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 曠古絕今一孤筆

2015年7月4日

【明報專訊】一九五五年，金庸先生在《新晚報》開始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當年是為了響應報刊主編要求寫新派武俠小說的號召，因同事梁羽生開先河，金庸技癢奉陪，豈知無心插柳，不但開創了一個武俠小說的文學時代，還種出了中國小說史上的一片茂盛的林蔭。

當年撰寫武俠小說時，才人競出，百駒馳廣，六十年甲子而回眸，時間的旋風，披沙礫金，港台兩地，當年寫武俠小說的名家有上百，今日卻只有金庸等少數名字留了下來。正如十六世紀的英國戲劇界和詩壇有名家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班江生（Bon Jonson）、史賓塞、悉尼，經過四百年，光燦古今中外的，卻只有莎士比亞。

金庸的武俠小說，有什麼獨特的魅力？首先是當代其他人在很認真地寫「武俠」的時候，金庸卻在經營「小說」，其他武俠小說大都人物平板、性格淺糙，金庸武俠小說的人物卻以感性見立體之長，復又因人物而激啟的戲劇事件，喻描今古世變的真實。換言之，金庸小說的人物，不止是武俠虛擬世界之中的角色，而是在角色中盡見多姿的人性。這一點，與莎士比亞的成就相似。莎士比亞藉歷史和民間傳說的人物，注入今古恆見的人性，英雄人物之中有缺點：哈姆雷特的猶豫不決，與《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相似，《理查三世》主角陰暗的內心世界，又與《笑傲江湖》裏的岳不群各有層次豐富的色彩相類。金庸的小說，以武俠為手段和環境，描述的是超越武俠的人文情仇，令金庸小說的人物超越情節、時代、武俠世界這個虛幻的品種（genre），緊扣現代生活的慣常人性，令人讀來驚歎而產生共鳴：怎麼少年郭靖如此像少年的自己、阿朱又這樣像以前的一位情人？陳家洛的缺點，自己也有，楊過的偏激，青年時的自己不也一度經歷？

當其他的武俠小說追求詭異誇張的武功和神奇的情節，金庸小說這一切硬件都有，但還有人性情感的軟件。譬如《射鵰英雄傳》裏的黃蓉對郭靖說：「靖哥哥，我死後你要答應我三件事：一，我允許你為我難過一陣子，但不允許你為我永遠難過。二，我允許你再找一個妻子，但她必須是華箏，因為她真心愛你。三，我允許你來拜祭我，但不能帶着華箏來，因為我畢竟還是很小氣。」

這段情話，用字淺白，豆蔻情深處，別見黃蓉的風趣頑皮。這段情話能討好全世界華文市場裏的女讀者，因為說出了女性的心聲。在眾多武俠小說之中，有許多武功高強才藝雙絕的女俠，但像黃蓉這般澤潤生光的女俠卻沒有。即使有，小說家也寫不出如此細膩真實的獨白。黃蓉不止會武功，她向洪七公學來的招式都是假的，但黃蓉之為二八年華的少女，她的情感是真的。

至於《倚天屠龍記》中光明頂群豪聚義時的悲歌：「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唯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一段，有道家與佛家的氣魄空茫，卻又須人到中年，百感交集，方始嘗得其中的悲情。

繁複的人生指導體系

金庸的武俠小說，至此已經不再「武俠」，而是「小說」，甚或超越「小說」，可作為一套繁複的人生指導體系，其中除了恩義情仇，還有官場政治。滔滔「江湖」成為一個模糊的世界隱喻，其中有幻影多姿的人生道理。譬如十四部武俠小說，一九五五年的《書劍恩仇錄》以反清復明的紅花會英雄抗爭始，但二十年後封筆之作的《鹿鼎記》，主角韋小寶對於清廷，卻是一個妥協的投降派。金庸的小說長卷面對強權，以英雄抗爭始，卻以潑皮妥協終。俠義的大道理，由陳家洛、郭靖，經歷了張無忌、喬峰、令狐冲，最後歸於不懂武功的韋小寶。莎士比亞以「暴風雨」為智慧圓熟的巔峰，經歷四大悲劇之後，《鹿鼎記》就是金庸的「暴風雨」。

金庸小說不但不重複，而且隨作者年歲的增長和人生經驗的累積，蘊藏了作者不同階段對人生、中國、世界的不同觀點。金庸小說每一個男主角都是金庸自己：少年的激進叛逆、青年的浪漫多情、中年的躊躇滿志，還有事業成功之後，在權力與自由之間的掙扎，在入世欲望和出世圓融之間的兩難。

金庸的小說大業，是金庸一生充滿矛盾和痛苦之間的自我鞭拷。藉小說男主角的情感和遭遇，不斷自己問自己：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為何人生在世有這許多苦痛？在誘惑和道義之間如何取捨？在許多想不到的困局之中如何破局出生天？讀金庸小說，連同金庸創辦報業的過程一起讀，就看得到金庸的小說不但寫世界，還在探索自己。

貫穿二十年創作，始終有一條價值的主線，就是「自由」。金庸熱愛自由，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中明志甚殷。當名、利、色、權的世俗物欲都成為羈絆，自由才是最寶貴的宗旨。《笑傲江湖》表達了他對政治的參悟，《鹿鼎記》體現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看法。錢穆、胡適用學術來表達的觀點，或柏楊以雜文來寫白的論斷，金庸在他的小說裏以最真實又含蓄的態度都探討完了。這是金庸曠古絕今的成就。然而，當今世代的庸俗和反智潮流，拒絕思考、崇尚粗糙而失去了細膩的觸覺。再過一百年，還有人看金庸的漫畫故事，金庸的哲理，卻恐怕無人可窺悟了。

（作者是香港專欄作家及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