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細良 - 等埋發叔時，讀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7日   圖片見原網頁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左圖）

何啟，香港首任華人立法局首席議員，殖民地華人知識分子與政府「勾結共謀」的典型人物，書中第四章以何啟為個案，剖析雙重身份的何啟，對中國現代化的理念與實踐。（右圖）

等埋發叔事件，令人看到政治主僕關係的真貌，僕人誠惶誠恐，怕少了一票觸怒主人，方寸大亂。這種主僕政治，不禁令人想起大英殖民時代，於是我拿起了羅永生今年出版的作品《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細讀，這書是由英文學術論文改寫繙譯而成，西方後殖民理論術語十分「蹺口」，會嚇走普羅讀者，但內文所串聯的港英歷史，卻十分有趣，為大家提供了另類視野。

卧底DNA

對殖民地體驗，愛國人士自然高舉「欺壓論」，洋人欺壓華人，靠軍警、買辦奴才構成統治階級，而殖民左派群眾就是代表反殖。英人殖民亞洲，人數少，遠離歐洲，土著有強大宗教、文化傳統及背景，更擁有比美洲複雜的商業網絡，如何實現殖民管治？單靠武力直接管治，必須派大量文官及軍隊。如果歷史是這樣，香港人身份就簡單得多，一祭起國家認同、華夏身份及民族主義，便足以令人心回歸。羅永生就告訴大家，香港殖民地治理一百五十多年，怎會如此簡單。

他認為殖民地就地而治的精神在於「勾結共謀」，除了隨大英帝國而來的軍人、文官、傳教士及外籍商人，英帝國還有另一條「統一戰線」，與本土華商、士紳、知識分子合作勾結，英人將殖民權力本土化，而香港經歷百多年的「高度自治」亦產生一種有別於大中華國族的主體意識。英人佔香港不是為殖民香港，而是為龐大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主導香港變化是兩種力量：英人殖民地戰略目標與近代中國歷史變遷。

晚清崩潰時，港督盧吉想利用香港華人推動中國文明開化，才有成立香港大學的構想，港督卜力甚至有分裂晚清中國意圖。當中國激進民族主義昂揚，五四運動文化革命席捲全中國，影響殖民地戰略利益時，港督金文泰就聯合保守文人同五四切割，成立港大中文系，以古文國學為基礎，喑中排斥五四的反傳統民族主義。當韓戰後冷戰體系在亞洲尖銳對抗，英人就與南來反共的傳統主義者新儒家合作，成立中文大學。

同謀與主僕

羅永生認為，殖民的勾結共謀模式，是可以由一個宗主國轉到另一個宗主國，尤其是當中國以天朝帝國形式再登場後，殖民治理順利轉換為帝國技術，因為一日位居「中央」的主人結構仍存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體制就會存在。問題是盧吉總督建立的「間接管治」，勾結共謀，是尊重華人的獨立身份，令他們不用變成唯唯諾諾的主奴關係。東華醫院、保良局的華人士紳，還可以穿上清朝官服，香港大學校董會毋須由「英皇粉」主導，文化政策是隱藏在英語教育語文內，而不是在課程內強迫加入大英帝國史或英國文學。

此書沒有交代英式與中式「統戰」的分別，而背後就是大英帝國與中華帝國的分野，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曾代表進步、文明，香港華人精英除了利益考慮外，也有真心追隨的一面。而今天面對中華帝國，除了利益外，就只有利益。英治華人精英遊走於英國價值及華夏身份之間，自視為具西方核心價值的現代中國人，但今天中華帝國，能給予共謀者甚麼文化身份呢？而更大的分別在於中華帝國治理邊疆，已不再是大清對西藏、回疆、雲南，由理藩院主導的「就地而治」模式，而是採用了共產黨一套更深入，更微觀的直接管治方法，由此勾結共謀就過渡成為主僕關係。

在這種關係下，本來無足輕重的一票，為何會變成千斤重，你們懂的。


1872年成立的東華醫院，是殖民地勾結共謀核心機構，除慈善及醫療外，也是官民溝通地方，處理細瑣民事糾紛，管廟宇、辦學，間中會向政府請願，而其準官方地位是由殖民地政府賦予，是華人社會的管理組織。第一批董事全體穿滿清官服，之後變成士紳代表。到今日出任東華三院總理，仍被視為晉身政府建制的踏腳石。

本書第三章以籌辦香港大學為個案，分析共謀管治的實踐。盧吉總督1907年到任，他是英國殖民地「就地而治」的理論家。盧吉到任立即籌辦成立香港大學，項目變成了英華共謀合作代表，他全力爭取華人士紳、商人甚至兩廣總督支持，他強調教育對品性培養，而港大也成為日後殖民權力本土化的根基。圖為他向華人募捐的歷史文獻，「盧制軍」就是華人對盧吉總督的尊稱。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漢榮
美術：楊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