人機械之感，郎朗則浮誇低俗。正如我不覺得成龍電影在荷李活賣座便是華人的榮耀，若幾位中國鋼琴家只能讓世界覺得他們「十指發達、頭腦簡單」，也不是值得慶賀之事。況且，單就技巧而言，郎李也僅算平穩，讀者試在YouTube上找Berezovsky、Pletnev、Horowitz、Arrau等彈奏的Islamey，比較郎朗的演出，便可體會郎朗的技巧屬於甚麼層次。
其次，欣賞音樂，只就演奏本身的品味及境界評價已足，毋須替演奏者加上民族感情分。本文上篇談到的Gilels及Richter，於第一屆柴可夫斯基大賽任評判之列，雖然蘇聯舉辦比賽的原意，是於冷戰期間向世界宣示其文化上的輝煌成就，但他們卻力排眾議，把首獎屬意表現最出色的美國鋼琴家Van Cliburn，此即不以民族情緒凌駕藝術之例。我們的着眼點，應是考慮李雲迪的蕭邦，是否有其獨特之處能成一家之言，不是單看「首位華人奪得蕭邦大賽冠軍」這名頭，便立刻歡呼拍掌，許為大師。李雲迪能於2000年第十四屆蕭邦大賽中奪魁，而此冠軍寶座已懸空15年之久，其成就不容抹煞。但他令人惋惜的，正是十多年來仍停留在「比賽得獎者」的階段而沒令人看到音樂造詣上的成長。能晉身大型國際比賽而得名次，猶似博士畢業。但博士畢業生距離大學者的學養，還是很遙遠。李雲迪近年來的表現，卻是與大師的境地越來越遠。
以參賽的水平而言，李雲迪當年的演奏雖嫌拘謹生硬，但終究讓人感覺到每個音符都經過悉心打磨，細膩的表現已算不過不失。其後由DG推出的兩張唱片，基本以蕭邦及李斯特比賽的參賽曲目為主，也能保持「比賽冠軍」的演出水準，但當中亦充斥着不少李雲迪的局限：其演奏，一如台下面接受訪問的他，給人木訥、呆板、沒趣的感覺，笑容牽強、神經繃緊；其技巧，缺乏順手拈來的從容自然，斧鑿痕迹甚深，聽得出是靠一股狠勁練回來的，與上面所舉名家演奏Islamey那種游刃有餘的天賦技巧，不可同日而語。有限的天資，稍欠勤練即容易走樣。而他近年不少演奏，即使淺易如蕭邦的夜曲或圓舞曲，也錯音連連。樂評家周光蓁便曾對這樣漫不經心及大量錯音的演奏，直接向李提出疑問，他的回答竟是「……我覺得現場演出可以多一點的表現……不用顧忌。當時你有這個心情，你可以把它open一點，why not？」如果當年蕭邦大賽，李雲迪也敢這般「open」，不要說取得名次，就連華沙也不用去了。堂堂蕭邦大賽冠軍「手下」的蕭邦可以是這個模樣，就只能以欺場來形容，而李的樂迷也只有希望他能建立視觀眾如比賽評判的尊重。郎朗在這方面的表現顯然較佳，不論任何場合都令人覺得他盡情投入。
同樣是蕭邦大賽出身的Pollini、Zimerman、Argerich等，得獎後都韜光養晦、潛心深造，始晉身大師之列。但李雲迪獲獎後，雖說仍有繼續修學，演奏卻一直走下坡，他的舒曼欠缺想像力，李斯特沒有神采，史卡拉第也呆滯平板。簽約EMI後，李雲迪易名Yundi，他的演奏亦一如去掉姓氏之舉顯得無根。去年出版他2010年北京的現場錄音，竟然八成曲目來自10年前的蕭邦比賽，給人感覺疏於拓展演奏曲目之餘，詮釋深度卻未見寸進。近日推出的貝多芬專輯，李氏在發佈會上的介紹，硬把貝多芬與蕭邦拉在一起，說「這兩位作曲家彷彿是硬幣的兩面……貝多芬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他展現了與蕭邦很不一樣的德國式浪漫風格，而這也是我要傳遞給聽者的」。如果這番說話是甚麼笨公關為他「度身訂做」的台詞，也情有可原，但如果這就是他對唱片中三首貝多芬奏鳴曲的理解，便太令人失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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