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評台   2015 年7月24日

作者：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何俊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碩士)

【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自由主義者無法應對這些事件。他們很可能對獨立民族理應以他們屬意的方式自我管治的想法予以體恤；但又對某些刺耳、有時甚至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形式有所卻步。當他們被要求去解決由人口混合或當兩個民族對同一片土地宣示主權時所衍生的實務問題，他們只能舉手投降……某些問題可能真的沒有解決方法；但另一些卻能通過審慎地反思民族的本質及其主張的合法性而達致站得住腳的結論。」
—《論民族性》作者David Miller

《論民族性》是學者David Miller於1975年撰寫的經典著作，但上文所引述的一段討論，卻準確地預測了40年後香港的爭論—自從2012年以來，有關香港的本土主義的倡議如雨後春筍，也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辯論；誠如David Miller的預言，「本土主義」2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論者」3的批判，並由此引發了連場「本土vs.左翼」的論戰。

本文嘗試介入近年「本土vs.左翼」的爭論，回應「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些質疑，並建構一種以「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為中心的本土論述。本文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建構香港「自治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政治（港英時代的「在地管治」傳統）和憲制法律角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論證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二、提出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的「邊界控制」，並批判「左翼論者」在討論大陸新移民及社會福利問題時，完全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三、批判「左翼論者」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踐，錯誤地理解成無所限制，更加不恰當地將「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視為二元對立。

四、指出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些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的盲點，並討論「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對香港移民政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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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究柢，「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根本誤解，在於他們不明白本土派其實不是排外（即一般意義的外來者）、而是排中（即天朝中國），也看不到北京就是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構成的最大威脅。

正如學者黃國鉅指出，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本土主義」，是香港人面對天朝中國步步進逼下發出的最後吼聲，只為守護我城彌足珍貴的「自治共同體」地位。