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9日 星期三
安娜 - 多多人 小小趣
紙上聲色 2015年7月29日
在藝術中心和朋友看完《嬉戲時光》(Playtime, 1967)後，我問他喜歡上次agnès' choice選映的《我的舅舅》(Mon Oncle, 1958)還是今次這一部。朋友說，在這兩部連續的積大地作品中，他覺得《我》片較好；這部片相比之下沒那麼散亂，而且也可愛一點。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我》片整體上稍勝一籌，不過細想之下，兩部電影其實各有厲害，都是可一不可再的傑作。或許這樣說，我喜愛並且擁抱《我》片，而《嬉》片則叫我敬佩鼓掌。
《嬉》片的複雜性、場面規模、野心都比《我》片來得要大；《嬉》片豈止是從前作的水平上跨前一步，敢情是拚命的來個三級跳。《我》片講胡洛先生與外甥一家的趣事，主要場景不離他居住的舊社區、妹夫一屋充滿高科技設備的摩登住所、妹夫管理的膠喉工廠；電影不乏群戲，但頂多也是十個人左右(如外甥父母在假日請鄰居到花園用下午茶那場重頭戲)。但到了《嬉》片，大地則為電影專門搭建了許多繁複得嚇壞人的場景，包括機場、辦公大廈、博覽會會場、兩層四伙新式寓所、高級餐廳、快餐店與便利店二合一的雜貨店、超級市場。這些場景不是隨便模擬一下現實環境，而是全都按照大地的特定考量(如何配合場面調度、如何呈現視覺上的諧趣、如何準確地利用建築和色彩上的布置) 來製造；任意在《嬉》片揀一個段落，也馬上能看到這方面的驚人心思。
滿布妙趣
《嬉》片另一個大膽的地方，就是它將故事情節減到極少；胡諾先生、美國旅客Barbara、企業經理Mr.Giffard在戲中反覆出現，但嚴格來說他們都不是這部戲的主角——也不要說電影沒有怎麼刻劃他們的角色，他們甚至連對白也少得可以。《我》片尚有明確的故事可循，但去到《嬉》片，電影已變成了一幅又一幅不需依賴情節串連的城市浮世繪。
看《嬉》片的其中一個樂趣，就是觀眾時常要一眼關七的留意着畫面的不同角落去找重點。電影的構圖經常都是一個大遠景，前中後景各有不同層次，給線條不規則地割開的幾個空間可能都有不同事情在發生，畫面上一個不起眼的小道具或一個輕巧的小動作可能就是引人發笑的關鍵。例如電影開首有一段講胡洛先生在大廈裏四處尋找Mr.Giffard，在一個靜止的俯拍長鏡頭裏，我們見到多個鐵框子般的四方辦公間，胡洛先生與Mr.Giffard則在這些秩序井然的鐵框子之間的小阡陌上，不起眼地左穿右插。
我們會留意到畫面左上方胡洛先生在Mr.Giffard的辦公間外等待，但冷不防Mr.Giffard竟用另一邊胡洛先生看不見的門遠走了。又例如電影另一處用一個大遠景從窗外同時拍幾戶人在家中的情形，他們各忙各的，但當他們打開電視時，每戶的電視都播着相同的節目。這些可以令人會心微笑的妙趣，戲中角色不會知道，只有站在一個宏觀角度時，才能注意得到，才會有喜劇效果。
《嬉》片人來人往，大小汽車各國遊客在花都街頭輪流轉，每個畫面所包含的資訊都是你不能一眼盡覽；這個世界繁忙、喧鬧、甚至可能將要不可收拾地亂作一團——我們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不也是這樣嗎？但在大地精密的設計下，混亂與電腦繁蕪之中自有一套規則章法，弄得七手八腳的餐廳與四方人物雲集的街角裏，也能教人意外地閃出一朵朵散發幽默芳香的小花。
在藝術中心和朋友看完《嬉戲時光》(Playtime, 1967)後，我問他喜歡上次agnès' choice選映的《我的舅舅》(Mon Oncle, 1958)還是今次這一部。朋友說，在這兩部連續的積大地作品中，他覺得《我》片較好；這部片相比之下沒那麼散亂，而且也可愛一點。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我》片整體上稍勝一籌，不過細想之下，兩部電影其實各有厲害，都是可一不可再的傑作。或許這樣說，我喜愛並且擁抱《我》片，而《嬉》片則叫我敬佩鼓掌。
《嬉》片的複雜性、場面規模、野心都比《我》片來得要大；《嬉》片豈止是從前作的水平上跨前一步，敢情是拚命的來個三級跳。《我》片講胡洛先生與外甥一家的趣事，主要場景不離他居住的舊社區、妹夫一屋充滿高科技設備的摩登住所、妹夫管理的膠喉工廠；電影不乏群戲，但頂多也是十個人左右(如外甥父母在假日請鄰居到花園用下午茶那場重頭戲)。但到了《嬉》片，大地則為電影專門搭建了許多繁複得嚇壞人的場景，包括機場、辦公大廈、博覽會會場、兩層四伙新式寓所、高級餐廳、快餐店與便利店二合一的雜貨店、超級市場。這些場景不是隨便模擬一下現實環境，而是全都按照大地的特定考量(如何配合場面調度、如何呈現視覺上的諧趣、如何準確地利用建築和色彩上的布置) 來製造；任意在《嬉》片揀一個段落，也馬上能看到這方面的驚人心思。
滿布妙趣
《嬉》片另一個大膽的地方，就是它將故事情節減到極少；胡諾先生、美國旅客Barbara、企業經理Mr.Giffard在戲中反覆出現，但嚴格來說他們都不是這部戲的主角——也不要說電影沒有怎麼刻劃他們的角色，他們甚至連對白也少得可以。《我》片尚有明確的故事可循，但去到《嬉》片，電影已變成了一幅又一幅不需依賴情節串連的城市浮世繪。
看《嬉》片的其中一個樂趣，就是觀眾時常要一眼關七的留意着畫面的不同角落去找重點。電影的構圖經常都是一個大遠景，前中後景各有不同層次，給線條不規則地割開的幾個空間可能都有不同事情在發生，畫面上一個不起眼的小道具或一個輕巧的小動作可能就是引人發笑的關鍵。例如電影開首有一段講胡洛先生在大廈裏四處尋找Mr.Giffard，在一個靜止的俯拍長鏡頭裏，我們見到多個鐵框子般的四方辦公間，胡洛先生與Mr.Giffard則在這些秩序井然的鐵框子之間的小阡陌上，不起眼地左穿右插。
我們會留意到畫面左上方胡洛先生在Mr.Giffard的辦公間外等待，但冷不防Mr.Giffard竟用另一邊胡洛先生看不見的門遠走了。又例如電影另一處用一個大遠景從窗外同時拍幾戶人在家中的情形，他們各忙各的，但當他們打開電視時，每戶的電視都播着相同的節目。這些可以令人會心微笑的妙趣，戲中角色不會知道，只有站在一個宏觀角度時，才能注意得到，才會有喜劇效果。
《嬉》片人來人往，大小汽車各國遊客在花都街頭輪流轉，每個畫面所包含的資訊都是你不能一眼盡覽；這個世界繁忙、喧鬧、甚至可能將要不可收拾地亂作一團——我們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不也是這樣嗎？但在大地精密的設計下，混亂與電腦繁蕪之中自有一套規則章法，弄得七手八腳的餐廳與四方人物雲集的街角裏，也能教人意外地閃出一朵朵散發幽默芳香的小花。
李怡 - 「等埋首副」摧毀精英管治的搖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7月29日
劉江華接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後第一天上班，被記者問及在分配資源時會否偏袒任何政黨，他說會按政府既定的程序及機制辦事。這是香港特首高官近年在被質疑有政治偏袒時的例牌答案。
事實上，在特首梁振英公開談話中，早已敵我分明地說要踢走反對派了，在這情況下，很難有人相信曾是民建聯悍將的劉江華，會在民政事務的資源分配上，不偏袒建制派。因此，程序和機制，實際上都需要人去運作，而甚麼人去做，就決定了程序和機制產生的結果。
培養管治精英的搖籃
過去香港的成功因素，除了自由和法治之外，最受稱道的就是文官制度，也就是精英管理。九七前，香港許多成功商人雖不熱心民主政治，但都認同自由、法治和精英管理是香港得以持續繁榮的不可缺要素。文官制度來自英國傳統。孫中山建立民國後，在1923年到香港大學演講，說他當年從家鄉來香港求學，看到香港的良好管治，因而想到對「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者，厥為改變政府……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香港文官制度的優點，一是決策過程完善，二是辦事效率快捷準確，三是行事都有法例或指引作依據，個人隨意性減至最低，四是文官只重行政，不涉政治，而高官所作之政治決定，也會保持一貫性和說理性，五是處事依據法例，批出任何工程與合約，完全從效益出發，沒有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或地域主義的框框束縛，六是有高薪、清廉、服務市民的傳統。
文官制度重程序、機制，但架構是由精英組成的。而香港大學就是製造和培養管治精英的搖籃。大部份港府AO都出身港大。儘管近年在大學排名榜上有時落在科大或中大之後，但百年港大的歷史承擔，仍是香港最重要的學術品牌。港大校友和學生也一直承擔着這種歷史使命感。港大的校政自主與合理管理，對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也是維護這百年學府的基石。港大這種傳統，也擴散至其後建起的各大專院校，而獨立、自由、守法、講效率等精神，更擴散到工商界及全社會。不過份地說，香港百多年的良好管治，香港的繁榮穩定，自由與創新，能夠生生不息，跟港大的存在是分不開的。
因此，以「等埋首副」這樣荒誕的理由拖延港大副校長的任命，關涉的絕不僅僅是陳文敏一個人的事，甚至也不僅僅是香港大學的事，而是全香港人要不要守護百年良好管治傳統的大事。
摧毀於一個可笑藉口
自梁振英上台以來，不斷以政治干預新聞自由，以人事任命去改變各諮詢架構和大學校委會的中立和專業運作。不要說港大校委會按機制辦事，這機制早被安插了梁粉，包括據稱會接任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不要說沒有政治干預，早就有左報狠批對陳文敏的任命，梁振英及校委會的梁粉不過是奉中共港共之命炮製一個拖延理由，但毫無想像力炮製出來的「等埋首副」理由也太荒謬可笑了。更恐怖的是，這些人心中只有中共港共的強權，完全不把日常主持校政的校長放在眼內，肆意踐踏校政自主。
但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從來都是政治蠢人的所為。「等埋首副」風暴，不但引起港大同學和廣大校友的反對，而且連偏向建制的人士也加入抗議群體。原先抗議者的要求，只是盡快完成對副校長的任命，現在因應時勢提出了更多要求，包括要改變特首當校監的慣例或者規定他的校監只限於禮儀性質；包括要求校委會的組成，須有學生、教職員、校友的參與，而不能任由特首任命；更具體是要求在校委會排除李國章。港大同學，其他大專院校學生，越來越多人參與的港大校友和社會人士，包括許多親建制人士，會掀起新抗議浪潮，目的是要守護百年港大的基業，守護校政自主和非政治的行政，因為這也正是香港文官制度的重要依循。守護港大就是守護香港，因為港大這個香港精英政治的搖籃，正被摧毀於一個可笑的、被人人看穿的藉口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劉江華接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後第一天上班，被記者問及在分配資源時會否偏袒任何政黨，他說會按政府既定的程序及機制辦事。這是香港特首高官近年在被質疑有政治偏袒時的例牌答案。
事實上，在特首梁振英公開談話中，早已敵我分明地說要踢走反對派了，在這情況下，很難有人相信曾是民建聯悍將的劉江華，會在民政事務的資源分配上，不偏袒建制派。因此，程序和機制，實際上都需要人去運作，而甚麼人去做，就決定了程序和機制產生的結果。
培養管治精英的搖籃
過去香港的成功因素，除了自由和法治之外，最受稱道的就是文官制度，也就是精英管理。九七前，香港許多成功商人雖不熱心民主政治，但都認同自由、法治和精英管理是香港得以持續繁榮的不可缺要素。文官制度來自英國傳統。孫中山建立民國後，在1923年到香港大學演講，說他當年從家鄉來香港求學，看到香港的良好管治，因而想到對「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者，厥為改變政府……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
香港文官制度的優點，一是決策過程完善，二是辦事效率快捷準確，三是行事都有法例或指引作依據，個人隨意性減至最低，四是文官只重行政，不涉政治，而高官所作之政治決定，也會保持一貫性和說理性，五是處事依據法例，批出任何工程與合約，完全從效益出發，沒有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或地域主義的框框束縛，六是有高薪、清廉、服務市民的傳統。
文官制度重程序、機制，但架構是由精英組成的。而香港大學就是製造和培養管治精英的搖籃。大部份港府AO都出身港大。儘管近年在大學排名榜上有時落在科大或中大之後，但百年港大的歷史承擔，仍是香港最重要的學術品牌。港大校友和學生也一直承擔着這種歷史使命感。港大的校政自主與合理管理，對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也是維護這百年學府的基石。港大這種傳統，也擴散至其後建起的各大專院校，而獨立、自由、守法、講效率等精神，更擴散到工商界及全社會。不過份地說，香港百多年的良好管治，香港的繁榮穩定，自由與創新，能夠生生不息，跟港大的存在是分不開的。
因此，以「等埋首副」這樣荒誕的理由拖延港大副校長的任命，關涉的絕不僅僅是陳文敏一個人的事，甚至也不僅僅是香港大學的事，而是全香港人要不要守護百年良好管治傳統的大事。
摧毀於一個可笑藉口
自梁振英上台以來，不斷以政治干預新聞自由，以人事任命去改變各諮詢架構和大學校委會的中立和專業運作。不要說港大校委會按機制辦事，這機制早被安插了梁粉，包括據稱會接任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不要說沒有政治干預，早就有左報狠批對陳文敏的任命，梁振英及校委會的梁粉不過是奉中共港共之命炮製一個拖延理由，但毫無想像力炮製出來的「等埋首副」理由也太荒謬可笑了。更恐怖的是，這些人心中只有中共港共的強權，完全不把日常主持校政的校長放在眼內，肆意踐踏校政自主。
但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從來都是政治蠢人的所為。「等埋首副」風暴，不但引起港大同學和廣大校友的反對，而且連偏向建制的人士也加入抗議群體。原先抗議者的要求，只是盡快完成對副校長的任命，現在因應時勢提出了更多要求，包括要改變特首當校監的慣例或者規定他的校監只限於禮儀性質；包括要求校委會的組成，須有學生、教職員、校友的參與，而不能任由特首任命；更具體是要求在校委會排除李國章。港大同學，其他大專院校學生，越來越多人參與的港大校友和社會人士，包括許多親建制人士，會掀起新抗議浪潮，目的是要守護百年港大的基業，守護校政自主和非政治的行政，因為這也正是香港文官制度的重要依循。守護港大就是守護香港，因為港大這個香港精英政治的搖籃，正被摧毀於一個可笑的、被人人看穿的藉口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7月28日 星期二
王慧麟 - 扭曲人性的官僚作風
2015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社會學家韋伯以「官僚」（bureaucracy）來形容政府官員的處事習性，其本意是指現代政府之人員或機構的管理特徵，但是，隨着時代發展，「官僚」已變成負面的形容詞，意指官員處理按章辦事、缺乏效率、只講程序而缺乏彈性等。
本來現代社會分工細緻，為達至更高的效率，公共政策應該細化以確保不易出錯，減少酌情的因素。但是，這種官僚習性，卻令不少政策愈來愈荒謬，不可思議的社會現象，愈來愈多。
在鉛喉事件中，不少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喉管、焊料、工程質量等問題。上周的最新發展，就是政府有意訂明，日後工程不能以焊接方式接駁喉管。不過，有業界人士分析，鉛水事件的背後，是政府工程追求「價低者得」的惡果。早有建築界人士提過，如此政策導致公共工程的質量出現問題，例如學校的改善工程，明知中標公司提交的物料質素惡劣，工程質量馬虎，也得勉強接受。
社會犬儒風氣能怪誰？
鉛禍事件甫起，輿論矛頭指向不合格的喉管、焊料以至預製組件的質量等，其背後的假設，就是政府工程盲目追求價低，承建商要賺錢唯有偷工減料。諷刺的是，現在投標政府工程的公司，早已習慣以暴力式劈價來搶標，中標之後就用盡不同理由，逼政府追加撥款。我們不禁會問，為什麼各間公司都不老老實實地以真確的價錢投標呢？這種劣質的投標文化，查實已成為業界日常。多年以來，儘管有不少工程界人士提出改革之議，官員有聽進去麼？
在早前小學女生墮樓事件中，死因庭法官狠批學校各級職員，集體說謊。不少網民批評「老師」毫無常識，枉為師表。不過，現在要當小學老師，大抵需要學位資格，其知識及見識一定比普通家長高得多。為什麼這些正常人進入了學校體制之後，卻被扭曲成為一個「講大話當食生菜」，以至置死人於不顧的「老師」呢？
有教育界人士提過，現在教育當局管束中小學，相當嚴厲。學校領導動輒得咎，像小學生墮樓死人事件，定必是頭號大事，領導層怕日後教育當局追究責任而方寸大亂，處事自然畏首畏尾。另外，教育當局素來以放大鏡態度「睇實」學校，一不達標，殺校的寶劍就在頭上。對小學校長來說，學生墮樓是負面消息，學校領導怕此事影響學校及老師形象，影響家長觀感，影響招生，於是就會用盡方法，不讓傳媒知悉以免事情被「扭曲」，以免影響校譽。結果，悲劇就是這樣發生了。
我們不可能把社會上所有怪事，都歸咎官僚主義。在社會上，確實有真誠可靠的工程師，恪守專業，不讓劣質公共工程遺禍人間，也有好的校長據理力爭，做好本分。只是，單靠個人能力就能抵擋官僚主義嗎？近期的事件說明，你我都是凡人，面對官僚怪獸，大抵只會失語，待有大事發生後，大家頓作事後孔明，紛紛跳出來在臉書指指點點一番。社會風氣犬儒至此，能怪誰呢？
【明報專訊】社會學家韋伯以「官僚」（bureaucracy）來形容政府官員的處事習性，其本意是指現代政府之人員或機構的管理特徵，但是，隨着時代發展，「官僚」已變成負面的形容詞，意指官員處理按章辦事、缺乏效率、只講程序而缺乏彈性等。
本來現代社會分工細緻，為達至更高的效率，公共政策應該細化以確保不易出錯，減少酌情的因素。但是，這種官僚習性，卻令不少政策愈來愈荒謬，不可思議的社會現象，愈來愈多。
在鉛喉事件中，不少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喉管、焊料、工程質量等問題。上周的最新發展，就是政府有意訂明，日後工程不能以焊接方式接駁喉管。不過，有業界人士分析，鉛水事件的背後，是政府工程追求「價低者得」的惡果。早有建築界人士提過，如此政策導致公共工程的質量出現問題，例如學校的改善工程，明知中標公司提交的物料質素惡劣，工程質量馬虎，也得勉強接受。
社會犬儒風氣能怪誰？
鉛禍事件甫起，輿論矛頭指向不合格的喉管、焊料以至預製組件的質量等，其背後的假設，就是政府工程盲目追求價低，承建商要賺錢唯有偷工減料。諷刺的是，現在投標政府工程的公司，早已習慣以暴力式劈價來搶標，中標之後就用盡不同理由，逼政府追加撥款。我們不禁會問，為什麼各間公司都不老老實實地以真確的價錢投標呢？這種劣質的投標文化，查實已成為業界日常。多年以來，儘管有不少工程界人士提出改革之議，官員有聽進去麼？
在早前小學女生墮樓事件中，死因庭法官狠批學校各級職員，集體說謊。不少網民批評「老師」毫無常識，枉為師表。不過，現在要當小學老師，大抵需要學位資格，其知識及見識一定比普通家長高得多。為什麼這些正常人進入了學校體制之後，卻被扭曲成為一個「講大話當食生菜」，以至置死人於不顧的「老師」呢？
有教育界人士提過，現在教育當局管束中小學，相當嚴厲。學校領導動輒得咎，像小學生墮樓死人事件，定必是頭號大事，領導層怕日後教育當局追究責任而方寸大亂，處事自然畏首畏尾。另外，教育當局素來以放大鏡態度「睇實」學校，一不達標，殺校的寶劍就在頭上。對小學校長來說，學生墮樓是負面消息，學校領導怕此事影響學校及老師形象，影響家長觀感，影響招生，於是就會用盡方法，不讓傳媒知悉以免事情被「扭曲」，以免影響校譽。結果，悲劇就是這樣發生了。
我們不可能把社會上所有怪事，都歸咎官僚主義。在社會上，確實有真誠可靠的工程師，恪守專業，不讓劣質公共工程遺禍人間，也有好的校長據理力爭，做好本分。只是，單靠個人能力就能抵擋官僚主義嗎？近期的事件說明，你我都是凡人，面對官僚怪獸，大抵只會失語，待有大事發生後，大家頓作事後孔明，紛紛跳出來在臉書指指點點一番。社會風氣犬儒至此，能怪誰呢？
林忌評論：從毒奶粉到毒鉛水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2015年7月27日
三鹿毒奶粉案關自2008年至今7年了，然而到今日為止，
這種不安全產品的風氣，懷疑論者常對所有中國生產的物品，
當鉛水風暴開始爆發之時，特區政府把所有問題，
事情的真相，就是無論是承建商、承辦商以至所用的水喉或組件，
一旦失去信心，市民就會對所有政府說的話都不相信；
三鹿毒奶粉案關自2008年至今7年了，然而到今日為止，
這種不安全產品的風氣，懷疑論者常對所有中國生產的物品，
當鉛水風暴開始爆發之時，特區政府把所有問題，
事情的真相，就是無論是承建商、承辦商以至所用的水喉或組件，
一旦失去信心，市民就會對所有政府說的話都不相信；
2015年7月27日 星期一
劉進圖 - 權謀鬥爭取代循規管治
2015年7月27日
【明報專訊】2015年6月30日那天，香港大學的校務委員會作了一個令公眾嘩然的決定，拖延了半年的副校長（人事）的任命被再度擱置，不成理由的理由是，要等待尚在尋覓的首席副校長給意見。這個決定背後，是連串的權謀鬥爭，粉碎了港大的循規管治。
校委會原本以等待捐款風波最後報告為理由，遲遲不肯處理副校長（人事）一職的任命，到了最後報告出台，這個拖延的理由消失了，由馬斐森校長和錢大康首席副校長（即將出任浸大校長）領導的物色委員會，向校委會提出任命建議，希望在6月底的會議上落實任命填補空缺，這建議令親建制的校委陷入兩難境地。
親建制校委不願投票支持建議，因為物色委員會推薦的是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中聯辦和特區政府好些高層人士對港大法律學院恨之入骨，認為陳文敏包庇戴耀廷策動佔領中環運動，強烈反對陳文敏升任副校長。可是，親建制校委不敢投票否決任命建議，因為物色委員會是經過嚴謹的公開招聘及遴選程序，考慮了所有相關因素（包括捐款風波報告），才作出任命建議，校委會若沒有充足合理的良好理由予以否決，很容易在司法覆核下敗訴，像特區政府拒發電視牌照予王維基那樣，被法院裁定為違法決定。
親建制校委一計不成 又生另一計
為了消除訴訟風險，以李國章、梁智鴻為首的親建制校委絞盡腦汁，想出了一條計策，就是委託一位重量級中間人游說陳文敏，希望陳文敏同意收到任命通知後馬上請辭，換取校委會按慣常程序接納物色委員會的建議，以保存雙方顏面云云。其實，經歷了半年的無理拖延，又被左派報章大肆攻擊，陳文敏確實有點心灰意冷，覺得就算任命通過也未必能一展抱負，不時會萌生退意，但親建制校委的建議等於叫他串謀造假，良心上過不了關，於是一口拒絕了建議。
親建制校委們見一計不成，又生另一計，就是打拉布戰。校委會會議舉行當天早上，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在一個私人會所進早餐，桌上放了一份校委名單，他神色凝重地在名單上做記號，好些身兼全國政協委員或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的校委輪流出現，與梁智鴻討論箍票形勢，中聯辦和特區政府高層據說都有人參與箍票。當確定可以得到大多數會出席會議的校委支持後，梁智鴻便向馬斐森校長領導的港大高級管理層發動攻勢，在開會前片刻通知馬斐森，因應部分校委要求，需要押後人事副校長任命建議一事的討論，直至接替錢大康當首席副校長的人選誕生，因為人事副校長直屬首席副校長云云。
港大校長任命不了副手 可算奇聞
馬斐森沒有料到，物色委員會完全遵照規章制度程序完成了工作報告，報告正式列入了校委會議程，居然可以不作討論不予表決，他在校委會會議上發言大力反對押後討論，但校委會內親建制校委以12票贊成對6票反對，輕鬆地推翻了馬斐森的意見，變相把這位洋校長架空了，港大校長連一個副手也任命不了，這在港大的百年歷史上可算一則奇聞。
有平素擺出開明姿態爭取校友支持的校委事後對人說，他投票贊成押後，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啊，若即時表決，任命被否決的機會極大，現在任命建議至少還未死亡，等下去仍有一線機會。不過，有支持任命的校委指出，今年底再有一批校委到期更換，政府和校委會主席手握委任大權，唯建制之命是從的校委人數只會有增無減，等下去倒不如盡早了斷。
支持任命的校委擔心，親建制校委要求等候新首席副校長到任，是釜底抽薪之計，只要新的首席副校長在校委會施壓下同意兼理人事副校長職務，校委會便大條道理取消人事副校長一職，屆時便不用討論物色委員會的建議，這就不用擔心否決建議會遭到司法覆核。
港大校委會的「等候首席副校」決定公布後，在一個私人飯局上，有一位大學校長感慨地說，連港大校長也被架空了，香港的學術自主還有什麼保障？
【明報專訊】2015年6月30日那天，香港大學的校務委員會作了一個令公眾嘩然的決定，拖延了半年的副校長（人事）的任命被再度擱置，不成理由的理由是，要等待尚在尋覓的首席副校長給意見。這個決定背後，是連串的權謀鬥爭，粉碎了港大的循規管治。
校委會原本以等待捐款風波最後報告為理由，遲遲不肯處理副校長（人事）一職的任命，到了最後報告出台，這個拖延的理由消失了，由馬斐森校長和錢大康首席副校長（即將出任浸大校長）領導的物色委員會，向校委會提出任命建議，希望在6月底的會議上落實任命填補空缺，這建議令親建制的校委陷入兩難境地。
親建制校委不願投票支持建議，因為物色委員會推薦的是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中聯辦和特區政府好些高層人士對港大法律學院恨之入骨，認為陳文敏包庇戴耀廷策動佔領中環運動，強烈反對陳文敏升任副校長。可是，親建制校委不敢投票否決任命建議，因為物色委員會是經過嚴謹的公開招聘及遴選程序，考慮了所有相關因素（包括捐款風波報告），才作出任命建議，校委會若沒有充足合理的良好理由予以否決，很容易在司法覆核下敗訴，像特區政府拒發電視牌照予王維基那樣，被法院裁定為違法決定。
親建制校委一計不成 又生另一計
為了消除訴訟風險，以李國章、梁智鴻為首的親建制校委絞盡腦汁，想出了一條計策，就是委託一位重量級中間人游說陳文敏，希望陳文敏同意收到任命通知後馬上請辭，換取校委會按慣常程序接納物色委員會的建議，以保存雙方顏面云云。其實，經歷了半年的無理拖延，又被左派報章大肆攻擊，陳文敏確實有點心灰意冷，覺得就算任命通過也未必能一展抱負，不時會萌生退意，但親建制校委的建議等於叫他串謀造假，良心上過不了關，於是一口拒絕了建議。
親建制校委們見一計不成，又生另一計，就是打拉布戰。校委會會議舉行當天早上，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在一個私人會所進早餐，桌上放了一份校委名單，他神色凝重地在名單上做記號，好些身兼全國政協委員或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的校委輪流出現，與梁智鴻討論箍票形勢，中聯辦和特區政府高層據說都有人參與箍票。當確定可以得到大多數會出席會議的校委支持後，梁智鴻便向馬斐森校長領導的港大高級管理層發動攻勢，在開會前片刻通知馬斐森，因應部分校委要求，需要押後人事副校長任命建議一事的討論，直至接替錢大康當首席副校長的人選誕生，因為人事副校長直屬首席副校長云云。
港大校長任命不了副手 可算奇聞
馬斐森沒有料到，物色委員會完全遵照規章制度程序完成了工作報告，報告正式列入了校委會議程，居然可以不作討論不予表決，他在校委會會議上發言大力反對押後討論，但校委會內親建制校委以12票贊成對6票反對，輕鬆地推翻了馬斐森的意見，變相把這位洋校長架空了，港大校長連一個副手也任命不了，這在港大的百年歷史上可算一則奇聞。
有平素擺出開明姿態爭取校友支持的校委事後對人說，他投票贊成押後，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啊，若即時表決，任命被否決的機會極大，現在任命建議至少還未死亡，等下去仍有一線機會。不過，有支持任命的校委指出，今年底再有一批校委到期更換，政府和校委會主席手握委任大權，唯建制之命是從的校委人數只會有增無減，等下去倒不如盡早了斷。
支持任命的校委擔心，親建制校委要求等候新首席副校長到任，是釜底抽薪之計，只要新的首席副校長在校委會施壓下同意兼理人事副校長職務，校委會便大條道理取消人事副校長一職，屆時便不用討論物色委員會的建議，這就不用擔心否決建議會遭到司法覆核。
港大校委會的「等候首席副校」決定公布後，在一個私人飯局上，有一位大學校長感慨地說，連港大校長也被架空了，香港的學術自主還有什麼保障？
2015年7月26日 星期日
論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評台 2015 年7月24日
作者：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何俊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碩士)
【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自由主義者無法應對這些事件。他們很可能對獨立民族理應以他們屬意的方式自我管治的想法予以體恤；但又對某些刺耳、有時甚至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形式有所卻步。當他們被要求去解決由人口混合或當兩個民族對同一片土地宣示主權時所衍生的實務問題，他們只能舉手投降……某些問題可能真的沒有解決方法；但另一些卻能通過審慎地反思民族的本質及其主張的合法性而達致站得住腳的結論。」
—《論民族性》作者David Miller
《論民族性》是學者David Miller於1975年撰寫的經典著作，但上文所引述的一段討論，卻準確地預測了40年後香港的爭論—自從2012年以來，有關香港的本土主義的倡議如雨後春筍，也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辯論；誠如David Miller的預言，「本土主義」2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論者」3的批判，並由此引發了連場「本土vs.左翼」的論戰。
本文嘗試介入近年「本土vs.左翼」的爭論，回應「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些質疑，並建構一種以「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為中心的本土論述。本文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建構香港「自治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政治（港英時代的「在地管治」傳統）和憲制法律角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論證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二、提出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的「邊界控制」，並批判「左翼論者」在討論大陸新移民及社會福利問題時，完全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三、批判「左翼論者」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踐，錯誤地理解成無所限制，更加不恰當地將「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視為二元對立。
四、指出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些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的盲點，並討論「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對香港移民政策的啟示。
……閱讀全文
歸根究柢，「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根本誤解，在於他們不明白本土派其實不是排外（即一般意義的外來者）、而是排中（即天朝中國），也看不到北京就是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構成的最大威脅。
正如學者黃國鉅指出，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本土主義」，是香港人面對天朝中國步步進逼下發出的最後吼聲，只為守護我城彌足珍貴的「自治共同體」地位。
作者：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何俊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碩士)
【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自由主義者無法應對這些事件。他們很可能對獨立民族理應以他們屬意的方式自我管治的想法予以體恤；但又對某些刺耳、有時甚至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形式有所卻步。當他們被要求去解決由人口混合或當兩個民族對同一片土地宣示主權時所衍生的實務問題，他們只能舉手投降……某些問題可能真的沒有解決方法；但另一些卻能通過審慎地反思民族的本質及其主張的合法性而達致站得住腳的結論。」
—《論民族性》作者David Miller
《論民族性》是學者David Miller於1975年撰寫的經典著作，但上文所引述的一段討論，卻準確地預測了40年後香港的爭論—自從2012年以來，有關香港的本土主義的倡議如雨後春筍，也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辯論；誠如David Miller的預言，「本土主義」2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論者」3的批判，並由此引發了連場「本土vs.左翼」的論戰。
本文嘗試介入近年「本土vs.左翼」的爭論，回應「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些質疑，並建構一種以「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為中心的本土論述。本文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建構香港「自治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政治（港英時代的「在地管治」傳統）和憲制法律角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論證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二、提出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的「邊界控制」，並批判「左翼論者」在討論大陸新移民及社會福利問題時，完全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三、批判「左翼論者」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踐，錯誤地理解成無所限制，更加不恰當地將「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視為二元對立。
四、指出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些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的盲點，並討論「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對香港移民政策的啟示。
……閱讀全文
歸根究柢，「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根本誤解，在於他們不明白本土派其實不是排外（即一般意義的外來者）、而是排中（即天朝中國），也看不到北京就是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構成的最大威脅。
正如學者黃國鉅指出，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本土主義」，是香港人面對天朝中國步步進逼下發出的最後吼聲，只為守護我城彌足珍貴的「自治共同體」地位。
吳叡人 - 高貴的鬱躁─《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推薦
評台 2015年7月16日
1.
徐承恩這部《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的完成，終於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領域填補了一塊關鍵的空白─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歷史敘事，也象徵了香港民族主義思想結構的初步成形。 陳雲以雄辯的《香港城邦論》（2011）1率先發難，引古今城邦自治傳統與華夷變態之論建構香港主體，掀起本土浪潮，抵擋強國入侵。繼之則有港大《學苑》的青年志士們在《香港民族論》（2014）2 以社會科學之「民族」理念為香港主體命名、賦權，並以民族之名重申港人自決權利，直接挑戰香港政治想像的邊界，以及強國對「民族」話語之壟斷。2015年，安靜內斂的香港市民徐承恩獨力完成了一部香港人的「民族的傳記」（Benedict Anderson語），為新興的香港民族認同提供了歷史縱深與情感正當性，使習於流離、不善記憶的香港人開始有了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知道了自己過去從何處而來，未來應往何處而去，這將使他們惶惑的心獲得安頓，受傷的感情獲得療癒，使他們獲得鼓舞，有了更多的勇氣，決定要在這個美麗的城邦土地上，穩穩地，深深地生根、茁壯。短短四年之內，《城邦論》、《民族論》和《鬱躁的城邦》先後問世，說明了這波香港民族主義浪潮同時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意識與思想的革命運動。如今這三部作品勢將鼎足而三，相互對話詰問，共同創造當代香港政治本土主義的思想磁場，誘導著來日更多元、複雜乃至激進的論述的出現。
許漢榮 - 你有理想，就別要計較──從一位教師自殺想起
又有一位教師同工自殺。
一個人要以結束生命來逃離現世人生，背後的原因固然很複雜，但誰也不能否定，與他的工作沒關係。
報載那位同工，喜歡讀書、成績也好，是三所大學的碩士畢業生，視教育工作為自己的志向，教學表現也曾獲讚揚。可惜的是，入行以來卻未能成功進入編制，在教育界浮浮沉沉，近兩年更一直未能找到教席，情緒的困擾可想而知。
坊間常常有種看法，說找不到教席，可以嘗試轉行，再等待機會不遲。說這種話的人，肯定是對香港教育行業的運作沒有了解。也錯誤地把政府的政策失誤，怪罪在教師身上。
教育跟社會上其他行業不一樣，本質上不是一個「搵錢」的行業。教育要照顧的，是整個社會的兒童及年青人，政府的資源投放是不能迴避的。香港政府對待教育，常以為引入「市場」機制、「商業」運作原則，便一定可以做到「成本效益」。事實上，政府眾多政策範疇，教育是其中一個不能以「成本效益」來看的政策範疇。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他們的個性、出身、能力都不一樣，在接受教育的過程裡，會發展出不同的可能性，但偏偏教育制度卻為他們劃了一條線作為基準，政府的教育政策便以這一條線來作為衡量「成本效益」的標準。這種無視人與人之間差別的思維，放在教育上，是注定會出問題的。
但在政府的宣傳下，社會不會了解問題所在。
那位自殺的同工，就是這種扭曲政策下的犧牲者。近十年，政府大量提供現金津貼給學校「靈活運用」，但大部分校長都會用來聘請人手，協助學校推行各種計劃，一時間，學校職位名目叢生：合約教師、教學助理、計劃助理、計劃主任、副教師、導師、統籌教師……不一而足。
這些巧立名目的學校職位，不少的工作性質其實跟普通教師分別不大，但是在薪酬福利、退休保障、升遷機會等等各方面，明顯相差十萬八千里，毫無保障可言。但弔詭的是，那些職位的入職者，往往卻是經政府檢定的合格教師，更多是初畢業的年青教師。由於政府寧願給錢給學校，也不願意開編制內的教席，結果新入職的教師，只能無奈接受剝削、接受朝不保夕的威脅。
有很多人會說：各行各業也是合約制，為什麼教師要有特殊待遇？有必要說明一下，教育界的「合約制」是什麼的一回事：合約教師「制度」的問題，是在於續約與否，不一定看老師的教學表現、教學質素。但大家別忽略一點，其他行業續約與否，當與業績、表現掛勾，汰弱留強。但香港教育界，續約與否，看的是政府政策，即使老師做得好，只要進不了編制，老師還是要隨時失業。
又有人會說，身為老師，作育英才，就別太計較待遇，否則何以為學生榜樣？社會上有一群人，邏輯很奇怪，只要你為了理想，就不要太計較收入。所以你做教師，不斷為學生付出就好，不要計較；你要做藝術家，不斷去創作就好，不要計較。我要反問的是，為什麼有理想、願意付出的，就必然要犧牲？現在教師爭取的，並不是額外的東西，而只是本來應該有的東西。如果身為老師，面對不公與剝削也不挺身而出，我們還有何資格教導學生公義？
教育工作是人的工作，教師團隊的不穩定，會一點一滴影響教育質素，這種影響不會一朝一夕立時可見，但當影響已經可被看見之時，破壞已經不能逆轉，社會將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在破壞尚未成形之時，政府可有勇氣，防患於未燃呢？
作者網誌：http://hwhui.net
作者專頁：http://www.facebook.com/huihwrite
蘇賡哲 - 廣東抗日與中共
中共高調慶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全國各地都有相應活動。像深圳圖書館就舉辦了「抗日戰爭在廣東」，我早就讀過廣東人民出版社的《廣東抗戰史研究》和一些相關資料，知道他們所拿得出來的史實，絕對不可能把自己打扮成「抗日中流砥柱」。 地方上奉中央命令寫作和舉辦活動的人即使是巧婦，本來是無米之炊，硬要做成一桌盛宴，這只可以說是共產黨那碗飯真不容易吃了。
粵語有一句老話叫「講來講去三幅被」，中共抗日的被就是三幅被，不可能發掘出甚麼新材料。例如廣東開平的抗戰攝影記者沙飛，被新華社介紹為「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個提出攝影武器論的人」，「他和他的戰友們創造了中國攝影史乃至世界攝影史上最光輝的業績。他被後人稱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的先驅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中國攝影史上劃時代的人物」。
吹得這麼厲害，但我相信我們這些「後人」中，大多不知道中國有如此一號猛人。原因在於照中共所公布，沙飛在抗戰期間的工作崗位上，可以具體說得出和戰爭有關係的，仍然只是「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就是這麼多了。這兩次戰鬥都被作了個「大」字，其實只是抗戰時期很多真正大戰中的小插曲，要憑這兩次戰鬥就自稱中流砥柱，難怪當年的連長郝柏村怎樣都吞不下這口氣。
中共在廣東的抗日活動，因為平型關和百團大戰都不在廣東，連三幅被都很難湊合，於是搔破頭皮之際，只好說他們的游擊隊「抗擊著華南地區百分之六十的日軍，牽制了大量敵人」，「華南抗日縱隊先後抗擊了日軍二十一軍、三十八、四十、五十七、一零四等四個師團，兩個獨立旅團，以及日軍警備隊共八萬人和廣東綏靖軍及其他雜牌偽軍五萬多人。對日偽軍作戰共二千餘次，共擊斃傷日偽軍一萬五千人。」
所謂「抗擊」和「牽制」，全是一種「語言偽術」，只有擊斃傷日偽軍一萬五千人比較具體。但以中共吹了數十年的平型關大捷而論，他們也只夠膽說擊斃日軍一千人。廣東游擊隊擊斃傷一萬五千人，肯定水分極高，不過他們可以說，一萬五千人包括日軍和偽軍。我們只好當他偽軍死傷得特別多。
不過，通過中共廣東抗日史的敘述，可以證明他們確實有「假抗日，真擴張」的做法。共軍能在日本投降後短短三年，就把國民政府政權趕到台灣去，是因為他們借抗日為名壯大自己的結果。他們自稱：在國民黨清共時期，廣東共產黨組織和人民武裝受到嚴重打擊。但他們借抗日建立了華南抗日游擊隊，「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又得到恢復和發展。黨在華南地區有了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這不僅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為人民解放事業的發展和解放戰爭奠定了武裝鬥爭的基礎。」 >事實是在接著而來的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的華南抗日游擊隊搖身一變，變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兩廣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等，這些變化出來的縱隊，在他們的文獻中是「為新中國的成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所以，毛澤東在1949年執掌政權後，再三公開向到訪的日本人稱謝說，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新中國。他尊重事實，而且懂得感恩。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政治冷感問系列：梁家傑的成長
星期日生活
2015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在近年興起的新政黨中，公民黨是個富有爭議性的傳奇。
由2003年「四十五條關注組」起家，2006年組黨，年底參加特首選舉，迎合香港社會對專業人士的好感，民意一路狂飈。
2010年，一場五區公投，公民黨和本地著名造反派成為同路人，讓熱愛和平的香港人直皺眉頭。下一年，由公民黨律師受理的兩單司法覆核官司（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直接挑戰香港人的價值底線。這支年輕的政黨領教到民意的另一面，在選舉中遭遇創黨以來最慘重的滑鐵盧。
至今，公民黨在政府眼中難以合作，在大陸眼中無法溝通，在民眾眼中癡人說夢——短短五年到達這步田地，發生什麼事？
梁家傑經歷了這戲劇性轉變的整個過程。看起來似乎愈來愈激進的他，原來是愈來愈成熟。
「死硬派」之名
問：公民黨與中央的關係，怎會惡劣至今天這樣？
答：近來很多報道說公民黨「死硬派」，不願意溝通，並不確實。當年，我做大律師公會副主席，中國準備加入世貿，香港的律師都想把握這個機會。梁愛詩為我們搭路，由我去接觸司法部、外經貿部，還有北京和上海的律師協會，最高峰時，一年上去八次。記得2005年，喬曉陽來香港，還在台上問：「家傑來了沒有？」
我的故事就是，一個中央一直認為可以溝通，而且積極找我溝通的人，突然變成一個「死硬派」、抗中亂港、不准選特首的人，吳康民前些天在《明報》罵我「大漢奸、走狗、媚日」，完全是斷章取義，只因為我說梁振英「媚共」。
所以你說「溝通」這回事，真是很難。中共要的溝通，是要你放下是非之心，放棄拒絕指鹿為馬的尊嚴，如果你還想獨立思考，自己判斷，在他看來就是不能溝通。如果是這種溝通，我溝了未必通，通了又有什麼用呢？這哪裏是溝通，分明是招降嘛。
我曾經是一個中共希望統戰的對象，據我理解，「統戰」就是「團結次要敵人，去打擊主要敵人」，幾時你是主要敵人，或者次要敵人，無所謂，大家互借東風而已。如果我可以憑藉次要敵人的身分，去做一些為香港好的事，只要不用放下是非之心，我何樂而不為？
所以說，公民黨一直是擁抱溝通的，願意被「統戰」，但是我們要保留自己的思想，僅此而已。
問：和政府的關係又怎樣？公民黨在政策方面是否不懂行？像高鐵錦上路那個建議，被政府的官嘲笑了很久。
答：在政策研究方面，我們確實可以做得再好些。可是我們既沒有那麼多錢，也沒有那麼多人，不及政府擁有資源，掌握資料。若論專業，我想，公民黨在各政黨之中，涵蓋各領域的專家是最多的。政府嫌我們白癡，卻並不和我們擺數據、講道理。
高鐵那個議案我有參與，如今發展了六年，我們當年提出的最主要兩個論點，一是不需要將隧道挖到西九，只要挖到錦上路站，用配套的鐵路網絡將人送到錦上路，那不就能節省三百億的隧道工程費用嗎？事實上現在超支的正是這項。我開玩笑說，他賴完地軟賴地硬，都是為了挖那個隧道。我們的第二個論點，是一地兩檢。當時我們從法律和憲制的角度看，認為「一地兩檢」不可行，如果一地兩檢做不到，高鐵能有多高速？
當年我們被政府嘲笑的兩個論點，如今都已驗證。現在你看錦上路那個站，特別闊大，完全有潛力作為一個中樞。退一步說，如果當年政府有數據和資料，顯得我們無知，為什麼討論的時候不能說呢？為什麼要硬推那個項目呢？
特區政府回歸後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像共產黨一樣，不是找一些有公信力的人去承受批評，也不嘗試說服批評者，如果你能說服一個批評者接受你的部分意見，那麼，這個批評者說一句話，對於公衆的效果是比政府自己說十句話還要好的。但是特區政府並沒有這種氣度和胸襟。
現在的情况是，如果要晉身政府的諮詢架構或法定組織，首先要「跪低」，不能有異於政府的思考，即使有，也要關起門解決它。但是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資訊流通、民智較高、公民社會活躍的地方，是不應該這樣的呀。何必羞於在公衆眼前辯論呢？
問：明知道香港人排外，為何還要打外傭居港權案？
答：李志喜當時受聘打官司，大律師有個「cab-rank rule」，就像的士車司機一樣，輪到你不可以拒載，行規是不能推案。即使是外傭，也有權就一個法律觀點去法庭釐清。這種涉及公權、司法覆核的案，全港出名的御用大律師或者資深大律師，只有五個左右，李志喜是其一。當時接近區議會選舉，被葉劉鑽了空子，說我們支持外傭居港權。當然我們一開始沒有說清楚，所以才被誤會。
港珠澳大橋一案，後來我們才搞清楚，那個阿婆是我們新界西支部一位地區發展者的義工。我們黨的黃鶴銘律師受理這單案件，當然是法援署轉介的。如果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或許就是寧可不要接這單案件吧。
（當年民主黨在越南船民一事上，黨內有機制豁免李柱銘和黨的立場不一致，你們為什麼不這麼做？）是嗎？這個還要再研究一下。
當年創黨，我們訂立了執政黨的目標，就是因為如果永遠以反對黨的心態來行事，可以很不負責任。不用你做，當然可以什麼都反對。以執政黨的思維行事，就是會思考，換了是自己會怎麼做呢？所以這些年，至少在梁振英之前，我們跟政府的關係不算太差。
公民黨做過的事
問：公民黨的地區工作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答：當然有許多地方需要檢討。不過你說我「離地」，已算客氣。當年，余若薇參加補選，我去街上幫她派單張，報紙說我是「木乃伊」。大律師的生涯其實很單一，許多年就是法庭、寫字樓、法院圖書館、家，四點一線。你叫我站在街上去派單張，而且對方可能不要，甚至吐口水再扔給你，開始真是不習慣。
我想，如果你2000年的時候和我說話，我不會像今天這樣。現在我可以和慈雲山、秀茂坪的街坊，在街市門口、在波地、在大快活、在地鐵上攀談，不是像在法庭上作陳詞那樣講話。
說個親身經歷。初當選時，我在辦事處有免費法律諮詢，現在已經辦到街上去。有個女人帶着她十歲八歲左右的女兒來做法律諮詢，一坐下就哭，說：「梁議員，我老公剛剛因為工地意外死了，我懷疑是醫生醫死他的。」如果是以前，我會建議她保留證據，申請禁制令不准醫院摧毁排班表之類，但那並不能處理她當時的需要。這是一個學習過程，我要想，如果我是這個女人，最需要這位梁議員幫我什麽呢？我應該首先問她：「你有沒有做事？」如果沒有，我要先幫她申請社會福利署的緊急救助金，這才是解決她的燃眉之急。
現在我們黨那些年輕的地區工作者，就像我當年一樣，所以我常和他們講我的經歷，如果你想用公權力服務大衆，要設法了解他的需要、他的切膚之痛，這樣才能真正服務他。
搞蛇齋餅糭，我們鬥不過人，只能用知識。政黨都在公司註冊處有登記，每年要出核數報告，你看民建聯在公司註冊處的那盤數，去年是過億的，我們那盤數，什麼都算進去，一年也就六七百萬。你怎麼和人鬥？
公民黨現在的做法，是幫公民社會充權，所謂「empowerment」。例如最近在麗港城，有發展商想在38座外面起一座牙籤式的酒店，居民反對，因為覺得會影響視野，令附近品流複雜之類。那已經是個比較中產的人群。何謂「助人自助」呢？就是我會跟我們的地區發展者去現場，向居民解釋城規程序，城規會的思路，居民有什麼論點可以切入，在哪個日期前要提出陳情，遞申請。他們不知道這些程序，我們就去告訴他們。他切身的權利受到損害，只要教給他辦法，他就會自己去做。原來麗港城臥虎藏龍，有工程師，又有城規學生，他們很積極的參與維權。
問：從選特首到五區公投，公民黨為什麼好像總在做一些沒用的事？
答：我想，從政者應如君子一般，敏於行而訥於言。尤其是政治，要看結果。但何謂「有用」呢？我參選特首，要的結果不是入禮賓府，而是徹底改變香港人對於選特首的想像。現在，還有人能夠接受選特首不用辯論嗎？還有人能接受選特首可以無政綱嗎？我相信，如果沒有2007年那兩場三小時的電視辯論直播，我們的政治生態不會和今天一樣。
同樣道理，五區公投表面上看起來只有幾十萬人投票，之後大家去放假，似乎玩完就散。但實際上，它確實為民主運動增添了新血。這些新血促成之後的雨傘運動，而雨傘運動這種夢的追求，是會繼續的。你說理性、溫和——我不知道什麼是「溫和」，好像梁振英定義「拉布」是六個鐘頭審議兩項議案，如果審三項是否就不算「拉布」？政治要講結果，當年毛澤東如果不是告訴人們「你跟我就有地耕種」，他不會成功。
我們曾經嚮往的「理性、溫和」，在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中，爭取了什麼回來呢？除了一些動聽的話，我看不到任何結果。就像當年，喬曉陽叫我「家傑」，我回叫他「曉陽」，那又怎麼樣呢？
從政十一年，我相信行動，從行動產生的結果和效果，去判斷那個人、或者那個政黨能不能成事。如果只是嘴上說說，那是沒有用的。好像你訪問過馮檢基，你知道他在深水埗是很厲害的，好像梁耀忠在葵涌，也是一樣。爆屎渠他第一個衝出來，這就是行動力。他的行動能夠達致他要的效果，選民就會支持他。
問：你怎麼看今年的七一遊行，在一場政改之後，人數卻少到有史以來排第三？
答：很好理解：遊行已經不是一種有效的訴求方式。我見梁振英時，對他說：「特首，如果你因為這次遊行人數少而沾沾自喜，你開心得太早，而且誤判形勢。當幾十萬香港人溫和、理性、有罪地出來抗議，中央都充耳不聞，香港人就會覺得，這樣抗議的意義不大。如果有一天他們忍無可忍扔汽油彈，你怎麼辦？你應該為今年的人數少感到憂心。」
我們由03年開始，遊行了十幾年，每次那麼多人出來，換來的卻是「610」的白皮書，「831」的人大決定，將我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想像一筆勾銷，之後幾十萬人出來爭取真普選，又是沒人理，那怎麼辦？等咯。等到有人想出什麼有用的辦法，這種累積已久的未籌之志是會爆發的。
問：你對本土派怎麼看？
答：如果中央繼續背信棄義，本土派就會愈來愈有市場。我也是本土的，但不是「熱血」那一類，我認為「一國兩制」回歸原意，以香港本位來推動政策，就是對香港人利益最大的本土精神。
「531」上深圳見幾位主任，我最後一個發言，我說：「我們來之前，有本土派抗議，說見也沒用，叫我們別來自取其辱，三位主任的發言，實是印證他們的預言。」王光亞懂英文，我說，這不是「self-fulfilling
prophecy」嗎？李飛主任說「袋一世」，王主任生動演繹何謂「篩選」：「不給他入閘、入閘不給他當選、當選不給他任命」，張曉明主任竟然配合梁振英，叫我們「票債票償」——關你__（停頓半秒）事咩？你們三個人的講話合在一起，正好支持那些港獨。
我當時就是這麼說的，他們當然沒有回答我，放到以前，可能已經把我推出午門斬首。你想想看，梁振英答問大會之前，哪有人知道什麼「香港民族論」？十個有九個半香港人沒聽過那本書，他才是港獨的幕後推手。
泛民可以做的事
問：政改之後，泛民主派還有什麼可為？
答：這次否決政改，我們打了漂亮仗，由始至終都很團結。當然你也可以說，是因為方案太差，即使放下尊嚴也啃不下。但即使這樣，這年半以來，泛民的團結有目共睹，愈接近表決，愈是團結。我認為這是我們日後繼續合作的基礎。
曾經的舊事，重提並沒有意義，那些留待退休寫回憶錄吧。我們目前要面對的是，2016年的選舉，到時候你有什麼新的論述去拜票？憑什麼請求選民再給你四年機會，讓你繼續控制那關鍵三分一的議席？
世代更替要在這期間完成，不是一黨一派之力可以做到。很簡單，你逐個黨去問，有多少第二梯隊的人站出來可以接班，而又受到支持者擁戴？一黨不能獨立，2016之後，你要繼續和公民社會裏那些議政、論政，甚至參政的力量互動，如果你和他們說的話不同，思路又不一樣，怎麼行呢？所以我認為世代更替、政黨年輕化是一定要做的。
幾個黨的一線人物需要坐在一起討論，一起解決這個問題。大家把自己黨內有能力接班的人拿出來數，如何安排他們參選，爭取最多的議席。同時，整理出一套配合2016選舉的論述，能夠以香港人最大利益為依歸，以此去拜票，也令我們的第二代看清前路。我認為這是泛民主派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政黨年輕化，也有助於我們放下以前的包袱。上一代的恩怨，到下一代接班，曾經的「牙齒印」就會自動消失。在我卸任飯盒會召集人之前，我會整理出這些議題，希望大家能夠開誠布公的談一次，建立一個合作機制。我說過，泛民只有合作的必要，沒有分裂的本錢。
問：但是泛民「非主流」的性質本身，就決定了它的難以團結。
答：一群有個性的人，可以因為一個共同的使命而團結起來做一件事。過去十個月，我們交了27票出來，還加上梁家騮醫生一票。所以說，問題是你要做什麼，如何理解當時當刻的任務，以及選民對你的期許。
我不是阿Q精神，但我覺得梁振英是有貢獻的。他將「香港要瞬間大陸化」這件事赤裸裸地呈現出來，把粗暴蠻橫的手段展現給你看，讓你對此不再有任何懸念。
無論出於什麼誘因，歷史使命也好，功利地爭取選票也好，在這樣一個時空下，民主派各政黨會認同化零為整是必要的，即使並不是一個大黨，也會在關鍵時刻作出聯合統一的表態，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操作，我相信可以做到。
底線和原則
問：你覺得公民黨的選民基礎是什麼？
答：是那些仍然相信可以用道理來說服人的人。（如果選民不相信講道理呢？）那也沒辦法，我有我的政治品味，要堅持我所相信的事。我本是因為廿三條而從政，一路走來是為爭取民主。我不能因為黃洋達現在有市場而變成黃洋達。這十幾年我改變了很多，但是並沒有犧牲我的底線和原則，以及從政的品味。我學會變通，和不同的人溝通，改變的只是說話方式，不是價值觀。
問：2016年還會出選立法會議員嗎？
答：我準備讓路給年輕人。說年輕人沒經驗，這是「雞和雞蛋」的問題，你不讓他做，他怎會有經驗？只要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你將他放在一個位置上，他必然會迎向那個位置所面對的挑戰。我曾經也是一個新人。
問：你怎麼看湯家驊的退黨？
答：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如今最大的分歧是，他依然堅持是要和中共建立互信，但中共並沒有讓我們其他人也看到，建立互信的可能。
■問：王雅雋 寫過感情專欄，做過飲食記者，從不關心政治，偶然當一回民主小學生，看看香港政治熱廚房，常出什麼菜式。
■答：梁家傑議員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政治冷感問系列：本應是個建制派
【明報專訊】梁家傑說，如果不是廿三條，他本應是個建制派。
他告訴我一樁被他自己形容為「震撼」的經歷。1987年12月的一天，御用大律師鄧國楨（現在終審法院的四位常任法官之一）打電話給他，說：「Alan，我準備競選大律師公會主席，想邀請你加入我的執委會。」
當時的梁家傑，掛牌執業才三年，欣然應邀。翌年一月，鄧國楨順利當選，在第一次執委會的會議上，梁家傑驀然發現，坐在自己身邊的，是唐明治。
他說：「我才發現大律師公會的執委會原來這麼『建制』，我們都叫律政司『titularhead』，一個象徵的阿頭。你想想看，一個入行不到三年的人，坐在當時殖民地政府第三把交椅的旁邊，是不是很震撼？」
想做孫中山的同志
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梁家傑回憶起這段經歷，時間地點人物，歷歷在目。1998年，他成為回歸後獲晉升的第一名資深大律師 ，2001年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如果在這條路上平平穩穩地走下去，應該會加入建制。
2003年，一個廿三條，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迹。他意識到香港的法制多麼脆弱。幾個志同道合的法律人，成立「四十五條關注組」，他是其中一員。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他們組黨、參選特首、反高鐵、搞五區公投、支持佔中，乃至反對政改。大家想，這幫律師是不是瘋了。
梁家傑說：「人們總是問我，怎麼律師做得好好的，跑去當議員？議員做得好好的，為何去選特首，打一場必敗的仗？公民黨為什麼愈來愈激進，竟然跟社民連成為同路人？」
他的回答是：如果沒有民主和自由，空談什麼法治呢？他只不過是在按照這件事的邏輯，判斷當時當刻最需要做的事。
他從政的信條是「敏於行而訥於言」。一個大律師，按捺住搶白的衝動，將理想付諸行動，並且注重行動的效果。那些看似充滿無力感的行動，原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精神播種。歷史永遠是一環扣一環的，他犧牲律師事業的黃金十二年，成為香港民主化進程的其中一環，雖然並沒有什麼成就感，但是毫不後悔，與有榮焉。
他甚至有些情懷：「別說我肉麻，我真想做孫中山的同志。個人雖然無法選擇他出生的時空，但在我看來，實現『一國兩制』，將沿襲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角色。如果這場民主運動的成功中有我，該是多麼榮幸的事。」
香港人的專業精神
民主運動會否成功，難以預見。但梁家傑曾經嚮往的那個建制，是確確實實地回不去了。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建制，在他眼中是一群奇怪的人。
「一個人不是因為獲得行業肯定，受邀入建制，而是因為政治正確招入建制，再去了解他的行業。」他不客氣地說：「這就是為什麼如今的建制派總是出洋相。」
採訪梁家傑是件樂事，他妙語連珠而為人厚道。我沒感覺到他的傲慢，反而深受啓發。香港精神的本質，如果還沒死去，大概就是專業精神吧？崇尚專業，自尊自愛，公平競爭，對行家不出惡言。君不見中環那些醫生大廈，密集律師樓？而一個有專業精神的人，即使換一行做，出於對行業的敬意，會虛心學習成為一個懂行的人，乃至定義行業標準。
「懂行」，是香港人的共同語言。我們的特首，第一個不懂行，第二個沒做好那份工，第三個是行業恥辱，希望第四個（如果還有第四個），不要毀滅自己那一行。「特首」這一行沒有了，「特別行政區」也就完蛋了。至於我們的泛民主派各政黨，如果再不為自己掙出一個真正的行業來，也很快就要全軍覆沒。
想深一層，我們的香港，如果不再對「民主、法治、自由」懷有夢想，放棄努力，那麼，香港人和大陸人還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系列由梁國雄開始，由梁家傑結束，是一件奇妙的事。他們二人深刻不同，卻在做同一件事。我想起梁國雄說「群眾運動的武裝」，用梁家傑的話說，就是香港人對民主有個夢。那個夢愈清晰，愈能有效防止我們被大陸化。
在可見的未來，香港人將會對還要不要繼續奮鬥下去作出選擇。那些天生無法政治正確的人，比如我，如果想要在香港繼續政治不正確地活下去，恐怕必須稍微奮鬥一下。
文 王雅雋
圖 李紹昌
愛家姐妹 - 言傳身教的國情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內地維權律師浦志強的辯詞集《我辯護》出版，我去了兩次書展都撲空，第一次時工作人員說「還未運來」，第二次時則說「已經賣完」，實在是緣慳一面。
相信香港傳媒的中國組記者，或是關心中國新聞的讀者，都不會對浦志強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他是當年八九民運絕食的參與者之一，他有一個「8963」（你沒看錯，是63，不是64）字尾的電話號碼，每次撥打都彷彿是作個提醒。
收錄譚作人艾未未案辯詞
《我辯護》一書中收錄了多宗曾經轟動一時的熱點案件的辯護詞和相關文章，包括北京藝術家艾未未的發課稅案，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因網上發帖被捕的村官任建宇與方洪案等等。值得留意的是，這些辯護詞當時只是遞交給法院、或是後來曾經公布在互聯網上，最終被法庭採納、因而改變了審判結果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如果是不熟內地國情的香港讀者，讀起《我辯護》來可能會有些吃力，但對內地讀者來講應該毫不費勁，甚至會覺得非常過癮，彷彿透過紙張聽到他激昂的聲線，感受到他澎湃的情緒。事關浦志強或者曾經是個「文藝青年」，即使辯護詞也引經據典，時而排比時而反問，文采斐然，從古代的詩詞，到近代的魯迅，以至毛澤東語錄都為他所用。有時更是指桑罵槐，例如任建宇案是2012年10月10日開庭，浦志強在辯護詞中說，「這一天是武昌起義紀念日，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的國慶。民國先賢一定想不通，『創立民國』百年後，不僅『平均地權』沒實現，連『振興中華』也成了敏感詞！時耶？命耶？撫今追昔，不勝唏噓」。
滿是古人詩詞語錄
所以，對香港讀者來講，《我辯護》是一本很好的國情教育參考書。從字裏行間中，彷彿又回到中央政法委前書記周永康控制下的四川，或是回到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和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在任時的重慶。然後你定一定神，發現周、薄、王都已身陷囹圄，譚作人已刑滿獲釋，但浦志強卻在牢獄中，無邊的黑暗還沒有過去，面前只是另一片黑暗，不禁令人思考，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中國？
特別要提到的是，讀這本書，不要只看「大案」的部分，一些看似不是政治敏感的案件，其實也意味深長。例如因為注射違規美容材料「奧美定」（PAAG）而控告深圳富華醫院的張慧琴女士，與書中其他案件的原告如譚作人、艾未未相比，只屬無名小輩，她也確實只是一個普通深圳市民，因為愛美注射奧美定豐顳，取出時手術失敗留下終身後遺症。
也為小人物辯護發聲
我曾經訪問過張慧琴，她還記得律師浦志強，她接連形容他「很好很好，是個很好很好的人，很好很好的律師」，當時教她要保存病歷資料、拍照取證等等。張慧琴因為長期維權，不被家人理解，女兒即將高考也無法照顧，丈夫又與她分居多時。「大人物」被捕較易引發外界關注，但一個普通女子到了人生的艱難關頭，誰來幫她？浦志強此時出手，免費為她辯護，令她一直感激至今。這種幫忙，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沒有什麼，但對於某個人的生命卻是意義重大。
面對內地的政治高壓環境，很多人會覺得無力，好像自己一點也幫不到手，而且情况還愈來愈差。浦志強的官司輸多贏少，而且面對的是來勢洶洶的國家機器，但他於2013年10月到香港大學出席研討會時，仍然相當樂觀，說「我覺得中國的事情一定會好轉」。即使當局做法屢次超過法律限度，他認為「與其說是為了表達這個政權的強大，不如說暴露了這個政權的虛弱」。
「只能幸福地艱難維權」
書末是浦志強好友、同為著名律師的斯偉江的一篇文章。斯偉江信奉基督教，每次去教堂都為浦志強這個「受難者」祈禱，並認為當局對浦志強的羈押是上帝對他的磨練。但浦志強寫了一篇題為〈艱難的公民維權〉的文章，改寫了《國際歌》中一句歌詞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靠不住神仙皇帝，要維護人類的幸福看來只能靠我們自己，於是乎只能幸福地艱難維權」。
這裏的「幸福」當然是反語，但大概正是因為相信「從來沒有救世主」，對付壞人不能只靠「等天收」，所以浦志強才一直自己扮演着「大俠」，「大俠」不總是贏，有時也會輸，但是他不會放棄。他是當代中國殘酷現實的一個縮影，也是黑暗中的一團燈火，讀過他的辯護詞，你或者能鼓起勇氣，再去挑戰下一片黑暗。
文 愛家姐妹
編輯 屈曉彤
【明報專訊】內地維權律師浦志強的辯詞集《我辯護》出版，我去了兩次書展都撲空，第一次時工作人員說「還未運來」，第二次時則說「已經賣完」，實在是緣慳一面。
相信香港傳媒的中國組記者，或是關心中國新聞的讀者，都不會對浦志強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他是當年八九民運絕食的參與者之一，他有一個「8963」（你沒看錯，是63，不是64）字尾的電話號碼，每次撥打都彷彿是作個提醒。
收錄譚作人艾未未案辯詞
《我辯護》一書中收錄了多宗曾經轟動一時的熱點案件的辯護詞和相關文章，包括北京藝術家艾未未的發課稅案，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因網上發帖被捕的村官任建宇與方洪案等等。值得留意的是，這些辯護詞當時只是遞交給法院、或是後來曾經公布在互聯網上，最終被法庭採納、因而改變了審判結果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如果是不熟內地國情的香港讀者，讀起《我辯護》來可能會有些吃力，但對內地讀者來講應該毫不費勁，甚至會覺得非常過癮，彷彿透過紙張聽到他激昂的聲線，感受到他澎湃的情緒。事關浦志強或者曾經是個「文藝青年」，即使辯護詞也引經據典，時而排比時而反問，文采斐然，從古代的詩詞，到近代的魯迅，以至毛澤東語錄都為他所用。有時更是指桑罵槐，例如任建宇案是2012年10月10日開庭，浦志強在辯護詞中說，「這一天是武昌起義紀念日，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的國慶。民國先賢一定想不通，『創立民國』百年後，不僅『平均地權』沒實現，連『振興中華』也成了敏感詞！時耶？命耶？撫今追昔，不勝唏噓」。
滿是古人詩詞語錄
所以，對香港讀者來講，《我辯護》是一本很好的國情教育參考書。從字裏行間中，彷彿又回到中央政法委前書記周永康控制下的四川，或是回到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和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在任時的重慶。然後你定一定神，發現周、薄、王都已身陷囹圄，譚作人已刑滿獲釋，但浦志強卻在牢獄中，無邊的黑暗還沒有過去，面前只是另一片黑暗，不禁令人思考，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中國？
特別要提到的是，讀這本書，不要只看「大案」的部分，一些看似不是政治敏感的案件，其實也意味深長。例如因為注射違規美容材料「奧美定」（PAAG）而控告深圳富華醫院的張慧琴女士，與書中其他案件的原告如譚作人、艾未未相比，只屬無名小輩，她也確實只是一個普通深圳市民，因為愛美注射奧美定豐顳，取出時手術失敗留下終身後遺症。
也為小人物辯護發聲
我曾經訪問過張慧琴，她還記得律師浦志強，她接連形容他「很好很好，是個很好很好的人，很好很好的律師」，當時教她要保存病歷資料、拍照取證等等。張慧琴因為長期維權，不被家人理解，女兒即將高考也無法照顧，丈夫又與她分居多時。「大人物」被捕較易引發外界關注，但一個普通女子到了人生的艱難關頭，誰來幫她？浦志強此時出手，免費為她辯護，令她一直感激至今。這種幫忙，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沒有什麼，但對於某個人的生命卻是意義重大。
面對內地的政治高壓環境，很多人會覺得無力，好像自己一點也幫不到手，而且情况還愈來愈差。浦志強的官司輸多贏少，而且面對的是來勢洶洶的國家機器，但他於2013年10月到香港大學出席研討會時，仍然相當樂觀，說「我覺得中國的事情一定會好轉」。即使當局做法屢次超過法律限度，他認為「與其說是為了表達這個政權的強大，不如說暴露了這個政權的虛弱」。
「只能幸福地艱難維權」
書末是浦志強好友、同為著名律師的斯偉江的一篇文章。斯偉江信奉基督教，每次去教堂都為浦志強這個「受難者」祈禱，並認為當局對浦志強的羈押是上帝對他的磨練。但浦志強寫了一篇題為〈艱難的公民維權〉的文章，改寫了《國際歌》中一句歌詞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靠不住神仙皇帝，要維護人類的幸福看來只能靠我們自己，於是乎只能幸福地艱難維權」。
這裏的「幸福」當然是反語，但大概正是因為相信「從來沒有救世主」，對付壞人不能只靠「等天收」，所以浦志強才一直自己扮演着「大俠」，「大俠」不總是贏，有時也會輸，但是他不會放棄。他是當代中國殘酷現實的一個縮影，也是黑暗中的一團燈火，讀過他的辯護詞，你或者能鼓起勇氣，再去挑戰下一片黑暗。
文 愛家姐妹
編輯 屈曉彤
庫斯克 - 說謊是成為大人的開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寧願永遠不用寫這一篇稿。
2013年基真小學學生墮樓案，事隔一年半之後，因為死因庭聆訊再次成了公眾注意焦點。
連日來傳媒報道相關人士如何作供，彷彿在看推理小說《所羅門的偽證》一樣，不同的是，現實比小說更離奇，如果不是荒謬的話。
這段日子，從報章及新聞報道看相關人等的供詞，感覺不寒而慄。投身教育多年，要代入他們的角色去想像他們說話的動機不難，正正因為如此，所以更加感覺不寒而慄——為了某些原因，原來可以去得那麼盡。
一年半前的一個早上，一名小學生在上課前的時間倒卧在學校操場，校方聯絡聖約翰救傷隊而不是直接報警。聖約翰救傷隊比消防處救護站離學校遠得多，而且較不適合處理嚴重受傷個案，這一點在事發之後令校方備受批評。
死因庭開審，理應還原事發經過，尋找真相。不過這場聆訊，有如一場現形記，把事情當中最恐怖的地方活生生地展示給七百萬人看──最恐怖的不是事發經過，而是供詞本身。
一名學生倒卧在操場上，傳媒訪問目擊的學生說當時地上有鮮血，從常理判斷，那是極之嚴重的情况。可是為什麼校方會致電聖約翰救傷隊而不是報警？
根據供詞，當時是學校的環保及健康統籌員到校務處叫校工打電話召救護車。校工的說法是當時校務處的告示上只有一個召喚救護車電話號碼，而她不知道那是聖約翰救傷隊的號碼。至於為什麼沒有報警，校工說前兩任校長指不應打999報警，因為怕被傳媒知道。在庭上校方的解釋是那指引已過期，最新的指引中的電話號碼是消防處的。
如學生處於險境 學校應立即報警
上述的情况，相信教育界的朋友會明白發生什麼事，因為中小學對於報警是十分小心的，非到緊急關頭不會隨便報警，如果有學生受傷的話，一般會致電救護站召喚救護車。教育局的《學校危機處理》指引說，「如學生處於險境，學校應立即報警求助或召喚救護車」，至於什麼時候報警、什麼時候召喚救護車，則由校方判斷。
在這事件裏面，如果校工說法屬實，那代表校方對於教育局「召喚救護車」的理解是包括聖約翰救傷隊救護車？他們或許認為那已經足夠應付？如果說這是梅菲定律（可以錯的都會出錯），似乎有點事後孔明和涼薄。不過相信校方設計告示的時候也沒有想過這應急程序要用的時候方知道有問題。或許在兵荒馬亂之際，涉事人員條件反射想到的就是要召喚救護車，而不是致電999。
事後孔明地看，我們或許會認為報警是必然選擇。就當最初的時候兵荒馬亂，他們想不到要報警，但當有急救資格的副校長看到女童的情况的時候，不可能不知道她已經命危。當時她是如何判斷情况的？
死因庭的重要性，是讓不同的證人作供，令公眾更接近真相。如果不是救護員的供詞，就反映不出那名副校長供詞的問題。
該名副校長作供時指死者臥地兼無生命迹象，所以為死者進行心外壓及人工呼吸，她形容死者「好乾爽、無血，好似瞓着覺」。可是根據救護員的供詞，他到達現場的時候，該名副校長告訴他女童還可以走路，建議用輪椅。到達操場後，救護員見傷者沒有脈搏及呼吸，「傷者頭部附近更有紙巾包着白色分泌物，有機會為腦漿。更摸到死者頭部軟，相信頭骨碎裂。脊椎及腳移位」。兩者的供詞幾乎完全矛盾，前者的說法實在超越了一般人的常識。死因裁判官批評該名具急救經驗的副校長不會不知道死者情况。死者有大量嘔吐物（包括溢出的腦組織及牙齒），她說自己忘我急救，但同時指示校工清理嘔吐物。
匪夷所思的供詞
看罷相關的供詞，只能以匪夷所思四字形容。
裁判官批評「作供的副校長及部分教職員，證供多處不合理，又指事件中完全看不到為人師表應有的態度及向學生樹立榜樣。」如此嚴厲的批評，相信會永遠與該校掛鈎，這或許是對相關人士及校方的一種懲罰。
從事教育多年，我嘗試代入作供的人士的角色，思考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而且在庭上堅持一套難以令人相信的說法。
學校場景，教職員是權威，而教職員階級分明，講求下級對上級服從，這跟一般職場沒有太大分別。跟所有機構一樣，教職員如不跟從指引行事，發生問題的時候就要負上責任，在沒有大問題的時候，按照指引行事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當遇上嚴重突發事件的時候，負責指揮的人如何理解指引，這可能是人的問題，也可能是機構管理問題。
一個人倒卧在空地上、嘔出大量嘔吐物、流出鮮血、沒有呼吸，再沒有常識的人也知道這是極其嚴重的事件，嚴重程度已經超越任何指引的灰色地帶。當時在校內作為決策者不可能不明白。可是看那名副校長的供詞，她當時的判斷極之有問題，就當那時候她真的被場景嚇倒所以不能作正確判斷，但她在庭上的供詞，彷彿就跟那位救活員活在不同的平行時空一樣。本來部分教職員判斷有錯，只是專業判斷問題，但如果在莊嚴的法庭上作供的時候，依然故我，堅持一套只有說話的人會相信（假設他們真的相信）的說法的話，那就是良知問題。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裁判官會批評有關人士「在事件中完全看不到為人師表應有的態度及向學生樹立榜樣」的原因。
誰應負責？誰的疏忽？
為什麼在庭上面對七百萬人，還是要堅持說沒有人相信的話？比較可能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擔心在庭上的供詞有可能成為民事訴訟的證據，所以即使情節有多匪夷所思，也一定要由一開始堅持到最後，不能讓律師看到有人承認疏忽。
這些匪夷所思的供詞，也許真的沒有變成日後民事索償的根據，可是代價是什麼？或許一些作供者因此保住了工作，可是他們一世也背負着裁判官對他們 「為人師表」的指摘。對校方來說，他們本來可以更光明磊落地面對社會，可是經過這一役，社會大眾永遠會記得他們的處事態度，這不是更大的代價麼？
最近宮部美幸的小說《所羅門的偽證》改編的同名電影上畫，故事很不幸地也是講一名學生墮樓引發的羅生門故事。電影的宣傳其中一句說話，我看到的時候幾乎流淚，那就是「說謊是成為大人的開始」。有時候現實比小說可以更可怕。
【明報專訊】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寧願永遠不用寫這一篇稿。
2013年基真小學學生墮樓案，事隔一年半之後，因為死因庭聆訊再次成了公眾注意焦點。
連日來傳媒報道相關人士如何作供，彷彿在看推理小說《所羅門的偽證》一樣，不同的是，現實比小說更離奇，如果不是荒謬的話。
這段日子，從報章及新聞報道看相關人等的供詞，感覺不寒而慄。投身教育多年，要代入他們的角色去想像他們說話的動機不難，正正因為如此，所以更加感覺不寒而慄——為了某些原因，原來可以去得那麼盡。
一年半前的一個早上，一名小學生在上課前的時間倒卧在學校操場，校方聯絡聖約翰救傷隊而不是直接報警。聖約翰救傷隊比消防處救護站離學校遠得多，而且較不適合處理嚴重受傷個案，這一點在事發之後令校方備受批評。
死因庭開審，理應還原事發經過，尋找真相。不過這場聆訊，有如一場現形記，把事情當中最恐怖的地方活生生地展示給七百萬人看──最恐怖的不是事發經過，而是供詞本身。
一名學生倒卧在操場上，傳媒訪問目擊的學生說當時地上有鮮血，從常理判斷，那是極之嚴重的情况。可是為什麼校方會致電聖約翰救傷隊而不是報警？
根據供詞，當時是學校的環保及健康統籌員到校務處叫校工打電話召救護車。校工的說法是當時校務處的告示上只有一個召喚救護車電話號碼，而她不知道那是聖約翰救傷隊的號碼。至於為什麼沒有報警，校工說前兩任校長指不應打999報警，因為怕被傳媒知道。在庭上校方的解釋是那指引已過期，最新的指引中的電話號碼是消防處的。
如學生處於險境 學校應立即報警
上述的情况，相信教育界的朋友會明白發生什麼事，因為中小學對於報警是十分小心的，非到緊急關頭不會隨便報警，如果有學生受傷的話，一般會致電救護站召喚救護車。教育局的《學校危機處理》指引說，「如學生處於險境，學校應立即報警求助或召喚救護車」，至於什麼時候報警、什麼時候召喚救護車，則由校方判斷。
在這事件裏面，如果校工說法屬實，那代表校方對於教育局「召喚救護車」的理解是包括聖約翰救傷隊救護車？他們或許認為那已經足夠應付？如果說這是梅菲定律（可以錯的都會出錯），似乎有點事後孔明和涼薄。不過相信校方設計告示的時候也沒有想過這應急程序要用的時候方知道有問題。或許在兵荒馬亂之際，涉事人員條件反射想到的就是要召喚救護車，而不是致電999。
事後孔明地看，我們或許會認為報警是必然選擇。就當最初的時候兵荒馬亂，他們想不到要報警，但當有急救資格的副校長看到女童的情况的時候，不可能不知道她已經命危。當時她是如何判斷情况的？
死因庭的重要性，是讓不同的證人作供，令公眾更接近真相。如果不是救護員的供詞，就反映不出那名副校長供詞的問題。
該名副校長作供時指死者臥地兼無生命迹象，所以為死者進行心外壓及人工呼吸，她形容死者「好乾爽、無血，好似瞓着覺」。可是根據救護員的供詞，他到達現場的時候，該名副校長告訴他女童還可以走路，建議用輪椅。到達操場後，救護員見傷者沒有脈搏及呼吸，「傷者頭部附近更有紙巾包着白色分泌物，有機會為腦漿。更摸到死者頭部軟，相信頭骨碎裂。脊椎及腳移位」。兩者的供詞幾乎完全矛盾，前者的說法實在超越了一般人的常識。死因裁判官批評該名具急救經驗的副校長不會不知道死者情况。死者有大量嘔吐物（包括溢出的腦組織及牙齒），她說自己忘我急救，但同時指示校工清理嘔吐物。
匪夷所思的供詞
看罷相關的供詞，只能以匪夷所思四字形容。
裁判官批評「作供的副校長及部分教職員，證供多處不合理，又指事件中完全看不到為人師表應有的態度及向學生樹立榜樣。」如此嚴厲的批評，相信會永遠與該校掛鈎，這或許是對相關人士及校方的一種懲罰。
從事教育多年，我嘗試代入作供的人士的角色，思考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而且在庭上堅持一套難以令人相信的說法。
學校場景，教職員是權威，而教職員階級分明，講求下級對上級服從，這跟一般職場沒有太大分別。跟所有機構一樣，教職員如不跟從指引行事，發生問題的時候就要負上責任，在沒有大問題的時候，按照指引行事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當遇上嚴重突發事件的時候，負責指揮的人如何理解指引，這可能是人的問題，也可能是機構管理問題。
一個人倒卧在空地上、嘔出大量嘔吐物、流出鮮血、沒有呼吸，再沒有常識的人也知道這是極其嚴重的事件，嚴重程度已經超越任何指引的灰色地帶。當時在校內作為決策者不可能不明白。可是看那名副校長的供詞，她當時的判斷極之有問題，就當那時候她真的被場景嚇倒所以不能作正確判斷，但她在庭上的供詞，彷彿就跟那位救活員活在不同的平行時空一樣。本來部分教職員判斷有錯，只是專業判斷問題，但如果在莊嚴的法庭上作供的時候，依然故我，堅持一套只有說話的人會相信（假設他們真的相信）的說法的話，那就是良知問題。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裁判官會批評有關人士「在事件中完全看不到為人師表應有的態度及向學生樹立榜樣」的原因。
誰應負責？誰的疏忽？
為什麼在庭上面對七百萬人，還是要堅持說沒有人相信的話？比較可能的原因，可能是有人擔心在庭上的供詞有可能成為民事訴訟的證據，所以即使情節有多匪夷所思，也一定要由一開始堅持到最後，不能讓律師看到有人承認疏忽。
這些匪夷所思的供詞，也許真的沒有變成日後民事索償的根據，可是代價是什麼？或許一些作供者因此保住了工作，可是他們一世也背負着裁判官對他們 「為人師表」的指摘。對校方來說，他們本來可以更光明磊落地面對社會，可是經過這一役，社會大眾永遠會記得他們的處事態度，這不是更大的代價麼？
最近宮部美幸的小說《所羅門的偽證》改編的同名電影上畫，故事很不幸地也是講一名學生墮樓引發的羅生門故事。電影的宣傳其中一句說話，我看到的時候幾乎流淚，那就是「說謊是成為大人的開始」。有時候現實比小說可以更可怕。
2015年7月25日 星期六
何順文 - 問題叢生的大學排名遊戲
2015年7月25日
【明報專訊】在高等教育界，目前至少有3個全球綜合性大學排名榜（university ranking）較廣泛為人熟知，就是QS、THE（泰晤士高等教育）及SJTU（上海交通大學）。此外，還有各項地區性、學科性與新興院校排名榜。
這些排名機構定期發表其排名榜，每次傳媒必然炒作一番，近期「搶眼球」標題包括〈THE排名榜港大大跌7位〉、〈港七大學排名持續下跌〉、及〈全球大學聲譽排名前50首次無香港學府〉等等。
這些不同排名榜之目的從來不清晰，但估計是與評比聲譽、素質或表現有關。另外，它們所採用的指標及方法也各有不同，同一所大學在不同排名亦有很大差異，叫人眼花撩亂，爭議不休。
大學排名遊戲有天生的缺陷：大學不是一般市場商品或企業，其多重的社會目的及軟特性不容易或不宜作評比，也不適宜用簡單的單一數字來表達一所大學的整體素質與表現。評比應否重視過程增值而非產出指標也是一個大爭論。教育本身不是一項競賽，而且每所院校也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使命、定位和資源，簡單評比往往流於表面化和功利化。
另外，排名也會耗用了參與院校大量的精力、時間及成本，這包括大量增加宣傳廣告預算，甚至招聘不教學的研究教授刺激研究產量等。很多成本最後只會轉嫁到學生身上。近年排名機構的一些行徑和手法也損害了其可信度。它們被形容為缺乏嚴謹性與獨立性，方法與結果具爭議性。參與排名可損害院校的辦學理念和特色，令功利主義在校園內活躍。
大學排名 5點流弊
筆者嘗試把排名的具體流弊或問題總結如下：
（一）過分狹隘指標缺內涵。排名機構一般忽視過程（process）或增值因素。它們都未能針對大學的真正目的、本質與內涵而制訂。大多數都偏重於一些簡單指標如學術聲譽、國際師生比例、師生比例、研究生比例、博士數量、學生人均經費、論文量及引用率、教授人均研究經費、畢業率及畢業生起薪點等。
THE與QS同樣不重視課程與教學素質、學生所學與成長等增值因素。論文被引用數目只計算以英文發表的期刊；「國際教師比例」對較少土產博士及長期倚賴國際招聘的香港及新加坡院校特別有利。另外，大多香港院校都把內地學生計算入國際學生比例內，已成為行內的笑柄。SJTU排名只採用客觀量化指標，排名較穩定；但過分偏重理工科與科研成果，忽略了人文社科，指標範圍比QS與THE更為狹隘。
（二）聲譽調查的偏見誤導。聲譽調查對象包括畢業生、院校同行與僱主等。除代表性的問題外，由於部分人可能更願意作出回應或提供更有利的意見，這些調查卻未有預防或控制這些偏見。另外，大多答卷者一生只在一兩間院校就讀或工作，他們對自己學校作評分時無法與其他院校作比較，因此其回應往往不夠客觀理性。受訪者也會對個別院校作出偏袒，特別是其母校。調查對規模大及歷史悠久的大學也特別有利。再者，由於不認識一些冷門國家或地區（特別是非英語地區），這些排名機構往往未有邀請有關院校參與調查。
（三）院校提供數據的操守。部分量化指標數據都是應排行機構要求由院校自行提供的，一般都未經外部獨立審核。所提交數據的準確性與可信性有賴院校自己的操守。但很可惜，一些院校始終經不起誘惑，向排名機構提供虛假失實的數據以爭取較高的評分。201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全美院校排名，5所大學因被發現偽造數據而被警告或除名。這些做法對其他誠實的院校甚為不公平，也無法杜絕。
（四）藉排名變化製造新聞。公認頂尖的頭50所大學之表現及聲譽應十分穩定，但各校的評分和排名每年都會驟升驟降，其變動速率遠超出其實際表現變化。這些變動有可能是由於統計的樣本誤差，但更有可能是排名機構故意作出人為變動。因為如這些院校的排名每年一樣或差不多，其新聞價值及商業利益就大大減少。當每年排行有變動時，媒體往往視為大新聞作報道。因此排名變動是「常規」及可預計的，但這不反映院校素質有明顯變化。這些做法對有關院校及其持份者每年造成一些不肯定和壓力，意義不大。
（五）排名機構的利益衝突。目前大多數國際排名機構都具商業性質，因此有潛在或實質的利益衝突。一些機構除了進行年度排名外，也向院校提供收費的諮詢及評級服務，甚至尋求廣告和贊助。究竟這些付費院校日後會否獲得排名好處，很難考證。QS於2012年推出讓大學付費來獲取1至5星評級機會，《紐約時報》作者Ellen Hazelkorn便懷疑這是否購買評級。近年有些名不見經傳的院校付費後獲評為最佳200所大學之一，已引起很多人懷疑。SJTU 同時兼任球證和球員，也難以避嫌。
結語：抗拒排名維護高教尊嚴
總體來說，排名機構所用指標頗為狹隘和缺乏有效度，只能評估整個教育過程的很少部分，忽視了學生的所學、其成長及院校如何改變其能力態度。類似排名也未能衡量院校的其他重要社會責任，如維護學術自由、文化傳承及推動社會改革等。這些排名報告宣稱其可利用單一數字代表整體質量，但忘卻不同院校有其不同理念、定位、特色和發展階段。
商業化大學排名活動畢竟是弊多利少，可信度極低，教育意義不大。然而，儘管有諸多缺陷，排行榜將有其市場繼續存在。很多人將繼續使用（或誤用）這些排名來作參考。
正如北大前校長許智宏所言，「大學排名就像一把架在校長脖子上的劍」。在未有一套較理想的評比系統出現之前，院校領導究竟應如何面對這些有問題的排名？
筆者提議，首先，他們要正確了解不同排名的背景、方法及局限，如有保留可主動提出拒絕被排名；第二，盡量不花資源和時間，去做只為取得更佳排名的活動，排斥功利主義；第三，盡量內外不提及自己所獲的排名（不論好壞或升跌），以避免「報喜不報憂」的尷尬現象和增加排名機構的權威性。
政府及院校也不應憑評分作資源分配，以維護高等教育的尊嚴。院校應對自己有信心，不需要外來不可信的指標來肯定自我。一些院校人員對這些排名已感到厭倦，拒絕再參與調查或傳閱有關資料。正如李歐梵教授指出，「第一流大學根本不管排名」。
對其他持份者，除要多了解排名榜背後的缺失外，他們可將大學排名遊戲視為周年品牌評比，不需要認真看待。學生如按大學排名來投考個別院校，容易被誤導。注視院校整體的國際認可及個別專業的評審更為實際，自己也要對院校的學習環境和教學素質，作全面獨立的判斷。
大學最重要的目標是教學育人，鼓勵人追尋真善美和共贏，而非追逐一些數字與名利。畢竟高等教育不是另一場球賽。
（文章只代表筆者個人意見）
作者是大學資深主管
【明報專訊】在高等教育界，目前至少有3個全球綜合性大學排名榜（university ranking）較廣泛為人熟知，就是QS、THE（泰晤士高等教育）及SJTU（上海交通大學）。此外，還有各項地區性、學科性與新興院校排名榜。
這些排名機構定期發表其排名榜，每次傳媒必然炒作一番，近期「搶眼球」標題包括〈THE排名榜港大大跌7位〉、〈港七大學排名持續下跌〉、及〈全球大學聲譽排名前50首次無香港學府〉等等。
這些不同排名榜之目的從來不清晰，但估計是與評比聲譽、素質或表現有關。另外，它們所採用的指標及方法也各有不同，同一所大學在不同排名亦有很大差異，叫人眼花撩亂，爭議不休。
大學排名遊戲有天生的缺陷：大學不是一般市場商品或企業，其多重的社會目的及軟特性不容易或不宜作評比，也不適宜用簡單的單一數字來表達一所大學的整體素質與表現。評比應否重視過程增值而非產出指標也是一個大爭論。教育本身不是一項競賽，而且每所院校也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使命、定位和資源，簡單評比往往流於表面化和功利化。
另外，排名也會耗用了參與院校大量的精力、時間及成本，這包括大量增加宣傳廣告預算，甚至招聘不教學的研究教授刺激研究產量等。很多成本最後只會轉嫁到學生身上。近年排名機構的一些行徑和手法也損害了其可信度。它們被形容為缺乏嚴謹性與獨立性，方法與結果具爭議性。參與排名可損害院校的辦學理念和特色，令功利主義在校園內活躍。
大學排名 5點流弊
筆者嘗試把排名的具體流弊或問題總結如下：
（一）過分狹隘指標缺內涵。排名機構一般忽視過程（process）或增值因素。它們都未能針對大學的真正目的、本質與內涵而制訂。大多數都偏重於一些簡單指標如學術聲譽、國際師生比例、師生比例、研究生比例、博士數量、學生人均經費、論文量及引用率、教授人均研究經費、畢業率及畢業生起薪點等。
THE與QS同樣不重視課程與教學素質、學生所學與成長等增值因素。論文被引用數目只計算以英文發表的期刊；「國際教師比例」對較少土產博士及長期倚賴國際招聘的香港及新加坡院校特別有利。另外，大多香港院校都把內地學生計算入國際學生比例內，已成為行內的笑柄。SJTU排名只採用客觀量化指標，排名較穩定；但過分偏重理工科與科研成果，忽略了人文社科，指標範圍比QS與THE更為狹隘。
（二）聲譽調查的偏見誤導。聲譽調查對象包括畢業生、院校同行與僱主等。除代表性的問題外，由於部分人可能更願意作出回應或提供更有利的意見，這些調查卻未有預防或控制這些偏見。另外，大多答卷者一生只在一兩間院校就讀或工作，他們對自己學校作評分時無法與其他院校作比較，因此其回應往往不夠客觀理性。受訪者也會對個別院校作出偏袒，特別是其母校。調查對規模大及歷史悠久的大學也特別有利。再者，由於不認識一些冷門國家或地區（特別是非英語地區），這些排名機構往往未有邀請有關院校參與調查。
（三）院校提供數據的操守。部分量化指標數據都是應排行機構要求由院校自行提供的，一般都未經外部獨立審核。所提交數據的準確性與可信性有賴院校自己的操守。但很可惜，一些院校始終經不起誘惑，向排名機構提供虛假失實的數據以爭取較高的評分。201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全美院校排名，5所大學因被發現偽造數據而被警告或除名。這些做法對其他誠實的院校甚為不公平，也無法杜絕。
（四）藉排名變化製造新聞。公認頂尖的頭50所大學之表現及聲譽應十分穩定，但各校的評分和排名每年都會驟升驟降，其變動速率遠超出其實際表現變化。這些變動有可能是由於統計的樣本誤差，但更有可能是排名機構故意作出人為變動。因為如這些院校的排名每年一樣或差不多，其新聞價值及商業利益就大大減少。當每年排行有變動時，媒體往往視為大新聞作報道。因此排名變動是「常規」及可預計的，但這不反映院校素質有明顯變化。這些做法對有關院校及其持份者每年造成一些不肯定和壓力，意義不大。
（五）排名機構的利益衝突。目前大多數國際排名機構都具商業性質，因此有潛在或實質的利益衝突。一些機構除了進行年度排名外，也向院校提供收費的諮詢及評級服務，甚至尋求廣告和贊助。究竟這些付費院校日後會否獲得排名好處，很難考證。QS於2012年推出讓大學付費來獲取1至5星評級機會，《紐約時報》作者Ellen Hazelkorn便懷疑這是否購買評級。近年有些名不見經傳的院校付費後獲評為最佳200所大學之一，已引起很多人懷疑。SJTU 同時兼任球證和球員，也難以避嫌。
結語：抗拒排名維護高教尊嚴
總體來說，排名機構所用指標頗為狹隘和缺乏有效度，只能評估整個教育過程的很少部分，忽視了學生的所學、其成長及院校如何改變其能力態度。類似排名也未能衡量院校的其他重要社會責任，如維護學術自由、文化傳承及推動社會改革等。這些排名報告宣稱其可利用單一數字代表整體質量，但忘卻不同院校有其不同理念、定位、特色和發展階段。
商業化大學排名活動畢竟是弊多利少，可信度極低，教育意義不大。然而，儘管有諸多缺陷，排行榜將有其市場繼續存在。很多人將繼續使用（或誤用）這些排名來作參考。
正如北大前校長許智宏所言，「大學排名就像一把架在校長脖子上的劍」。在未有一套較理想的評比系統出現之前，院校領導究竟應如何面對這些有問題的排名？
筆者提議，首先，他們要正確了解不同排名的背景、方法及局限，如有保留可主動提出拒絕被排名；第二，盡量不花資源和時間，去做只為取得更佳排名的活動，排斥功利主義；第三，盡量內外不提及自己所獲的排名（不論好壞或升跌），以避免「報喜不報憂」的尷尬現象和增加排名機構的權威性。
政府及院校也不應憑評分作資源分配，以維護高等教育的尊嚴。院校應對自己有信心，不需要外來不可信的指標來肯定自我。一些院校人員對這些排名已感到厭倦，拒絕再參與調查或傳閱有關資料。正如李歐梵教授指出，「第一流大學根本不管排名」。
對其他持份者，除要多了解排名榜背後的缺失外，他們可將大學排名遊戲視為周年品牌評比，不需要認真看待。學生如按大學排名來投考個別院校，容易被誤導。注視院校整體的國際認可及個別專業的評審更為實際，自己也要對院校的學習環境和教學素質，作全面獨立的判斷。
大學最重要的目標是教學育人，鼓勵人追尋真善美和共贏，而非追逐一些數字與名利。畢竟高等教育不是另一場球賽。
（文章只代表筆者個人意見）
作者是大學資深主管
陳文敏談二十三條與國家安全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2015年夏季號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陳文敏（香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名譽資深大律師）
問：維護國家安全與維護政權有何不同？
答：這和國家憲制有關。民主國家有和平轉移政權的方法，譬如透過定期選舉和平交替政權；或憲制上的彈劾過程，令當權者需要下台體現問責。所以在大部分民主國家，維護國家安全和維護政權是兩回事，因為有和平轉移政權的方法亦不需要維護政權。各國也會保護國家安全，所指的是保護國家免受侵略及保護國家機密。
可是，極權國家並無和平轉移政權的途徑。中國二千年來，所有政權交替都是革命，每個朝代的建立就是先推翻前朝，每次也是戰爭。在那些情況下，維護國家和維護政權並無分別，因為只有推翻政權才有政權轉移，而推翻政權亦會影響國家安全。
在中國，由於黨國一體，影響黨的安全就是影響國家安全，亦無政權交接的和平過渡具體方法。若無明顯政權交替，不是權力鬥爭，就是訴諸武力推翻政權。所以當中國出現騷亂，就會維穩，既是維護國家安全，也是維護政權。
問：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歷經三次改變。譬如一九八八年《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須立法禁止任何破壞國家統一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為甚麼一九八九年二月《基本法（草案）》刪除「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定稿則重新加入？
答：當年談及破壞國家統一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時，會令我們想起中國的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定義空泛，在文革至八十年代初期，政權往往以此罪名排除異己和不同聲音，所以當香港回歸，許多人擔心中國反革命罪是否適合香港，而國家安全概念空泛，往往很易引入中國這類法律。亦有許多人憂慮顛覆中央人民政府與言論自由的關係，譬如是否連談西藏獨立、台灣獨立也不能，一說就是顛覆？中央政府於是在第二稿刪除相關字眼。可惜一九八九年後，中央政府看到六四事件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於是態度轉變，在《基本法》定稿「夾硬」放回「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雖然中國現已廢除反革命罪，但仍有類似刑事罪行。
問：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人權是否矛盾？
答：當我們談二十三條立法時，許多人會說一定要保護國家安全，也會質疑為何有地方或國家沒有法例保護國家安全。這些說法似是而非。我同意每個國家需要保護國家安全，所以問題並非是否需要法律保護，而是要立甚麼法律。國家安全與人權有一定的衝突，其實它與其他人權或公共利益的衝突無甚分別。國家安全只是其中一個限制人權的理由，但手段是否合適？是否合理？如何平衡國家安全與人權才是討論重點。譬如維護國家安全並不等於日日戒嚴，戒嚴國家永遠安全，高壓統治的國家也會安全，但難以為人接受。
問：有評論指二十三條立法將造成寒蟬效應，損害言論表達、新聞、集會及結社等自由。為甚麼？
答：關鍵是法例條文。當時其中一個支持立法的論據，指立法並不要緊，雖然法例嚴苛，但政府不會隨便執行，所以市民不用擔心。但是，問題不在於政府會否執行或檢控，而是當已有法例，大家就會擔心，於是自我約束，尤其當法例寫得含混時，到底何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何謂分裂國家？出版或言論自由是否等於顛覆？甚至去年佔領運動算不算是分裂國家、顛覆或煽動叛亂？嚴格來說可能是煽動叛亂罪。於是大家開始會怕，從而造成寒蟬效應。所以，最重要的把關是質疑：法律是否必要？可否做到平衡人權？
問：你認為香港現時是否有需要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為甚麼？
答：二十三條其實只要求我們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免於分裂、顛覆國家及煽動叛亂等，但沒說一定要另立新法處理。我們需要問，究竟二十三條所指的行為，有哪些現行法律並無保障？如果現行法律已禁止，又何需立法？當日二十三條立法支持者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香港現行法例已保障大部分行為，甚至是保障得太過分，譬如《刑事罪行條例》規管煽動罪，其第十（一）條很嚴苛，包括規管「（甲）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乙）發表煽動文字」，即以言入罪；「（丙）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及「（丁）輸入煽動刊物」等。換句話說，即是由發表意見、寫書、出版到賣書，已經可以犯法。又如第九（一）條訂明「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及「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已屬煽動意圖，已經犯法，條例委實太闊。再如叛逆罪，有煽惑叛變及離叛罪，若呼籲解放軍不服從中央，呼籲警察或飛行服務隊等不服從香港政府，已屬違法。
唯一沒有規管的是分裂國家罪，但其實叛逆罪已包含分裂國家，唯一分別是叛逆罪針對勾結外國政府侵略香港或中國，而不包括非外國政府介入，而政治上，台灣不算是外國政府，所以叛逆罪並不包括香港和台灣光復中國，亦不包括港獨。
即使叛逆罪並不包括港獨，如果只是說說，又有何問題？如果有行動，譬如港獨人士真的找軍隊攻打香港政府，《刑事罪行條例》、《公安條例》及《社團條例》已有所規管，因為如此必定涉及暴力、損害財物及人身安全。
誠然，一九九七年六月港英政府修訂法例，收窄煽動罪範圍，訂明煽動言論必須引致暴力才可構成罪行，但從來無生效。所以如果要改變，就是要收窄現行法例，而不是另立新法。大家最怕的是將中國那套國家安全法律概念移植香港。
問：剛才提到佔領運動可能已犯煽動罪。如果二十三條已立法，六四燭光集會要求結束一黨專政、遊行要求中國政府釋放政治犯並包圍中聯辦、示威集會中揮動龍獅旗、刊物探討港獨甚至宣傳港獨，會否犯法？
答：那就要看二十三條立法內容。香港一直有高度言論和集會自由。一般來說，只要和平進行，發表甚麼也不會違反香港法律，所以大家會擔心二十三條立法後，說話或寫文甚至可能連和平示威也不能。
立法一定是補回現行法律不足，但究竟現行法律有何不足，而需要立法處理？我問了十年，一直無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二十三條立法到底想針對甚麼現行法例未有規管的行為？那就是言論和集會自由。如果強行立法，即是比現行法例更進一步限制言論和集會自由，這正正是我們擔心和需要關注二十三條立法的原因。
問：近日有建議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中國《國家安全法》，亦有建議制訂《反港獨法》，你對此有何評論？
答：首先，立法目的為何？為何引入這些法例？這些法例處理甚麼現行香港法律並無規範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否真的要處理？除了言論和集會自由，其實香港法律已有規範，那是否要規範這些自由，所以要在香港引用國家法律？提出的人並無回答這個問題，只是一廂情願要國家安全，於是要引入國家安全法，而未有檢視香港現行法例保障範圍。
其次，中國仍在討論國家安全法。連國安法是甚麼也未知，就提倡引入，實在有點不負責任。（編按：訪問時是四月尾，中國仍在討論國安法草稿）
第三，有技術困難。《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透過《附件三》引入的全國性法律，只限國防、外交和其他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法律。然而，二十三條訂明由香港自行立法，屬香港管治範圍。唯一可透過《附件三》引入全國性法律的方法，就是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或戰爭狀態，但香港是否已進入緊急狀態或戰爭狀態？還有司法管轄權的問題。若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誰去解釋法律？若由終審法院解釋，而中央政府不同意，那又如何？
反港獨法目的為何？是否不准講？如果真的有人說要暴動、要推倒香港政府、要獨立，《公安條例》已有規管，已有足夠法例，反港獨法到底新增甚麼？除非不准人談論。
問：中國獨立記者高瑜因「七不講文件」被判「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成，並重囚七年。此案對香港二十三條立法有何啟示？
答：二十三條立法包括保護國家機密，而中國近年多用了洩露國家機密罪，譬如港人記者程翔也曾因洩露國家機密罪而入獄。而在中國，基本上國家說甚麼是國家機密就會是國家機密。譬如若在領導人未公開講話前發布相關內容，已是洩露國家機密。這對香港是個警號，將會影響言論自由。以往有香港學者在中國做研究時，也曾誤碰國家機密。所以，若法例不完善，無清楚界定，政府很容易濫用法例達到政治目的。此外，七不講對香港討論憲政和人權亦有影響。曾有香港學者用憲政為書名，卻不能在中國出版，直至改名，不用憲政，改用憲制，就能出版，甚至獲獎。
問：有雙普選，是否可接受二十三條立法？為甚麼？
答：普選和二十三條立法是兩回事。立法與否，應檢視立法本身的理據，譬如是否需要立法、法律條文會否太空泛、法律會否過分侵犯人權等問題。無雙普選，無民意授權，再通過法律，大家只會更加疑慮法律是否嚴苛及有否足夠保障人權，即使有雙普選，二十三條立法仍須小心處理。即使在民主國家，國家安全立法也甚具爭議，一定要小心處理。
問：你有何補充？
答：國家安全討論可以很情緒化。因為建基於民族情緒，有些人會很民粹地覺得務必要維護國家安全及立法保障國家，但這是相當籠統和簡單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維護國家安全只是目的，並不等於我們可以支持以任何手段維護國家安全。正如我們不覺得用中國那種控以非法提供或洩露國家機密的手段，可以維護國家安全。手段與目的是否有合理關係及手段是否合乎比例，才是討論要點。但很多時候，我們處理國家安全的討論往往流於感性，忽略討論立法細節，譬如立法範圍及何謂合法和非法行為等等，都需要細緻和理性討論。
延伸閱讀
National Security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Hong Kong's Article 23 Under Scrutiny. Edited by Fu Hualing, Carole J. Petersen and Simon N.M. Young. HKU Press. March 2005.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陳文敏（香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名譽資深大律師）
問：維護國家安全與維護政權有何不同？
答：這和國家憲制有關。民主國家有和平轉移政權的方法，譬如透過定期選舉和平交替政權；或憲制上的彈劾過程，令當權者需要下台體現問責。所以在大部分民主國家，維護國家安全和維護政權是兩回事，因為有和平轉移政權的方法亦不需要維護政權。各國也會保護國家安全，所指的是保護國家免受侵略及保護國家機密。
可是，極權國家並無和平轉移政權的途徑。中國二千年來，所有政權交替都是革命，每個朝代的建立就是先推翻前朝，每次也是戰爭。在那些情況下，維護國家和維護政權並無分別，因為只有推翻政權才有政權轉移，而推翻政權亦會影響國家安全。
在中國，由於黨國一體，影響黨的安全就是影響國家安全，亦無政權交接的和平過渡具體方法。若無明顯政權交替，不是權力鬥爭，就是訴諸武力推翻政權。所以當中國出現騷亂，就會維穩，既是維護國家安全，也是維護政權。
問：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歷經三次改變。譬如一九八八年《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須立法禁止任何破壞國家統一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為甚麼一九八九年二月《基本法（草案）》刪除「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定稿則重新加入？
答：當年談及破壞國家統一或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時，會令我們想起中國的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定義空泛，在文革至八十年代初期，政權往往以此罪名排除異己和不同聲音，所以當香港回歸，許多人擔心中國反革命罪是否適合香港，而國家安全概念空泛，往往很易引入中國這類法律。亦有許多人憂慮顛覆中央人民政府與言論自由的關係，譬如是否連談西藏獨立、台灣獨立也不能，一說就是顛覆？中央政府於是在第二稿刪除相關字眼。可惜一九八九年後，中央政府看到六四事件及香港所扮演的角色，於是態度轉變，在《基本法》定稿「夾硬」放回「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雖然中國現已廢除反革命罪，但仍有類似刑事罪行。
問：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人權是否矛盾？
答：當我們談二十三條立法時，許多人會說一定要保護國家安全，也會質疑為何有地方或國家沒有法例保護國家安全。這些說法似是而非。我同意每個國家需要保護國家安全，所以問題並非是否需要法律保護，而是要立甚麼法律。國家安全與人權有一定的衝突，其實它與其他人權或公共利益的衝突無甚分別。國家安全只是其中一個限制人權的理由，但手段是否合適？是否合理？如何平衡國家安全與人權才是討論重點。譬如維護國家安全並不等於日日戒嚴，戒嚴國家永遠安全，高壓統治的國家也會安全，但難以為人接受。
問：有評論指二十三條立法將造成寒蟬效應，損害言論表達、新聞、集會及結社等自由。為甚麼？
答：關鍵是法例條文。當時其中一個支持立法的論據，指立法並不要緊，雖然法例嚴苛，但政府不會隨便執行，所以市民不用擔心。但是，問題不在於政府會否執行或檢控，而是當已有法例，大家就會擔心，於是自我約束，尤其當法例寫得含混時，到底何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何謂分裂國家？出版或言論自由是否等於顛覆？甚至去年佔領運動算不算是分裂國家、顛覆或煽動叛亂？嚴格來說可能是煽動叛亂罪。於是大家開始會怕，從而造成寒蟬效應。所以，最重要的把關是質疑：法律是否必要？可否做到平衡人權？
問：你認為香港現時是否有需要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為甚麼？
答：二十三條其實只要求我們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免於分裂、顛覆國家及煽動叛亂等，但沒說一定要另立新法處理。我們需要問，究竟二十三條所指的行為，有哪些現行法律並無保障？如果現行法律已禁止，又何需立法？當日二十三條立法支持者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香港現行法例已保障大部分行為，甚至是保障得太過分，譬如《刑事罪行條例》規管煽動罪，其第十（一）條很嚴苛，包括規管「（甲）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乙）發表煽動文字」，即以言入罪；「（丙）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及「（丁）輸入煽動刊物」等。換句話說，即是由發表意見、寫書、出版到賣書，已經可以犯法。又如第九（一）條訂明「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及「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已屬煽動意圖，已經犯法，條例委實太闊。再如叛逆罪，有煽惑叛變及離叛罪，若呼籲解放軍不服從中央，呼籲警察或飛行服務隊等不服從香港政府，已屬違法。
唯一沒有規管的是分裂國家罪，但其實叛逆罪已包含分裂國家，唯一分別是叛逆罪針對勾結外國政府侵略香港或中國，而不包括非外國政府介入，而政治上，台灣不算是外國政府，所以叛逆罪並不包括香港和台灣光復中國，亦不包括港獨。
即使叛逆罪並不包括港獨，如果只是說說，又有何問題？如果有行動，譬如港獨人士真的找軍隊攻打香港政府，《刑事罪行條例》、《公安條例》及《社團條例》已有所規管，因為如此必定涉及暴力、損害財物及人身安全。
誠然，一九九七年六月港英政府修訂法例，收窄煽動罪範圍，訂明煽動言論必須引致暴力才可構成罪行，但從來無生效。所以如果要改變，就是要收窄現行法例，而不是另立新法。大家最怕的是將中國那套國家安全法律概念移植香港。
問：剛才提到佔領運動可能已犯煽動罪。如果二十三條已立法，六四燭光集會要求結束一黨專政、遊行要求中國政府釋放政治犯並包圍中聯辦、示威集會中揮動龍獅旗、刊物探討港獨甚至宣傳港獨，會否犯法？
答：那就要看二十三條立法內容。香港一直有高度言論和集會自由。一般來說，只要和平進行，發表甚麼也不會違反香港法律，所以大家會擔心二十三條立法後，說話或寫文甚至可能連和平示威也不能。
立法一定是補回現行法律不足，但究竟現行法律有何不足，而需要立法處理？我問了十年，一直無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二十三條立法到底想針對甚麼現行法例未有規管的行為？那就是言論和集會自由。如果強行立法，即是比現行法例更進一步限制言論和集會自由，這正正是我們擔心和需要關注二十三條立法的原因。
問：近日有建議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中國《國家安全法》，亦有建議制訂《反港獨法》，你對此有何評論？
答：首先，立法目的為何？為何引入這些法例？這些法例處理甚麼現行香港法律並無規範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否真的要處理？除了言論和集會自由，其實香港法律已有規範，那是否要規範這些自由，所以要在香港引用國家法律？提出的人並無回答這個問題，只是一廂情願要國家安全，於是要引入國家安全法，而未有檢視香港現行法例保障範圍。
其次，中國仍在討論國家安全法。連國安法是甚麼也未知，就提倡引入，實在有點不負責任。（編按：訪問時是四月尾，中國仍在討論國安法草稿）
第三，有技術困難。《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透過《附件三》引入的全國性法律，只限國防、外交和其他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法律。然而，二十三條訂明由香港自行立法，屬香港管治範圍。唯一可透過《附件三》引入全國性法律的方法，就是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或戰爭狀態，但香港是否已進入緊急狀態或戰爭狀態？還有司法管轄權的問題。若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誰去解釋法律？若由終審法院解釋，而中央政府不同意，那又如何？
反港獨法目的為何？是否不准講？如果真的有人說要暴動、要推倒香港政府、要獨立，《公安條例》已有規管，已有足夠法例，反港獨法到底新增甚麼？除非不准人談論。
問：中國獨立記者高瑜因「七不講文件」被判「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成，並重囚七年。此案對香港二十三條立法有何啟示？
答：二十三條立法包括保護國家機密，而中國近年多用了洩露國家機密罪，譬如港人記者程翔也曾因洩露國家機密罪而入獄。而在中國，基本上國家說甚麼是國家機密就會是國家機密。譬如若在領導人未公開講話前發布相關內容，已是洩露國家機密。這對香港是個警號，將會影響言論自由。以往有香港學者在中國做研究時，也曾誤碰國家機密。所以，若法例不完善，無清楚界定，政府很容易濫用法例達到政治目的。此外，七不講對香港討論憲政和人權亦有影響。曾有香港學者用憲政為書名，卻不能在中國出版，直至改名，不用憲政，改用憲制，就能出版，甚至獲獎。
問：有雙普選，是否可接受二十三條立法？為甚麼？
答：普選和二十三條立法是兩回事。立法與否，應檢視立法本身的理據，譬如是否需要立法、法律條文會否太空泛、法律會否過分侵犯人權等問題。無雙普選，無民意授權，再通過法律，大家只會更加疑慮法律是否嚴苛及有否足夠保障人權，即使有雙普選，二十三條立法仍須小心處理。即使在民主國家，國家安全立法也甚具爭議，一定要小心處理。
問：你有何補充？
答：國家安全討論可以很情緒化。因為建基於民族情緒，有些人會很民粹地覺得務必要維護國家安全及立法保障國家，但這是相當籠統和簡單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維護國家安全只是目的，並不等於我們可以支持以任何手段維護國家安全。正如我們不覺得用中國那種控以非法提供或洩露國家機密的手段，可以維護國家安全。手段與目的是否有合理關係及手段是否合乎比例，才是討論要點。但很多時候，我們處理國家安全的討論往往流於感性，忽略討論立法細節，譬如立法範圍及何謂合法和非法行為等等，都需要細緻和理性討論。
延伸閱讀
National Security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Hong Kong's Article 23 Under Scrutiny. Edited by Fu Hualing, Carole J. Petersen and Simon N.M. Young. HKU Press. March 2005.
2015年7月24日 星期五
呂大樂 - 從鉛水風波看建制派的尷尬
2015年7月24日
【明報專訊】香港政治就是這樣的有趣。
這邊廂，建制中人以為在佔領運動過後，若然能夠將反對派定性為「為反而反」、無建設性、不做實事，便可以反守為攻，將市民的支持搶回過來。於是，他們分頭行事，並且連番發炮，拋出大搞民生議題的主張，擺出一款放下政改爭議的姿態，並以此對反對派進行一次反擊。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和部署，可謂相當合理；作為政治人，他們沒有道理放過一次爭取群眾的機會。
民生議題一樣是政治爆炸品
豈料那邊廂民主黨的黃碧雲也就真的來一招檢驗水質，老實不客氣的搞起最民生的民生議題來，而其效果竟是出乎意料的震撼，殺個特區政府措手不及。在過去一周裏，一向強調民生無小事的梁振英政府，並不見得特別懂得如何處理民生議題，每日面對各界質詢，難免顯得相當尷尬。
政改是炸彈，但原來民生議題一樣是爆炸品。原本以為只要回到一些講實際的課題，便可以避開尖銳的社會矛盾，可是現實卻並非如此。
更有趣的是，在特區政府周圍，為它的施政護航的政黨、民間社團、輿論媒體，亦在整件事件之中表現得進退失據，方寸大亂。這是維護建制的政治力量的獨有尷尬處境，左右兩難：在護航的過程之中，每一個小動作或每一句說話，都只會在社會大眾面前表現失分，令其公信力進一步下跌。
的確如此，這是當建制派的難處：當初黃碧雲拿着驗水樣本來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建制新聞媒體絕無道理給自己的敵人打着為民請命的形象出現，於是便以小題大做、借題發揮、別有用心來解讀她的行動。而沿着這樣的報道繼續下去，最理想的結果是特區政府能交出完全不一樣的檢驗結果，那麽反對派人士造謠生事的做法便可公諸於世。可是，事情再發展下去卻不單並非如此，而且更有逐步擴大之勢。面對這個情况，一個較理想的情况是特區政府迅速回應，並將整個場面控制得住。不過，事態發展也並無如其所願。而到了現在，什麽可能性都已經變為不可完全排除，那麼作為維護建制的新聞媒體可以如何自處，成為了一個問號。
建制社團的雙重性格
新聞媒體要適當的調整一下，只要轉向低調，還是可以的。但作為維護建制的政黨、民間社團又應該怎麼辦呢？這些政黨、民間社團最為尷尬的地方，是它們素來民粹主義味道濃厚，在一些鬧得熱哄哄的社區話題上，很難放棄介入其中的機會。既然食水含鉛，那便應該倡議全城驗水。一直以來它們在處理這類議題的手法都沒有太大變化：無論是什麼事情，總之要追究責任，尋求賠償。不過，現在事情衝着要想辦法保護的特區政府而來，那麼它們的姿勢便不能擺得太硬，批評也不能去得太盡。然而，若然表現得太明顯是留有餘地的話，則又怕失去群眾，給對手搶盡風頭。維護建制的政黨、民間社團的雙重性格——既要走入群眾，又要適度的批評（同時又保護）特區政府——往往令它們難以建立一個有公信力、能獨立監督政府施政的形象。假如它們要真的走進群眾，那便很難處處留有餘地、手下留情；太明顯為政府護航，便會失去群眾支持。可是，若然它們也跟着反對派一起走，那不又失去了作為建制的意義嗎？每當社會上爆發尖銳矛盾時，同類問題均會再次出現。而現在由於是「後改改」的特殊形勢，其護航功能就更為突出。亦正是這個原因，建制中人左右為難的狀况也就更為顯眼。
當然，以上所講的，並非新的現象。上世紀1970年代親中陣營要配合「愛國反霸」路線時，也很自覺不要對港英殖民政府造成太大衝擊，於是在勞資衝突上較為克制。現在，身分更是建制的一部分，那就更需要「適可而止」。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建制亦要考慮選舉政治，太偏重於護航，就等於「政治自殺」。而萬一連特首人選亦不排除可以出現轉變，則無條件的護航可能會令這些政黨、社團賠了夫人又折兵。建制中人應該如何自處（意思是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的確是一門學問。
難獨立自主 公信力永打折扣
當然，我們都明白，北京自有打算。問題是：北京的計算總是權宜之計，而解決不了長遠的問題。長遠來說，他們需要拓展群眾，擴展勢力，搶到大多數選民的選票。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需要建立另一種建制派。那些一眼便可看得出是建制的建制派，只能在原有的支持群眾中繼續取得支持，而不會向外拓展，佔據新的地盤。而在未能拓展新的群眾基礎的情况下，建制派的政治影響力注定有所局限，難當重任。但在香港當建制派就是難以獨立自主，而基於這個原因，其公信力永遠要打個折扣。
這是頗為諷刺的事情：特區政府依靠這樣的建制派為它的施政護航，其實作用有限。而以護航為它的一個重要角色的建制派，很難改變巿民對它的印象，前途亦相當有限。
這是香港的建制派的結構性問題，改不了。
【明報專訊】香港政治就是這樣的有趣。
這邊廂，建制中人以為在佔領運動過後，若然能夠將反對派定性為「為反而反」、無建設性、不做實事，便可以反守為攻，將市民的支持搶回過來。於是，他們分頭行事，並且連番發炮，拋出大搞民生議題的主張，擺出一款放下政改爭議的姿態，並以此對反對派進行一次反擊。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和部署，可謂相當合理；作為政治人，他們沒有道理放過一次爭取群眾的機會。
民生議題一樣是政治爆炸品
豈料那邊廂民主黨的黃碧雲也就真的來一招檢驗水質，老實不客氣的搞起最民生的民生議題來，而其效果竟是出乎意料的震撼，殺個特區政府措手不及。在過去一周裏，一向強調民生無小事的梁振英政府，並不見得特別懂得如何處理民生議題，每日面對各界質詢，難免顯得相當尷尬。
政改是炸彈，但原來民生議題一樣是爆炸品。原本以為只要回到一些講實際的課題，便可以避開尖銳的社會矛盾，可是現實卻並非如此。
更有趣的是，在特區政府周圍，為它的施政護航的政黨、民間社團、輿論媒體，亦在整件事件之中表現得進退失據，方寸大亂。這是維護建制的政治力量的獨有尷尬處境，左右兩難：在護航的過程之中，每一個小動作或每一句說話，都只會在社會大眾面前表現失分，令其公信力進一步下跌。
的確如此，這是當建制派的難處：當初黃碧雲拿着驗水樣本來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建制新聞媒體絕無道理給自己的敵人打着為民請命的形象出現，於是便以小題大做、借題發揮、別有用心來解讀她的行動。而沿着這樣的報道繼續下去，最理想的結果是特區政府能交出完全不一樣的檢驗結果，那麽反對派人士造謠生事的做法便可公諸於世。可是，事情再發展下去卻不單並非如此，而且更有逐步擴大之勢。面對這個情况，一個較理想的情况是特區政府迅速回應，並將整個場面控制得住。不過，事態發展也並無如其所願。而到了現在，什麽可能性都已經變為不可完全排除，那麼作為維護建制的新聞媒體可以如何自處，成為了一個問號。
建制社團的雙重性格
新聞媒體要適當的調整一下，只要轉向低調，還是可以的。但作為維護建制的政黨、民間社團又應該怎麼辦呢？這些政黨、民間社團最為尷尬的地方，是它們素來民粹主義味道濃厚，在一些鬧得熱哄哄的社區話題上，很難放棄介入其中的機會。既然食水含鉛，那便應該倡議全城驗水。一直以來它們在處理這類議題的手法都沒有太大變化：無論是什麼事情，總之要追究責任，尋求賠償。不過，現在事情衝着要想辦法保護的特區政府而來，那麼它們的姿勢便不能擺得太硬，批評也不能去得太盡。然而，若然表現得太明顯是留有餘地的話，則又怕失去群眾，給對手搶盡風頭。維護建制的政黨、民間社團的雙重性格——既要走入群眾，又要適度的批評（同時又保護）特區政府——往往令它們難以建立一個有公信力、能獨立監督政府施政的形象。假如它們要真的走進群眾，那便很難處處留有餘地、手下留情；太明顯為政府護航，便會失去群眾支持。可是，若然它們也跟着反對派一起走，那不又失去了作為建制的意義嗎？每當社會上爆發尖銳矛盾時，同類問題均會再次出現。而現在由於是「後改改」的特殊形勢，其護航功能就更為突出。亦正是這個原因，建制中人左右為難的狀况也就更為顯眼。
當然，以上所講的，並非新的現象。上世紀1970年代親中陣營要配合「愛國反霸」路線時，也很自覺不要對港英殖民政府造成太大衝擊，於是在勞資衝突上較為克制。現在，身分更是建制的一部分，那就更需要「適可而止」。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建制亦要考慮選舉政治，太偏重於護航，就等於「政治自殺」。而萬一連特首人選亦不排除可以出現轉變，則無條件的護航可能會令這些政黨、社團賠了夫人又折兵。建制中人應該如何自處（意思是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的確是一門學問。
難獨立自主 公信力永打折扣
當然，我們都明白，北京自有打算。問題是：北京的計算總是權宜之計，而解決不了長遠的問題。長遠來說，他們需要拓展群眾，擴展勢力，搶到大多數選民的選票。而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們需要建立另一種建制派。那些一眼便可看得出是建制的建制派，只能在原有的支持群眾中繼續取得支持，而不會向外拓展，佔據新的地盤。而在未能拓展新的群眾基礎的情况下，建制派的政治影響力注定有所局限，難當重任。但在香港當建制派就是難以獨立自主，而基於這個原因，其公信力永遠要打個折扣。
這是頗為諷刺的事情：特區政府依靠這樣的建制派為它的施政護航，其實作用有限。而以護航為它的一個重要角色的建制派，很難改變巿民對它的印象，前途亦相當有限。
這是香港的建制派的結構性問題，改不了。
2015年7月23日 星期四
安娜 - 禍水
紙上聲色 2015年7月22日
水俁，這不只是九州熊本縣裏其中一個城市的名字，也是一種病症的名稱。水俁病其實是水銀中毒，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因窒素肥料工廠將有毒廢料排入港灣，導致該地的水源與海產皆受污染。最初是貓隻瘋癲起來，甚至集體自殺。1956年出現了第一名人類患者，她是一個5歲的女孩，初時她走路、說話忽然變得困難，一個月後，女孩雙目失明，全身痙攣，沒多久就死去了。水俁病會令腦神經受破壞，主要症狀有四肢機能失調、視野收窄、癱瘓等。雖然醫學學者用了兩三年時間已找出病症的源頭是水銀，但仍不能阻止水俁病繼續擴散。其中有不少病患者，在胎兒期便中毒，即母親在懷孕時飲用了有毒的水或海產，以致誕下畸胎。到了1971年，被官方確認的患者有150人，其中48人因此身故。
在同一年，導演土本典昭推出了紀錄片《水俁——患者與他們的世界》，這是他往後三十多年一直斷續在拍的水俁系列中第一部重要作品。雖然《水俁》是針對一樁人為災害而拍的電影，但表面上你看不到它專心一意、聲嘶力竭地喊出既定的標語和訊息，也不會覺得它刻意渲染水俁病患者的慘況來撼動觀眾。在這齣戲裏，土本典昭不是示威者，也不是煽情者；他是一名觀察者。土本典昭拍攝《水俁》時，距離水俁病爆發的時間已有10年以上，甚至連水俁市的窒素工廠也關掉了，所以他不能親身去追蹤整個病由初始發現到找出病因的過程；另一邊廂，因為熊本大學以水俁病人的索償案仍在審理為由，拒絕與拍攝團隊合作及提供相關的資料、影像，所以土本典昭在戲中也不能深入講述水俁病。
關心表現
《水俁》的重心落在創作者對水俁病患的訪問及他們當下生活的記錄上。看完這部片，我印象最深刻的不只有兒童患者扭曲的肢體和臉容或一幅幅亡者遺像，我同時記得不少水俁市居民的生活片段。電影裏有一段拍一個漁家製魚餌。他們在大鐵鑊裏把蠶蟲在內的不同材料煮溶，變成一盆像蝦膏的糊狀物。這些糊狀物放涼後，漁家就用來包裹一粒如小石子的物體，揉成一個比桌球大一點像肉丸的東西。漁家間中在畫外音插兩句，如他們在煮魚餌時會加入特別見效的牛油或各家各戶都有一些獨門秘方等。之後攝影機跟他們出海，拍下他們將數十個繫上魚絲的肉丸往水中拋。
這個小段落趣味盎然，對從未出海打過魚的我來說實在增長了不少知識，可是跟水俁病其實沒什麼關係。我覺得這個段落展示了土本典昭對水俁市居民的關心。若他不對他們的生活感興趣和好奇是不會拍這一段的。而正因為有這些描寫生活的段落，我們會感覺水俁市的病患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不只是紙上的統計數字。官員可能會跟你講「拉勻全國」水俁病的死者其實不多，但土本典昭讓你感受到無辜被水俁病破壞了尋常生命的個案，每個都令人傷心，每個都不應容忍。
關於戲中病患者的生活細節，有一個特別想提出。土本典昭訪問了一個受影響的家庭，家中三個兒子出世時已受水俁病影響。二哥酷愛音樂，但因聽覺不好，置了一對大型的喇叭。三弟天生就是聾啞，三弟見到二哥在音響組合前搖頭搖腦時，他會將手貼在喇叭上，用觸覺去感覺音樂的振動。攝影機用了不短時間去特寫三弟那隻或專心地伏在擴音器上，或用手指在上面打圈的手。某程度上，我覺得土本典昭是拍到了這個三弟的內心世界。
透過音樂，三弟跟外邊的世界是有某種微妙精細的連結——雖然他不能用正常人的方法與世界接觸；他的內心有韻律，有顏色。或者三弟的心並不如我們想的那麼可憐悽苦。但又是什麼令他要用手去聽音樂呢？這一個手的特寫，叫我驚詫、動容，對這位三弟既有愛惜，又不禁輕輕嘆喟。
水俁，這不只是九州熊本縣裏其中一個城市的名字，也是一種病症的名稱。水俁病其實是水銀中毒，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因窒素肥料工廠將有毒廢料排入港灣，導致該地的水源與海產皆受污染。最初是貓隻瘋癲起來，甚至集體自殺。1956年出現了第一名人類患者，她是一個5歲的女孩，初時她走路、說話忽然變得困難，一個月後，女孩雙目失明，全身痙攣，沒多久就死去了。水俁病會令腦神經受破壞，主要症狀有四肢機能失調、視野收窄、癱瘓等。雖然醫學學者用了兩三年時間已找出病症的源頭是水銀，但仍不能阻止水俁病繼續擴散。其中有不少病患者，在胎兒期便中毒，即母親在懷孕時飲用了有毒的水或海產，以致誕下畸胎。到了1971年，被官方確認的患者有150人，其中48人因此身故。
在同一年，導演土本典昭推出了紀錄片《水俁——患者與他們的世界》，這是他往後三十多年一直斷續在拍的水俁系列中第一部重要作品。雖然《水俁》是針對一樁人為災害而拍的電影，但表面上你看不到它專心一意、聲嘶力竭地喊出既定的標語和訊息，也不會覺得它刻意渲染水俁病患者的慘況來撼動觀眾。在這齣戲裏，土本典昭不是示威者，也不是煽情者；他是一名觀察者。土本典昭拍攝《水俁》時，距離水俁病爆發的時間已有10年以上，甚至連水俁市的窒素工廠也關掉了，所以他不能親身去追蹤整個病由初始發現到找出病因的過程；另一邊廂，因為熊本大學以水俁病人的索償案仍在審理為由，拒絕與拍攝團隊合作及提供相關的資料、影像，所以土本典昭在戲中也不能深入講述水俁病。
關心表現
《水俁》的重心落在創作者對水俁病患的訪問及他們當下生活的記錄上。看完這部片，我印象最深刻的不只有兒童患者扭曲的肢體和臉容或一幅幅亡者遺像，我同時記得不少水俁市居民的生活片段。電影裏有一段拍一個漁家製魚餌。他們在大鐵鑊裏把蠶蟲在內的不同材料煮溶，變成一盆像蝦膏的糊狀物。這些糊狀物放涼後，漁家就用來包裹一粒如小石子的物體，揉成一個比桌球大一點像肉丸的東西。漁家間中在畫外音插兩句，如他們在煮魚餌時會加入特別見效的牛油或各家各戶都有一些獨門秘方等。之後攝影機跟他們出海，拍下他們將數十個繫上魚絲的肉丸往水中拋。
這個小段落趣味盎然，對從未出海打過魚的我來說實在增長了不少知識，可是跟水俁病其實沒什麼關係。我覺得這個段落展示了土本典昭對水俁市居民的關心。若他不對他們的生活感興趣和好奇是不會拍這一段的。而正因為有這些描寫生活的段落，我們會感覺水俁市的病患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不只是紙上的統計數字。官員可能會跟你講「拉勻全國」水俁病的死者其實不多，但土本典昭讓你感受到無辜被水俁病破壞了尋常生命的個案，每個都令人傷心，每個都不應容忍。
關於戲中病患者的生活細節，有一個特別想提出。土本典昭訪問了一個受影響的家庭，家中三個兒子出世時已受水俁病影響。二哥酷愛音樂，但因聽覺不好，置了一對大型的喇叭。三弟天生就是聾啞，三弟見到二哥在音響組合前搖頭搖腦時，他會將手貼在喇叭上，用觸覺去感覺音樂的振動。攝影機用了不短時間去特寫三弟那隻或專心地伏在擴音器上，或用手指在上面打圈的手。某程度上，我覺得土本典昭是拍到了這個三弟的內心世界。
透過音樂，三弟跟外邊的世界是有某種微妙精細的連結——雖然他不能用正常人的方法與世界接觸；他的內心有韻律，有顏色。或者三弟的心並不如我們想的那麼可憐悽苦。但又是什麼令他要用手去聽音樂呢？這一個手的特寫，叫我驚詫、動容，對這位三弟既有愛惜，又不禁輕輕嘆喟。
陳力行 - 博洛尼亞 細看影展應有視野
電影講座 2015年7月23日
說好的，今年會重臨博洛尼亞的Il Cinema Ritrovato影展（下稱Ritrovato）。去年碰見的面孔，又再於8天展期裏，每天連走6場放映。不少來Ritrovato的人都跟我一樣，是不諳意大利語的外國人，其參與人數甚至比當地人還要多，有的更是從美國、澳洲、日本等地遠道而來。到底是什麼令到世界不同角落的影癡，像朝聖般每年聚首一堂？是經典電影恆久不衰的魅力？是影展中很多無影碟發行的電影？是博洛尼亞每間戲院幾步之隔的地利？但這些問題亦令我思考到，香港或其他亞洲鄰近地區，到底有沒有可能舉行像Ritrovato般的電影節。故本文不詳談電影，而是探討一下Ritrovato的影展視野。
儘管電影年年不同，Ritrovato已建立出一套策展傳統。其主打的環節定必包括一位經典荷里活導演、一位意大利導演、日本電影，及以「時間機器」為題的環節回顧很多逾百年的默片。今年被選定「重新發現」的荷里活導演，是曾執導名片《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的李奧麥卡利（Leo McCarey）；意籍本土代表則是鮮為人知，但曾在1954年憑《羅蜜歐與茱麗葉》贏得金獅獎的Renato Castellani；日本電影則以五十年代彩色片為主，由山本嘉次郎到島耕二的作品亦有選映；默片的選擇更是多不勝數，其中共10集且長達五百多分鐘的Les Vampire系列，更在影展最後一天作馬拉松式放映。其他環節包括伊朗新浪潮、英格烈褒曼、特藝七彩。
體貼安排
今年放映電影的數目達427套（包括短片），故我和很多影迷都要面對排得密密麻麻的時間表。選映電影數目近幾年不斷增加，無疑令不少影迷無法遷就某些場次時間，而未能把想看的電影看到。猶幸主辦單位編排場地時間時，對觀眾十分體貼。若你主要看的是默片，幾乎所有放映都在博洛尼亞電影資料館（Cineteca di Bologna，下稱Cineteca）的兩個放映廳；若你集中看麥卡利和日本電影可整天待在Cinema Jolly，Cinema Arlecchino則主要放映褒曼和特藝七彩等環節。
很明顯，場地安排是據電影的類型為先，而不同影迷便可按其喜好長駐某個場地。至於每天首場放映從上午9時就開始，到11時左右再有一場。但下午2時半前沒有任何放映，讓觀眾吃個午飯，好好消化早上看過的電影。下午時段則由2時半到晚上7至8時左右，合共3場放映。此後為晚飯時段，到9時45分便開始在市中心的Piazza Maggiore露天放映。
相信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影迷，都會試過為了趕場次，由藝術中心趕到旺角的戲院，有時會無暇用膳。Ritrovato的成功，某程度上是基於博洛尼亞的地理位置、市鎮規劃，均有利於影迷徙步穿梭不同放映場地，如Jolly到Arlecchino再到Cineteca，都不過是10至 15分鐘左右的路程。在香港有這般的地理優勢嗎？如在尖沙咀、旺角和銅鑼灣等鬧市，其實不乏戲院，附近亦有空地作戶外放映。若影展只集中在一處鬧市，而各大院線又能騰出一至兩個放映廳，香港的確有潛質辦Ritrovato般的影展。不過Ritrovato沒有票房包袱，而Jolly和Arlecchino都是只有一個放映廳的獨立戲院，商業上的阻力相對少。
策展膽識
是以，一個影展的順利運作，絕對有賴於具膽識、遠見的院商和策展人。去年的InDPanda國際電影節，便選擇在MCL院線於東九龍的影院進行。而國際知名的辛丹斯電影節，則落戶九龍灣的星影匯。至於在中文大學舉辦的博群電影節，更有着不怕騷擾到民居的大型戶外放映場地。雖然這些場地容或不夠「就腳」，卻啟發了我們去想像大型電影節以外的影展舉辦方式。不要忘記，Ritrovato最初是僅3天展期的小型影展，因口碑的累積才得以發展至今天的盛況。
不得不提的是通常到Ritrovato的影迷，都會買下通行證，鮮有逐場購票。通行證的網上預購價只是80歐羅，學生減半。如此划算的價錢，便能博覽群戲，的確是Ritrovato的一大賣點（據David Bordwell的網誌所說，今年共售出2500張通行證）。此外，所有在Piazza Maggiore的露天放映都是免費的。人家受政府和贊助商的資助，固然遠比上述的影展多。我也明白搞電影節並非做善事，但Ritrovato令我體會到一個影展的態度與使命感，也就是向大眾推廣昔日電影的依歸，與眾同樂。
好幾次在Piazza Maggiore看戲時發現，一些路過的人被戶外大銀幕吸引，留下來看畢整部電影。看《北非諜影》時，還會大夥兒一起哼唱着《馬賽曲》和As Time Goes By。而《2001太空漫遊》於序幕奏畢《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時，觀眾不禁給予雷動的掌聲。《洛可兄弟》中阿倫狄龍飾演的洛可被親兄毆打時，觀眾好像感受到錐心蝕骨的痛，一同凝重地呼了一口氣。這些難能可貴的觀影經驗和氣氛，每每鼓勵我們去感受、學習、發掘和欣賞過去的文化瑰寶。除了博群電影節及最近由香港電影資料館策劃的「尋存與啟迪——香港早期聲影遺珍」外，香港由始至終都缺少讓大眾一同參與的戶外放映平台。
Ritrovato另一值得學習之處，就是下放策展的重任予影評人、學者等相關領域的專家，而且全都記名在場刊和特刊中。畢竟場次有限，基本上沒可能在短短一星期內，把麥卡利和褒曼的電影全都放映。故此，策展人的重任是找一個新的切入角度，繼而引發更多人關注和討論。像回顧褒曼的電影，大部分是她去荷里活前在瑞典拍下的作品，而且全都甚少再度公映。又或者像特藝七彩環節，既有百看不厭的《迷魂記》，也有Jacques Tourneur較少人談論的西部片《亂世英雄》（Great Day in the Morning）。
至於麥卡利的回顧，便由美國現代藝術館的客席策展人Steve Massa和Dave Kehr擔當。在有關麥卡利的座談會上，二人更明言麥卡利參與的默片數量遠比聲片多，但他的默片時期卻被嚴重忽視，所以這次回顧選映了很多他跟不同默片笑匠如Charlie Chase、Max Davidson、Marx Brothers、Laurel與Hardy合作的短片。
雖然這些默片不算很出色，仍可看出他如何從默片時期已運用的伎倆，進一步發展至聲片時期，如起手姿勢與動作，涉及動物的錯摸把戲、對帽子的運用。影評人Jonathan Rosenbaum在座談會上稱許麥卡利是少數將默片與聲片各自獨有的美學融會貫通的導演。
雙語並譯
順着默片時期的脈絡再看麥卡利的電影，更令人明瞭他在《寵僕趣史》（Ruggles of Red Gap）、《明日之歌》（Make Way for Tomorrow）、《蜜月風雲》（Once Upon a Honeymoon）和《聖院鐘聲》（The Bell's
of St. Mary）等三四十年代傑作中如何發揮默片喜劇的諧趣、跳脫、瘋狂，同時又能滲透出充滿言情片情懷的個人筆觸。
Ritrovato的放映數目雖多，但絕不是濫竽充數，每個回顧環節都是經過細想的選擇。在每項環節的選映片目中，我看到的是策展人對觀眾的信任；觀眾亦應意識到，一場好的影展，或多或少是要冒一定風險。若果策展人過於保守，只挑一些已被正典化（canonized）或具噱頭的電影，便容易壟斷了觀眾選擇，也窒礙了我們培養多元的觀影品味。
雖說Ritrovato只放舊戲，卻包攬了不同的影史時期、世界電影，讓觀眾看得更廣更闊。我特別欣賞展方的傳譯工作。很多場次都有映前簡介，翻譯不止於意大利文與英文，還可能夾雜了法文、日文等，但展方都幾乎都是意、英兩語並譯。再者，一些默片沒有英語字幕卡，觀眾可拿一個收音裝置，便可透過裝置為聽到即時傳譯。Ritrovato在做的，正正是希望更多人穿越語言上的籬笆，更深入了解電影本身。
尊重精神
鑑於Cineteca本身一直是電影修復工作的推手，故Ritrovato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自然是從世界各地網羅修好的電影作品。今年選映的修復作有《舊金山奇案》（Woman on the Run）和《勇戰關山》（Rio Conchos）等較冷門的荷里活類型片，也有炙手可熱的經典作如《俠女》、《阿培三部曲》、《盗亦有道》、《驢子巴達薩》、《魔爪還珠》（Bunny Lake is Missing）等。其實Cineteca屬下的影像修復所（L' Immagine Ritrovato）已於今年在香港設立支部，目的是方便亞洲各地電影資料館進行修復工作，減低運輸成本，同時分享修復電影的知識。這其實是我們應把握的大好良機，讓修復好的亞洲電影，可在香港找到適當的場合，重新示人。
與往年最不一樣的，無疑是多年來為影展擔任藝術總監的芬蘭電影人Peter von Bagh的離世。主辦單位為追悼這位讓影展茁壯成長的領導，選映了很多von Bagh拍攝的紀錄片作特別環節。去到影展的閉幕禮，即《2001太空漫遊》放映前，所有參與Ritrovato的工作人員一同走上台前，讓觀眾一同以掌聲答謝他們，簡單而莊重。那一刻，猶如麥卡利的電影中所體現的一份民主精神──即對每個為影展付出的個體予以肯定。歸根究柢，要辦好一個電影節硬件配套實在其次，最首要的，是學會對人的尊重。希望本文能給制定文化政策、影展策劃的諸位，甚至對電影有要求的觀眾，以Ritrovato作一次借鑑參考。
說好的，今年會重臨博洛尼亞的Il Cinema Ritrovato影展（下稱Ritrovato）。去年碰見的面孔，又再於8天展期裏，每天連走6場放映。不少來Ritrovato的人都跟我一樣，是不諳意大利語的外國人，其參與人數甚至比當地人還要多，有的更是從美國、澳洲、日本等地遠道而來。到底是什麼令到世界不同角落的影癡，像朝聖般每年聚首一堂？是經典電影恆久不衰的魅力？是影展中很多無影碟發行的電影？是博洛尼亞每間戲院幾步之隔的地利？但這些問題亦令我思考到，香港或其他亞洲鄰近地區，到底有沒有可能舉行像Ritrovato般的電影節。故本文不詳談電影，而是探討一下Ritrovato的影展視野。
儘管電影年年不同，Ritrovato已建立出一套策展傳統。其主打的環節定必包括一位經典荷里活導演、一位意大利導演、日本電影，及以「時間機器」為題的環節回顧很多逾百年的默片。今年被選定「重新發現」的荷里活導演，是曾執導名片《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的李奧麥卡利（Leo McCarey）；意籍本土代表則是鮮為人知，但曾在1954年憑《羅蜜歐與茱麗葉》贏得金獅獎的Renato Castellani；日本電影則以五十年代彩色片為主，由山本嘉次郎到島耕二的作品亦有選映；默片的選擇更是多不勝數，其中共10集且長達五百多分鐘的Les Vampire系列，更在影展最後一天作馬拉松式放映。其他環節包括伊朗新浪潮、英格烈褒曼、特藝七彩。
體貼安排
今年放映電影的數目達427套（包括短片），故我和很多影迷都要面對排得密密麻麻的時間表。選映電影數目近幾年不斷增加，無疑令不少影迷無法遷就某些場次時間，而未能把想看的電影看到。猶幸主辦單位編排場地時間時，對觀眾十分體貼。若你主要看的是默片，幾乎所有放映都在博洛尼亞電影資料館（Cineteca di Bologna，下稱Cineteca）的兩個放映廳；若你集中看麥卡利和日本電影可整天待在Cinema Jolly，Cinema Arlecchino則主要放映褒曼和特藝七彩等環節。
很明顯，場地安排是據電影的類型為先，而不同影迷便可按其喜好長駐某個場地。至於每天首場放映從上午9時就開始，到11時左右再有一場。但下午2時半前沒有任何放映，讓觀眾吃個午飯，好好消化早上看過的電影。下午時段則由2時半到晚上7至8時左右，合共3場放映。此後為晚飯時段，到9時45分便開始在市中心的Piazza Maggiore露天放映。
相信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影迷，都會試過為了趕場次，由藝術中心趕到旺角的戲院，有時會無暇用膳。Ritrovato的成功，某程度上是基於博洛尼亞的地理位置、市鎮規劃，均有利於影迷徙步穿梭不同放映場地，如Jolly到Arlecchino再到Cineteca，都不過是10至 15分鐘左右的路程。在香港有這般的地理優勢嗎？如在尖沙咀、旺角和銅鑼灣等鬧市，其實不乏戲院，附近亦有空地作戶外放映。若影展只集中在一處鬧市，而各大院線又能騰出一至兩個放映廳，香港的確有潛質辦Ritrovato般的影展。不過Ritrovato沒有票房包袱，而Jolly和Arlecchino都是只有一個放映廳的獨立戲院，商業上的阻力相對少。
策展膽識
是以，一個影展的順利運作，絕對有賴於具膽識、遠見的院商和策展人。去年的InDPanda國際電影節，便選擇在MCL院線於東九龍的影院進行。而國際知名的辛丹斯電影節，則落戶九龍灣的星影匯。至於在中文大學舉辦的博群電影節，更有着不怕騷擾到民居的大型戶外放映場地。雖然這些場地容或不夠「就腳」，卻啟發了我們去想像大型電影節以外的影展舉辦方式。不要忘記，Ritrovato最初是僅3天展期的小型影展，因口碑的累積才得以發展至今天的盛況。
不得不提的是通常到Ritrovato的影迷，都會買下通行證，鮮有逐場購票。通行證的網上預購價只是80歐羅，學生減半。如此划算的價錢，便能博覽群戲，的確是Ritrovato的一大賣點（據David Bordwell的網誌所說，今年共售出2500張通行證）。此外，所有在Piazza Maggiore的露天放映都是免費的。人家受政府和贊助商的資助，固然遠比上述的影展多。我也明白搞電影節並非做善事，但Ritrovato令我體會到一個影展的態度與使命感，也就是向大眾推廣昔日電影的依歸，與眾同樂。
好幾次在Piazza Maggiore看戲時發現，一些路過的人被戶外大銀幕吸引，留下來看畢整部電影。看《北非諜影》時，還會大夥兒一起哼唱着《馬賽曲》和As Time Goes By。而《2001太空漫遊》於序幕奏畢《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時，觀眾不禁給予雷動的掌聲。《洛可兄弟》中阿倫狄龍飾演的洛可被親兄毆打時，觀眾好像感受到錐心蝕骨的痛，一同凝重地呼了一口氣。這些難能可貴的觀影經驗和氣氛，每每鼓勵我們去感受、學習、發掘和欣賞過去的文化瑰寶。除了博群電影節及最近由香港電影資料館策劃的「尋存與啟迪——香港早期聲影遺珍」外，香港由始至終都缺少讓大眾一同參與的戶外放映平台。
Ritrovato另一值得學習之處，就是下放策展的重任予影評人、學者等相關領域的專家，而且全都記名在場刊和特刊中。畢竟場次有限，基本上沒可能在短短一星期內，把麥卡利和褒曼的電影全都放映。故此，策展人的重任是找一個新的切入角度，繼而引發更多人關注和討論。像回顧褒曼的電影，大部分是她去荷里活前在瑞典拍下的作品，而且全都甚少再度公映。又或者像特藝七彩環節，既有百看不厭的《迷魂記》，也有Jacques Tourneur較少人談論的西部片《亂世英雄》（Great Day in the Morning）。
至於麥卡利的回顧，便由美國現代藝術館的客席策展人Steve Massa和Dave Kehr擔當。在有關麥卡利的座談會上，二人更明言麥卡利參與的默片數量遠比聲片多，但他的默片時期卻被嚴重忽視，所以這次回顧選映了很多他跟不同默片笑匠如Charlie Chase、Max Davidson、Marx Brothers、Laurel與Hardy合作的短片。
雖然這些默片不算很出色，仍可看出他如何從默片時期已運用的伎倆，進一步發展至聲片時期，如起手姿勢與動作，涉及動物的錯摸把戲、對帽子的運用。影評人Jonathan Rosenbaum在座談會上稱許麥卡利是少數將默片與聲片各自獨有的美學融會貫通的導演。
雙語並譯
順着默片時期的脈絡再看麥卡利的電影，更令人明瞭他在《寵僕趣史》（Ruggles of Red Gap）、《明日之歌》（Make Way for Tomorrow）、《蜜月風雲》（Once Upon a Honeymoon）和《聖院鐘聲》（The Bell's
of St. Mary）等三四十年代傑作中如何發揮默片喜劇的諧趣、跳脫、瘋狂，同時又能滲透出充滿言情片情懷的個人筆觸。
Ritrovato的放映數目雖多，但絕不是濫竽充數，每個回顧環節都是經過細想的選擇。在每項環節的選映片目中，我看到的是策展人對觀眾的信任；觀眾亦應意識到，一場好的影展，或多或少是要冒一定風險。若果策展人過於保守，只挑一些已被正典化（canonized）或具噱頭的電影，便容易壟斷了觀眾選擇，也窒礙了我們培養多元的觀影品味。
雖說Ritrovato只放舊戲，卻包攬了不同的影史時期、世界電影，讓觀眾看得更廣更闊。我特別欣賞展方的傳譯工作。很多場次都有映前簡介，翻譯不止於意大利文與英文，還可能夾雜了法文、日文等，但展方都幾乎都是意、英兩語並譯。再者，一些默片沒有英語字幕卡，觀眾可拿一個收音裝置，便可透過裝置為聽到即時傳譯。Ritrovato在做的，正正是希望更多人穿越語言上的籬笆，更深入了解電影本身。
尊重精神
鑑於Cineteca本身一直是電影修復工作的推手，故Ritrovato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自然是從世界各地網羅修好的電影作品。今年選映的修復作有《舊金山奇案》（Woman on the Run）和《勇戰關山》（Rio Conchos）等較冷門的荷里活類型片，也有炙手可熱的經典作如《俠女》、《阿培三部曲》、《盗亦有道》、《驢子巴達薩》、《魔爪還珠》（Bunny Lake is Missing）等。其實Cineteca屬下的影像修復所（L' Immagine Ritrovato）已於今年在香港設立支部，目的是方便亞洲各地電影資料館進行修復工作，減低運輸成本，同時分享修復電影的知識。這其實是我們應把握的大好良機，讓修復好的亞洲電影，可在香港找到適當的場合，重新示人。
與往年最不一樣的，無疑是多年來為影展擔任藝術總監的芬蘭電影人Peter von Bagh的離世。主辦單位為追悼這位讓影展茁壯成長的領導，選映了很多von Bagh拍攝的紀錄片作特別環節。去到影展的閉幕禮，即《2001太空漫遊》放映前，所有參與Ritrovato的工作人員一同走上台前，讓觀眾一同以掌聲答謝他們，簡單而莊重。那一刻，猶如麥卡利的電影中所體現的一份民主精神──即對每個為影展付出的個體予以肯定。歸根究柢，要辦好一個電影節硬件配套實在其次，最首要的，是學會對人的尊重。希望本文能給制定文化政策、影展策劃的諸位，甚至對電影有要求的觀眾，以Ritrovato作一次借鑑參考。
2015年7月22日 星期三
方志恒 -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香港前途宣言
2015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20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綱領。重點黑體及大字為編者所加。）
在後政改時代，我城到底何去何從？
1980年代的「民主回歸論」，設想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後，會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同時寄希望於港陸之間的良性互動，會為香港帶來更大的民主空間——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一種想像」。
2012年以來，「獨立建國論」興起，從城邦建國，到香港獨立，都設想了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令香港可以擺脫北京控制，自決政治未來——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二種想像」。
2015年，當「第一種想像」被8．31人大決定無情地壓垮了，而「第二種想像」卻恍似是未知的政治預言之時，結合了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已經全面壓境席捲我城——我城已處於存亡之秋，難道我們仍然只能囿於這兩種想像，坐看我城崩塌？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重新認識、反省及喚醒我城靈魂，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建構「第三種想像」（註一）。
自由靈魂 主體意識
香港，是時代選中的「自由之地」。上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華人尋找新天與安身立命的地方，承載着一代又一代華人追求自由、擺脫暴政的夢想。香港故事，就是華人在亂世之中，用血和淚所書寫的自由故事——我城因自由而立，傳承了「自由靈魂」，拒絕認命的靈魂。
1970年代起，在港英政府的懷柔管治下，香港逐步建立起健全法制、廉潔政府、公平選舉、金融市場等現代化制度，由此塑造了自由、法治、廉潔、公平競爭、誠信透明等「在地核心價值」，構成了「香港主體性」的最重要內涵，並透過1980年代制定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全面鞏固下來。1997年主權移交後，從反對23條到反對國教等歷次「核心價值保衛戰」中，香港人透過共同的抗爭經歷，進一步產生了抵抗他者、守護我城的「主體意識」。
香港人與大陸人，固然擁有血緣、文化及歷史上的共同淵源，但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根本體現在一種對我城核心價值的認同——任何香港居民，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這片土地、認同香港核心價值，就是香港人。
香港我城 民主自治
港英時代，在倫敦的「在地管治」傳統下，香港一直保持相當的自主性，並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各種的政治和經濟自治權，成為一個事實上的「自治共同體」；而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亦在1980年代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法律上正式成文化，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憲制基礎。正視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是處理任何公共政策的基本前提。
香港，依目前憲制地位，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社會當前的最大共識，並非尋求改變目前憲制地位，而是爭取實現「民主自治」——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最大程度地讓香港人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們更需要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香港人的當前首務，是以「民主自治」意識，充實一國兩制界定港陸關係；至於「未來民主中國」的問題，則需要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發揮智慧共同處理。
革新保港 時代綱領
香港人與大陸人，理應在各自體制之下，努力改善民眾生活，並謀求港陸兩地相互尊重和平共存之道。但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駐港機構加緊干預香港的自治事務，以無孔不入的國家機器為槓桿，將香港推向「選舉專制政體」，各種「政治操控」包括選舉操控、媒體操控、政治檢控及統戰滲透等等籠罩我城，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核心價值面臨崩潰。
如何應對「中國因素」——一個結合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時代挑戰。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莊敬自強，我們毋須緬懷昔日殖民宗主的懷柔管治，更不應寄望當今天朝宗主會寬容慈悲——唯有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才是實現「民主自治」的最重要基礎。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喚醒我城的「自由靈魂」，以力挽狂瀾於既倒。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營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必須有全面代表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政治力量，走「革新保港」的現實政治路線，以發動「在地抗爭」為經、以加強「香港優勢」為緯，立足公民社會全力爭取「民主自治」——即一方面深入社會各界建立「在地群眾組織」，並以「公民社會聯線作戰」、「社會包圍政權」的方式，建立植根於公民社會的「新本土民主運動」，在地抵抗國家機器的「政治操控」；另一方面則要發揮「以小制大」的生存智慧，動員民間力量推動我城的優勢產業、區域網絡、國際影響力及文化軟實力，以擴大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優勢，為港陸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2047 永續自治
香港人不但要爭朝夕，也要爭千秋。香港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1997年起維持50年不變。換句話說，繼上世紀1980年代爭論1997年的「一次前途問題」後，香港即將再次面對前途問題——即2047年後，香港憲制地位何去何從的「二次前途問題」。
面對即將浮現的「二次前途問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將是守護我城自治地位的最後防線——香港人必須建構和捍衛我城的「主體性」，爭取實現超越2047年的「永續自治」。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是凝聚港人為香港前途而戰的時代綱領。
昂首闊步 我走我路
1980年代初，鄧小平一手實行改革開放，一手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台灣陷於風雨飄搖。1984年，鄧小平更加委託李光耀，前往台灣向蔣經國勸降。
當時李光耀向蔣經國說：「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就是接受鄧小平的條件，跟中共和好；另外一條路就是走你老爸的路，就是反共到底。」
但蔣經國斷然回絕：「光耀兄你搞錯了，我還有第三個選擇，走我自己的路！」（註二）。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也要昂首走我們自己的路，為香港前途戰鬥到底。
註一：香港前途的三種想像之說法，靈感來自吳介民教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見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註二：黃創夏：〈那一年，李光耀逼台灣投降中國……〉，《中時部落格》，2015年3月24日。
（《香港革新論》網址：www.facebook.com/reformhk）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明報專訊】（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20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綱領。重點黑體及大字為編者所加。）
在後政改時代，我城到底何去何從？
1980年代的「民主回歸論」，設想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後，會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同時寄希望於港陸之間的良性互動，會為香港帶來更大的民主空間——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一種想像」。
2012年以來，「獨立建國論」興起，從城邦建國，到香港獨立，都設想了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令香港可以擺脫北京控制，自決政治未來——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二種想像」。
2015年，當「第一種想像」被8．31人大決定無情地壓垮了，而「第二種想像」卻恍似是未知的政治預言之時，結合了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已經全面壓境席捲我城——我城已處於存亡之秋，難道我們仍然只能囿於這兩種想像，坐看我城崩塌？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重新認識、反省及喚醒我城靈魂，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建構「第三種想像」（註一）。
自由靈魂 主體意識
香港，是時代選中的「自由之地」。上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華人尋找新天與安身立命的地方，承載着一代又一代華人追求自由、擺脫暴政的夢想。香港故事，就是華人在亂世之中，用血和淚所書寫的自由故事——我城因自由而立，傳承了「自由靈魂」，拒絕認命的靈魂。
1970年代起，在港英政府的懷柔管治下，香港逐步建立起健全法制、廉潔政府、公平選舉、金融市場等現代化制度，由此塑造了自由、法治、廉潔、公平競爭、誠信透明等「在地核心價值」，構成了「香港主體性」的最重要內涵，並透過1980年代制定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全面鞏固下來。1997年主權移交後，從反對23條到反對國教等歷次「核心價值保衛戰」中，香港人透過共同的抗爭經歷，進一步產生了抵抗他者、守護我城的「主體意識」。
香港人與大陸人，固然擁有血緣、文化及歷史上的共同淵源，但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根本體現在一種對我城核心價值的認同——任何香港居民，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這片土地、認同香港核心價值，就是香港人。
香港我城 民主自治
港英時代，在倫敦的「在地管治」傳統下，香港一直保持相當的自主性，並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各種的政治和經濟自治權，成為一個事實上的「自治共同體」；而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亦在1980年代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法律上正式成文化，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憲制基礎。正視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是處理任何公共政策的基本前提。
香港，依目前憲制地位，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社會當前的最大共識，並非尋求改變目前憲制地位，而是爭取實現「民主自治」——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最大程度地讓香港人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們更需要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香港人的當前首務，是以「民主自治」意識，充實一國兩制界定港陸關係；至於「未來民主中國」的問題，則需要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發揮智慧共同處理。
革新保港 時代綱領
香港人與大陸人，理應在各自體制之下，努力改善民眾生活，並謀求港陸兩地相互尊重和平共存之道。但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駐港機構加緊干預香港的自治事務，以無孔不入的國家機器為槓桿，將香港推向「選舉專制政體」，各種「政治操控」包括選舉操控、媒體操控、政治檢控及統戰滲透等等籠罩我城，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核心價值面臨崩潰。
如何應對「中國因素」——一個結合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時代挑戰。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莊敬自強，我們毋須緬懷昔日殖民宗主的懷柔管治，更不應寄望當今天朝宗主會寬容慈悲——唯有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才是實現「民主自治」的最重要基礎。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喚醒我城的「自由靈魂」，以力挽狂瀾於既倒。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營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必須有全面代表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政治力量，走「革新保港」的現實政治路線，以發動「在地抗爭」為經、以加強「香港優勢」為緯，立足公民社會全力爭取「民主自治」——即一方面深入社會各界建立「在地群眾組織」，並以「公民社會聯線作戰」、「社會包圍政權」的方式，建立植根於公民社會的「新本土民主運動」，在地抵抗國家機器的「政治操控」；另一方面則要發揮「以小制大」的生存智慧，動員民間力量推動我城的優勢產業、區域網絡、國際影響力及文化軟實力，以擴大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優勢，為港陸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2047 永續自治
香港人不但要爭朝夕，也要爭千秋。香港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1997年起維持50年不變。換句話說，繼上世紀1980年代爭論1997年的「一次前途問題」後，香港即將再次面對前途問題——即2047年後，香港憲制地位何去何從的「二次前途問題」。
面對即將浮現的「二次前途問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將是守護我城自治地位的最後防線——香港人必須建構和捍衛我城的「主體性」，爭取實現超越2047年的「永續自治」。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是凝聚港人為香港前途而戰的時代綱領。
昂首闊步 我走我路
1980年代初，鄧小平一手實行改革開放，一手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台灣陷於風雨飄搖。1984年，鄧小平更加委託李光耀，前往台灣向蔣經國勸降。
當時李光耀向蔣經國說：「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就是接受鄧小平的條件，跟中共和好；另外一條路就是走你老爸的路，就是反共到底。」
但蔣經國斷然回絕：「光耀兄你搞錯了，我還有第三個選擇，走我自己的路！」（註二）。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也要昂首走我們自己的路，為香港前途戰鬥到底。
註一：香港前途的三種想像之說法，靈感來自吳介民教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見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註二：黃創夏：〈那一年，李光耀逼台灣投降中國……〉，《中時部落格》，2015年3月24日。
（《香港革新論》網址：www.facebook.com/reformhk）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黃任匡 - 不過是為了生存而已
2015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就在梁振英政府和保皇黨冠冕堂皇，說要專注解決民生議題的時候，就爆出了鉛水危機。實在沒有比這更諷刺的事情了。
香港人突然驚醒。原來，雖然我們身處這個高度發展、金雕玉砌的國際大都會（早前我們甚至還在爭論應否豪花1400億去興建機場新跑道），但我們的政府和議會，卻連最基本的民生問題，都沒有能力應對。以前在醫學院，教授總是對我們說：「鉛中毒嘛，還是要學的，因為考試考。可是等你們畢業行醫時，就不那麼重要了。畢竟在香港地，鉛中毒就像瘧疾，是幾乎絕迹的了。」萬萬想不到今時今日的香港人，居然要為了一口清潔、無鉛的食水而頻撲。
不理民生 離地囂張
更讓人心寒的是，當啟晴邨、葵聯邨等等受影響的居民為着家中的小孩和孕婦而憂慮，擔心孩子的智力或者健康受損，心焦如焚之際，我們的官員和保皇黨在做什麼？他們居然還在大刺刺的說着鬼話，批評發現問題的反對黨議員延遲公開化驗結果，甚至指摘他們製造恐慌。這是哪門子的「專注民生」？民建聯更明目張膽，說鉛水問題不算「死人冧樓」，不值得尊貴的議員加開立會會議跟進。
赤裸的答案就在眼前：民生？他們才不屑管呢。
可恥的保皇黨議員以及離地的政府官員，之所以能夠如此氣燄囂張，置黎民百姓的健康於不顧，歸根究柢，還是那一個老問題：制度的不民主。任何一個先進成熟的民主國度裏，倘若發生此等鉛污染食水的嚴重問題，問責的內閣官員即使不用下台，起碼也90度鞠躬道歉了吧？哪會還夠膽大放厥詞，惡人先告狀？可是在香港畸形的政治生態之下，產生自小圈子選委的行政長官，以及寄生於特權階級的保皇建制派，多年來一唱一和，私相授受，造就了這幫既得利益者的不可一世。
涼薄建制 依附權貴
就如杏林覺醒經常提及的一個現象：特首及其行政團隊從未認真對待過「公營醫療系統質素持續低沉」的問題，正是因為選他出來的選委們大都是權貴，他們本來就不必去公立醫院求醫。相同的邏緝，亦可以適用於今次的鉛水事件之中。舉個例子，試想像如果我們的立法會沒有荒謬的功能組別，以至所有立會議員都必須經過地區直選洗禮，直接向貧苦大眾問責。如此一來，建制派失去了財閥庇蔭和零票自動當選的優勢，必然會與泛民打成均勢，甚至成立法會的少數黨派。在這樣的形勢之下，蔣麗芸還會口沫橫飛的質疑黃碧雲，指摘她製造恐慌嗎？葉國謙還會拒絕加開會議，涼薄地堅持要準時放暑假嗎？
諒他們也不敢。
可悲的現實卻是，即使蔣葉二人本為直選產生，他們所屬的黨派卻長年寄生於權貴。他們問責的對象從來就不是梁振英口中那些「月入14,000元以下」的低下階層。他們大可以刻毒涼薄地，對受影響的無助居民盡情揶揄，反正下一屆選舉之時，在中央祝福之下，民建聯「立法會第一大黨」的寶座必定仍然穩若泰山。你們每天喝着超標以倍數計的鉛水，與他民建聯又有何干？
民主麵包 無從分割
自從杏林覺醒成立以來，政改爭議期間，其中一條最常面對的問題就是：「你們怎麼不專心賺錢，淌這政治渾水幹嘛？你們這些專業人士不是最擅長掙錢的嗎？祟高的理想又不能當飯吃。乖乖專注事業，當個富裕中產不是很好嗎？」這次的鉛水風波告訴我們，關心政治，並非為了什麼祟高的理想。反之，民主和麵包從來就難以分割。
民主不能當飯吃，可是不民主的政權卻可以讓我們天天飲毒水，而面不改容。政治就是眾人之事，爭取公義和民主，不過是為了生存而已。
作者是杏林覺醒成員
【明報專訊】就在梁振英政府和保皇黨冠冕堂皇，說要專注解決民生議題的時候，就爆出了鉛水危機。實在沒有比這更諷刺的事情了。
香港人突然驚醒。原來，雖然我們身處這個高度發展、金雕玉砌的國際大都會（早前我們甚至還在爭論應否豪花1400億去興建機場新跑道），但我們的政府和議會，卻連最基本的民生問題，都沒有能力應對。以前在醫學院，教授總是對我們說：「鉛中毒嘛，還是要學的，因為考試考。可是等你們畢業行醫時，就不那麼重要了。畢竟在香港地，鉛中毒就像瘧疾，是幾乎絕迹的了。」萬萬想不到今時今日的香港人，居然要為了一口清潔、無鉛的食水而頻撲。
不理民生 離地囂張
更讓人心寒的是，當啟晴邨、葵聯邨等等受影響的居民為着家中的小孩和孕婦而憂慮，擔心孩子的智力或者健康受損，心焦如焚之際，我們的官員和保皇黨在做什麼？他們居然還在大刺刺的說着鬼話，批評發現問題的反對黨議員延遲公開化驗結果，甚至指摘他們製造恐慌。這是哪門子的「專注民生」？民建聯更明目張膽，說鉛水問題不算「死人冧樓」，不值得尊貴的議員加開立會會議跟進。
赤裸的答案就在眼前：民生？他們才不屑管呢。
可恥的保皇黨議員以及離地的政府官員，之所以能夠如此氣燄囂張，置黎民百姓的健康於不顧，歸根究柢，還是那一個老問題：制度的不民主。任何一個先進成熟的民主國度裏，倘若發生此等鉛污染食水的嚴重問題，問責的內閣官員即使不用下台，起碼也90度鞠躬道歉了吧？哪會還夠膽大放厥詞，惡人先告狀？可是在香港畸形的政治生態之下，產生自小圈子選委的行政長官，以及寄生於特權階級的保皇建制派，多年來一唱一和，私相授受，造就了這幫既得利益者的不可一世。
涼薄建制 依附權貴
就如杏林覺醒經常提及的一個現象：特首及其行政團隊從未認真對待過「公營醫療系統質素持續低沉」的問題，正是因為選他出來的選委們大都是權貴，他們本來就不必去公立醫院求醫。相同的邏緝，亦可以適用於今次的鉛水事件之中。舉個例子，試想像如果我們的立法會沒有荒謬的功能組別，以至所有立會議員都必須經過地區直選洗禮，直接向貧苦大眾問責。如此一來，建制派失去了財閥庇蔭和零票自動當選的優勢，必然會與泛民打成均勢，甚至成立法會的少數黨派。在這樣的形勢之下，蔣麗芸還會口沫橫飛的質疑黃碧雲，指摘她製造恐慌嗎？葉國謙還會拒絕加開會議，涼薄地堅持要準時放暑假嗎？
諒他們也不敢。
可悲的現實卻是，即使蔣葉二人本為直選產生，他們所屬的黨派卻長年寄生於權貴。他們問責的對象從來就不是梁振英口中那些「月入14,000元以下」的低下階層。他們大可以刻毒涼薄地，對受影響的無助居民盡情揶揄，反正下一屆選舉之時，在中央祝福之下，民建聯「立法會第一大黨」的寶座必定仍然穩若泰山。你們每天喝着超標以倍數計的鉛水，與他民建聯又有何干？
民主麵包 無從分割
自從杏林覺醒成立以來，政改爭議期間，其中一條最常面對的問題就是：「你們怎麼不專心賺錢，淌這政治渾水幹嘛？你們這些專業人士不是最擅長掙錢的嗎？祟高的理想又不能當飯吃。乖乖專注事業，當個富裕中產不是很好嗎？」這次的鉛水風波告訴我們，關心政治，並非為了什麼祟高的理想。反之，民主和麵包從來就難以分割。
民主不能當飯吃，可是不民主的政權卻可以讓我們天天飲毒水，而面不改容。政治就是眾人之事，爭取公義和民主，不過是為了生存而已。
作者是杏林覺醒成員
2015年7月21日 星期二
戴耀廷 - 香港人民自決自治之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7月21日
根據國際法，所有「人民」（people）享有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在國際法，「人民」是特定的概念，有特定的意思。但甚麼人類群體才構成「人民」，國際法並沒有很清楚的定義。不過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受殖民地或外國政權統治的人類群體，都符合國際法的要求，是享有自決權的「人民」。在非殖化大體完結後，「人民」的概念進一步擴展至包含其他的人類群體。
不少學者認為決定某人類群體是否符合「人民」的資格而享有自決權，要考慮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是能否有客觀的因素把這人類群體與其他所有的人類群體區分。這些客觀因素包括歷史傳統、種族、文化、語言、宗教、地域及經濟。第二方面則是主觀的因素，是這人類群體是否自覺自己是有別於其他人類群體，並有共同的意志要維持他們這獨特於其他人類群體的身份認同。學者們的意見認為在界定「人民」，主觀的因素比客觀因素應是更重要。
不少人誤解行使自決權就一定是指走向獨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條都規定，自決權包括了「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1970年的聯合國大會2625號決議，說明「人民」行使自決權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時，有四種可能的選擇：一、建立自主獨立國家；二、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三、與某一獨立國家合併；四、採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
自決不一定是獨立
在非殖化大體結束後，建立獨立的國家並不再是「人民」行使自決權的主流方法。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或合併只適用於某些群體，故更多「人民」在行使自決權時，是選擇不脫離與之有關連的主權國，而是在此主權國內享有「其他的政治地位」，令他們仍可自由地決定群體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發展。「人民」在主權國內的一片地域上實行自治，是「其他的政治地位」的一種，也是越來越普遍被選擇的方法，因地域自治既能平衡主權國的領土完整，也能同時保障擁有自覺自主意識的人類群體，在最大程度上維持其獨特的身份認同。
自決權分為外部與內部兩方面。外部自決權是關乎「人民」有權決定自己與其他人類群體的關係，就是決定是否獨立或自治。內部自決權則是關乎「人民」如何做出這決定。因自決權是屬於一個群體，故應由群體的所有成員共同行使。因此，自決權是包括一套民主的程序，能讓「人民」的所有成員共同決定群體未來的政治地位。自決權也是一項持續的權利。在「人民」決定了選擇成為一個主權國內實行地域自治這政治地位後，仍需要有民主的程序讓「人民」的所有成員，能平等地參與決定如何發展群體的經濟、社會及文化。這也是自決權與民主管治的關係。
或許國際法還未明確承認自治的權利（right to autonomy），但只要一個人類群體有足夠強度的自覺及自主，他就擁有自決權，並有權行使自決權在主權國內的一片地域上實行自治。這種自治可稱為以自決權為基礎的自治，或更簡單說他們享有自治的權利。
在回歸前，已有學者提出生活在香港地域上的人類群體，符合國際法對「人民」的要求，是享有自決權的。考慮到香港的獨特歷史背景，香港人民在行使自決權時，未必適合成為獨立的國家，但香港人民理應享有包括外部及內部層面的自治權利。在上星期的文章，我記述了香港人民如何在過去的幾十年，逐漸建立起自覺、自主的意識，成為了香港人民自決、自治的基礎。
回歸這麼多年，香港特區雖擁有很闊的自治範圍，但特首及至少一半立法會議員還未真正由香港人民選舉產生，北京政府對他們一直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由他們來代表香港去行使香港的自治權力，香港就不能算是在實行真正的自治。香港人民一直沒有特別強調他們是享有自治的權利，是因為按《基本法》的規定，只要特首及立法會全體議員最終都能按真普選的原則選舉產生，那香港就會是由香港人民選出來的真正代表來管治，香港人民就是真正管治自己，就可以真正開始我們的自治之路。
北京剝奪港人自治權利
但不幸地在此輪政改，北京政府堅持2017年特首的選舉辦法必須嚴格按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而制訂，而831決定又是緊跟北京政府在2014年6月公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所宣示，對「一國兩制」的官方演繹及香港所能享有的「高度自治」的理解而定出來的。按這方案而產生出來的特首，因北京政府能透過提名委員會去篩選候選人，並不能是香港人民的真正代表。在白皮書及831決定公佈後，雖經過雨傘運動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也未能促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最終這方案在2015年6月18日，遭立法會以28比8票否決，結束了歷時兩年多的政改之爭。
這輪政改已不單是關乎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的問題，而是關乎更根本的問題，就是香港人民在官方版本的「一國兩制」下及《基本法》的範圍內，是否還有可能享有真正的自治，實現香港人民的自治權利。北京政府表明即使以後重啟政改，還是必須按照831決定。如果北京政府一直堅持要依據831決定來篩選特首候選人，那麼香港人民是不可能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也不能依據北京政府透過白皮書所宣示的「一國兩制」及那套自治的意念，實踐得到他們所享有的自治權利。
此路既不通，香港人民要實現真正的自治，走我們的自治之路，就只能回到更根本的基礎，就是香港人民在國際法上所享有的自決權下的自治的權利。白皮書下的自治與國際法自決權下的自治，實在存在着很大的落差。香港人民的自決自治之路是漫長的，但由現在開始，我們起碼有三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強化及擴大香港人民自覺是屬於獨特於其他人類群體的身份認同，及加強香港人民維持這身份認同的決心。二、既然《基本法》的官方機制不能容納香港人民自治的權利，可透過成立非官方的平衡管治機制（如民間商討、社會約章、民間全民投票、社區公民參與等），進一步發展香港人民在公民社會已建立起來的自治能力。三、爭取國際社會認同香港人民是享有國際法下的自決權和自治的權利。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根據國際法，所有「人民」（people）享有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在國際法，「人民」是特定的概念，有特定的意思。但甚麼人類群體才構成「人民」，國際法並沒有很清楚的定義。不過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受殖民地或外國政權統治的人類群體，都符合國際法的要求，是享有自決權的「人民」。在非殖化大體完結後，「人民」的概念進一步擴展至包含其他的人類群體。
不少學者認為決定某人類群體是否符合「人民」的資格而享有自決權，要考慮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是能否有客觀的因素把這人類群體與其他所有的人類群體區分。這些客觀因素包括歷史傳統、種族、文化、語言、宗教、地域及經濟。第二方面則是主觀的因素，是這人類群體是否自覺自己是有別於其他人類群體，並有共同的意志要維持他們這獨特於其他人類群體的身份認同。學者們的意見認為在界定「人民」，主觀的因素比客觀因素應是更重要。
不少人誤解行使自決權就一定是指走向獨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條都規定，自決權包括了「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1970年的聯合國大會2625號決議，說明「人民」行使自決權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時，有四種可能的選擇：一、建立自主獨立國家；二、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三、與某一獨立國家合併；四、採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
自決不一定是獨立
在非殖化大體結束後，建立獨立的國家並不再是「人民」行使自決權的主流方法。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或合併只適用於某些群體，故更多「人民」在行使自決權時，是選擇不脫離與之有關連的主權國，而是在此主權國內享有「其他的政治地位」，令他們仍可自由地決定群體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發展。「人民」在主權國內的一片地域上實行自治，是「其他的政治地位」的一種，也是越來越普遍被選擇的方法，因地域自治既能平衡主權國的領土完整，也能同時保障擁有自覺自主意識的人類群體，在最大程度上維持其獨特的身份認同。
自決權分為外部與內部兩方面。外部自決權是關乎「人民」有權決定自己與其他人類群體的關係，就是決定是否獨立或自治。內部自決權則是關乎「人民」如何做出這決定。因自決權是屬於一個群體，故應由群體的所有成員共同行使。因此，自決權是包括一套民主的程序，能讓「人民」的所有成員共同決定群體未來的政治地位。自決權也是一項持續的權利。在「人民」決定了選擇成為一個主權國內實行地域自治這政治地位後，仍需要有民主的程序讓「人民」的所有成員，能平等地參與決定如何發展群體的經濟、社會及文化。這也是自決權與民主管治的關係。
或許國際法還未明確承認自治的權利（right to autonomy），但只要一個人類群體有足夠強度的自覺及自主，他就擁有自決權，並有權行使自決權在主權國內的一片地域上實行自治。這種自治可稱為以自決權為基礎的自治，或更簡單說他們享有自治的權利。
在回歸前，已有學者提出生活在香港地域上的人類群體，符合國際法對「人民」的要求，是享有自決權的。考慮到香港的獨特歷史背景，香港人民在行使自決權時，未必適合成為獨立的國家，但香港人民理應享有包括外部及內部層面的自治權利。在上星期的文章，我記述了香港人民如何在過去的幾十年，逐漸建立起自覺、自主的意識，成為了香港人民自決、自治的基礎。
回歸這麼多年，香港特區雖擁有很闊的自治範圍，但特首及至少一半立法會議員還未真正由香港人民選舉產生，北京政府對他們一直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由他們來代表香港去行使香港的自治權力，香港就不能算是在實行真正的自治。香港人民一直沒有特別強調他們是享有自治的權利，是因為按《基本法》的規定，只要特首及立法會全體議員最終都能按真普選的原則選舉產生，那香港就會是由香港人民選出來的真正代表來管治，香港人民就是真正管治自己，就可以真正開始我們的自治之路。
北京剝奪港人自治權利
但不幸地在此輪政改，北京政府堅持2017年特首的選舉辦法必須嚴格按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而制訂，而831決定又是緊跟北京政府在2014年6月公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所宣示，對「一國兩制」的官方演繹及香港所能享有的「高度自治」的理解而定出來的。按這方案而產生出來的特首，因北京政府能透過提名委員會去篩選候選人，並不能是香港人民的真正代表。在白皮書及831決定公佈後，雖經過雨傘運動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也未能促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最終這方案在2015年6月18日，遭立法會以28比8票否決，結束了歷時兩年多的政改之爭。
這輪政改已不單是關乎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的問題，而是關乎更根本的問題，就是香港人民在官方版本的「一國兩制」下及《基本法》的範圍內，是否還有可能享有真正的自治，實現香港人民的自治權利。北京政府表明即使以後重啟政改，還是必須按照831決定。如果北京政府一直堅持要依據831決定來篩選特首候選人，那麼香港人民是不可能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也不能依據北京政府透過白皮書所宣示的「一國兩制」及那套自治的意念，實踐得到他們所享有的自治權利。
此路既不通，香港人民要實現真正的自治，走我們的自治之路，就只能回到更根本的基礎，就是香港人民在國際法上所享有的自決權下的自治的權利。白皮書下的自治與國際法自決權下的自治，實在存在着很大的落差。香港人民的自決自治之路是漫長的，但由現在開始，我們起碼有三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強化及擴大香港人民自覺是屬於獨特於其他人類群體的身份認同，及加強香港人民維持這身份認同的決心。二、既然《基本法》的官方機制不能容納香港人民自治的權利，可透過成立非官方的平衡管治機制（如民間商討、社會約章、民間全民投票、社區公民參與等），進一步發展香港人民在公民社會已建立起來的自治能力。三、爭取國際社會認同香港人民是享有國際法下的自決權和自治的權利。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王岸然 - 以主人道德自救法治
作者網誌
2015年7月21日
警察投訴課要求監警會就之前的決定（對警司朱經緯涉以警棍毆打途人一案）再投票，而且是不討論、只以電郵記名再投票。這是狎玩監警會所餘無幾的公信力。
此外，身高1.5米的女士，遭六七名如狼似虎的警員粗暴按在地上，反而被控以用胸部襲擊身高1.8米警員的罪名成立，裁決馬上成為國際醜聞。兩件事件還在上訴與覆審之中糾纏，筆者的評語是，這是政治干預司法事件，公民社會不能再依靠律師政客，要自己起動救自己。
兩宗件事比「七警涉嫌打人」更清楚簡單，因為全程有清楚視像，數十部相機從不同角度拍低過程，是與非，每個人也可清楚看到，能歪曲事實的空間是零。這樣一來，若不能公正處理，受害的是整個司法制度的公信力；而這就不單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因為市民覺得不公正，便一定認為那是政治干預了司法，而司法偏幫了「黑警」，對警方信心一失，以後示威衝擊之時，能否仍然保持克制，大有疑問。
差人護短，與所有公務員護短的心態沒有兩樣， 在這種心態下，當然不會客觀考慮事物、不會理解到保護七警和朱經緯這類人會為其他前線警員帶來被報復的風險、帶來整個警隊遭鄙視與敵視的代價。
這一情況本應要依賴港府高層、甚至北京官員保持頭腦的清醒，不昧於一時的鬥爭爭勝心態，不受一些企圖藉支持警員、討好建制想上位的「港奸」所迷惑，但現時情況令人難以安心。港府高層為討好槍桿子而迫令監警會自廢武功的可能性，彰彰在目，否則也不會有不討論只記名投票、迫監警會變護警會的事了。
筆者的忠言，到此為止。當不公正已經公然寫在牆上之時，再乞求公義者，只合應當奴隸，這也就是尼采所批判的侏儒道德心態。民間社會若然意識到法治變人治的危機來臨之時，就不能申訴再申訴、乞求再乞求，而是以主人心態起而行動。主人道德是高貴、自傲和有創意的，可文可武，威力無窮，重要的是，要有主人的自信、勇氣和創意。
先說文的。就算北京政權背後想支持朱經緯（七警事件亦同一情況），以支持警隊濫權作為維穩工具，但因中共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有份簽署《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權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朱經緯的行為已違反這一公約。
公約中的第4及第5條，要求簽約國把酷刑列為刑事罪行，要制訂必要措施，對這種罪行有刑事管轄權。事實上，很多國家對違反人權罪均有刑事檢控權，不限罪行是否發生境內；國內法律也承認這一做法合理，因為人權無國界。
香港人活在專權之下，看似十分被動，但香港有50萬人有外國籍，無數家庭有國際朋友親戚，民間社會從來強大，只是不自知而已。筆者建議民間社會應發動自救行動，挽回行將失去的人權。具體做法有兩方面，一是組團把事件帶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正式申訴，這要實質地做，要有10萬計的具名簽署授權，委派代表前往。其次是把朱經緯的惡行編寫成報告，發動全球港人親友到當地警署報案，要求文明國家把朱經緯列為人權罪犯，入境後會被逮捕，起訴他違反人權罪。這樣一來，朱經緯的下半生處於與泛民活躍人物相反的處境——活躍泛民除了中國大陸，什麼地方都敢去；朱經緯則會是全世界除了大陸之外，什麼地方也不敢去。
這還只是文的做法。本港範圍以內，文武兼備的抗爭方式還有相當空間，問題是民間社會覺醒沒有？懂得以主人道德起而自決命運沒有？還是追隨泛民和「左膠」社運界那種失敗、悲觀、只知乞求公義憐憫、申訴再申訴、示威再示威、全無結果還是樂此不疲的做法。那是以奴隸道德觀為基礎的做法。
監警會放生朱經緯令其如常退休，民間社會應支持案件受害市民自行據《裁判司條例》第14條對朱經緯進行刑事檢控。近年眾多事件皆有人提議這個方法，但情況遠沒有朱經緯案的黑白分明和證據確鑿，放到法庭就看看有哪法官敢放下法治判他無罪。唯一的「危機」是律政司可按第14條第2段的做法介入接管案件，並終止檢控。採取這種做法，梁政府與北京的賭注很大，將要面對暴亂出現的情況。筆者到時再評論也不遲，但估計政府是賭不起這一局的。
本來還想討論一下低質素裁判官弄出國際級笑話的問題，笑話在於《時代周刊》的標題：A Hong Kong Woman Just Got Convicted of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with Her Breast。笑話是不說自明的，連帶裁判官大量帶有偏見違反法治常識的說話，更令人笑中有淚。
案件應會上訴，筆者對高院法官的智慧還是有信心的，失望的是一班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法治燈罩照遠不照近，對香港的法治危機、人權遭踐踏視而不見，只去關心中國的維權律師。從來擁抱奴隸道德的人皆大愛無限，關心別人當然比關心自己安全，稱他們為奴隸律師，也甚貼切。
警察投訴課要求監警會就之前的決定（對警司朱經緯涉以警棍毆打途人一案）再投票，而且是不討論、只以電郵記名再投票。這是狎玩監警會所餘無幾的公信力。
此外，身高1.5米的女士，遭六七名如狼似虎的警員粗暴按在地上，反而被控以用胸部襲擊身高1.8米警員的罪名成立，裁決馬上成為國際醜聞。兩件事件還在上訴與覆審之中糾纏，筆者的評語是，這是政治干預司法事件，公民社會不能再依靠律師政客，要自己起動救自己。
兩宗件事比「七警涉嫌打人」更清楚簡單，因為全程有清楚視像，數十部相機從不同角度拍低過程，是與非，每個人也可清楚看到，能歪曲事實的空間是零。這樣一來，若不能公正處理，受害的是整個司法制度的公信力；而這就不單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因為市民覺得不公正，便一定認為那是政治干預了司法，而司法偏幫了「黑警」，對警方信心一失，以後示威衝擊之時，能否仍然保持克制，大有疑問。
差人護短，與所有公務員護短的心態沒有兩樣， 在這種心態下，當然不會客觀考慮事物、不會理解到保護七警和朱經緯這類人會為其他前線警員帶來被報復的風險、帶來整個警隊遭鄙視與敵視的代價。
這一情況本應要依賴港府高層、甚至北京官員保持頭腦的清醒，不昧於一時的鬥爭爭勝心態，不受一些企圖藉支持警員、討好建制想上位的「港奸」所迷惑，但現時情況令人難以安心。港府高層為討好槍桿子而迫令監警會自廢武功的可能性，彰彰在目，否則也不會有不討論只記名投票、迫監警會變護警會的事了。
筆者的忠言，到此為止。當不公正已經公然寫在牆上之時，再乞求公義者，只合應當奴隸，這也就是尼采所批判的侏儒道德心態。民間社會若然意識到法治變人治的危機來臨之時，就不能申訴再申訴、乞求再乞求，而是以主人心態起而行動。主人道德是高貴、自傲和有創意的，可文可武，威力無窮，重要的是，要有主人的自信、勇氣和創意。
先說文的。就算北京政權背後想支持朱經緯（七警事件亦同一情況），以支持警隊濫權作為維穩工具，但因中共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有份簽署《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權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朱經緯的行為已違反這一公約。
公約中的第4及第5條，要求簽約國把酷刑列為刑事罪行，要制訂必要措施，對這種罪行有刑事管轄權。事實上，很多國家對違反人權罪均有刑事檢控權，不限罪行是否發生境內；國內法律也承認這一做法合理，因為人權無國界。
香港人活在專權之下，看似十分被動，但香港有50萬人有外國籍，無數家庭有國際朋友親戚，民間社會從來強大，只是不自知而已。筆者建議民間社會應發動自救行動，挽回行將失去的人權。具體做法有兩方面，一是組團把事件帶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正式申訴，這要實質地做，要有10萬計的具名簽署授權，委派代表前往。其次是把朱經緯的惡行編寫成報告，發動全球港人親友到當地警署報案，要求文明國家把朱經緯列為人權罪犯，入境後會被逮捕，起訴他違反人權罪。這樣一來，朱經緯的下半生處於與泛民活躍人物相反的處境——活躍泛民除了中國大陸，什麼地方都敢去；朱經緯則會是全世界除了大陸之外，什麼地方也不敢去。
這還只是文的做法。本港範圍以內，文武兼備的抗爭方式還有相當空間，問題是民間社會覺醒沒有？懂得以主人道德起而自決命運沒有？還是追隨泛民和「左膠」社運界那種失敗、悲觀、只知乞求公義憐憫、申訴再申訴、示威再示威、全無結果還是樂此不疲的做法。那是以奴隸道德觀為基礎的做法。
監警會放生朱經緯令其如常退休，民間社會應支持案件受害市民自行據《裁判司條例》第14條對朱經緯進行刑事檢控。近年眾多事件皆有人提議這個方法，但情況遠沒有朱經緯案的黑白分明和證據確鑿，放到法庭就看看有哪法官敢放下法治判他無罪。唯一的「危機」是律政司可按第14條第2段的做法介入接管案件，並終止檢控。採取這種做法，梁政府與北京的賭注很大，將要面對暴亂出現的情況。筆者到時再評論也不遲，但估計政府是賭不起這一局的。
本來還想討論一下低質素裁判官弄出國際級笑話的問題，笑話在於《時代周刊》的標題：A Hong Kong Woman Just Got Convicted of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with Her Breast。笑話是不說自明的，連帶裁判官大量帶有偏見違反法治常識的說話，更令人笑中有淚。
案件應會上訴，筆者對高院法官的智慧還是有信心的，失望的是一班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法治燈罩照遠不照近，對香港的法治危機、人權遭踐踏視而不見，只去關心中國的維權律師。從來擁抱奴隸道德的人皆大愛無限，關心別人當然比關心自己安全，稱他們為奴隸律師，也甚貼切。
林忌評論：飲水思「鉛」的雙重標準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2015年7月20日
香港人「飲水思鉛」，本港多處食水發現含鉛之後，香港傳媒一改往日環保先鋒的態度，紛紛引述一些所謂「專家」（包括很多專長和食水安全無關）的所謂「權威」意見，指食水含鉛是「正常」，飲用水應該先把水龍頭打開，等水流最少一分鐘至五分鐘不等，之後才用作煮食或飲用，更把這種做法視為「常識」，甚至怪責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的市民是「無知」。
香港政府醫生居然說：「拉勻一生計」飲用超標鉛水不會影響健康；有公立醫院的醫生竟說：兒童可透過咬鉛筆吸收鉛，再被踢爆鉛筆是石墨，而香港發售的鉛筆外層顏料亦不含鉛，從這些報導的荒謬角度可知，香港整個社會，已經敗壞到一個連常識也可以引起爭議的荒謬境地，食水有毒不是去追究食水，而反過來是不斷質疑發現食水有毒的人──民主黨的黃碧雲議員。瘋狂變成了常態，令人難以想像。
如果香港人不是那麼善忘的話，當記得這幾年由特區政府以至各傳媒，經常指責香港人「浪費食水」，引數據指香港是「全地球浪費最多食水」的地方；這些人無視真相是政府浪費食水，包括有兩三成食水是因為水管失修人為流失，有近一成食水浪費來沖廁，居然把矛頭指向市民；政府這兩年更發起「全港慳水10公升運動」，甚至免費贈送「慳水水龍頭」，以減少每個水龍頭的出水量，以達到令全港市民減少食水浪費之目的；然而驗出水含鉛，由政府、傳媒以至所謂專家，不是盡快找到食水污染的源頭，竟反過來指，任由食水流走幾分鐘後才使用，是「常識」甚至「必須」，那麼這幾年水務署以至傳媒說甚麼環保呢？這幾年來水務署的「慳水運動」，豈不是浪費公帑以至害人中毒？
除了一貫親政府傳媒、記者、評論人的立場之外，這現象更可怕之處是，即使是站在市民一邊的傳媒以至記者，對上述問題的善忘；他們忘記了，這幾年是如何配合政府宣傳「慳水」，如前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如何把「浪費食水」的惡名加諸於香港人身上；由始至終，香港的食水問題源頭只有一個，就是中共一邊高價賣東江水予香港人來斂財，更反過來說是「恩情」要香港人「感恩」；為了黨企業強制香港人買超出需要的食水，然後反過來怪責市民浪費食水；如今水有毒，竟更怪市民不懂「讓水流幾分鐘」去減毒，以浪費更多的食水，讓政府可以再攻擊香港人更浪費食水嗎？為何那些曾經打著正義旗號，說香港人如何浪費食水的記者以及傳媒，竟無一反過來質問政府，這不是更浪費食水呢？
選擇性盲目，是很多（偽）「客觀」、「中立」的善良最大的敵人；近日西方社會以至傳媒，例如美國以至歐盟譴責泰國，指泰國把109名「維族」（Uighurs 回紇）中國人遣返去中國，而禁止他們前往土耳其；中共指這些維吾爾人是「恐怖份子」，引來土耳其（突厥）人包圍歐洲五區的泰國領事館示威抗議，華文傳媒對此幾乎完全不報導，或者把問題輕輕帶過，和關注維權律師被捕的報導次數完全不能比較；當西方社會關心這109人被中國當成恐怖份子回國後會遭遇甚麼時，海內外的華人一邊口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卻對這些人的命運漠不關心，這種雙重標準，是如何形成的呢？難道不是大漢族民族主義的「鉛毒」嗎？
香港人「飲水思鉛」，本港多處食水發現含鉛之後，香港傳媒一改往日環保先鋒的態度，紛紛引述一些所謂「專家」（包括很多專長和食水安全無關）的所謂「權威」意見，指食水含鉛是「正常」，飲用水應該先把水龍頭打開，等水流最少一分鐘至五分鐘不等，之後才用作煮食或飲用，更把這種做法視為「常識」，甚至怪責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的市民是「無知」。
香港政府醫生居然說：「拉勻一生計」飲用超標鉛水不會影響健康；有公立醫院的醫生竟說：兒童可透過咬鉛筆吸收鉛，再被踢爆鉛筆是石墨，而香港發售的鉛筆外層顏料亦不含鉛，從這些報導的荒謬角度可知，香港整個社會，已經敗壞到一個連常識也可以引起爭議的荒謬境地，食水有毒不是去追究食水，而反過來是不斷質疑發現食水有毒的人──民主黨的黃碧雲議員。瘋狂變成了常態，令人難以想像。
如果香港人不是那麼善忘的話，當記得這幾年由特區政府以至各傳媒，經常指責香港人「浪費食水」，引數據指香港是「全地球浪費最多食水」的地方；這些人無視真相是政府浪費食水，包括有兩三成食水是因為水管失修人為流失，有近一成食水浪費來沖廁，居然把矛頭指向市民；政府這兩年更發起「全港慳水10公升運動」，甚至免費贈送「慳水水龍頭」，以減少每個水龍頭的出水量，以達到令全港市民減少食水浪費之目的；然而驗出水含鉛，由政府、傳媒以至所謂專家，不是盡快找到食水污染的源頭，竟反過來指，任由食水流走幾分鐘後才使用，是「常識」甚至「必須」，那麼這幾年水務署以至傳媒說甚麼環保呢？這幾年來水務署的「慳水運動」，豈不是浪費公帑以至害人中毒？
除了一貫親政府傳媒、記者、評論人的立場之外，這現象更可怕之處是，即使是站在市民一邊的傳媒以至記者，對上述問題的善忘；他們忘記了，這幾年是如何配合政府宣傳「慳水」，如前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如何把「浪費食水」的惡名加諸於香港人身上；由始至終，香港的食水問題源頭只有一個，就是中共一邊高價賣東江水予香港人來斂財，更反過來說是「恩情」要香港人「感恩」；為了黨企業強制香港人買超出需要的食水，然後反過來怪責市民浪費食水；如今水有毒，竟更怪市民不懂「讓水流幾分鐘」去減毒，以浪費更多的食水，讓政府可以再攻擊香港人更浪費食水嗎？為何那些曾經打著正義旗號，說香港人如何浪費食水的記者以及傳媒，竟無一反過來質問政府，這不是更浪費食水呢？
選擇性盲目，是很多（偽）「客觀」、「中立」的善良最大的敵人；近日西方社會以至傳媒，例如美國以至歐盟譴責泰國，指泰國把109名「維族」（Uighurs 回紇）中國人遣返去中國，而禁止他們前往土耳其；中共指這些維吾爾人是「恐怖份子」，引來土耳其（突厥）人包圍歐洲五區的泰國領事館示威抗議，華文傳媒對此幾乎完全不報導，或者把問題輕輕帶過，和關注維權律師被捕的報導次數完全不能比較；當西方社會關心這109人被中國當成恐怖份子回國後會遭遇甚麼時，海內外的華人一邊口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卻對這些人的命運漠不關心，這種雙重標準，是如何形成的呢？難道不是大漢族民族主義的「鉛毒」嗎？
2015年7月20日 星期一
長平 - 抓捕律師顯露猙獰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7月20日
中共抓捕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的行動仍在繼續。據統計，迄今超過230人遭侵害，11人遭刑拘或秘密關押（監視居住），12人被強迫失蹤。這種瘋狂的行為，讓很多為中共辯護的人都啞口無言。換句話說，這個政治集團再也不想要依法治國這件外衣了，自己揭下來扔到泥坑裏猛踩。
六四之後，中共人心盡失。九二南巡，鄧小平祭出經濟改革的大旗，挖下了市場經濟這個大坑。但是市場經濟何以為據？而且它也不能包攬整個社會治理。江澤民在1995年開始提出依法治國，並將這個概念加以宣傳，1997年寫進中共十五大報告，1999年寫進中國憲法，成功地挖下了又一個大坑。
全世界都心甘情願地往這兩個坑裏跳，認為這是幫助中共自我改造的最佳途徑。靠着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這兩個概念，六四運動中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政黨得到了國內和國際各方面的容忍甚至肯定。中共也不斷地玩弄這兩個概念，諸如加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等限制語來欺世惑眾。
「依法治國」謊言難以繼續
但是絕大多數學者、律師和媒體人，都把這兩個概念當成信念來實踐。或者說，他們希望通過「以假作真」來換得「弄假成真」。新一代媒體人中的中堅，不是財經記者就是法治記者。相應地，法學家、律師繼經濟學家之後，成為耀眼的媒體明星。
所謂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成為權貴和資本家勾結大肆掠奪底層民眾的過程，社會矛盾空前激烈，群體事件接連不斷，成為隨時可能引爆政權危機的火藥桶，執政黨全力以赴建立維穩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維權律師引人注目。
「依法維權」這個概念緊隨着「依法治國」而來，它給了很多底層民眾以希望，也讓執政黨有了更多的掠奪空間。法律學者和媒體人普及了這個觀念，維權律師則身體力行，用專業知識引導着被欺凌和被剝削者走上訴訟和上訪之路。
維權律師的作用呈現出兩個矛盾的方向：一方面，他們抱着弄假成真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中共「依法治國」的謊言。比如說，有底層民眾難咽一口怒氣，要去炸了地方政府，或者成立一個反政府組織，維權律師就會勸阻說，應該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爭取已經被許諾的權利。於是，這些民眾耗費數年數十年時間，到這個根本沒有法治的體制內去依法維權或者依法上訪，結果可想而知。這在事實上幫助中共撲滅了大多底層的熊熊怒火，也讓很多當事人「上當受騙」。
另一方面，維權律師通過對法律文本和程序的較真，不僅普及了法治觀念和知識，更讓中共「依法治國」的謊言難以繼續，欺世盜名的騙局千瘡百孔，蠻橫專制的真相原形畢露。這就是當局如此痛恨「死嗑律師」的原因。「死嗑」就是較真、執着的意思，這在中共的宣傳中也並非負面話語，但是目前正在被《環球時報》等中共喉舌污名化。
大約在2006年前後，圍繞着人權律師高智晟的絕食行動，人權律師及活動人士內部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反對者認為，律師的舞台是法庭而不是街頭，高律師的做法將法律政治化。高律師則認為，他不能專心站在法庭上從事律師事業，並非自己的放棄而是當局的剝奪。而且法律本身就是政治活動，在看透了中共的欺騙和邪惡之後，更廣泛的抗爭才是理性的選擇。
現在回頭看去，這場爭論中兩邊的人權觀念無甚差異，關鍵的區別在是否對中共心存希望。當時公開批評高智晟的天安門母親代表丁子霖女士說，無論多麼絕望，她們對人大、政協及國家領導人等體制內權力寫信的行為都會繼續下去。事實上，就在今年，天安門母親群體在絕望中停止了寫信。
這個「貓捉老鼠」的遊戲也讓中共當局失去了耐心。他們也不想再假裝良善了，露出了讓辯護者也感到難堪的猙獰面目。箇中原因，除了他們自覺經濟權力越來越強大之外，也因為全世界欺軟怕硬，當個惡棍更自由自在。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中共抓捕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的行動仍在繼續。據統計，迄今超過230人遭侵害，11人遭刑拘或秘密關押（監視居住），12人被強迫失蹤。這種瘋狂的行為，讓很多為中共辯護的人都啞口無言。換句話說，這個政治集團再也不想要依法治國這件外衣了，自己揭下來扔到泥坑裏猛踩。
六四之後，中共人心盡失。九二南巡，鄧小平祭出經濟改革的大旗，挖下了市場經濟這個大坑。但是市場經濟何以為據？而且它也不能包攬整個社會治理。江澤民在1995年開始提出依法治國，並將這個概念加以宣傳，1997年寫進中共十五大報告，1999年寫進中國憲法，成功地挖下了又一個大坑。
全世界都心甘情願地往這兩個坑裏跳，認為這是幫助中共自我改造的最佳途徑。靠着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這兩個概念，六四運動中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政黨得到了國內和國際各方面的容忍甚至肯定。中共也不斷地玩弄這兩個概念，諸如加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等限制語來欺世惑眾。
「依法治國」謊言難以繼續
但是絕大多數學者、律師和媒體人，都把這兩個概念當成信念來實踐。或者說，他們希望通過「以假作真」來換得「弄假成真」。新一代媒體人中的中堅，不是財經記者就是法治記者。相應地，法學家、律師繼經濟學家之後，成為耀眼的媒體明星。
所謂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成為權貴和資本家勾結大肆掠奪底層民眾的過程，社會矛盾空前激烈，群體事件接連不斷，成為隨時可能引爆政權危機的火藥桶，執政黨全力以赴建立維穩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維權律師引人注目。
「依法維權」這個概念緊隨着「依法治國」而來，它給了很多底層民眾以希望，也讓執政黨有了更多的掠奪空間。法律學者和媒體人普及了這個觀念，維權律師則身體力行，用專業知識引導着被欺凌和被剝削者走上訴訟和上訪之路。
維權律師的作用呈現出兩個矛盾的方向：一方面，他們抱着弄假成真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中共「依法治國」的謊言。比如說，有底層民眾難咽一口怒氣，要去炸了地方政府，或者成立一個反政府組織，維權律師就會勸阻說，應該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爭取已經被許諾的權利。於是，這些民眾耗費數年數十年時間，到這個根本沒有法治的體制內去依法維權或者依法上訪，結果可想而知。這在事實上幫助中共撲滅了大多底層的熊熊怒火，也讓很多當事人「上當受騙」。
另一方面，維權律師通過對法律文本和程序的較真，不僅普及了法治觀念和知識，更讓中共「依法治國」的謊言難以繼續，欺世盜名的騙局千瘡百孔，蠻橫專制的真相原形畢露。這就是當局如此痛恨「死嗑律師」的原因。「死嗑」就是較真、執着的意思，這在中共的宣傳中也並非負面話語，但是目前正在被《環球時報》等中共喉舌污名化。
大約在2006年前後，圍繞着人權律師高智晟的絕食行動，人權律師及活動人士內部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反對者認為，律師的舞台是法庭而不是街頭，高律師的做法將法律政治化。高律師則認為，他不能專心站在法庭上從事律師事業，並非自己的放棄而是當局的剝奪。而且法律本身就是政治活動，在看透了中共的欺騙和邪惡之後，更廣泛的抗爭才是理性的選擇。
現在回頭看去，這場爭論中兩邊的人權觀念無甚差異，關鍵的區別在是否對中共心存希望。當時公開批評高智晟的天安門母親代表丁子霖女士說，無論多麼絕望，她們對人大、政協及國家領導人等體制內權力寫信的行為都會繼續下去。事實上，就在今年，天安門母親群體在絕望中停止了寫信。
這個「貓捉老鼠」的遊戲也讓中共當局失去了耐心。他們也不想再假裝良善了，露出了讓辯護者也感到難堪的猙獰面目。箇中原因，除了他們自覺經濟權力越來越強大之外，也因為全世界欺軟怕硬，當個惡棍更自由自在。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馬嶽 - 文化決定論的終結
2015年7月20日
【明報專訊】近日報章專欄的一次筆戰，環繞所謂「民族性」的討論。這是令人很頭疼的課題：以21世紀社會科學的標準，「民族」已經是不容易界定的東西，還要替「民族」定性，然後用所謂「民族性」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更是困難。
「文化決定論」之類的理論，政治學上一直都有，但分析上問題多多，不能解釋很多政治現象。例如不少學者早年認為某些文化的基本價值與民主理念相違，不利孕育民主思想，自然也不適合推行民主政制，但隨着民主政制愈來愈普及，這些論斷一一被推翻。
「文化」解釋民主
方法學上有問題
例如，早年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國家不適合民主，主要證據是二次大戰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主要的天主教國家，都是法西斯主義國家，而民主國家則大多是新教背景。這種論斷隨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南歐和南美的天主教國家大都民主化，不攻自破。亨廷頓在廣為人引用的名著《第三波》中，也說過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不適合民主，但那又如何解釋日本、台灣、南韓等國家可以發展穩定鞏固的民主體制呢？如果你說這些國家不是「儒家」文化，那什麼才算呢？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用一個國家（「民族」就可能更大了）的「文化」作為解釋，方法學上有不少問題。首先，很難界定哪些特性才算是某個「文化」的重要成分 ，例如中國文化是不是就可以等同儒家文化呢？是「華夏」還是「小農」文化呢？如果是後者，那麼工業化了的華人社會還是不是「小農」文化呢？又哪些才算是中國文化或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呢？
如果沒法很清楚的界定，便很難科學化地測試，文化解釋很多時變了一種方法學上稱為「剩餘的解釋」（residual explanation），即其他社會政治經濟解釋不到時，便說「中國人就是這樣的了」、「希臘人就是這樣的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這其實什麼也沒有解釋，是某種無法否證（falsify）的論斷。
靜態分析 並不合理
此外， 用民族文化特質來作主要解釋，其實是一種靜態的分析，即是假設某民族的人的思想價值和文化特質長遠不會大大改變，例如不會因現代化、國內的歷史政治事件、在全球化下受其他地方的思潮價值等影響而改變。這種假設很簡單地想想便知道是不合理的：如果歷史政治事件不會根本的影響文化和價值觀，那麼這些民族最初的文化價值觀從何而來呢？ 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今天的德國人，經過許多年的歷史變遷和社會價值改變，應該很多特性都已經不同了——這還要假設大家能界定什麼是「德國人」（即是我寫的時候會想：究竟普度斯基和奧斯爾是不是「德國人」呢？ ）。
以文化或種族來解釋或預測某社會是否適合民主，相關的理論在學術討論上已邁向終結。近年隨着跨國的民意調查研究愈來愈普及，不同國家地區的政治學者團隊可以用同一套有關政治價值的問卷，在世界上不同國家，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重複測試。這些調查的結論是民主價值已為普世接受，「文化」或種族因素並不重要。
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約10多年前大膽的提出全世界都可以成為民主社會的論調。他的主要立論基礎正是多項跨國的政治價值調查中，反映全世界的人民對民主價值的支持，並不因種族、地域、文化或宗教信仰而有很大差異。正如中東產油國由於多年來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不少人認為伊斯蘭文化或回教信仰與民主價值不相容。但近年多國的調查反映，在民主國家內，回教徒對民主的支持不比其他宗教的人為低，即例如在德國的土耳其裔人，不見得會比其他種族的德國人不支持民主。此外，不同「文明」（如果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下的「文明」作界定基礎）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度也差不多沒有差距（其實地理上，不同大洲的指數是差不多沒有分別的）。不同國家或社會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差距，往往根源於教育水平等發展指標，多於「文化」本源。
以文化作解釋，前提是人民的價值觀是很多東西的基礎，例如以為人民必先孕育民主價值，然後才可以發展民主政制。這種論據早在40多年前魯士圖（Dankwart Rustow）已經反駁過：政治文化可以是制度的產品，即如今天很多西方國家的人民認同民主價值，是他們實踐了很多年民主政治的結果，並不是他們的民族本來如此，或者在民主化前便已全民擁抱民主價值。200多年前美國的西部牛仔一言不合拔槍相向，不見得他們有很高的民主素養了。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顯示阿拉伯人可以有很強的民主訴求，到最後埃及人民打不過軍隊，那大概和民族性沒有關係。
全球化影響
民眾培養「解放的價值」
經過多年反覆研究後，學者如杜爾頓（Russell Dalton）等近年的總結是：很多政治價值都可以因為社會經濟結構改變而改變，而近年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全球的民眾都培養出「解放的價值」（emancipative values），指向自由、自決、充權、發聲，自行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近年全球不同地區爆發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無論已經民主的社會（像荷蘭學生佔領大學）、正在爭取民主政制的群眾（如香港或中東），甚至基本人權未獲保障的國度（如中國），群眾覺得權利受侵犯，政府漠視民意，都會直接起來行動抗爭，這種自我解放的價值，已經跨越地域界限和「文化」藩籬，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政治趨勢。
◆延伸閱讀
Russell Dal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明報專訊】近日報章專欄的一次筆戰，環繞所謂「民族性」的討論。這是令人很頭疼的課題：以21世紀社會科學的標準，「民族」已經是不容易界定的東西，還要替「民族」定性，然後用所謂「民族性」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更是困難。
「文化決定論」之類的理論，政治學上一直都有，但分析上問題多多，不能解釋很多政治現象。例如不少學者早年認為某些文化的基本價值與民主理念相違，不利孕育民主思想，自然也不適合推行民主政制，但隨着民主政制愈來愈普及，這些論斷一一被推翻。
「文化」解釋民主
方法學上有問題
例如，早年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國家不適合民主，主要證據是二次大戰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主要的天主教國家，都是法西斯主義國家，而民主國家則大多是新教背景。這種論斷隨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南歐和南美的天主教國家大都民主化，不攻自破。亨廷頓在廣為人引用的名著《第三波》中，也說過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不適合民主，但那又如何解釋日本、台灣、南韓等國家可以發展穩定鞏固的民主體制呢？如果你說這些國家不是「儒家」文化，那什麼才算呢？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用一個國家（「民族」就可能更大了）的「文化」作為解釋，方法學上有不少問題。首先，很難界定哪些特性才算是某個「文化」的重要成分 ，例如中國文化是不是就可以等同儒家文化呢？是「華夏」還是「小農」文化呢？如果是後者，那麼工業化了的華人社會還是不是「小農」文化呢？又哪些才算是中國文化或儒家文化的重要成分呢？
如果沒法很清楚的界定，便很難科學化地測試，文化解釋很多時變了一種方法學上稱為「剩餘的解釋」（residual explanation），即其他社會政治經濟解釋不到時，便說「中國人就是這樣的了」、「希臘人就是這樣的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這其實什麼也沒有解釋，是某種無法否證（falsify）的論斷。
靜態分析 並不合理
此外， 用民族文化特質來作主要解釋，其實是一種靜態的分析，即是假設某民族的人的思想價值和文化特質長遠不會大大改變，例如不會因現代化、國內的歷史政治事件、在全球化下受其他地方的思潮價值等影響而改變。這種假設很簡單地想想便知道是不合理的：如果歷史政治事件不會根本的影響文化和價值觀，那麼這些民族最初的文化價值觀從何而來呢？ 納粹時代的德國人和今天的德國人，經過許多年的歷史變遷和社會價值改變，應該很多特性都已經不同了——這還要假設大家能界定什麼是「德國人」（即是我寫的時候會想：究竟普度斯基和奧斯爾是不是「德國人」呢？ ）。
以文化或種族來解釋或預測某社會是否適合民主，相關的理論在學術討論上已邁向終結。近年隨着跨國的民意調查研究愈來愈普及，不同國家地區的政治學者團隊可以用同一套有關政治價值的問卷，在世界上不同國家，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重複測試。這些調查的結論是民主價值已為普世接受，「文化」或種族因素並不重要。
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學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約10多年前大膽的提出全世界都可以成為民主社會的論調。他的主要立論基礎正是多項跨國的政治價值調查中，反映全世界的人民對民主價值的支持，並不因種族、地域、文化或宗教信仰而有很大差異。正如中東產油國由於多年來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不少人認為伊斯蘭文化或回教信仰與民主價值不相容。但近年多國的調查反映，在民主國家內，回教徒對民主的支持不比其他宗教的人為低，即例如在德國的土耳其裔人，不見得會比其他種族的德國人不支持民主。此外，不同「文明」（如果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下的「文明」作界定基礎）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度也差不多沒有差距（其實地理上，不同大洲的指數是差不多沒有分別的）。不同國家或社會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差距，往往根源於教育水平等發展指標，多於「文化」本源。
以文化作解釋，前提是人民的價值觀是很多東西的基礎，例如以為人民必先孕育民主價值，然後才可以發展民主政制。這種論據早在40多年前魯士圖（Dankwart Rustow）已經反駁過：政治文化可以是制度的產品，即如今天很多西方國家的人民認同民主價值，是他們實踐了很多年民主政治的結果，並不是他們的民族本來如此，或者在民主化前便已全民擁抱民主價值。200多年前美國的西部牛仔一言不合拔槍相向，不見得他們有很高的民主素養了。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顯示阿拉伯人可以有很強的民主訴求，到最後埃及人民打不過軍隊，那大概和民族性沒有關係。
全球化影響
民眾培養「解放的價值」
經過多年反覆研究後，學者如杜爾頓（Russell Dalton）等近年的總結是：很多政治價值都可以因為社會經濟結構改變而改變，而近年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全球的民眾都培養出「解放的價值」（emancipative values），指向自由、自決、充權、發聲，自行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近年全球不同地區爆發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無論已經民主的社會（像荷蘭學生佔領大學）、正在爭取民主政制的群眾（如香港或中東），甚至基本人權未獲保障的國度（如中國），群眾覺得權利受侵犯，政府漠視民意，都會直接起來行動抗爭，這種自我解放的價值，已經跨越地域界限和「文化」藩籬，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政治趨勢。
◆延伸閱讀
Russell Dal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The Civic Culture Transformed：From Allegiant to Assertive Citize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郭力昕 - 鬧劇的背後－－也談「洪秀柱現象」
媒體改造學社
2015年6月26日
洪秀柱由為國民黨拋磚的「B咖」，在一陣民調支持與「洪來瘋」之後，迅速變成國民黨/泛藍一柱擎天的「A咖」與救星，讓台灣與中共都對這島嶼上的「測不準」現象再度拍案驚奇。於是，原本一場頗富趣味的即興表演，轉為一齣由台灣荒謬政治與民粹媒體認真聯合製作的鬧劇。例如，在民調過關的隔天，6/15聯合報「民意論壇」版上的一篇讀者投書，即興奮的稱柱柱姐是護送唐僧（比喻為中華民國）赴西天取經的「美猴王齊天大聖孫悟空」。而當天同一版面的其他投書，有將洪比為劉邦者，有以《貞觀政要》稱其為「璞玉」者，有引蘇東坡的詞和關漢卿的曲相贈柱柱姐者，群情激昂亢奮，不一而足。
該如何看待洪秀柱旋風呢？當國民黨裡幾個扭怩作態的所謂「A咖」，讓泛藍選民不奈與生厭時，洪秀柱一心救黨的痛快個性，確實可愛。但是，當那幾個繼續擺譜的「A咖」，意外地將洪的參選弄假成真、讓柱柱姐坐上總統參選大轎時，這個黨和它的（深藍）支持者的行徑或心理，以及這些現象所折射出來的台灣長期積累的沉痾，也許仍需要探究。
先看洪秀柱。無論機會如何微小，假使洪秀柱於明年大選中勝出，她擔任總統的資歷在哪裡、有怎樣的政見與政治視野？她唯一讓人印象清晰的主張，是反台獨和推動簽署兩岸和平協定。而台灣的總統參選人，只需要表明統獨立場就夠了嗎？統獨立場明確，就能治國了？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說，洪秀柱是他的唯一支持，因為洪有「爺兒們」的氣勢（《新新聞》第1476期，19頁）。所以，是否只要有guts、有氣勢、有小辣椒的痛快嗆辣性格，就可以勝任國家元首的工作？
只有立院與黨部經歷、缺乏行政首長經驗的洪秀柱（儘管洪表示不該小覷她的國中訓導主任經歷），她的政策是什麼，以怎樣的理念形成這些政策？一位長期以來擁有言論免責權（因此可以不斷培養’guts’）、充分享受放聲訓話中央政府官員的立委，有怎樣的機會培養治國的行政能力與胸襟？有什麼世界觀？對台灣內部的歷史創傷、階級對立、土地正義、教育/文化、世代差異，有怎樣的認識？我們一概不知。洪秀柱能夠在半年內，把這些功課一夕之間都補起來？
那幾個擺譜的國民黨「A咖」，龜縮的一個主因，當然是因為不想主動當2016蔡英文幾乎篤定勝選下的砲灰。自由作家黎建南引日本史學家的話說，「惡戰需用拙將」，因為他們「不怕丟人不怕死，只知衝殺，反能險中求勝。」（6/21聯合報「民意論壇」版）深藍支持者從九合一選舉結果至今，在國民黨將敗選的鬱悶和焦慮中，忽然看到一位有氣勢有個性的正藍旗女將，有如甘露般撫慰了久旱的心情，不問其他，興奮的擁抱支持。
泛藍/深藍選民的心理可能是，他們知道明年大選要輸，而洪秀柱願意一馬當先的擔當砲灰角色，讓國民黨即使輸也要輸得漂亮、有風骨，而不是讓那幾位善於投機騎牆機關算盡的「A咖」，把黨的面子與裡子一起輸掉。筆名龔濟的資深政論作者張作錦，就曾在聯合報投書疾呼：國民黨可以失掉政權，但不能亡了黨；而他認為若「藍皮綠骨」的王金平參選總統，國民黨就亡了。
可是，排除了本土投機派，拱出一個立場鮮明的「中華民國派」，就是不投機的政治態度了？國民黨的亡黨與否，在於有沒有能力或意願，痛切地反省黨過去的不堪歷史，與顢頇空洞、人心渙散的現實；不做此反省，真正痛下決心改革自己，只是拿一位性情痛快的英雌安撫集體焦慮，這難道不也是一種短線式的取巧與投機？相對於幾個檯面上的「A咖」，其實國民黨不是完全沒有其他治國人才的，不至於淪為只能期待洪秀柱，但是集體的亢奮，終究遮蔽了起碼的理性與判斷。
洪秀柱現象背後的根深因素，我認為仍是省籍情結，與「台北外省人」內心深處的省籍優越意識。我同意黎建南先生的分析，即塑造洪秀柱旋風，以及洪的率性言語，將使省籍矛盾重新浮上檯面。黎先生身處台灣南部的高雄，比較能夠清楚的體會南部本省籍民眾，對長期以來受到省籍歧視的感受。然而，在語言、文化姿態上一直處於某種「封閉而自足」狀態的台北深藍外省族群，是感受不到這種問題的――當然，歧視者（即使是集體無意識的行為）從不需要、也沒有機會體驗，被歧視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根深的問題，我以為一直是藍綠矛盾、甚至統獨爭議裡，最幽微的心理根源，但是大多數（台北）外省族群，一直不願意承認、也大抵不願意反省這個心理，然後倒果為因的指責，是綠營/激進的本土意識者在搞族群矛盾。許多台北外省人根深的省籍/文化優越意識，以及基於這個意識下，格外恐懼「失掉政權」這件事，讓他們之中的許多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理性訓練的人，一旦碰到省籍問題/藍綠情結，身上的那些知識、訓練與理性能力就全然失效，只能被潛意識裡的不理性、集體焦慮與恐懼感所召喚。
例如，我身邊的一些這樣的外省族群（家人、或家人的親戚朋友等等），也曾在國民黨的政府或黨營事業裡做過事，深知其中的許多結構性顢頇與腐敗，平時也批評得很兇、恨鐵不成鋼，但是一碰到選舉，還是不假思索、非選深藍候選人不可；那種對國民黨不能失掉政權的莫名恐懼，毫無邏輯或理性可言。這跟那些即使明知陳水扁犯了貪污罪，仍不辨是非的為他找理由、盲目挺扁的死忠支持者，有何差別？「洪來瘋」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來的其實是這些東西。
因此，我認為「洪秀柱現象」所反映的，不只是泛藍選民的集體心理，更是台灣「島民性格」的另一次體現。這種自我慶祝、盲目陶醉、目光如豆的島民性格，不分藍綠，成為主宰著台灣宿命的極為關鍵的因素。藍營裡的深藍選民，固然在捧洪行為裡自我催眠，把台北放大為台灣，醉眼澆愁，只為今朝；綠營裡那許多只會操弄民粹修辭的名嘴政客意見領袖們，讓沒有機會練習理性思考的泛綠選民，終日只會浸泡在愛台灣、台灣好的自我欣賞狀態裡，迷迷茫茫不辨現實中的複雜困難，也不知有其他世界的存在。
國民黨若果如預期，明年輸了總統大選、且輸得很慘的話，我憂慮志得意滿的民進黨，將可能如何的膨脹自己。如果民進黨進而在立院席次過半，又結合取得一定席次、但尚未形成基底不同之政治理念的第三勢力，而讓國民黨徹底邊緣化為一個小黨的話，泛綠陣營將擁有不必跛腳的執政權力。再度執政的民進黨，固然有可能做出相對的好的政績，但也有可能仿效國民黨，濫用國家機器與政治權力，則台灣社會將伊于胡底。這樣的惡性循環，繼續在台灣社會發生、愈演愈烈的話，台灣的未來難以讓人期待。
台灣社會不是不可能脫離藍綠政治、出現較大的政治結構的改變，但是我們需要先建立起理性討論政治、進而促成理性問政與施政的公共媒體平台。沒有理性的公共資訊與意見平台，就不太可能出現有品質的民主或政黨政治。這是反服貿學運青年在2014年的行動中，也體會到的經驗；但是運動一過，拿到了眼前的政治效果，主流媒體結構需要改造的問題，就又被擱在一旁，而台灣政治文化的宿命輪迴依舊。一個日以繼夜地製造瑣碎垃圾新聞、鼓勵理盲社會之時事脫口秀、沒有其他世界存在的媒體生態，讓台灣民眾活在一種閉塞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之中；虛耗時間與注意於鎮日瑣碎資訊中的台灣民眾，同時再被媒體製造的藍綠假情緒綁架，我們如何能走得出井蛙的深穴？
台灣社會矛盾並存著這樣一種無以名之的怪異特質：我們一方面有著平和、友善、教養、人情味的台灣人的美好品質，另一方面，又集體的自滿、濫情、理盲、瘋狂。我們台灣人的整體資質不差，不應該、不值得一直存在著後面這批素質，只能束手無策的看著那些東西毀掉我們自己。具有高教育、高學歷，不必然等於有理性面對政治社會的能力。理性的公民需要鍛鍊。長期以來，台灣並沒有充足的練習場域，讓人民能夠在公共平台，得到充分的、有價值的資訊，並且練習對話、提問、辯論，進而從中思考與行動。我們還要讓這種荒謬與瘋狂，糟蹋自己多久，才能覺悟、起而要求一個介入政治、超越藍綠的公共媒體集團呢？
洪秀柱由為國民黨拋磚的「B咖」，在一陣民調支持與「洪來瘋」之後，迅速變成國民黨/泛藍一柱擎天的「A咖」與救星，讓台灣與中共都對這島嶼上的「測不準」現象再度拍案驚奇。於是，原本一場頗富趣味的即興表演，轉為一齣由台灣荒謬政治與民粹媒體認真聯合製作的鬧劇。例如，在民調過關的隔天，6/15聯合報「民意論壇」版上的一篇讀者投書，即興奮的稱柱柱姐是護送唐僧（比喻為中華民國）赴西天取經的「美猴王齊天大聖孫悟空」。而當天同一版面的其他投書，有將洪比為劉邦者，有以《貞觀政要》稱其為「璞玉」者，有引蘇東坡的詞和關漢卿的曲相贈柱柱姐者，群情激昂亢奮，不一而足。
該如何看待洪秀柱旋風呢？當國民黨裡幾個扭怩作態的所謂「A咖」，讓泛藍選民不奈與生厭時，洪秀柱一心救黨的痛快個性，確實可愛。但是，當那幾個繼續擺譜的「A咖」，意外地將洪的參選弄假成真、讓柱柱姐坐上總統參選大轎時，這個黨和它的（深藍）支持者的行徑或心理，以及這些現象所折射出來的台灣長期積累的沉痾，也許仍需要探究。
先看洪秀柱。無論機會如何微小，假使洪秀柱於明年大選中勝出，她擔任總統的資歷在哪裡、有怎樣的政見與政治視野？她唯一讓人印象清晰的主張，是反台獨和推動簽署兩岸和平協定。而台灣的總統參選人，只需要表明統獨立場就夠了嗎？統獨立場明確，就能治國了？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說，洪秀柱是他的唯一支持，因為洪有「爺兒們」的氣勢（《新新聞》第1476期，19頁）。所以，是否只要有guts、有氣勢、有小辣椒的痛快嗆辣性格，就可以勝任國家元首的工作？
只有立院與黨部經歷、缺乏行政首長經驗的洪秀柱（儘管洪表示不該小覷她的國中訓導主任經歷），她的政策是什麼，以怎樣的理念形成這些政策？一位長期以來擁有言論免責權（因此可以不斷培養’guts’）、充分享受放聲訓話中央政府官員的立委，有怎樣的機會培養治國的行政能力與胸襟？有什麼世界觀？對台灣內部的歷史創傷、階級對立、土地正義、教育/文化、世代差異，有怎樣的認識？我們一概不知。洪秀柱能夠在半年內，把這些功課一夕之間都補起來？
那幾個擺譜的國民黨「A咖」，龜縮的一個主因，當然是因為不想主動當2016蔡英文幾乎篤定勝選下的砲灰。自由作家黎建南引日本史學家的話說，「惡戰需用拙將」，因為他們「不怕丟人不怕死，只知衝殺，反能險中求勝。」（6/21聯合報「民意論壇」版）深藍支持者從九合一選舉結果至今，在國民黨將敗選的鬱悶和焦慮中，忽然看到一位有氣勢有個性的正藍旗女將，有如甘露般撫慰了久旱的心情，不問其他，興奮的擁抱支持。
泛藍/深藍選民的心理可能是，他們知道明年大選要輸，而洪秀柱願意一馬當先的擔當砲灰角色，讓國民黨即使輸也要輸得漂亮、有風骨，而不是讓那幾位善於投機騎牆機關算盡的「A咖」，把黨的面子與裡子一起輸掉。筆名龔濟的資深政論作者張作錦，就曾在聯合報投書疾呼：國民黨可以失掉政權，但不能亡了黨；而他認為若「藍皮綠骨」的王金平參選總統，國民黨就亡了。
可是，排除了本土投機派，拱出一個立場鮮明的「中華民國派」，就是不投機的政治態度了？國民黨的亡黨與否，在於有沒有能力或意願，痛切地反省黨過去的不堪歷史，與顢頇空洞、人心渙散的現實；不做此反省，真正痛下決心改革自己，只是拿一位性情痛快的英雌安撫集體焦慮，這難道不也是一種短線式的取巧與投機？相對於幾個檯面上的「A咖」，其實國民黨不是完全沒有其他治國人才的，不至於淪為只能期待洪秀柱，但是集體的亢奮，終究遮蔽了起碼的理性與判斷。
洪秀柱現象背後的根深因素，我認為仍是省籍情結，與「台北外省人」內心深處的省籍優越意識。我同意黎建南先生的分析，即塑造洪秀柱旋風，以及洪的率性言語，將使省籍矛盾重新浮上檯面。黎先生身處台灣南部的高雄，比較能夠清楚的體會南部本省籍民眾，對長期以來受到省籍歧視的感受。然而，在語言、文化姿態上一直處於某種「封閉而自足」狀態的台北深藍外省族群，是感受不到這種問題的――當然，歧視者（即使是集體無意識的行為）從不需要、也沒有機會體驗，被歧視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根深的問題，我以為一直是藍綠矛盾、甚至統獨爭議裡，最幽微的心理根源，但是大多數（台北）外省族群，一直不願意承認、也大抵不願意反省這個心理，然後倒果為因的指責，是綠營/激進的本土意識者在搞族群矛盾。許多台北外省人根深的省籍/文化優越意識，以及基於這個意識下，格外恐懼「失掉政權」這件事，讓他們之中的許多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理性訓練的人，一旦碰到省籍問題/藍綠情結，身上的那些知識、訓練與理性能力就全然失效，只能被潛意識裡的不理性、集體焦慮與恐懼感所召喚。
例如，我身邊的一些這樣的外省族群（家人、或家人的親戚朋友等等），也曾在國民黨的政府或黨營事業裡做過事，深知其中的許多結構性顢頇與腐敗，平時也批評得很兇、恨鐵不成鋼，但是一碰到選舉，還是不假思索、非選深藍候選人不可；那種對國民黨不能失掉政權的莫名恐懼，毫無邏輯或理性可言。這跟那些即使明知陳水扁犯了貪污罪，仍不辨是非的為他找理由、盲目挺扁的死忠支持者，有何差別？「洪來瘋」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來的其實是這些東西。
因此，我認為「洪秀柱現象」所反映的，不只是泛藍選民的集體心理，更是台灣「島民性格」的另一次體現。這種自我慶祝、盲目陶醉、目光如豆的島民性格，不分藍綠，成為主宰著台灣宿命的極為關鍵的因素。藍營裡的深藍選民，固然在捧洪行為裡自我催眠，把台北放大為台灣，醉眼澆愁，只為今朝；綠營裡那許多只會操弄民粹修辭的名嘴政客意見領袖們，讓沒有機會練習理性思考的泛綠選民，終日只會浸泡在愛台灣、台灣好的自我欣賞狀態裡，迷迷茫茫不辨現實中的複雜困難，也不知有其他世界的存在。
國民黨若果如預期，明年輸了總統大選、且輸得很慘的話，我憂慮志得意滿的民進黨，將可能如何的膨脹自己。如果民進黨進而在立院席次過半，又結合取得一定席次、但尚未形成基底不同之政治理念的第三勢力，而讓國民黨徹底邊緣化為一個小黨的話，泛綠陣營將擁有不必跛腳的執政權力。再度執政的民進黨，固然有可能做出相對的好的政績，但也有可能仿效國民黨，濫用國家機器與政治權力，則台灣社會將伊于胡底。這樣的惡性循環，繼續在台灣社會發生、愈演愈烈的話，台灣的未來難以讓人期待。
台灣社會不是不可能脫離藍綠政治、出現較大的政治結構的改變，但是我們需要先建立起理性討論政治、進而促成理性問政與施政的公共媒體平台。沒有理性的公共資訊與意見平台，就不太可能出現有品質的民主或政黨政治。這是反服貿學運青年在2014年的行動中，也體會到的經驗；但是運動一過，拿到了眼前的政治效果，主流媒體結構需要改造的問題，就又被擱在一旁，而台灣政治文化的宿命輪迴依舊。一個日以繼夜地製造瑣碎垃圾新聞、鼓勵理盲社會之時事脫口秀、沒有其他世界存在的媒體生態，讓台灣民眾活在一種閉塞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之中；虛耗時間與注意於鎮日瑣碎資訊中的台灣民眾，同時再被媒體製造的藍綠假情緒綁架，我們如何能走得出井蛙的深穴？
台灣社會矛盾並存著這樣一種無以名之的怪異特質：我們一方面有著平和、友善、教養、人情味的台灣人的美好品質，另一方面，又集體的自滿、濫情、理盲、瘋狂。我們台灣人的整體資質不差，不應該、不值得一直存在著後面這批素質，只能束手無策的看著那些東西毀掉我們自己。具有高教育、高學歷，不必然等於有理性面對政治社會的能力。理性的公民需要鍛鍊。長期以來，台灣並沒有充足的練習場域，讓人民能夠在公共平台，得到充分的、有價值的資訊，並且練習對話、提問、辯論，進而從中思考與行動。我們還要讓這種荒謬與瘋狂，糟蹋自己多久，才能覺悟、起而要求一個介入政治、超越藍綠的公共媒體集團呢？
2015年7月19日 星期日
吳靄儀 - 不是談國安法
評台
2015
年7月14日
這星期，一隻手要寫國安法，一隻手要罵人不配有陳文敏這樣光風霽月的學者為大學行政服務，還有很多東西看不過眼，又氣又急，但心裏真正想寫的是近來常念着的俄國小說。煩厭世上的紛爭，因為最上心的仍是一個人應如何安身立命。
其實國安法只有幾句要說，第一是袁國強誤導市民，說什麼國安法不在附件三就不對特區實施，說什麼刑法一般無境外效力，實情2003年我們審議第23條立法，甚至更早前，已問過政府，得知中國刑法中嚴重者一般有境外效力，中國籍公民在境外牴觸，不論有關行為在當地法律是否合法，中國也有權按其刑法控告治罪，問題只在引渡回國受審，但如果你自動入境大陸，那就沒有引渡問題。記否程翔當年怎樣入罪嗎？他的罪狀，是在香港收買國家機密，賣給台灣情報組織，程老大頻返大陸，其中一次就給拘捕，罪成，坐了多年監。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司法管轄權及移交（非國與國不言「引渡」），1998年後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服務事務委員會爭辯及查究多年，當局不了了之，但至今仍是頭上一把刀。
2003年，特區政府推23條立法，除了叛國罪只有中國公民才能觸犯外，幾乎條條大罪都訂明香港永久居民可能在境外觸犯。不信，請看當年23條關注組派發的小冊子《藍紙草案有什麼不好》，問問袁國強點睇。其實，我都不明白他有何專業資格解釋中國法律，可以輕率地安撫香港市民。
不談，已談多了，但最惱火的是受過高深教育之輩也疏於自己尋求真相，不是甘願以耳代目，就是大條道理叫人認命，說什麼中央講強權而非法律，國安法說什麼也不重要。這種態度又現實又省事，但我不認為是讀書人的當為。到最後，要看自己要做什麼人，無人見之處，是否自己的尊嚴也叫人克己復禮，是否不論成敗，你也要以天下為己任，你每天面對的是世俗的譭譽，還是自己的真性情原則和信念。
這星期，一隻手要寫國安法，一隻手要罵人不配有陳文敏這樣光風霽月的學者為大學行政服務，還有很多東西看不過眼，又氣又急，但心裏真正想寫的是近來常念着的俄國小說。煩厭世上的紛爭，因為最上心的仍是一個人應如何安身立命。
其實國安法只有幾句要說，第一是袁國強誤導市民，說什麼國安法不在附件三就不對特區實施，說什麼刑法一般無境外效力，實情2003年我們審議第23條立法，甚至更早前，已問過政府，得知中國刑法中嚴重者一般有境外效力，中國籍公民在境外牴觸，不論有關行為在當地法律是否合法，中國也有權按其刑法控告治罪，問題只在引渡回國受審，但如果你自動入境大陸，那就沒有引渡問題。記否程翔當年怎樣入罪嗎？他的罪狀，是在香港收買國家機密，賣給台灣情報組織，程老大頻返大陸，其中一次就給拘捕，罪成，坐了多年監。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司法管轄權及移交（非國與國不言「引渡」），1998年後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服務事務委員會爭辯及查究多年，當局不了了之，但至今仍是頭上一把刀。
2003年，特區政府推23條立法，除了叛國罪只有中國公民才能觸犯外，幾乎條條大罪都訂明香港永久居民可能在境外觸犯。不信，請看當年23條關注組派發的小冊子《藍紙草案有什麼不好》，問問袁國強點睇。其實，我都不明白他有何專業資格解釋中國法律，可以輕率地安撫香港市民。
不談，已談多了，但最惱火的是受過高深教育之輩也疏於自己尋求真相，不是甘願以耳代目，就是大條道理叫人認命，說什麼中央講強權而非法律，國安法說什麼也不重要。這種態度又現實又省事，但我不認為是讀書人的當為。到最後，要看自己要做什麼人，無人見之處，是否自己的尊嚴也叫人克己復禮，是否不論成敗，你也要以天下為己任，你每天面對的是世俗的譭譽，還是自己的真性情原則和信念。
李寶瑜 - 梁生，都係你最好
星期日生活
2015年7月19日
【明報專訊】鉛水風波，至今蔓延到各個公共屋邨，「鉛」頭未明，使得人人恐慌。
房屋署上周更披露，啟晴邨焊接物的含鉛量竟高達五成，雖說檢驗所得的水辦含鉛量符合世衛標準，鉛水未必和焊接物有關，但事實已經夠嚇人。
鉛水和居民有切身關係，但原來還有人曾經跟水管有最「親密接觸」——水電維修師傅梁埠生。不知讀者還記不記得，在二○一三年十一月，星期日副刊「生活達人」就曾採訪過梁師傅，寫他發明水喉做笛子，他還親自吹奏。以他近四十年水電維修經驗，談到維修食水喉，只聽他道：「我始終唔鍾意燒焊。」似乎大有乾坤。
燒焊不燒焊？兩種駁喉法
自爆出鉛水風波，梁師傅說那幾晚都很留意新聞，因為他用水喉做過笛子，特別關心。「我估計多數是因為焊接，有很多原理嘅，或者落咗催乾劑，快嘛，就有這樣的情况。」原來接駁銅喉，據他說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燒焊，「燒焊那種我始終不太多做，是用松香塗在銅喉，再燒熱銅喉才能『食』住，然後『走錫』，將銅喉接合。」松香是助焊劑，而錫條就是焊接物，用「銅曲」將兩條喉駁在一起。另一種是「行欖」，不用燒焊，兩條銅喉用「欖曲」接駁，將一個像戒指的銅圈，套在銅喉上，再用螺絲迫實接駁位便可。梁師傅說兩者分別就在於，若去五金舖買，以六分喉管計，燒焊的銅曲約賣四五元，較輕較薄；欖曲約要二十元，較重較厚，完全兩回事，以千千萬萬屋宇計算，「數量就很緊要」。是燒焊還是行欖，他一眼就看得出來，他見過有些處理不好的駁喉，包喉膠被燒到焦黑，相反，他認為「行欖就好靚仔，始終係行欖穩陣啲。」
「唔好接觸咁多」
雖然政府規定使用無鉛錫，但現在卻查出有屋邨的焊接物含鉛五成，梁師傅透露：「就算五金舖買啲錫條，有啲都係有鉛，用來焊銅喉，不過不知道是不是現在出事的錫，因為有好多種。有些商家因為大批大批買，便宜咗，質量唔同。就好似食油咁，有啲用地溝油，有啲油就靚咁囉。」他說若不顧食水安全，焊接物含鉛的濃度愈高，燒焊的速度可以快三倍，「現在係錫溝咗嘢，太科學，速度要快又要經濟。一單工程，若用十蚊做咗佢，佢成本用五蚊，另外五蚊就袋落袋囉。」而他自己盡量堅持不燒焊，他也曾聽行家勸告，燒焊燒出來的煙，「唔好接觸咁多」。焊棒超過200℃高溫，將松香和錫等物料燒熔，「以前我都覺得，焊得多個人聞咗，始終都無咁好㗎。喺大廈燒焊，有風吹散，就無問題吖，工人聞唔到。但當你成日喺兩百呎舖頭焊，就有啲問題喇，始終係化學嘢嚟㗎嘛。」不過，「行欖同燒焊，如果焊錫係合規格，兩種都無問題。但政府要知道價錢係有分別」。
梁師傅一九七六年來港，做了水電維修足足三十九年，曾經營「生記維修水喉電器」。他說在近二十五年裏，接燒焊維修不過十次，都是被要求才做，不然他寧願做行欖。以他的經驗，如果水喉是入牆的，分別更大。「我成日去維修銅喉，行欖如果扭實咗，十幾年都無問題。好多時有事去維修，就係水喉焊接得唔好，爆咗出嚟。當人哋隔籬裝修，震到道牆，行欖就唔怕震，燒焊的就會震到，如果條入牆喉爆咗就大劑喇，會漏水，又有分別喇。呢度我要忠告市民，日後屋企裝修，就要留意呢啲事情。」他估計在十五年前，行內有七成水喉工程使用行欖，但現在，幾乎八成都使用燒焊。
膠水喉做笛子圓願
梁師傅在二○一三年末開始研發水喉笛子，「我那時通渠，又好鍾意樂器，一路好想做一種樂器出來，最後終於達成了心願」。半年後，膠水管笛子誕生，他在膠笛子的頭尾，套上銅戒指，笛身髹上鮮艷顏色，看起來就更靚仔。經他鑽研，銅喉笛子效果不理想，還是自製膠喉好。他最近還研發新技術，將膠喉用火彈過及拉過，音質更靚，「吹時唔使用咁多氣」。他製作的膠喉笛都沒有用到燒焊，所以基本上不用擔心鉛的問題。唯一一次，有客人請他做一支五呎幾吋有人身那麼高的笛子，他最初拒絕，後來真的不好推卻。原來客人想做像李小龍雙截棍那樣的款式，頂部附有指南針，中段是笛子，底部可以當拐杖，方便爬山時又可吹奏又不怕迷路。於是梁師傅花了十天，用膠喉來做，將兩個駁口燒焊，三截可以扭出來。燒焊做的笛子，難道不怕吸入鉛？梁師傅說不怕，「吹笛子時，空氣由笛的兩頭出來，不會吸入，無問題。」相反，大廈水喉因長期被水浸住，才容易氧化。
消失的水電維修音樂中心
最近新聞「鉛」源不絕，卻有不少街坊來多謝他：「啊！梁生，都係你同我做行欖好，無燒焊。」可惜的是，他以前在大埔崇德街斜路的舖位，因為業主加租一倍，他負擔不來，加上他已年過六十，只好黯然放棄。「近呢幾個月，幾乎一支笛都無做了。以前有舖頭，啲人行過，行山友或發燒友都會來，打番兩隻歌聽吓，說：『生記，同你訂做番支笛子』。現在無舖位，就差好遠，無咗個落腳點。」如今他在大埔的運頭街運頭角道公園，顯記茶餐廳對面，在樹邊撐一把紅綠藍大傘，做做熟人生意。他一星期有三四天在，約早上十時至下午四五時，維修水電、通渠換鎖，僅僅夠搵食，也有個寄託。有街坊叮囑他：「你唔好咁早退休住啊。」他的水電維修音樂中心消失了，樂友歡樂不再，只餘他在樹下獨玩柳琴、吹水喉笛。
程展緯 - 現在講水喉匠你會想到什麼？
【明報專訊】以前大埔有一個很出名的水電師傅梁埠生先生，他把興趣和工作聯繫，把水喉自製笛子，把店子成為與街坊分享音樂的地方，然而，再次探訪發現他已結束營業了。鄰近有店舖說他「不是做生意，掛住玩……」我想他指的是梁師傅不像其他生意人一樣用盡所有資源去為自己謀取最高利潤，而竟把自己的興趣，工作空間和時間與街坊分享音樂……這叫我想什麼才是一盤生意？一盤生意和消費者的關係是否只有金錢轇轕？我想水電師傅能與社區街坊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才是真正有信心的服務，因為他服務的不是顧客，是有面孔，有名字，有交往的街坊。
舊址現在成了一所地產舖，裝修和以前不同，透明的玻璃外牆貼滿了超現實的樓價，分隔開了我們與服務商，交易只有數字運作，這運作怎會正常？
文、圖 程展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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